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第1篇

范文一

尊敬的老师：

您好!我知道自己这次旷课的行为影响很不好，给同学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我知道自己错了，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一次。

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我会毫不犹豫的啐他一脸，不是谁的智商都这么低的。说实话这次旷课本人深感惭愧，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不起教我育我的老师，更加对不起从幼儿园开始到前几天都没有旷过课的自己，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于这次的事情我只能说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之下，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我心中有千般悔恨，万种自责，但我相信这次的错误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它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希望同学们以我为鉴，不要像我一样做出有组织无纪律的事，那些没有被记但旷课的同学也要以此为鉴，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以后我会不断努力，争取做得更好。

范文二

尊敬的杨老师：

您好!对不起，对于自己旷课的行为我现在郑重的向您递交检讨书，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很愚蠢，我也明白自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真对不起，我的行为让你失望了，我的举动让你操心了。我也很难过，我旷课了，虽然我很少旷课，但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这在我的学习生涯中留下了一个败笔。

这次旷课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由于昨天晚上以前的几个同学回来了，邀请我一起去玩。说真的，我不想去，真的不想去，我不想因为玩耽误学习，我担心睡觉晚了起不来，但是，在他们的一在坚持下，并以哥们义气要挟下，我的防线被摧毁了。

杨老师，你知道的，现在同学们之间很流行哥们义气，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好的现象，可如果我不去，将会被他们孤立起来，被同伴抛弃的感觉是无法形容的，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日子真的不好过，相信谁都不愿被伙伴抛弃，并且我当时认为只要适当注意，早一点回来，是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的。可是他们一直玩到很晚了才回家，我只有无奈的陪着。杨老师，我当时玩得好苦呀!我想到你对我的谆谆教诲(查成语)，想到父亲严厉的目光，想到你们失望的眼神，我不敢想，我不想这样玩啊。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第2篇

摘 要：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黄州之贬是推动苏轼旷达人格最终定型的契机，乐天、闲适、心安是苏轼旷达人格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在《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炊?尬????煨校?搜?裰?酪病保ā蹲?印た桃狻罚?S炙担骸巴蛭镂拮阋灶笮恼撸?示惨病??苍蛭尬??尬?苍蛉问抡咴鹨印N尬?蛴嵊幔?嵊嵴哂腔疾荒艽Γ?晔俪ひ印！保ā蹲?印ぬ斓馈罚苤??臻?浴蹲?印芬皇椋?梢运凳抢檬煊谛兀?云淇醮锶烁竦男纬善鹆瞬豢商娲?淖饔谩?br>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三、苏轼旷达人格之表现

乐天派之苏轼。林语堂不愧为苏轼的知音：“我可以说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坡最佳的名言，是他对弟弟说过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坡传》）

苏轼曾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白苏二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思想上儒、道、禅的杂糅，特别是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等等。苏轼吸收了白居易身上的乐观精神，而又超越了白居易略带消极的自适而至旷达。苏轼生就开朗健康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处处可见,正如《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皆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西清诗话》载有苏轼的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好友陈季常总被妻子训斥，这让坡想起释迦牟尼狮吼的样子，加上陈季常的妻子来自河东郡，便有了“河东狮吼”的笑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黄州之贬把苏轼的乐观性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产生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总览全文，由景及情，由乐到悲，再由悲而喜，形象而集中地勾勒了作者由苦闷而至解脱的心路历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苏轼痛定思痛，参之佛老，而豁然开朗。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应该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赤壁的清风明月，藉以老庄佛禅之玄理，成为苏轼豁达的根据。

闲适之苏轼。苏轼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又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是少有闲人，因为欲壑难填，人心难闲，非到一定境界，闲适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是谪居黄州，让苏轼成为了“闲人”。他常常“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①苏轼黄州之“闲”固是迫不得已，但也给了苏轼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炼狱。他一方面躬耕于东坡,像老农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味生命的真意，一方面读佛老之书，参禅学佛，炼丹闭关,而始知闲者要义。黄州之贬使苏轼涅??而获得了新生,其旷达人格已蔚为大观，作于到黄州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词可以为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禅宗的视角看，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虽潇洒镇静仍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还是一种形式的“执”，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而显闲适。

