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户兼业；土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1）13－2801-06

Effect of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Level on Land Sustainable Use

LUO Fang

（School of Commerce， Huanggang Normal College， Huanggang 438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As the procedur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speeded up， the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level increased gradually． In the meanwhile， the main－land contradiction was sharpening because of the serious water loss， soil erosion and soil fertility decline． Land sustainable us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hina’s food safety． The econometric too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use patterns， such as land abandon and extensive use， tree crop and perennial crop planting， seasonal crop planting， keeping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anal unobstructed， the rate of applying farmyard manure， and building methane tank， etc．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level of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had dual effects， which was helpful to overcome capital constraint and harmful to increase the motive of investing on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because diversification decreased the dependence of farmers on agriculture．

Key words：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land； sustainable use

1990年2月，印度农业研究会（ICAR）、美国农业部（USDA）和瓦迪欧研究所在共同组织的新德里首次国际土地可持续利用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表述为“尽可能减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破坏并减缓或遏制其退化，维持一个不变或增加的资本贮量，以达到人类生活质量长期改善的目的，即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持和改善土地资源的生产条件和环境基础”［1］。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地关系更为严峻，由于人多地少，多年以来，以占世界7％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20％的粮食，并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相继迎来人口的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人口就业高峰和人口老龄化高峰。然而，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9．60×106 km2的陆地国土中，有1／3的面积（3．56×106 km2）属于水土流失区域，其中，水蚀面积1．65×106 km2，风蚀面积1．91×106 km2，水蚀和风蚀交错区面积为2．6×105 km2［3］。农村土地资源保护是中国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并促使其实现可持续利用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2］。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农业以外多元化经营活动的方式［4］。农户兼业水平是指农户兼业化程度，既可以依据农户投入到非农行业中的劳动力（或时间）占家庭劳动力（或时间）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也可以根据农户所获得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量化。若采取后一种方式，可将农户大体分为4种类型，即纯农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低于10％）、一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10％～50％）、二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50％～90％）和非农业户（非农收入的比例大于90％）。

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一些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王鹏等［5］认为，农户兼业导致的非农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对水土保持进行投资，同时，非农就业也促进了“留守”农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水土保持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学者对此持折衷的态度，如Ervin等［6］和钟太洋等［7］的研究指出，非农业收入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有着双重效应。因此，农户兼业对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也应当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称为兼业效应Ι），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称为兼业效应Ⅱ）。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如于术桐等［3］提出，农业收益相对较低和农民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兼业化水平高的农户种田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食物需求。劳动力过度向非农部门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另外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而水土保持工作正需要大量体力劳动。因此，高度的兼业化使水土保持投入急剧减少。相关分析也表明农户的水土保持投资对非农收入比例与兼业人口比例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谭淑豪等［8］的研究也指出，非农就业可能使农户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致使土地因缺乏管理而退化。

无论已有研究所持观点如何，在研究与讨论的方式和方法上，大都笼统而概括地采用农户是否采取土地可持续利用措施，或是否进行水土保持投资等，这一类提法［3，9］并没有详细叙述在具体的土地经营行为中，哪些是环境友好型的，哪些不是。本文不仅列举出了几种常见的涉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行为，而且还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兼业水平、户主个人特征、耕地面积和土地细碎化程度等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尤其是农户兼业水平对其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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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农户微观数据来自黄冈师范学院学生于2010年9月对湖北省的武汉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荆门市、荆州市、鄂州市、宜昌市、随州市、黄石市、襄樊市、潜江市、天门市、十堰市等地农村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305份，收回有效问卷288份，有效率94．4％。调查采集了户主的个人特征数据，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和风险偏好等；家庭特征数据，包括农户类型、耕地面积、是否饲养牲畜、细碎化指数、旱地所占比例、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土地可持续利用特征数据，包括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木本植物与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是否种植季节性作物、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施用农家肥的比例以及是否建有沼气池等。

