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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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教育资源；财政投入；资源配置

一、加大体育教育资源投入力度。形成多元化投入新格局

(一)改革体育教育资源投入管理体制，增加财政投入规模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体育教育资源投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对体育教育资源投入管理实行基本经费管理和项目经费管理两条路径。前者旨在保证体育教育资源的正常供给，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后者则主要服务于教育领域的重大项目和特殊项目，一方面培育教育事业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弥补教育事业的突出弱点。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税收分成，扩大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财政自。以“省管县、强县扩权”为契机。扩大区县政府在体育教育资源领域的财政权限，将体育教育资源的发展状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激励区县政府积极增加对体育教育资源领域的投入。改善预算编制方法，变基数增长法预算为绩效预算，根据单位工作性质和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支出预算的标准和数额，依据工作任务的量化指标，确定其与单位总额经费挂钩的比例，然后再根据工作任务的进度来执行经费预算的计划，促进部门主动地改进服务，将有限的资源增加给最有效率的部门。借鉴某些地区节省庞大的公务用车和公务招待费用，增加教育投入的做法，削减其他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全力保障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

(二)有进有退，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

体育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供给主体，政府财政投入应该是体育教育资源投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已经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共识。尽管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南京市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增加，2005年实现财政总收入510.17亿元，同比增长19.5％，但是这根本不能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南京市财政不可能完全承担体育教育资源投入。因而，在不断增加对体育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的同时，必须遵循有进有退的原则，优先支持某些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

1、要明确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政府的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基本供给，调节分配，因而，政府财政支持的基本限度在于保障社会基本需求，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

2、政府应根据体育教育资源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属性确定自身的投入策略，对于义务教育这种具有纯公共品属性的领域，政府须承担全部投入责任；对于高等教育等具有准公共品属性的领域，政府应投入一定的先导资金，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其中；对于私人教育等领域，政府应该完全退出，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3、政府应抓住体育教育资源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其作为投入重点，从各个方面加以支持和保障。当前，应重点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力度，推进基础体育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三)体育教育资源投入机制中使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完善教育与卫生等公共部门发展的融资体制

体育教育资源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品属性，其消费过程存在较为普遍的搭便车心理，单纯的市场机制几乎无法产生有效供给，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为其主导性的供给主体，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尽管政府在体育教育资源投入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种主导性投入不可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加强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坚持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保障社会基本需求；另一方面，根据体育教育资源的实际，引入市场化的融资体制，全面拓宽融资渠道。

1、加强对学校和医疗机构的贷款支持，对政策鼓励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给予利率优惠，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建立公共部门发展信用担保基金。为新兴的民营学校和教育机构提供信用担保。允许公办学校用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贷款，用于扩展优质体育教育资源。

2、放宽发行债券的有关限制，允许社会资质良好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发行基本建设债券，债券的持有人既可以凭债券取息。也可以抵用教育费用。

3、鼓励学校和教育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既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又可以提高运营效率。

4、在体育教育资源领域推行融资租赁机制。融资租赁又称设备租赁或现代租赁，其具体内容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租赁物件所有权即转归承租人所有。尽管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也有设备购买人的身份，但购买设备的实质性内容如供货人的选择、对设备的特定要求、购买合同条件的谈判等都由承租人享有和行使，承租人是租赁物件实质上的购买人。学校和教育机构在购买非常昂贵的试验器材和设备时会面临资金约束，而融资租赁则可以借助第三方的资金支持取得对所需设备的使用权，实质上是从出租人那里获得了一种资金融通。

二、增强体育教育资源积累。促进体育教育资源增值

体育教育资源的流失是南京市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体育教育资源的流失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流失，指南京市的体育教育资源在物质形态上的减少，主要方式包括正常消费、人为浪费、自然损耗、区域流动；二是价值层面的流失，指南京市的体育教育资源在价值形态上的减少，既包括价值量的减少，又包括服务生产能力的降低。因此，南京市必须全力打造体育教育资源有效汇交的新局面，不断增强体育教育资源的积累，实现体育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增值。具体实现路径在于：

(一)转变消费观念，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尽量避免过度消费

体育教育资源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永远不可避免，但是“公地悲剧”的逻辑必然性植根于理想化的“经济人”假设。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尽量减少其发生的概率，或者至少可以降低其后果。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体育教育资源有一种过度需求倾向：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享受最优质的教育。无视体育教育资源对消费主体的能力要求，不仅对优质体育教育资源存在过度消费倾向，即便是对普

通体育教育资源也存在层层加压的过度消费。因此，南京市应加强宣传教育，倡导适度消费。

(二)改善体育教育资源的存储方式，鼓励循环利用，尽量减少自然损耗

南京市每年因保管不善而损耗的体育教育资源不在少数，大量书本变成废纸，大量教育工具受损。一方面，应提高教育都门的资源管理水平，防止各种灾害性事件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尽量先使用保质期较短的资源：另一方面，做好废品回收处理工作，每年学校毕业生淘汰的大量校服、教材等都可以考虑折价回收重复使用。

(三)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其获得高于其他地区的比较收益，从而留住优质资源，减少资源流出

近年来，南京市教育部门的优秀人才流失也相当严重。基础教育领域的大量优秀教育者流向苏州、无锡、常州，高等教育领域的优秀人才更有相当部分流向国外，南京市要加强体育教育资源积累，必须全力留住相关部门的优秀人才，提高其薪酬水平，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通过留住人才载体留住优质资源。

