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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青海省农牧区;旅游业;金融服务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044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1- 0092- 02

1 相关背景介绍

1.1 我国农牧区旅游业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化建设速度之快,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在忙碌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渴望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需求,农牧区旅游业应运而生。农牧区旅游作为一种较为新型的旅游模式,其命名明显突出了旅游的目的地,即农牧区。根据中研产业研究院所调查数据展示,2015年,我国农牧区旅游业累计接待旅游者22亿人次,新增从业人员近800万人,其中600万人以上为当地农牧民。

1.2 青海省农牧区旅游业现状

青海省拥有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在进入21世纪后,青海省政府开始大力发展青海省旅游业,借着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青海省大力宣传,全面开发,使青海省旅游业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趋势[1]。2016年,青海将旅游业金融服务的重点转移到农牧区旅游方向,“十三五”期间,青海省平均每年增长200家农牧区旅游接待点,其中有一半为星级。截止至“十三五”末期,青海省成功设立省级农牧区旅游示范点百余家,为青海省带来5亿元以上的农牧区旅游收入。

农牧区旅游业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改善了青海农牧区的经济状况,优化了经济结构,也提升了农牧区居民的经济收入,近16万农民在农牧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直接获益,使得青海省扶贫工作同样得到了进展。而且通过农牧区旅游进行的扶贫是“造血式”的扶贫,不仅“授人以鱼”,还要“授之以渔”[2]。

2 青海省农牧区旅游业金融服务现存问题

2.1 品种单一

目前青海省农牧区旅游业基本以观光旅游为主,纵然青海省拥有青海湖、日月山、鸟岛、塔尔寺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游客基本上只能得到视觉上的单一体验,这就导致其吸引力差、消费项目单一。对其旅游金融服务的长期发展是极大的限制。

2.2 缺少抵押担保资产

青海省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牧区虽然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缺少开发旅游资源的启动资金,缺少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农牧民缺乏有价值的抵押担保资产。青海省内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较差,拥有的固定资产价值较低,难以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农牧民的农用土地皆为耕地,农牧民对于耕地只有使用权,没有土地证,同样无法在银行进行抵押或担保。农牧区民又因理念较落后,很难找到乐意与与其合作、为其提供第三方担保的企业或法人,这都导致农牧民开发旅游资源金融服务困难重重。

2.3 农牧民诚信问题

由于青海省农牧民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的低保以及各类扶贫款项,金融体环境十分脆弱,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农牧民的诚信意识缺失,许多农牧民只关注眼前利益、短期利益,缺乏合作共赢意识、长效合作意识。在时实践过程中,银行业已经发现青海省农牧区的贷款违约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2.4 风险较大

青海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地貌,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高于我国其他平原地区,这对农牧区的旅游资源是潜在的威胁,发展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时,出于盈利的目的,投资方必然要评估风险、仔细衡量[3]。青海省农牧区旅游必然基于农牧特色,而针对农业的保险险种稀少,保障不全面。而仅靠人力防止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破坏影响,难度极大、成本极高。许多保险公司也正是看清了其地区自然灾害的高发性,在向农牧区推销保险时审查制度十分严格,导致农牧区缺乏保险保障。

3 青海省农牧区旅游业金融服务发展趋势

3.1 多元化发展

针对青海省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项目单一的问题,经营人员应大力拓宽服务项目的多元化,不仅要发展旅游观光项目,还要拓展度假旅游项目、特种旅游项目等等,只有多元化的发展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项目,才能提速增收,才能与市场接轨。

3.2 政策支持

针对农牧区贷款困难的问题,政府的直接干预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政府应通过实地调查与前景分析,筛选出确实有开发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项目的潜质且资金困难的地区,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保证其能顺利得到启动资金。银行也应针对农牧区旅游业的特点,扩大抵押物、担保物的范围,降低贷款标准,推行融资租赁等符合农牧区的贷款模式。政府也应降低农牧区旅游业金融服务的税收,确保其前期盈利充足,避免贷款违约的恶性循环。

3.3 加强农牧民培训

青海省部分地区的农牧民文化水平较差,缺乏诚信意识,若不加强对其培训工作,不仅会影响资金的运转,还会影响游客的体验,从而砸了农牧区旅游业的招牌。当地经营者应借鉴其他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项目开发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保障农牧民的从业能力,增强农牧区的人文建设。

