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和生物学的联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 诱发性制度变迁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金融业组织中的“底层物质”正在产生深远巨变，各种新的金融系统、金融产品与服务平台不断涌现，传统金融业进入了一个面临倒逼变革与创新的新纪元――互联网金融新纪元。本文尝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研究互联网金融的根源和运作。从这一角度出发是为了更好的给互联网金融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参考――理论层面上为互联网金融运行机理提供认识论基础，有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金融系统的运作；实践层面上对把握互联网金融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预测和控制互联网金融风险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内涵

金融系统是个仿生概念，通过这种新思维能有效地为许多金融问题提供较强的解释力。1935年，英国坦斯利较之他人先提出了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围绕的重心是生物、环境及相互作用。其中环境是指生物所处的条件，会作用于生物的社会成分与自然成分。生态系统应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即在一定空间领域内，生物跟环境影响结成的整体。

从学习系统的视角去研究金融，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金融系统中的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系统学的特征，并且随着系统经济高度发展，金融往往会从一个较低水平到更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变革、分工、演化都是为了适应环境，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进而组成了一个相互角逐同时又相互依附的作用整体，有着跟生态系统差不多的特点。特别是“适者生存”这个重要节点，因而角逐法则同样能在金融系统发挥作用。

李扬（2005）认为由金融参加者及依附存活和壮大下去的金融环境两部分组成金融系统，且相互依附、相互作用产生了这一动态均衡的系统。徐诺金（2005）则认为金融系统是一种动态均衡系统，在系统中不同成员为了生存和发展跟生活环境组和织之间产生了长期联系并相互影响。总之，“金融系统”就是要突出金融参与者与其所处环境之间联系，这一思维也为“金融系统”的研究限定了一个科学的界限。

应该将互联网金融的参与者看作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商，这些生产商主要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企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拥有大批忠实客户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企业（如腾讯）；二是传统金融机构（如陆金所）利用互联网开展一些“互联网+”业务；三是提供金融服务业务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技术（如诺亚财富）。而互联网金融系统更是囊括了制度、法律、政策以及信用体系这一些软环境。

因此，互联网金融系统是一种新金融系统商业模式，基于互联网产生的一系列金融模式共同构建的新金融系统，系统间交互影响形成动态循环金融系统，最终形成新金融状态空间。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立论根据

新制度经济学冲破了一个重大假设，即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制度外生假设，而且将经济参与各方开展金融等活动的成本看成是一种沉没成本。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互联网金融体系运行所处的制度h境都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制度就是指为了约束一些机会主义的规则，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法条、规章及契约合同等属于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非正式规则包括行为习惯、道德准则及文化成分等，是一种非硬性约束。而诺斯与科斯（1994）认为“产权变更的运维机理是实施机制”。

史漫飞（2003）认为经济活动与制度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根基上传承又突破，更清晰的界定了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定义和解释变量，主要有产权、成本、制度、主体等，但假定、样式及用具技巧等仍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研究主要涵盖：交易成本论、产权说、制度变迁说、契约说等。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是交易成本的计算与产权的界定。经济效率相关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演化为通过确权边界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化。制度变迁在其中至关重要，因为制度变迁对现实经济行为影响巨大。因而，能对互联网金融系统运作做出最恰当解释的是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

三、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交易成本论

理性人和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假设，但生活中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是非理性的，互联网金融系统信息不完全，而减少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部分起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中包括三方面的交易成本：一是信息成本，包括搜寻金融交易对象的成本及收集项目情报的成本等；二是监督成本，包括金融交易谈判成本，为避免信用违约而产生的签订和维护金融交易履约的成本，设立金融监管制度与组织的成本以及由经济环境原因所引致的金融风险防范成本等；三是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成本，主要指为确定和保护金融资产产权而制定法律规则，设置各种监督及中介组织的成本；四是保险成本，即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而设立保险机制与组织（如存款保险机构）以约束和保护债权债务关系的成本。传统金融市场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引发交易成本高企，而互联网金融分析大数据可以获取比如信用记录、经济状况等信息，进而用互联网进行交易、签约以及管控，这样使得交易成本下行。

Wind咨询中有报告指出，2015年通过第三方支付的总交易额约31.2万亿，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达到了11.8万亿元，移动第三方支付交易额近9.31万亿元。基于这些数据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如果这些交易发生在传统银行业务中，那么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出现，仅支付银行手续费这一块儿的交易成本会节省多少？

2015年利用互网和移动第三方支付的金额大约为21.11万亿，而其余10.09万亿是由传统途径完成。在传统的业务中，将民生类、一般类和餐娱类的交易额按1：1：1的比例测算，手续费占交易额的比例约为：0.38%×1/3+0.78%×1/3+1.25%×1/3=0.8%。基于UBS对A股中上市银行的测算，信用卡产生的手续费收入大约有2/3，遵循上文的原理如果电子支付的银行卡中借记卡与信用卡的比例为1：2，那么手续费在交易额中的比例为：0.3%×1/3+ 0.55%×2/3=0.477%。可知我们根据对第三方支付的测算银行手续费会减少：

100900×0.8%×20%+211100×0.47%×30%=459.091亿元

中国各大银行2015年的手续费收入在5000亿左右，即通过第三方支付产生的手续费在整个银行手续费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4.2%。

交易成本高倒逼一种新制度的产生，而新制度的出现会减少交易成本，这也恰好是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重要原因。互联网金融系统下企业给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不是无边界的，需要特定制度的支撑，并且互联网金融环境的出现和发展滞后则会造成制度供给缺失从而不能使交易成本降低。传统金融有惯性路径，一旦两者博弈，制度供给的缺失及高交易成本等可能造成互联网金融的开展举步维艰，而这又会影响到众多的参与者进入到互联网金融系统。

传统金融的发展依托信用基础，而互联网金融系统也依靠信用生存。信用制度供给的缺乏是造成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导火索。当现存制度政策不能使参与者获得希望收益时，技术进步下的新金融系统就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突破从而创新出新制度以适应社会，所以，需求过剩与制度供给缺乏的矛盾是根源所在。

四、互联网金融系统横空出世――减少交易成本与诱发性制度变迁

互联网金融系统的横空出世给传统金融注入了新的活力，创新了金融业务。如2013年中旬，马云的支付宝与天弘基金一起合作开发出我国首款“宝宝类”产品――余额宝。另外，腾讯开发的“理财通”等，华夏基金与百度合作开发的“百发理财”均是与余额宝相仿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其收益为货币基金所创造，而货币基金是一种具有高流动性、高安全性以及稳定收益性特征的理财产品，依靠互联网工具宣传，是否购买等都可以利用移动电话和终端设备进行快捷操作的新特点，最为重要的是大幅度减少了交易成本，吸引了庞大的客户群体，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腾飞。而这种制度变更是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归结于诱发性制度变迁。

