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科学现象及原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拖拉机；故障现象；识别；排除方法

中图分类号 U481；S219.0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9-0231-01

拖拉机故障产生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在对拖拉机产生的故障原因进行分析时，要细心观察故障的现象，再紧密结合各零部件构造原理，理论联系实际，然后分段进行分析与判断，确定故障产生的主要原因，之后再予以排除[1-3]。

1 故障现象分析

①外观异常。如排气管冒黑烟、漏水、漏油等拖拉机在工作时可用肉眼看到的一些异常现象。②气味异常。发动机燃烧不完全、烧机油、摩擦片过热或导线短路时，会发出刺鼻的烟味或烧焦味。③声音异常。拖拉机在正常工作时，如发出非正常的气门敲击声、排气管放炮声、机械摩擦噪音时，则说明声音异常。④温度异常。拖拉机正常工作时，当水温或油温超过95 ℃，则说明温度异常。⑤作用异常。如不能转弯、制动不灵、离合器分离不清、液压自卸装置不能升降等。⑥消耗异常。燃油、油、冷却用水过快消耗，或油面、液面高度等出现异常变化。

2 常见故障的识别方法

2.1 隔除法

在对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后，隔除某部分或隔断某系统、某部件的工作，并观察现象与变化来确定故障范围[4]。

2.2 试探法

对基本确定故障范围内的某些部位和部件，用试探性的排查或调整来判别其是否正常。

2.3 比较法

把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零部件与正常工作的相同部件相对换，根据现象变化来判断其是否有故障。

2.4 经验法

主要通过耳朵听声音、眼睛看现象、鼻子嗅气味等身体器官来感觉确定拖拉机各部件的好坏。

总之，排查故障应先易后难，由外到内，从最常见故障和故障率高的部件查起[5]。只有层层筛选，推理判断，才能快速有效地找出故障原因，达到理想效果，少走弯路。

3 拖拉机故障现象与排除方法

3.1 冷却水温度过高导致水箱“开锅”

故障现象：冷却水温过高，水箱就会“开锅”，导致柴油机过热，功率下降。

故障原因：柴油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冷却水水量不足；散热器被杂物堵塞或水垢过厚使水道堵塞。

预防和排除方法：若柴油机超负荷运转1 h以上，应及时停车待降温后再行驶。在工作中出现“开锅”应暂时停车，待水温降低后再加足冷却水。清理杂物，打开保温帘（百叶窗）[6]。冷却系应加入清洁的软水，并定期清洗水垢，方法如下：停车后趁热放出冷却水，取走节温器，将除垢剂（每次在15 kg热水中加入1.5 kg烧碱和0.5 kg煤油）加入水箱，使柴油机空负荷连续运转8～10 h，趁热放出清洗液，再用清洁水冲洗。

3.2 蓄电池的故障与排除

故障现象：由于氧化作用使晶粒堵塞极板孔隙，从而使电解液难以渗入，导致电容量降低，造成启动电流不足而难以启动。

故障原因：蓄电池在充、放电不足的情况下长期搁置不用，当气温变化时，电解液中的硫酸铅会流出附于极板上；电池内液面太低，极板受到空气的氧化作用，当接触到电解液时，会产生粗晶粒硫酸铅；电解液比重过高或不纯，外部气温急剧变化，都会促使极板硫化。

极板硫化的排除方法：如硫化不严重，可倒出全部电解液，注入蒸馏水，然后用2 A左右的小电流充电，使硫酸铅溶解，或进行反复充放电循环，使活性物质复原。如仍不能奏效，则应更换极板。

电池自行放电：充足电的蓄电池，如长期不用，电池的电量会慢慢丧失。产生原因：极板材料或电解液不纯，隔板破裂，外壳上有电解液，长期放置不用酸酸本身下沉等因素引起。排除方法：把蓄电池电量慢慢放完，然后倒出电解液，用蒸溜水清洗干净，再更换新的电解液后，充满电即可[7-8]。

4 参考文献

[1] 顾勇.拖拉机故障分析方法[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0（2）：48.

[2] 车立勋.拖拉机一些常见故障的检查与排除[J].农民致富之友，2010（8）：61.

[3] 赵玉湘.拖拉机常见故障形成原因及其诊断方法[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5（1）：35-37.

[4] 王彦彬.拖拉机常见故障的检查及排除方法[J].科技致富向导，2011（17）：256.

[5] 张忠狮.小型拖拉机常见故障分析与诊断法探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225-228.

[6] 刘治治，张有山.拖拉机故障分析及应注意的问题[J].农民致富之友，2011（20）：90.

常见科学现象及原理范文第2篇

一、学生解答主观题时的常见错误

（一）审题不清。

对材料的中心思想、层次把握不准，抓不到材料的主旨，从而用错观点或者只沾一点儿边。

（二）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没有联系背景材料。

对材料型主观题没有理论联系材料，既有原理分析，又要结合材料，而是原理与材料脱节，泛泛而谈。

（三）分不清主次。

答题主次不分，层次不明，不该答的也答上，费时费力却没有成效。

二、题型分类

按设问角度大体有以下几种。

（一）“是什么”为主的问题。

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

解题思路为：

（1）反映了的现象包括经济现象或政治现象，注意分别反映和共同反映的不同，侧重从材料和图表中直观看到的，注意层次性。

（2）说明了什么问题包括实质或本质。需要自己总结出来，一般而言，要一分为二：既有成就，又有问题，往往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

（3）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包括原理和方法论。

（二）“为什么”为主的问题。

1.……的必要性：常见设问语气有：“……的理由？……的依据？……的原因？”解题思路为：

（1）理论依据：常见语气为“……决定的”（有时也称为必然性）

（2）现实依据：从正面看，常见语气为“……需要”“……的客观要求”。从反面看，主要是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危害。（有时也称为紧迫性）

2.……的重要性：包括地位、作用、意义。常见语气有“……的重要保证”、“关系到……”、“有利于……”。

（三）“怎么样”为主的问题。

1.设问常为：有什么意义？影响如何？

2.解题思路：

（1）从内容上，意义可包括经济意义（国家、企业、消费者）；政治意义（国家、党、公民、人民）；现实意义（热点）。

（2）从逻辑上讲，由小到大，由近及远，从微观到宏观，从地区到国家再到世界（内到外）。

3．答案特点：正面材料习惯用“有利于……”的语气；反面材料习惯用“损害了……”。

（四）“怎么做”为主的问题。

1.设问语气为“如何做到……”、“怎样解决上述问题”、“如何处理……？”。

2.答案特点：这是问答题中要求最具体作答的设问，一定要把课本理论和试题材料有机结合起来。

3.哲学上的题目往往以方法论为主。

（五）常见的设问。

1.如何认识（如何看待）某种现象？可看成上述四种设问的综合。

答案包括：（1）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其实质是什么？

（2）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包括理论依据、现实依据。

（3）有什么影响（积极、消极）？作用及地位如何等。

（4）如何解决？采取的措施、解决的方案。

注意：

（1）具体题目不同，答案的侧重点就不同，有的可能以分析原因为主，有的可能以解决措施为主。

（2）如何看待可分成两层：看――怎样认识、待――怎样解决。

2.得到什么启示（启发）。

答案包括：（1）谈谈对材料的认识――启示是什么？

（2）如何解决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启示怎么做？

（3）答案语气：“启示我们……”、“要求我们……”、“做到了……”。

（4）哲学角度最常见：启示是什么――原理、方法论――启示怎么做？

（六）图表题。

第一步：审设问（根据有效信息确定范围、类型）

第二步：审材料（审图表）、连教材。

一审表头――明确材料指向、范围。

二审表格内容―横比、纵比、横纵交叉；从材料到问题、从现象到本质。

三审表注――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图表的补充说明。

第三步：组织答案

简要分析：

第一步：审设问（根据有效信息确定范围、类型）。

范围：经济常识中经济体制问题。

类型：“是什么”。

第二步：审材料（审图表）、连教材。

第三步：组织答案。

三、解题注意的问题

（一）审题要准确。

审题一定要仔细，明确题目的要求，否则就会答非所问。分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的设问角度；分清政治学科内经济、哲学、政治的不同范围；文科综合中还要区分开政治、历史、地理不同学科。

