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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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各地区各部门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做好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布局，提升发展体系、行政管理机制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力，使各地区能运用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更好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环境。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提出：“加快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社区建设试点[1]。”至此，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及文化发展体系，提升农村地区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及市场资源整合能力，为未来阶段农村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及发展条件，成为新时代农村地区发展建设的重中之重。从发展需求角度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了传统城乡融合发展结构，提高了农村地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网络构建的主导能力。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资源的合理化分配，弥补早期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存在结构性缺失，解决使农村地区行政管理职权分化问题，为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卫生环境及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夯实基础。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非单一在原有体系上进行改革优化，而是从发展结构上作出调整，将农村地区农户衣食住行与城镇地区进行对接，在不改变原有生产劳动方式及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的前提下，提升农户总体生活质量，强化农户生活幸福感及获得感，为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环境经济及产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为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予以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做好对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并制定科学的资源分配方案，有助于深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
2.1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要求在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做好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将多个行政村进行合并的基本模式。其中，各地区社区服务、管理调度及社会福利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差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制定福利补贴标准、规范社区服务体系及优化管理调度模式，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思考的问题。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使农村产业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强化农村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其社会福利标准、社区服务质量及管理调度执行性势必有所提升。但从实现环境的发展视角分析，部分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解决农村发展融合行政管理权限重叠的问题，加速农村发展环境现代化治理，提升农村经济发展上限。但各地区乡村发展存在内部矛盾，仍然未能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得以有效解决，内部矛盾的产生必然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影响[2]。新型农村社区专业服务人才匮乏、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单一，管理调度时效性不足等问题，仍然困扰了后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针对以上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应在充分了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本特征的同时，做好对各项建设发展、管理工作的优化，进一步建立长效化发展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时展接轨，并有效吸纳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提升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水平。
2.2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问题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利益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及市场资源调度四个方面。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政府机构与企业提供支持。但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式分析，上行经济固然对农村建设创造便利条件，但政府机构及企业同样面临经济转型及市场产业升级的压力，如何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职权划分，并在合理范围内为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则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考虑的问题。利益分配主要指农户之间居住资源及经济资源的分配。部分地区大刀阔斧的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基于大拆大建进行农村改造。该方式的确加速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但不利于对农户核心利益诉求的满足，容易促使农户与政府机构之间产生嫌隙，从而，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调配，也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各个乡村产业优势及产业发展需求不尽相同，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推动经济发展、优化居住条件等作为底层建筑。因此，有效发挥不同地区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调配矛盾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3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诸多便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充分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化、中心化及统筹化三个方面。其中，不同建设特征也代表了不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未来阶段，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充分做好对不同发展模式下建设经验的积累，开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视角，为未来阶段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总体实效性提供有利保障[3]。
3.1产业化
产业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产城联动为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该模式利用对产业资源的聚集优化，优化本地区产业资源配置，降低传统模式对产业发展的限制，使各乡村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联动。通过对人口资源的社区化集中，提升农村地区对部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改变农村土地资源闲置及居住资源紧缺的问题。基于产城联动模式的构建，充分加速土地资源的流转，优化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生态，能够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则给予农户更多的居住选择权，帮助农村环境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土地资源结构对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需求，为后续阶段强化各地区产业建设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2中心化
中心化是指由乡镇企业与政府机构协同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采用产业资源、服务资源及配套设施的集中化管理，进一步打造以农村地区中心发展为载体的舒适生活圈，围绕对优美环境、良好服务体系及多元市场生态的建立，实现对农村地区发展面貌的改善[4]。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建立中心化发展模式，实现将资源共享理念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效运用。中心资源的共享可以更好控制成本支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位一体发展，使政府资源、民间资本及商业资本等均可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民间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加入，将为提升农村地区生活质量及改造生活环境提供有力保障，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需求与企业利益诉求充分契合。以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创造积极条件。
3.3统筹化
统一协调、统筹管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传统模式下农村行政管理，存在管理结构单一及管理覆盖范围不足问题，部分地区由于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缺乏合理性，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形成三不管地带，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及产业结构改造因此受限。围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统筹管理，则将管理职权进行统一分配，提升各地区行政管理执行力，实现行政管理全面性覆盖，为农村地区市场发展统一规划、社会资源统一调度及产业资源协同配置等奠定良好根基。因而，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化视角来看，统筹化管理是基于大局观视角，为农村社区建设及环境发展改造创造良好条件，实现农村生产水平、生活质量及生态治理等多方面提升，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农村地区建设发展需求，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对接。
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影响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及科学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面貌，提升部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突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优势，强化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的优化，明确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定位，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总体社会服务质量，有效为农户及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以此，排除农户及企业的后顾之忧，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为后续阶段政府机构进一步从多个视角提供发展政策的支持创造条件。
4.1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
面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做好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有助于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为农村发展资源的整合提供良好机遇。因此，各地区应围绕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中心思想，优化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于充分发挥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及助力产业融合，改变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结构，确保新型农村社区能持续为优势产业及支柱产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进一步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对于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优化，不应采用一以贯之的发展改革理念，要在不影响当前产业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做好多方面产业发展规划，逐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产业发展试点改革，适时做好对产业发展方向的调整，基于产业发展中弹性化策略的运用，为新型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供支持[5]。从而，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经济矛盾。
4.2明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精准定位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面向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及为农户生产劳作创造便利条件两个方面做好行政管理规划，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服务工作的开展，能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内容制定科学方案。在此过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摒弃传统行政管理及社区服务理念，面向农村发展的城镇化对接构建行政管理新体系，并根据各个行政村行政管理工作现状，统一行政管理工作标准及内容，实现各个不同行政村之间行政管理工作的步调一致。避免在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及管理调度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差异化问题，使农户能真正意义上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的影响，促使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达到更高水平。
4.3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企业、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及农户等提供经济、人力资源及市场资源方面支持，降低新型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过程中面临结构性阵痛问题，使企业、教育机构及农户等能尽快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新环境，排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存在阻碍。为此，政府机构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好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第一，政府机构应面向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等做好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卫生发展、文化建设及环境治理等要求，做好与企业、医疗机构及教育机构的对接，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改革中存在压力。第二，政府机构应为农户及农村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失业及医疗等方面经济补贴，加速农户对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基于政府兜底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6]。
4.4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功能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改变传统农村发展结构，提升农村地区信息化及现代化发展水平。为更好提升新型农村社区中农户生活品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注重对社会服务功能及行政服务功能的完善，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有效性，确保相关水、电建设及治安管理水平能达到较高标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做好铺垫。另外，丰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服务功能，不仅要面向外部发展做好合作，同时，也应针对内部经济发展循环及本地区农业资源开发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优势，从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认同感，使农户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下能更好履行自身义务及社会责任，提高农户基础生活幸福感。
4.5强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政府支持
政府做好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倾斜，可以更好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降低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制约，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多元化、系统化及科学化推进。对此，新型农村的社区建设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合理做好行政村管理融合的决策，最大限度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保证农户核心权益。在充分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夯实基础的同时，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上限，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能为未来农村发展转型做好充足准备。除此之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当前发展需求，持续做好合村并点工作的深化，既要发挥各个机构及各个部门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维持良好发展改革秩序，进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视角下的良性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极大提升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水平，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迈入时代新纪元。各地区应紧抓时代机遇，积极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背景下管理协调及发展优化，加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改革，提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王俊.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9(7):6.
