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第1篇

关健词：物权法，第三方，物权

物权是指人对物进行管领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即调整人对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一般认为，物权法属于强行法的范畴。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双方往往并不知道对方财产的来源是否合法以及对方是否对财产具有合法的处分权。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倘若要求受让人必须对对方财产的合法性以及出卖的处分权利逐一调查，这无疑会大大地增加大市场交易的成本，影响交易的快捷。商品交换关系内在地包含着民法物权的变动过程。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如何构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确保财产流转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便成为摆在物权法面前的现实问题。我国就物权变动中第三方地保护问题，理论界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行为无因性、公示公信原则等制度的优劣选择上可谓大相径庭：

1　以善意取得制度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重要功能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在德国普通法时代，因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此项理论是有必要的，但《德国民法典》对于善意取得设有明文，足以维护交易安全，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理论，可谓已失其存在之依据。

2　公示公信原则代替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是以区分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的物权与债权关系，进而排除债权关系对物权关系的影响来保护第三方，而公示公信原则却从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入手，直接保护第三方对公示的信赖利益，并不改变物权变动当事人内部法律关系的性质，因而，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公示公信原则为基本原则构建物权变动理论。扬弃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

3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为物权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三方作为物权的取得人，其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的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无因性原则根据物权公示原则首先建立第三方保护的客观标准，以此为基础建立符合公示原则的权力正确性推定规则，然后根据这一规则来确定第三方的善意与否，并通过对第三方的保护。

一、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探讨

当前，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规则”，因而民法也势必要围绕着市场交易的安全、公平和效率价值目标来构建，善意取得制度孕育而生。“善意取得”理论的本质是依法赋予第三方一个针对原物权出让人的抗辩权，使其在自己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物权取得。该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它把第三方的主观心态当作其权利的取得是否受保护的标准，从第三方的主观方面解决了交易公正的问题。尽管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作用却被不适当的夸大了。善意取得制度以主观善意为条件。决定对第三方的利益是否应予以保护，这符合人们的法律情感，同时这也正是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

首先，判断第三方主观上是否是善意的客观标准难以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以第三方的主观善意为标准决定是否对其保护，在理论上似乎对保护第三方利益可谓入情入理，但在实务操作中，这些模糊的善意标准使负有举证责任的第三方往往难以举证。

其次，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物权的领域内。因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薄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第三方已经无法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再次，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不周密。善意取得理论不能把依据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与事实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最终区分开来。善意取得的支持者常常设计的保护第三方的情形是：甲将一物出卖给乙，而乙又将其出卖给第三方丙。均已经交付；在甲与乙之间的舍同有瑕疵，而甲提出撤销合同并主张返还原物的情况下，第三方丙依善意取得所取得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受到保护，而不受甲的追夺。善意取得对丙的保护的缺陷恰恰就发生在其保护的理论基础上：丙此时取得物权的法律基础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

如依此说，丙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中断。这样就在法律上剥夺了丙在其与乙之间的法律关系有瑕疵的撤销请求权。并且。由于乙不是物的真正所有人。其不会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因为，丙此时的权利取得是事实行为取得而不是法律行为取得，而事实行为是不能撤销的。

二、对公示公信原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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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物权变动的公示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包括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应当或者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动产物权以交付为公示。尽管从表面上看，公示是约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从最终意义上说，公示手段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为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法律根本没必要设立登记或交付制度，因为双方当事人之问的约定足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经登记或交付只是依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反而更有利于交易的便捷。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示要求与公示效力结合方式上的不同。

(二)公示的公信力问题

物权变动必需公示，坚持形式主义立法模式的国家无不认为公示是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但当公示权利状态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时，如何平衡真正权利人和依赖公示的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同样是物权变动中的又一敏感话题。公示的公信力是指对于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形式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法律效力。公示的公信力是以权利的正确性推定为前提的。对于不动产，只要有登记存在，那么法律就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存在；对于动产，只要行使权利的人为该物的占有者，就推定该占有者行使权利为合法。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方，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公示瑕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方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瑕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三、物权无因性的理论分析