如电商创造供应链金融服务。Taobao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在我国腾飞最有说服力的案例。2013年，Ali小贷演化出供应链金融，Ali小贷是阿里集团金融板块为其会员服务的一款既没有担保又没有抵押的纯信用贷款。截至2014年上半年，阿里小贷已累计为80万家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放贷超2000亿元，平均额4万元。除去Ali小贷，2013年刘强东和张近东也在小贷领域布局。电子商务创造的供应链金融服务打破传统银行经营业务的限制，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开展贷款业务。基于传统思维，小微企业各种制度不健全，常常面临资金断裂而难以从银行贷到所需款项的窘境，但是电商平台凭借基于互联网这一工具能够获取商户的各种行为资料，冲出各种财会资料的规则条例的束缚，这些依托于互联网的资料也为互联网金融服务创造了口碑，并大幅度较少了交易成本，创造了诱发性制度变迁。

五、结语

匹配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制度能合理地激活互联网金融系统各资源，妥善处理由下往上的金融创新与自上而下的监管之间产生的分歧。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入手，作为关键内生变量的制度，对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且这一影响势必会一直相伴相随。这种能够显著减少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制度以及从下往上的诱发性制度变迁明显能彰显出榜样作用，使互联网金融系统吸纳更多要素禀赋，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

[2]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环境问题[J].金融研究，2005.

[4]霍学文.新金融 新生态[M].中信出版集团，2015.

[5]科斯，诺思.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金融学和生物学的联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自组织理论；序参量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互联网金融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它是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新型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目前还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定义，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利用移动平台、社交媒体、数据挖掘、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并融入互联网开放、分享、协作、创新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系统感知，深度分析，创造性处理及自我防范与优化功能的综合性金融系统。

自组织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尚属前沿的理论学科，近年来社会科学也开始采用这一原理。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开放性，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远离平衡态等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即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的同时，能够通过自组织功能不断地自我创新。从自组织理论探讨互联网金融对深入理解其基本内涵，构建互联网金融的实施框架都具有重要意义。

1、自组织理论简介

“自组织”即自我地组织化、有机化，是相对他组织而言的。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于1967年提出了耗散结构，自此之后，系统内部强大的非线性作用力以及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自我组织发展的特性备受关注，自组织理论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自组织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复杂自组织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问题，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从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有序变为高级有序。自组织系统具有以下特性：

1.1 开放性

开放性是系统能够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的属性。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只有在同外界进行交换的情况下，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不仅如此，系统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系统的发展。热力学已经给出证明，一个系统如果不对外界环境开放，始终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就会自发地走向混乱无序乃至“死亡”，这就是热力学上所说的均匀无序或混沌状态。因此，开放是系统有序化的前提，是耗散结构得以形成，维持和发展的首要条件。普利高津从熵增定律出发，通过研究非平衡态热力学，指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阀值时，系统就可能从原先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有序的状态，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稳定的、有序的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系统如果要提高有序度，就必须对外界开放，同外界进行充分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从外界引入负熵流来减少系统内部的熵，从而保持其向有序的进化。

1.2 负熵流的引入

在热力学的定义上，熵是热能转化为功的程度的量度。在系统分析中，熵是系统混乱程度的量度。根据熵增定律，系统的熵增量大于等于0。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时，内部熵值最大，系统最混乱、最无序。系统的熵增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系统不会自发地从平衡态返回到非平衡态。熵减少是增强系统内部自组织能力、提高系统内部有序度的必要条件。开放是系统引入负熵流的前提，而负熵流的引入是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条件。

1.3 序参量的建立

系统内部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这也就是形成序参量的过程，序参量支配整个系统的有序化进程。以复杂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的竞争与协同效应为基本动力，产生的协同关联的“序参量”进一步支配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运行演化，并促使系统走入循环、交叉的作用关系。通过这种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过程，系统内部的要素突破控制因素的阈值，从渐变跳跃到突变，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从而实现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组织演化。

1.4 远离平衡态与涨落机制

远离平衡态是指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应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组成部分存在的差异越大，系统就越远离平衡态。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反映在性质上，只有在性质上相互独立才能形成非线性作用机制，从而远离平衡态。具有内在活力的社会系统必然是一个非均匀的、有差异的、非平衡的系统。系统如果处于无差异的平衡状态意味着内部没有势能差，因而，这一系统是低功能的；涨落是对系统稳定的平均状态的偏差，这种偏差是系统演化中的随机非平衡因素。涨落在系统向有序方向演化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涨落就没有系统的有序演化。随机涨落是系统实现自组织的直接诱因，开放和远离平衡态是涨落力得以形成的前提，各要素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可以使微小的涨落不断放大，引起系统的巨涨落，实现系统向更高层次的进化。

2、自组织理论在互联网金融中的应用

2.1 互联网金融具有明显的开放性

金融生态系统主要特点应该是开放，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使更多的组织、个人参与到金融活动当中来，金融将更加“民主化”，市场参与者更为大众化，所引致出的巨大效益将惠及普通百姓。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表示：“预计到2013年底，获得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将达到260家左右。目前，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能量还没有释放出来，监管部门总体上鼓励创新，支持第三方支付公司发展壮大。”

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说，让更多人参与比多发几张牌照显得更重要。就余额宝而言，推出一个月销售即突破百亿，业内推算余额宝潜在客户可达8 000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络购物相比2011年增长了6.6%，用户量是2011年的2.36倍，手机团购、手机在线支付、手机网上银行3类移动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速均超过了80%。”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还将进一步调高，为更多人参与互联网金融创造条件。

除了整体互联网金融系统对外界具有开放性之外，内部的子系统也具有开放特征。所谓互联就是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分享、相互协作。整个互联网金融系统发展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各个子系统能否达到某种有序结构。互联网金融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功能的子系统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都是互联网金融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它通过与互联网金融整体系统、其他子系统的交流形成完整的对外活动统一体。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使现有金融系统更加开放透明，并为其注入新的物质、能量、信息，使其不断与外界进行人员、资金、技术、物质和信息的交换，逐渐从无序变为有序，从低级有序发展到高级有序。

2.2 负熵流的引入将提高互联网金融的有序度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系统的对外开放程度必将越来越大，这为系统负熵流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环境中，新的融资方式、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不仅为金融系统注入更充裕的资金流，同时也带来新的理念、新的业务流程、新的经营机制。传统的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推出全新业务，一大批互联网公司逐步涉足金融领域，其他新兴机构在互联网领域不断崛起，互联网金融组织、业务的出现必将对传统的金融机构造成挑战。