3.4 推出新型保险

针对青海省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风险较大的现状,政府应鼓励保险公司对其提供服务。政府可以降低对保险公司农业险种的税收,保险公司可以推出新型的险种,对自然灾害、种植业、养殖业等提供全面的保障。只有保障充足,农牧区金融服务项目才敢放开手脚,突破潜在风险带来的束缚。

4 结 语

青海省的农牧区虽然经济较为落后,但绝对不是发达地区的陪衬,农牧区可以通过开展旅游金融服务,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提高农牧民收入。如今青海省农牧区旅游金融服务的发展已经初有成效,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若想发展到更高的层面,还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与相关各界的共同努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更好的政策、更丰富的旅游项目、更有吸引力的服务项目会不断出现,带动青海省r牧区经济飞奔向前。

主要参考文献

[1]卢云亭,王建军.生态旅游学[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村镇银行 社会责任 三农

一、引言

“三农”问题实现伟大中国梦绕不开的问题,它关系的不仅是占中国人口60%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生计问题,更是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民不富裕起来,中国的富强繁荣就无从谈起。“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首要问题。村镇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是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创新之举。国家在政策层面上提出要鼓励服务偏远,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力求为广大牧区群众及合作组织解决所面临的贷款难问题。

二、研究背景与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

(一)研究背景

围绕如何更好的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和保障,我国已进行了多年的努力和探讨。现如今农村金融较之以前已得到长足发展,然而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向前,现有的乡村金融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农村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迫在眉睫。

其中农民贷款难是农村金融改革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无外乎新的金融机构无法进入,监管部门对农村金融市场实行过度管制,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过高,金融服务严重滞后于三农发展的需要。建立和推广我国的村镇银行成为当前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必然趋势。据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村镇银行迎来了大发展的一年,全国共设立村镇银行279家(见图1)。

在此背景下,探索完善我国村镇银行业务经营模式,复制已取得成功的村镇银行模式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第一,为创新农村金融供给思路;第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第三,缓解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瓶颈;最后,有助于打破农信社“一家独大”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有助于形成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秩序。

(二)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

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所在地鄂温克是少民族自治旗,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牧民、牧业、牧区为中心,真诚服务每一户牧民。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扶持牧区经济发展,紧紧围绕农牧区生产经营特点和农牧区客户需求,不断创新和改进产品,完善服务渠道,拓宽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提供有针对性、有特色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发挥村镇银行支持农牧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为鄂温克旗的经济金融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贷款业务运作模式分析

(一)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贷款业务运作模式介绍

鄂温克包商村镇银秉承“立足本土,服务三农”的宗旨。通过2~3年的实践后,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根据当地牧区特点对公司业务运作模式进行了改进,在强化内控管理、创新贷款品种和资金占用费、还款方式等方面形成自身特色的运作模式。

1.立足当地,找识ㄎ唬确立农牧业服务方向。发展离不开当地,发展要同当地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在成立之初,便奉行“立足本土,开拓创新”的发展思路,准确定位经营方向,并以此作为村镇银行的服务宗旨,为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各项金融服务。

2.结合牧区实际创新金融产品,改善牧区金融服务环境。作为第一家进驻少数民族地区的村镇银行―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便结合鄂温克旗的实际,围绕服务“三农”,积极拓展信贷业务。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一系列管理办法及相应配套业务操作流程,从制度和机制上完善规范村镇银行经营模式。

3.科学经营,适当调整贷款期限和利率。作为有自己独特发展特色的区域经济,其主要服务对象之一的牧业生产有极其鲜明的行业特色,牧业发展的生产周期长,见效慢等都决定了为其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有对应的服务模式,以满足牧业生产特色的需要。以贷款周期为例,原先的金融贷款周期为最长18个月,经调查研究这不能更好满足牧民的使用需要,因此将原来的贷款期限调整为最长3年,极大地提高了牧民资金的使用效益。

4.积极与地方政府、企业进行合作,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示范。因此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了自身能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村镇银行就必须加大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龙头企业的合作交流,及时了解掌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情况,农牧业发展情况,政府、企业、农牧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情况,将自身发展融入到地区发展中。

(二)贷款业务运作模式的优点

1.设定瞄准目标客户,有利于扩大客户群体,输出了品牌、企业文化。村镇银行着眼长远发展,坚持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积极筹措资金,围绕“三农三牧”创新金融服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也在提高。