(四)深化改革。转变经营管理体制

提高教育部门的经营管理水平，实现教育机构的保值增值。允许教育机构实行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鼓励管理创新，在某些民营机构中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理顺各种权利、责任、利益关系，改善教育机构的经营业绩，不断增加其价值总量。

(五)加快教育机构的固定资产更新速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推进技术创新步伐，不断提高服务技术水平。一方面。遵循技术设备生命周期更迭的基本规律，及时更新技术设备：另一方面，妥善处理某些过时的技术设备，利用技术阶段的区域差异。通过区域转移提高技术设备的使用效率。硬件设备的更新可以简单地依靠资本投入和购买加以实现，而软件技术和服务水平的更新则要依赖于人员素质的提升。因而，必须在教育领域建设学习型团队。倡导终身学习，通过不断学习保持人才队伍的先进性，减少技术性贬值，同时。强化人才退出机制，对于确实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要坚决退出。

三、健全体育教育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高水平的管理主体。它不仅能够为优化体育教育资源配置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而且能够艺术性地解决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因此。必须分层次健全依托于南京市政府的体育教育资源配置的管理机构，加强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战略规划研究。当前，南京市政府在教育领域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并且在市、区、县设有层次分明的管理机构，分别管理相应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相关事宜。南京市健全公共资源配置管理机构必须以现有的政府部门为基础，依据现实需要，强化相关职能，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在机构设置方面，突出体育教育资源优化的现实重要性。在南京市教育局等公共部门分别设立专门的资源优化配置管理机构，如果考虑增设机构有较大阻力，可以考虑将此机构并入规划部门，只是要增加规划部门的部分应急管理职能。

在职能配置上，主要负责研究南京市体育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南京市的发展规划提供建议，并根据南京市的发展规划确定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重点和难点，组织研究具体对策，并监督执行。

在人员配备上，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总负责，人员的知识结构应涵盖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人员存在形态以专职为主，可以适当吸收部分兼职人员。

在绩效考核方面，实行360度考核机制，聘请有关专家评价该机构总结的问题及相关对策是否准确，提请具体实践部门评价其提供的对策是否有效可行，提请广大群众评价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

在监督检查方面，由南京市教育部门的相关机构对其工作进行定时的监督检查，设置群众意见箱和热线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定期组织培训，加强学习，提高人员素质和管理工作水平，

将管理机构建设延伸到区、县。保证体育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工作在不同层次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杨克瑞，谢作诗，教育经济学新论[M]，人民出版社，2007

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实时测量和元分析的统计方法，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界新近开发和应用的研究方法。本文描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外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其应用价值。

【关键词】音乐心理；测量；统计；CRDI；元分析。

【内容类别】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研究方法。

CRDI：从非实时到实时音乐心理测量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

实时测量技术，最早的形式是Clynes于1982年研制的"情绪记录器"（Sentograph），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这种简单的装置上设有一个万向的按键，被试根据对音乐情绪反应的不同描述和强度操纵此键，便可将不同方向和压力的操作按不同类别和比例，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并给予与音乐进行过程同步的记录。

1983年，Nielsen又设计出一种簧制的夹钳，用于研究被试在音乐进行过程中对音乐紧张度的实时反应，并可将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持续反应绘制成图形。这种装置所记录的数据，在后来的验证性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效度。

1991年，Namba等人在音乐情绪反应的系列研究中，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盘，开发出一种"选择性描述连续判断方法"（themethodofcontinuousjudgmentbyselecteddescription）。研究者把用于不同类别情绪感受的形容词指派于特定的键，被试接受半小时的实验指导训练后，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与之相应的形容词描述，在键盘上连续操作相应的键。这种实时反应与记录的方式，可以把被试的反应以多维度的形式与音乐同步记录和贮存在计算机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在Madsen领导下，研制出"连续反应数字接口"（ContinuousResponseDigitalInterface，简称CRDI）。这是一种电位器与计算机实现数字接口的技术。在音乐认知或音乐审美情绪反应的研究中，被试在聆听音乐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250度范围内拨动带有一枚凸针的旋钮，连续不断地对音乐进行过程中情绪或认知在两极范围内的反应及变化，同步地进行调整。被试在操纵旋钮时，实际上是将不同的电压持续不断地输入计算机，并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为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横轴线实时发展，依输入强度变化形成的曲线图。这种旋钮操作输入的信号的变化是无级的。CRDI的另一种输入方式，是11点量表型的滑杆。它以零为中心，依据反应强弱程度的不同，使被试可以在+5和-5之间的11个点位上，连续不断地调整滑杆在量表上的不同位置，以达到输入反应强度的目的。

上述测量和记录方法，可以用计算机对若干被试的各个反应曲线进行集合处理，使之成为能够反映被试整体反应的曲线。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续反应数字接口相类似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有研制，不过没有直接应用于音乐心理的研究，而是应用在被试对视听电教材料的注意实验中，其范畴属教育技术学的心理生理基础研究。研究者黎加厚开发的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将传感器和A/D转换器与计算机连接，把被试在接受视听电教材料刺激作用下的皮肤电阻（GSR）及其变化的全过程输入计算机；另一方面，用摄像机对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外部变化过程给予摄制。经后期合成，视听教学材料的画面（包括背景音乐），被试表情和动态，以及被试的皮电阻反应曲线这三个画面同步地实时记录于VCR，可供研究者反复观察并做统计处理。笔者认为，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可以直接采用这种技术，开展音乐心理生理学有关不同音乐要素或音乐风格与情绪反应关系的实验。

