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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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政策的作用范文第1篇
1、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趋于上升趋势，实际失业率更高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城镇下岗再就业难度的加大，中国城镇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据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和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8~10%之间。[1]按照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峻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
2、农村就业问题突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农村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积淀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3、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二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从劳动力供求的技能结构上看，一方面，非熟练、低技能人数基数过大、比例过高、供给过多；另一方面，熟练、高技能、新兴技术就业者得不到满足，且工资增长率过高；就业困难群体在扩大。从劳动力供求的地区结构上看，东部地区、大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就业压力相对较小，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就业压力大。从劳动力供求的产业结构看，传统行业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而新兴产业、行业和技术性职业却人才短缺，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4、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并存
隐性失业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内容上的结合或结合不充分、不合理的现象。我国隐性失业大量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农村。据估计，我国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约为20%左右。[2]在农村，农民就业更不充分。
二、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解决失业促进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不足
我国近几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的促进了就业，但也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具体表现在：（1）我国的产业结构现阶段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但是财政政策没有对就业需求结构性变化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导致财政政策导向仍以需求拉动型为主，创造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2）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策实施的效果由于制度性扭曲的原因而未达到预期结果。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充分的求职信息等，制度降低了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3）就业政策实施需要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但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对它们的支持力度过低，且法律制度约束力不强，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三、通过财政政策解决失业促进就业的对策
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扩大岗位供给，有效促进就业，通过再培训和再教育，二次上岗，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就业和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此消彼长，有效地解决了就业问题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失业。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增长
我国从1997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扩大了社会投资，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今后一段时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努力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地较快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加就业，解决失业问题。
（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在稳健财政政策框架下，应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和重点。在促进就业方面，要注重各种财政政策手段之间的配套实施。从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看，政府应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解决这些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利用目前生产资料及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有利时机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利于失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的解决。
（三）在财政支出政策上，侧重于结构调节，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稳健财政政策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第一，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通过各种政策培育和引导消费。第二，完善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的财政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就业。第三，加强对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优化社会投资结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扩大劳动力，需求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合理引导其投资方向。[4]
（四）优化劳动力供给的财政政策
主要体现在：完善教育财政政策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两方面。首先，财政应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强对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重。其次，运用税收手段，鼓励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一方面可以刺激劳动者用于教育投资，有利于推迟劳动者就业时间，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劳动者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
