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 执行目标 营销管理 协调

对财务管理目标的思考

所谓财务管理总体目标就是在对财务管理目标的多元性和多层次特点进行讨论时所说的全局性、主导性目标。它在整个财务管理目标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指明了整个财务管理工作应努力的方向。理论界对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选择向来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基于公司治理的共同至上逻辑，选择“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符合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具全面性和合理性。企业价值是指企业的市场价值，它是社会公众对企业总体的社会评价。该评价的依据不是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是企业已实现的利润水平，而是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和未来所创造现金流量的潜力。

衡量企业价值的方法较多，常用的有三种：

现金流量法。根据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衡量企业价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越大，企业价值就越大。

其中 V 代表企业价值；t 代表取得报酬的具体时间；FCF 代表第 t 年的企业报酬，通常用自由现金流量来表示；i 代表与风险相适应的贴现率，可以用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代替；n 代表取得报酬的持续时间，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前提下，n为无穷大。折现现金流量模型中的自由现金流量和贴现率都是估计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量化了理财者对企业风险、盈利及增长、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而这种量化的精确度是无从验证的。故采用此种方法确定的企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主观的数字。

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能对企业资产作出较准确的估价，但对资产以外的其他项目和其他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的考虑明显不足。另外，不是所有企业都要经常（每月或每年）进行资产评估，通常只有当企业发生经营方式变更、产权变更（如联营、兼并）时才需要采用资产评估的方法来确定企业价值；而且，在不同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下会得到不同的估价。因此，利用资产评估的方法确定企业价值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难度。

股票价格法。通过股票的市场价格乘以股数得到企业总价值，这一方法仅适用于上市公司。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市场的弱型效率，股价对公司经营状况好坏及发展潜力大小的灵敏度极低，股票价格会受到特定经济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某一特定时点上，股价很可能并不真正反映这个企业的价值。股票价格法的适用面和可信度都面临非议。

由于企业价值难以衡量，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财务管理实践之间出现断层。引入财务管理的“执行目标”来增强目标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财务管理执行目标的提出

所谓财务管理的执行目标就是指其本身合理存在的、可直接应用于财务管理实践的，易于操作的财务管理目标。笔者认为，以“财务管理与营销管理的协调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执行目标是对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具体化，它势必促进财务管理目标与财务管理实践的结合，增强财务管理目标对实践的现实指导作用。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只是要求营销部门通过各种手段设法将企业已经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营销部门的活动事实上并未对企业的整体经营活动发挥主导作用和产生很大影响。虽然市场营销的根本任务是努力解决生产和销售的各种矛盾，但是，市场营销的含义要比“销售”广泛得多。市场营销重视销售，但它更强调企业应当对市场进行充分地分析和认识、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规划从产品设计开始的全部活动，以确保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也就是说，营销管理在企业管理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企业管理有整体介入的职能。由此产生了“营销中心论”认为营销决定生产，价值实现比价值创造更加重要，企业的一切工作应以营销为中心。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所有者要求投入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希望通过企业追求其财富的最大化，进而提出企业管理的“财务中心论”。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也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正常运行的基础。

笔者不偏执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观点，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的协调才是企业管理的着眼点。通过两者的协调，能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形成强劲的发展潜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换个角度来看，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的协调能增加来自于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使企业理性地关注资本支出状况和营业资本的变动状况，实现现金流量的最大化。按照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现金流量最大化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企业价值最大化。

协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分析

符合财务战略管理的要求

财务战略管理是战略管理思想在财务管理领域的延伸和发展。它要求企业不能只从单纯的财务观点出发进行理财，追求财务自身的最优化，而必须具备战略思想，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和设计企业的财务行为。财务管理与营销管理的协调运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财务管理只从单纯财务观点出发进行理财的状况，而从更高的视角和更广的范围对财务管理进行了创新和改革。另外，从公司战略的层次结构来看，营销战略和财务战略都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的协调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执行目标也必定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制定和执行。

符合财务分层管理的要求

从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来看，除监事会行使财务监督职权外，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三个层次瓜分了企业全部财权，这就形成了以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人员分工协作为特点的财务分层管理体系。但是，由于所有者财务主要是一种监控机制，而不是一种决策机制，财务经理财务注重日常财务管理，只是经营者财务的操作性财务，所以，经营者财务才是企业财务的精髓。经营者财务要求商品经营、货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发展，让三者和谐一致，相得益彰，不应该顾此失彼。这就从侧面反映了经营者财务需要以商品经营为重要内容的营销管理和以资本经营与货币经营为重点的财务管理协调运作，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的效率。

财务管理目标与市场营销目标具有一致性

财务管理是为处理好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对其财务活动进行的管理。任何一项财务活动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财务管理应在协调好企业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收益和风险的矛盾、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的前提下，从财务管理环境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力求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它具有统一性、可持续性和赢利性的特征。相应地，市场营销的目标正是立足市场，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出发，兼顾企业、消费者、社会三者的利益，发挥企业的优势，追求市场占有和利润，并以企业的长期利益为重。它同样具有统一性、可持续性和赢利性的特征。

可见，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与市场营销目标是一致性的。企业要持续快速发展，实现财务管理目标，就要通过有效的营销管理策略，防范和分散各种经营风险；同时，通过高效的财务安排，控制财务风险，优化配置企业资源，可以使营销活动顺利开展，从而有望实现资本的最大增值。

市场营销活动是实施财务管理的基础

首先，从财务管理的内容来看。财务管理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收益分配管理。企业要以合理的成本及时筹集到所需资金，就必须做好商品营销和企业形象营销两部分的工作。通过良好的产品质量、优质的售后服务和诚信的经营方针让消费者感到满意，同时辅以广告、新闻等媒体方式来扩大企业知名度和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增强现有投资者的归属感，并鼓励潜在投资者向企业注入资金；筹资是为了投资，企业通过营销策略的安排制定投资方案，确定筹资量和资金成本，作出筹资决策和投资决策，并通过营销活动的开展对投资进行监控，评价投资的成败；收益的分配同样要以市场营销活动为基础。利润通过销售来实现，若营销管理不善，企业就无法实现目标利润水平，也就无法制定有效的利润分配政策。相应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投资回报期望值也得不到满足。同时，营销战略的安排提出了利用留存利润追加投资的要求，影响了收益分配政策。

