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供给约束；投入产出
一、 引言
2012年，经合组织首次了《OECD互联网经济展望》，将互联网经济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维系的经济活动或纯粹依靠互联网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OECD，2012），并提出了衡量互联网经济规模的三种方法。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战略，从基础设施、人才培养、鼓励创新、促进竞争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我国政府对互联网经济也高度重视，2015年国务院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要求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相对而言，我国互联网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很快，与主要经济体相比，国内互联网经济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如何，对各行业促进作用有何不同？显然，准确回答以上问题，对科学把握我国互联网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互联网经济规模的测算
关于互联网经济规模的测算，目前仍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话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难点。在理论上，“互联网”和“互联网经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概念，“互联网”可以定义为物理网络与提供数据连通性的架构，而“互联网经济”是用来定义互联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支撑经济转变的一个词语。“互联网经济”作为替代信息经济、信息产业而全新提出的概念，可能包括由互联网提供连通性所带来的全部用途和利益，涵义要更加宽泛，内涵和机理也尚未形成学术共识。在实践中，考虑到互联网的通用性、转换性的特点以及其深远的经济影响力，互联网活动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存在相互渗透，在现行统计标准下，其边界无法做到清晰界定，这都导致了互联网经济的实际规模难以精确衡量。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不同机构还是尝试提出了各种方法，包括直接、间接、建模三种估算方法。从已有文献来看，直接法具有简单易行的优点，应用最为广泛，它利用现有增加值、就业、产值等官方数据，对经济体系中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行业数据进行汇总加工，并作为GDP的一部分来表示互联网经济的宏观影响力。例如《OECD信息社会评测指南》在ISIC国际产业分类标准下，通过衡量ICT行业的增加值来代表互联网经济的规模（OECD，2012）。汉密尔顿咨询公司（2009）则基于与互联网有关的工作岗位数量来估算美国互联网经济规模。波士顿咨询集团相关研究发现，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活动约占英国GDP的7.2%（BCG，2010）。德勤会计事务所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类似研究，得到的估算值为3.4%（Deloitte，2010）。麦肯锡（2011）对八国集团和金砖四国的研究也到了类似的结论，互联网经济的平均规模相当于GDP的3.4%。
OECD直接法在测算互联网经济规模时，涉及到相关行业合并，需要大量结构化信息。而投入产出表，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核算账户，它根据ISIC产业分类进行部门划分，包含了丰富结构化数据，在测算互联网经济规模和考察互联网经济对各行业影响上具有独特优势。我们利用OECD于2016年1月最新的2011年投入产出表，对全球十大经济体的互联网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具体做法是根据ISIC产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中的Computer， Electronic and optical equipment（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电信业），Computer and related activities（计算机相关服务）三个产业合并为互联网部门，测算其在全部产值和增加值中的比重，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从产值来看，我国互联网经济占本国总产出的比重达到6.35%，在十大经济体名列第二，远高于印度的4.25%和巴西的4.8%，略高于美国的6.14%和英国的6.07%，仅次于日本的7.59%，说明我国互联网部门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庞大的生产规模，在全球生产供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从增加值来看，我国互联网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仅为4.59%，在十大经济体中仅排名倒数第四，不但远低于美、日、英等互联网强国，略低于德、法等欧洲传统发达国家，甚至不及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进一步从产值和增加值的对比来看，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的增加值比重高于产值比重，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巴西的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相当，只有我国的增加值比重远低于产值比重。一般来说，增加值是一个经济体新创造价值，相比产值能更准确反映实际经济效益和质量。增加值比重不高，我们认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国互联网经济大而不强，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多项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然掌握在主要发达国家手中，国内承接的更多是后期组装、服务外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从产业链条上看，存在增加值漏出效应；第二，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仍占有很大比重。制造业产业链较长，增加值率普遍低于服务业。在我国互联网经济中，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等制造业部门占据较高份额，相应就拉低了互联网部门的总体增加值率。
三、 互联网部门对各行业的促进
在比较了主要国家互联网经济的大体规模后，我们同样关注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差别，为此需要引入Ghosh供给约束模型进行相应的实证测算。
