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1篇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 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 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 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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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启明等:《过剩经济对我国投资领域的影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9(2)。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适度政府规模理论 政府机构 改革 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政府规模是指以权力和职能资源配置为基础，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目标，依据一定的政治原理、管理原理和组织原理及其相互关系，由机构组织、职能配置、人员组成、经费支出、工作机制、服务绩效等方面要素有机构成的政治实体及其外在边界。追寻合理的政府规模，始终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适度政府规模理论提出和发展的基本逻辑

政府规模衡量一般指标。在对政府规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一般采用三类量化指标：①第一类，政府供养人员的数量规模。一般用财政供养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的比值或财政供养人员与单位GDP比值衡量，一般称之为“财政供养系数”。第二类，政府工作机构数量规模。一般采用从政府横向管理幅度和纵向管理层级来衡量。第三类，政府财政收入规模。可用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进行反映。政府组织体系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等多种属性的社会管理系统。政府规模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而且还会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规模不仅是一个受社会发展程度制约的历史范畴，也是一个受外界影响和内部制约的经济范畴。

政府规模演变发展轨迹。一是政府规模增长有其必然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改革历程表明，政府规模是随着现代化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改善的。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财政支出不断增长法则”，马斯格雷夫等提出“财政支出增长发展模型”，皮考克等提出“财政支出增长意愿理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日趋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是导致政府规模增长的根本动因。同时，他们认为，公共权力的双面性、政府职能界限不明、一定程度的官僚体制也是政府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发展需求的政府规模增长是一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动力因素。而基于官僚体制、权力垄断、政府职能界限不明而产生的政府规模增长并非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而是由于缺乏对权力合理制约并由体制惯性所推动而形成的机构改革负面现象。尽管这一动因并非合理，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人们对权力运行规律的认识始终处于研究、探索和运用的状态之中。

二是政府规模增长有其合理性。在社会日趋工业化和市场化之后，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在比例、数量、质量上具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迅速发展，要求由政府提供和维护更具活力的经济秩序、更具民主的政治秩序和更具安全的社会秩序，要求由政府提供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高专业的公共服务；政府服务的自然垄断性也要求政府规模保持合理的增长空间。如果政府规模维持不变，就很难有效维持市场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就很难提供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是政府规模增长有其负面性。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看，政府规模的增长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政府规模的过度扩张会引发多层次负面效应。政府规模过度增长会影响市场秩序的成熟程度；政府结构过度分化会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规模随意性扩张会诱发行政成本的增加；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会引致寻租腐败的泛滥。政府规模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压力的增大，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改革的政策和策略会尽量避免和限制不合理的政府规模的增长。

政府规模的扩张具有必然性、合理性和负面性，有其发展性轨迹和合理性区间。

适度规模政府价值追求。一是适度规模政府理论是对政府改革历程的深入反思。在市场经济国家机构改革进程中，先后提出了小政府论、大政府论和适度政府论等多种改革理论。小政府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市场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可依赖“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由竟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没有效率的；政府的职责应限制在“守夜人”的功能上；规模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大政府论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活动；强调“政府之手”对经济发展的导航引领作用；认为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强大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小政府论和大政府论在西方政府机构改革进程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也都遇到无法解决的政府机构改革的难题，当它们都无法解释政府改革的“滞胀”问题时，适度规模政府论应运而生。适度政府论主张应创造一定的条件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赞同在市场功能不足条件下的政府干预；适度政府论力图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即满足社会需求且以最低成本供给的适度规模政府。

二是政府的合理规模存在一个理论上的适度极限值。如果政府规模设置过小，社会发展秩序得不到有效维护，公众需求得不到满足，市场和公众就会要求政府扩大和增加规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果政府规模设置过大，加重社会发展的压力，引发不稳定因素增长，市场和公众就会要求政府控制和压缩规模，维护社会服务需求和政府规模设置的平衡。适度政府力图寻求一个合适的度，既要最大限度促进政府规模经济因素的增长，又要最大限度抑制政府规模不经济因素，最大限度使政府规模效益递增到（或递减到）极限值―尽可能使规模递增（或递减到）到使平均行政成本达到最低点，也就是接近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低点。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适度政府规模极限值。