苏轼晚岁被贬至惠、儋，对闲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岭海时期的苏轼完全摈弃了外在俗事的影响，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只求诸于自我、内心的感受,实现了物我的齐一。苏轼以一种“闲”的眼光来关注内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以“闲”的方式来艺术地生活，所以举凡食鱼、烹肉、煮茶、养卉、酿酒、睡梦、梳洗、静坐、习禅等生活琐事无一不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无怪乎林语堂这样吃力地描绘苏轼：“我们未尝不可说，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心安之苏轼。关于“心安”，中唐中隐诗人白居易曾反复吟诵:“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苏轼对白居易的“心安”境界当心领神会。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于元丰二年谪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七年罢还,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也回到京师，苏轼曾以《定风波》词记叙二人阔别重逢,即显示了其时苏轼“心安”的心态,其序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词云：“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是赞友人，更是作者贬黄州之后心灵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苏轼又遭贬谪，其实对于已至旷达之境的苏轼，天涯海角之贬都形同旅游，因为贬谪的只是苏轼的身体，而丝毫损害不到诗人那颗旷达之心。贬居惠州时，苏轼《纵笔》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诗人“心安”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此诗给当时的宰相读到，迁怒于苏轼这样安稳的“春睡美”,再次把苏轼谪贬到儋州。

四、结语：《念奴娇·赤壁怀古》属豪放还是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看作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可细究起来，似乎不妥，因为全词的重心应在末尾，前面大段豪放的抒写应只是铺垫。总观全词,作者亲临赤壁，更是“神游故国”，借赤壁雄浑景象和“风流人物”周瑜的想象，引出“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人生如梦”的感慨以及举杯洒江的自适,来抒发自己当时来之不易的心境——旷达。显然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与豪放风格所要求的宏伟气魄和昂扬感情相去甚远，我们不应该被词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诗句所蒙骗，而错过了词作真正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此作应该是豪放中显旷达。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②这里李泽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轼旷达的人格。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我要补充的是，如要论人格之高远，当非苏轼莫属。

参考文献：

［1］ 曹志平.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j].西北师大学报，2004，（4）.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第3篇

苏轼年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成才，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生性疏狂，于词作之中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匡国济民的诚挚愿望。《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鬂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被贬密州时所作。词中描写词人“为报倾城随太守”出外打猎的热闹场面，在浩荡的狩猎队伍中，刻画了一位“亲射虎”、“射天狼”的英雄形象。此时的东坡，虽然“鬓微霜”，但又何妨呢？词人还等着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举用自己，到时就能够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挽开“如满月”的雕弓，“西北望，射天狼”，击退辽夏异族的侵扰，稳定北宋的边疆。世人常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概括表现东坡词的风格。殊不知，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更能展现东坡积极用事、驰骋边疆、以身许国的凌云壮志，是东坡词之所以为后人评为“豪放”的诠释。东坡亦曾有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侁）书》）。又有《吹剑续录》记载东坡曾经向玉堂上一位善于弹唱的幕士，询问自己的词与柳七词有什么区别。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完后，十分钦佩，赞叹不已。调侃诙谐之际极其形象地概括苏轼词豪迈奔放的特征。

苏轼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俸禄，于是向当地知府申请东坡上一块地，自己下地耕作，以解日常柴米油盐之忧。也是在这段期间，苏轼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苏轼年少除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外，同时又广泛涉猎释、道两家学说，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游刃有余。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验。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早年思想境界里已经掺合老庄之道，这对他后来在仕途上屡遭贬斥、历尽坎坷，而仍然能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奠定思想基础。“乌台诗案”后，苏轼跌到人生的低谷，不得意和暂时无法排遣的忧郁，使他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句在白纸上真实地书写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感，一丝也不掺假这种对有限短暂的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命运的虚幻易变，虽不免带有消极的情绪，然而这种阴鸷的灰色冷调子并非词人的主要生命色调。词人的人生态度是旷达的，是在人生困境中力求自我超脱、以最平常的心态来欣赏人生的风雨阴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个“打”字，将雨之大力透纸背。在这大雨中，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独惟词人仍有情致，一边“独行”一边“吟啸”，以轻快的心情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豪言。稍后，在料料峭峭的春风里迎上山头快要落下的斜阳，回首看看刚才来时的风雨处吧，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豁然开朗。只有历经宦海浮沉、生活苦难而又豁朗旷达的人，才能发出如此喟然之语。难怪郑文焯有言：“此（指该词）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大鹤山人词话》）倘若没有东坡之胸臆而欲仿其词，犹东施之效颦，焉能得其凤毛麟角。