从财务管理的环节来看。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失误会导致不明智的财务决策，以销售预算为基础的财务预算就成了空中楼阁，以财务预算为核心的全面预算体系流于形式，而以这种财务预算为起点的财务控制当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脱钩的后果是严重的。

有效的财务管理有利于营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企业通过科学的生产预算和销售预算，制定出合理的营销计划。从销售预算出发，进行直接材料预算、直接人工预算、制造费用预算以及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制定一个可接受的成本费用波动范围，由此判断生产销售规模是否在企业的资金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是否有利可图，以便及时调整企业投资计划和营销计划。合理有效的资金安排有利于营销计划的实施。如果资金不足，必须及时筹集足够的资金；如果资金闲置，则另寻有效的投资途径；利润过低时，查找原因，通过调整营销计划扩大收入，或减少不必要的成本费用开支。

通过日常财务管理使有限的营运资金发挥更高的使用效率。确定存货的经济批量，在保证生产和销售顺利进行的前提下使资金利用效率提高；再如，进行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引导销售行为，保证现金回收，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从而保证了后续营销计划的实施。

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

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企业的活力体现在其与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企业只有实现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的协调，才能做到以变制变，适应市场，最大限度的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强化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协调的意识，促进财务管理执行目标的实施；培养财务管理与营销管理复合型人才，提高日常管理能力；完善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的工作制度，强调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优化财务预算体系，严格实施营销计划的监控；建立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正确评价协调程度与有关人员的工作业绩。

参考资料：

1.王庆成.财务管理目标的思索[J].会计研究，1999(10)

2.刘贵生，杨碧玲.财务管理目标的再思索[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0(7)

3.周守华，杨惠敏.从公司治理结构透视财务管理目标[J].会计研究，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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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J].会计研究，1997(5)

6.王斌.现金流转说：财务经理的财务观点[J].会计研究，1997(5)

7.胡国柳等.企业财务战略与财务控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织绩效组合模式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shrm)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近年来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确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管理学术杂志(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和《工业关系(industrialrelations)》以及《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杂志(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都有相关研究专刊。

许多优秀公司,如ups、ge等的实践也证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提高组织绩效,开发组织能力并使其最大化,进而提升组织的持续竞争优势。因此,深入研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或实践组合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深受人力资源管理普遍性理论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有三方面:影响组织绩效的因素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否是影响组织绩效最重要因素假设的验证、是否存在与组织最优绩效相关联的某些或一系列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研究表明,一些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确定与组织绩效有更大相关。但是批评者认为,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而不是某些单个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因为单个实践容易复制,系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具有特质化、复杂性、难以模仿和路径依赖的特点。

不少学者也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leverin和moskowitz(1993)调查了美国100家最好的企业,lawleretal(1995)调查了《财富》杂志上的1000家企业,均发现员工参与和全面质量管理的运用导致更显著的投资回报。当这些实践作为一个系统来实施时,这些影响是最明确的,它将使相互补充的人力资源实践活动联合成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并直接与价值创造相关联。

ivhniowskietal(1997)和berg(1999)研究了钢铁行业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发现更创新的实践活动与更高的生产率相关联。在对制造型企业研究后,appelbaumetal(2000)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运用与更高的股票市场价值以及劳动生产率相关联。paauwe和richardson(1997)总结了以往实证研究的结果后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他们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会影响人力资源绩效,而人力资源绩效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与财务相关的绩效,有些实践还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样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假设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形成了许多不同性质的企业类型,这些企业中除有少数业绩优良的企业之外,还包括着大量业绩一般或较差的企业。那么,不同性质的企业是否采取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模式从而影响组织的绩效呢?

因此,本文的假设是:同一地区和时期内,企业性质相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基本一致;即企业性质相同,但组织绩效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注重程度(即实践排序)基本一致。

样本数据调查与处理

从2005年下半年起,笔者对四川省82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46家,占56%;民营企业36家,占44%。被调查企业主要涉及机械、电子、化工、烟草、食品、医药及房地产企业。在46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组织绩效好的企业为12家,绩效居中的企业为20家,绩效差的企业为14家;在36家民营企业中,组织绩效好的企业为11家,绩效居中的企业为16家,绩效差的企业为9家。需要说明的是,组织绩效是由企业的销售收入及其增长率、利税总额及其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来综合衡量。

在本文所涉及的样本企业里,所谓组织绩效好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前20名,所谓组织绩效差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后30名,所谓组织绩效居中是指企业的业绩在近3年全省行业的排名中处于上述情况的两者之间。

在调查期间,共发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注重程度”问卷225份,获得有效问卷166份。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有效问卷97份,民营企业的有效问卷69份。被调查的直接对象是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主管以及总经理。

笔者以pfeffer(1994)列举的16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即就业安全感、招聘时的挑选、高工资、诱引薪金(激励)、雇员所有权、信息分享、员工参与与授权、团队和工作再设计、培训和技能开发、交叉使用和交叉培训、象征性的平等主义、工资浓缩、内部晋升、长期观点、对实践的测量、贯穿性的理念等来设计调查表。

该问卷采用对偶比较法,即对问卷表中各实践活动之间进行两两比较,若a实践比b实践重要则打2分,同样重要则打1分,不重要则打0分。完成所有的比较和打分后,再横向加总。调查对象根据自身企业目前对这些实践的使用(即注重)情况作出选择。

对于有效问卷,按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组别进行分类统计,针对每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先分别统计组织绩效好、中、差企业的均值,再统计总体均值及其标准差,由此得到表1和表2的结果。