1．2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农户兼业水平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非农业户中，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的农户所占比例最高（达43．75％），其次是二兼户（26．32％）和一兼户（22．83％），纯农户（12．96％）最低，可见随着兼业化水平的提高，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现象愈多见。很少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农户比例以一兼户和非农业户较高，分别为72．83％和71．88％，纯农户与二兼户较低，分别为66．67％和65．26％；换言之，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较多的农户依次为二兼户、纯农户、非农业户和一兼户。种植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的农户比例以纯农户为最高（74．07％），接下来依次为一兼户（72．83％）、二兼户（71．58％）和非农业户（62．50％），可见随着兼业化程度的加深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越少，因为季节性作物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畅通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非农业户（84．38％），二兼户（77．89％）和纯农户（77．78％）的比例基本相近，一兼户（73．91％）最低。施用农家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非农业户、一兼户、二兼户和纯农户，可见兼业农户比纯农户的农家肥施用比例更大。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二兼户（20．00％），其次是一兼户（17．39％），非农业户最低（12．50％），可知农户兼业反而使建沼气池的可能性增大。

2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2．1模型选择

根据采集的数据特征以及研究需要，在分析农家肥比重（y5）的影响因素时，采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在分析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y1）、是否种植了季节性作物（y3）、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y4）和是否建了沼气池（y6）等时，采用Logit（二元选择）模型；在分析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y2）时，采用Ordered（排序选择）模型。由于OLS法最常见，其定义省略，下面仅就Logit模型和Ordered模型的定义予以说明。Logit模型的定义为：

Li＝ln（）=β1＋β2xi＋μi （1）

式中：Pi为概率，Pi／（1－Pi）为机会比率，xi为解释变量向量，μi为残差项［10］。

Ordered模型的定义为：

yi＝0， y*≤γ11， γ1＜y*≤γ22， γ2＜y*≤γ3M， γM＜y* （2）

式中：y*为指标变量，y*＝x′iβ＋ε，x′i为解释变量向量，ε为残差项。由于临界值γ1，γ2，…，γM事先不确定，因此，也作为参数与回归系数一起估计［11］。

2．2变量选择

所选择的变量分为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两类，变量名及其描述见表2。

2．2．1因变量这里选择了6个描述农户土地可持续利用行为的因变量，它们分别是：①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y1）。首先必须将土地抛荒与休耕区别开来。休耕是指在一块土地上种一年作物后，一段时间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田间管理，如除草、追肥、灌溉和排水等，以恢复地力。抛荒是指对某一地块不仅不种植作物，而且也不进行田间管理，从而导致了地力衰退。此外，粗放经营也会导致地力衰退。②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y2）。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有利于土壤保持［8］。③是否种了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y3）。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67．71％，他们在收获季节性作物之后，任由土地处于状态，不再给土地培肥或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13．85％，而土地的与荒芜将导致土地的退化与水土流失。④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y4）。疏于农田基本设施的建设将会导致土地退化［8］。⑤施用农家肥比例（y5）。农家肥包括人、畜、家禽等粪便和鱼塘淤泥等，施用农家肥有利于保持地力。⑥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y6）。农户建沼气池不仅可以提供清洁燃料，实现低碳、环保与减排，而且沼渣和沼液均属于无公害的有机肥，其肥效比一般未经密闭发酵的农家肥的肥效高。

2．2．2解释变量共选择了11个解释变量，分别是：①农户类型变量。一兼户（x1）、二兼户（x2）和非农业户（x3）：鉴于前面提到的已有研究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性利用的影响存在肯定、否定和折衷的3种观点，这里只能预期农户类型变量对各个因变量的作用不确定。②户主个人特征变量。户主年龄（x4）：户主年龄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年龄增长有助于户主提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因此导致其土地经营行为向积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较粗放型利用方式的劳动强度大，需要更多的体力支出，但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结果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大小。户主受教育年限（x5）：持续发展是人类的一种理，要求人们有较高水平的认识与自觉性。因此，农户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其土地利用行为的可持续性影响广泛而又深刻。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致使农户在土地利用及其经营决策过程中缺乏高层次的理性思维，土地利用行为方式远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12］。因此，预期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有利。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若户主厌恶风险，则不敢对土地利用恣意妄为，必定更加珍惜耕地。因此，风险厌恶指数越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越不利。③家庭特征变量：耕地面积（x7）：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可能采用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粗放经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不利。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土地细碎化是指单个农户的承包地并非连接成一片，往往被分散在几处，通常用土地细碎化程度指数（SI）来表征，其计算公式为：SI＝1－α2i / （αi）2，其中，n为农户拥有地块的数量，αi为地块i的面积。SI（0≤SI＜1）的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13］。若土地细碎化程度相对较高，土地保护的收益易于外溢从而削弱了农户进行水土保持的可能性［8］。同时，土地细碎化给农田管理带来不便，增加了农业劳动时间，农户不愿在零碎的土地上进行过多的水土保持投入［3］。因此，土地细碎化指数越高，越不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饲养牲畜（x9）：牲畜不仅可以提供有机肥，而且可以帮助农户减轻农业生产与进行水土保持的劳动强度，因此，饲养牲畜的作用是积极的。最后2个变量，旱地所占比例（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仅是y4（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的解释变量，预期它们都对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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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模型估计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进行，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误见表2，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当模型y1～y6分别对解释变量x1～x9回归时，根据LR统计值及其伴随概率Pr（LR值）或F统计值及其Pr（F值）可知，除了模型y4的LR值＝10．486，Pr（LR值）＝0．312 6，说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效果不佳外，其余5个模型的都在1％或5％水平上显著，即模型的整体效果尚佳。因此，考虑对模型y4增设变量，通过几次尝试，最终发现加入变量旱地比重（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后，该模型在5％水平上显著。