辛弃疾与苏东坡并称，后人视其为“豪放派”之代表，然严格来说，辛弃疾更能得“豪放”要旨。东坡虽不袭柳七词风而变革词体，另开词境，“自是一家”开词坛“豪放派”之先河，然而东坡多的是一份“旷”，而辛弃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豪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人慷慨悲愤的情怀宣泄于纸上，一气惯之，立就成一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世事变幻异常，昔日的“风流”也“总被雨打风吹去”。慨叹未了，词人笔锋一转，以自己的沙场经历再现当年刘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战绩。今天，词人的满腔愤懑只有化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情流如决堤的洪水直泻奔腾，洋洋洒洒不可拘束，凸显豪放气象。

词人不同的人生旅历是造成作品风格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苏轼的出生经历甚不一样，辛弃疾出身行伍，曾经组织、参加过抗金的义军，后从北方回归南宋朝廷，寻求报国之门。辛弃疾“归正人”和北方人的尴尬身份，致使自己不被赵宋王朝所信赖和重用，空怀一腔热血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年少时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壮志豪情付之东流水，自己一生崇尚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希冀自己能具有孙氏般的雄才伟略，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使词人万分叹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人事皆非。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将才，辛弃疾怀抱的是英雄情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慷慨激昂。而事实上不受重用的词人满腹牢骚，只能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豪放的胸襟不逊于苏东坡，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对于世故的通透达观，辛弃疾远逊于苏东坡，故较之东坡的能进能退，辛弃疾则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忍的两难境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豪情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辛弃疾心中无法排解的愁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只能将苦水往心里头咽，“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这是一个生动的落魄英雄的形象写照。在进退方面来说，苏轼表现出与辛弃疾不一样的旷达。苏轼思想兼备儒、释、道三教，深悟实相，对人间世故练就旷达的通透，“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孤馆灯青》所以在屡遭贬斥、身处逆境时能够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秉持开怀通彻的胸襟，不至于和辛弃疾一般无从释怀。

与苏轼词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辛词里，多出现战争和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意象。“吴钩”“旌旗”“锦襜”“马上琵琶”等意象群在辛词中频繁出项，创作出一幅幅宏伟壮阔的军事一景象，浸透一股股昂奋豪放的情怀激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剑”、“吹角”、“连营”、“八百里”、“五十弦”、“沙场”、“的卢”、“弓”等军事意象密集组织在一起，构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急凑、跳跃的节奏唱跳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洋溢男儿征战沙场、誓死不惧的豪迈。在这里，血性男儿的力度美和崇高美铸就了辛词惯有的阳刚之美、豪放词风。

在创作手法上，东坡主张诗词一体、以诗为词。在词的创作中，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将“诗言志”的特征在也运用在词里，开拓词的境界。苏词里大量地融入词人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次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月的变化想到人世间人与人的种种境遇，从而将对人世无常的思想升华到通透达观的境界，以一种平和的、祈祷的心祝福天下人“千里共婵娟”。辛弃疾更是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到词的创作当中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惟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若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采用辞赋的手法，运用比兴，借用惜春、留春、怨春的、凄美景象，层层铺开，逐渐渲染词人悲壮抑郁、愤懑伤怀、“闲愁最苦”的悲思。以文为赋的手法填词，更便于宣泄炽热的情感和诚挚的真情。因而，辛词“豪放”风格尽显无遗。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参考文献：

①《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②《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③《唐诗宋词名篇注评》，陈新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苏轼；贬谪：心态

苏轼万里投荒，九死一生，归至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卷四十八P2641他将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不乏自嘲意味，却道准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漂泊万里而眼界开阔，历尽忧患却境界升华，对尘世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感悟。黄州、惠州、儋州为其人生政治之低谷，却为其思想性格之高境、文学成就之颠峰。因此，研究苏轼的贬谪心态，无疑是把握住了他生命律动之脉的。

一、幽独孤高又坦然超旷

中国古代有贬谪经历的士人不计其数，但心态各有不同，苏轼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从“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卷一P581，《沁园春·古馆青灯》)的朝廷命官沦为带罪之人，精神之孤独，生计之困窘，身体之衰病，都困扰折磨着东坡。他的心态首先表现为幽独孤高，困顿牢落：但另一方面又善于排解，坦然超脱。两方面合而观之，才是一个完整真实的苏东坡。