本文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组织绩效以财务指标衡量具有局限性,还应包括更多的非财务指标;二是仅对四川省部分企业做了小规模调查,样本数据不充足;三是调查只针对管理层,故不排除有人在问卷填写中弄虚作假;四是问卷设计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这些因素可能对研究的结果会造成一定影响,这也是今后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本文研究的目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扩展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在我国本土化的研究,发现其特殊性,从而更好地丰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认识。

通过对我国西部企业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在同一地区和时期内,不同性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组合模式不相同,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所采用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模式存在一定差别。

本文主要结论

首先,由表1的统计结果发现,组织绩效好、中、差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同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注重程度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其均值的最大差异不超过2),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排序基本相同。进一步观察发现,总体均值大于20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包括招聘时的挑选、内部晋升、就业安全感、培训和技能开发、诱引薪金(激励)、对实践的测量等,这6种实践的总体均值(23.47)明显大于后10种实践的总体均值(9.41)。

因此可以说,在同一地区(四川省)和时期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基本一致,并且在这一组合中存在着发挥重要作用的几种实践活动。同样,由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民营企业也存在类似结论。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直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是成立的,即在同一地区(四川省)和时期内,企业性质相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基本一致。

本文认为,虽然企业绩效、行业特点、生产规模等不同,但是由于都处于同一时期和地区,企业的外部环境、地域文化、劳动力素质等因素基本相同,因此,绝大多数企业可能采取相同或相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政策。例如,无论是组织绩效好、中、差的企业都能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企业十分重视“招聘时的挑选”、“培训和技能开发”、“内部晋升”等实践活动。

其次,仔细对比表1和表2的结果,进一步发现前6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组成和排序方面有差异,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依次是招聘时的挑选、内部晋升、就业安全感、培训和技能开发、诱引薪金(激励)、对实践的测量等;而民营企业依次是诱引薪金(激励)、对实践的测量、招聘时的挑选、培训和技能开发、内部晋升、高工资等。

本文认为,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正经历着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特别是处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西部国有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人员下岗而带来的压力,它们必须过渡到市场导向的管理机制,但又不能操之过急。

此时,就要求建立以招聘和晋升为核心手段,以培训、激励和考核为协同手段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模式。这一组合模式以组织内部人员为导向,强调充分发挥和利用现有人员的能力,在通过招聘、晋升、追求就业安全感而缓解人员下岗带给组织及社会压力的同时,又通过培训、激励和考核等手段来促进组织以能力为基础的留人机制的建立。

而民营企业由于是以市场为导向,其产品、运作及管理都适应市场需要,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也以市场需要为准绳,在用人、留人上更加基于能力而不是关系。因此,管理者往往以激励和考核为核心手段,以招聘、培训、晋升、高工资等为关键协同手段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合模式,以此来促进组织成员的良性流动和工作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huselidma.theimpact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practicesonturnover,productivity,and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1995.

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环境

一、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管理目标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从事财务管理活动的根本指导，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了企业建立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组织、遵循什么样的财务管理原则，运用什么样的财务管理方法、建立什么样的财务指标体系。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决策的基本准则，每一项财务管理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因此，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需要的角度看，研究财务管理目标，具体准确地表述和界定财管理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受企业管理思想、管理目标的制约。本来，由于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一部分，二者的目标当然是有差别的，一般把企业管理的目标表述为生存、发展、盈利，但由于财务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的价值管理活动，企业管理目标与财务管理目标的内在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小的甚至可近似地认为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例如，利润最大化是典型的财务管理目标，而学者们关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显然是指企业管理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企业价值最大化当作企业管理的目标。

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管理目标的逻辑关系，源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与企业管理活动的逻辑关系。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来源于企业所有者，即所有者授权。而财务管理活动的权力一般是来源于管理者授权，即所有者——董事会——总经理——财务副总经理（如理解为所有者授权，则为所有者——董事会——财务副总经理）的管理与授权关系。因此，企业确定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是由其企业管理活动决定的。

理解财务管理目标，应把握财务管理活动的逻辑基础即管理授权，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它对于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与核心意义，但它不是什么假设，财务管理由于其授权关系，必然服务于企业管理活动，因此，财务管理的目标是由企业管理活动决定的。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企管理与财务管理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整体目标决定部分目标，这是显然的。总之讨论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以企业管理活动为起点。

二、财务管理目标的类型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财务管理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学术界常探讨的热点。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表述主要有：经济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净值最大化、每股收益（盈余）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财务管理多重目标论、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些表述的重点各不相同，理解上也有差异，并产生了很多争论，如经济效益最大化就是我国改革初期变产值观念为效益观念的产物；又如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否等同的争议。多重目标论强调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体系和综合全面性，财务管理目标应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提高“三个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目标、维护社会利益目标。在多重目标论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争议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企业财务不是所有者财务而是利益相关者财务，财务管理目标是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目标。

上述目标实际上可归纳为四个：即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四种财务管理目标各有特色，一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最原始的目标描述。根据亚当?斯密?大卫、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合适的企业财务目标应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企业剩余产品的价值表现，利润越多，企业的财富就增加得越多。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必须合理配置并有效运用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全面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它虽然揭示了企业财务管理为履行作为活动所必须具备的义务关系，但有以下缺陷：首先，利润作为一个绝对数，没有反映出实现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未揭示资金效率（即单位资金收益，或每股盈余）；其次，它没有考虑利润取得的时间，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第三，它没有考虑企业获取利润所承担的风险，因而会导致企业经营者不顾风险大小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损害企业所有者的根本利益；另外，利润的计量期间应为多长，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改进是每股盈余最大化（也可描述为单位资本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应把企业实现的利润与股东投入的资本联系起来，计算出单位股票（资本）的盈利能力，这样就可以克服利润最大化目标未考虑利润与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缺点，但同样不能反映时间因素和风险因素，也不能说明是短期还是长期（或具体多长时间？）的每股盈余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有时也称为股东财富最大化，由于衡量的是企业整体价值，它代表着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该企业价值作出的判断和评价，全面充分地考虑了该企业目前和将来可能的获利能力，也充分考虑时间、期限、风险等与企业价值有关的各因素，故而能克服上述弊端。有人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股东财富最大化，因为企业价值包括股权价值和债权价值两部分，应区分两种提法。企业价值最大化也被认为不易操作，这是因为企业价值是其市场价值，也就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商品”在资本市场的价格。对上市公司来说是总市值，对于其他公司体制来讲，虽然没有明确的价格，但在西方发达国家，收购的可能使任何企业都有被收购的价值，这也是企业的市场价值。