（二）解题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

不能答成纯理论，没有本题的材料；也不能只答材料，丢掉课本理论；要作到二者的有机结合，避免出现“两张皮”现象。要过好日子，离不开理财，要答好卷子，离不开“理材”，即理和材料相结合。

（三）答题要规范。

1.答案段落化。答案不能一逗到底，要注意分段。

2.段落要点化。答案要简明概括，抓住要点。答案力求清楚，有层次，没有必要在某一点上花费很多的笔墨，一般三四句即可。同时力争多角度考虑，一般不少于两个要点。

3.要点条理化。应用知识点要有条理，一个主观题往往需要多个知识点，知识点之间不能相互“串门”。正式答题之前，可利用草稿纸，先列出提纲，以增强答题的逻辑性和规范化。

常见科学现象及原理范文第3篇

可以指出，中国法学中的“科学式”努力，在过去的20年间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其一，在一类意识形态的宏观指引下，将法学知识变为“一般指引（指意识形态）与个别研究”关系中的具体“个别研究”。在此，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除了意识形态内容宏观普遍指引之外，主要在于具体“个别研究”的实证分析运作。[4]第二类向度，是希望摆脱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引，试图直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类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一词在此用来指称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文字、法律活动、法律言说等等广义的法律文本），将法学知识视为有关社会法律实践的一类“不被有色眼镜过滤”的精确图解，并且，使法学知识成为客观的、中立的。这里，法学知识所以称作“科学知识”，仅仅在于其本身的观察、论述以及分析的客观中立。[5]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就今日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法学范式（paradigm）而言，法学知识，可以分为历时法学和共时法学。历时法学，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过去时序中存在的法律现象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共时法学，通常来说，是针对我们称为“研究任何时序（主要是当下）中存在的所有法律现象及其共性的学术运作”而言的。历时法学，在我看来，一般表现在诸如“法律史”、“历史法律现象个案分析”之类的学科言述之中。[14]而共时法学，则一般表现在诸如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等具有某种阶梯表象的分门别类的或者诸如“现存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的学科言述之中。当然，“历时”与“共时”，是就学科研究的时空及对象的学术模式而言的。在实际存在的“法律史”、“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法律现象个案研究”等等学术文本中，我们均可发现“历时”与“共时”这样两种模式彼此共存。[15]

下面，我先讨论历时法学中的问题。在讨论中，我在细节上先瞄向其中的“研究对象”问题，后转向其中的“研究主体本身局限”的问题（当然，应该说，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在历时法学中，首先，人们时常会发现一个带有根本性“争议”的困难问题：何种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具体来说“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的个体，可以被归入研究对象之中？从任一角度，我们均可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被称为法律现象的个体已是浩如烟海（在此假定对“什么是法律现象”没有争议），以至无法全部归入研究对象系列之中，而且，所有历时法学文本都是在特定而有限度的描述空间中展开的，具有特定论题，这样，在某一历时法学的研究文本中，为什么某些法律现象个体具有被陈述的“合法”资格，而另些却被剥夺了？如果我们认为，被陈述的“合法”资格，取决于法律现象个体本身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依据什么声称其本身具有重要性？这样一种理由或依据是谁提出的（当声称某物某事“本身具有重要性”时，其实正是有人在作出陈述），何以“这个人”（或群体）提出的理由或依据具有权威性？如果我们认为，权威是大家认可的，同时，权威的依据是大家制定的，那么，我们必将面对进一步的追问：这个“大家”是指哪些学术主体，在什么意义上其被称之为“大家”？毕竟，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众多的，尤其在打开具体时空的条件下，学术研究主体的数量谱系是开放的，而且，学术研究主体之间总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大家”的概念界定，显然无从根据。同时，如果考查历史时序中不断展现的历时法学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时常赋予不同法律现象个体以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合法”资格的有与无。[16]历史的变迁，总在导致此处言及的“重要性” 的变迁。历史上某一时期的学术主体，的确没有而且也不会，被前一时期的学术主体对“重要性”的认定所束缚，正如现在的学术主体，没有而且也不会，被此前的学术主体的认定所束缚一样。接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重要性”的意识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可以认为，那么，如何进而断定某人的“重要性”

意识的确是重要的，而他者是次要的？不仅如此，在另一方向上，我们还可以追问：“重要性”的含义是什么，重要意义是从何种角度而言的？[17]……可以觉察，这样的追问是可以不断展开的，而且，方向总会导向怀疑性的道路。这就的确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某一法律现象个体被赋予“陈述资格”的所谓“客观性”、“准确性”。 [18]

其次，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提出更为前提性的疑问：为什么一些个体被称为“法律现象”，或者“宪法现象”、“刑法现象”、“民法现象”，[19]等等，另外一些个体不被称为？这一方面的困难，要比前面阐述的困难更为严重，更为根本。我们显然可以提问：划分“是否属于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现象”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标准是“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那么，被使用的某一“概念”何以具有权威？如果认为某一概念的权威来自某一专家的权威意见，那么为什么这一专家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假定认为，不论概念本身的权威还是专家的权威，均来自大家的普遍认可，那么，我们又能够根据什么方法什么统计数据认为古今中外的“大家”有这样的普遍认可？[20]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主体对“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看法，今人认为“是属于法律的”，在他们那里，可能会有相反的意见。反之，他们认为“是属于”的，今人则可能并不赞同。[21]还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今人和过去的历史主体也许根本对“法”或“法律”等词，“宪法”、“刑法”、“民法”……等词，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其用来所指称的对象，完全是不同的社会现象。[22]或者，即使今人和历史主体似乎都在探讨同一社会现象，他们依然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语词来展开各自的文本叙事。[23]实际上，当我们不断穿行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文本时，我们时常可以感到“相互对话的困难”，因为，不同语词的用法和相同语词的不同含义，时常构成了对话的“障碍”。在法学语境中，对话障碍的首要者则是“法律诸概念”上的意见分歧。在这一问题上，有人也许强调词典或辞典的重要意义。然而，词典或辞典的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极为可能同样是无济于事的。在法学中，词典或辞典的描述论断，其本身就是法学文本的一种表现方式。正是所谓的“权威”，或者“某些大家”（实际上是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大家”）相对的共同认可，使词典或辞典的权威话语的“合法性”得以出现。一旦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权威”、“某些大家”的呈现形态便会发生变化，词典或辞典的权威性，也会发生变化。[24]换言之，词典或辞典中的解说，其本身在另类语境中自然就会遭遇另类“他者”的质疑，甚至替代。词典或辞典，其本身并不因为是“词典”或“辞典”，而具有了所谓永恒的语词指称的意义。于是，“法律诸概念”本身，以及以其作为叙事基础衍生的历时法学理论，其中所存在的所谓超越具体时空的“客观权威”，便是动摇不定的。