苏轼贬谪时期，“幽”、“孤”字眼频频出现于其诗词中，传达出他幽独孤高的心态。他常常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卷二十P1032，《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掩关卧”(卷二十三P202，《和陶读(山海经)其一》)、“幽人方独夜”(卷三十九2140，《江月五首》)、“孤山之好在，孤客自悲凉。”(卷一P576，《临江仙·送王缄》)、“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卷一P590，《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二P603，《永遇乐·长忆别时》)、“幽”、“孤”二字最能反映其幽独孤高的心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卷二P601)陈廷焯推崇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卷二)词中这只徘徊返顾，若隐若显的孤鸿就是词人的化身。“缺”、“疏”、“断”、“静”、“幽”极力烘托出词人凄清哀婉的心境，而孤鸿的“惊”、“恨”、“冷”等心灵感受又尽为词人忧谗畏讥情绪的真切表露：“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行径则寄寓了他孤高自傲、不随波逐流的心志。其境界正如黄庭坚所说：“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卷三十九引17268)

这样的孤独之感，每每是与苏轼政治上的失意结合在一起的，譬如这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卷一P569)

上片渲染了词人悲凉的心境。风叶鸣廊，词人忽觉人生短暂，已惊繁霜侵鬓，这是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意，从而深感人生如梦境般荒谬与无奈。下片则对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作了含蓄的暗示。“酒贱”句暗指身遭贬斥，受人冷遇，‘云妨”句隐喻小人当道，君子遭谗。“北望”的含义，历代论者有所争议，《古今词话》认为苏轼“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卷四P34)，而胡仔认为是“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P156)。这两句有念怀亲人的无限情思，有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群小当道的愤懑，有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深意，也有难耐的孤寂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凄凉。

苏轼的心态代表了中国古代士大夫贬谪后的普遍心理，然而又和前人有所不同。由于臣对君在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依附性，一旦见逐，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流露出悲苦之态。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以致“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投汨罗江而去。贾宜贬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虽痛逝者，实为自悼，终抑郁而去，年仅三十三岁。韩愈因上书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潮州刺史谢上辰》)，悲伤至极。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直至柳州刺史后。“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甚至精神悸怖，“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

东坡有些诗句虽然表达孤寂之辞，但已不见幽独之隋，蕴含着审美的诗意境界，是苏轼贬谪心态从幽独孤高转变为坦然超旷的过渡。《和秦太虚梅花》云：“……江头干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卷二十二P1184)后人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引范正敏《遁斋闲览》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卷十P273)江头千树引不起词人兴致，而独赏竹外一枝明如许!正因身为逐客孤独凄伧，故偏爱清幽孤寂之美。《和陶杂诗二十一首》其一日：“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囚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卷四十一P2272)处境幽绝，如耿耿缺月独挂晨空，却不怨天尤人。历尽坎坷。岭外归来之时，东坡作《次韵江晦叔二首》其二云：“浮云世事改，孤月此月明。”(卷四十五172444)《苕溪渔隐丛话》评此句：“寓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卷二十七P564)

东坡的幽独孤高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定风波》是这种旷达心态的代表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卷二P595)

自然界的风雨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一种处风雨忧患而放旷超脱的心态流露笔端。苏轼在徐州时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P356)当词人忘掉了利害得失，用“寓意于物”的眼光去看待万物，以豁达的心胸去对待贬谪的不幸遭遇时，就不再是“幽人”、“孤客”、“狂夫”，词人的生命状态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豁达放旷的心境成就了一种沉浸于美的享受，坦然超旷的心境升华为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如《初到黄洲》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卷二十P1031)自笑平生好论是非，因言得罪而成逐客，自是“失”，而长江鱼美竹翠笋香，不无“得”。而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卷四十P2192，《食荔枝》)，渡海时，则“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卷四十三P2366，《六月二十夜渡海》)。几番化“失”为“得”，尽显坦然旷达。

苏轼贬居儋耳，北归临行作《别海南黎民表》：“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卷四十三P2362)始终以贬地为吾乡，故能心中甚安，坦然旷达。史载，王巩的侍儿柔奴随王贬居岭南，北归后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于是作《定风波》赠她，下片云：“万里归来平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卷二P581)这道出了东坡从容坦然旷达超脱心态的本质。心安，则随遇而安，无处为家处处家，摆脱漂泊失落的无归属感，找到精神之家园，获得精神的畅适自足。