2.社会效益“产出率甚高”。作为主要立足地方,主要服务于农牧民和小企业的村镇银行,具有经营灵活,手续简便等优点,既解决了农牧民贷款难问题,又改善了地方农村金融服务环境。而且,村镇银行专门设立微贷和牧贷部门,服务广度不断拓展。

3.卓越的客户服务,有利于机构和客户的双赢。首先,还款方式的创新性设定,有利于牧户及小微企业长期生产力的形成。其次,客户跟踪及回访到位,便于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三)贷款业务运作模式的局限

1.信贷规模、村镇银行规模较小,制约村镇银行发展。首先,贷款额度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现有额度已远不能满足一些牧民对资金的要求,导致其发展受限。不能得到足够资金支持的牧民只能借助民间借贷,导致资金生产成本增加,影响了牧民收入。其次,缺乏规模效应。

2.存款增长缓慢,外源融资不发达,制约了涉农贷款的发放。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中小企业营业额及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而闲置资金有限,导致村镇银行能吸纳的闲置资金有限,也限制了其业务的扩展。

3.缺乏现代银行功能。作为尝试,鄂温克村镇银行缺乏农牧区工作经验,加之经营规模小,基层牧区无营业网点,经营成本高,短期内难以与农村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相竞争。而且,鄂温克村镇银行的发展没有走入系统化,结算网络不畅没有强大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一旦客户数量增加,人为的纸质化操作客户材料及贷款信息会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四、鄂温克包商村镇银行业务模式的完善与建议

(一)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问题

村镇银行的发展跳不开当地的客观实际,必须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充分吸收当地居民及企业的闲置资金,将当地金融资源得到最大化运用。在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后,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达到可持续性发展。

(二)提高村镇银行盈利能力

1.村镇银行应变被动放款为主动放款。鄂温克村镇银行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大对农户贷款的营销力度,创新信贷手段,完善小额农户贷款和联保贷款管理机制,将龙头企业与农户、中介机构和担保机构等具有法人地位的利益主体纳保贷款范畴,这样才能提高村镇银行盈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实现现代化银行操作手段。针对地区远,贷后维护困难,应多建立营业范围内的信贷服务网络,运用现代化电子技术支持或与当地微小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发展,降低人力单个劳动强度。

3.风险控制进一步完善。第一,村镇银行风险把控方面应提高,保持可持续发展。第二,视业务的不同建议引入保险公司、政府、担保公司、村委会、行业协会等协助开展业务,为微小金融服务有效健康发展提供保证。

五、结束语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未来农村的巨大发展前景之下,村镇银行必将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各类村镇银行也将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怼5前景是美好的,道路是曲折的,指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都能够依靠村镇银行快速脱贫致富也是不现实的。有了鄂温克村镇银行这个典型成功案例,只要我们继续广开思路,集思广益,勇于创新和探索,就能创造出更多此类可持续的模式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

参考文献

[1]郭英杰.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新牧区建设情况调查――以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为例.内蒙古金融研究.2013.

[2]高靖.制约村镇银行发展的因素及建议――以呼伦贝尔村镇银行为例.金融会计.2011.

[3]徐鹏.我国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12.

[4]凌峰.中国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研究.复旦大学.2011.

[5]柳松.“三农”贷款难与村镇银行的构建.重庆工商大学.2010.

[6]邹力宏.我国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分析.金融与经济.2008.

[7]辛本胜.村镇银行发展现状及展望.新金融.2011.

[8]程昆.略论我国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及发展.经济问题.2009.

[9]刘渝阳.农村金融的模式选择与运营绩效――中国首家村镇银行试点情况调查.西南金融.2009.

[10]李莉莉.关于村镇银行的制度设计与思考.金融改革.2007.