[2]王生章,崔佳慧.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初探[J].行政科学论坛,2018(10):47-50.
[3]张艺颉.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与转型路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8.
[4]魏文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治理与社区建设融合探究[J].南方农业,2021(17):3.
[5]王思瑶,马秀峰.新型职业农民人文素养提升的应然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21(8):76-80.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教育；策略
一、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诚信教育的背景
（一）互联网时代需要诚信支持
互联网技术革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社会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根据调查统计，传统的平均每人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现在智能化办公只需耗时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天所有的工作量。智能化办公的社会工作效率比传统工作效率提高了60%左右。互联网智慧办公、互联网社会事务管理、互联网电子警察、互联网精准定位导航、互联网交际、互联网社会生活缴费等等，各种社会管理活动都为互联网一站式智能化服务体系所代替[1]。构建互联网智能社会更加需要社会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以及各行各业综合诚信系数指标的支持。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网络诚信支持，互联网诈骗、互联网谣言以及互联网黄、赌、毒等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害，构建互联网智能化社会将要会因为失信于民而被大打折扣，甚至是毁灭性打击。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群众诚信承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二）互联网经济建设需要诚信支撑
互联网经济越来越走向人类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位置。互联网购物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购物模式，以前人们需要到商品实体店左挑右选，还要讨价还价，这样就会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现在只需登录电商平台选好自己喜欢的物品和能够承受的商品价格，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然后就坐等快递上门服务了。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传统农业的农耕方式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并且是“靠天吃饭”；而今互联网农业只需坐在电脑控制室里，精准操作、精准管理水肥温度、规范运营，同时水产养殖、家畜养殖、智慧种植、农产品流通管理、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智能技术来实现精准操作和科学控制。
（三）人际交流频繁需要更高的诚信
随着交通工具的智能化、快捷化以及智能导航系统的普及化应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日益频繁，然而有效的社会交际活动必须得到社会诚信、个人诚信系统的支持。互联网社会化普及速度加快，促进了人类社会化分工、社会交往、经济活动、政治建设、文体运动等，各个行业、各领域的交叉互动、沟通频繁、密切交往、互助合作，这就需要人们各自以更高标准的诚信来维护、保证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智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四）家庭幸福需要建立在诚信之上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信任。诚信是幸福家庭建设的基石。和睦的邻里关系也是促成幸福家庭的一个重要外因。据中央文明办一局、中国文明网联合推出“家庭盛开幸福花”全国文明家庭短视频展播消息，住在浙江省松阳县古市镇二村的李菊妹一家，家庭成员5人。李菊妹一家秉承“守信为本、诚实做人”家训，赢得了邻里的赞赏和信任。结婚25年来，李菊妹和丈夫周跃军同甘共苦、感情和睦；李菊妹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日常生活中对公婆尊敬有加。女儿周李倩也秉承了父母诚信、孝顺、节俭的美德，从不攀比，非常孝顺长辈。李菊妹从事体彩销售工作，因诚实守信受到赞誉。李菊妹也获得了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殊荣，也为其打造经营了一个幸福家庭。
二、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诚信教育的内容
（一）群众文明礼貌教育
文明礼貌是人类为维护正常社会生活而必须共同遵守的一种道德规范，是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并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供后人们继承学习，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2]。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文明礼貌教育，就是要教育群众能够继承发扬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良风俗、良好习惯、优秀传统，并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它为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文化智慧和智力支持。群众文化活动也是开展群众道德规范教育的好平台，教育群众努力提高道德觉悟，不断深化道德认知，在人际交往中锤炼道德情感，在生活实践中锻炼道德意志，在日常行为中养成道德信念，在克服困难中培养道德品质；教育群众在公共关系交往中应该遵守社会公德，在工作岗位中要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道德。
（二）群众遵纪守法教育
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遵纪守法教育，就是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条例、规章、制度，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法律是道德防线失控以后的最后一道硬防线，教育群众人人学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讲法，做一个具有较高法治素养的好公民。只有人人守法，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繁荣稳定，民族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自觉守法，做一个文明进步的好群众。法律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守法是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文明素养，广大群众要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带头守护法律尊严，依法说话办事，自己不违犯法律之外还要敢于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群众行为规范教育
1.加强群众卫生习惯教育，群众文化建设中定期开展群众性卫生教育活动，就是教育群众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讲究个人卫生，保证身体健康有活力；爱护公共场所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2.加强群众安全习惯教育。教育群众学习安全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常识，学会规避风险和遇险自救能力，既要树立预防传统安全风险的意识，又要锻炼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不仅能够保护自身安全，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保护身边群众的安全。