自从Madsen等人首次使用CRDI技术，对音乐审美体验给予实时测量以来，近八年中CRDI技术在美国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所涉及的课题大致包括：音乐听赏过程中的注意焦点；儿童音乐偏好；音乐审美体验；听赏者差异；音乐要素（速度、音准、力度、节奏、旋律、音色等）与认知和情绪；音乐紧张度的感知等等。另外，由于CRDI是一种非词语和过程性的测量，研究课题还涉及非词语和词语，以及形成性与终结性测量的信度。此外，近两年来，随着研究者探讨课题的深入，CRDI描述的刺激反应维度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发展。

CRDI技术在音乐心理测量以及与音乐心理直接相关的实验美学、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这里仅举一例。1989年，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一位医生曾提问："音乐处方的开具依据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当然不能仅仅天真地诉诸于音乐作品的标题。如同一剂药品必须通过大量的严格验证才能投入临床使用一样，在音乐治疗中，音乐作为处方，虽然不大可能使人"中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也应该就音乐的某种或某些成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在情绪、感知或生理、神经诸多方面给予实时的测试和验证，以便达到最佳的预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实时测量的概念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元分析：从"见树"到"见林"的音乐心理统计

这是一个由音乐心理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定性概括之间关系引发的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随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得以建立和发展。定量研究是心理学的既定学术规范。音乐心理研究作为分支心理学科，同样是把主流心理学的定量实证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实验音乐心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实验设计必须对变量进行控制，所以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实证研究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提供现成答案。当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实证研究达到充分的积累时，情形依然如此。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受研究变量、被测状况、测量工具以及其他种种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结论，主要是统计的差异显著性，会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过去，对已有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课题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时，研究者的方法是粗糙的tallyingmethod，即罗列所有相近的文献，根据符合统计的差异显著性要求的研究的比例，大致确定对研究假设的论证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人为地强化或掩盖着研究数据的趋势和形态。

出于对已有一批单独研究的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全面和精确地总结这些研究结论的目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格拉斯（G.V.Glass）提出元分析的概念，并发展了元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亦称总分析，其过程和功能，是对已有大批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再统计分析和综合（或说分析的分析），继以探查在这批研究中每次单独研究显现不出的，而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具备更高价值的结论趋势和形态。元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性质属于量化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一批单独定量研究的个别结果和形成定性结论概括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通过总分析的统计过程，实现从个别结论（即便它们之间看起来存在冲突）到一般结论的科学归纳。

元分析的方法自确立以来，在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效益显著。1987年后的10年中，仅"心理学信息"（PsycINFO）数据库中，涉及元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已近2000项。在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的英语文献中，使用元分析的研究者，仅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J.M.Standley一人。这位女学者在1986年和1996年，先后发表《医学/牙科治疗中的音乐研究：元分析的临床应用》（这项研究在10年后由作者充实修订），《对用于教育/治疗目标的音乐强化效应的元分析》。由于元分析具备的"总"分析性质，应用此方法的一项研究便可覆盖数以百计的已有成果。因而，元分析的结论厚度和应用价值，必然以集中、凝炼和确切的形态大大超过这一批单独的研究本身。

这里，把与元分析相关的基本概念扼要叙述如下，并以Standley1996年有关音乐作为强化物在教育和治疗中的元分析应用为例，说明这种新的统计方法的步骤、方法和意义。

元分析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单独研究给予分析和合成，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度量概念--效果量（effectsize，可简称ES）。效果量是在大批单独研究中的每一项研究使用的一种共同的统计单位。与传统的统计过程不同，元分析观察的是大批研究中所有效果的分布，如果某种结论趋势或形态的确存在，效果量则会集中于一个方向。

研究统计中有四个互为制约的因素：检验力，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以及效果量。前三个概念，是传统统计方法的使用者所熟悉的。简单地说，检验力，指统计检验能产生的显著性和拒绝某特定实验的原假设的概率。扩大样本容量，则增强检验力。显著性水平由研究者设定，它代表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而效果量则是实验设计旨在探查效果的准确度量，是一种备择假设的参数。

元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研究的领域和纳入分析的已有研究的资格，据此对相应课题的研究进行全的文献检索，并注意避免纳入分析的研究在结果和来源等方面的偏颇（例如，研究结果本身具有缺陷；不能仅仅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等）。

Standley的研究，就这一步骤的界定是，纳入分析的研究：（1）是采用量化实证方法的英语文献；（2）自变量采用音乐作为行为矫正的强化依随；（3）因变量以教育和治疗为目的；（4）研究结果的形式，具备数据分析的可重复验证性。文献检索首先涉猎以下数据库：PsycInfo，PsycFirst，ERIC，DissertationAbstracts，以及MEDLINE。然后，根据被检索研究所列资料目录再次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该课题的100项研究，其中98项符合前述资格界定；有关因变量的效果变量达208个。