再次，历时法学的运作，是一类 “档案”工作。档案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收集标识“过去存在”的历史证据。历史证据的有与无、多与少，显然，会影响直至左右历时法学的定案操作。这里，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人们时常可以感觉到的所谓新证据的呈现与挖掘一类定案结论这一过程，而这一过程，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定案根基的稳固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作为历时法学研究的“档案员”，根本无从知道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到底有多少，因为，历史证据的遗留，总是依赖人为的因素或者其他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无形中完全可能对所有过去真实存在过的证据，发挥了筛选、剔除、改造、变换等等重塑对象的作用。[25]深而言之，当某些被称为 “历史证据”的“文本”、“物证”、“传说”出现在“档案员”面前，首先会使其感到困惑（如果他或她有足够的反省警醒意识）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文本、物证、传说得以存留，而其他可能存在的文本、物证、传说却失散、消匿以至无影无踪？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假问题，相反，是必须直面的而且需要应对的真问题。毕竟，我们至少可以从当下各类正在发生、呈现、展示的与我们共时存在的周边事物事情的“存留境遇”中，发现这一问题的真实意义。能够想见，在今日，我们称之为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等社会法律实践以及对其思考、认识、赞扬、批评、“失语”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存在中，究竟有多少对象，可以被“封存”、“纪录”、“传诵”下来？“封存”、“记录”、“传诵”依赖特定社会主体的工作，其工作可能依赖这一主体的兴趣、爱好、观察角度、价值判断、立场观点，还有可能依赖社会某些因素对这一主体的压力、限制、指令，等等，还有可能依赖其他偶然性的原因。[26]“封存”、“记录”、“传诵”的方式，就其容纳空间来说，是有限的，而其所面对的对象在空间上却是无限的。这便使“对工作主体的影响因素”，理所当然地发生作用。于是，今日存留的历史证据，在后人的历时法学研究中成为了“部分性的”。其余未存留的，在后人的眼界中成为了未知数。依照这一思路，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历时法学的“档案员”，正是处在前述所提到的“后人”位置（当然，中国法律史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即使出现“封存”、“记录”、“传诵”，其依然可能再次出现“丢失”。就“封存”、“记录”而言，还有存留技术上的困难问题。有时，作为“档案”的“封存”证据和“记录”证据，也许因为物质的承载体失去了承载能力，[27]失去了证据意义。就“传诵”而言，其同样可能因为时间过长或者传诵主体的不断增加，出现了歪曲和失实。这使历时法学的“档案员”，更有可能处于“后人”的位置。于是，我们可以追问，如果历时法学“档案员”根本无从知道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真正有多少，那么，他们定案工作根基的稳固性，究竟有多少？ [28]而如果稳固性是成问题的，那么何来“客观性”、“准确性”？

第四，即便“所需用来定案的真实证据在过去时序中真正有多少”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依然要面对“已有证据是否真实”的问题。“封存”、“记录”、“传诵”等等存留方式，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如前所述，它们受到了各种因素，比如封存者、记录者、传诵者的价值判断和知识判断（如认为“这是有用的”，“这是重要的”），以及当时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对比的影响。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不会和真实发生的事物事情出现偏差？[29]历时法学“档案员”，面对的只有“历史证据”。当面对时，其无法将“证据”和过去的“真实”加以对比，以证实“证据”的真实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史学研究者“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30]“档案员”当然可以依赖相互联系的证据进行甄别工作，作出某种判断。但是，这一判断，只能在有限的证据网络关系中展开。展开的过程，基于网络关系的有限性，不免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释义循环：第一，依赖依然有待甄别的一个证据去解释另一证据，第二，在依赖证据网络关系的总体结论去解释一个证据之际，又在依赖每个个体证据对总体结论的解释支持。[31]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历时法学的稳固性以及依此可能而来的“客观性”、“准确性”，都是悬而不决的。

在“科学式”的历时法学中，一种“研究主体可以靠近真实、不断发现真实”的观念较为盛行。它意味着，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历时法学“档案员”可以逐渐接近历史中曾经存在的真正事实。但是，我认为，经过前面的“怀疑性”分析，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这种观念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坚实的推论基础。如果其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与之相反的观念同样是可以成立的：由于历史证据的特有“模糊性”，法学“档案员”也许距离历史存在的真正事实越

来越远。显然，基于前述的对历史证据特性的剖解，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历时法学“档案员”面临以及处理的只有证据，他们无法将证据和被假设存在的所谓过去真实进行比较，以断定自己的结论是否靠近了“过去真实”。

在对历时法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分析之后，现在，我转向对历时法学研究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过程本身的分析。这一分析，需要对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观念“前见”[32]有所理解。

先论历史语境。历史语境，在此，是指对历时法学研究者产生影响以及制约的环境状态（或称历史条件）。我们显然可以相信，研究者身处于其中的特定语境，是 “科学式”研究者形成观察角度、分析方式、观念、观点的前提条件，也可称为制约条件。首先，“科学式”的含义，表明了研究者推论的出发点是可以感知和实证的材料文本，其拒斥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想象”和“臆断”。即便可以“推论”，其推论在“科学式”的含义中也将是在一定的证据材料文本的基础上展开的。[33]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彻底而又毫不妥协的“科学”姿态，决定了可以呈现或者已经呈现其面前的材料文本，对其产生的同样是彻底而又绝对不含糊的限定与制约。即使承认对前面分析过的“法律诸概念”的相异看法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科学式”研究者所依据的材料文本，总是有限的，并无开放的谱系与结构。[34]而且，材料文本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这样，在有限材料本文限制下出现的、并在有限文本写作空间中产出的研究结论，如何可以对照无限时序中的各类材料文本，以断定其自身的真实可靠性，以至普遍的真理性？“有限材料”表现出来的语境制约，是历史语境的第一个限定因素。

就第二个限定因素而言，“科学式”的实证研究，是较为明显的资源成本制约性的研究。实证材料的采集（这是尤为重要的）、原有文本资料的收集、研究文本的制作，都需相当数量的各类财物资源的强力支持。当希望获取更多实证材料、原有文本资料，以及进行更多的研究文本推敲制作，财物资源的需求便会随之增加甚至膨胀。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面上的财物资源的有与无、多与少，而在于财物资源的支付者承担者的观念倾向、需求意识，以及其所希望得到的“结论”回报。一般而言，我们难以想象，当一种“科学式”的研究导致了或者可能导致对支付者承担者的“资源形成结构”出现障碍、减少、消弱直至瓦解的因素时，支付者承担者，依然会提供资源以支持这类学术研究。[35]正是在这里，一种深层隐蔽的控制结构，出现在“科学式”法学研究之中：财物付出者通过“资源权力”进行间接制约。[36]于是，我们将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财物资源拥有者和“科学式”法学研究之间的供需关系，怎能不会时常构成一类历史语境的制约？ [37]

就第三个限定因素而言，现存社会中的学术思考范式，将会直接或者间接制约号称“科学”的法学研究。研究者成为一名研究者，首先在于其可能业已具有了特定社会中的“学术范式”以及“游戏规则”的观念意识；其次，在于其可以进入一类学术语境，并且被这一学术语境中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所认可。“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其本身便是发展变化的，是由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的学术共同体发展和维持的。一名研究者思想中所具有的“范式”，不会凭空产生。它正是在研究者所接触的学术共同体范围之内孕育出现的。这样，带有历史语境标记的“学术范式”，使研究者的思考成为语境化的，并可使其适恰地融入既存的“游戏规则”。这是“直接制约”的含义。就“间接制约”而言，即便研究者可以反抗现有的“学术范式”甚至“游戏规则”，其也将不得不正视后者所显示的“学术权力”的“压迫”（这里不含贬义）。“学术权力”，既可以通过前述的财物资源配置（比如通过专家鉴定推荐）来体现，也可以通过审定、编辑、出版、发表等等“学术媒体”来体现。个性化的研究者，为使自身的学术“产出”得以获取“收益”，以成功方式进入学术语境，便不得不以妥协迂回的方式，接受“学术权力”的监控和管制。而“学术权力”究其本身而言，是凭借特定语境中“制造知识权威”的运作方式而产生的，其展示的学术范式，也因此是语境化的。于是，现存“学术权力”表达的学术范式，又以间接“压迫”方式参与了研究者主观意识中学术思考语境化的过程。[38]