[11]康菲菲,王芳.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西南金融.2007.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范文第4篇

同志们:

现在开会。

今天这次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畜牧工作,加快推进畜牧业发展步伐,早日实现农转牧的发展目标,把畜牧业建成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版权所有

今天这次会议设中心会场和分会场。在中心会场参加会议的有:县四大班子的全体成员;县人大主抓畜牧产业人员;各乡镇党政一把手,主管畜牧工作的副书记(副乡镇长),畜牧站长;县直部办委局一把手;中、省直驻兰单位主要领导;县畜牧局全体班子成员及各场、站、所长;远大禽业、丰达公司、红光肉牛交易大市场等企业的经营者。在各乡镇、村分会场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全体乡镇干部、村屯干部、养殖大户和部分农户。由于与会人员多,会场分散,请大家自觉遵守会议纪律,维护会场秩序,认真听会。

今天这次会议共有五项日程。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日程,请县委副书记李树春同志传达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

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日程,请副县长李学金同志宣读《兰西县加快东北产业开发实施意见》和《兰西县加快发展秸秆养牛实施意见》;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日程,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文波同志讲话;

下面,进行会议第四项日程,请乡镇党委书记代表作表态发言。首先,请临江镇党委书记孙海波同志发言;

下面,请兰河乡党委书记李晓河同志发言。

下面,请北安乡党委书记金星同志发言。

下面,请远大乡党委书记高明同志发言。

下面,进行会议第五项日程,请县委书记王景顺同志作重要讲话;

同志们:

今天这次会议经过一上午时间,现在就要结束了。会上,我们学习了全省畜牧工作会议精神;出台了《兰西县加快东北产业开发实施意见》和《兰西县加快发展秸秆养牛实施意见》两个文件;县委书记王景顺同志,县长杨文波同志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四个乡镇做了表态发言。总体上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王书记在讲话中运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通过形势分析、算账对比,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发展畜牧业的重大意义,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加快发展畜牧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二是进一步增强了信心。王书记在讲话中客观地分析了我县发展畜牧业所面临的政策、地缘、基础等优势,使我们对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潜能有了更加清醒的把握。三是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王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在坚持总的发展思路不变的前提下,农村经济要由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的思想,并指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四种途径;杨县长在讲话中从壮大基地、发育龙头、开发市场、争创品牌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工作内容,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工作的主攻方向。四是进一步强化了措施。两位领导在讲话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了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遵循,减少盲目性,增强针对性。

下一步全县的畜牧工作,要以县十二届三次、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为统领,用经营理念指导全县畜牧工作,用经营手段创新推进落实的工作举措,保质保量地完成好今年加快畜牧业发展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实施农转牧发展策略打好基础。按照景顺同志的要求,2004年,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由农村产业化经营向产业化经营与城镇经营并重转移,工作的侧重点要由基础性工作向基础建设与财源建设并重转移,农村经济要由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领导方式要由领导管理向经营服务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就是要主动融入这种战略思想,主动接受农转牧任务,按照景顺同志、文波同志讲的意见,抓好工作落实。

下面,就如何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我再讲几点意见。

1、明确责任抓落实。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依据县里确定的畜牧业发展思路明确各自的具体目标,并将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实行目标责任制。乡镇要将责任落实到基层站所,落实到村屯,落实到每个乡村干部身上,使每个干部都明白干什么、怎样干、达到什么目标,自觉地组织和领带农民发展畜牧业。年末,县委、县政府将把这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工作实绩的主要内容。

2、引导扶持抓落实。工作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广大群众参与的程度。因此,各乡镇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群众“买不起、不会养、卖不出去”的问题,在土地使用、资金投放、税收征缴、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引导农民自觉发展畜牧业。在这个方面乡村干部不仅要当指挥员,还要当战斗员,带头领办、创办各类畜牧养殖和加工的实体,成为农民的榜样,致富的高参,做引领农民养畜发家的明白人、领路人和带头人。

3、典型带动抓落实。典型引路是推动工作的有效方法。我们既要及时总结现成的典型,又要根据工作需要,有目的地发现和培养尚未成形的典型。总结和培养典型要注意其代表性,周围的群众经过努力,跟着学就能做得到;也要注意层次性,县里要有全县的典型,乡镇要有乡镇的典型,村里要有村里的典型。对于成熟的典型,要适时地进行推广,让他们现身说法,发挥示范带动效应。这次会后,畜牧局和各乡镇要组织乡村干部和养殖户到县内和县外学习秸杆养牛、发展东北及精深加工的典型,业务部门要搞好协调,确保参观学习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版权所有

4、巧借外力抓落实。由于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建立具有一定规模、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要走招商引资之路,发展外向型畜牧业。进一步修订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主动与域内外客商和科研院所联系,恳切洽谈,以我们的诚心打动他们,以我们的优惠政策吸引他们,使他们在资金、技术和项目投放上向兰西倾斜,为我所用,实现共同发展。