三是适度政府规模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适度政府规模在“质”上的规定性―保证政府规模、公共服务和社会需求三者实现平衡；政府职能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动态确定，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政府的构成要素得到最经济的利用。适度政府规模在“量”上的规定性―保证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合理确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政府的供给成本应以接近“极限最低点”供给。

适度政府规模理论视野下政府规模比较

政府组织规模的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从“财政供养系数”比较看，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财政供养人员比重，美国为1∶14，日本为1∶18.4，俄罗斯为1∶11，印度为1∶69，中国财政供养系数约为1∶25。从数量比例上看，公职人员数量规模是较为适度的。但如果以每百万美元GDP财政供养人口比较：美国为1.56人，日本为0.95人，德国为1.33人，英国为2.8人，中国为13.45人。我国公职人员效率是最低的。我国公职人员数量规模特点是数量比例适中，但效率较低，数量规模总体偏大。因此，改进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规模，不仅需要控制公职人员数量增长，而且需要提高公职人员效能和政府规模效益。

从“政府机构数量规模”比较看，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普遍采用大部制模式，政府组成部门采取综合设置，数量较少，职能集中，效能明显，内阁部门一般在16个左右。②根据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国政府组成部门为26个。从改进进程看，机构横向设置迈向大部化。从政府纵向设置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实行两级制或三级制，极少数国家实行四级制或四级以上层级制，而我国政府在纵向设置上采用五级政府设置。无论从政府机构横向设置看，还是政府机构纵向设置看，我国政府机构数量较多，规模偏大，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在实行大部制和减少层级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

从“政府收入占GDP百分比”比较看，以宏观税负为基准，第一类以北欧国家等为代表，政府收入比最高，约为45%～50%，这些国家属于高税负高福利国家，住房、教育、医疗作为公共物品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第二类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政府收入比较高，约为35%～40%，公共服务提供较为完善。我国政府收入比由2011年的31%上升到2013年的39%，2014年上半年达到44% ，③但公共服务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从总体上看，应合理控制财政收入比重。

政府组织规模的历史纵向比较分析。从我国政府改进历程看，公职人员数量规模变化呈现平稳增长态势。2003年至今，公职人员规模又开始加快增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从2008年到2013年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实现“六连增”。根据现代政府管理一般规律和经验，我国公职人员总量适度，无需过度精简，但公职人员的“增量”控制和“存量”绩效提高面临的改革压力较大，尤其公职人员的“增量”控制应该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府机构数量规模变化呈现平稳下降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数量则呈下降趋势，数量逐年递减。但政府机构纵向设置的层级，从整体上没有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政府机构数量减少，但是由于没有转变政府职能，局部市、县政府的机构设置总数有所反弹。

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呈现较快上升态势。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前三项可看作是公共服务支出，后一项可视为政府自身支出。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规模的主要问题是包括经济建设支出份额过大、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支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行政管理费用急剧膨胀等问题，政府自身成本在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过大和持续增长，显示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

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比较分析结论。基于政府规模比较分析，我国政府规模的改进和优化，存在多重性任务，既包含对政府构成要素的数量规模控制，又包含对政府服务功能的完善，还包含对政府结构的改善，以及政府组织系统改进。从公职人员总量规模看，机构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实现公职人员的“增量”控制和“存量”效能提升，还要实现公职人员“总量”绩效提高，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能。从政府机构数量规模看，政府机构改革方向不仅要推进横向设置“大部化”和纵向设置“扁平化”，还要推进机构设置“智慧化”，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看，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不仅要解决“社会公共服务不足”和“行政成本过高”问题，还要解决政府投入效益问题，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优化和改善政府组织规模路径分析