（五）扩大劳动力需求的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扩大劳动力需求上要坚持经济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发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和适当的引导，使其更好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公平税负的良好竞争环境，引导非正规部门就业。
（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财政政策
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应充分维护和尊重劳动力市场机制，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首先，财政政策要为劳动力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补充市场机制的缺失。其次，财政应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与完善，逐步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提供充分的保障。最后，针对特殊群体进行就业扶持。
参考文献：
[1]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5(6)
[2]夏杰长等.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劳动政策的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建议；就业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
一、完善体系建设，加强政策调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体系建设，加强宏观调控，要求健全纵向保障，统筹横向跨度，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规范中观管理和确保微观实施。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政策，采取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纵向上，通过完善扶贫政策，实行政府间的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间的分配公平。为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共财政服务。继续扩大改革覆盖面，努力推进全县预算单位纳入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在努力扩大财政直接支付范围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运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
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主要途径是，政府可通过财税政策措施，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就业比重，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同时也要正视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现实，着力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实现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协调均衡发展，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产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以及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同时运用税收政策，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减少结构性失业。要通过运用税收政策影响投资方向来防止地区差异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如给予落后地区中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和企业以投资抵免或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提高资本积累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采掘业、矿产业这些利用自然资源较多的，同时吸收劳动力较多的中西部地区的重点产业，给予减免资源税，增加增值税抵扣项目的优惠，减轻其税收负担等。结合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及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考虑把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发展瓶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形成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加大对小企业扶持力度，充分借鉴国外经验，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或者财政专款设立小企业基金，或者通过财政补贴的方法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渠道。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存在大量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民工，在一定时期内，这部分人员具有较强的就业需求。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之一。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程度地吸纳其就业。
三、拓宽筹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面对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巨大的矛盾，现有的财政集中度难以承受，必须要研究拓宽新的筹资渠道，要通过预算内外各种渠道积极筹措就业再就业资金，积极调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增加其促进就业所占的资金份额，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和促进就业双重功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从而建立以社会保障税为主体、财政补助和社会捐助等多渠道的就业再就业资金筹集机制。同时，继续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资金的投入。多元化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将各种不同来源的资金置于财政预算中，完善筹资机制，确保就业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稳定。
四、催生产业创新支撑平台的财政政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我国的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我国的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普遍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产业创新支撑平台创新能力的提高，有赖于财政政策的激励效应。从宏观层面看，财政政策取向决定了就业规模的变动趋势。如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国民收入增加，从而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总量。如果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将降低消费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从而收缩就业总量。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会对就业规模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从短期看，技术进步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最终对劳动需求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技术进步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较快增长，并通过加速作用影响投资需求和劳动需求，从而对就业规模增加产生积极的作用。