5、检查指导抓落实。农委、畜牧局要切实担负起职能部门的职责,对各乡镇的畜牧工作进行经常性地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各地开展畜牧工作的经验用以指导面上工作的开展,确保畜牧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各乡镇分会场会后要组织分组讨论,并将讨论情况及贯彻落实意见按归口划分,于9月23日前报到县委办和政府办。

同志们,这次会议即将结束了。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牢固树立经营理念,以凡事讲效益为落脚点,不断创新思维,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拼搏,使全县畜牧工作实现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农牧业行业前景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牧民 贫困 生计资本 人力资本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国家重点扶贫地区,有7个贫困片区,其中部级贫困旗县31个,自治区级贫困旗县26个,含499个乡镇(苏木)8191个村(嘎查),是我国重点扶贫对象。近年来,随着各类扶贫开发政策的稳步出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蒙古贫困局面,改善了内蒙古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据自治区统计局测算显示,2015年内蒙古贫困人口相较上年减贫22 万人,贫困发生率5.6%,下降 1.7 个百分点。 但内蒙古区域差别大,农牧区弱势群体数量大,截至2015年底,我区仍有贫困人口80.3万人,贫困现象依然十分突出,脱贫任务极其艰巨。因此,基于生计资本视角研究内蒙古农牧民贫困问题,既可以对分析贫困成因提供新思路,又可以为我区开展扶贫工作,提高扶贫效率提供一定理论借鉴作用。

二、可持续生计与生计资本理论界定

20世纪80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提出可持续生计是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能力、资产和产生收入的活动。 其中,生计资本作为核心,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生计资本视角分析内蒙古贫困问题,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农牧民生存状态,更有效率地配备针对性脱贫手段,通过改善生计资本劣势增进农牧户自身生计维持能力以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

三、生计资本视角下内蒙古农牧民贫困成因分析

(一)自然资本贫瘠

内蒙古横跨“三北”,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全区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自然资本贫瘠,生产环境恶劣,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的重点省(区)。内蒙古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内蒙古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60.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沙化、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地面积比例达73%,且每年仍以1200万亩的速度蔓延。这就导致农牧民为增收罔顾自然承受力大范围开荒,草原进一步退化,至此陷入生态退化和农牧民贫困的死循环。此外,内蒙古自然灾害频发,在农牧民传统畜牧业对自然依赖程度高的情况下农牧民普遍缺乏灾害预警意识及应对手段,因灾致贫返贫现象严重。仅2016年上半年内蒙古相继发生多起自然灾害事件,共造成我区12个盟市64个旗县区137万人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11亿元。这说明,自然资源禀赋薄弱,生态环境脆弱是造成贫困的基础性因素。

(二)物质资本不足

内蒙古全境均以高原为主,部分偏远农牧区道路交通不畅、通电困难、饮水难保安全、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等现象突出。这些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企业运输、经营、管理费用的上升,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减,导致本地企业放弃当前市场,外地企业望而却步,无形中大大削弱了本地区的吸资引资能力。其次,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互联网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倾向于通过互联网了解社会变化、关注社会现象,但由于“三通”问题(水、电、路)的存在,导致农牧区宽带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电商等第三平台信息产业发展缓慢,地区间数字鸿沟呈扩大趋势,部分农牧区人民有利益诉求时相对不易获得及时、有效信息。

(三)人力资本匮乏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最初谈及人力资本概念,认为“改善穷人的福利和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调查显示,内蒙古农牧区匮乏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第一,受教育程度偏低。受教育设施差、思想观念落后以及学费负担重等因素影响,与城镇相比,农牧民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仅为中小学水平,儿童失学率高(见表1)。教育落后,人力资本缺失,造成人力资本短缺,劳动者素质低下,综合能力差,从根本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阻碍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基本原因之一。第二,由于外在诸多条件限制,学校建址相对集中,无形中加大了农牧区特别是偏远牧区牧民子女上学费用,虽然落实了“免、补”政策,但因路途遥远,农牧民子女生活费用支出大幅增加从而抵消了政策带来的福利,因学致贫返贫现象普遍。