Goldman Sachs在2012年做出估计：“2011年全球移动支付总额为1059亿美元，未来5年将以每年42%的速度增长，2016年将达到6169亿美元；移动支付占全球支付市场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1.0%增加到2015年的2.2%。”2009年成立的Kickstarter公司，通过网络平台为游戏、电影、音乐、设计等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2年6月，Kickstarter公司共吸引了200万名投资者，为2.4万个项目筹资2.5亿美元。

诸如此类的互联网金融组织、交易方式通过在金融系统中发挥“鲶鱼效应”，改变金融业传统盈利模式，调整业务结构，改变客户基础，改善服务水平、经营管理、信息系统等金融设施。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将促进金融直接交易，加速金融“脱媒”，长期以来未受监管的融资方式可能“阳光化”，这对调整金融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在较低的制度耦合成本下，通过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有大量的负熵流注入原有金融系统，以降低传统金融系统内部由于开放程度低所产生的熵增。这些有效和充分的负熵流的流人大大提高了金融系统的自学习、自生长功能，从而提高金融系统的有序度。

2.3 信用机制是互联网金融的序参量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的跨期交易，信息是信用基础，信誉是信用的反馈。信用机制的建立是互联网金融的序参量，支配整个系统的运行。移动平台、社交媒体、数据挖掘、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将使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系统感知，深度分析，创造性处理及自我防范与优化功能。社交网络掌握诸如财产状况、经营情况、消费习惯等，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就能得到机构和群体的信用资质方面的信息；搜索引擎对信息的检索、排序和组织，能缓解信息超载问题；云计算保障信息高速处理能力。信息通过社交网络传播，被搜索引擎标准化，最终形成连续、动态变化的信息序列。这样，数量众多的组织、群体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经过信息技术的处理，为创立互联网金融的信用机制奠定了信息基础。

金融风险的产生大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然而，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可以给出任何资金需求者的动态违约概率。在交易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用机制将大大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不仅能改善传统金融所具有的信息不完备性，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能性，使风险识别、计量和定价更有效率。同时，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交易的选择空间更大。因此，相比传统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分散功能大大提高。风险将以系统性风险为主，单个证券的风险将会被充分地分散掉。分散的贷款组合使得投资者不会因为市场上的信用风险造成重大损失。风险对冲需求就减少了，可以预见，复杂衍生品也会减少，市场透明度会有所提高。

总之，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信息公开透明，市场高度有效，这大幅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未来任何金融交易产品，在任何时点上都可以知道它的违约概率。基于不同层面的数据信息，可以测度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风险。基于这一信用机制建立起来的产品研发、风险定价机制、风险监管模式将彻底颠覆传统金融业态。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系统的信用机制与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子系统协同关联，支配了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运行演化，并促使系统走人有效利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循环、交叉过程。

2.4 互联网金融通过涨落机制达到有序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远离平衡区的系统。对开放的互联网金融系统而言，平衡态是相对的，非平衡态是绝对的。在从传统金融向互联网金融转变的过程中，新旧交替。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同金融组织在性质、规模、顾客群体、经营状况、盈利水平和技术水平都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发展的差异性必然造成互联网金融系统内的不平衡性、非均匀性，整个系统处于非均衡态。这势必导致互联网金融系统出现偏离正常值的涨落现象。这种涨落现象在封闭的系统中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互联网金融系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在不断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外在的某些因素会在一个临界点附近引起互联网金融系统的涨落。

根据自组织理论，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非平衡系统，内部有许多变化着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广义流与广义力两类。两类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一种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开放和非平衡为互联网金融形成耗散结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还需通过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的调节获得自我完善。而自催化或自复制现象大量存在于非线性系统之中，互联网金融通过内部的非线性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微小的涨落不断放大，成为引起系统相变的巨涨落，导致互联网金融系统整体发生质的变化，促使金融系统由低级向高级有序的实现。

2.5 自组织视角下的互联网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一直以来都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金融在降低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有序化的实现依赖于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配合，协作。然而，在互联网金融系统中，位于系统“感知层”的诸多交易主体对互联网金融的操作规范未必了如指掌，在交易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操作失误。由于每个移动平台都对应着一个交易主体，社交网络更是拥有规模庞大的参与群体，个别的操作失误都会累积成互联网金融的隐患。同时，互联网金融依托计算机网络系统，加密技术不完善，病毒、黑客攻击，技术标准不统一，软硬件设备参差不齐，再加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这些将使互联网金融失去信息基础，同时导致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熵增，甚至使其陷入“混沌状态”，致使序参量无法建立，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彻底失效。

金融学和生物学的联系范文第3篇

【互联网+普惠金融】

“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以“健康发展 温暖世界”为主题，聚焦网络信息技术应用于普惠金融服务的典型案例，共同研讨如何通过机制建设及技术创新推动全球普惠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让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金融服务的雨露甘霖。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潘功胜

要发挥好“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潜力和优势，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的普惠性、商业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要关注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 井贤栋

数字普惠金融有三个支柱――科技、用户和监管，共同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促进了消费和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民生的服务，有利于消除地区以及发展的差距不平衡。

【互联网+智慧医疗】

“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以“助力全民健康”为主题，惠及全球智慧医疗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和政府官员，共同探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等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推进产学研用联合协同创新，探索全球卫生与健康治理新模式，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

国家卫计委主任 李斌

“互联网+智慧医疗”凝聚了信息化技术与医药科学的新成果，正在成为创新驱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先导力量。“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新型健康服务模式已现端倪，并将为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发展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

从互联网角度看“互联网+医疗”，基本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O2O的服务，怎样通过线上把用户引流到线下，分发给适合处理他疾病的地方去；第二个层次是智能问诊，计算机很多时候能够超越医生；第三个层次是精准基因分析和精准医疗；第四个层次是新药研发。

【互联网+出行】

“互联网+出行”论坛以“智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为主题，重点围绕互联网背景下的交通出行领域，就“互联网+出行”相关政策、技术、标准、应用服务等进行探讨交流，并同期举办“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上线仪式。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杨传堂

互联网以其广泛覆盖、高效连接等特性，改变了传统交通运输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优化了运输服务要素的资源配置。交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方便旅客出行、提高综合效率、改善出行体验，也是培育交通发展新动能、催生交通新业态、提升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

沃尔沃全球高级副总裁、CIO克拉斯・本德里克

汽车工业正在进入智能和互联网时代，未来的汽车将拥有高度智能和智慧，主动探索和满足人的需求。车联网、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是实现这一切的三大技术和方向，将引发一系列变革。