当然，历史语境中的限定因素，并不限于前面论述的三个方面。有些限定因素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比如，政治权力、社会舆论的影响与制约，等等。但是，我认为，前述三个方面是“内在”于历时法学中的限定因素，而诸如政治权力、社会舆论之类的公开的、人所共知的限定因素，是“外在”的。“外在”的因素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可以改变、隐去、消失。“内在”的因素却总是“在场”的，不会因为“外在”因素的缺席而“缺席”。这对于分析“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局限，至关重要。

在理解历史语境的限定作用之后，我们需要注意观念“前见”的钳制作用。观念“前见”，在此，是指历时法学研究者头脑中所具有的具体知识内容。法学研究者成为法学研究者，不仅在于历史语境限定因素的捏塑，而且在于其本身的法学阅读、观察和思考。但是，阅读和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吸收，一般来说，则是思考的另一前提条件。[39]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由于法学知识接收而形成的“学科规训”。[40]就法学阅读而言，法学阅读是在特定知识方向和知识结构中展开的。严格地说，任何一种法学阅读，不是没有目的的或者漫无边际。特定法学知识方向和知识结构，既是阅读目的的指向，也是其所不能不接受的界限。这样，被纳入法学研究者视界的特定知识内容，成为了隐蔽的规训者，其指令甚至驾驭着法学研究者的思路。虽然，我们不能否认，阅读“法学知识内容”的过程也有对抗质疑性的。但是，即使是对抗质疑性的，其也是在其他“特定法学知识内容”潜在规训下形成的。[41]无论如何，实在难以想象，在没有一些“法学知识内容”的支撑下，研究者可以对其他“法学知识内容”提出质疑。[42]因此，在一般情形下，被接受下来的“法学知识内容”，构成了历时法学研究者的观念“前见”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就观察来说，法学观察总是从特定角度特定方面开始的，而且，也是经从数量有限的特定角度特定方面展开的，最后，也将终结于特定角度以及特定方面。角度或者方面，应该认为是无限的。如果角度或方面的确是无限的，那么，从特定角度特定方面观察而得的法律表象（这里指历史证据），也即构成了具有限制因素的主观经验。这类主观经验，同样是历时法学研究者的观念“前见”中的另一重要部分。此外，尽管可以承认，“观察”在理论上是可以不断展开的，但是，我们又需承认，学术研究最终是以特定时空写作或陈述的方式来表现的。因此，一旦写作和陈述停止结束，作为结果性的“观察”及其由此而来的知识，将终结于特定的角度和方面。这是另外意义上的主观经验的限制。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法学思考是可以具有想象成分的。然而，作为“科学式”的历时法学，本身便拒绝没有确凿根据的想象发挥。于是，作为确凿根据起点的“阅读”、“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主观经验，也就构筑了“科学式”历时法学的有限视界。

实际上，正是这里所论及的观念“前见”，可以使我们在另一方面也是颇为重要的意义上理解历时法学何以出现前面论及的两个困难问题：为什么有些法律（或宪法、刑法、民法……）现象具有被陈述的资格，而有些没有？为什么有些个体可以被称作“法律（或宪法、刑法、民法……）现象”，有些则不行？显然，历时法学研究者，正是在自己所具有的观念“前见”的操纵下，断定法律现象被陈述的资格，断定何以某些个体可以称作“法律现象”。语境化的法学观念和主观经验，“迫使”研究者赋予某些法律现象被陈述的资格，赋予某些个体以“法律现象”的称呼。这样，观念“前见”的变化，自然将使历时法学研究者的“断定”发生变化。[43]而且，正是这样一些观念“前见”，可以使我们在深层去理解：为什么作为法学知识一种的历时法学，不能“客观”、“准确”、“反映规律”、“指涉真理”和“中立”。

二

“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内在困境，是“法学知识可以成为科学知识”这一观念自我瓦解的逻辑因子之一。现在，我从“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内在困境，来分析这一观念的彻底失败。我另将指出，“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某些内在困境，也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当然，前面分析的后者所具有的困境，也部分地适用于前者，比如，对 “历史语境”、“观念前见”的分析，等等。但是，在相互重叠的地方，我对前者即“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分析，是从另一角度甚至更深层面上展开的。

“科学式”共时法学中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便是对社会

中曾经呈现的以及现存的诸种被称为“宪法”、“刑法”、“民法”等等“法律”对象进行“外在的”观察归纳。所谓“外在”，是指观察归纳者持有的“局外人立场或视角”。这种我称之为“局外人”的姿态，其本身主张对社会中的研究对象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在保持距离的同时，摈弃先入为主的具体是非价值判断；并主张通过对诸种“法律”对象的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归纳，从中分析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因素、构成要件等等称作“法学理论”的内容。[44]这，也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可以称作“科学知识”的基本依据所在。在学术活动中，这种态度，十分类似而且基本起源于19世纪法国学者孔德（Auguste Comte）所主张的实证态度，以及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45]

但是，这一态度是存在问题的，而且，其问题就法学知识而言，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具有前提性质的致命困难。正如我在前面分析过的“科学式”历时法学必然面对“用什么标准确定法律现象”这一困境一样，“科学式”共时法学，也难以找寻一个确定性标准，宣称某一个体是“宪法”个体、“刑法”个体、“民法”个体……，或者（统称）“法律”个体。其困难，不仅在于在古今中外难以发现人们共同使用的“法律”一词以及“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法律”一词和其他 “具体法”（这里指“宪法”、“刑法”、“民法”等等具体法律，为叙述方便，下面时常会使用“具体法”一词）等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或者，不同对象却被贴上同样的“法律”或其他“具体法”的词语标签，而且在于，即便在当下的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人们也会从社会法律实践中产生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用法的不同意见。这种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不同意见”，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更为要害的。实践中产生的这类不同意见，有时具有激烈论争的特点，并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深刻影响法律理论的探讨和构建。对此，在下面，我将作出细致分析。[46]

“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词汇的使用，可以在两个意义上展开。其一是感性意义。其二是“探讨性”意义。就第一种意义而言，人们一般并不一定会产生争论。比如，在实践中，当我们作出“这一问题应由法律来解决”、“宪法在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秩序”等等表述时，“法律”以及“宪法”、“刑法”等词如同“解决”、“社会”、“作用”、“社会秩序”等等语词，甚至如同“这一”、“应由”、“充分”等等语词一样，是在我们并不关注其含义到底是如何的情况下被感性使用的。我们，只是在不自觉地默认其含义的情形下，对其加以使用，并表达另外的论说主题意义。如此，对“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通常来说并无争议。

但是，就第二种意义而言，情况则可能完全是不同的。人们可能时常会发生争议。比如，当我们身处同一案件的审理或同一社会纠纷的解决的具体语境中，并且，我们对具体的审理或解决的办法及结果具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承认而且相信裁判机构的裁决只能是法律裁决，更准确来说是依法裁决，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具体条文文字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在作出法律裁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或者，作出“上级裁判机构裁决的前例是下级裁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的依据之一”等等陈述时，我们则是在“探讨式”地使用“法律”一词。我们对“法律”一词的含义，并非是不自觉地默认。相反，我们正是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法律”一词不同看法的意见。尤其当坚信裁决机构裁决是一种法律裁决或者依法裁决时，[47]我们的第一个陈述，极为可能是在表达“一般法律原则也是法律”的一个意见；第二个陈述，则是在表达“只有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才是法律”的另一意见；第三个陈述，则是在表达“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可以成为法律一部分”的第三个意见；第四个陈述，倒是在表达了“裁决机构的前例是法律依据之一”的第四个意见，……在此，各类陈述是在不同角度“探讨”、“争论”法律一词的含义，也可说是表现出了对“法律”一词认识的根本性分歧。各类意见，特别关注“法律”一词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它们会从不同立场出发，去阐明或含蓄表达[48]“法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将“法律”一词的使用变为“探讨性”使用。[49]