劳动政策的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促进就业国际借鉴税收政策
税收与就业水平是衡量社会福利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政府必须抓好的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发发展，就业率提高，税源充足，税收收入就应提高；另一方面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就业率的高低和就业结构的改善会产生的影响。
一、我国目前税收与就业现状分析
（一）目前我国就业现状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增长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处于上升趋势，劳动力供给量过大，且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当前的失业既表现为总量失业，又表现为结构性失业。这种压力来源于：－是人口的绝对增长而产生的新增劳动力，见据测算（表一）即使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新增800万个工作机会，远远满足不了就业的需要。二是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农村隐蔽性失业量=农村总就业量-乡镇企业就业量-私营企业就业量-个体劳动就业量-流入城市岗位就业机会量-农业资源可容就业量。每年约有1000万人转入城镇就业，如果这批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将会对城镇的就业产生更大的压力。三是在加入WTO后的初期，一些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弱的传统行业，如农业、汽车、冶金等行业将受到严重冲击，会产生相当多的失业者。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原来隐性的企业内部冗员将逐步转化为显性的失业人员。目前约有3000万冗员需要释放，按理想化的平均释放速度释放10年，每年也有300万人面临失业，这也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四是高校连年扩招带来的大批毕业生、大量的转业军人复员安置等。以上各项加总，每年约有28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从预测结果来看，我国今后十年劳动力供求状况见
表1：（单位：万人）
年份2004200520102015
劳动力供给量76238769989784182387
劳动力需求量74156748317779680457
劳动力剩余量20822167200451930
注：资料来源：郭继严、王水锡《2001—2020年中国就业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由此可见,2004—201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上升趋势明显，而需求增长缓慢，大大超过就业需求量。总之，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将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
从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数字来看。具体数字见
表2：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
年份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登记失业数(万人)420.1470.4519.6552.6576.8571.0575.0595.0681.0770.0800.0827
登记失业率(%)2.62.82.93.03.13.13.13.13.64.04.34.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税务网
失业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准，税收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必然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二）我国的税收现状
目前，我国的税收呈现持续增长势头。尤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出现连续8年每年高达20%的增幅。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税源扩大，同时与税收负担也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税收负担率愈高，税收负担愈重；税收负担率愈低，税收负担愈轻。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是衡量一国税负总水平和进行国与国之间税负比较的重要宏观指标。根据税收收入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计算出我国1994年～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
表3：1994年～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单位:亿元)
年度税收收入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
19944788.814380010.93%
19955562.18577339.63%
19966430.75677959.49%
19977998.427477210.70%
19988873.107955311.15%
19999920.488205412.09%
200012125.888940413.56%
200114429.509593315.04%
200217003.5810239816.61%
200320466.1011669417.53%
200425718.0013651518.8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4—2004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收入统计。
从以上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在1994年～1996年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但从1996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却是不断上升的。说明最近几年我国的总体税负水平有不断上涨的趋势。
二、税收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一）税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1、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税收参与社会收入分配功能的体现，主要体现在对劳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税收对劳动的这两种效应，如果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征税（增税）对劳动供给是个激励作用，它促使人们增加工作、增加劳动；如果收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征税（增税）对劳动供给就会形成超额负担，人们会选择闲暇替代劳动，而减少劳动。但当劳动供给已超过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存在一定失业率的情况下，对劳动所得征税（增税）而产生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非常弱的；并且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征税（增税）只会产生收入效应，而不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所以分析税收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应尽可能从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从税种来看，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最明显。从税基来看，对劳动所得征税而对非劳动所得减税或免税，可以较好地抑制劳动供给。从税率来看，实行累进税率，更能使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会使人们更多地选择休闲以替代工作。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还包括其对人力资源可能发生的影响。