第二，确定纳入分析的有关被试特征、因变量和自变量，并对其做出描述和分类。Standley98项研究中归纳出正常被试和六种异常被试：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和脑瘫。98项研究所含208个因变量则被分类为：学术变量、社会变量、身体康复变量、其他医疗变量、注意/交往变量、自助变量、交通行为变量、刻板行为变量、抱怨变量、作业变量和偏好变量。

第三，对有关因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出标准化的效果量。不论已有研究的统计方式如何，他们均可被转化统计为一致的效果量。其后，再根据前述确定的被试特征，对统计得出的效果量给予组织和比较，并分析和阐释其结果。

Standley的研究对208个因变量的效果量的统计，使用的是最保守的统计公式：实验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减去控制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再除以控制组的标准差。在她确定的11种变量类别中，相应地得出208个效果量。按照该研究的宗旨（音乐作为依随强化物，其效果如何），这些元分析统计，在它涉及的实验条件的比较，依随音乐与其他条件的比较，强化作用，强化技术，强化程式，教育和治疗目的，被试年龄和特征等方面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讨论价值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向国内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同行推荐元分析的特殊功能和方法，这里还是有必要对Standley研究的结论给予扼要的归纳，供同行参考。

总的看来，与其他非音乐的依随强化物和非依随性的音乐强化相比较，音乐作为行为矫正过程的依随强化物，其作用最为有效。它表现在能够有效地增强期望行为的频度，减低非期望行为的频度，前者较后者更为明显。从强化程式来看，音乐的程式性强化较非程式性的连续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有效。音乐依随强化效果最明显的首先是身体康复和发展行为，其次是治疗和教育目的，再次是体育运动应用。

就各种不同年龄的被试而言，音乐依随强化作用，在各种年龄被试中均为显著的前提下，其最佳对象首先是成人和四岁以下婴幼儿，其他依次为5-11岁、12-14岁、15-18岁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结合被试特征看，音乐依随强化对心理障碍和正常被试的效果优于情绪障碍或医疗和身体残疾的被试。

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城镇化 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 融资模式

一、当前我国城镇化现状

城镇化是一个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伴随工业化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化率从2002年的39.09%到2014年的54.77%，12年内以平均1.3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60.57%，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道路不断升级，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新型城镇化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困惑，社会各界对其是否存在认识偏差、战略实施过程中有何现实困难、如何寻找改革突破口等关键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局。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状

为了满足城镇化建设日益增加的投融资需求，两部分资金成为支撑主力，一是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等。它是我国在特殊的财税体制下、在特殊时期的产物，是解决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资金短缺问题、规避制度约束的一种变通手段。

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与负债规模的急剧扩大，在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不断累积：举债规模过大、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经营性现金流严重不足、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偿债能力弱。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7万亿元，同比增长6.2%；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客户数量达到10932家。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逐步进入还债高峰期，约35.5%的贷款在2013年至2015年内到期。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公告显示，从偿债能力看，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的223家融资平台公司中，有68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有151家当年收入不足以偿还当年到期债务本息；有37家2012年度出现亏损。由此可见，融资平台代替政府投融资模式已不可持续。

三、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根据国发〔2014〕43号文件要求：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该文件的出台是中央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而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达到42万亿元，仍需举借大量政府债务。

为落实中央关于“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要求，积极稳妥支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必须创新市场化融资模式，放宽准入，完善监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一是对于纯公益性项目，如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模式。二是对于经营性项目，应通过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建设。三是通过创新项目融资模式的方式，发挥政府引导职能，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有机组合，建立项目综合收益平衡机制，改善基础设施项目的盈利条件，提高社会资金向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积极性。

（一）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根据〔2013〕96号以及财政部专门出台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就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付费用。运作方式如下：

（1）纳入目录。地方政府拟定本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按规定公布实施，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和内容，确保将需要采购的棚改安置房项目纳入采购目录。

（2）确定购买主体。由市政府出文授权有预算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作为本次项目的购买主体。

（3）确定采购方式。地方政府可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实施棚改采购。

（4）确定承接主体。由购买主体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确定承接主体。

（5）采购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购买主体将与承接主体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在合同期限内，向承接主体逐年支付采购资金，且确保采购资金逐年列入财政预算，并对资金支付计划安排予以说明。

（二）PPP模式

发改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指出，PPP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燃气、供电、供水、供热、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设施；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目；各地的新建市政工程以及新建城镇化试点项目，应优先考虑采用PPP模式建设。

（1）定义。PPP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2）运作方式。PPP项目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建设-运营-移交、建设-拥有-运营、移交-运营-移交、改建-运营-移交、购买-建设-运营、区域特许经营等及其组合。选择方式主要由收费定价机制、项目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融资需求、改扩建需求和期满处置等因素决定。PPP模式的多方共赢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资金难题的有效途径。我国已成功将PPP模式运用于建设地铁（如北京四号线）、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并获得一定实践经验，但和同类新兴市场比有较大差距。目前国内在建或完工的PPP项目涉及的资金大概有4、5万亿元的规模，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PPP模式需完善健全的经营机制、有力的保障机制、合理的风控机制和双赢利益共享机制将为我国社会资本作为项目的融资来源创造投资更多的渠道。