改革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体系。机构数量是政府规模大小的重要标志。政府机构是政府规模的物质载体，改革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体系，首先要减少政府机构的组成数目。笔者认为，从总体上分析，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横向部门设置，一般不应超过25个、22个、20个、15个，为适度规模政府的机构数目。从省、市、县政府机构设置来看，大部化改革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路径。从纵向政府机构设置看，扁平化是一种发展趋势。笔者认为，我国政府机构纵向设置上应不超过4级。机构横向设置大部化以及纵向设置扁平化，可大大减少政府机构的设置数目，从而达到控制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能的目的。

优化和完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政府职能是影响政府规模的核心要素。社会需求对完善政府职能有着多层次的要求，政府职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转变调整的过程。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职能配置要推进大部制、综合化和系统性设置，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和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增强和提升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和合并市场监管职能，转移和取消中介服务职能。完善政府职能体系存在着增加、强化、减少、减弱、转移、合并等多种方式。同时要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体系，坚持“法律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能为”法治原则，从源头上防止政府扩张。

改善和调整公共财政结构体系。政府收入规模是衡量政府规模的重要指标。总体上要压缩行政成本支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支付。要促进行政成本规范化，防止随意性支出。要促进行政成本法治化，加强立法机关监督。要促进行政成本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公职人员收入的确定和调整，应通过立法机关审批，这是对权力扩张、政府规模不合理增长的一种制约。完善和确定行政成本和公共服务的比例，公共支出应优先分配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优先分配于具有更高效益的用途，提高各项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的效率。

完善和改进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服务是改进政府规模的价值目标。完善和改进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要完善竞争性政府供给机制，减少政府行政成本，利用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源，推进公共服务提供市场化和社会化；要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参股供给公共服务、购买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要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推行政府供给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完善舆论监督，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

改进和调整公职人员管理体系。公职人员管理体系是影响政府规模的重要因素。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绩效和增强能力的要求，改进公职人员的管理体系。要改进公务员录用制度和事业人员聘用制度，从增量上控制公职人员规模。从增量上逐步控制公职人员是既有效又风险最小的一种改革思维。要优化公职人员结构，完善公职人员流动机制，激发公职人员存量效能。要加强对公职人员教育培训，提升公职人员素养。要改进完善内部调剂机制，促进能弱化部门和职能强化部门之间的人员数量调整。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体系。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控制政府规模具有重大意义。社会组织发展可以部分替代公共服务的供给，拓展公共服务供给渠道。社会组织发展和培育，对于推进政府机构精简、促进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控制和优化政府规模的重要条件。培育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在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2012年，我国社会组织总收入来自政府财政的比例为5.2%左右，而同期美国社会组织总收入来自政府财政的比例为40%、德国为65%、英国为45%。④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体系；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投入；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方式；完善社会组织减免税的法规；完善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政策；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部）

【注释】

①唐钧，李丹婷，罗杰：“中国政府规模：比较研究与优化策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②沈荣华：“国外大部制梳理与借鉴”，《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

③“44%：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明显偏高”，《领导决策信息》，2014年第31期。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并购；动因；理论

一、企业并购的概述

并购的内涵非常广泛，至今国内外学者对此仍未形成一个统一、权威的概念，不过总体看来，各种解释在本质上基本一致，区别在于阐释的角度和侧面不同。并购（M&A）是兼并（Merger）与收购的简称，兼并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按某种条件组成一个新的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而收购（Acquisition）是指一个企业以某种条件取得另一个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产权，从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为。这里，“以某种条件”常表现为现金、证券（股票、债券）或二者的结合。

按照并购双方的行业性质，并购可以划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借壳上市大多数都属于混合并购）。企业并购涉及的理论主要有协同效应理论（经营、财务和管理），委托理论，税负利益理论，战略发展理论（多元化），市场势力理论和资源稀缺理论等。