三、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诚信教育的意义
（一）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诚信
《中庸》里有句话，“唯天下至诚，方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墨子说，言不信者行不果[3]。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既倡导通过一系列诚信制度的推行，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施政理想，又倡导通过个人诚实守信品德的提升，来实现个人修心、养性、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修养。因此，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诚信教育，是继承发扬古人诚信智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必然要求。通过中华传统诚信教育，让广大群众在求真务实基础上能够信守诺言，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民族，万众一心，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那么国家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能如期实现。
（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需要诚信
信用既是金融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没有信誉可言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杂乱无章的，奸商垄断市场，商品质量没有保障，遍地是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苦不堪言，投资者望而却步，商品供给链与消费系统断裂。这样的市场一旦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信守承诺，视信誉为生命，而且愈要发展就要愈加重视商业信用系统的建设和提高，才能达到信誉赢天下的商业理想。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各级文化部门、文化工作者必须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确实做好群众诚实守信方面的思想道德建设，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筑牢信誉的根基。
（三）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诚信
诚实劳动、信守承诺、真诚待人既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更是广大人民群众必须践行的基本道德规范。民无信而不立，诚信是为人之本。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任，才能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学习进步、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是社会对一个诚信之人最好的回报；只有信守承诺，真诚待人接物，你的人生才会有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文化工作者要把104诚信思想道德教育与文化强国战略结合，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要学会诚信做人、诚信待人、诚信做事、诚信创业、才会实现诚信兴家强国，才会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需要诚信
诚信观是人们关于诚信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综合因素的认知综合，它属于思想意识范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诚信国家，必须引导公民诚信的导向、激励评价功能，逐步建立“守信受益，失信得损”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公民树立科学正确的诚信观。人人讲诚信，才能打造和谐社会。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文化工作者必须要通过实例给群众反复阐明这个道理。
四、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加强诚信教育的策略
（一）建立并完善群众诚信承诺定期宣传制度利用群众文化建设平台，广泛开展“诚信宣传月”“宣传周”活动，也可以利用社区微信圈、QQ群以及其他网络客户端，定期宣传诚信政策、诚信好人好事等等，不仅可以举办以诚信为主题的群众性摄影展、书画比赛、演讲大赛、剪纸大比武等，还可以利用群众流动影剧院公演诚信主题性电影、地方戏曲、歌舞剧，采用多种手段激活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艺术形式，借用丰富生动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把新时代新的诚信思想、诚信观念、诚信意识、诚信规则，宣传到千家万户，让“讲诚信、重承诺”成为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的一种行为习惯。
（二）树立群众诚信学习榜样，践行榜样学习示范制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乡村文化服务中心要经常组织群众集中收看全国性诚实守信先进人物评选节目和颁奖现场直播，利用全国性诚实守信典型人物的鲜活事迹来教育辖区群众，激发他们诚实守信的意识，激活他们诚实守信的美德，激励他们向全国诚实守信先进学习、看齐的热情[4]。同时，乡村文化中心还可以与宣传部、工商局、文明办、商务局、食品药品管理局、市容局等部门协商联合，举办本地一年一度“诚实守信企业”“诚实守信个人”“诚实守信单位”评选活动，把群众广泛认可、具有一定感召力的单位或个人打造成本地诚实守信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号召广大群众以他们为榜样和典型，开展学先进、做先进、赶先进的学习热潮。
（三）建立群众诚信承诺档案管理系统
群众文化部门在加大诚实守信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的同时，要会同有关部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充分借鉴金融部门个人征信档案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创建包括金融信贷、社会事务管理、执法引导、诚信用人、政务咨询等；具有综合风险防控功能的群众诚信承诺档案管理系统，可供全国各行各业信息平台共享，为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社会事务管理服务、金融信贷评估、经济服务等；提供全面准确的诚信信息参考，这样就会有效预防各种人为风险的发生，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诚信保障，为群众幸福生活建设提供坚实的诚信基础。
（四）建立群众诚信承诺用人评价制度
在群众诚信承诺档案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文化部门还可以进一步组织科研攻关队伍，为夯实诚信制度建设制定出台《群众诚信承诺用人评价制度》，为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人员聘用、职称晋升、评先选优、岗位提拔等选人用人提供客观、真实、可靠的诚信信息咨询。通过诚信制度系统化建设，在全社会树立无论何时何地，只有诚实守信的人才会被认可、被尊敬、被重用的良好社会环境。
（五）建立群众诚信承诺奖惩管理制度
群众文化部门结合法治国家建设，继续深挖制度潜力，充分利用制度的硬约束和正面激励作用，建立健全《群众诚信承诺奖罚管理制度》，对诚实守信的人要给予惠民政策，在就业聘用、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优惠和照顾；对于严重失信的人要列入“黑名单”进行公开曝光，让其接受舆论监督、批评，并取消其一切优惠待遇，让失信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较为沉痛的代价；对于悔过自新的失信者，要及时给予帮助指导，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武蕾.“接地气”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J］.农电管理，2014（7）.