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理财目标提出的背景，是像美国等发达国家，已通过立法加强了工会等对企业的制约，并产生了环保、就业等社会责任问题。另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拥有各种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力资本的地位上升，削弱了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权，企业管理实践中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突出所有者的权力。于是，以利益相关者财务取代所有者财务应运而生。它是企业的观念变革带来的变化，本质上仍然符合财务管理与企业整体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它认为企业不仅仅是股东的企业，企业价值也不仅仅是由股权和债权组成，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公众）、政府等。如果说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资产负债表所体现的价值最大化，则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大大地突破了资产负债表，包括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商业道德、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

这四个目标的评价主体是有差别的，利润最大化是由企业内部进行评价的，每股收益最大化也是如此，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则是由市场做出价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是在市场基础上，由利益相关者独立作出评价，并通过他们自己作出相应的行动来影响市场，影响企业决策。三、财务管理目标与理财环境财务管理目标的四种类型的出现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利润最大化出现得最早，然后是每股收益最大化，再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最近出现的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四种目标之所以先后成为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各自的历史环境下的最佳选择。

1.利润最大化目标与环境。利润最大化目标是指在既定的期间内（如一年），财务管理活动以取得最大利润为目标，相应的企业管理活动主要以如何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最有效地发挥现有资源的效率为重点，不涉及资产重组问题，或者受环境限制，进行资产重组十分困难，企业既不能通过出售剥离现有部分资产，也不能收购企业，作为经营对象的企业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当然，更没有有效的资本市场来评估企业的价值，不论是收购价值还是总市值，都无法衡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利润最大化目标才是最有效的。

2.每股盈余最大化目标与环境。如果说利润最大化是衡量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的最佳财务目标，那么每股盈余最大化目标显然不仅能衡量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效益，还是一个衡量单位资本（资金）效率的最佳目标。表面上的数量逻辑关系，似乎对一个既定企业来讲，利润最大化也就是每股盈余最大化，反之亦然，但对于企业间的比较则大为不同，作为整体的企业间比较的共同基础只有在两个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而作为单位资本的效率的比较的基础则要广泛得多，不需要两个企业完全一样，我们可以把一个企业视为另一个企业的倍数（或分数）组合。例如，一个全股本企业甲的资本量为1000万元，年利润为200万元；另一个同行业的全股本企业乙的资本量为1500万元，年利润为240万元，从资本量上看，乙企业1.5个甲企业，但利润只相当于1.2个甲企业，这里就能反映资本的效率差异。于是，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企业乙能成为1.5个企业甲吗？它能重新组合自己的资产吗？能剥离自己低效率的那部分资产吗？这一例子说明，在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评估企业市场价值的前提下，企业能否有进行资产组合经营的环境，是决定企业究竟应选择利润最大化还是每股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关键因素，这两个目标自身并无优劣之分，环境决定了其优劣。

3.企业价值（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与环境。企业价值是企业股东拥有的价值（即股东财富）和企业债权人价值之和，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是不能等同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一个折衷的解释是债仅人资产价值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企业价值最大化即为股东财富最大化。债权人只获取固定的债权利息，能表明债权人资产价值是固定的吗？债权人对于自己资产的风险性没有一点顾忌吗？他不会为此寻求除利息之外的补偿或某种控制吗？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而这种控制也为关连交易创造了前提条件，也正是对类似问题的广泛考虑，才会诞生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当然，债权人资产价值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视为固定不变的，例如某种风险等级不变的假设条件，这也就是我们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等同的合理基础。另外，精典的财务理论所衡量的企业价值是资产负债表体现的企业价值，不论如何去处理股权价值和债权价值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不把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当作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的深层考虑。

利润最大，每股收益最大，当然企业的价值最大，但所谓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显然不是这数量关系能概括的。企业价值是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股东财富是股东因为拥有企业股权而获取的财富，因此离开发达的资本市场（最直接的是证券市场），就没有什么企业价值，也谈不上现代意义的股东财富，这正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成为最佳财务管理目标的真正基础。

在一个发达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市场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某一期间的利润，还有风险、成长性等多种因素。例如上例中甲企业的单位资本（金）的利润虽然比乙企业高，但由于乙企业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因此收益可能更稳定，按资本利润率计算，乙企业为16%，甲企业为2%，甲企业比乙企业高25%，但在资本市场上甲企业与乙企业的股价不会有25%的差距，两个企业单位股价很可能会一样。当然，这一切都有待于市场自己说明，这也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的差别之所在。

对上述三种目标的环境分析表明，有几个关键环境变量导致了三种目标的各自合理性：①因不能进行资产重组，故利润最大化为佳；②因能进行资产重组，但缺乏发达有效的资本市场，故单位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佳；③因有发达有效的资本市场，故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佳。

4.利益相关价值最大化目标与环境。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政府等，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中，股东与债权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已被考虑，因为企业价值是股权价值与债权价值之和，但员工、社区（公众）等的利益仍然处于企业价值计量系统之外。近年来的环保、社区就业的社会舆论实际上使这部分相关利益要求表面化、市场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取决于员工的素质，这已使得多数企业意识到维持长期的、稳定的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员工队伍是企业的命脉之所在，但这是从企业自身考虑的结果，与企业社会责任无关，一遇到不景气，则大多数企业仍会拿员工开刀以节省支出，于是引发了就业与社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即企业保证就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也是如此。

因此，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与传统市场系统的效率提高有关，如股权与债权的关系问题，顾客、供应商与厂商关系问题，如成本与企业结构关系的理论已证明，产品类型的差异使售后服务需求不同，产品的使用寿命越长，售后服务需求越大，要求越严厉，则企业越不宜承担较大的风险，从而企业通过调整自身的财务结构和经营策略适应市场要求，保证这部分相关者的利益。