（三）融资平台的发展转型

未来平台公司应去平台化运营，地方政府应增强平台公司的可经营性资产比例，积极尝试股权投资、股权融资、企业债券等各种方式，实现实体化、市场化和规范化转变，能全方面参与市场化竞争。

（1）产业引导和国有资产管理。按照地方政府产业布局要求，积极引导政府投资的方向，履行政府投资导向的职能，同时在公用事业、轨道交通、广告经营、能源开发、地产置业以及文化旅游、环保产业、金融服务等方面充分运作，规范企业经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资源整合和跨区域、多元化发展。通过整合各类中小水务公司、房地产公司等，实现规模经济；利用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如工程管理等各种专用知识、技术，对区域外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工程代建、工程项目管理等业务，凭借地方政府独特的资源、机遇，大胆进行非相关多元化的拓展，向产业投资、资产管理、金融控股、城市运营、城市旅游等多元化业务转型，不断发展壮大平台经营性业务板块，增强平台自我造血能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通过经营收益反哺公益性项目，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3）城市金融服务，打造金融板块。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性国有企业应着力打造金融板块，可参股银行与银行联姻，亦可涉足小额贷款、金融租赁、产业投资基金、担保公司等多种金融业态，金融板块将成为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未来的经济增长极，不仅能为其盈利能力注入新动力，还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未来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财政手段相对于其他政策工具，依然需要发挥其核心作用，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要求，只有不断推进财政领域的改革，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才能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参考文献

[1] 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站，2013-12-30.

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第4篇

一、农业农村经济克服困难保持平稳发展势头

2009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国家宏观调控一揽子政策措施,按照“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总体要求,努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干旱冻害自然灾害双重不利影响,在粮食生产连增6年、农民收入连增5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农业农村经济平稳发展的势头,为有效化解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预计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可达313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8%和8%,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主要年度目标均有望超额完成。

(一)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全省粮食播种面积10545万亩,实现“夏增、秋增、全年增”,总产预计达到863亿斤,同比增长1.3%。德州市小麦、玉米两季亩均单产合计1061.4公斤,率先整建制实现“吨粮”目标。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园艺、畜牧、水产三大优势产业。预计全年瓜菜产量超过1亿吨,增幅4%;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686万吨、376万吨、265万吨,分别同比增长8%、3%、4%;水产品产量765万吨,出口创汇33亿美元,主要渔业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稳步推进生态建设,新增造林200万亩。

(二)保持“三农”投入增长势头,夯实发展基础

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位置,着力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生态工程、“水电路气房”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发展基础。全省财政安排“三农”投入972.1亿元,增长31.1%,其中省级财政预算内安排资金175.7亿元,比上年增加30.3亿元,增长20.8%。与此同时,积极利用政府外债,投向“三农”建设。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引导下,全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670亿元,同比增长20%。

(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

全省共安排各种补贴资金81.25亿元,同比增加19.55亿元,其中,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种粮大户奖励资金56.67亿元,平均每亩补贴84元。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促进城乡经济融合,提升农村富裕劳动力吸纳能力。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培育劳务品牌,扩大转移就业范围与规模,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新增122.4万人。加强国内外市场开拓,完善市场流通调节,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护制度和棉花、猪肉、油料等收储制度,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在产量增加和价格上涨共同推动下,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在多种措施综合推进下,预计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

(四)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

重点水利工程进展顺利,南水北调重点工程进度过半,胶东调水开工单项工程92项,东调南下单项工程全部开工并完成总工程量90%以上。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面展开,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基本全部完成,建成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3.6万处。改造中低产田179万亩,建设标准粮田48万亩。新增解决23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8%。改造农村公路6000公里,通油路行政村比例达到97.5%。农村中小学校舍、县乡医院改造顺利推进。累计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1261个,新增大中小型全民健身工程1100多处、农民体育健身设施21700个。启动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程,开工建设新房100万户,改造危房15万户。有农业人口的135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新农合制度,参合率达到98.6%。地方新农保试点县达到55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标准逐步提高。

二、扩内需政策落实到位效果明显

(一)突出制度建设的根本作用,认真落实项目配套资金

按照三个“百分之百”的要求,把落实投资作为工作关键点,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突出制度建设的规范作用。制定出台了小型水利项目投资管理方式新办法,通过简化审批环节、权限下放、提取管理经费、提高服务效率等举措,进一步调动了市县配套投资的积极性。以省政府文件出台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明确资金来源渠道,年可筹集专项资金8亿多元。

(二)贯彻中央决策与创新地方举措相结合,努力发挥扩内需效应

建立了新增农林水项目调度制度,定期汇总分析并及时通报。同时,组织开展“三个百分之百”现场大检查,指导各级和行业部门成立专项督导组,负责落实本行业、本区域项目进展情况和建设质量。截止2009年底,四批中央投资项目开工1209个,前三批项目基本实现“三个百分之百”。据测算,我省目前已完成的新增投资可增加就业岗位50多万个,吸纳农村劳动力700多万人次。启动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程,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加大“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力度,通过多种措施的综合运用,努力刺激和活跃农村消费市场。1―11月份,全省农村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900亿元,同比增长1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抓当前谋长远,规划运筹农村经济发展新布局