［2］张现平.开展活动不走过场转变作风注重成效———邯郸盐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J］.中国盐业，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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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范文第3篇
一、工商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有效实践
近年来。为适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山东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全省各级工商机关以服务发展为第一要务,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与党委、政府同向思考、同步决策,广泛实施“红盾帮扶”工作,通过多种措施,有力支持了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两大经济区发展壮大。
(一)政策推动。自2003年以来,省局适时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发展、加快发展旅游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振兴服务业,以及降低门槛、简政放权、提速提效等几十项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工商部门的职能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更加积极主动谋划服务发展措施,在对近几年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先后出台了关于保增长、扩内需、促发展的36条意见,对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全程服务、支持企业二三产业分离、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助企解困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政策出台之密集,支持力度之大,是近几年少有的。同时,在认真贯彻省局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市、县级工商机关也因地制宜,制定了多项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广泛宣传,认真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期,滨州市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全市各部门中率先制定出台了促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的30条意见,重点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促进全市高效生态农业发展等方面加大了政策帮扶力度,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日照市局根据市委、市政府确立的打造“日照电子商务示范城”的目标。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全市电子商务企业迅速发展。
(二)探索创新。深入实施“商标战略”,引导企业注册商标,扶持企业争创著名和驰名商标。两大经济区的工商局都积极主动地争取地方党委、政府对商标工作的支持,成立了由工商局等部门组成的商标战略实施领导小组,将商标发展工作纳入政府考核范围,加大对驰(著)名商标的政策扶持和奖励力度。整合工商部门的融资手段和职能,运用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商标权质押和向金融机构推荐诚信企业等多种手段,积极破解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青岛市局提请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商标权质押贷款规定,在全省率先研发动产抵押网上登记系统。省局开发并推广了产业集群查询系统,各地积极开展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分析工作,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加强与市场主体的联系沟通,根据省局统一部署,2009年2-3月、2010年1―2月,各地工商机关开展了面向市场主体、政府有关部门的“大走访”和“大回访”活动。起到了服务发展、锤炼队伍的良好作用,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坚持开展企业登记窗口规范化建设,围绕规范服务、提高效率、优化环境的目标,推行政务公开制、服务承诺制、首办责任制、AB角制、企业登记疑难问题请示制、注册局(科、处)长带班制等制度,推行服务质量电子评价系统,目前全省工商系统201个县级以上工商局已全部建立了规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登记大厅,有135个进驻当地政府审批大厅;13个市在登记窗口建立了窗口服务电子评价系统。简化登记和年检程序,全面实行“一审一核”制登记程序,推行“一网、一表、一次”式年检,在全国工商系统率先全面推行网上年检,目前网检率达100%。威海市局不断扩大“一审核准”范围,试行了“企业注册官制度”,将登记权限大幅下放分局和工商所。青岛市和潍坊市局共同签署了青潍工商一体化合作备忘录等合作协议,为两市企业联动发展搭建了平台。东营市局发挥信息化优势,建立“移动工商所”,延伸了服务领域。
(三)健全机制。建立市场监管长效机制,认真总结推广基层单位实行网格监管和区域监管责任制的做法,以“经济户口”信息为基础,建立了以县级局、企业注册局、工商所及网格责任为层级的网格监管制度,做到“网中有格、格内有责,责任到人、监管到位”。推行了食品安全监管“四项制度”,实现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的可追溯;烟台市局实施了“一票通行”制度,将监管重心由以往的食品零售商前移到食品批发商。在严厉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无传销社区(村)”创建活动,有效减少了传销活动的生存空间。针对治理商业贿赂、商标侵权、虚假广告、无照经营等重点、热点问题,探索完善监管机制,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不断改革、完善监管执法体制机制,坚持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经营者利益相统一,法律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相统一,行政执法、普法宣传、指导帮扶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推进行政执法工作改革,组织实行“小局大所”改革、集中执法改革、协作执法改革,创新推行行政指导制、统一掌控制、案件主办制、合理裁量制、案后回访制等五项重要制度。
(四)协会服务。注重发挥所属各级协会的作用,积极帮助会员企业借贷、担保,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开展“消费者满意单位”“百强私营企业”评选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发挥熟悉企业、贴近企业的优势,开展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积极搭建高层管理者交流平台,为会员输送管理知识和社会资本。协助企业开展人才招聘活动,积极开展以会员创业促社会就业活动,解决企业缺乏人才支持的问题。积极探索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建设,成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主题教育、“山东最佳企业公民”评选等活动,培育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典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制约工商部门提升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主要因素
尽管工商部门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做了大量工作,但也有些因素制约着工商部门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部门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效能和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干部队伍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的服务发展能力有待提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两大经济区建设的战略部署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掌握不准,对相关专业知识特别是企业管理知识、新领域知识学习不够,服务发展与市场主体需求脱节等问题。
(二)市、县两级工商机关简政放权的空间已很小。多年来各级工商机关坚持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而目前当地党委、政府和企业对工商
部门的意见、建议仍然多集中在放宽市场主体准人等方面,但各级工商机关在权限划分、职责履行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因此,市、县级工商机关出台类似降低门槛、提高效率等方面帮扶措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
(三)现代技术装备的支撑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一方面,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市场业态多样化、营销方式现代化、市场违法行为日趋高科技化,对监管执法特别是广告监测、网络交易监管、食品安全抽检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多年来工商机关的服务举措停留在“降低门槛、简政放权、上门服务”等层面上,依托网络提供较高层面的服务能力较低,而这些又对T商机关的硬件装备、信息化支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现行经费保障体制和机构编制建设对工商部门履职到位有一定影响。“两费”停征后,省局积极争取支持,不断强化经费保障。但目前实行的经费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工商部门仍将执收执罚、收取会员费作为工作重点,制约了履职的进一步到位。同时。近年来沿海部分市对辖区开发区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使得区域面积、人口及市场主体数量较过去有了成倍增长,但工商部门系统内的机构、编制调整没有相应跟上,现有人员编制数量已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五)外部环境对工商工作的干扰。一些地方认为,工商部门做好服务就是少处罚、不处罚,有的地方甚至规定无故不得到企业检查,工商部门的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职责履行受到了制约。部门间监管体制不畅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比如威海市局反映,由于相关部门对法律法规把握尺度不一,导致全市50%以上的海带生产加工业户不能取得质监部门的许可,因而无法办理营业执照。
三、进一步做好服务两大经济区建设的建议
(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政策制度框架内,争取国家工商总局在企业登记注册、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定、“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争创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对市、县两级工商局的赋权、授权力度,特别是对涉及全局性、突破性政策措施的出台,及时提请以省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执行:对需要省相关职能部门支持、配合的关键措施出台,要商请审批部门共同制定下发。同时,密切关注政策措施执行效果,国家及本地的行业、企业变化情况,不断完善、创新现有的政策措施,确保政策措施真正有效、管用。