我们讨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问题有个研究角度界定的问题，仅有买方、卖方的单手交易不应考虑“无因性”问题。与善意取得制度一样，“无因性”问题是针对交易中有“第三方”情况的应从“第三方”的角度探讨“无因性”问题。所谓无因性原则，即第三方作为物权取得人，其所取得的物权不受其前手交易瑕疵的影响，直接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为物权与债权的最终区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最终解释了不动产物权公示的“公信力”。使得第三方得以放心地对公示物权进行交易。通过比较无因性为前提和有因性为前提下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状态，证明“无因性”更为科学、更有利于物的流转、更符合交易各方的意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使买卖双方的利益均衡，体现了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维护了物权的公示公信力。保护了第三方的利益，促进了物的流转和利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科学的、合理的维护了公平和发展。

四、善意取得制度，公示公信和物权无因性的关系

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植物新品种保护 法律制度 保护模式

一、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1997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为中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提供了完善科学的法律基础。随后,中国在1999年加入UPOVl978年版本,成为了UPOV的正式成员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始履行TRIPS协议并开始承担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际义务。为了保证《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顺利实施和统一司法,1999年以后,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植物新品种保护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诸多法律文件,最高人民法院还相继出台了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此外,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TRIPS协议中有关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关于植物新品种生产方法授予专利的规定,也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修订,对原来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立法的内容变得更加简明集中;新规定增加的内容提高了规章的可操作性。2013年1月31日,国务院通过《关于修改的决定》,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第三款和第40条进行了修订,并于2013年3月1日起生效。至此,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体系,为育种家的利益提供了充分保障,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保护模式我国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模式是对于植物新品种本身适用UPOV公约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方式给予保护,对于育种方法则给予专利保护。具体如下:

1.《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目前《条例》对植物新品种采用专门法保护。《条例》的内容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容和归属、授予品种权的条件、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品种权的审查和批准、品种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侵犯品种权的法律责任等。按照《条例》规定,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应当具备“四性”,即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确定植物新品种新颖性的主要依据是是否进行了商业销售。《条例》确认了完成育种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所享有的民事权益,即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条例》同时规定,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权和品种权可以依法转让,并规定了依法转让的条件。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是自授权之日起,藤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林木为20年,其他植物为l5年。为进一步明确处罚标准和加大处罚力度,2013年1月31日《条例》第39条第三款被修订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货值金额或者货值金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条被修改为:“假冒授权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责令停止假冒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货值金额5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货值金额或者货值金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专利法》对生产植物新品种方法的保护。《专利法》第25条规定:“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1)科学发现;(2)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4)动物和植物品种;(5)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对前款(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可见,专利法只对生产植物新品种的方法进行保护,而不保护植物新品种本身。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不足虽然2013年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了修订,但是只有第39条第三款和第40条,主要是加大了处罚力度。其他方面并没有修改,目前该《条例》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亟待进一步修订。

1.立法层次低,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差。首先,在规范性质上,《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立法及效力层次较低,原则上不能为当事人设置新的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条例》与相关法律如专利法、种子法等之间缺乏有机衔接,不能很好协调、处理植物新品种权和其他传统知识产权之间可能造成的冲突,不利于很好实现对植物新品种的专利保护与品种权保护的协调。