一是以编制并推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发挥资源特色,突出功能定位,优先发展畜牧和渔业,建设黄河三角洲绿色生态农业基地。二是把握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机遇,以编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为龙头,推进蓝色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以蓝色产业带动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以海洋渔业为重点,打造一批特色鲜明、技术高端、绿色品牌的农产品生产、示范、出口基地,引领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三是以编制《山东省实施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为龙头,整合投资,统筹建设,推进全省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实现战略性改善。四是以编制《全省水系生态建设规划》为龙头,推进工程措施整合,构建“四带三区两湖一环”的水系生态保护体系,实现全省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五是以组织编制《南水北调干线以下配套工程建设规划》为龙头,延伸工程覆盖范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增强水资源保障能力。

(四)着力推进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4市7县10镇和2个开发区的综合配套改革顺利开展,20个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扩权强镇试点已作部署。积极探索土地管理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出台了《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一步规范征地补偿行为,在同一县市范围内实现“同地同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开始启动。农村土地“两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改革试点,在推进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经营和农民集中居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同步转变等方面初现成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运行良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深化。28个集体林权制度试点县改革基本完成。

三、2010年工作重点

(一)继续认真落实中央扩内需政策

抓好中央扩内需涉农项目管理,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按照国家部署,进一步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充实农林水利项目储备库。改进和完善面广量大项目管理方式,规范工作程序,建立和完善项目规划、计划和实施调度制度;强化监督检查,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资金使用规范,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二)全面展开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

认真组织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规划,制定实施方案,分解落实建设任务,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完善管理办法,强化监管手段,及时跟踪问效,做到起步快、质量高、效果好。

(三)启动实施全省水系生态建设规划

打破部门界限,按水系生态和资源条件论证确定项目,建立项目储备库。衔接落实项目和资金安排,协调确定省财政出资比例。推进管理创新,整合相关投资和资源,实现集中统筹。

(四)引导财政资金投向调整,统筹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重点水利设施建设,突出抓好南水北调、胶东调水、东调南下、水库加固、河道治理、大型灌区“六大工程”建设。加大黄河堤防标准化建设力度。抓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各类水利工程7万处。加强协调,争取将重大水利工程财政专项资金调整用于大型灌区、平原水库等工程建设。抓好渔业资源修复、生猪和奶牛标准化规模化建设、农产品质检体系、沿海防护林体系等工程建设,提高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水平。

(五)在“特色”上下功夫,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完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政策,支持创建一批标准化示范基地,引导高端种植,实行高端价位,面向高端人群,促进高端消费。突出抓好200个设施蔬菜优质高效示范区片建设,创建100个优质高效果园,大力发展高端生态农产品示范基地。推广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建立健全出口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步伐。依托农村生产、生活、生态资源,通过思维创新、模式创新和功能创新,积极发展创意农业,全面挖掘农业潜能,创新农业业态。加大技术创新和集成力度,积极探索低碳农业发展途径,在开发碳汇潜力、推进生物固碳等方面争得先机。

(六)以农村社区建设为抓手,提升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重点,加大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力度,启动国有林(农)场道路建设和危房改造,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解决300万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突出抓好生态乡村建设。启动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新建户用沼气60万户,深入开展“创绿色家园”活动,整体推进村容村貌改观。加大对革命老区、库区、滩区等地区的支持力度。确保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每人每年600元扶持资金及时足额兑付到位,全面实施小型水库移民帮扶政策,启动帮扶项目。

医疗体育的基本作用范文第5篇

教育成本是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所耗费的资源的价值。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有三类：统计调查、利用现有会计资料转换计算和成本核算。从计量的主体看，教育成本有社会成本、学校成本和个人成本之分。高等院校的功能是提供教育服务，所以高校教育成本就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目前，高校教育绩效的评价，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迫切需要进行科学的教育成本核算。但迄今为止，各高校都难以得到系统、准确的教育成本数据。本文拟对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意义与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目前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存在的问题

要讨论高校教育成本计量问题，首先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提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二是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1]。第一部分成本包括教师、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校管理人员的服务成本，维持学校运行耗费的要素成本，以及房屋、土地等的折旧、报废及利息成本。但不能包括与教育服务无关的附属活动的成本，如学生食堂、住宿、运动队活动等项成本，也不能包括向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补助等“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第二部分成本可用学生上学而放弃的收入来衡量。科恩提出教育成本可分为两大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但也有一部分是学生因上学而发生的支出；额外（比不上学的）住宿费、服装费、往返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交通费，以及书费、运动器械等学校用品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有：学生上学放弃的收入，学校享受的税款减免，用于教育的建筑物、土地等资产损失的收入（利息或租金）[2]。王善迈认为，教育成本是“高等教育服务供给方——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成本,不包括学生(或家庭)支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不包括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间接教育成本(或机会成本)[3]。”

从上述各学者对教育成本的阐述，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人们对教育成本的含义和计量原则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教育成本的实际计量工作却不尽人意。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分析教育成本时曾指出，教育成本的资料来源于“学校经费”的统计，而“学校经费”并未包括全部的成本内容，但又包括一些并非教育成本的内容。他列出的六个未解决的教育成本问题，几乎全是教育成本数据计量问题。迄今为止，教育成本还仅仅是一个质的概念。现行高校财务会计制度因不适宜于生均教育成本核算，并且学费与教育成本之间并无确切的因果关系。高校实行的收付实现制，并不象营利机构那样实行权责发生制，高校通过投资和采购形成的固定资产，包括各种建筑物、价值较高的大型教学仪器设备等也不存在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和折旧基金的提取制度，导致高校不可能提供准确的教育成本信息。现有所谓教育成本信息不过是按照实际发生支付作为计量依据，由学校财务决算给出的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并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分摊，也没有区分成本和费用的差异，成本项目与非成本项目的界限比较模糊，难以准确反映高校成本项目与成本水平。因此必须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和核算，明确学生平均培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模糊界限，解决近几年高校收费上涨过快，收费管理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二、合理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