1. Ghosh供给约束模型的引入。Ghosh供给约束模型最早由戴维斯和萨尔金（1984）创立，他们在传统Ghosh模型的基础上，保留了直接分配系数的概念，并把整个产业分为有约束产业 和无约束产业 两部分，假设当受约束产业 增加供给时，将推动无约束产业 的总产品。Ghosh供给约束模型最适合模拟经济体中某些供给不足的能源、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对各产业的影响。Kerschner和Hubacek（2009）曾将Ghosh供给约束模型用于分析石油短缺对经济的冲击。OECD国家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目前都认为互联网与电力、供水和交通网络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供给约束模型，把整个经济区分为互联网部门和其他部门，当互联网部门产出增加时，会推动其他部门产出的扩大。
表1是供给约束模型的简化形式，现在令产品的直接分配系数为rij=xij/Xi，直接分配矩阵为R，从而把表1表示为分块矩阵的列模型：
Rrr和Rrr为互联网部门r作为供给向部门r和s提供的中间投入量，Rsr和Rss为其他部门s作为供给向部门r和s提供的中间投入量。模型求解，得到：
2. 实证分析。我们选取OECD公布的全球十大经济体34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部门合并和矩阵分块后建立Ghosh供给约束模型，依据公式（3）实证测算互联网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推动效应。
（1）发达国家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推动力呈上升趋势。总体来看，2000年～2011年，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G7）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力均呈现上升趋势。例如2000年，美国互联网部门每增加1单位产出，将推动其他部门0.588单位的产出，到2011年时每增加1单位互联网部门产出，推动其他部门产出提高到0.672单位。相应的，2000年～2011年日本其他部门受互联网部门的推动力从0.437提高到0.473，德国从0.468提高到0.501，英国从0.712提高到0.724，法国从0.599提高到0.682，意大利从0.793提高到0.850，加拿大从0.520提高到0.548，七个发达国家同时出现了上升。尽管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一度冲击了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导致英国、德国在2005年的推动力出现下降，但到了2011年发达国家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力已经回升并超过2000年水平。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中国表现出了与英国、德国类似的趋势，推动力先降后升，只有印度较为特殊，推动力呈现逐渐下滑趋势。
（2）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力集中在商务服务、金融、批发零售三大生产业。我们将互联网部门对各行业的推动力从大到小依次排序，并选取2011年各国受推动力最大的五个行业进行统计归纳，发现了一些较为普遍的规律。其中，商务服务、金融、批发零售是受互联网影响最为显著的3个行业，它们受到的推动力在9个国家中均排名前5。此外，公共管理、建筑业、交通运输也是受互联网推动较为典型的行业，例如有6个国家公共管理受到的推动力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前5。总体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部门的推动效应集中在第三产业，互联网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要高于制造业，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互联网加的发展现状，也揭示了未来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3）我国互联网部门对行业的推动力存在独特性。与发达国家和10大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互联网部门对各行业的推动力主要存在三点独特性。第一，国内先进制造业受到的互联网推动力要远高于发达国家。例如国内设备制造、电气制造、汽车制造受到的推动力为0.042、0.038、0.029，明显高于0.020、0.014、0.020的十国平均值。说明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非常重视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动，颁布了两化融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意识发挥互联网产业的技术支撑和创新溢出效应，来强化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第二，国内生产业受到的互联网推动力要远低于发达国家。例如我国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受到的推动力为0.030、0.014、0.022，明显低于0.071、0.031、0.066的十国平均值。生产业滞后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短板，通过引入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模式，提升改造生产业的效率和质量，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第三，国内公共管理受到的互联网推动力不足，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目前美国、日本等国正在大力推广电子政务，运用互联网技术强化跨部门审批的协同性，努力向全社会提供实时的公共服务，并将部分政府数据由公众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互联网+政务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四、 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从产值和增加值两方面测评了全球十大经济体互联网经济的规模。发现从产值份额看，我国互联网经济在十大经济体名列第二，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庞大的生产规模，在全球生产供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从增加值份额看，我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文章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Ghosh供给约束模型，实证测算了各国互联网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推动效应。发现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互联网部门对实体经济总的推动力呈上升趋势，推动力集中在商务服务、金融、批发零售三大生产业，此外公共管理、建筑业、交通运输也是受互联网推动较为典型的行业。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走在世界前列，但互联网与生产服务业、公共管理、卫生等部门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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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ighton J， Quelch J.Economic value of the advertising-supported internet ecosystem[J]. IAB Report，2009.