在法律实践（即便是具体时空的）中，人们时常会因为具体法律处理意见的分歧，而持续展开这种“探讨性”使用。在具体纠纷争议中，为了陈述自己的法律意见，时常不免出现并且凸现“法律观念”的分歧，进行“法律”意义的论辩。

我们必须注意，“探讨”、“争论”或者“根本性分歧”以及它们的持续展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政治、道德、文化等等社会观念存在着分歧，并且因此导致了纠纷以及对立见解，人们对“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含义的不同意见，直至争论，便会随时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在表达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人们会使用各类具有论证作用的并且可以持续展开[50]的其他诸如社会理论一类的论说资源，支持自己对“法律” 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意见，使“法律”一词以及具体“法”词汇的争议，出现人们不得不容忍的开放性特征。尤其当其他社会理论的论说资源我们无法断然确定并且人们并不普遍承认其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在任何已知的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即便有人或群体宣布一个“法律”概念或其他“具体法”概念是固定的、普遍的，实践中的人们依然会依特定立场特定姿态提出“它们”的各类“探讨性”使用。[51]有时，我们甚至可能发现这种情形：虽然人们大体表面上赞同了一种“法律”或其他“具体法”概念，但是，在具体法律实践问题争论上，他们却可以不自觉地提出对立性具体法律意见，并以自己并未觉察的方式，使用潜在的另类“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和理论。[52]就一般意义而言，可以断定，这样一种分歧，不是单纯概念意义上的分歧，相反，它是一种概念背后隐藏着的利益分歧或观念（比如政治的、道德的）分歧，是一种利益或观念分歧导致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福科用语）斗争。毕竟，具体法律实践问题的解决，必须将利益配置的结果凸现出来，必须裁决某一观念的正当性，而利益结果或观念裁决对某些人是肯定的，对某些人是否定的，其不是“给予”，便是“剥夺”，不是“赞扬”，便是“贬抑”。所以，“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各类“探讨性”使用及其持续展开，总是寄生于并且无法摆脱于深层的以社会争夺为内容的人类欲望以及话语征服的内驱力。

可以看出，社会实践中“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构成了基础性的潜在瓦解。它对后者所持的“外在”态度的可能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换言之，如果社会实践中这些“法律”词汇的“探讨性”使用是存在的，尤其当社会资源有限以及各类社会观念多元化导致了纠纷和对立观念的持续存在，进而导致了这些“法律”词汇争议是“经常性”的，“科学式”共时法学怎样才能捕捉、“冻结”、“固定”被称为“法律”、“宪法”、“刑法”、“民法”还有其他“具体法”的对象，并将其“外在地”观察归纳？[53]“外在”观察所面对的对象，是激烈动荡不定的，有时是自我否定式的跳跃变幻。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无法预测，在将来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将会怎样“探讨性”地使用这些法律词汇。这就使其含义，呈现了“社会实践将来时”的开放结构。这里，即使强行推广一种“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的含义，人们依然会在当下以及未来实践中我行我素。[54]毕竟，纠纷争议和对立观念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于是，我们有理由提出反问：当“科学式”共时法学建立一套法律理论时，其自身，何以能够宣称其中作为法学理论出发点的“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具有普遍的涵盖意义？其自身，何以能够断言，其中某一被宣布为“法律”，或者宣布为“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即使是相对而言的“普遍涵盖意义”，即使是相对而言的“社会普遍接受”？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依据这些基本概念而建立的法学理论，怎能是以“外在”方式“客观”、“中立”、“准确”地反映了已呈现的或现存的社会法律实践（即使是相对而言）？现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概括：如果我们确信法学理论的建立总是依赖而且必然依赖若干基本概念，那么，上述致命性的困扰，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来说，将是无法摆脱的。

当然，在此需要再次申明，我并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性的困境问题，因而，“科学”一词已失意义。我仅仅认为，至少在法律

语境中，由于人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社会资源有限以及社会观念多元化而产生的利益配置、纠纷协调，而且必须使用“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语汇作为名义去解决，社会实践中“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词的基本意义，便只能呈现这样一种多元的开放状态，从而使“局外人”的外在观察，无所适从，使“科学式”共时法学失去了稳固出发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赖社会实践中“法律”和其他“具体法”等词的“感性”使用，去建构“科学式”法律的基本理论？我认为，这是同样不能成功的。因为，“科学式”共时法学要求的“法律”等词，应该具有精确的含义指涉，其应该是被细致说明阐述的若干语汇。尽管，被用来说明阐述该词的其他词语可以是被感性使用的，而且，相对于该词而言，其他词语只能是被感性使用的，但是，“法律”等词本身在“科学式”共时法学潜在意识中，则必须是被“精确探讨”使用的，亦即对其含义是要予以澄清的。[55]“科学式”共时法学，并不希望据以建立的基本词汇，可以是在并不十分清晰的情形下被使用的。于是，这类法学，必须关注而且必须研讨，实践中出现的“探讨性”使用，必须将后者分类剥离以求普遍性的精确陈述。这样，“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感性使用，对其并不具有可以依赖的前提基础的性质。其实，退一步而言，我们也能发现，即使认定“法律”等词的日常化“感性”使用可以用作依赖，“科学式”共时法学极为可能依然无法成功。因为，这种感性使用正因其日常化，故而可能变动不居、随情转化。感性使用的日常语言，是有“游戏”特性的。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来说，它们可以看作是古代的城市，是由错综复杂的狭小街道、广场、时新时旧的房屋以及在不同时期作了添补的房屋组成的迷宫。[56]于是，以其作为基础，从“科学式”共时的内在要求（比如精确、稳固、普适、界线分明等等）来看，将使理论构建极为可能同样飘浮不定。

另一方面，在此，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探讨性”使用并不局限于前面描述的在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它还包括了在一般性理论分析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只是，我们应该注意，纵然认为一般理论分析中出现的争议性使用，可以通过某种学术共同体或学术权威的努力而出现一致性的意见（其实不可能出现整齐的一致性意见，否则，展示不同理论的法学史已经不存在了），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依然会自在自为地继续存在。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第一，是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不会因为一般理论分析中的争议性使用的停止（其实也不可能停止）而停止，第二，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又不能不依赖（而且其本身也希望）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而被细致描述过的“法律”等概念，在实践争议不断而且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则是难以出现共识意见的。就后一点而言，如前所述，恰是因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必须关注必须研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等诸词的“探讨性”使用，并以其为起点，铺设法学理论编织的话语通道。而没有共识意见，正如前面所剥离的，“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基础，便不能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或动摇。