2、税收影响劳动总需求量。税收对劳动总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运用税收调节、剌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税收对私人投资的剌激效应，是通过调整税种、变动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措施实现的。如企业所得税中允许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措施，会鼓励私人投资，对新兴产业给予减免税优惠，会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吸引劳动力较多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实施减免税优惠等；税收对公共部门投资的剌激应是通过税收规模对政府投资规模的影响来实现的，政府如果将税收收入用于增加公共投资，势必会增加就业机会。另外，政府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部分将用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水平的提高。
3、税收影响劳动需求结构。解决就业问题，不仅要增加劳动总需求，还要调整劳动需求结构，增加就业。税收对劳动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其在发展的同时,吸收和安排劳动力。同时,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大批劳动力失业的短期动荡,作为失业保障等保障制度主要筹资渠道广泛征收的社会保障税,也可起到缓和作用。劳动需求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对称，从而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工作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高的岗位占的比重越高越好，但是在教育水平较低、人口素质较低、劳动力技能较低的情况下，过高的劳动技能要求会增加失业。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数量过剩与质量短缺矛盾日益明显，劳动者已掌握的技能与工作岗位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解决结构性失业，一方面可以从改变劳动供给结构入手，如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也可从调整需求结构入手。所以对劳动需求结构的调整，在劳动需求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对不同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的需求进行合理调整，既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也不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税收影响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素质是参与劳动过程的劳动者能力性质和特点的综合反映。劳动力素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素质形成有先天的因素，更多的是后天因素包括教育、培训等作用的结果，后天获取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形成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素质，即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税收收入规模制约着国家对教育投资的规模；税收对人们收入的调节影响着个人对人力资源投资的选择。我国目前下岗失业群体主要由素质较低的劳动者构成，因劳动者素质过低往往造成结构性失业。税收政策对于影响劳动力的技术熟练水平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如个人所得税与对培训支出的税收鼓励等。政府采用适当的税收政策，引导大量社会资源流向教育行业，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教育成本，就能很好地解决制约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资金瓶颈，迅速提高一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国际借鉴
（一）制定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税收制度
制定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长期的、重要的手段，调控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宏观税负。就企业而言，税收负担直接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就个人而言，税收负担影响个人对闲暇、工作、投资、储蓄和消费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许多发达国家以较低的宏观税收负担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实施低税负，鼓励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处理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问题上，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从事着轻税的税制改革，它们通过实施减税让利给纳税人，鼓励社会创办更多的企业，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直到现在这种减税风潮仍余波未尽。如2000年以来OECD多数成员国实施了减税的税收政策；2003年就有16个国家总体税率出现下降；欧盟有15个国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其中还有12个国家降低了主要税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例如从个税来看法国2000年降低前两档税率，由24％、10.5％分别降为23％、9.5％。从公司所得税来看，德国从2001年起将公司所得税税率降至25％。
二是税制结构。由于不同性质税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不同，所以税种的不同组合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不同。所得税更侧重于调节公平分配，通过影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商品税侧重于效率的调节，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从世界各国实际来看，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发展中国家以商品税为主体或所得税与商品税双主体。但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在降低所得税税收负担，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同时，通过开征商品税（如增值税）来弥补税收收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综合调节作用。
（二）实施科学的税收政策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有效的税收制度促进就业。减税就是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方式。采取有效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减税的规模和幅度由经济波动的程度和失业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比如60年代美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实施的全面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2001年颁布《经济增长和税收减免协调法案》，2002年颁布《工作岗位创造和工人援助法案》，旨在于降低企业税负、刺激投资和增加就业等。