第二个层次主要是一些以前无法量化的因素通过社会舆论而市场化，当然，到目前为止，虽然这部分利益要求已经公开化了，也就是市场化了，但仍未真正出现像市场价格一样明确的市场信号，虽然像防止环境污染问题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包括价格（如排污权等），但这仍是初步的。

因此，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背景不仅是企业价值的市场化衡量，更是市场本身向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发展的产物，离开这一条件谈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充其量不过是书斋中的游戏而已。

财务管理目标与环境关系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启示本文对环境的分析仍是非常简单的，财务管理目标与环境的关系表明，不论是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还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都没有优劣之分，只有联系具体的背景才能选择合适的理财目标，关键因素是理财环境的发展变化。就像近来沸沸扬扬的企业诚信问题，企业追求诚信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诚信的收益何在？本质上这是市场问题，在没有诚信的市场，我们完全可以把诚信作为一种产品，就没有真正的诚信。

我国正处于完善和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阶段，虽然已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目标，但不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市场体系本身还存在很多弊端和不足；另外，不同地区，如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和乡村，环境差距非常大。即使同样一个城市，由于改革政策问题，有的企业自多，有的企业自少，同样限制了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市场制度的关键是交易费用问题，而实践中的交易费用并非对每一企业都一样。因此，对我国的企业来说，正确审慎地分析环境，才能确定最合理的理财目标，赶时髦，追新潮是无济于事的。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调查表明，有84%的人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只有31%的企业实际将此指标确定为财务管理目标；只有的人认13%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但却有55%的企业实际采用此项指标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该是不为虚名所累、实事求是的时候了，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并对其决定负责。就意志的本质而言，人是自主的。因此，价值追求成为人的本质的重要特征，也成为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依据，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人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人的本质的能动体现，而且，也正是这个意义的确立，使人的自我实现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客观性。使学生认识到自我实现的哲学意义，不仅能使他们进一步坚定科学世界观的立场，而且能更能动地为自我实现去积极完善自我，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尊心。更应重视的是：应该使学生认识到自我实现的根本动力来自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人的自我实现的精神动力来自主观对人的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认识，并进一步通过形成自我发展的价值目标形式表现出来；人的自我实现的所有价值目标都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履行社会职责是自我实现中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职责和社会角色，他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绝不是孤立的、与社会无关的“自我满足”，而是必须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由社会给予回报这一中介环节来实现。因此，不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和履行社会职责能力的人是谈不上自我满足的，他也就谈不上自我价值的实现。履行社会责任也是自我实现中的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把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称为自我实现达到了高度水平的人。这正是每一个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人企望的高度。但是，每一个人的主体条件都不一样，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设定实现的目标，这也只能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才能达到。因此，履行社会职责是人认识自我、发挥和发展自身能力和才干、充分发展主体能动性的根本途径。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发展自身能力和才干。不了解自我就无法为自己设定正确价值目标，包括树立理想、事业追求、个性塑造等内容；同样，不了解自我也就谈不上充分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潜能和才干，进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人的自我认识只有在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中才能实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从事特定的社会实践，正是社会交往的最根本的形式。人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才干和个性特点，也才能形成对自己的能力、才干和个性特点以及发展方面的准确认识和评价。

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第4篇

一、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现状

现代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代财务管理方式比较粗犷，使得财务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以及信息需求难以满足企业决策层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建筑市场过度竞争的现实状况，生产经营的利润空间越来越被压缩，而且这一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样财务管理的精细化要求显得尤为重要;第二，企业资金管理不严，财务控制力度薄弱。当前有部分集团公司资金预算流于形式，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不能发挥其导向作用，引起资金闲置问题表现突出，未参与到生产周转循环过程中，生产经营业务所急需资金存在缺口，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度的增长，财务管理难度大，加之部分企业应收账款回收不力而形成坏账、呆账，影响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第三，部分企业财务管理意识落后，财务管理体制混乱，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人员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社会以及政府监督效果产生不良影响，导致企业投融资活动受限，最终制约企业的自身发展。

二、管理会计应用分析

管理会计实现了财税、金融层面会计核算与规划、预测、决策、控制、评价层面价值管理的有机结合，在财务管理实践中有非常良好的应用价值。我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对管理会计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是从管理会计视角对企业财务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进行审视，实现财务管理经济效益。财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对已经完成的经济业务全面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具体体现在对经济业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以企业会计准则为准绳。如果财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讲述企业昨日的故事，那么管理会计的主要职能则是编制企业明日的梦想。管理会计的主要职能落脚在规划、预测、决策、控制、评价的层面上。在财务管理实践中，运用管理会计手段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出发，明确各层级部门的职责和权限，通过编制企业的长短期财务预算，对企业有限的资源进行最经济化的配置，是企业的决策目标具体化、系统化、定量化，同时财务预算目标的实现需要在预算执行管理过程中进行监控和分析，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中进行合理的调整。第二是运用管理会计的工具进行业绩评价和考核，企业业绩评价是为了衡量其既定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企业各部门、个人对目标的贡献程度的一个评判过程，其最终目的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管理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在财务管理中，业绩评价和考核可以采用贡献毛利、息税前利润、净利润，自由现金流、EVA 等财务指标或价值指标，也可以采用客户满意度、产品质量、送货及时性等非财务指标。通过业绩评价寻找差距，制定改进方案，提升企业的价值。

三、管理会计之业绩评价在企业财务管

理实践中的应用

某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以打造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为重要战略使命，以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为主线，统筹业务合理布局，以城市区域开发业务为核心，协调发展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业务，大力培育产业发展业务，做强金融，实现科学发展和做大做强。企业为了实现其远景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制定了近期的、具体的经营战略并确定相应的关键业绩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反映多方面、多层次经营管理活动的过程及其成果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并为指标设置了相应的目标值。