现在，我们需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和法律理论中的“理论”是否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其区别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本文讨论的实践中的“法律”一词和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对“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且，我对两者是否有区别的阐述，也将是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没有坚实基础”这一命题进行深入论证的一个侧面前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法律实践中的‘理论’”这一陈述，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发现，在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词的“探讨性”使用，涉及了抽象论说，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论说。而抽象论说，一般而言，正是我们通常使用的“理论”一词所指称的对象。比如，在实践中，当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审理本案”，而有人提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来判决本案”，另有人提出“在作出法律判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还有人提出“上级法院判决的前例是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的依据之一”等等相互排斥甚至对立的陈述时，任何一方，显然需要找寻进一步的抽象意义的论说资源，证明自己陈述的正当性，并以此征服、压抑另一方的“合法”（这里不是“符合法律”的意思，而是“正当”的意思）根据。具体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一般法律原则来审理本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些前提性的抽象论说：第一，法律作为一种准则，并不一定仅仅包括法律的具体条文文字，它还包括了普遍性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有时是明确规定的，有时是潜在地存在于具体条文的背后；第二，所以说法律还包括了一般性原则，是因为法律的具体条文的制定，时常依赖了一般性的原则，换言之，没有一般性原则的指导，我们有时并不能够制定具体条文规则；第三，既然法律具体条文的制定，时常不能离开一般性原则的指导，那么，当现有的具体条文不能顺利解决具体问题时，用一般性原则（当然包括潜在存在的原则）解决具体问题，正是用一种类似通过一般性原则制定具体规则的方式去解决具体问题，而这又是顺理成章的。[57]反之，如果另有人认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来判决本案”，那么，这些人可以提出另外一些抽象论说与之相对。这些人可以宣称：第一，条文文字是清晰的明确的，依此判决是法院严格恪守“依法审判”信条的正当表现，法院的制度功能不是揣测立法者会有怎样的想法，或者“摸索”法律文字背后具有怎样的意义，相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则；第二，假如法院可以揣测或者“摸索”，则法院的行动便会破坏立法司法权力分立的制度框架，亦即法院会将自己权力暗下延伸至立法范围，这是变相的权力合一；第三，法律应该具有指导性，而指导性来自明确性，假如允许法院揣测或“摸索”，则意味着允许法律可以是不明确的，从而不具有指导性，这就有违人们对法律特性尤其是可预测性的一般理解，……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用来支持自己主张的前提性抽象论说，的确是我们较为熟悉甚至视为基本常识的“法律理论”。它们可以，而且也的确，真实地呈现于了具体时空中的法律实践之中。在前述中，我仅仅是用例举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如果我们继续展开推论，不断开掘思路，我们显然可以将诸种前提性论说的论域持续拓展。而这类持续拓展，又正是理论中不断探讨“法律理论”的基本方式。进而言之，如果实践中的“法律理论”和理论中的 “法律理论”，在内容甚至语词表述上，都属十分类似，而且，在实践中“法律”诸词的争议以及支持一类“法律”词汇含义的抽象论说总会持续展开，那些抽象论说涉及了相互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道德、文化观念的抽象阐述，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内容而言，法律理论中的“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并无二致。

同时，反过来看，从事理论研究的研究者不是在真空中，以及在毫无自己“前见”的状态中，而是在具体社会语境中，以及在具有“前见”观念中，探讨法律理论的（这里的论述与前面对历时法学研究者主观中的“前见”的分析是类似的）。于是，研究者，正如我在前面阐述的，其头脑中已经预先存在了具有争议内容的而且具有特定社会印记的观念意识。这些观念意识，或者展现为政治的，或者展现为道德的，或者展现为文化的，等等。如果社会持续存在利益纷争、具体意见（如怎样具体解决纠纷）对立，那么，这些都将是根本不能避免的。这便是，利益纷争和意见对立，在宏观意识形态话语意义上，总在影响研究者的“前见”定位与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进而以倒转方式认为，研究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也因此，我们将进而不得不承认，实践中的“法律理论”和理论中的“法律理论”是没有实质性区别的。如果有区别，其区别也仅仅在于前者是在实践之中的，后者是在理论之中的。这就在重要意义上有如法国学者福科（Michel Foucault）所宣布的：理论既不表达实践、传达实践，也不是为了实践目的而存在，相反，它

本身正是实践。[58]

如果法律实践中的“理论”和法律理论中的“理论”是相互贯通的，并无二致，我们所理解的在法律实践中观察到的“法律”一词以及其他“具体法”词汇的“探讨性”使用，便是以潜伏隐蔽的方式，存在于法律理论中看似属于纯粹理论争论的“法律”诸词的“争议性”使用之中。换言之，也可这样认为，法律理论中所呈现的对“法律”诸词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法律实践中的“法律”诸词“探讨性”使用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展开。

果真如此，我们将会得出一个进一步的结论：不仅法律实践中的“探讨性”使用，会使“科学式”共时法学的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且，由于法律理论中的“争议性”使用和法律实践中的“探讨性”使用相互类似，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后者的延续拓展，“科学式”理论内部已经预先存在了根本性的基础瓦解。这意味着，无论从“科学式”共时法学的外部（面对的法律实践）来说，还是从其内部（理论自身）来说，作为其出发点的基本“法律”概念以及其他“具体法”概念，都是无法统一一致的。这种共时法学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困境，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深而言之，我们不仅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便法律理论宣称自己找到了准确的“法律”概念，或者其他“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法律实践中的各类“探讨性”使用依然会我行我素；我们而且会看到另外一种情形，这或许才是更加重要的：当法律理论宣称自己发现、研究出了或者概括出了所谓准确的“法律”诸概念之际，实际上，就内容而言，这些概念极为可能不过是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多种“探讨性”使用之一，它们也许正在法律实践之中和其他“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相互斗争和压抑，争夺实践中的法律意识形态领导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貌似可以涵盖全部客体对象的“法律”词汇，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法律观念”。[59]

因此，“科学式”共时法学的所谓“外在”立场、“局外人”的观察视角，不论其出于多么真实的情感以及真诚的设想，其都可能自然而然地、甚至以自己都未觉察的方式，呈现为一种法律实践中的“内在参与”立场，呈现为法律实践中“局内人”的与他者寸土必争寸利必得的争夺视角。

常见科学现象及原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消化内科；不合理用药；不合理类型

[中图分类号] R96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4）07（c）-0160-03

不合理用药是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卫生问题之一，也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临床药学对消化内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型药物的不断研发，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新型药物不断增多，在提高疾病临床治疗效果的同时，药物不合理应用现象亦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据相关报道统计显示，世界上近1/3的患者死亡与不合理用药有关[1]。因此，为促进消化内科临床用药的合理性，确保用药安全，本文在归纳总结近年来与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问题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临床药理学的角度，概括性地分析消化内科常见的不合理用药类型、例证及不合理原因、机制。

1 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发生率

消化系统疾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疾病种类多，相应的治疗用药类型也较多，而由此引发的不合理用药现象也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多数医院消化内科科室在统计报道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合理用药现象。王树见[2]选取2012年9月～2013年8月其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540例患者进行分析，并选其中的300例患者的用药处方进行分析，以统计不合理用药发生率，结果300张处方中，共发现45张不合理处方，用药不合理率为15.0%。陆静[3]回顾性分析了其医院2008年1月～2011年12月消化内科收治的1100例患者的用药情况，统计了药物不合理应用现象，结果共发生不合理用药情况113例，占所有消化内科患者的10.27%。谢建明[4]回顾性分析了其医院2010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的980例消化内科患者不合理用药情况，结果消化内科发生不合理用药案例128例，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13.06%，其中，2010年46例（4.70%），2011年35例（3.57%），2012年47例（4.80%）。

2 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类型分析

目前，医院消化内科常见不合理用药现象突出表现在药物用量过大、抗生素应用时间较长、相同作用药物重复应用、药物联用不合理等方面。

2.1 药物用量过大

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及药物的性质给予患者适量的药物治疗，才能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和有效性。然而目前，在统计分析中，各医院消化内科药物尤其是抑酸药物用量过大的不合理用药问题尤为突出。在张守红[5]的研究报道中，其医院2008 年1月～2011年1月消化内科共发生不合理用药情况137例，出现的不合理应用药物情况主要以抑酸药物用量过大为主。同时，H2受体拮抗剂和质子泵抑制剂是临床上消化内科常用的抑酸药物，一般情况下，以雷尼替丁、西咪替丁和法莫替丁为主要代表的H2受体拮抗剂，每日口服2次即可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无需增加药物剂量。奥美拉唑等作为常用的质子泵抑制剂，最大剂量为每日1次，无需多用。姚增奇[6]强调，人体服用过量的抑酸药物可造成血清转氨酶增高及白细胞减少，进而诱发男性障碍和增大。