【互联网+物流】

“互联网+物流”论坛围绕“创新与实践――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为主题，分享和交流“互联网+物流”的政策、创新模式、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深入探讨互联网时代下现代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和增长点，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有效结合，加强国际国内企业和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 何黎明

物流业要把握时代机遇，以转换思维方式为起点，以加强互联共享为条件，以推进深度融合为着眼点，以优化政策环境为保障，积极创建开放、共享、协作、共赢的现代物流生态体系，推动新时期物流业持续健康发展。

美团大众点评首席执行官 王兴

最近的四年时间我认为是“互联网+”的上半场，也就是以用户红利为代表，以用户规模快速增长为代表，以广度为代表，现在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拐点时期，接下来的下半场，很重要的一点不光是用户的广度增加，我们还要加大用户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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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和生物学的联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生态；农村金融体系；反馈系统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3-0140-04

[作者简介] 张伟成，广东省河源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系统科学与经济学；(广东 河源 517000)

肖连斌，农行江西省分行经济师，律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律与合规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引言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的统一整体。金融生态是一个综合、整体的概念，它不仅包括金融生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还包括影响金融生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金融生态主要是组成生态系统的各部分之间的互相关系，农村金融生态是农村金融业运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与农村金融业产生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农村经济环境、农村法制环境、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文化环境、农村市场环境和农村制度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指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服务的过程，各类金融组织的内部结构、互相关系及与农村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因此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需要系统地推进，政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村委会、乡村合作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等相互配合，包括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展农业保险，大宗农产品期货，建立农村存款保险机制，采取法律、制度创新、政策扶持和综合治理等各项措施，促进农村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新农村建设。

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现状

由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与城市区域相比，农村金融生态状况较差，问题较多。因此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农村金融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这个瓶颈和短板使农村金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

从资金的供给主体看，供给主体数量减少，农村金融供给渠道狭窄、金融服务品种匮乏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主要为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确立“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市场定位，其服务“三农”和县域的力度逐步加大。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在农村的业务范围主要为粮棉油收购等政策性业务。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在改革中艰难前行，但长期以来功能定位不明、产权不清、机构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等因素制约了其支农信贷功能的发挥。刚刚组建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目前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小额贷款处于试办阶段。从资金的需求主体看，主要是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信贷需求主体是多层次的，例如农户可以分为贫困农户、普通农户、产业化经营农户；农村企业有小型企业、规模企业和龙头企业。大多数信贷需求主体不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很难获得抵押贷款，金融生态主体信贷功能弱化。主体各层次需求的方式和特征都有很大的差异，农户是农村金融最基本的需求主体，但由于其提供担保抵押物的局限性，很难从正规金融中获得信贷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金融需求，对融资的需求具有总量大、时间跨度长和明显的政策性金融及主要追求社会效益的特征，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的支持。

农村金融生态链中适用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缺位，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市场经济渗透程度差别很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性和多层性。同时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交易成本高，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高风险、市场竞争不足，在大部分乡村只有邮政储蓄机构和农村信用社。因此在乡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减弱，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单一化，作为农村金融主体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马”难拉“三农大车”。生产性贷款多，消费性贷款少，短期贷款较多，中长期贷款基本没有；市场不完整、金融品种单一，基本只有农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极少。长期以来，偏向城市的金融政策形成了城乡分隔的“二元金融”结构，这在客观上制约着金融机构对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目前，我国对农业投入规模较低，在许多需要金融配套的环节比较薄弱，限制了金融配套资金的投入。此外，由于农民受教育机会较少，文化素质不高，一定程度影响农村社会信用，社会信用文化缺失，农村企业和农户的诚信意识、金融风险意识比较薄弱，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远未形成。农村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和征信业发展缓慢，缺乏一个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金融企业难以获取客户的真实信用状况并作出准确的信贷决策。在部分农村地区，逃债、躲债和赖债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但失信惩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缺乏对债务人违约的制约，致使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比较突出。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由于农村产业风险的特殊性，对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发展具有适应性的农村银行是弥补“三农“资金匮乏的途径之一。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在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强大而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时，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与农村金融供给单一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与农村经济发展不适应。

近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从理论到实践上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将取得新的进展，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鼓励、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从金融政策看，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鼓励银行加快金融创新，逐步放松多年来的制度抑制，其中一些政策惠及到农村金融领域。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取消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上限；放松监管限制，允许成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商业信贷组织和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放开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国家制定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银监局出台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鼓励试点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作为商业保险机构的补充；全国个人征信系统的联网运行，使社会信用环境日趋优化。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利于农村金融生态的改善。

三、系统科学的系统论

系统科学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由一系列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有序的和有目标的。系统依其不同的结构实现其一定的功能，而系统的特定功能的实现要具备一定的结构。因此，若要调整系统的结构，就有可能会改变系统的功能；而要改变系统的功能，就必须改变系统的结构。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科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是一门综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技术，一般公认以Von Berta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GST( generalsystem theory)概念为标志，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出现了系统论(systematology)、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论(informatics)等早期的系统科学理论；同期出现的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管理科学则是系统科学的工程应用，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主要是系统科学组织理论的建立，包括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论(chaos)、分形学(fractal)；80年代以后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大大地推动了系统科学的前进步伐，包括复杂适应系统C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在结合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处于不断向前推行的浪潮中，系统科学自身也得到了充实，其应用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掘。

从不同学科领域表现出同构性和同型性的事实出发，Bertalanffy得到结论：“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们的子类的模型、原理及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别、组成元素的性质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关于或多或少特殊类型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GST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它从有关生物和人的问题出发，不能沿用讨论无机界问题常用的机械论分析方法。因为现实是一个有组织的由实体构成的递阶秩序，在许多层次的叠加中从物理、化学系统引向生物、社会系统，因此不能把分割的部分的行为拼加成整体，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才能了解各部分的行为和整体。

若干要素按照某种方式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系统，就会产生出它的组分和组分的总合所没有的新性质，叫做系统质或整体质。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要素的系统质或新功能，这就是系统的整体突现原理。整体突现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石。所谓用系统的思想分析问题，中心之点就是考察系统的整体突现性。系统的整体突现性可用公式来表示如下：W≠∑PI(这里又分为两种。)

(1)整体大于部分之和。W>∑PI俗话“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就是这种情况。

(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W

一般系统论则试图给一个能描示各种系统共同特征的一般的系统定义，通常把系统定义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不仅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