（三）实施差别税率，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全民创业
中小企业作为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吸纳了社会上大多数就业人员，成为就业主阵地。为了鼓励发展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差别税率：一是在所得税上根据纳税人的效益规模或者企业规模实施不同的税率，规模大的适用高税率，规模小的适用低税率或者零税率；二是实施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施较低的税率；三是规定起征点，对所得税或者流转税规定起征点，在起征点以下的不征税；四是在流转税方面按企业的规模实行差别税率，规模小的实行较低的税率。如在美国，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8.8％，创造了全国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了服务业的60％，制造业50％和工业的70％，产品的出口额也占到总出口额的30％。
四、解决就业问题的税收对策
(一)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增加就业岗位途径
1、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是城市劳动者从事非正规的生产、经营、服务等经济活动取得收入的行为，是相对于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而言的就业形式,包括阶段就业、自主就业、独立服务就业等。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扶持非正规就业的措施包括：一方面采取税收优惠，对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中失业、待业人员占60%以上、符合上述社区居民服务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免缴各项行政性收费，税务部门要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提供地方税务发票。另一方面，对于私人创办的非正规就业中介组织课税。针对社会某些单位花高价雇用类似中介组织服务,但受雇于中介组织的雇工却只得到极低报酬,大部分收益被中介组织攫取的现象，对类似组织课税或课重税,一则可增加这部分税收补贴低薪雇工,二则可限制中介组织取得超额收益。
2、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04年底，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4700万，中小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小企业在安置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见，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多年来各级政府偏重强调发展大企业，使得大企业在税收、资金筹集、土地使用等政策方面享有优势。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应定位于如何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借鉴欧盟国家的做法，给中小企业利润再投资以所得税优惠；降低对其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简化中小企业的征收管理程序；另外，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职工的社会保障，也是引导其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3、对于安排再就业人员的乡镇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乡镇企业在促进农村就业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变、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的有效途径。上是功不可没的。政府要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扶持。对乡镇企业要一视同仁，对发展就业的乡镇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通过财政补贴实施农民就业的专业培训；鼓励乡镇企业引进高级人才，对投身乡镇企业的高级人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在不影响企业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对投身乡镇企业的高级人才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在不影响企业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对那些能够安排再就业人员的乡镇企业，给予减免所得税，允许增加安排就业成本扣除额等。
(二)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1、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首先分析一下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假定国家经济中只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部门课重税,另一个部门课轻税,且两部门间的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课重税部门的边际收益下降,课重税部门的资本向课轻税部门流动,资本流动一直持续到两部门的税后边际收益相等为止。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课重税部门的资本减少,产出下降;轻税部门的资本增加,产出上升。因此,对国民经济某些部门课重税,会引起该部门的边际收益下降,税收政策直接影响产业存量的资源配置。
2、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和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减少结构性失业。在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税收作用不可忽视,只有采取合适的税收政策,才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但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除少数地方税外，全国用统一税种和税率，因此只有提供税收优惠这条途径可行。税收政策上可采取如下措施:首先,所得税优惠方面。所得税难以转嫁,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会使纳税人真正受益。应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建立以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为核心的地区税收优惠。其次,流转税优惠方面。对采掘业、矿产业这些利用自然资源较多同时吸收劳动力比较多的中西部地区的重点产业，给予减免资源税,增加增值税抵扣项目的优惠，减轻其税收负担。
(三)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是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就业容量较大，安置成本相对较低的领域。尽管国家大力宣传和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长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如果将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左右，就会增加就业岗位一亿多个。究其原因，第三产业中相当一部分的传统服务业收益率太低，不具有投资诱惑力。而收益率高的又是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高的新兴服务行业。因此，通过税收减免等办法对这类行业给予税收上的支持十分必要。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每年新增劳动力2800万这一庞大数字，我们可以通过税收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放宽从事社区服务的经营政策，放宽税收、工商、城建以及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垄断性限制，放手让从事社区服务的民间资本进入，鼓励人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业。在税收上，对经过认定3到5年内可以免缴营业税、所得税等地方税。另外，可以适当考虑降低劳务服务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门槛，降低安置下岗人员的比例。