二、皈依释道却执着现世

儒、释、道对中国的文化和士人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尤为明显。北宋时期，中国士大夫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的人格。苏轼能坦然超脱地面对苦难忧患，是因为他始终立足于心灵之救赎，灵魂之自立。三次贬谪，让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宏博开放，相容并采，成就了儒释道的人格。虽然贬谪后释道在苏轼思想占有主要成分，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摒弃社会的使命，人生的追求。在宗教中净化灵魂，在现世中自强不息。这是苏轼贬谪心态又一对立统一的特征。

苏轼早期以儒家的经世思想为主旨，以儒家典范为楷模，苏辙论其“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卷二十五P4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乌台诗案”以后，庄、禅的思想便由表及里，登堂入室成了苏轼思想的核心。少年时读《庄子》，苏轼感叹道：“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宋史》本传)苏轼受佛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他在读禅宗的要典《坛经》时曾说：“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

在贬谪黄州岁月的初期，他经常去城南的安国寺念佛静坐，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企望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佛境。在他的诗文中，还融入了大量的禅言道语，如这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卷四十七P2535)这可谓是悟道之言。从他晚年对陶渊明倾心不已，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便可看出他渐弃世事而趋“自然”，在纷繁的尘世外寻找精神的家园。

《庄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P157)《庄子·人间世》：“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P122)《坛经·疑问品》：“随所住处恒安乐。”(p126)老庄的思想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建立在人生的现世，它提出解决人类苦难的方法是恢复到人的自然状态，即精神和生存的自由自在，是形而上的关怀。“个体存在的形(身)、神(心涧题最终归结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P183)同样，“禅宗”则是把佛教世俗化，“‘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认识，而是个体的直觉体验。它不离现实生活，一方面它不同于一般的感性，因为它已是一种获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精神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常常要求舍弃、脱离感性。”(P207)苏轼是深得《庄子》、《坛经》真谛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剧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P9)，苏轼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站在现世的立场，视庄学、禅学为学问思想，重新整合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就是以“现世”为基点，在“现世”中找到精神的“自然”家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静子。”(P9)他既不同于愤世嫉俗的屈原，也不同于狂放不羁的李白，他虽然也充满浪漫精神，却旷达而随意。屈原的人生体验充满为理想的痛苦，“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吾将上下而求索”(《楚辞·离骚》)。李白多少带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萬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而苏轼则显出的是执着于现世的平淡超旷，自强不息。 首先，苏轼执着现世的心态表现为一种兀傲倔强的文化品格。他贬黄州期间，有《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却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卷二十二Pl183)“荦确坡头路”，确指也是泛指人间不平之路。而“自爱铿然曳杖声，”昭示出一种不畏艰险不平、生活中强者的步伐，一种自立与抗争的精神，一种面对生活之艰窘与政治阴影之笼罩而兀傲倔强的文化性格。“平生傲忧患”(卷六P281，《十月二日，将至涡口王里所，遇风留宿》)，“矫首独傲世”、“寄傲知今是”(卷九P350，《归去来辞集字十首》)，恰是一个兀傲倔强的苏东坡。

其次，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孤忠不减。东坡虽于贬逐中自称“孤臣”，含不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哀怨心理，但实际上他始终未能忘怀君国之事。贬黄时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诗云：“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上取可汗。”(卷二十一P1117)给滕达道信说：“西事得其洋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卷五十一P1475)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卷二P607，《满庭芳》)、“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卷四十四P2385，《次韵王郁林》)，一句句写在贬逐期间的渴望尽忠报国而壮志未酬的诗句，表现了贬谪中的苏轼执着于人生、孤忠不减的一面。

再次，苏轼在逆境中豁达乐观，自强不息，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个人精神世界，还表现在他的辉煌的政绩。“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卷二P596，《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旷达如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苏轼正是这句古老格言的贯彻者：

天之所以刚健而不屈者，其动而不息也。维其动而不息，是以万物杂然各得其职而不乱，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皆生于动者也。使天而不知动，则其块然者将腐坏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卷八P227)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宋史》本传)；谪居黄州。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亲耕东坡营地数十亩，从而自号“东坡”：两次到杭州，亲领疏浚西湖，淤泥成堤，堤上植柳，后世称为“苏堤”。旷达中的“自强不息”，既不同于儒家的 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庄的逃避现实，这就是苏轼。他学老庄，没有逃避现实：他习禅宗，也没有消极遁世。他以超然、旷达的情怀为后来者引以为知己。他的文化人格，也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非此即彼的精神家园。