[3] Kalapesi C， Willersdorf S， Zwillenberg P. The Connected Kingdom： How the Internet is Transforming the UK Econom y[J].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10.
[4] Manyika J， Hazan E， Bughin J， et al.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M].McKinsey & Company， 2011.
[5] Economics D A.The Connected Continent： How the internet is transforming the Australian economy[J].Report prepared for Google Australia，2011.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 经济增长 VAR模型
引言
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根据测算， 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3479亿元，比2010年增长21.96%。江苏省也加快了由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文化强省建设步伐，到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多。但是江苏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江苏省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够，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效率较低，文化产业领军人才缺乏，这些问题制约了江苏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文献回顾
文化产业是一个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大，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的产业， 它能够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产生综合的联动效应（王乾厚，2008）。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
英国文化学派认为文化产品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文化是可以产业化的生产力，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文化生产力来实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途径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报酬递增来实现。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研究发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产业发生质的变化，文化产业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Wynne（1992）研究了英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相关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关系发现， 文化产业迅速增长不仅是英国的大城市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 而且还是英格兰中北部一些旧的工业城镇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Gnad（2000）的研究也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德国Ruhr-Gebiet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Graham、Ashworth和Tunridge（2000）认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升级与重塑地区文化资源，提升各处文化资源的历史和艺术的吸引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参观者；还可以提升地区形象，吸引高层次的投资者和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如Beyers利用OECD国家1980-1996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文化产业发展是OECD国家在统计区间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Dominic Power使用1970-1999年的时间数列数据， 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瑞典的就业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三个层面是深入分析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如Kibbe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具有外部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远大于对GDP的贡献率。Allen采用2001年美国48个州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投资模式，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张斌（2009）引用多个国家统计数据认为，要使得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还需代以时日。王林和顾江（2009）根据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1992-2006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即使在当前准入门槛较高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资金流入规模等因素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增长效应。边璐、张璞和张江朋（2013）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速对于文艺娱乐科研业、其他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没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后两者对于人均GDP增速则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成学真、李玉（2013）以1994-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罗默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现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相反，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通过财政的支持来促进。陆立新（2009）采用1990-2006 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定量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郑仕华（2012）基于2007年的浙江省投入产出表的资料数据结果表明：浙江省文化产业具有很好的关联和波及效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浙江省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国民经济发展对其拉动作用，文化产业应采取主动的发展模式。陈石清、李健健和龚芳（2010）利用湖南省1991-2008年文化产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认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文化产业总产出没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分别用GCI、CIIV、PCI三个指标来度量。GCI为文化产业规模化指标，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与名义GDP之比，反映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文化产业所在GDP比重越大，则规模越大。CIIV为文化产业集约化指标，用文化部门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总增加值比重，该指标反映文化产业结构水平，文化产业结构越优化，集约化程度越高。PCI为文化产业专业化指标，其值等于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该指标反映了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行效率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指标用传统的实际GDP来度量。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GDP来自《江苏统计年鉴》，选取时间段为1996-2009年。本文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12.0，各个变量说明如下：GDP=实际GDP，以1996年为基期，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处理；GCI=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与名义GDP之比，CIIV=文化部门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总增加值比重；PCI=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
计量方法