四、系统科学理论与农村金融生态结合

系统科学的中心概念是系统，福瑞斯特在《系统原理》一书中说：“系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一起运行的各部分的组合”。从系统的一般定义出发，引出描述有组织整体(即系统)特有概念，如总体、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开放性、方向性、目的性、等终极性(果决性)、演化、渐进机构化、中心化、渐进分异化、主导部分、生长、竞争等等。从结构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子系统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及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共同构成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主体子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遵循金融生态环境的一般规律，则由法律、制度、文化、道德以及监管体系和征信、担保体系构成的。从功能角度来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该系统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农村金融生态问题，尽快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状况，对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农村金融体系有极具稳定的特点，其结果导致金融生态缺乏应有的活力。以后，随着国内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变迁，保持农村金融系统稳定且持续的发展，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我们在两个领域同时推进。一个是金融监管的改进，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都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另外一个领域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因为完全稳定的系统会失去变化、发展、创新的可能，而现实系统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自身、外部环境、甚至其他各种因素的扰动，象农村金融系统内部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人、财、物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有效空间的合理分配，人与农村金融的道德、规范、价值的沟通均会影响包括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农村金融创新问题、农村金融监管问题、农村金融政策问题等农村金融问题。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和谐农村金融的稳定机制应是适度的稳定，既不会使整个农村金融进入失控，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又要能在矛盾、冲突发生时，通过相关的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协调、沟通后保持良性状态。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必须遵循反馈原理的，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也存在一个反馈现象，任何系统只有通过反馈，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从而达到目的，因此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必须注意前馈信息的收集以及使用后反馈评价信息的收集，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风险防范缺乏系统科学的管理，农村金融体系组织结构的三大体系包括执行系统、决策系统和监督反馈系统是保障农村金融风险控制有效实施手段。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督反馈系统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结构要求。任何系统只有开放、有涨落、远离平衡态，才能走向有序，所谓有序是信息量走向增加，即熵走向减少，组织化程度走向增加，即混乱走向减少。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由政府主导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大量的信息，建立信用信息库以及农村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平台，建立符合我国农村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档案制度，实行信用风险防范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机制，降低金融机构征信成本。

同时，系统只有通过互相联系形成整体结构才能发挥整体功能，建立有序的、开放的、多层次的、多主体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无疑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交换信息、物质和能量，同样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显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开放性包括内源开放和外延开放，内源开放是指农村金融与所在社会环境不断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交换，不与环境交换物质、信息以及能量，此系统就不会长大，否则该系统就会崩溃。外延的开放是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边界逐步扩大向区域外开放。随着交通、运输、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以前孤立的农村金融生态子系统，越来越联结到一起，形成更大范围的有机整体。同样，农村金融生态是金融生态的一个子系统，当前失衡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严重阻碍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

五、利用系统功能原理构建和谐农村金融

功能(function)是刻划系统行为、特别是系统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概念，系统的任何行为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系统行为所引起的、有利于环境中某些事物乃至整个环境存续与发展的作用，称为系统的功能。被作用的外部事物，称为系统的功能对象。功能是系统行为对其功能对象生存发展所作的贡献。凡系统都具有功能。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和谐农村金融系统的重构，可以提高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从宏观方面上讲，就必须对农村正规金融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再造，对农村非正规(民间)金融进行政策引导和行为规范，给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带来适应性、效率性、稳定性和政策性方面的系统功能特征。

和谐社会的构建，“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而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金融组织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注重人们之间的互动和参与，改变单个农民行为方式，以增强农村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发挥人们互和利他性，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意识。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以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农民自主创新“一体多元”的中国特色和谐农村金融生态体系。

如何实现和谐农村金融，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促使“和谐农村金融”系统运行的各种农村金融机制。这些农村金融机制综合作用，自发地搜寻、发现影响农村金融和谐的因素，并发挥调节、矫治的作用。整合农村金融各部分及各种力量，使农村金融结构获得相对平衡，促进农村金融在良性的状态下正常运行，共同通过协同效应产生秩序。“和谐农村金融”的组织过程将通过各种农村金融协调管理机制来达成，包括开放的农村金融机制、有效的调控机制、统一的整合机制、完善的稳定机制、发展的创新机制等内容。各种农村金融机制的协调、合作，使农村金融系统自发形成自我约束、调节功能。从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来看，它内生于农业分工和农村金融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农产品交易、生产要素交易和农村金融市场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要求及相应的交易制度变革中看出金融功能的演进过程。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金融业务出发，从制度层面和培育市场主体、培育金融机构的“自身能力”角度解析不足。比如我们现在的管理，仍带有一种父爱主义、保护主义的特征，没有真正把它推向市场，不是从培育他的自身的市场能力角度出发的，要靠自身的两条腿在市场上去登的；农村金融体系构成要素中过多强调银行金融机构体系；非正规金融，忽视其存在合理性、无明确的非正规金融政策。

系统的功能视角下农村金融生态体系重构，需要理顺中央、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健全管理制度，基本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投资需要与农户的融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村金融的整体风险。

六、展望

在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中，没有一种单一的机构能满足农户、农村企业以及农村基层政府各种形式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是由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组织系统，这一生态系统是农村金融组织通过内在的多维联系构成的复杂有机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应该加大对农村金融生态的重视，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构建多样化金融机构。在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业和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消除农村金融市场的进入壁垒，在可能的范围内允许和扶持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发展，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金融机构始终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建设者和支持者。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过程中，改革创新是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强化金融支农能力的必然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产业化的形成，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然对农村金融产生强烈的需求，要求打破原有农村金融生态均衡状态，寻求新的利益均衡机制。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变革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逐步解决农村金融缺口问题，改变当前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使得新的制度促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共同发展。

从系统科学角度看，构建一个理想和谐的农村金融生态圈，必然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各子系统联系紧密、和谐共存、协作整合、良性互动、高效运作的系统，为此，必须共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探索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生态。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环境打造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2004-12-07.

[2]彭兴韵.金融学原理[M].上海：三联书店，2003.

[3]贾仁安，丁荣华.系统动力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金融学和生物学的联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超网络；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理论研究

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相互耦合的结果，它为传统金融业注入了全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也为互联网产业开拓了新型的业务领域和对象。谢平（2012）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或电商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是介于传统金融与互联网两端之间的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2015年市场整体规模超过10万亿元，其中支付市场规模就达到9.22亿元。然而，伴随机构和产品的数量持续增长、金融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增强，以及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我国互联网金融事件频发，以众筹行业为例，截至2016年，全国各类型正常运营的众筹平台总计427家，全年倒闭、转型及其他（跑路、提现困难以及众筹板块下架等）平台数量达293家，给消费者、企业、社会带来难以估计得损失。

由于互联网金融事件具有互联网快速传播、金融行业保密隐私的特征，导致我国在应对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的防控中捉襟见肘，尤其存在传播途径认识不清、影响程度和范围评估不准、关键人物识别模糊等情况，导致金融运营机构、监管机构应对危机能力有限。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与普通舆情事件差异的基础上，从超网络的视角对互联网金融舆情进行风险识别与管控研究，分别构建了不同级别人物的识别模型、舆论演变模型，以及互联网金融舆情引导策略矩阵，最终从控制、引导、干预三个方面构建我国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体系。