三、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

魏晋以来，士大夫形成的对人生及生命的叩问，到苏轼表现的更加深刻。如李泽厚先生所云：“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P160)历尽忧患磨难而了悟人生意义是苏轼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苏轼早年于未进之时与既进之后对人生就有过深刻思考，人仕后，第一次与子由分别时作《和子由蝇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塞驴嘶。”(卷三P96)前四句写人生行迹之无定如“雪泥鸿爪”之不可凭依，结尾二句极写人生之辛苦，世路之坎坷，又有何种价值?诚有一种人生空寞之感。早年若隐若现的人生空寞之感，在他贬谪期间则表达为“人生如梦”之叹!《西江月》中“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卷一P582)，《西江月·黄州中秋》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卷一P592)，《念奴娇·赤壁怀古》云：“人间如梦，一尊还捋江月”(卷二P598)，《南乡子》云：“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卷二P599)，“梦中了了醉中醒”(卷二P602，《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卷一P579，《醉蓬莱·笑劳生一梦》)。这种人生如梦的感慨，显然以庄、禅阐发人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P327，《庄子·齐物论》)

这种人生如梦的空漠之感，饱含着现实世界深刻的思考，《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卷二P603)前两句化用《庄子》中“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语。营营，纷扰状，为功名利禄奔波。《庄子》又谓小人殉利，士殉名，圣人殉天下。为客体而失去主体，陶渊明谓之“心为形役”。苏轼早岁就有“汲汲强奔走”(卷一P9，《夜泊牛口》)之慨，此时经历了宦海沉浮、市朝倾轧，更有切肤之感。此身既非我有，营营之求又何益，倒不如驾小舟于江海寄其余生。“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卷二P587，《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正是此意。范蠡携西子泛五湖成为其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归宿，处于逆境之中，更是心向往之。这里“扁舟”、“小舟”本身的词汇意义具体指向消失了，具有某种象征性：它既是词人心灵的蜗居、载体，又是词人自己，可以随风坦荡于江湖，了无阻碍束缚。“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卷一P571，《念奴娇·凭高跳远》)，当人作为社会人道德地存在(社会责任、价值的实现)不适意时，往往会去寻求作为理想人而诗意地存在(个人自由的实现)。这或许还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启发，也许还包含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可见，其人生思考出入屆、庄、范、孔、陶、李等哲人高人之间，升华成一种终极意义的哲理。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卷一P6)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前赤壁赋》；明月意象；内涵

苏轼是一代文化名人，他的诗歌和散文分别代表了他在这两个领域中的独特成就。特别是他的散文，秉承了中国文化人旷达乐观的情怀，体现了“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超然，人教版必修二中所选的《前赤壁赋》就是杰出代表。

《前赤壁赋》是“乌台诗案”的产物。贬黄期间的苏轼精神世界经历了一个“追求——痛苦——超越——旷达”的过程。贬黄期间他人生如梦的苦恼只有通过“一樽还酹江月”来排解。经过了“大江东去浪”般的时光淘洗，终于达到了“客喜而笑”的境界，实现了思想境界的飞跃。这一飞跃的载体，就是贬黄期间的诗文中反复吟咏的“明月”。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月出》写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从此，这轮明月便照彻了古今文坛，浓如暮色的“明月情结”盘亘在了文人心头，流淌于他们的血液中。月，高悬穹宇，那么的洁亮，又是那么遥不可及；那么洁美，令人遐思无限。那么含蓄又意蕴无穷……圣洁而不可亵渎的明月，传达着文人们的许多审美经验：“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思乡愁；“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是孤独苦；“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心静宁远的人生超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超越个人情思的宽广胸怀。这是传统文化中的明月。

撇开其他诗文不谈，笔者只探究《前赤壁赋》中的明月的内涵。

从表象上看，《前赤壁赋》中，作者以明月为意象，借明月设意境，托明月表主旨。又以明月串全文，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苏轼思想情感的变化上来体察，旷达乐观绝不是阵痛后的顿悟，应是痛苦又漫长的“参月”、“悟月”后的沉淀。