结合本企业的实例对管理会计之业绩评价和考核的应用进行研究与分析，公司成立初期，根据公司战略目标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了顶层设计，按照公司的主营业务板块划分了不同的责任主体并颁布了权责手册，以明确各分部的管理责任，促进企业整体价值的增长。公司根据业务板块的特点和责任范围把责任主体分为成本费用中心、收入利润中心、投资中心。现具体阐述各责任中心的业绩指标的设计和评价考核：

(1) 成本费用中心主要是对发生的成本费用负责，业绩评价指标是责任成本和费用，成本费用中心的范围比较广，只要有成本费用发生的地方都可以建立成本费用中心，本企业纳入成本费用考核中心的主要有公司总部及下级分子公司发生的管理费用以及总承包单位发生的责任成本。具体考核办法通过预算的编制评价成本费用控制业绩;

(2) 收入利润中心既要对收入负责也要对成本费用负责，本企业涵括的基础设施建设板块划入该责任中心进行考核，具体考核指标包括年度计划产值指标、应收账款及存货控制指标，控制坏账损失指标，毛利率指标，利润总额指标等，公司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与责任中心负责人签订具体的责任目标书，年度末根据对设定责任目标的情况进行考核。

(3) 投资中心既对成本、收入和利润负责又对投资效果负责，投资中心是最高层次的责任中心，拥有公司的经营决策权、投资决策权。公司总部、城市综合事业部、房地产事业部，基础设施事业部成为投资中心，对投资中心的业绩评价侧重于投资决策和投资效果，不仅要衡量其利润，而且还要衡量其资产占用和利润关系，具体衡量指标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等指标。特别是随着国内资本市场越发达，对经济增加值的业绩评价考核权重不断加大，经济增加值对衡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和经营业绩更为准确全面。使用经济增加值实施业绩评价的效果包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激励经营管理者，实现股东财富的保值增值;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主业，优化资源配置。

市值管理与资本实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改革　价值选择　困境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93-08

当前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基本问题是价值选择问题，它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本文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价值选择中的理论冲突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作为价值选择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在政府实践上的定位问题、公共价值弱化与政府行为失范问题；在理论上表现为公域与私域、公平与效率、制度与技术等一系列的冲突。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现实困境

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是当代政府改革面临的价值问题在事实层面的一个重要反映。这种困境具体有三种表现：一是政府定位的模糊化。改革前传统的有限责任政府定位是与市场相分离的公共领域，大政府的价值定位是将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延伸。现在的政府改革对大政府的理论提出了质疑，但是又不是要回到原来的政府与市场互不干涉的状态，因而产生了一个重新确立当代西方政府管理价值定位的问题。由于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用市场来改造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而引发价值定位的模糊，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就造成了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上的第二种困境，即公共精神的流失。这种公共精神的流失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中主要是由于通过市场信号来确立政府管理的事务、通过回应顾客要求来确定政府行为的重点以及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公共利益的运作的模式，从而造成了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精神的流失。政府价值定位的缺位导致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的价值困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行为的失范。

1　政府定位的模糊

在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导的改革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的同时，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也贬褒不一。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所引导的政府改革实践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或对其有效性作最终评判还为时尚早，因为缺乏充分评价的理论和事实依据。正如米洛格(Martin Minogue)所指出，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强有力的模式，对于所有那些面临着政府负担过重、财政紧张等类似问题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模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新公共管理与经济改善或效率提高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特别考虑到高效率并不意味着削减成本时则更是如此。理论的争论和实践的经验也表明，新公共管理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工具一样并非完善，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也正是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基调决定了在政府管理改革中一味地追求效率，从而忽视了公共精神，造成政府定位的价值缺位，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改革的实践中，以科学和理性为指导原则，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成了最高的目标，从而忽视和弱化了其他社会价值。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那就是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施政的价值和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与效能(effectiveness)。在价值取向上从传统的官僚制体制强调代议制的民主责任以及效率、有效性与经济性，偏向更强调行政中的成本――效益、竞争结构、诱因机制及市场取向等价值。在理论上，通过大量使用治理、全民质量、企业家精神和再造等符号，试图将基本政治问题边缘化，湮没公共行政的价值。然而，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Cooper，1990)。在实践中，则试图寻找既适用于企业(或私人)管理，又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普遍法则。研究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合理性”和“工具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目的的合理性”，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关连性。它们倾向于去发现事实，寻找通则，而发现事实和寻找通则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始终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质言之，忽略了公共行政最重要的方面――“公共”的层面。也就是说，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的过程中淡化了对公共精神的追求，一味地强调效率，而忽视了政府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过程中注重市场价值，而忽视了非市场价值。在改革的实践中，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是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诸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的非市场价值。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公共行政囿于新泰罗主义的偏狭，无暇顾及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将其变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不仅无力担负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也无法实现提升公民道德水准的使命。上述的矛盾反映了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政府在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之间的价值徘徊，在改革的实践中又最终倒向了市场价值的怀抱。这在本质上也是市场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面临着的一个基本价值困境。

第三，对两类价值关系没有作出明确的规范与说明。在市场化取向的政府改革中，正是由于对市场价值的崇拜和对非市场价值的漠视，才导致了对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没有作出界定。如果说，新泰罗主义的倾向明确了以效率、效能为中心的市场价值的主导地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忽略了其非市场价值，这实质上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以民主为基础，强调追求人民、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戴维・G.马希尔森(David G.Mathiasen)则从根源上找到了忽视非市场价值的原因，“复杂的契约规则、详细的授权规定、集中控制的资金以及大量类似的事物都是新公共管理的阻碍。它们也都被看作是贯彻伦理或道德原则的手段，而伦理或道德原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新公共管理重视效率而忽视民主等价值取向的原因。实质上，根本的原因是对这两类价值关系的模糊，特别是市场价值与以民主为核心的非市场价值的关系定位以及对这种关系应然状态的必然性的认识方面。正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导致了以效率为核心的市场价值与以公平为核心