五、结束语
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不可否认对促进就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在制定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时，一方面要考虑税收对就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这些政策运行所需要的成本和对于经济或社会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增加就业容量、提高就业弹性为目的，以期从长远和现实的角度来使我们的税收政策对促进就业起到中长期效用的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1]张秋华.涉外税收优惠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障碍[J].财政与税务,2000(3)
[2]［英］锡德里克．桑福德．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1－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1
劳动政策的作用范文第4篇
一、“十三五”工作总结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围绕贫困家庭劳动力精准识别、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劳务输出、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扶贫帮扶重点工作，强力推进，注重落实，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进度。组织开展技能培训1630人次，分行业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93场次，开展现场招聘、网上招聘、送岗位下乡村等活动63场，促进3.4万余名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并逐步分别兑现求职创业补贴、单程交通补贴1023.098万元,按季及时更新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信息24万余条，更新率达95%以上，逐年加大农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现已达1514个。以上目标任务每年均超额完成。
（二）特色经验做法
一是突出宣传“广泛性”，建好平台推动政策普及。在全县46个乡镇、52个社区、170个辐射能力强的重点村建立人社基层服务平台291个，详细采集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就业意向、培训需求等情况，适时更新“一库五名单”，实现贫困劳动力一村一册、一乡一柜、一县一库，收录贫困劳动力4.1857万人。依托各类基层平台，广泛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传，在贫困村人口聚集区设立醒目宣传牌210余块，依托县人力资源市场“点对点”宣传发放资料90000余份，结合“大走访”、“走基层”、“挂牌督战”等活动，深入各乡镇（街道）、村社宣讲就业扶贫政策7300余次，推动就业扶贫政策普及全覆盖。
二是突出培训“精准性”，因人施训提高就业技能。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现状，部门帮扶责任人和镇村联动，紧盯重点对象宣传引导，广泛动员其参加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了培训的覆盖面。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培训意向，科学编制培训目录，务实开发柠檬种植、农村电商、竹器编织、居家保洁等实用工种，切实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不断精准培训方式，组建由专家、教师、技术人员为主的培训团队，广泛开展“送培训下乡”活动，在班级制教学基础上，探索师带徒教学、以工代训等多种培训方式，联动推进县农广校实用型培训、县职教中心定单式培训、县就业局转移型培训和“农民夜校”补充式培训、驻村农技员点对点培训，切实提高了培训实效性。目前，累计开展就业扶贫专班培训34期，技能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1630人次，拨付培训资金142.12万元，1427人成功实现就业，培训后就业率达87.5%。
三是突出转移“引导性”，政企联动扩大转移规模。抓住成德眉资同城化、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契机，与成都武侯区、重庆大足区等地深入开展区域劳务合作，建立落实输出用工地、用工企业、劳务公司“三方合作”机制，推进岗位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共用、现场招聘共促，有序推动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依托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搭建转移平台，提供岗位信息，免费职业介绍，扎实开展送岗位信息下乡，积极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鞋服产业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分区域、分行业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目前累计举办扶贫专题招聘会93场，提供就业岗位26万个，吸引23万人次入场应聘，2.53万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四是突出就业“灵活性”，主体带动拓展吸纳空间。突出发挥返乡创业带动灵活就业作用，大力推进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创业培训基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组织返乡创业培训20余期，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4217万元、返乡创业补贴67万元，带动2300余人次贫困劳动力灵活就业。依托柠檬、蔬菜等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就业容量，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吸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5.4万余人次，特别是鸳大镇薛燕平创立五凤农民创业园，引进种植、养殖类企业10家，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500余人次。突出发挥企业吸纳就业牵引作用，引导鸿星尔克、季茜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贫困劳动力务工优先机制，务实开发、及时工作岗位，重点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目前，全县开发扶贫车间12个、扶贫基地4个，吸纳就业4900余人次，兑现奖补资金48.5万元。突出发挥农村公益性岗位在灵活就业中的兜底作用，因地制宜开发清扫保洁、道路养护、治安巡防、社保协管和留守老人、儿童看护等岗位。目前，按贫困村不低于5个、非贫困村至少1名的标准，已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1514个，发放岗位补贴资金1430余万元。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是部分乡镇、村社对就业扶贫政策知晓度不高，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专合社、种养殖大户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奖补政策落实较差。县就业局已印制有关宣传资料，并在扶贫督战过程中，张贴海报1400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7000余份，向镇村两级干部、部分专合社负责人、种养殖大户宣传解读就业扶贫政策。