二、企业并购的动因与理论阐释

企业并购的根本动机在于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或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企业并购的另一重要动力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寻求发展壮大的企业可通过内部扩张和对外并购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内部扩张需经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而对外并购可以比较迅速完成预期目标。追求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是企业并购的基本动因。支持企业并购的人常以并购会带来协同效应（Synergy）而作为赞同并购的理由。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主要包括经营协同效应（Operating Synergy）和财务协同效应（Financial Synergy）。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行业的企业的具体并购动因也各不相同。

（一）规模经济的动因与理论阐释（横向并购）

在经营领域，通过并购可以实现双方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在财务领域，可充分利用未使用的税收利益和债务能力；在人事领域，可吸收关键管理技能和优秀人才等。

规模经济指随着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收益不断增加。具体指企业规模增大时，单位投资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也可以是，企业规模达到某一水平后，单位成本的下降。规模经济又划分为工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从技术和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企业并购的动因。在工厂规模经济层面，企业可通过兼并对工厂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或有效解决由专业化引起的各生产流程的分离，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在企业规模经济层面，企业通过兼并壮大规模，采用新技术、更好控制生产成本、改进与政府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生存发展的能力。

规模经济并不是规模越大越经济，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降低管理效率，增加管理成本。新古典经济理论对规模经济的论述适用于企业横向并购的解释，企业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就有动力扩大企业的规模，而扩大企业规模较快的方法是企业并购。

（二）交易费用动因与理论阐释（纵向并购）

交易成本理论起始于科斯，而后在威廉姆森等人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在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具体说，并购是企业内的组织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其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该理论借助于“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概念，对纵向并购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当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越高，不确定性越强，交易频率越大，市场交易的潜在成本就越高，纵向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时，纵向并购就可能发生。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企业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手段。

根据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可认为纵向并购的动机在于降低交易费用，边界条件是降低的交易费用与增加的行政组织费用相等。此后，其他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不过，交易成本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动机。

（三）多元化动因与理论阐释（混合并购）

多元化经营战略是指企业采取在多个相关和不相关的领域中谋求扩大规模从而占取市场创造效益的长期经营方针。多元化又分为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对相关多元化的解释较多地用到范围经济的概念，非相关多元化一般出于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考虑。

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因主要有：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资源和剩余生产能力，增加相关产品种类而形成的“广度经济”，降低风险实现多元投资组合的综合效益，寻求企业成长的新空间。该理论的解释多适用于混合并购。

（四）其他动因与理论阐释

除上述并购理论之外，西方学者试图从其它角度来揭示隐藏在大量并购活动之后的真正动因。

1、价值低估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的发生主要在于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通常采用两种比率来衡量公司价值是否被低估，一种是托宾比率（即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比），另一种是价值比率（即市场价值与资产的账面价值之比）。当目标企业的价值被低估时，就会出现有竞争实力的企业采取并购手段，取得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

2、市场势力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活动的主要动因在于通过并购可以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障碍，通过利用目标企业的资产、销售渠道和人力资源等优势，实现企业低成本、低风险的扩张，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控制，提高市场占有率，保持长期的获利机会。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增大企业规模将会增大企业势力。

3、资产组合理论

该理论借助资产组合假设，认为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混合并购的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三、小结

企业并购的最根本动因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在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企业并购是一个多因素的综合平衡过程，既有有利因素影响，也有不利因素影响。因此，在做出实际并购决策时，企业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明确并购动因，对并购绩效做出正确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4篇