的非市场价值的冲突与失衡，甚至导致了这种价值关系的颠倒，以至于本该是工具价值的市场价值变成了终极价值。

2　公共价值的弱化

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运行机制和体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本身能有效配置各种社会资源。这种市场神话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彻底被打破了，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对于市场的缺陷，众多的经典经济学家们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市场机制无法克服外部效应的存在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第二，市场机制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第三，市场机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正是用这种在经济领域公认存在着缺陷的市场模式来指导政治领域中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必然在公共管理领域重演市场失灵的悲剧，这种影响则比在经济领域更广泛、后果更严重，从而引发公共价值的弱化等问题。沃尔多早在1948年就指出，公私通则性忽略了公共行政的根本，即忽略了源于民主政治理念的公共本质。因此，公共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公共部门又不能将市场无法运作而交到公共部门手中的工作再丢回市场管理。

正是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异质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演了市场失灵的悲剧，譬如公益的丧失、为局部人服务、进行政治交易、社会领域成本增加等问题。沃尔希(Kieron Walsh)在专门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后比较客观地指出，政府管理运用市场机制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市场化有利有弊。当把市场机制完全引用到政治领域中，其局限性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人”假设前提可能会在政治领域进行政治交易，导致为局部人服务的后果；第二，造成公共利益的丧失；第三，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第四，对社会公平的损害。在以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改革中，虽然有助于精简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是却损害了公民参与，淡化了政治导向，损害了社会公平。

3　政府行为的失范

在上文已经分析了市场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实践上证明，它在微观上会导致外部性、垄断、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等现象，从而产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宏观上则会导致贫富的巨大差距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现象，这也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往往成为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的理由。但是，政府在弥补市场的缺陷时是不是完美无缺呢?最近几十年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也会失败，这也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正如查尔斯・沃尔夫所指出，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政府失灵的现象在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以后就逐渐凸显出来，以西方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为标志达到了巅峰状态，实质上这是政府干预不当的必然结果和伴生物。然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以效率为导向、以市场为工具模式的市场化政府改革运动，则是强调放松政府规制、减少政府的干预，这种在市场化改革中产生的“政府失灵”与处于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大政府时代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在微观上不仅没有使资源配置优化，反而使之更加恶化；在宏观上不仅没有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减少贫困和失业，反而带来滞胀和新社会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在试图纠正市场缺陷、限制外部性时产生无法预见的副作用，带来了派生的外在性；第二，政府控制垄断导致新的垄断；第三，公共服务的浪费减少了公共福利；第四，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现象，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停滞和增加了失业现象；第五，消除不平等的政府干预行为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此外，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在博弈后的结果会偏向那些有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有效地得到保护，这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当然，在市场化政府改革过程中，政府失灵不仅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在市场化改革的理念上有其特殊性。由于市场化政府改革理论的缺陷，这些价值冲突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的左右摇摆，进而造成政府的不规范行为或者说是政府行为的失范：在改革中不知要不要讲公共性，也不知如何实现公共性；在市场化的理念下造成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在实践中造成政府行为边界的模糊，不能进行准确地定位，导致不能有效地满足市场与社会所提出的各种正当需求等等。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传统的政府管理的行为模式已经打破，而市场操作的行为模式又面临着重大的缺陷，因此，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失范状态。这种失范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倾向是政府行为失范的总体趋势。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行为自然而然也会打上市场价值的烙印。第二，政府行为的缺位是政府失范的具体表现。在上文我们已经探讨了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而导致政府失灵。然而，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由于市场手段的引入而导致政府行为发生新的变化，也就是新的条件下的政府失灵。第三，公共性的损失是政府行为失范的必然结果。在政府行为市场化的趋势下，这种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目标取向的政府行为与政府的公共性要求越行越远，导致公共利益的受损和公共福利的降低以及公共责任的丧失，损害民主政治的根基。市场化倾向的政府行为却是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不能及时反省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因此在实践中沦为执行与管理的工具。特别是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的过程中不知如何维护和弘扬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的认识徘徊中又进一步加剧了政府行为的失范。

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冲突

与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实践中的价值困境并存的是理论上的冲突。在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中产生了两种重要的理论流派：一是新公共行政学派，它要求恢复与弘扬政府传统的公共精神；二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它要求运用传统的属于私域的市场机制来提高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效率。由于价值定位的不同，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在理论基础、理论目标和理论工具三个层面上面临着事实上的分裂：一方面是公域与私域的关系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的是公共领域，新公共管理学派看重的却是私域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公平，新公共管理则突出效率；第三，在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上，新公共行政学派重视制度理性，新公共管理学派则重视技术理性。由于这些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议，对上述的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价值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公域与私域的界线

在市场化的政府管理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价值定位的核心问题聚焦到一点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这也是困扰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理论基础。传统的政府理论对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在私人领域之外，也就是说政府只能在公共领域里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有侵害个人自由的嫌疑。大政府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政府的公共部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旗帜下介入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政府“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然而在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又高举市场化的工具对公共领域进行改造，政府在市场的进逼下步步退缩，但是又不知道公共领域的最后底线究竟在哪里?事实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的本质是个人、社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简而言之，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个人组成了社会，每个人又授权将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委托给政府来管理社会事务。国家和政府与个人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权力界限，这种权力界限将社会生活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在于划分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合理比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确定一个恰当的分界线。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则构成了对有限政府理论的有力挑战，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政府功能不断膨胀，对市场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在市场化的政府改革中，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工具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领域的边界在逐步缩小。这种将私人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的理论假设是：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部门的管理不存在差异，存在着一种跨越公私情境的一般管理。认为通过市场化手段可以强化政治控制、削减预算，以及半竞争型的机制可以避免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率。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亲市场、反国家的信念大行其道，公共行政求助于市场或者类似市场的解决之道，几乎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选择。然而，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分歧与争论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如何确定政府管理改革中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上，在学术思潮中也就表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对公域与私域的争论之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强调的是通过公共领域自身的机制来弘扬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学派则强调利用私人领域的市场机制来追求政府管理的效率。H.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对新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反映了两个学派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的各自主张。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官僚制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对公域与私域的不同偏好。新公共行政学派认为解决官僚制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官僚制或组织化，通过对官僚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完善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增进社会公平。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坚持改革的方案不再依赖于官僚制或组织化，而是通过授权和减少内部规制等市场化的措施来改造官僚制，在实践中通过绩效预算、内部企业化管理、社区治理机构等市场力量，看重的是私人领域中市场机制的效率。