1、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亦即教育成本核算主体或成本主体的确定。教育成本计量的主体指在什么空间范围内计量教育成本，计量谁的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必须从产品生产者或提供者的角度考虑。具体到教育产品，其提供者是学校，学校就自然地成为教育成本核算的主体，也有人认为高等学校的院系可以作为准会计主体[4]。院系作为一级记账单位或记账主体，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成本核算的主体是不恰当的。首先，院系不能独立提供教育产品，它需要学校提供行政管理服务、教学辅助服务，如图书馆、计算中心、后勤等各项服务，才能开展正常的教学服务。院系的教学服务成本只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其次，院系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无论是财政和经常性拨款还是资本性支出拨款，政府都是直接向学校拨付的。学费的收取也是学校统一组织的。院系不能独立取得经费来补偿所消耗资源的支出。但是从学校管理的要求出发，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内部成本核算，提供管理所需的成本信息以考核、控制院系的成本支出，是可行的。因此，可以将高等学校作为对外提供成本信息的教育成本核算主体，院系作为提供内部成本信息的成本核算主体。在具体的核算组织上，可分为两级进行：院系一级核算教学成本；学校一级核算公共成本，并将公共成本分配到教学成本中去，核算出完全的教育成本。

2、确定高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教育成本计量的对象是指教育资源耗费的载体或目的物，即计量什么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学校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知识、能力、价值等变化是学生接受教育服务后的结果，是教育服务和学生自身因素结合的产品。所以教育成本的计量对象应是教育服务，是计量教育服务的成本。服务产品的基本计量单位是时间长度，教育产品的计量单位有学时、学期、学年等，因此可以计量学时成本、学期成本、学年成本等[5]。学校向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是不同的。因此应将不同年级的学年作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高校中，相同年级的学生还有专业的区别，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的教育服务也是不同质的，因而应视不同专业的学年为不同的教育产品，分别核算其成本。在实际上核算中，应是先将各年级、各专业的学年教育服务总成本核算出来，然后除以年级、专业学生数，就可以处到向每一学生提供一学年教育服务的成本，即单位成本，也就是人们常用的年生均成本。将各年级教育成本相加就可得到全校的教育总成本。

3、明确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是指核算、报告教育成本的周期。从正确的核算成本的要求看，以自然的业务运作周期作为成本核算的期间比较适当。如将教育的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到的一定时间的教育服务，则学期或学年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如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各级毕业生，则各级毕业生的培养周期作为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比较合适。笔者倾向于将教育产品定义为学生接受的教育服务的时间量，主张教育成本的核算周期为学年。因为学校的教学是按学年组织的，政府对教育的拨款是学年(年度)拨付的，学费是按学年收取的。将几年学年的教育成本相加，很容易得到各级毕业生培养周期的教育成本。不过将教育成本核算的期间确定为一个学年，就与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规定的以公历年度作为会计年度的要求不一致。可以有两种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学校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周期不要求一致，即学校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教育成本核算期间为学年，教育成本报告与其他财务报告分别编制。从现实的可能性看，这一思路更可行。二是修改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和各级学校会计制度，允许学校将会计年度按学年确定。这样，学校的会计年度与教育成本核算期间就能保持一致，成本报告与其他报告就能同时编报。但按这一思路，由于政府财政年度为公历年度，会使学校会计年度与政府财政年度不能保持一致，不利于政府部门对教育经费的年度统计。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要求学校按每月的会计报表，形成1～12月的公历年度会计报告上报，以满足政府部门的需要。

4、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计量单位。货币计量是任何会计记录的基础，教育成本核算自然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进行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教育成本核算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教育成本的可比性受到影响，需要用物价指数最好是教育物价指数进行调整，才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比较，才能发挥教育成本信息考核、控制、预测、决策的作用。二是按历史成本原则(遵循货币计量币值不变的要求)核算出的教育成本，但不能完全补偿真实的资源耗费——主要是固定资产的耗费。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一般大于其原始价值，按原始价值提取折旧费，重置时就会在使用价值上减少固定资产的数量。在以教育成本为基础确定学费、教育拨款时，应考虑以重置价值矫正历史成本计量的不足。

5、确定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内容。对于教育成本的界定，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许多争论。笔者将其定义为：办学主体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按国家有关标准和高校现行实际支出指标测算的各种教学性直接支出和应计费用总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各办学主体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剔除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本文研究的教育成本是标准成本，也就是相当于工业企业中的计划成本的内容，而不是各主体的实际财务成本。同时，本文也只研究与教学有直接关系的成本，而不考虑各种非教学性支出，譬如有关税费、筹融资金成本、后勤社会化成本等等。具体来说，本文所指的办学成本的基本成本要素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费以及其它费用等项目。