(二)拓展职能空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两大经济区建设的科学规划,本着既要抓量的扩张、又要抓质的提升的原则,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推进重点、优势、龙头企业组建集团,兼并重组落后困难企业,鼓励城市企业进入乡村发展: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意见,扶持新兴产业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引导外资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研发环节,推动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企业改组和兼并重组;完善帮农助农手段,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等。尽快出台全省商标战略中长期规划。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重视商标注册和使用工作;支持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两大经济区内的重点产业争创驰(著)名商标,积极引导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商标国际注册,推动全省自主品牌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继续帮助企业拓展投融资渠道,重点完善“三押一推”融资手段,探讨债权、市场场地使用权、集合债权融资等新的投、融资方式,并积极参与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等的研究、支持和规范。
(三)完善服务机制。认真总结“大走访”“大回访”活动,将活动中的成功经验、做法提炼上升为长期制度并针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建立健全工商部门联系市场主体制度,以达到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问题,引导发展等目的。进一步深化、细化行政指导内容和方式,制定和完善行政指导的内容、措施和制度。完善重大重点建设项目全程服务制度,实行全程服务、跟踪服务、延伸服务,使重大重点项目早登记、早发照。完善信息数据分析制度,尤其要建立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制度,提升数据分析质量。建立工商数据向本级党委、政府报送制度,注重选择有代表性、针对性的数据指标定期报送党委、政府,积极为决策服务。认真总结青潍工商一体化合作经验,借鉴长三角工商一体化建设的做法。探索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两大经济区工商机关的交流合作,实现两大经济区内工商机关市场主体基础信息互联互通、企业登记注册要件互认、市场监管信息和商品检测信息共认共享、行政执法协作与支援、违法案件协查通报,逐步实现两大经济区工商一体化。
(四)推进监管改革创新。强化信用分类监管,重点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合理划分监管网格,加强基础数据、监管数据的归集。以农资监管、取缔无照经营、食品安全监管、查处虚假违法广告、保护商标专用权等为重点,加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建设。继续推进以“五制一化”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执法工作改革,提高监管执法效能。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范文第4篇
吴 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本文通过对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现状、问题进行分析，提出5条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促进其服务于农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贵州 农村微型金融组织 发展现状 问题 对策建设
一、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现状
按照组织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村镇银行。二是准正式金融组织。包括：小额信贷公司，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捐赠或援助项目资金建立的村基金或协会。三是其他非正式农村民间微型金融组织，如和会等。
（一）贵州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
从2006年12月，银监会放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2008年9月，贵州首家村镇银行——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并开业后，到2012年12月，贵州已有20家村镇银行（见表1）。同时，2012年，贵阳白云德信村镇银行、贵阳南明富民村镇银行、贵阳云岩富民村镇银行、清镇信邦村镇银行、金阳富民村镇银行、镇宁汇商村镇银行、从江月明村镇银行、遵义县汇隆村镇银行等8家村镇银行已经获得了银监会的开业或筹建批复许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贵州村镇银行法人机构12个，机构个数15个，从业人员366人，资产总额为22亿元。
表1 贵州省2008—2012年村镇银行发展情况
时间 名称 机构数（家）
2008年 毕节发展村镇银行、龙里国丰村镇银行 2
2009年 贵阳花溪建设村镇银行 1
2010年 平坝鼎立村镇银行、织金惠民村镇银行 2
2011年 铜仁丰源村镇银行、息烽包商黔隆村镇银行、仁怀蒙银村镇银行、都匀融通村镇银行、黔西花都村镇、水城蒙银村镇银行、兴义万丰村镇银行 7
2012年 黄平振兴村镇银行、绥阳县黔北村镇银行、盘县万和村镇银行、六盘水钟山凉都村镇银行、施秉金鼎村镇银行、毕节金沙富民村镇银行、毕节大方富民村镇银行、毕节纳雍富民村镇银行 8
合计 20
（二）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情况
从2006年8月，贵州第一家小额信贷公司——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江口县挂牌成立后，贵州小额信贷公司迅速发展，到2012年9月，贵州小额信贷公司187家，从业人员1882人，实收资本54.59亿元，贷款50.67余额亿元（见表2）。
表2 贵州省小额信贷公司统计情况
时间 机构数量
（家） 从业人员数量（人） 实收资本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2010年12月31日 79 839 18.46 16.05
2011年12月31日 131 1330 39.22 37.56
2012年9月31日 187 1882 54.59 50.6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分地区统计情况表（2010-2012），/publish/ /
（三）贫困村互助资金发展情况
2006年以来，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数量不断增加，到2011年底，全省41个县（市、区、特区）共有297个贫困村开展了互助资金试点。资金总规模7752.61万元，全省共组建了2653个互助小组，累计入社农户4.27万户，其中贫困户2.26万户，累计借款1.71万户次，其中贫困户1.07万户次；累计发放借款9047.6万元，其中贫困户3969.48万元；累计还款额6440.78万元，借款归还率71.18%。2012年，贵州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000万元，安排了66个贫困村省级互助金试点，试点村总数达到363个。
（四）捐村基金（协会）在贵州建立与发展情况
1995年，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贵州环保局出资与合作，在威宁草海保护区村寨发展项目中，设立了渐进项目和村寨发展信用基金。1997年，兴仁县政府成立了UNDP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办公室，同时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贵州省乡村发展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机构——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实施小额信贷工作。1998年，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在贵州纳雍开展的社区扶贫示范项目，建立了社区发展基金。2005年，香港社区伙伴资助，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所与望谟县政府实施的望谟参与式扶贫项目，将社区发展基金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2008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家族计划国家协力财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贵州雷山等县实施的全民参与综合扶贫试点项目，将村滚动资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子项目活动。
二、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面临问题
（一）村镇银行面临“四大”问题降低其“支农”功能
一是地区分布不均衡，分支机构少，覆盖面低。全省20家村镇银行在各市州分布为：贵阳市2家，安顺市1家，遵义市2家，六盘水市3家，毕节市6家，铜仁市1家，黔南州2家，黔西南州1家，黔东南州2家。2012年获得筹建或开业的村镇银行中，贵阳市有5家，安顺市1家，黔东南州1家，遵义市1家。贵阳、毕节、六盘水村镇银行发展比较多，基本上能达到1个县（市、区）1家，其他市州都相对较少。同时，在已成立的20家村镇银行中，仅有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一个支行，花溪建设村镇银行目前设立了两个分支行，平坝鼎立村镇银行设立一个支行，其他村镇银行基本只有一个网点。二是“城市化”问题突出。贵州20家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中，除了花溪建设村镇银行在花溪区青岩镇设立了一个分支网点外，其他村镇银行的服务点实际都在县（市、区）城里，作为出资仅有1亿元左右的微型金融机构，其服务的范围本身就比较窄，把服务点设置城里，难以满足服务农业、农村，特别是为农户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功能。三是商业化现象突出。实际操作情况下，贵州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绝大多数是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将发起银行的经营模式带入村镇银行。例如，2011年5月成立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截止2012年3月，累计发放贷款85笔，总额12880万元，其中累计投放涉农贷款9665万元，占累计发放贷款的75%，但在涉及农户贷款上仅有100多户，即使每户平均贷款1万元，所占贷款的比例也很小。四是服务产品单一，涉农产品更少。例如，花溪建设村镇银行 的五个贷款产品中，只有“金稻田”涉及农户；水城蒙银村镇银行的保易贷、抵易贷、商易贷、车易贷实际都不是针对农户设计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的质押贷款、房屋抵押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基本都不针对农户贷款。
（二）小额信贷公司的性质、管理、后继资金不足、贷款对象倾向等问题不断突现
一是“只贷不存”的安排决定了其性质。按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并非金融机构。二是监督管理比较松散。多部门、多层次管理监督体系使得公司成立后，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监管，造成监督管理上的松散。三是后继资金不足。虽然《指导意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人资金，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缺乏信用资质，占公司资产主要部分的小额贷款不能用于担保，很难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四是小额信贷公司贷款额度越来越大，贷款对象越来越倾向个体工商户和企业。2006年，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公司对贷款的额度进行了限制，规定单笔贷款规模不得超过全部资本金总额的2%，并规定“三农”贷款比例不得低于30%。而根据龙华平（2011）的调查，在贷款对象上，华地主要以个体经营者和农户作为目标主体，农村个体经营户占贷款对象的72.2%，其余主要为农户贷款。贷款主要以3个月期和6个月期的短期贷款为主，短期贷款占77.67%，其余贷款为1年期（含1年）以上贷款。平均贷款金额在1.1万元左右，高于2万元以上的贷款业务相对较少。而根据黔商市西小额信贷公司在其网站公布的情况，其贷款业务范围基本上都是针对个体工商户或中小企业，并且贷款成功的金额都在5万元以上，有的甚至到100万元。