2.2 抗生素应用时间过长

抗生素作为具有抗病原体或其他活性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在临床消化内科多种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了良好的药用价值。但由于近年来医生及患者对抗生素的过分依赖，导致临床上抗生素药物的应用时间过长。张宇靖等[7]对医院48例发生院内感染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11例（22.92%）真菌感染患者多为抗菌药物应用时间过长、应用过量及档次过高所致；5例（10.42%）肠炎患者均有应用抗生素史及典型症状，进而明确诊断为抗生素相关性肠炎；1例患者（2.08%）连续交替应用抗菌药物高达72 d。潘秀娥等[8]对2010年1月～2013年11月消化内科1013例患者的用药情况展开分析，结果不合理用药病例206例，其中不合理用药情况主要有：重复用药（用药时间过长），药物拮抗，联合用药不当以及抑酸类药物等，均是消化内科不合理用药的突出问题。临床上长期应用抗菌药物，一是可直接导致菌群失调，造成二重感染；二是可引起细菌耐药，降低疾病治疗效果；三是加重药物对机体神经系统、造血系统等的毒性反应，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威胁。因此，大量地应用抗生素，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也给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2.3 相同作用药物重复应用

临床上，同一药理作用或同一成分的药物重复应用，相当于加倍剂量用药，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加重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同时也可导致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强，引起造血系统和肝、肾损害。通过临床研究报道的综合分析，目前医院消化内科不合理用药现象中相同作用药物重复应用的问题主要包括：①同品种不同商品名重复应用。赵薇等[9]指出，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药剂生产厂商知识产权商标保护权的意识逐渐增强，市场上一药多名情况不在少数，而临床上，因医师对一药多名知识了解的不全面，导致同品种不同商品名重复应用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台湾产的泛生舒复（头孢曲松）与国产头孢曲松同时应用。②单方制剂与复方抑酶制剂重复应用。β-内酰胺酶抑制剂作为一类新的β-内酰胺类药物在临床消化内科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单方制剂与复方抑酶制剂的重复应用也成为临床不合理用药较为显著的问题。李文斌[10]强调单方制剂与复方抑酶制剂的同时应用，如头孢哌酮与头孢哌酮舒巴坦钠重复应用，哌拉西林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重复应用等，因其抗菌机制的相同，不仅造成超剂量应用增加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程度，同时增加了患者的负担。③同一类或同一代抗菌药物重复应用。目前，临床药学上通常会根据抗生素的作用机制、生产时间及药理性质等对其进行分类，而头孢菌素类药物主要根据其抗菌活性和抗菌谱将其分为四代，而同一代抗菌药物的重复应用因药物作用机制的相似，不仅增加了用药剂量，同时也增加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临床安全用药造成影响。目前，临床上消化内科同一类或同一代抗菌药物的重复应用类型主要包括：①氧氟沙星与左氧氟沙星同时应用；②甲硝唑与奥硝唑同时应用；③口服头孢吡肟与第三代注射头孢菌素（头孢他定、头孢曲松、头孢哌酮）同时应用。

2.4 药物联用不合理

药物联用是消化内科疾病临床治疗常用的方案，目前，医院消化内科药物联用常见不合理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点（表1）。

2.4.1 药物联用后导致药效降低 在药物应用的过程中，有些药物联用合理可提高疗效和（或）减少不良反应；同时易对两者的药效产生制约作用，从而降低疗效和（或）增加不良反应。在消化内科中，药物联用后导致药效降低主要包括：①蒙脱石散与抗菌药物联用，蒙脱石散剂能够对消化道黏膜屏障进行修复，并对机体多种病原体和毒素进行清除，但由于蒙脱石散作用于机体后会于肠腔表面覆盖，进而形成保护膜，与抗菌药物联用时，会大大降低抗菌药物的疗效；②红霉素肠溶片与碳酸氢钠联用，红霉素为一种碱性抗生素，其只有进入患者肠道后才得以溶解，进而发挥药效作用，而与碳酸氢钠联用时，会使红霉素提前溶解，进而降低其药效；③质子泵抑制药与铁剂，质子泵抑制药是消化内科的常用药，能够有效抑制胃酸的分泌，而铁剂只有在胃酸作用下才能增加其溶解度，发挥疗效，因此，两者联用，会导致铁剂疗效的降低[11]。

2.4.2 药物联用发生拮抗 药理拮抗主要指两种药物在作用机制上产生相反的作用。如①抑酸药与铋剂合用时：铋剂只有在胃酸作用下才能形成铋盐，于胃黏膜处沉积，进而起到保护溃疡面的作用；而与抑酸药合用时，两者发生拮抗，抑酸药限制了铋剂药效的发挥[12]。②活菌制剂与抗菌药物合用时：活菌制剂主要发挥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对肠道中的致病菌进行抑制和清除，但与敏感抗菌药物合用时，其活性会被抗菌药物抑制或杀灭，进而导致药效降低。

2.4.3 药物联用理化性质改变 药物联用造成药物理化性质改变的不合理用药问题通常是造成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重要原因。甘贻波[13]强调由于消化内科用于临床疾病治疗的许多西药往往存在一定的配伍禁忌，不合理的药物联用时，两者药物结构中不同的官能团的改变可使整个分子的理化性质发生变化，进而对药物与受体的结合造成影响，造成机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或降低药效。如①阿司匹林与碳酸氢钠联用时：碳酸氢钠为碱性药物，阿司匹林为酸性药物，两药联用时会发生中和作用，造成药效下降，甚至导致机体发生不良反应；②铝碳酸镁片与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联用时：铝碳酸镁片这种含铝等多价阳离子的制剂可造成胃液酸度下降，进而导致机体难以吸收喹诺酮类药物，进而对药效造成影响[14]。

2.4.4 药物联用毒性相加 临床上，具有相同不良反应的药物联用时亦会增加药物的毒性作用。如①克拉霉素与阿司咪唑联用时，均易产生胃肠不适不良反应，如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从而增加药物毒性，加重患者不良反应程度；②西咪替丁与地西泮联用时，可能加重患者的呼吸抑制[15-16]。

3 讨论

临床上，许多消化内科疾病为慢性病，具有病程长、易复发、难治愈等显著特点，在临床用药上，存在的药物用量过大、抗生素应用时间较长、相同作用药物重复应用、药物联用不合理是威胁患者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消化内科医师应树立合理用药意识，掌握药物应用方法和药物的新知识，提高临床用药合理性。同时，医院应加强临床合理用药监管力度，共同防止不合理用药现象，以节约医疗资源，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并保证患者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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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肖静.消化内科不合理用药临床分析[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3，9（S1）：403-404.