一、新古典综合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是企业应对外部冲击和进行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学者经过研究还发现公司治理也是企业并购的驱动因素之一，认为随着机构持股比重的增加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并购的阻碍减少，这些因素都为企业进行并购提供了有利因素。新古典综合理论主要包括规模经济理论、追求市场力假说及税赋效应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并购其他企业来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从而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获得经济利益。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于通过横向并购来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如使用新的技术、新的分工与协作等等。通过纵向并购实现企业有关人员的综合利用、营销成本的节约、融资成本的节约等途径来实现。市场势力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并购能使得资源向该企业集中，使企业获得市场份额，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从而获得了相应的市场势力，以此来提高产品价格，获得垄断利润。同时企业的并购能够实现企业跨地区经营，突破本地市场规模的限制占领另一市场地区达到垄断的目的。税负效应理论认为获取税负减免是企业进行并购的重要动因，一些亏损的企业由于亏损可以在若干年内弥补，因此有一些大的企业想并购一些亏损企业以此达到减少纳税的目的。同时该理论还认为通过进行并购还可以为资金充裕的企业找到出路。

二、协同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并购后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大于两个企业分产出之和。其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经营的协同效应等。管理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当两个企业管理能力有差异时通过企业之间的并购，将会表现出管理能力的综合大于两个单个企业管理能力之和。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这种并购本质就是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已。财务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税收节约和外部融资成本的节约。当两个企业实现并购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税收上的节约；同时企业规模变大，企业就获得了更好的融资条件，在金融市场上的借贷成本可以降低，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经营的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企业并购的效应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实现的。实现规模经济其前提条件是该行业中存在规模经济，并且开始时企业在规模经济之下，因此通过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从而降低成本，获得经济利益。而范围经济效应则是两个生产不同产品企业通过之间的并购来实现机器设备的充分利用、经营人员和工人的合理分工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三、委托理论

该理论认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与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存在着企业的经营者为自己谋利益而损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问题。主要包括自大理论、理论等。自大理论从企业的管理者角度做出解释，认为企业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肯能会高估自己的实力，对未来的经营预期过于乐观，很可能会做出企业出现亏损时候还进行并购的错误决策，该理论对企业的过度并购进行了解释。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者才能在人力资本方面往往有一定的专用性，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依靠公司经营方面，如果经过并购可以让企业规模变大，这意味着管理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晋升更高的职位以及更好的名誉等。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企业会选择并购没有收益甚至收益为负的情形。

四、交易费用理论

自1937年科思《企业的性质》发表之后引起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交易费用对企业行为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都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当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费用大于在市场上交易的费用时候，企业选择在内部交易。对于一些大的企业其通过并购可以减少在市场上的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自科思之后威廉姆森又从资产的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角度对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避免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交易费用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纵向并购行为的发生。

五、企业并购浪潮动因

企业并购浪潮最早发生在19世纪末，在这次并购浪潮中主要是横向并购为主，企业进行并购的动因主要是扩大生产规模，利用新的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竞争对手，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企业获得市场势力，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这次并购浪潮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规模经济是主要的原因。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初，主要并购方式是以纵向并购为主，其并购目的是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费用，获得垄断利润。同时通过纵向并购克服了一些进入壁垒，进入到了新的产业。因此获得新的竞争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获得垄断利润是这一时期的这一时期企业进行并购的主要动因。第三次企业并购浪潮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企业之间的并购多以混合并购为主，多是一些没有业务关联企业的并购，商业、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进行并购为主。这一时期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是实现范围经济，进行多样化经营，降低经营风险。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70年代到1980年末期，这一时期的并购的特定是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并存。并购的特点是出现了小企业并购大企业的现象，主要是为了获得某项生产技术和人才，以适应竞争的需要。与前几次并购浪潮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并购动因更加多元化。第五次并购浪潮从1990年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并购特点主要是一是以跨国公司的并购为主，二是并购主要集中在大的规模以上企业，另外就是多样化并购，横向并购与纵向并购并存。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反托拉斯政策的改变对企业并购影响巨大。因此此次并购浪潮的动因主要是政府规制政策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促进作用。

六、结束语

规模效应理论范文第5篇

企业实施信息化工程规划为复杂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应基于信息工程理论为科学引导。该理论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提出，并研究开创了企业管理模型、数据以及过程模型。相比于以往软件工程，信息工程理论外延更为广泛，实现了多重技术以及学科知识的全面融合。本文基于该理论进行了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工程规划模型的探讨分析，研究了业务以及数据模型，对企业的持续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信息化系统框架