（三）贫困村互助资金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互助资金的注册管理问题。目前，贫困村互助资金监管主要由扶贫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由于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组织类型尚未确定，而应该到什么部门注册登记管理也没有明确，如果将其归类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就应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从贵州实际来看，2006年至2011年的中央和省级297个试点中，尚有134个试点由于各种原因未登记注册，有5个试点在乡镇注册，156个试点在当地民政局进行了注册，2个试点在工商部门进行了注册。二是没有发挥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在运作过程，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研究调查某村互助资金时，访谈一位监事会成员，发现他对该村互助资金借贷和还款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甚至连村里农户谁获得了贷款都不知道。三是变相多贷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互助资金存在一个农户找了10个农户签名，直接贷款几万元的情况，一个农户就借用很大的比例，既使别的贫困农户无法获得借款，也大大增加了资金还款的风险。四是相关事务的公开问题。贫困村互助资金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务不公开，操作不透明的现象。例如按照操作指南要求，理事会应公告农户借款情况和每月还款情况，但在案例村的调查发现，农户借款和还款情况并没有采用任何形式向社员和村民公开，应该访谈的村民没有一个了解谁获得了借款，也不知道借款农户的还款情况。
（四）捐村基金（协会）数量少、覆盖面窄
尽管援村基金的运作效果较好，在农户受益的同时，实现了保值和增值。但毕竟援村基金（协会）的数量很少，能受益的农户也很少。
（五）“合会（转转会）”等非正式金融组织风险巨大
除正式和准正式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外，贵州农村还存在其他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如地下钱庄、“合会（转转会）”等。尽管这些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在农民急用钱时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合会（转转会）”由关系好的村民把钱集中起来，最需用钱的先用，然后按规则每个村民用完为一轮，解决了村民在建房、红白喜事等急需问题。但是也存在着相关机制不完善，会首会员权利义务不明确，成员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监管，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还可能出现由普通“合会”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对策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支农”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的“支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完成考核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从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激励，增加他们“支农”的责任性和积极性。
（二）加强各类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对小额信贷公司，应该明确具体部门对其经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对民间“合会”，只要会员人数、金额、会首及会员资格及其他有关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应让其转型注册登记.依法设立，防止其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加大政府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力度
2012年5月，贵州省有5家获得支农再贷款，比去年同期增加4家；支农再贷款发放余额6557万元，较年初增加5407万元，同比增加6207万元。应该更进一步扩大范围到小额信贷公司，并增加支农再贷款金额，改善他们“支农”后继资金不足问题，引导和支持我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三农”信贷投放。
（四）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监管力度
定期跟踪和检查贫困村理事会、监事会职能发挥情况，增加操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强调决策、管理、监督过程中的贫困农民参与，培养贫困农民的能力。借鉴捐村基金（协会）的成功经验，在已有捐村基金（协会）的村开展村互助资金，可以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捐村基金（协会），并严格按照《贫困村互助资金操作指南》，使其改革和转变。
（五）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村基金，应放宽政策，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村基金今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政府和研究者都应思考的问题，对于出现问题的，应该及时整改，要求其规范操作。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村基金，应放宽政策，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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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思考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危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非均衡;就业特征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7-0005-06
21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收入问题,其实质则是就业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因此,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超量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建设以乡镇企业、新兴城镇、城乡第三产业为主体的渠道吸收了近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在目前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就约有1.2亿人～1.5亿人,农村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P113)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大量农民工失业,在2009年2月2日的国新办新闻背景吹风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引用相关权威调查介绍,在中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推算起来,这一农民工群体人数约有2千万,这意味着在广大农村又会增加2千万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仅就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探讨。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意义
(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新界定
一般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在数量或质量上实际充分有效地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农村人口。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完整,不仅是没地种的农民叫剩余劳动力,还应看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的边际生产率的高低。一个人种0.0667公顷(1亩)土地收300kg粮食,人均年生产率为300kg,2个人种0.0667公顷(1亩)地收400kg粮食,人均年生产率为200kg,生产率反而下降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增加的这第二个人创造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就是劳动力剩余,应该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投入到别的领域中去。[2](P87)
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比较权威的说法是:2000年杜鹰主持的农业部课题组以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曾对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行了预测,该研究认为:到“十五”期末农业剩余劳动力将增加到1.8亿人。王东京认为,现在农村劳动力多出1.5亿人～2亿人,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步伐慢了,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就业空间,所以劳动力转移问题很紧迫,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高辉清、周明剑认为,如果把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耕种我们现有的1268.6万公顷(19亿亩)耕地,收4.7亿t粮食,不超过4 000万人就够了。考虑到中国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最多6 000万人也足够了,根据2002年末的数据,中国乡村就业人口总数为4.9亿人,就是说工农业如果要均衡发展,就必须从农村转移出4.3亿的剩余劳动力。这些都表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在中国存在着数额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3](P186)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大量农民工失业,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意义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全国总人口的64%生活在农村,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急剧上升。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若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可以说,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和非农化建设的进程。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则可以促进乡镇企业的改革和调整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加速中国城镇化进程。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改善民生,使广大人民生活有保障;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他们失去了工作条件,于是这部分农民也就失去了生活保障,这恰好是民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和维护农民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将有利于协调工农关系,统筹城乡共同发展。
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其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民生活也明显改善,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为农村自然资源人均水平很低,根本不可能达到小康社会的要求。而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目前全国农村人口9亿多,农村劳动力4.9亿,3.9亿多为农业劳动力,而农业生产仅需1.9亿劳动力。因此,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镇化发展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民生活更加富裕,农村社会更为稳定。采取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减少农民的数量,从而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现阶段“三农”问题可归结为:农业落后、农民贫困、农村不稳。其核心是农民问题,焦点是收入问题[4](P75)。而产生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普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导致了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农业生产、经营难以形成规模,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而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则可以有效地打破这一农业发展的恶性循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