二、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定义与特征

舆情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针对互联网金融舆情方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舆情是指享受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对象对所发生的互联网金融事件信息进行传播与互动的过程。根据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发生对象不同，可以分为金融形势舆情和金融事件舆情。其中，前者是指升息、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如果媒体等传播主体没有正面引导，那么容易引发舆情波动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变化。后者是指各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运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与经营有关的资金链断裂、资金挤兑、金融产品亏损等突发事件，该类事件容易产生大幅度的社会舆论，对相关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指互联网金融事件舆情。

在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时代，舆情中信息的不对称性正在弱化，传播方式呈现出快速共享、全面透明、多向传播的特征，与普通舆情相比，互联网金融舆情尤其体现为错综复杂性和难以控制性。

（一）影响区域广

不同特征的舆情事件影响范围和程度各不相同，并且具有行业性、区域性等特征，如某个公共政策引发的舆情事件具有区域性特征，某一产品的质量引发的舆情事件具有行业性特征，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影响范围可能会达到全国，涉事对象能够涵盖社会不同阶层，因此影响范围更大。从爆发过程来讲，普通舆情事件以爆发点是唯一的，呈现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态势，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一旦爆发，将会在多地区产生“核裂变”式的连锁反应，在短期内呈现燎原之势。例如，爆发于2015年的“e租宝”事件，涉及金额约745亿元，涉及人数达到了90.95万人，涉事主体遍及全国31个省市区。

（二）处理难度大

基于互网金融具有的普惠特征，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造成在不同区域会出现影响程度与范围出现高与低之分。从处理方式来看，各区域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联合协同处理。此外，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同质性，一旦一家互联网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很容易波及上下游对象，并且对同类单位和产品造成巨大影响。从处理对象上看，普通舆情事件呈现“线”形特征，关键人物或节点有可能产生在事件爆发的起点，其关键人物或节点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精确定位，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呈现“面”形特征，容易出现多点爆发的态势，其关键人物或节点的出现时间和节点难进行清晰识别，其识别与防控难度巨大。

（三）涉事主体多

舆情主体包括与舆情事件有关联的人或组织。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普通舆情的参与主体包括制造者、参与者、管理者和旁观者；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涉事主体一方是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另一方是购买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庞大群体。此外，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由于涉及到违法、犯罪等行为，政府、行业监管主体往往会介入。因此，任何一个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都会涉及多方主体，每一方的角色、人物均不相同，具有错综复杂性的系统性特征。正因为如此，从根源上讲，处理普通舆情事件的目标是平息舆情，但处理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目标是解决舆情。

（四）持续周期长

舆情本身具有突发性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舆情的持续周期存在差异性，普通舆情事件的生命周期大多呈现“正态曲线”分布（见图1- a），从事件的突然爆发到最终消亡是一个正态分布的趋势，其持续周期一般在3个月以内；互联网金融舆情则呈现“梯形分布”特征（见图 1-b），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关注度会持续攀升，并在一定时间段之后，达到一个长期的平稳状态，该阶段会随着事件调查等工作持续很长时间，其长短由解决方案的推出时间决定，最后随着事件解决，关注度会逐渐回落。

通常来讲，普通舆情事件的持续周期大约是三个月左右时间，并会伴随新事件的发生而逐渐消亡，而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持续周期可能会达到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并且会随着新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发生，推动原有事件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例如，在2015年发生的“快鹿事件”，从事件爆发到最终立案调查，持续周期达到了6个月。

互联网金融舆情特征的特殊性，导致对其进行风险识别与防控必然不能采取与普通舆情一样的应对措施，而是应该基于传播网络建立从识别到判断、从控制到干预的防控系统。

三、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研究现状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的识别与防控方面的研究始于2010年以后，张世晓（2012）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对收集到的金融舆情信息可以从定性、定量两种方法角度建立研究分析机制，其中，定性分析主要是对金融舆情主题分类整理和对金融舆情观点归纳整理。定量分析主要包括统计方法和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可以实现基础数据统计和对各类主题、各类观点的占比等进行指标设定。计量方法是基于基础数据运用计量分析舆情变化的影响因素。张金凤、王恒山（2013）从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提出对不良金融信息网络传播的管理方法，认为金融部门可以成立专门的检测部门、网络媒体编辑室，以及通过处理好跟传统媒体的关系获得传统媒体的支持等。谭云明、饶潇（2015）认为网络金融舆情共有“金融市场突发事件、业务表现失败事件、服务缺失与行为失当、制度性弊端”四类，并认为网络金融舆情的处理流程包括信息采集、定量分析、危C预警三个部分，继而提出强化危机意识、加强组织领导、熟悉舆情形成与传播规律等措施。庞引明等（2016）分别从时间节点、时间序列的角度研究了风控模型，指出可以通过大数据集进行试算，并在试算中调整各种参数，就可以训练出适合具体环境和分析目标的大数据风控模型。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范畴可以看出，现有成果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舆情的形成机制、处置流程、防范措施方面，部分学者运用统计学等方法实现了情绪识别、影响因素识别等局部防控，但是在传播网络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不足。本文从超网络的角度，试图揭示舆情事件中各类数据的深层次关系，主要达到如下目标，一是理清互联网金融舆情在线上和线下网络中的传播机制与扩散路径，二是构建互联网金融舆情在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别舆情人物的识别方法，三是建立“控制、引导、干预”一体化的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体系。

总之，本文通过对舆情事件主体、传播态势的准确识别方法，以及处理舆情事件过程与控制体系，为政府、企业等责任主体及时应对舆情事件有实质指导意义。

四、互联网金融舆情超网络的构建

Nagurney和Dong（2002）最早提出了超网络（Super Net Work）的概念，指出高于并超出现有网络结构可称之为超网络，Bohannon（2009）认为传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主要关注事件主体中“人”的信息，但是对于环境、时间、区域等事件的动态属性研究较少。我国相关学者对超网络与金融的关系研究较早，王志平和王众托（2008）构建了金融超网络模型，认为典型的网络是由许多“节点”与连接两个节点的一些“边”组成的。其中，节点用来表示实际系统中不同的个体，连接节点的边则用来表示两个节点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关系。李倩倩、刘怡君（2012）将舆论模型的研究从复杂网络进一步扩展到超网络空间中。