第二，对回应对象的不同界定反映了两种理论深层次的冲突。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管理都强调回应性，但是对两者的回应对象、方式以及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这关键在于两者在假设和哲学层面上对回应的对象看法不一：新公共行政强调的回应对象是公民，而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回应对象却是顾客；新公共行政强调公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目的是对政府与公共行政方面有着比个体和自我服务更多的兴趣，并且关注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涉及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使用顾客隐喻的观点，借助功利主义的逻辑、公共选择模式和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问题，认为授权顾客的目的在于使个人或家庭能在竞争的市场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打破官僚服务的垄断。

第三，对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认识体现了公域与私域的本质差异。新公共行政致力于提供有效而公正的公共服务，因此强调履行公共政策所应担负的个人和集体的行政责任，促使行政伦理尤其是人本主义的伦理和社会公正伦理得以张扬。而在新公共管理中，服务是供被授权作出决定的公民和被授权的公职人员选择的商品。

由于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认识和主张，新公共行政重视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管理青睐私人领域。在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市场化的选择又占了上风，市场开始全面地介入公共领域，但是由于公域与私域本质的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合理边界也就成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或许两者关系的最佳模式应该像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性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效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的最佳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在真空里运转，它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体系。所以，二者都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验表明，二者协调一致地运行时，经济社会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二者相互对立时，就会给经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已经说明，政府干预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干预取代的市场的作用，使经济发展反而变得缓慢。正确的态度是：要求政府在某些方面减少干预，而在其他方面则要多些干预，即让市场在它们可以运行的方面运行，并立即有效地介入市场力所难及的方面。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条尽快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和持续发展经济的最可靠的途径。明智的看法是，将政府干预看作为一种特别稀缺的资源，必须谨慎地、节约地、适时地使用这种资源”。

2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命题，早在几千年前的柏拉图、色诺芬时代，就已成为人们关注并讨论的话题。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主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扛鼎之作《平等与效率》一书中作了经典的解读，认为“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但是必须给它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它本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当然，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在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政府终极价值目标的定位问题，体现在两大学派在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是：新公共行政强调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中心，而新公共管理则强调以效率和效能为中心。

新公共行政出现在一个标志着社会骚动、对政府持不信任且持敌视态度的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记录了历史的呼声：要求进行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它在学者与行政官员如何看待管理及评估公共政策的征途上投射了新的理念。它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讲不强调技术，而偏重于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学派则提出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这种服务是否增强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价值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保证着公共行政典范的变化。当然，新公共行政也不是完全抛弃了效率取向，而是通过对社

会公平的价值观的倡导来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公共行政新规范，即社会性效率。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寻求不仅在于确保社会项目被平等地分配给那些需要者，同样在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社会公平是制定公共政策、发展项目、执行和评估这些项目的优先权。也就是说，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平运作来实现这种社会性效率。

新公共行政不仅期待政府能够通过观念与行为转换解决社会存在的尖锐矛盾，更期待着公共行政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在当代民主社会中，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新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入世的公共行政思想使得它没有停留在理论的思辨和假说中，而是积极投身到政府管理改革的实践中去。但事实证明，社会公平理念并未能达到新公共行政拥护者所期冀的顶巅。尽管寻找独立于其他代表性民主机构的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过去30年中未能被实施，公共服务所发生的大多数变化构筑在新公共行政的准则之上。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面临着无法回答和解决的危机，如政府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公众的政府能力丧失信心，“政府失灵”论开始占主导地位。然而，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是无法解决这种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管理主义的效率导向重新获得审视，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新公共管理受管理主义传统的影响，将经济、效率和效能作为价值基础，强调企业价值的优先性和工具理性，特别强调管理中的绩效考核、绩效责任和诱因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平、正义等价值。在实践中，新公共管理通过民营化、市场化、竞争、质量管理、组织创新、绩效等手段对政府进行再造，以追求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管理中严格的程序、过程、规章制度等的投入，而是管理活动的产出与绩效，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利益需求作出回应。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尽管人们把公正和公平视为民主政体最基本的决策标准，但治理却并不强调公平和公正。这说明了新公共管理对这种民主价值的认同，但是实践中却很少考虑制度并且回避政治问题，一味地追求效率。当然，对效率的标准可能会与我们评价公共组织工作的其他标准――比如，正义原则和参与原则――相抵触。

从传统的有限政府到大政府，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一直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核心价值。诚然，效率也是政府管理中的核心价值，传统的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就是实现效率的制度保证。然而，到了当代的市场化政府管理改革，则是以效率为头号公理，公平与正义等民主价值次之。这种理论上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不同价值追求上。新公共行政更关心人道主义和民主行政，更关心制度建设和职业能力，更为直接地关注政治问题和在广泛的社会公平的标签下的正义与公正问题。新公共管理则更倾向于个体选择、刺激措施、竞争效用和政府的市场化。在这种背景下，在政府管理改革中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面临的难题。

3　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制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体现了制约人类行为的制度属性；人与物的关系体现了制约人与自然之间的技术水平。技术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代表者。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一种客观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交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技术形态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见，制度与技术对人类行为都有约束作用，同时又服务于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是制度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然而，对于制度与技术在其间的作用上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这就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技术决定论坚持认为，技术变迁决定制度的变迁。凡勃伦(T.Veblen)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社会学领域中的奥格本学派、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Ellul)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等学者持此观点。而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博兰尼(K.Polaygi)就指出，是社会发明而不是技术发明才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在机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诺思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是同一件事，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创新，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权、组织和市场因素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并最终带来了技术进步、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事实上，制度与技术的关系是人类进步相辅相成的两个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