二、中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一)当前中国农民就业的基本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就业就是指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与一定生产资料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它是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在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民的就业是绕不开的“坎”。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农民就业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 “双重劳动力市场”下的非公平性就业。“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和迈克尔・皮奥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模型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主要部分”的工作特征是就业稳定,工作条件好,有在职培训,工资较高,有很多提升机会;“次要部分”的工作特征是工作福利差,劳动力流动多,无在职培训,提升机会少。在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中,“双重劳动力模型”在城乡劳动力就业方面尤为明显。城市劳动力就业长期受政策保护,不仅收入高,而且享有许多福利待遇;农村劳动力就业则长期处于低收入、无保护的状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迁移受到户籍等制度的严格限制,导致了同工不同酬,同岗不同制的非公平性就业。[5](P83)
2. 农村人口与耕地资源反向增长下的就业。一方面,中国农村人口急剧增长,急需就业的劳动力与日剧增;而另一方面,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耕地质量逐渐下降;这就使得人地矛盾尖锐化,农民面临着寻找新的就业门路的巨大压力。
3. 农村人力资源供给非均衡性下的就业。所谓农村人力资源供给非均衡性是指农村人力资源的供给与要求不对口,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拥有技术或经营管理才能的高级人才供不应求,而低素质、低技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人供过于求。[5](P83)
4. 层次性、多样性、流动性、区域性的就业。中国经济发展既有以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化生产水平,也具有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低层次生产力水平。从布局上看,东部生产力水平高于西部,且由东向西呈梯度配置。就同一区域看,生产力水平也具有多层次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就业具有区域性及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行业、多流动等多样性的特征。[5](P84)
5. 高风险、低收入下的就业。中国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仍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差;此外,市场风险也很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一旦播种就决定了明年农产品的最大供给量,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农产品的供给量也不会有太大变动,即使价格降低,由于农产品本身鲜活、易腐、难储藏和运输成本高等特征,农民也被迫低价出售农产品。正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使农民收入很不稳定;加上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下降,这使本已处于下降趋势的农民收入雪上加霜。正是由于中国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使从事农业的人口逐渐减少,而这部分人口需要重新就业,这样又加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
6. 低层次产业结构和小规模生产下的就业。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林、牧、渔所占比重较小。据统计,占土地面积10%的种植业创造了50%的农业产值,而占地60%以上的林、牧、渔业的产值只占整个农业产值的40%。2002年,中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4.5%,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50%。[5](P84)由此可见,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农产品加工率低,农业产业链短,农民就业的空间狭小。当前中国农村仍然实行的是,农业生产以分散的农户为基本单元,这种小规模的生产严重阻碍了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不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胜任技术性较强的非农业性工作,从而又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7. 农村青壮年以进城务工为主,在家种地为辅的非传统性就业。俗话说:“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种地不及进城打工挣钱多,且农村人多地少,近些年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尤其是农村的青壮年几乎90%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只在特别农忙时节才回家料理一下田地,这与传统的“农民以种地为主”的就业模式完全相反。所以当前的农民就业还表现出农村青壮年以进城务工为主,在家种地为辅的非传统性就业的特点。
(二)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1. 金融危机导致的城镇高失业率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城镇失业率剧增。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有近2 000万失业人口,这种城镇高失业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向城镇转移;加上许多城市对进城农民工设置了种种条件限制,使农民的就业更加困难。
2. 通过农村城镇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非常艰巨。2006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而且低于44%的世界平均水平。[3](P186)目前,中国小城镇建设中普遍存在布局分散、起点低、规模小等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柱产业,不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其就业机会较少。全国建制镇镇区平均面积为2.2km2,平均户数为1 221.1户,平均人数4 519人。而且,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对人口和经济的吸引力不强。因此,短期内还不可能单纯通过城镇化来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3.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逐年下降。中国乡镇企业在吸收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转入低潮,发展速度和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随着乡镇企业构成和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平均每年仅增加90多万人。2001年,在河北省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9.2%被安置在本乡乡镇企业就业,比2000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5](P85)
4. 二元结构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相对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存是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健全的农村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受传统文化知识和观念的影响,把土地视为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土地成为农民唯一的生活保障,大量的农民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导致了“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务工”的兼职性就业。
5. 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长期以来,中国实行重城轻乡、重工轻农、以农补工的政策,国家将大量的农副产品转移给工业部门做原料,而农民获得的实惠却很少,这就使得农业的积累难以达到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此外,国家陆续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粮食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从而形成了这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差别的发展战略,使绝大多数农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出去。
6. 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缺乏农民工培训机制,从而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1年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大中专仅占2.5%。而目前90%以上的企业在招收农民工时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程度要求。[5](P85)文化和技术素质的低下,限制了农民的就业空间。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相对应的又恰恰是当前农民工培训机制的滞后和劳动力中介组织的缺乏,致使农民工盲目流动,同时也不能满足城镇企业对技术、专业人员的需求,这些都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7. 财政对农业投入过少,缩小了农业内部就业的空间。建国50年来,中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约5 0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5%左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农的力度逐步减弱,近几年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无法保证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导致农用水利基础设施越来越差,土壤质量下降,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生产发展迟缓,从而降低了农民的就业水平。[1](P114)