本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对称地对待每一个变量。VAR模型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涉及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还是采用变量的水平值形式。由于样本数据较小，根据Toda和Phillips（1993）的建议，本文采用一阶差分形式而不采用水平形式，如表1所示。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容易产生的伪回归，还能使得趋势线性化，并且可以消除异方差以及反映两者之间的弹性值。在时间序列的分析，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和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滞后阶数（见表2），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
从表2通过ADF检验可以看出，所有指标在一阶差分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证明其序列平稳。所以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过程具备协整的必要条件。本文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来检验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时，首先采用VAR模型中的AIC准则、SC标准以及更为严格的对数似然比检验等标准综合考虑VAR模型中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为2，由于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阶数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减去1，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表3给出Johansen检验的结果。
协整分析结果表明，零假设r=3时，迹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因此拒绝该假设，LNGDP、LNGCI、LNCIIC、LNPCI至少存在协整关系，即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长期来看，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每变动1%，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0.71%；效率的提高每变动1%，经济发展同方向变动1.1.9%，而且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促进作用最大。但是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每变动1%，经济发展反方向变动1.35%，长期对经济发展的反向减缓作用。由于R2= 0. 7616， 说明这一模型拟合度较高。对协整方程进行平稳的检验，伴随矩阵特征值落在圆圈之内，表明协整方程是平稳的。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时，VAR模型必须含有误差修正项。同时为了避免数据样本较小而造成的结果的不稳定，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VAR模型中的I（1）序列取一阶差分形式。
表4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LNGDP是LNGCI、LNCIIV、LNPCI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26，0.001，0.70）。因此，就江苏而言，是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但是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ga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447，0.723，0.678），这就说明，在目前阶段，江苏省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结构的优化。
本文利用江苏省1996-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微弱的，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对一些国家而言，很可能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出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政策的地区而言，很有可能是经济增长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结论及不足
第一，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清楚地表明，从短期来看，存在着文化产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这与成学真和李玉（2013）结论一致。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文化产业规模有限。文化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在1998年才在文化部下组建文化产业司，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才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有限，2009江苏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仅为3.5%。二是在文化产业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分工专业化程度不高，文化产业结构也相对来说简单，文化产业结构反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水平，所以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三是文化产业规模有限，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必然使得文化产业效率较低，从而使得对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第二，由协整分析可知，长期来看，我国文化产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即长期内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文化产业规模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35，即文化产业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35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结构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71，即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7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效率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1.19，即文化产业运行效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9个百分点；即从长期来看，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文化产业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与预期不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原来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不分，大多数是非赢利性的文化产业，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的文化事业。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地方性民间艺术、高雅艺术、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等这些部门只是消耗经济资源，却难以带来经济效益，它们注重的是产品的文化属性。从这种角度看，非赢利性的文化产业近似于一种公益性的基础设施， 是为社会的和谐运行服务的。虽然非赢利性文化产业也会带来某些收入， 如门票收入或其他服务性收入，但并不刻意追求赢利，所以其规模越大，投入越多，反而分散了政府对其他能产生经济推动作用产业的投入，使得经济增长的推动为负作用。二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是政府主导型产业，大量文化资源掌握在国企文化单位，被国有企业垄断，文化产业规模扩大，表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越高，反而对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中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方程的判决系数为0.7616，这表明，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可以用本模型中四个变量的短期波动以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解释76.16%，但还存在大量的其它因素（如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些因素没有被引入模型。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样本容量与各变量有着明确限制，而我国文化产业历史资料较为欠缺，统计数上数据缺乏，只能取得1996-2009年的数据，进而限制了研究的精确性。
对策及建议
（一）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产业运行效率