在“壬戌之秋”与“既望”这两个突出的时间点上，月为人而出。“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心声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悲叹；“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理想“知不可乎骤得”。如何解脱？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时，人因月而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盈虚如彼，卒莫消长”，“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物各有主，虽一毫而莫取”，唯“清风”“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明白了这一道理后“客喜而笑”。苏轼从思“月象”到“客喜而笑”的过程，就是人生境界升华的过程，他完成了一次从凡人到超人的转变。因此，这一次认识的飞跃得力于明月的启迪。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究苏轼在思月观象中所悟获的明月内涵。

道家文化中，明月的内涵：

首先，月神女娲、嫦娥表现了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女娲、嫦娥个性平和，具有温柔而坚韧、聪明而善思、热情又乐观等女性特质，因而闪现着母性的光辉，能给人亲近、依恋和同情。月神的传说反映了寻找母亲温暖怀抱的文化主题。现实世界是难以把握的，不光痛苦，还充满着血腥的斗争！而明月却是宁静的，安详的，永恒而和平！像母亲温暖的怀抱，能安抚不堪重负的疲惫灵魂！

其次，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出现了对永生的追求。《山海经》中记载许多巫医皆有不死之药，服之可得永生。楚文化中，不死药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只要获得不死药，就能与月亮一样永生不死。嫦娥窃取不死药而奔月的神话，暗示了一种追求不死的生命精神。月中桂树创口会随时自动愈合，月中冰蟾能复活都是不死的隐喻。故月亮也能掌握人的生死，既可赐予人不死，也能创造新的生命。这种执着的愿望主要见于道家，由此也开启了中国两千年的炼丹史。另外，月亮的盈亏晦明循环，也影响了道家哲学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与宁静神秘的智慧品格的追求。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家思想将自然现象提升到一种人生智慧。杯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已深入人心。阴阳鱼太极图就是明显的体现，这对形成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和文化稳定性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样，月亮作为一种永恒存在的神秘象征，又成为士大夫逃离现实的人格化身与一种飘逸的风范。当士大夫历经宦海波澜，顿悟人生禅机之后，便一头扎进那澄透晶莹的月光世界里去了。

因而明月就代表了安详、永恒、和平的母亲温暖的怀抱，代表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境界。

《前赤壁赋》中道家思想有很显著的体现。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羽化”是道家语，道家称飞升遐举为羽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这种变与不变的观点，是受了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相对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举匏樽而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心中明月是安详、永恒、和平的，生生不息的，他把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寄托在酒中，和明月交谈，回归生命至情至美的本真，指向了道家生命的哲学！

佛家文化中明月的内涵：

佛家文化中明月的意象意蕴十分丰富，其中独具代表性的意蕴主要是喻指自性的圆满空净。《佛说月喻经》曰：“皎月圆，行于虚空，清净无碍。”同时，《华严经》中宣扬了法界缘起，理事无碍，圆融自在，认为宇宙间的各类关系都是圆融相通的。

苏轼散文《前赤壁赋》中，佛家思想有鲜明的体现。佛教常以水流的流转不息、易逝难追喻指人生的无常。佛教水意象突出的是时间观，讲的是人对生死如何超脱的道理。“逝者如斯，而未尝往”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认识，“羽化而登仙”的心境，正是佛家“容而化之”的观照。

禅宗的顿悟理论认为：成就佛道，不需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也不需经验积累，只凭感性直观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苏轼就是借助于此去追逐一种超脱旷达的精神境界。

道、佛中这些对明月的认识，深刻的影响了苏轼。正是由于有了对明月这一物象意蕴的深刻理解，他才参悟到了自己的处世哲学，得以自疗伤痛。散文《前赤壁赋》就借助明月反映了他的世界观。苏轼从思“月象”到“客喜而笑”的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灵魂的升华，完成了一次精神世界的转变。因此，这一次认识的飞跃得力于对明月内涵的解悟。

苏轼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境界。治国济世的儒家思想，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让他以理性的现实的态度来对待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显得从容自如，让他冲破正统儒学伦理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自由，回归自然，超世脱俗。佛家的圆满空净，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消解了悲剧意识。儒、道、佛精神成了苏轼安身立命的精神柱石：以儒为主，兼以道、佛为辅。即以儒家思想作处世之具，以道家思想作修身之术，以佛家思想作安身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