8. 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主要表现在:(1)市场缺乏中介组织。8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不是通过政府或民间职业中介组织谋取职业,而是通过亲戚、朋友等渠道寻求职业。(2)信息阻隔、渠道不畅。就业信息不透明,再加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缺乏收集就业信息的意识,容易导致流动和转移的盲目性。(3)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力、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预测、规划及引导措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大的无序性。市场秩序不规范致使企业和打工者的权益缺乏保障,工作难找,再加上收入不稳定,拖欠工资情况严重,转移的部分农村劳动力只得返乡务农。
9. 金融危机导致行业不景气,致使大批农民工失业后离城返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农民工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片经济萧条景象,生产规模普遍缩小,这就导致用工岗位大幅减少,农民工大批失业,不得不离开城市重新返乡,这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增加了就业压力,极大地增加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度。
三、经济危机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分析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导致城市用工量的急剧减少,这使得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滞留农村形成剩余劳动力,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鉴于当前中国农民就业又表现出了新特征,并且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制约因素,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充分挖掘农村自身就业潜力,让农民不脱离本乡本土就能实现就业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从农村到城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打工,可以带动一些农村农民致富。然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导致城市用工量急剧减少,这使得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滞留农村形成剩余劳动力;所以,通过进城务工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做法已经很难行通;况且,向城市转移不仅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并且对社会发展也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城市就业压力问题、农村留守老人赡养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等。所以,面对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仅把目光盯在城市化上已不太现实,关键是要充分挖掘农村自身就业潜力,让农民不脱离本乡本土就能实现就业。
1.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各地区应当把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一个突破口,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龙头企业、支柱产业的带动和科技进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此外,要积极探索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2.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首先,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大力发展渔、牧、林业。在这一过程中,还要积极组织和资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治山、治水、改地、筑路等基础设施工程,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其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目前,中国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商业饮食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等业务上,范围非常狭窄,因此,可以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有些地区还可以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等新兴的第三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二)加大农业投入,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增加农民就业岗位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应主要用于有利于增进农业发展潜力的基础性领域,主要措施如下:(1)国家财政应大力支持农田水利、公路设施、生态环境、土壤改良等农业基础性领域。(2)建立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机制,国家可以从信贷资金中调整存量和增量结构,以及利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长期贷款来建立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中长期投入机制。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为农民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农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村交通运输设施尤其是农村县、乡、村级道路以及田间道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绿化建设,山、沟、地的整治和改良工程,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耕地的日益减少难以避免,因此,通过平整和改良土壤来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势必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据有关资料分析,在中国土地总面积中,冷冻土、干旱土、陡坡土、浅层土、滞水土、粗制土、粘重土、贫瘠土、盐碱土、成酸土、泥炭土等11种有障碍因素的土壤比例高达88.91%,而无障碍因素的正常土仅占11.1%,投入大量劳动力进行全国性的土壤改良工程已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此外,肥料设施建设,农作物、畜禽渔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畜禽防御体系建设,重大商品粮基地建设,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等等方面,无不需要大量劳动力。[6](P48)所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为农民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
(三)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生产要素只有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只有打破城乡壁垒,保证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权利上与城市劳动力平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可能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在乡村培育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及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劳动力盲目流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化配置。(2)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尝试建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障。(3)逐步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界限、所有制界限,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4)使农民拥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权、就业权、居住权、受教育权、生产经营权、社会保障权,实现农民的公平就业,还农民以国民待遇。(5)从制度创新上给予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城镇建设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的改革与创新。
(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农民的就业有密切的联系。按照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城镇化水平越高,所形成的公共需求积聚效应就越大,其吸纳的劳动力就越多。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农民就业的另一主要途径。城镇化战略应坚持重点发展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发展小城镇的方针。从目前农村情况来看,重点建设县城及一、两个基础较好的乡镇,能比较好地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中国越是农业落后的地区,乡镇企业越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因此,还必须以国家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契机,在壮大一批技术型乡镇企业集团的同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
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转移速度要快于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为了控制城市转移人口和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对素质较低的体力型民工进入已经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对高素质民工需求相应增加。顺应这一趋势,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投入是很有必要的。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1)通过就业培训,增加农民的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2)通过就业培训,加强对农民进行市场经济和法律知识教育,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和法制观念。(3)提高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扩大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举办行业技术培训班,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
(六)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
农业之所以无法吸引劳动力前来就业,其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而农业经济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低,所以,国家应该合理调控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比例关系,从而保证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进而使农业生产留得住农业劳动力,以此来减轻通过进城打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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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Chen 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