二是乡镇、村社“一库五名单”数据更新不及时，部分村资料存放错乱，归档不及时，存在遗失等情况；针对这类问题，县就业部门已统一制定并下发相关表册，现部分乡镇进行了数据更新，但个别乡镇、村社存在重视度不够，整改推进滞后。
三是公益性岗位管理不规范。县在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时，各乡镇村社在理解文件时发生偏差，造成多数村社申请的岗位与贫困劳动力实际从事的岗位不相符合；部分村社公益性岗位人员考勤考核资料中存在逻辑关系、时间节点问题；县就业局已把统一模版发给各乡镇、驻村工作队，对问题现场指导整改，目前乡镇村社已基本整改到位。
二、2020年工作总结
（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全年完成贫困家庭技能培训407人，完成目标任务300人的122.1%；组织召开就业扶贫线上线下招聘会34场次，完成目标任务12场次的283.3%；开展送岗位信息下乡活动12场次，完成目标任务12场次的100%；促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4148人，完成目标任务10800人的316.2%；所有贫困村开发公益性岗位至少达到5个，非贫困村至少达到1个。
（二）重点工作
一是强化政策和资金支持。细化落实现有就业扶贫政策，积极贯彻落实企业吸纳就业、有组织劳务输出、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扶贫“十五条措施”。出台《关于申报非贫困村农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安人社发〔2020〕20号）、《关于申报就业扶贫有关补贴的通知》（安就业发〔2020〕1号）、《关于申报就业扶贫及疫情期间有关补贴的通知》（安就业发〔2020〕8号）、《关于做好农村劳动力暨农村贫困劳动力信息登记更新工作的实施方案》（安就业发〔2020〕11号）、《关于申报就业扶贫及疫情期间吸纳就业和县外务工及求职补贴资金资料的通知》（安就业发〔2020〕21号）、《关于申报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金的通知》（安就业发〔2020〕32号）政策文件，争取各项资金1383.5万元。细化措施，强化政策资金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就业扶贫政策落地落实。依托各类基层平台，广泛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传，在贫困村人口聚集区设立醒目宣传牌210余块，依托县人力资源市场“点对点”宣传发放资料90000余份，结合“大走访”、“走基层”、“挂牌督战”等活动，深入各乡镇（街道）、村社宣讲就业扶贫政策7300余次，推动就业扶贫政策普及全覆盖。
二是动态更新完善“一库五名单”。依托县、乡镇、村“三级联动”机制，及时更新农村劳动力实名制登记数据库和贫困家庭劳动力信息。在全县46个乡镇、52个社区、170个辐射能力强的重点村建立人社基层服务平台291个，详细采集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就业意向、培训需求等情况，适时更新“一库五名单”，实现贫困劳动力一村一册、一乡一柜、一县一库，收录贫困劳动力4.1857万人。按季度及时更新“一库五名单”，完成信息更新40674条，更新率为97%，为精准就业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三是实施技能培训脱贫行动。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现状，部门帮扶责任人和镇村联动，紧盯重点对象宣传引导，广泛动员其参加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了培训的覆盖面。精准掌握贫困劳动力培训意向，科学编制培训目录，务实开发柠檬种植、农村电商、竹器编织、居家保洁等实用工种，切实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不断精准培训方式，组建由专家、教师、技术人员为主的培训团队，广泛开展“送培训下乡”活动，在班级制教学基础上，探索师带徒教学、以工代训等多种培训方式，联动推进县农广校实用型培训、县职教中心定单式培训、县就业局转移型培训和“农民夜校”补充式培训、驻村农技员点对点培训，切实提高了培训实效性。目前，累计开展就业扶贫专班培训12期，技能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343人次，结合劳务品牌培训64人，共计培训407人次，发放培训期间生活补贴7.9390万元，拨付培训资金29.0555万元，326人成功实现就业，培训后就业率达80.1%。
四是大力促进转移就业。抓住成德眉资同城化、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契机，与成都武侯区、重庆大足区等地深入开展区域劳务合作，建立落实输出用工地、用工企业、劳务公司“三方合作”机制，推进岗位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共用、现场招聘共促，有序推动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依托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搭建转移平台，提供岗位信息，免费职业介绍，扎实开展送岗位信息下乡，积极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鞋服产业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分区域、分行业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目前累计举办扶贫专题招聘会34场，提供就业岗位11.3181万个，就业招聘信息15万余条，开展职业指导1.6万余人次，吸引23万人次入场应聘，1.1万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与秀洲、嘉兴、台洲、嘉善、昆山等地达成劳务合作协议，实施“返岗春风行动”，通过“点对点包车护送”等方式，组织输送2.2万余名贫困劳动力到广东、江苏、浙江、重庆、成都等地就业，发放求职补贴和单程交通补贴1023.098万元。
五是扎实推进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就业扶贫车间、扶贫基地等市场主体充分吸纳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突出发挥企业吸纳就业牵引作用，引导鸿星尔克、季茜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贫困劳动力务工优先机制，务实开发、及时工作岗位，重点吸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目前，全县开发扶贫车间12个、扶贫基地4个，吸纳就业4900余人次，兑现奖补资金27.2万元。
六是扶持返乡下乡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贯彻落实《市促进返乡下乡创业二十五条措施》，进一步强化要求保障、财政支持、融资信贷、创业服务等方面政策支撑。突出发挥返乡创业带动灵活就业作用，大力推进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创业培训基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组织返乡创业培训20余期，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4217万元、返乡创业补贴67万元，带动2300余人次贫困劳动力灵活就业。
七是务实开发公益性岗位保障就业。发挥农村公益性岗位在灵活就业中的兜底作用，因地制宜开发清扫保洁、道路养护、治安巡防、社保协管和留守老人、儿童看护等岗位。目前，按贫困村不低于5个、非贫困村至少1名的标准，已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1514个，发放岗位补贴资金373.34余万元（未计算第四季度）。
八是开展就业扶贫工作“回头看”。对全县已退出的贫困村和已脱贫的贫困户，继续实施就业扶贫政策扶持，实行“脱贫不脱政策”，通过稳定就业巩固脱贫成果，进一步提升脱贫质量。
（三）存在的问题。在2020年1月8日至12日县接受脱贫攻坚省际交叉考核过程反馈的问题中涉及“培训对象不精准”问题。针对问题，全面查找问题根源，对以往参训的各类人员再次进行排查，所有数据与残联、扶贫办、社保、工商等相关部门数据进行对比，清理疑点信息，并一一核实整改。共清查发现18名一级、二级残疾人员参加不适合的项目进行培训，已于3月26日对其培训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对所涉资金进行退回。
劳动政策的作用范文第5篇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1]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日本学刊，2013,(6).
[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