2.相关规定不完善。(1)关于优先权制度。《条例》第23条规定:“申请人自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品种权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又在中国就该植物新品种提出品种权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根据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时提出书面说明,并在3个月内提交经原受理机关确认的第一次提出的品种权申请文件的副本;未依照本条例规定提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交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这是《条例》规定的先申请原则,同时辅以同时申请时的先完成原则。该优先权制度设计并不完善,如对于先完成品种培育之人没有申请授权而被后培育出同一品种之人申请并获得授权,那么先完成之人是否有权继续使 用或销售即在先培育人的“先用权”问题,《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对于方法专利专利权人利用方法专利育成的植物繁殖材料生产、销售时,与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如何调和的问题,《条例》也没有规定。(2)关于宽限期的规定。作为丧失新颖性的例外,宽限期制度源自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1条的“无损害公开”制度。之后,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专利法中均设置了宽限期制度。《条例》第14、15条规定了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新颖性和特异性要求,但对于何为“已知的植物品种”未作明确界定,也未规定宽限期制度。(3)关于“农民自用”的规定。《条例》第10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但是不得侵犯品种权人依照本条例享有的其他权利:(一)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及其他科研活动;(二)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现代农业工业化特征的出现,农民自繁自用已经开始具有商业目的,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性的例外规定无疑会使育种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必要对“农民特权”确定具体明确的标准。(4)关于保护范围和品种权内容。《条例》第6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侵犯品种权人独占权的行为,即为商业目的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条例》明显存在保护范围小、品种权内容少的问题,这对于保护品种权人的独占权是远远不够的。(5)“职务育种权”规定不尽合理。《条例》第7条第1款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该单位;非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申请被批准后,品种权属于申请人。”植物育种权归单位所有确有其合理性,但是对育种人的奖励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激发其科研积极性,鼓励进一步创新。《条例》最起码应规定职务育种人有权标明自己为育种人并有权获得奖励。似乎《条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

(二)《专利法》的不足目前我国的专利法并不保护植物新品种本身,只保护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植物新品种不是可专利性的主题,但权利人可以就植物新品种的生产方法获得方法专利权,权利人获得方法专利后,其排他性效力延至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但从目前仍占优势的传统育种方法角度看,该规定难以在广泛范围内发挥作用。此外,由于我国专利法把转基因动植物品种排除在保护之外,仅仅对生产转基因动植物的非生物学方法给予保护,其很难真正维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82-02

一、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概述

目前，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在我国还没有形成体系，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还不够重视，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更是只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没有形成隐私权保护的成文立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人物这一群体以强大的阵容跃入到了公众的视野，由于公众人物有其特殊性，因而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就要求立法者要充分重视其隐私权的保护。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publicperson）概念的前身源于“公共官员”，始于1964年的《纽约时报》沙利文案，沙利文案为“公众人物”的概念铺设了前提。从此，新闻媒介对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评论和报道被赋予了宪法特权。

后由美国诽谤法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1967年“柯蒂斯出版社诉巴茨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将沙利文案中的“公共官员”这一概念扩展成“公众人物”，对于公众人物的认定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大法官沃伦（Warren）为代表，即公众人物在公共问题上对普通公众的牵涉程度，与公共官员在此类问题上与公民的涉及程度相当[1]。支持此观点的人数占大多数。而以哈兰大法官（Harlan）为代表的少数法官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思路：公众人物是指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人。两者的观点都有不足之处：前一种观点通过与公共官员相比较的方式来确定公众人物的内涵，对其内涵的解释过多的受到沙利文案的影响，而第二种观点的解释只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少之又少，因而这种定义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针对“公众人物”概念的界定的观点都具有局限性。相比较之下，第二种观点更具有科学性。因而，哈伦大法官提出公共利益了这一观点就具有了重要意义，为“公众人物”概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2]。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界定

我国民法草案关于隐私权的规定涉及保护私人信息、私人活动、私人空间、身体隐私、通讯自由等方面。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应该着重从几方面考虑。第一，收集储存公布公众人物资料须得本人同意，禁止非法收集和传播他人个人信息资料，禁止以营利为目的传播他人信息和资料。以营利为目的收集、传播他人隐私的通信、资料、信用档案、电子邮箱地址等个人信息的，须经本人同意，但出于社会公众利益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的舆论监督和新闻宣传等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新闻侵权。第二，依法可以收集公众人物个人资料的个人，对其收集的他人私人信息有保密义务，对其合法收集的他人私人信息不得从事以非法或者盈利为目的的活动。第三，公众人物的生活安宁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禁止以窥视、跟踪、窃听或者电话骚扰等方式，破坏公众人物的生活安宁。总之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必然要低于普通大众的隐私权，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3]。