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文化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低下，需要消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建立现代管理体制，文化企业需要以盈利作为根本目的，而清晰的产权、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激发企业积极性，更加主动地进行文化作品创造，企业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各类市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能够获得更多资金，让企业实现跨越性发展。
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要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融入社会资金，一方面可以引进社会竞争机制，让文化企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生产效率，生产面向市场、大众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文化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应该提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质量。要运用艺术和经济手段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高素质的文化经营管理和文化艺术创作人才，同时通过美育教育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和文化市场的消费者。另外，必须变文化产业政府主导型为市场主导型，提高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完善相关的文化产业市场政策和法规，使得文化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提升文化产业价值链，优化文化产业结构
用科技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行业，促使新型内容和传播模式产生，可以带动传统文化行业的升级换代。创意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动力，可以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发挥创意性，开发更多新奇的文化形态和创意品牌，促进产品链与价值链的统一，实现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向商业价值转变，增加核心层文化产业新的生产能力， 攫取产业链上游空间，使得文化产业层次结构和行业结构得到优化和提高。
（三）继续保持经济良性增长，提高文化消费能力
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民文化消费能力，而且消费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的趋势，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新兴的文化消费将促进以提供网络文化和文化休闲等服务的文化产品大规模地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服务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结构的转变而发展演变，文化消费成为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源泉，文化产业通过市场获得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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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立新.文化产业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J].统计观察，2009（20）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第3篇
1.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
1.1知识溢出：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在同一地区、行业内不同组织之间的扩散、传播、转移和获取。隐性知识知识是创新的主导知识。知识溢出是知识的非自愿外溢，却可以促进区域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集群的竞争力，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观。马歇尔认为：知识溢出使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知识溢出源于知识的外部性特征。如果一个企业有了新思想，若能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就成为新的思想源泉。这不但会驱动本企业而且会带动行业、区域和整个产业集群的知识水平的上升。之后，庇古对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作了清楚的阐述。阿罗(1962)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在阿罗的基础上，罗默(1986)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2]。而卢卡斯(1988)设计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3]。由于知识溢出的存在，罗默将知识分为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经济效应”，给个别厂商带来垄断利润；一般知识产生“外在经济效应”，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这样便产生了规模经济[4]。
1.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用来衡量和描述企业的规模，说明企业或产业的规模是否合理。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一般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函数表明，当投入均衡增加时，随着产出的增加可能出现三种情况：规模收益递增、规模收益不变、规模收益递减。严格的规模经济定义：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规模经济表现为：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产出水平上所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范围内，在任意产出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最早研究规模经济的是卡尔?马克思。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他认为，内部规模经济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区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他还用外部规模经济来说明中小企业集群因何而存在。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业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正是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也认为规模经济是中小企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任何一种产业都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规模经济即单个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一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企业集中的规模经济。最后一层次的规模经济正是中小企业集群具有的规模经济。
2.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因此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规模报酬递减的外生增长边界，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从总体上来看，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以技术、信息、经验等为特征的知识资产具有着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双重特性。而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两个公共物品的属性，一是使得某种知识（特别是技术知识）在一个企业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的使用；二是它不仅不会在使用中受到损耗，恰恰相反，在使用中它会得以改进和深化。这与自然资源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越用越少”的特点相反。弗里曼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此，知识是一种具有外溢扩散的自然趋向以及兼容共享的生产性潜能的资本要素。具体而言，知识溢出的规模经济主要源于知识的MAR外部性。Glaeser等将集群这种外部性归为三类（1992）,其中一类为Marshall-Arrow-RomerExternalities(MAR外部性),它是指集群产业所存在的较高产业专业化促进了集群在某个技术领域中不断创新,也就是说集群中主导行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其创新主要来源于该行业,而其他行业发展则较为薄弱,这些行业对集群产业的创新作用影响较小。它关注的是同一产业相同或相似企业之间知识溢出。马歇尔(Marshall，1890)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指出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知识溢出，促进了经济发展。阿罗(Arrow，1962)把这种思想理论化。罗默(Romer，1986)用这种外部性思想构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了具有影响力的论断。MAR外部性理论强调区域垄断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垄断的力量能够使知识生产者拥有创新的独占价值。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就是基于MAR外部性的创新性。知识在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溢出，刺激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生产，企业增加了创新经济租，同时也降低了单位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