模型y5采用的OLS法，对参数而言是线性的，因此，估计系数可代表边际效应。模型y2采用的Ordered回归，其因变量是离散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也不代表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但笔者尚未查阅到Ordered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

模型y1、y3、y4和y6采用的Logit回归，其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不能表示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Logit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由于Logit模型的分布函数F（x）＝ex／（1＋ex）［11］，而f（x）＝dF／dx［14］，因此，经过求导得到：f（x）＝ex／（1＋ex）2。令x＝x′，对于Logit模型而言，x和可由回归得出，于是，经过简单的计算即可得到模型y1、y3、y4和y6的f（x′）；再根据公式f（x′）・计算出相应的边际效应即斜率［14］，结果见表3。

3．1土地的抛荒与粗放利用

在模型y1中，非农业户（x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一兼户（x1）和二兼户（x2）不显著，根据斜率可知，二兼户兼业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12．24％，非农业户兼业化水平提高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23．32％，斜率由求导得到，因此，它不表示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虚拟变量x2或x3由0变为1时函数值的变化［14］。耕地面积（x7）在5％水平上显著，耕地面积增加1 hm2，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反而下降12．72％；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可以解释为由于湖北省的户均耕地面积较小，平均仅为0．435 hm2，还未实现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增加耕地面积，有助于发挥规模效益，从而降低了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饲养牲畜（x9）在5％的水平上显著，饲养牲畜增加1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平均下降11．90％；结果与预期相符，证明了饲养牲畜确实有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3．2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y2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1％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随着风险厌恶指数的升高，即更不怕冒险，户主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概率上升，这一结论与预期不符，可见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生产周期长，不会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于是风险偏好者种植的可能性更大。

3．3季节性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y3中，耕地面积（x7）在5％的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 hm2，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下降1．98％，说明耕地面积增加，季节性作物的种植概率下降，即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概率上升，与4．1中的原因相同，是规模效益使然，即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规模效益有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在1％的水平上显著，细碎化指数增加1个单位，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提高6．23％，可知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季节性作物种植概率越高，即水土保持行为的概率降低，这是由于土地细碎化导致经营管理成本上升以及外部性溢出效应的缘故，与预期一致。

3．4排涝和灌溉沟渠的畅通

在模型y4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5％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1个单位（即户主越偏好风险），保持排涝和灌溉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提高12．34％，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x7）在5％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 hm2，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下降38．02％；说明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保持沟渠畅通的可能性下降，因为面积增加与保持沟渠畅通存在对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竞争关系，与预期相符。旱地所占比例（x10）和粮食作物的面积（x11）都在5％水平上显著，即旱地比重增加1％，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0．32％，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加1 hm2，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61．34％，与预期一致。

3．5农家肥的比重

在模型y5中，非农业户（x3）在5％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其原因在表1的注释中有说明。土地细碎化指数（x8）在1％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可知土地越细碎，农家肥所占比重越少，与预期相符，理由同前。

3．6建沼气池

在模型y6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x6）在1％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1个单位（越偏好风险），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27．97％，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x7）在1％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1 hm2，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30．17％。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提升，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概率增加，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不利影响。同时，农户兼业对建沼气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利影响。此外，农户兼业对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季节性作物的种植、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以及农家肥的施用等均无明显影响。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Ervin等［6］的农户兼业对水土保持的双重效应的观点较为接近，即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针对上述结论，建议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治理水土流失队伍的道路，成立村级水土保持互助合作组织，把零散的家庭投入转变成专业化的集中治理；这种“合作组织＋农户”的方式［15］，一方面能提高水土保持效果，解决技术指导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使得兼业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