二、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方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随着电子数据的发展，诸如数据保护法一类的法律适应飞速发展的电子时代的需要，而这类法律不可避免的要直接确认与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乃至具体规定侵权的赔偿数额。第二，必然会产生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冲突，必须完善隐私权的立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减少公众人物隐私权案件的发生。在对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问题上，要借鉴国外先进的保护方法，及直接保护的方法，并制定隐私权保护的成文法。根据我国的法律传统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方法，避免出现美国那样的严格限制。

（二）在立法方面的缺失

我国对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较零散，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立法，我国三大基本法宪法、民法、刑法对隐私权规定的非常少，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基本没有。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随着新闻行业的发展与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日益重要，而我国却没有保护隐私权的成文立法，所以就需要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关于隐私权方面的立法一直比较滞后，不能跟上司法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上面基本处于立法空白，虽然不同法系的法律传统各不相同，在立法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但在信息日益发达的现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地缩小，我们可以借鉴不同国家的立法或者判例，跟上时代步伐。

我国还没有关于隐私权方面的专门立法，三大基本法对隐私权的规定都不健全，在司法实践中，仅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隐私权的保护是不够的，200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规定了：“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个规定过于笼统，并没有规定隐私权保护的原则、方式、方法等问题。而美国作为隐私权比较完备的前沿国家，尽管是以判例为主，但也制定了隐私权的成文法，如《隐私权保护法》、《电子通讯隐私法》、《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等一些成文法。而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却没有隐私权的专门立法，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

（三）在司法方面的弊端

由于我国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立法不健全，我国又是成文法国家，所以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非常困难。而且没有统一的立法，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量刑不一的情况经常发生，这样就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虽然理论和实务界都认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保护应该适当减损，但在判决中的说理仍然不充分。由于公众人物隐私权相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有其特殊性，必须让其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相区别。由于没有成文法典，在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就增大了，导致相同的案件判决的结果却不尽相同。而且对于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原则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重大困难，亟待立法的完善[4]。

三、我国公众人物隐私权完善的建议

（一）立法方面的完善

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隐私权成文法，使得隐私权的保护在法律实践中受到很多阻碍，所以必须完善隐私权的立法，形成比较完善的立法体系，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普通大众的隐私权区别开来。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制定专门的《隐私权法》、《个人数据保护法》等法律。

完善三大基本法中关于隐私权的规定，特别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可以为隐私权部门法的制定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与隐私权有关的外国法律和部门法，如新闻方面的立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在上述法律中，对有关公众人物的概念、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原则、保护的限度、公共利益等做出详细的规定。明确公众人物与新闻自由、公众知情权的界限，既要保证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又要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由于在实践中侵犯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诉讼审理一直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在民法典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就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和尺度

明确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和尺度十分重要，是正确处理好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相关法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对于公众人物保护实行的是实际恶意原则，这一原则的尺度较大，在实践中操作起来很困难，没有真正达到保护公众人物的作用。美国的这种做法源于美国注重言论自由的保护，而德国相对来说就比较适度，一方面对公众人物隐私权做出了限制，另一方面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又提供了保障，确立了合理的范围，这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1.公共利益原则

在对公众人物进行限制的过程中，要遵循公共利益原则，这是因为公共利益与隐私权有重要的联系，在保护隐私权的过程中，要把公共利益的保护放在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说过，“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5]由于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特殊性，决定了公众人物在活动中会影响公共利益，所以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要比普通大众低。

2.适当减损原则

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要实行“适当减损原则”，这是各国司法实践中应该遵循的原则。这是因为从利益比较的角度看也是公平的，能促进社会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形成。公众人物如明星、歌星等大部分都希望被公众所熟知，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较大的利益。而对于公共官员来说，被公众所熟知对于舆论监督又有重要的作用。新闻监督也是一种常见的能有效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途径，因而是符合社会利益的。既然因此而获得了利益，也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

四、结论

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大，保护好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对隐私权的保护、人权的保护、舆论的监督、新闻行业的规范等都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实行适当减损原则，这是由公众人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文中，对公众人物的概念与发展，各个国家对公众人物保护的立法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从我国的立法现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美国是对隐私权保护比较发达的国家，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早，最有代表性的是实际恶意原则。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学者普遍认为太严苛。我国起步比较晚，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不足，这就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寻求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何少峰.试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J].浙年专修学院学报.2004（2）.