基于战略发展目标、企业业务要求以及信息化标准，立足全局，由功能、信息体系以及设施架构等层面做好科学规划。功能架构为制造企业信息系统发挥丰富功能的核心整体，包括内部信息、供应链管理以及决策支持体系等。信息体系为各个子系统的集合组成，基于数据以及应用互相分离，还可将其划分成应用体系以及信息资源架构。前者实现资源应用，有效应对现实问题，将整体应用体系进行了综合描述。后者核心内容为数据建模，借助数据库设计完成各类资源的科学组织以及有效维护。基础信息体系架构对企业处理信息综合能力以及实践水平产生作用影响，包括硬件、网络系统以及软件。

3制造企业信息化工程规划

制造企业基于信息工程理论下的信息工程规划涵盖生产过程、管理信息化、办公、集成管理以及硬件建设等内容。其中生产过程涵盖辅助设计体系、工程体系、工艺以及制造体系、柔性生产、仓库管理等，借助该类方式可令制造企业完成由设计分析直至优质生产建设的现代化、智能化、高效性发展。管理信息化涵盖资源计划、一卡通以及条形码应用体系等，可真正实现协作化的信息流管理、资金流应用、现代物流管理、可视化管控。办公信息化涵盖自动化体系、数字化监控管理、网络电话以及视频会议等模式，可完成制造企业内部以及外部的高效优质互联，强化工作时效性。集成管理系统包括数据中心以及系统主页等，可创建优质的数据平台，辅助决策层完成高效、精准理性的调节管控，并可为经营方针供给优质的数据参考支持。硬件基础包括网络系统、安全管理、软硬件系统调节配置等内容，为实现信息化工作目标的有效系统平台。

4构建实施框架，提升信息化管控效能

基于制造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与信息化系统架构，应创建演示以及讨论方式的过程控制模型。演示及讨论为企业信息化规划阶段中，借助直观演示以及综合探讨，同各类实施关联人员展开科学的沟通与全面交流，进而快速的发觉有可能包含的弊端问题。并利用对员工知识经验的全面汇集综合，有效的创建可行科学的应对解决方案。过程模型涵盖硬件基础层、扩展层、软件应用以及他类应用层等。其中硬件基础层涵盖网络基础构建以及互联网系统创建。前者涵盖对服务器系统的科学配设，完成专线的有效连接、网络接入、设施采购配置、设备连接等。互联网络系统则涵盖创建网络服务器、、完成主页的设计，实现网络采购以及销售管理，并组织开展视频联系会议等。

硬件扩展涵盖电话以及网络安全体系，前者应做好交换机的科学配设与组网建设，应用可视电话体系、创建网络电话系统等。网络安全涵盖内网、数据信息以及外网安全、计算机系统安全等。软件应用层涵盖资源计划管理、自动化办公、管理软件服务应用等。资源计划之中的辅助管理涵盖企业一卡通的应用以及工业管理系统。一卡通可辅助企业实现高效的考勤管理，安全管控、餐费管理等。工业管控体系则需要应用条形码手段，创建立体化的仓库管理系统，并完善设备管控。另外还有一些他类应用层，具体包括电子化的信息档案管理存储、安全保障系统创建应用、监督管理系统应用、创建多媒体技术中心以及内网建设等。

通过框架创建，制造企业借助规划模型可完成逐级的优质信息化管控，并实现各类数据信息同供应链企业的集成共享，提升获取相关信息的综合效率以及精准高效性。企业生产现场将实现全面的信息化管理，令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管理水平更为优质，办公管理可实现智能化，令各单位均可实现既定目标。企业将进一步完善健全管控体制以及工作流程，实现有效的重组与整合，提升应变水平与综合竞争效能。应基于演示以及讨论方式作为科学引导，就企业实践阶段中包含的问题以及设计规划的不足性实施有效的整改与全面的优化管理。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