2）积极引导农村企业集团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农业，从而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为区域水土保持投资积累资金［9］，将市场机制引入水土保持治理，探索企业化水土保持运作机制［7］。

3）在农户具有水土保持投入意愿的条件下，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水土保持行为，技术的推广与指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有关环境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采取“政府＋科研＋公司”联合的模式，建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研究项目，加强环境宣传与教育，加强技术示范和科技服务，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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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素；创新路径；浙江省

浙江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农业水平稳步提升。各种农业示范建设基地的落成，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机械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使浙江省农产品经济水平持续增长。但在提升农业经济的过程中，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经济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并且在浙江省实施“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计划后，促使现存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革创新，以跟愈演愈烈的农业经济市场相适应。

1浙江省实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曾提出，21世纪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可持续农业。具体而言，可持续农业是保护自然环境、粮食供应充分和农业市场公平公正的有机结合，它最本质的要求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协调，并且这种协调是建立在可持续性、共同性以及公平性的原则之上。可持续农业是一种环境与农业良性循环的发展方式。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极易造成使用水平大于资源承受水平的情况，如果不改变现状，平衡农业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会造成农业资源过度利用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严重不良后果。就浙江省农业现状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在总体上改良基层农产品市场的结构，运用高水平技术建立更加合理的生产营销体系，从而减少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现象。

2制约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2．1农业原始资源不足

浙江省人口众多，目前已达到5500万。人口数量非常巨大，而土地面积却只有10．55万km2，占全国的1．10％。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对食品、供能、居住地等生活必备条件的需求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在快速发展城镇工业化的同时，却没有做好相应原始农业资源的保护措施，致使许多农田出现荒芜化现象。农业原始资源被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给浙江省发展可持续农业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原本一些能给农业经济带来效益的成果也将被相应抵消。

2．2浙江省政府在农业上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先进

尽管浙江省政府近年来在农业发展上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但是这部分支出占财政部门总支出的比例却仍然较低，这就意味着省政府在农业发展趋势上所投入的财力物力还远远不足。具体来说，浙江省农业高水平技术的应用落后于其他农业大省。另外，推广机制不健全，更新维护速度较慢，农业科研人才储备不足，研发资金供给不到位，这些都是导致浙江省农业经济无法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除此之外，数量众多的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文化水平和科学种植思想仍旧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农村人口的学历普遍为初、高中，有些落后地区的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小学，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农民不能很好地接纳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从而影响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种植能力。

2．3浙江省农业市场的体系不成熟、机制不完善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产品也改变了以往自产自销的模式，转变为规模化生产销售。面对规模化农产品产量急剧上升的情况，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培育与管理机制，势必会影响产品的对外销售，从而导致现有农产品的区域流通性和结构完整性出现过剩，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很难进行下去。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浙江省部分地区的农产品市场培育体系已经基本完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发挥区域辐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农业基地面临着生产销售体系不成熟、缺乏合理稳定的贸易渠道的局面。以上不良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农产品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无法正常发挥对产业的干预能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农业经济市场不能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3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促进农业市场体系完善

为使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带动农业周边产业，例如林业、牧业及渔业等产业的发展，大力健全农业市场经济体系，努力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质量。此外，省政府应当全力支持各县市区建立更多的综合性农产品交易中心，完善农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一条龙流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保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3．2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

逐步改变之前运用的土地漫灌方式，使用新型的灌溉技术，并加强在农村城镇等农田多的地区进行推广。对于农作物病虫害以及农田杂草问题，改变以往施加农药的做法，转变为运用生态科学技术，例如使用“生物天敌”防治措施。出台相关政策，改善农村人口增长过快的现有局面，从而最大程度地减缓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

3．3推动建立农业保护区

作为自我保护能力较弱的产业体系，农业需要人为的保护，而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农业的核心基础———农田，也是一种人工的生态系统，它的维护同样需要人来干预。所以推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保护区是至关重要的。借鉴西方农业发达国家的做法，我们需要建立保护区和示范区来规避市场竞争和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潜在风险。从此处可以看出，推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包括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产品储备准则和农业风险评估系统等，是极其有必要的。与此同时，必须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省农业厅需要联合科技部门进行及时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与风险预测，并准确地传达给农业工作者。这些都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措施和根本保证。