[2]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7.

[3]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

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权法；公路产权；物权法定；公示公信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86-0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路事业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410.64万公里，等级公路里程345.36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4.1%，其中高速公路达8.49万公里，已经多年稳居世界第二。①但是，伴随公路事业的飞速发展，我国公路法制建设的步伐相对滞后，公路产权保护制度更有待完善。

近年来，损害公路产权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公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甚至会危及公众的出行安全，频频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加强公路产权的保护工作实有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以下简称《公路法》）85条规定：“违反本法有关规定，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我国公路产权保护制度，既具有行政内涵，又具有民事意义。在公路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一直重视公路产权的行政保护，忽视了公路产权的民事保护，在理论界对公路产权的民事保护的研究同样是少之又少。因此，从民事方面，特别是物权法的方面，研究公路产权保护制度成为现实需要。

一、公路产权的界定

产权起源于经济学，后引入法学。产权，就是人权，是人的财产权利[1]。通常包含以下两层含义：（1）财产所有权，即所有人依法对属于他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2）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即非所有人对他人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一定程度上处分的权利。

公路产权，就是指权利主体对公路路产所享的财产权利，包括对公路路产的所有权和与路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从《物权法》、《公路法》及《公路保护条例》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中，可以得出公路路产的范围包括：（1）公路，其范围包括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渡口等；（2）公路用地，指由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公路两侧边沟外缘起不少于一米的公路用地；（3）公路附属设施，指为养护公路和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所设置的公路养护、排水、服务、通信等设备、设施以及专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公路绿化树木等。与公路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可简称为公路路权，是指公路的非所有者对公路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如收费权等。鉴于论文篇幅的关系，本文着重探讨第一层面，即实物意义层面上的公路产权保护。

对于公路产权的归属问题，我国《公路法》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从《物权法》、《公路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中，来推断公路产权的归属。《物权法》第52条第2款规定：“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依照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在我国，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公路，才属于国家所有。

二、物权法定原则下的公路产权保护

（一）物权法定原则界说

物权法定原则又称物权法定主义，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等均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新物权或物权的法定内容[2]208。种类法定，指物权的种类有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协议的方式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型物权[2]208人们在经济交往当中只能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物权种类进行交易，不得创设新名词，因为即使创设新权利，也只是在他们双方之间生效，不可能产生对世效力。内容法定，指物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与法定内容不容的物权[2]209。这要求：其一，相对人在交易当中，不得随意创设法律没有规定物权或者是改变法定物权的内容；其二，相对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创设或者变更物权，才能取得与法律规定内容相一致的物权。

（二）物权法定原则对公路产权保护的借鉴意义

在公路保护中，对公路产权的设定、归属、变更、登记应坚持物权法定原则[3]。通过上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剖析，笔者认为，在公路产权的管路与保护中应该遵守此项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大陆法系各国之所以采取物权法定原则，是因为物权，特别是不动产物权与公民、法人，及国家的关系重大，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其次，物权法定也是界定物权、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在民法学理论中，公路属于不动产，它的所有权由国家或集体享有。所以，公路产权设定、变更与消灭必须严格贯彻物权法定原则。

上文中已经对公路产权的范围做出了界定，包括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物权法》、《公路法》及《公路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公路产权的范围及其内容做出了一定的规定，公路管理机关在公路产权的管理与保护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范围及内容进行，既不能为了保护公路而任意扩大公路产权的种类和范围侵害相对人的利益，更不更任意缩小公路产权的种类和范围而害及公路产权。