(四)金融资本短缺

总体来看内蒙古农牧民家庭可以支配或能筹措的资金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一,内蒙古农牧民收入大部分源于第一a业,即种植业和畜牧业,收入来源相对单一,人均纯收入较低。通过比较可以分析得出:虽然近年来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逐年增长的趋势,由 1995 年的 1300 元增长至 2013年的 8596元,但与内蒙古城镇居民乃至全国的平均水平差距依然明显,可见内蒙古农牧民收入增长依然比较缓慢(见表2)。其二,该地区的农牧民支出较大,结余较少。以2013年为例,农牧民家庭虽稍有结余,但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仍存在较大差距(见表3)。与之相关联的是,农牧民借款现象较为普遍,高额的私人借贷对贫困人群无疑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该地区农牧民金融资本短缺是致贫成因的关键因素。

四、改善农牧民贫困的途径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农牧民生计贫困是多种因素作用形成的一种综合现象,因此,要从这些方面着手践行农牧民贫困治理工作,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牧区生产生活条件。

(一)保护生态环境,提升自然资本

近年内蒙古实施围封转移、封山育林、禁牧还草等多项大型生态工程,内蒙古生态环境总体有明显改善。要继续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加强对基层政府的资金投入,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种草力度,防止生态环境再次恶化。其次,健全突发灾害预警防控机制。内蒙古横跨“三北”的地势特征注定该地区自然灾害的多样性,而健全的灾害预警机制会在灾害发生时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出科学、有效、完备且具有针对性的防控预案,争取在灾害发生后及时有效的处理,把损失降到最低。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质资本

由于贫困区特别是贫困农牧区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发达,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困难,所以农牧区脱贫要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大力落实棚户区改造,严格掌握农牧区人口住房建设标准及质量,解决农牧民住房困难问题,同时政府补贴力度要到位,决不能让农牧民因建房负债,加重脱贫负担。其次,借助整村推进工程、乡村道路畅通工程、人饮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和农网改造工程等项目实施,加快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三通”中公路是与外界联系的纽带,通讯设施是地区间沟通的媒介,安全饮水是农牧民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只有解决“三通”问题,才能实现不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吸引投资方投资,从而改善贫困状况。再次,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来保障贫困区达到人居卫生条件标准,保障饮用水安全,大力搞好十项全覆盖等惠民工程。最后,要加强考核监管,强化资金监管,坚决查处挤占挪用、贪污截留扶贫资金的行为,中央落实到地方,不搞面子工程,积极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地方责任,明确和完善资金承接和投放去向,确保扶贫的顺利实施。

(三)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

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农业,一靠科技,二靠教育。这说明地区要发展,就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在改善农牧民贫困的关键作用,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内蒙古农牧区由于经济落后限制了教育的发展,教育落后造成人力资本薄弱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间接又造就了经济落后,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扩大农牧区教育投资规模,加大教育投入,尽量减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M用,财政方面适量提高对经济困难家庭补贴力度,使得每个贫困学子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保障教育公平,从而根本上帮助贫困家庭彻底脱贫是内蒙古农牧区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其次,针对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一短板,应注重开展与农牧业生产模式相适应,符合市场需求的初、中、高等职业教育,创办培训机构,注重培育技术型人才,同时为保障教学质量应建立相应完善的考核制度来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率。最后,注重“精神扶贫”,开展知识讲座,大力传播科学知识,消除愚昧的封建落后思想,逐步纠正部分农牧民“等、靠、要”思想陋习,激发农牧民生活生产中积极性。

(四)产业转型,增加金融资本

首先,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农牧民产业转型。在买方市场中个人或企业生产产品均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产品市场及销量。目前我区农牧民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以粗放经营为主,粮食作物远高于经济作物的播种,即农牧产品简单化的生产加工,技术落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增收能力差,所创效益低。所以,农牧民增加金融资本要合理调整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提高落后的生产技术,以市场导向为主,推动农牧业产业转型,转型中加强运用科学技术提升产业结构的能力,提高深加工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立足资源优势,加快形成具有区域特性的农牧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知名品牌,发展现代农牧业,从单纯的粗放经营逐步转型为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此外,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不失为一种增收手段。由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出与农牧区相适宜的民族特色风情景观,鼓励农牧民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充分运用内蒙古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优势,大力发展区域旅游业,从而增加金融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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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陆五一.关于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文献综述[J]. 中国集体经济,2011,(1)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