4结语

随着浙江省农业经济越来越发达，一系列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随之产生。浙江省政府和相关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视程度，积极探寻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方法，增加对其投入的财力物力，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农产品种植和销售的高水平标准，从而使浙江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健康稳定。

作者:刘克勰 陈晓菊 单位:宁波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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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户经济行为政策导向

abstract:our country implemen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key point and the difficulty in the countryside.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affect the countryside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a result fundamental factor.this article to the fujian ningde,hunan hengdong,the jiangxi shangrao and the tianjin suburb four place countrysides enters the residence interview in the foundation,uses the first material concrete study current peasant household?s economic activities to start and to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e countryside the influence.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ndicate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dvanced the countrys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ertain aspects the implementation to have the positive influence,the peasant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the life enhances direct or is indirectly beneficial in the countrysid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peasant household pursues the economic interest maximization the behavior to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e countryside to form the latent disadvantageous restriction.the government must enlarge to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ic activities guidance dynamics,to impel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to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diligentl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reforming.

keywords:countrys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ic activities policy guidance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中国发展大局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样这也适应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动与推进。我国要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整个社会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的步伐，难点和重点显然都是在农村。在当前全社会都高度重视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真正有效地启动和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需要重点加强对农户的经济行为的引导，努力为我国农村地区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微观的基础。

1.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近代社会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两个现实的背景：一是对工业发展引起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忧虑，二是对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比如，流传甚广的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曾引起了人们对工业化进程中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减少的高度关注。而在此之前由美国女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1962)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则生动地描述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化肥农药而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可怕景象，警告人类“可能失去明媚的春天”。虽然前一个问题在当今工业为主的社会所引起的关注程度比较高，但后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

关于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对可持续农业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近年来为各方面较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概念，是从生态、经济、和社会等三个方面来考虑农业的长期发展。简单地讲，可持续发展农业需要把三个目标内在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对生态环境友好，对经济发展有利，对社会生活有益（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s economically profitable,environmentally sound,and socially viable for the long term）。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登博斯宣言》中把可持续农业正式定义为“在合理利用和维护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实行农村体制的改革和技术的革新，以生产足够的食物与纤维，来满足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展。”

如何有效地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个难点问题。与城市比较，在农村地区启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障碍更多一些。比如，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空间上相对分散，政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需要的组织成本就明显上升。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在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较多，时间较长，对相关政策的讨论分析也比较多。以欧洲共同体国家为例，对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保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保障食品安全和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等问题密切地联系，通常是某个具体的问题比如食品的卫生与安全问题，会特别地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增加投入，进而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力图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以欧洲国家为例，近年先后提出和实施过的政策思路概括起来(terry marsden,jo banks,henk renting and jan douwe van der ploeg,2001)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农业工业化思路。着重以采用现代技术和实行规模经济来促进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面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竞争压力的加大，欧洲一些国家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办法，以工业化的路径来力求降低农产品的成本，维持农村的发展活力。所谓的农业工业化，主要是试图减少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程度，比如以产业化方法来改良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以密集资本投入替代土地要素等。二是食品安全卫生监管思路。通过建立起从生产到销售的食品供应链，政府进行全过程的安全卫生管制，以此引导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一方面，政府颁布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对农产品的生产源头进行直接监管。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规模化生产和销售组织，以更好地达到食品的安全卫生标准。三是农业生态化思路。强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需要重视农村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相互配合。虽然生态环境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一定程度上也应当视为是“可以建设的”。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不仅需要政府的干预，更需要充分当地社区的主动作用，比如对农民进行知识培训等。

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讨论，多数是集中在宏观层次上，即强调在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和系统行动，而从微观层次上进行的分析比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的特征有关。可持续发展本身更多地是一个宏观层次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等从经济学上分析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然而，要真正有效的启动实施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单纯有宏观层次的思考与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这是至今各国在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效仍然较少的一个原因。努力构建能承载和支撑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就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农户是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运行最底层和最基本的单位。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权利诉求都体现在农户这个基本的层次上，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农户是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与城市社会相比较，农户作为一种天然的基本组织单位在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功能，要大大超过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力。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完整性更表现得相当突出。因此，农户的状态与决策客观上是决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基层农户的状况能集中反映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基层农户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应当也必须要集中到对农户行为的关注上来。