三、公示公信原则下的公路产权保护

（一）公示公信原则界说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但是人必须以法定的公示方法展示物权变动的事实，否则，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2]221。物权的变动之所以要公示也是由物权的性质所决定的。物权是对世权，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及物上请求权的效力，直接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稳定。如果物权的变动不采用公示原则，物权人外的其他主体是难以清楚物权的真正归属情况的，而物权仍人向第三人主张物权时，必然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破坏交易安全，导致交易秩序陷入无序状态。可见，物权公示原则对于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物权公信原则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公示，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真实的物权存在的相同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4]。公信原则是一项与公示原则密切联系的物权原则，实际上是赋予公示的内容具有公信力。凡是，信赖公示原则所表露的权利状态而与“权利人”进行交易的，无论其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人，都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有了公信原则，交易人可以不必担心处分人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人，也不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谁是真正的权利人，从而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物的利用效率。

（二）公示公信对公路产权保护的借鉴意义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公路产权状况十分不明确。如没有登记建立档案，很多公路设置标桩、界桩的数量不够、分布不够合理，甚至部分农村公路没有设置标桩、界桩。这对公路产权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主要表现为公路管辖和保护主体及其职责不明确、公路路产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的赔偿与补偿等。因此，将公路的权属状况通过一定的公示方法向社会公开，明晰公路产权状况，有利于公众了解公路路产的权力状态，明确主管部门掌握路产总量及分布情况，为公路产权的保护奠定基础。

公路产权的公示方法主要有两种方式：（1）公路产权登记、归档；（2）设置公路标志。

《物权法》第6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10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公路管理档案，对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附属设施调查核实、登记造册。”所以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公路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重点做好以下工作：（1）采用强制登记原则，公路产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必须履行法定的登记程序才能发生法律效力；（2）采用实质审查原则，公路登记机关在对公路产权登记时进行实质审查，确保公路产权的登记与公路产权的实际状态相一致；（3）制作登记证书，证书中应当对公路的等级、名称、边界等予以明确记载；（4）规范档案的格式和内容，即对档案的格式、种类做出统一规定，并且要按照公路的管辖和级别编制目录、装订成册，以便查阅；（5）分类管理，既然公路路产包括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相应的公路产权档案应当包括：公路档案、公路用地档案、公路附属设施档案。

但是，实践表明，仅仅是登记、建立档案对于公路路权的保护还是不够的，因为公路的登记的状况，大多公众是难以了解的。《公路法》第56条第3款规定：“建筑控制区范围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划定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置标桩、界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挪动该标桩、界桩。”所以要按照规定设置标桩、界桩等标志。此外在设置标桩、界桩等标志的时候，根据公路产权保护的实际需要，在公路产权经常遭受破坏的地方，可以多设一些置标桩、界桩。笔者还建议公路产权保护部门在部分标桩上明确写明“公路用地严禁挖掘、堆放物品”、“公路桥梁上（下）游x米严禁采砂、取水”、“公路附属设施严禁移动、遮挡”等。这样可以使公路路产的权利状态一目了然，避免因为无知而破坏公路产权的现象。

既然进行了公示就要赋予其公信力，在因公路登记、归档、标桩标线错误，造成公路产权的实际状况与公示出来的状况不一致时，公路管理机构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比如公路产权保护部门在设置标桩的时候因为疏忽把部分公路用地当成了非公路用地，他人在此范围内堆放物品、采石、种植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公路产权保护部门就不能对他人做出处罚。而且，在要求他人采取恢复原状等措施时，要给予他人适当补偿。

四、结语

公路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路事业的繁荣极大促进和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依法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的任务也日益繁重。从民法，特别是物权法的视角来探讨公路产权保护制度，即有利于明确公路的管理、养护和经营主体的职责，也可以提高用路者的法律意识，从而促进我国公路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公路产权保护的理论研究，完善公路保护的立法和执法行为，是实现公路产权保护事业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纪坡民.产权与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

[2]郭明瑞.民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物权的保护方法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体育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 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 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外立法