相比普通舆情事件的传播机制，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往往是在线上爆发，并通过线上和线下两个网络层面进行同步传播。此外，互联网金融舆情除了受个体影响（心理、观点、行为）外，还受外界环境（政府、法律、媒体等）的影响，将这些因素分别建模为相关子集网络，再聚集成为超网络，对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从图2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舆情网络是一个典型的超网络，对网络节点间的亲疏、远近关系的度量，可以研判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发展态势、引导预期走势的基础。对节点间的度量主要是进行距离度量和连接能力度量，其中距离度量可通过最短路径距离、平均路径长度进行衡量；连接能力度量可通过优先连接进行度量。

（一）节点间最短路径距离

最短路径旨在寻找网络中两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最常用的为Floyd算法，其原理为。

如果一个矩阵D=[dij]，其中dij表示i与j的距离，dij>0。若i与j之间不存在连接路径，则dij为无穷大；i与j的最短距离分为是否经过i与j间的k两种情况，可以令k=1，2，3，…，n（n为节点数），检验dij与（dik+dkj）的值，在此，（dik+dkj）分别是已知的i到k、k到j的最短距离，因此，（dik+dkj）就是i到j的最短距离。所以，若有dij>dik+dkj，表示从i到k，再到j的距离要比原来的从i到j的距离短，自然把i到j的dij重写成（dik+dkj）。每当一个k搜索完，dij就是目前i到j的最短距离。将此过程不断重复，当查完所有的k时，dij就是i到j的最短距离。

（二）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路径长度（APL）是指网络中所有节点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与之相对的最大距离称为网络的直径，二者共同衡量网络的传输性能与效率。平均路径长度的计算公式为

APL=■■dij

式中dij为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距离。

（三）优先连接

优先连接是指新增加的关注者的观点、心理总是受到权威机构、人物等具有较高连接特征人群的影响，新出现的节点更倾向于与较高连接度的节点相连接。一个新的节点与一个原有节点相连接的概率Πi与节点vi的度ki和适应度ηi之间的关系满足如下关系。

Πi=■

从式中可以看出，优先连接概率不仅与节点的度成正比，还与节点的度与适应度的乘积成正比。通常情况下，越老的节点具有越高的度，但如果一个新的节点具有较高的适应度，在随后的网络演化过程中同样可以获得更多甚至比老节点更多的边。

通过以上的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各节点之间的紧密、亲疏程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价值体现如表1所示。

五、基于超网络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人物的有效识别

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全国区域性特征，因此要对舆论加以引导和控制，必须要识别出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人物类别。根据相关人物在舆情网络中的作用，可以分为“领袖人物、连接人物、扩散人物、一般人物”四类，其中前三类可称之为“关键人物”，不同的人物类型在线下和线上网络舆情传播中起到领导、联系等不同的作用。

（一）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对舆情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实互联网金融舆情分析中，领袖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互联网传播中起到意见领导作用的具体人物；另一类是对解决互联网金融舆情起到领导作用的虚拟人物，包括监管机构等权威主体。

对具体领袖人物的识别分为两类，一类是线下领袖人物识别，可以根据线下活动的角色进行确定；另一类是对线上领袖人物的识别，可以通过节点超度、超边重叠度、集聚系数、平均最短距离等进行识别。其中，集聚系数应用较广，可以用来衡量网络中各节点的群聚情况。

设网络中节点i通过ki个节点相连，如果这ki个点完全相连的话，将有■条边，而节点i与这ki个节点间的连接边数仅为Ei，则节点i的集聚系数Ci为：

Ci=■

（二）U散人物

扩散人物在网络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分为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负面人物大多为造谣者和传谣者，正面人物大多为辟谣者。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线上和线下的扩散人物可能并不一致，线下的正面扩散人物可以是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线上的正面人物可以是国家权威的社会媒体；线下的负面人物可能是竞争对手或者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等，线上的负面人物可能是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损失较大的投资者等。

线下的扩散人物较容易识别，对于线上扩散人物，可以利用K-shell值可识别出网络中的扩散人物，并通过计算这些扩散人物之间的距离，防止负面人物舆论的扩大，以及实现正面人物扩散积极信息的范围达到最大化。K-shell其基本思想如下。

假设边缘节点的 K-shell值为 1，然后往内一层层进入网络的核心，先去除网络中度值等于 1 的所有节点以及连边。若剩下的节点里面，仍有度值等于 1 的节点，则重复上述操作，即去除这些节点和连边，直至所有节点的度值都大于 1，把这些去除的节点的 K-shell 值记为 1，也就是说这些节点均处于kls值为1的层。然后依次去除度值小于或等于k的节点及连边（k为整数，k≥2），直到所有的节点都有对应的ks值为止。

（三）连接人物

连接人物是指在网络结构中起到连接作用的人物，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连接的对象包括互联网金融企业、社交媒体、政府部门、行业监管机构、投资者等多个主体，因此在互联网舆情关系体系内众多的人物中识别连接人物较难。

对连接人物的识别通常由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介数指标（Betweenness）刻画节点对网络结构的连接作用及该节点对其他节点对之间信息的控制能力；二是利用BR（Bridging）方法识别网络中重要连接人物。

例如在图4中，节点m和节点o之间的联系，依赖于连接节点m和节点o路径上的其他节点i、q和p，因此，计算一个节点的与其他节点的关联性可以通过计算经过该节点的最短路径的数量获得，这个数量就是点的介数。令b为介数，则节点i的介数为

综上，领袖节点是舆情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节点，即连接度最大的节点；扩散节点是K-shell值最大的节点，该节点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介数或BR描绘的则是节点本身对网络结构所具有的全局影响。通过对线上、线下“领袖人物”、“扩散人物”、“连接人物”的识别，可以制定线上、线下不同的引导、干预策略。

六、基于超网络的互联网金融舆情风险防控方法

（一）控制

互联网金融舆情与普通舆情相比，就是在互联网金融舆情的超网络中存在大量的关键人物、领袖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在超网络中所起的作用各异，因此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难度很大。目前，在舆情控制理论方面，主要有蜂拥控制（Flocking Control）、牵制控制（Pinning Control）两类。其中，蜂拥控制源自仿生学，采用最多的经典模型是Reynolds（1987）模型，该模型按照大自然中鸟群群体蜂拥飞行的特点，通过观察每个鸟的现有邻居来决定其飞行方向。以此模型为基础，Han J、Li M、Guo L（2006）构建了Boids模型，该模型以Reynolds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间谍鸟”来控制群体行为。蜂拥控制能够通过在系统结构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群体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牵引控制是指通过对舆情网络中的部分节点施加一定的影响进而使整个的网络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对节点的施加影响可以是随机施加，也可以按照相关的目的特定施加。Lu和Wang（2008）基于谷歌对网页重要性进行排序的PageRank算法，提出了计算某一节点是否重要的ControlRank算法，即通过ControlRank值来评定哪些节点是最需要进行控制。节点的ControlRank值（CRi）如下。