农户的具体行为方式是多维度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但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影响其他方面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一方面，农户在生产经营和日常消费方面的两位一体性质，导致现阶段上我国农村地区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其各种行为中最主要的考虑，比如，目前农户日常生活决策最主要的目标是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影响其他行为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比如农村人口的流动，对农村教育文化的需求等，都直接地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带来的问题，那么，在我国农村地区启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农户的经济行为方式显然就是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为了准确地了解把握现阶段上我国农户经济行为特征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可能影响，笔者采用实际入户问卷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力求有效地刻画当前特定历史时期农户经济行为模式给农村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影响。2008年5月~10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在福建宁德、湖南衡东、江西上饶和天津郊区四地，选择了当地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集中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87份。问卷访谈的内容涉及到农户的生活水平、生产方式、生态环境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等四个方面。通过对第一手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我们对农户经济行为直接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整体上可为预定的假设提供有效的支撑。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从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出发，具体分析当前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积极意义。第三部分根据农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前提条件，讨论农户某些经济行为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潜在不利影响。第四部分提出积极引导我国农户经济行为，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政策思路。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2.农户收入增长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

从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也应当放到经济发展的这个背景中来考虑。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都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方面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不仅与国内城市地区相比较明显地低得多，也与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要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民能从中得到实际利益，这样农民才会接受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在我国农村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这些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来创造。比如，改变农民的观念需要有一定物质基础，改善生态环境需要有一定的物力和财力投入等。经济发展是农村地区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在许多方面对启动和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的影响。土地承包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的上升，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等，都对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客观上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路径有：一是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直接地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二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等，有利于农村更好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现阶段上农村经济发展与实施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的同步性还是相当明显的。从微观层次上来分析，农村经济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上，而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日常行为发生了一系列较大的变化，进而对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等产生一些重要的有利影响。

2.1农户生活能源使用方式发生变化，直接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烧是日常生活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件大事。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显著的改变是农户生活能源使用方式的更新，千百年来农村传统的炊烟缭绕的景象已经不再多见了。调查发现，四地农村现在相当部分家庭烧饭等已经改用煤、液化气等新型的能源。当然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全部使用新型的能源，完全不再烧柴。另一种情况是部分使用煤和液化气等然，部分地保留着烧柴。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就越是更多地使用煤和液化气等能源。新型生活能源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户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方便，也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带来明显的积极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直接变化是大大促进了自然植被的恢复和保护。以湖南衡东为例，改革开放前农户过日子主要是靠上山砍柴来烧火，由此而导致到处是荒山秃岭。现在农户使用的生活能源改变了，随处都能看到山岭上满目青翠，生态环境与以前相比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2.2农户居住条件呈现较大范围的改进，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具有积极影响。盖房子至今仍然是农民生活中的最大追求，这不仅是出于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调查发现，近年经济发展带来农村住房条件有很大的改进，而农户改善居住条件在某些方面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有利的。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农民近年盖新房子时一般都对传统的厕所和厨房等改造，对饮水条件进行改造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农村卫生环境的进步。比如，近年来农户逐步开始注意到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尽管目前大都还只是进行一些初步的处理。另一方面，居住条件的改善也使得农户比以前更多地关注周边的生态环境，比如对房前屋后的植树绿化等有更多的投入。

2.3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创新，有利于促使农民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专业化生产是近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兴形式。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专业化生产农户对土壤、水源、环境、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要求更高，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也正是因为如此，专业生产农户更加关心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更高的环境保护意识，且更有意愿甚至会自觉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比如，福建宁德鸡公山村大都专业养殖鲍鱼。鲍鱼养殖对水质，气候条件要求很高，当地村民很重视对水源环境的保护，也很好地保护着本村山地的生态绿化。天津第六埠村专业种植有机蔬菜，对土壤，雨水，气温要求较为严格。为了达到无公害种植方式的要求，提高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户主动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农药的使用，减少化肥的使用量，这些对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4农户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使农民更多地接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国农村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的意识、农村其他方面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启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实上存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调查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接受程度较高。访问地区的资料表明，农户人均收入6000元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达到和超过这个收入水平的农户组，对生态环境问题较为关注，对保护生态环境也比较主动。其中近80%的农户愿意接受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有64%的农户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愿意承担略微减少家庭收入的代价，而人均收入水平低于6000元的农户组，在上述两个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意愿则明显较低。