1．美国  美国早在1930年就出台了美国植物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它只是美国专利法的一个部分．但与其它专利法的授予条件和权利范围都不一样。美国植物专利法的保护限制在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有性繁殖的品种，所以其作用是有限的。 1970年，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出台了，填补了农业生产中有性繁殖的空缺。美国是少数既利用专门法又利用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获取保护的途径却不一样。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门法)的管理机构是农业部，而植物专利法管理机构则是专利局与商标局，可见美国是通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保护。后来又通过法院和行政机关确立了实用专利保护制度，从而实现了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对植物育种者进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2．德国  德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早的。1934年，德国专利局就开始授予植物品种专利．授予专利的标准为利用不同性状的亲代交配而得到的具有新颖性状植物育成的植物新品种。1968年，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了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凡受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后来德国又根据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对公约的调整，于1998年另行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1997年以前，我国对农林领域内的发明创造主要还是实施专利保护，但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对动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而仅对起非生物学培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法只能保护育种过程，而不能保护品种本身，这就使植物品种本身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合理有力的保护1997年3月20日，我国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拉开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序幕，也明确了中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一致的原则，通过专门法承认植物新品种并给予其有效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文本，成为第3个会员国。

从我国现状来看，形成的以专利法保护其生产方法，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笔者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激励创新，但从对立面来看，专利制度就是相对技术的高度垄断，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很多资源都较为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利于农业、牧业和林业发展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从业者，以及以农业产业为生的人来说大多也不能承当数额巨大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所以，盲目地和发达国家靠近是不理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上也应该有更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选择及立法探索体育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1．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保护方式。如果不将植物新品种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专利，那么，可就某一部分植物品种申请专利．也可就这种培育方法申请专利。专利权的内容是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人获得在申请国范围内排除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此项发明或者把此项发明进口到申请国的独占性权利。专利权有专利期限的限制，超过专利期限以后，专利权即行终止。在专利法的保护模式下，对育种者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其他利益主体的保护如何在专利法的模式中体现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植物新品种就是名副其实的“育种者权保护”了。

2．专门保护  专门立法模式在审查标准上不同于专利，现在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法基本上采用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模式。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标准》确定了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几个标准，其中新颖性条件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要件，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件我们可以认为是技术要件。专门保护的审查标准要宽于专利保护的专利性条件，因此，专门保护在内容上要弱于专利保护。从植物新品种专门保护的审查内容来看．是就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控制这种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进口和储存，但是，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利于新品种本身。而且在专门的保护模式下，很多专利保护利益主体没有得到呈现。专利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限制制度，但却不可能如此严格地限制权利人的利益。

(二)制度的选择

从国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和我国的现状来看，各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法律制度：一种是双轨制，即通过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第二种是单轨制，即仅以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或者以单一专利制度提供保护。我国虽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双轨制，但在实践中，也多采用单一制保护制度(另一制相对弱化)，所以，我国目前的保护制度更接近于欧洲．但无论和欧洲还是美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动植物新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

因此，对于植物新品种，我国的育种者只能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获得品种权的保护。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当前我国主要的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以及审查与批准的具体内容，要求申请人必须向审批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主要依据也是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但这些都停留在条例这个层面上，它和法律比起来力度相对较弱，所以法律保护升级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内容上，我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1)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和其他科研活动；(2)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材料，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而美国法律没有这样的强制许可。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由发展向发达过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不应该再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我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应该废除专利法不能授予动植物专利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本身并不缺乏专利性．它具有专利法构成要件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三)立法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符合国情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要求以及法律高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实力。有l3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系重大，首先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保证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又不能因此限制植物品种的发展，做到和谐才是关键。

立法机关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品种权进行规定．协调专利法与专门法的关系，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评判标准，修改刑法不足的地方，加大对侵犯品种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继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立法。

立法的重点要以加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从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影响，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能力的差别，以及植物品种资源在不同国家分布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通过立法来控制发达国家借助品种权利保护制度强化既得利益，从而为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