3.规模经济对知识溢出的影响
知识溢出和规模经济中的技术学习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知识溢出促进了集群的技术学习，更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可能和强度；同时，规模经济中的企业集聚带来的集群技术又加速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对规模经济中集群竞争力的影响表现在：降低了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知识溢出可以导致正的公共外部效应，使企业个体可以在投入很少资源的情况下获取必要的产业技术信息知识溢出还有助于激活集群内部的缄默性知识，提高企业个体实现外部知识内部化的可能。由于知识溢出机制的存在，使成员企业不但更容易消化、吸收自身和其他成员的知识，而且也更容易使外部知识和自身知识的结合，实现外部知识的内化，提高规模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规模经济使得知识得以更有效率的传播，这不仅是由于它拥有的更先进更准确的信息源，也是因为它所提供的更快捷通畅的传播渠道。规模经济内知识的外溢效应，使得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提高了企业和集聚的知识积累水平和创新水平，增强了竞争优势。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第4篇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理论企业并购
一、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追求规模经济的行为日益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特别是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更是成为主要研究热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多是通过企业并购，通过并购，使企业在优化产业组合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二、规模经济理论综述
规模经济理论最早起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大原因，同时认为分工又受制于生产规模与市场需求量的大小。自亚当?斯密之后，马克思以及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也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规模经济”概念，他利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理论来说明规模效应,。认为报酬递增是由于企业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马歇尔以后，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论述大规模生产的好处。还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张五常、黄有光、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从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内部化优势方面探讨组织管理的规模经济。巴克莱、卡森和拉格费等则沿用科斯等人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内部化引起企业规模经济的原因。哈伯勒(Haberler)进一步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创立的机会成本说为企业并购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见，关于规模经济的理论已经日趋成熟，现在重点已经从理论方面转向了应用方面，当前在规模经济理论的应用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企业并购，美国的企业并购从19世纪下半叶产生至今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企业并购已成为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并购理论，详细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的一条重要途径——企业并购。并通过一个具体实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三、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
对于企业并购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研究证明了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与企业的利润率成正相关关系。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工业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可以比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根本原因在于集中度高的产业中，大企业的生产成本比中小企业低，企业规模扩大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超过了集中度提高价格上涨的效果，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高于平均数。这种成本优势就能增加工业产出的份额和减少单位成本，同时，联合生产经济即范围经济带来的成本减少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本利益来自于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共享研究费用、管理费用、营销费用，从而降低了每一单一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大单位投入的收益。而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将在并购之前没有运营在规模经济水平上的企业整合，使其获得规模经济，这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益。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
经营协同效应的理论基础最早见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兼并来组织企业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经营协同效应可以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来获得。对横向并购而言，经营协同效应的来源代表了规模经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同类资源的合并，使并购双方形成了能力上的重要补充，并购后对各方面能力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会带来在短期内通过企业内部投资所难以得到的收益。对纵向并购而言，将同一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合并在一起，可以获得行业上的规模经济性。企业并购后如果能将并购双方的优势和特长协调与结合起来，并同时消除各自的劣势和不足，这将可以使得企业获得规模经济。
四、企业并购理论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应用
以中国的汽车产业来看,自1953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汽车制造技术和成套装备,建立以年产3万辆卡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厂以来，经过近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汽车工业体系。但是，我国的汽车产业却存在致命的弱点，即企业数目太多,厂家过于分散，生产厂家遍及除和宁夏之外的省区，目前,我国的汽车制造企业厂家数量已超过了日本、美国、欧洲等汽车大国的所有汽车厂家之和，可谓汽车企业数上的“超级大国”，然而我国1998年汽车产量仅为156万辆，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6，丰田汽车公司当年产量的1/3.我国1956年至1998年的43年间累计生产汽车1580万辆,而美国1978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290辆，日本1981年一年的汽车产量就是1118万辆。目前，国外一般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生产规模是年产40万辆到60万辆，而我国汽车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上海大众和天津夏利四家。与我国125个汽车厂一年生产156万辆汽车相对应,美国3个汽车厂生产987万辆；日本7个汽车厂生产1011万辆,德国3个汽车厂生产427万辆；意大利1个汽车厂生产150万辆。由此可知，中国的汽车产业远远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如果通过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汽车企业可以实现迅速的规模扩张，规模的扩张有利于企业有效降低成本，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赢得宝贵的利润空间，而有了利润保证，才能使资本有效循环周转起来，才能进一步支持在研发、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需要的巨额投资，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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