综上，互联网金融舆情属于典型的超网络，因此，采用特定牵制的方式进行舆情控制是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利用ControlRank算法能蛲诰虺龆冉洗蟮慕诘憬行控制，进而实现对整个系统进行有效控制的目的。

（二）引导

1. 引导对象的识别

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传播网络中，共有三类人物，分别是活跃人物、焦点人物和领袖人物。活跃人物活动范围广、活动频率高，其传播的舆情内容能够加速整个舆情事件的发展速度与程度，因此，在舆情爆发的开始阶段要尽可能地降低其传播负面信息的概率，而在舆情的平稳阶段要最大程度地引导其传播正面消息的数量和范围。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活跃人物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类，线上的活跃人物可通过发帖数量、评论数量等进行衡量，线下活跃人物可通过具体的行为数量加以评判。线上活跃人物的可通过节点超度识别，节点超度越大，表明其活跃程度越高，其表率和示范能力越强。

焦点人物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特征的人物，在线上传播中作用明显。焦点人物主要体现为两类，一是负面焦点人物，往往是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的肇事者，主要为线下人物；二是在传播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传播焦点人物，主要为线上人物。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一旦爆发，前者会成为众矢之的，往往会变为沉默人物；后者拥有较大规模的粉丝数量，其言论容易得到较大数量的评论和转发，其看待舆情问题的观点较为精确，而且其观点具有长期稳定、持续的特征。在焦点人物的识别上，负面焦点人物较容易识别。传播焦点人物可通过超边重叠度（Hyperedge Density，Dh）进行识别，其数值越高，焦点人物的程度越高。

领袖人物是整个舆情事件的引领者，其支持率较高，在整个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领袖人物一般分为两类，一是舆情事件本身的事件领袖人物；二是处理舆情事件的权威领袖人物。后者往往是权威机构部门的发言人，对整个舆情事件起导向作用；前者是一般是舆情事件的参与者，往往是舆情受害者的代表。事件领袖人物和权威领袖人物构成直接的对话关系，二者的关系决定该舆情事件解决的好与坏、快与慢。

2. 引导策略的选定

互联网金融舆情网络是一个超网络，每一类人物都存在线上人物和线下人物，由于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因此在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引导时，要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三）干预

1. 干预的舆情主体

在当今各种社交媒体的作用下，舆论的传播除了受社交网络中个体的影响，还受到来自媒体、政府等其他媒介的影响。李倩倩、刘怡君（2012）建立了社会舆论超网络模型，从环境网络、社交网络、心理网络、观点网络共同构建舆情的传播与驱动机制。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按照互联网金融事件的主体划分，可分为肇事者、涉事者、旁观者三类，不同主体的心理、观点、行为共同构建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舆论模型。

其中，肇事者是指爆发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经营机构，互联网金融舆情爆发以后，出于保全自己、将损失降到最低的观点，责任较大的肇事者往往采取隐匿藏身、秘密跑路的行为，部分责任较轻者会采取投案自首等行为。涉事者是指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中遭受经济损失的群体，当出现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时，对肇事者持有极其愤怒的心理，同时也会出现后悔、自责的心理，涉事者基于各自的经济实力、能力水平会出现孤立无助、内心矛盾等观点，继而出现全体上访、法律诉讼、甚至是暴利破坏等行为；旁观者是指未在互联网金融事件造成损失的群体，该群体包括行业从业者、普通人士等。该群体出于自身考虑，通常对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持有庆幸自己未遭损失、嘲笑、同情涉事者心理，因此会有事不关己的观点，部分旁观者会采取提供法律帮助等行为，但同时会存在指责、建议采取一定措施等行为。

2. 干预的措施

互联网金融舆情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与普通舆情事件相比，解决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目标不是平息事件，而是彻底解决事件，因此，必须借助政府、媒体的作用才能得以解决，所以采取的措施也必然以解决事件为出发点。干预的路径是通过外部环境、自身认知的改变引起相关主体心理的改变，进而促使该主体观点的变化，最后达成行为方式的改变。可见，干预的本质是通过改变达成控制。基于此，干预的措施包括隔离、嵌入、重构三个方面。

（1）隔离

从理论上讲，隔离是通过隔离舆情网络中一条或多条负向超边，进而达到改变网络传播结构的目的。在实践中是指隔离互联网金融舆情超网络中的持有、传播负面信息的活跃人物、焦点人物和领袖人物。隔离的方式包括信息隔离和物理隔离，前者是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隔离相关人物的账号、内容等，后者是指对造成极大恶劣影响的人物通过法律手段等实现隔离。隔离并不是最终目的，如果隔离出错，甚至会引起更大波澜的舆情，因此，隔离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有理有据，一针见效。

（2）嵌入

嵌入是指通过在超网络中嵌入一条或多条正向超边，进而达到通过增加正向超边数量影响整体舆情态势的目的。嵌入的方式主要有信息嵌入和人物嵌入两种，信息嵌入包括以新闻会、媒体文章等形式适时一些真实信息，进而对舆情态势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人物嵌入是指在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发展过程中，引入一些权威的政府、法律、权威机构等领域的人士，让其传播特定信息的目的。在运用嵌入策略时，嵌入的时机、内容至关重要，嵌入内容的传播程度和范围直接可以影响到嵌入结果。

（3）重构

重构是指通过改变超网络中的负面超边和正面超边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进而实现对整个互联网金融舆情达到整体防控的目的。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重构前应该制定具体的重构策略和紧急情况出现时的备选措施，尤其针对全国性的互联网金融舆情事件进行重构时，必须考虑到区域联动，做到行动一致、目标一致、方法一致。

七、总结

本文通过借鉴相关学者对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结合金融舆情的特性，得出互联网金融舆情的传播机制、人物识别方法、风险防控措施等，并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监测和引导策略。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讲，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互联网金融风险链条中的一环，为了有效地监测网络金融舆情，还应该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互联网金融舆情的监测平台系统，将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和危机预警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在一起，并建立舆情事件数据库，将消费者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金融产品数据等融为一体，为深度的信用评价、产品定价等大数据挖掘服务。

参考文章：

[1]You You Lu，Xiao Fan Wang. Pinning control of directed dynamical networks based on ControlRank[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2008（08）.

[2]李倩倩，刘怡君.基于超网络的社会舆论演化及应用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27）.

[3]谭云明，饶潇.网络金融的舆情引导策略[J].重庆社会科学，2015（07）.

[4]张金凤，王恒山.金融信息网络传播研究[J].金融经济，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