（1）人员经费支出。它类似于企业的人工费，但又不同于人工费，包括教师及教辅人员工资、行政管理人员工资、奖助学金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支出，但不能包括后勤社会化后的后勤人员、专职科研人员、校产经营及管理人员等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校内人员的工资支出。这里的工资项目主要包括学校支付的基本工资、补助工资、各种津贴、授课费、福利费、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障费等，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成本内容。用于学生的各种奖助学金、困难补助、生活补助等学生事务支出，已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们也将其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人员经费中。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包括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及活动费、医疗费、公积金、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这部分费用在人员经费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2）公务费。它是指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日常支出。如办公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交通费、车辆使用费、会议费、接待费等。

（3）业务费。指高等学校为完成高等教育任务所发生的消耗性费用。如实习费、招生费、毕业就业指导费、资料印刷费、教学实验用材料消耗费、外事经费、教研教改费、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费、体育维持费、网络使用费、教学用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等。

（4）固定资产使用费。它也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内容。目前高等教育成本中关于固定资产使用费还有很多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合理的折旧年限的选择。理论上，固定资产使用费包括三部分：固定资产日常维护维修费；固定资产大修理费（计入成本的大修理费是指会计期间内按一定标准计提的大修理基金）；固定资产折旧费。

（5）其他费用。是指不包括上述内容但应计入高等教育成本的费用。如：学生医疗费、学生活动费、按规定上交政府的有关政策性基金、罚款、捐赠、意外损失等。、高校收费的管理和制度设计

对高校教育成本进行合理计量分析后，政府或高校就应该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高校收费管理制度，从而更好的解决目前存在的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问题。

首先，高等教育收费要遵循公平、效率的基本原则。自90年代以来高校收费政策已对社会公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大学的学费是地方政府管制价格，学费标准差异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距，教育成本分摊属地化。既没有明确学费统计口径，也没有统一收取标准，各校学费自收自用，从学费上反映不出高等教育领域的层次和特点，也无法反映学校所能提供教育服务产品质量的高低，尚未形成一个以质量、生源、学费为主要指标的市场竞争体系。单凭收费各自定价，对就读于不同学校的学生来说有失公平。加之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生均成本的计量缺乏可比性，所以，对大学收费这一技术性和制度性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合理性和政府职能的发挥。学费不是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教育成本的分摊，它必须依照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决定。

第二，利用收费机制加强高校的成本约束和核算。高校的成本约束问题有着众多体制性原因。从收费管理角度看，最根本的在于作为投资者之一的学生在教育体制中没有选择权。因此，只有在学生的自主选择和院校间的有效竞争这两前提下，高校才能主动压缩成本，高等教育收费才能合理发挥成本补偿功能，并促进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有效配置。所以，如何改革现有的教育机制和相应的收费形式，强化学生作为教育投资者的自和选择权，应作为收费体制创新的重要目标。试行学分制收费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其一，通过学生对专业甚至学校的选择，可促使学校尽可能压缩教育成本，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教育服务来吸引学生的教育投资。其二，为保证生源，学校将改变原有各专业“一刀切”的收费形式，而是根据各专业热门程度来确定有差别的收费标准，使区别定价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其三，可推动学生尽可能通过缩短教育时间或同一时间尽可能多地加修学分，提高投资回报率，也为贫困生通过自身努力减轻学费负担提供了另一条有效途径。

第三，高校必须确定合理的高校办学成本。引起高校收费水平快速上涨的一个原因是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导致高校教育成本上升。在通常情况下，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增加有其合理的原因，比如社会工资水平在提高，研究和教学活动对仪器设备等投入要求越来越高。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高校生均培养成本增加？据有关资料，兰州大学生均成本1999年比1998年增长64.5%，而两年支出项目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1999年人员经费仅仅比1998年增长了15%，公务经费增长了19.8%，生均业务费却减少16.2%，增加最多的是其他费用，增长479.3%，从生均812元增加到生均4704元，修缮费是另外一项增长最快的费用,增幅达246.5%，“修缮费”与“其他费用”两项开支的增加额占到了生均成本增量的79.8%[6]。很显然，生均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教学业务费的增加，即不是直接教学成本的增加，可见在校学生的直接受益是十分有限的。高等学校教育成本增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增加的收入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从许多高校装饰豪华的办公大楼和令人惊叹的办公条件中也不难获得一些感性的认识。教育经济学界一些学者指出，如果不受到约束，高等学校的教育成本有无限增加的可能。

最后，必须制定合理的会计制度。改革现行会计核算制度使其与社会对接，改变目前教育成本核算滞后形成的种种弊端。实行财务监督，使学校由财务核算型向经营核算型转变，促进高校主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优化资源配置，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在高等教育规模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高等教育经费还非常不足的前提下，为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上大学适当缴费，是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条可选之路。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进行高校教育成本计量和收费管理时应该尽可能地降低高校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将一些与高校教学无关的费用剔除出去；政府加强对高校成本核算的监督，以平均教育成本作为收取学费的根本依据，而不是以各学校自己上报、自己计算的所谓“成本”为基准；同时还应将高等教育成本个人的分担比例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严禁各高校私自提高比例，多收学费。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2]科恩[美].教育经济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王善迈.论高等教育的学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6）：24-29

[4]荆新.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