常见科学现象及原理范文第5篇

化学竞赛的知识水平是否应当完全以中学化学教材一致？始终存在争论。我们的看法是，化学竞赛是一种课外活动，其知识水平应当源于中学化学及其他中学学习到的科目的知识，但要适当高于中学化学教材水平。高多少？这个“度”要大家共同来讨论，难以用一根固定的尺子来量。我们的基本思想是，参加竞赛的应当是优秀中学生，应当在中学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细水常流的课外活动，加上自身的努力，获得超过中学课本的知识，因而竞赛知识不应局限于中学课本。例如，我们主张学生应当有常见元素的基本知识。所谓“常见”，不能拿中学课本来衡量。例如，铜，中学课本里连单独一节都未设置，但你能说它不常见吗？人类社会经历了相当长的“青铜时代”，足以证明铜是“常见元素”。又如铬，中学化学实验室里就有许多含铬的试剂，课本里说到强氧化剂时常提到重铬酸钾，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容量分析）里也经常用，说明它是常见的。因此，可以认为竞赛题涉及这些元素的基本性质与最重要的化合价和化合物及其最基本的性质是不过分的，不能被指责为“大学内容”。又如近年竞赛试题把I2+S2O32–的反应作为参赛者应当已有的知识，显然不是中学化学知识，但高考试题已经作为信息给出3次，许多中学教师在上课时都提到。而且这一知识是容量分析中最重要、最经常遇到的反应之一，即使中学老师在上课时没提到过，也应当是优秀学生可在课外活动里获得的知识。有的老师反映，对优秀学生，学有余力，适当、少量、有度地增加一些最常见最基本最主要的具体化学知识，对学生提高能力和今后求学成长确有好处，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我们绝没有要求中学生普遍地全体地大量地在课外活动里被“灌输”一大堆大学化学知识。近年有的试题在体现“学得多智力不高不能占到便宜，学得适度智力高才能优胜”的命题策略总体上比过去强，特别是降低了属于大学化学的原理性知识的水平。

当年试题的某些知识点是头年初赛题里出现过的。这样做对不对？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有利于逐年调整试题的知识水平到“适度”，有利于老师们把握竞赛试题水平，更有利于抑制过度的纯知识灌输式的请大学教师对中学生在课外进行培训。但搞得太多不一定可取，最好新一年的试题有全新的思路和面貌，提高试题本身的新颖度和创造性。

近年初赛试题与过去相同，尝试了“思维容量大，应答书写少”的特点。我们的试题没有通常在高考中普遍采纳的所谓客观性试题的选择题。选择题具有预示答案的特征，较难考察学生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通过对信息的获取、理解、分析、综合自己得出答案的自信心强弱和应变能力，也较难考察应试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因而一般而言不适合于作为竞赛试题的题型。我们不赞成在各省市自治区进行不符合全国初赛的命题思想、题型、知识要求、能力要求的“预赛”来筛选出参加初赛的选手，特别是“模拟高考”式的预赛，因为这种筛选并不科学，学生参加全国初赛离高考还有相当长时间，尚未进行“大运动量”的复习，不可能达到高考所要求的应试速度。教育部有关单位强调，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的人数要与该省、市、自治区参加明年高考的人数相关，也要与参加本次竞赛的人数相关，参加此次竞赛人数少了，等于自动放弃被保送上大学的学生名额。有的同志说，我们不稀罕这种保送，你给保送名额我们的学生也不去，即便这是实情，也与通过全国初赛吸引学生、促进教学、探索道路、选拔学生的竞赛宗旨向背离。

化学竞赛初赛试题有一种试题可以称为“科学谜语题”。这是我们努力发展的一种题型。猜谜是古今中外经久不衰的智力游戏。其实，大自然就是一部巨大的谜书。“大自然往往把一些深刻的东西隐藏起来，只让人们见到表面或局部的现象，有时甚至只给一点暗示。”（见《科学发现纵横谈》王梓坤，北师大出版社，1993，第41页）我们制作的化学谜语赛题与通常的灯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灯谜的谜底都是猜谜人已有的知识，例如，一个灯谜的谜面是：“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而忧，像喜而喜”，谜底是镜子。镜子当然一定是猜谜人已有的知识，只是制谜人谜面做得好时，100个人同时猜谜，也只有几个人真正能理解谜面，猜出谜底。我们制作的化学谜语的谜底却大多是猜谜人未知的知识（当然也不排除已知的）。我们的谜面是构建这个未知知识的信息，猜谜人的智力强弱表现在能否用已有的知识（包括与谜底不一定直接相关的具体的描述性的化学知识、与信息相关的中学化学学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来理解这些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综合，加上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力、洞察力以及猜测能力，当然经验和学识也起作用，最后创造性地形成谜底。既然谜底是新知识，是猜谜人自己从信息得出的新知识，实质上就考察了猜谜人的创造力。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题型是考察创造能力的好形式，值得深入研究。不过，我们认为，由于这类试题像通常猜灯谜一样，得出结论的人不会太多，恐怕不适合作水平性考试题，恐怕也不适合作选拔比例很大的高考题。

在教学过程中，贵在告诉学生，我们不能事事时时对事物的原因穷追不舍，似乎越细节越好。对许多事物的原因，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只能达到一定的层次，继续问下去可以，需要更宽阔深厚的知识背景，其中不乏尚未开辟的处女地。追究解释的试题学生们心中无底的应答情况，很可能正暴露了我们教学中对认识的层次把握得不好，没有把认识的层次说清楚。东方人的思维偏重抽象、笼统、整体、理性，西方人思维偏重具体、详实、部分、感性，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这是长期的文化传统的积淀。我们学习来自西方的科学，有些人误解为事事时时应对细节穷追不舍，而不顾自己的知识背景是否够得上继续深入细节，忘记对事物的认识抽象与具体、笼统与详实是相辅相成的。如今许多西方人反而对老子的《道德经》越来越感兴趣，这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如今我国的中学科学教育，不是细节太少，反而是从细节上升到对科学通用概念和整个系统的认识过少。这不等于说应该满足对事物原因的笼统认识，对事物原因逐步深入是科学的根本所在，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事物哲理化的笼统解释，但不应在尚未达到一定知识背景时就对事物更深入的原因穷追不舍，因此，分清认识的层次在教学上更应重视。教学中应将学生知识背景尚不足以深入的细节留给学生今后去达到，开个窗口，而不必作笼统抽象或者用过分哲理化的所谓“解释”来搪塞。坚持适度的“解释”才有可能使受教育者从此立下了深入探讨事物原因的雄心壮志，形成从事科学创造的潜质。相反，不顾背景知识的水平而过多地沉迷于似是而非的“解释”将使学生不知所措。我们常常听到有的学生无可奈何地说：“真理掌握在老师手里”。这应引起深思。

我国中学化学与大多数国家专为培养上大学学理工科的在中学里的大学预科生的中学化学相比（请参见经过反复修订的国际竞赛大纲的三级划分），其不足处，笔者认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中学化学总时数较低（指对准备上大学学理工科的学生），基本化学事实少（无论元素化学还是有机化学），基本原理涉及的概念少（如动力学基础、热力学基础、电子云、立体化学、平衡常数、电极电势、定量分析原理等，有的根本未涉及，有的不要求定量表述），联系实际过少（我国中学生的面对社会实际问题表现出来的科学能力只处于国际中学生的中下水平，见中德中学生科学能力调查报告等资料），化学实验要求更低（时数和要求都低，许多学校极少做甚至根本不做实验，内容偏重验证，较少或根本无探究性实验），相反，我国中学化学教学中，对基本概念的要求过高（过多地追求严格的定义与相互关系），化学计算要求高（可能与我国学生数学能力十分突出，在国际中学生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文化传统有关），更要命的是，不论知识的重要与否，都过分强调其对思维能力的训练价值，常常对一些于形成科学整体认识及基本概念系统不十分重要的知识，也要作思维训练的无谓“拔高”，大运动量练习，以至千锤百炼，早起晚睡，疲于奔命。我们化学竞赛力图在面对少数优秀学生的中学化学教学中改变这种面貌。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如果初赛的知识水平基本上维持在《化学读本》的水平竞赛基本要求作相应修改），各省、市、自治区从初赛优胜者中选的选手（4-6人）在约2个月的业余省级培训期间能否达到决赛试题对知识基础的要求，能不能在决赛中取得优胜，并进入国际集训队，乃至出国，更期望出国必拿金牌荣归？对此问题要从四个方面思考。一是初赛后的各级竞赛（包括决赛）的知识基础定位在哪里？二是这些竞赛的试题是否确实体现这种定位，既不太高，也不太低？三是大家对这些竞赛的试题的知识基础如何理解？四是初赛优胜者能否在各竞赛前不长的时间里从初赛的知识基础发展到它们所需的知识基础？这需要大家都从实际出发，共同来讨论协商，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