2.5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快的转型中，总体上对生态环境存在有利的影响。调查中发现，目前多数农户已经不再是单一依靠种田的农业收入维持生计，因而有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且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有上升趋势。受访农户中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占到79.5%，而在当地仍然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比例更高达97.2%。现实生活中，农业人口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到了城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人口流动也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带回经济收入，也往往加快农户对新生事务的接受程度，包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了解。以江西上饶农村地区的调查为例，打工比例较高的村子，对可持续发展概念有所了解并赞同在土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比例就比较高一些，两者之间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农户追求收入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协调

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情况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农民追求短期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动机相当强烈，因此而带来的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利影响值得认真关注。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差距大，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明显偏低，农民迫切要求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随着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出规模的加大、交通和通信基础事业的发展、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带来了信息交流的扩大和加快，农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不满意变得更加清晰和更加强烈。同时，农村内部农户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别近年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往往是在同一个村庄内，农户之间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呈现逐步拉大的趋势，给人以特别强烈的刺激，因而大大加重了农民短期内实现收入最大化的冲动。这些客观上都在加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

尽管农户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追求从经济意义上看是合理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现阶段的现实环境中，短期收益的最大化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存在着相当不利的影响，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潜在的深层次冲突。概括地讲，农户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可能带来两种明显的不利影响：一是扩大农户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直接加重生态环境的压力。比如，由于目前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农户增加收入一般就需要增加产量，而增加产量往往就会增大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量，后者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则具有很强的累积效应。二是对实施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定的排斥效应。农户越是着眼于短期内扩大经济收入，就越是难以接受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体地来分析，农户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对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阻碍主要表现在：

3.1尽力提高农田产量导致农药、化肥的使用持续增加，对保护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明显。为了短期内尽量提高农田产量来增加收入，多数农户都采取增加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措施，并在短期内看到效益。但许多农户反映，近年农药和化肥的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又促使农户进一步增加农药与化肥的投入量。从各地的情况看，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是在增加收入方面有着迫切的要求，从而近年来也倾向于更多地增加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量。比如，近年在盖房或装修上投资越少的农户，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增加的比例就越高。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通过打工等途径获得的收入较少，往往只有靠提高种田产量增强家庭收入，从而导致更多地使用化肥与农药，由此而会带来更多的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相当不利的。

3.2生活方式变化造成垃圾的处理越来越困难，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令人忧虑。农户在消费方面努力向城镇居民看齐，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对生活垃圾的处理较难解决，造成对环境的污染日益加重。传统上农户的生活垃圾通过堆肥等方式都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现在农户生活垃圾的结构也出现了城镇化的趋势，即不易自然分解的工业品垃圾逐步增加，对环境的破坏往往是长期性的。比如，废弃的塑料、电池等在我们访问的农村随处可见，一阵风吹过之后，不同颜色的塑料挂在房前屋后的树枝上，电杆上，清理起来很不容易。目前农村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处理的比例仍然很低，即使是有集中处理的地方，设施也相当简单，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3.3对在本地兴办企业和经商等态度非常积极，由此而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明显增大。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在现有条件下农民更倾向于通过兴办企业或开展经商来实现较快地增加收入的目的。在我们访问的四地农村中，90%以上的农户都主张在本村把乡镇企业办起来，希望政府能在这方面提供支持。部分村庄已经开始投资办厂，不少农户已经开始投入资金经商等。然而，由于基础非常薄弱，资金和管理能力先天不足，普遍缺乏污染控制的硬件设施等因素，一个企业办起来就增加一个污染源。乡镇企业往往是把废水、废气、废渣等直接排放出来，地方政府难以监管和治理，由此而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程度随时间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3.4家庭主要人口大规模流向城镇地区，对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不利影响逐步显现。短期内增加家庭收入的最有效途径是外出打工，这导致一般农户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都出去赚现钱，农活场所很少有青壮年劳力的身影。在四地农村的调查过程中，常见的现象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家中，有些家庭甚至只留下老人。农村人口的集中外流速度过快，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正常的，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比如部分村庄出现了田地抛荒。由于农村主要人口的过度外流，使得农村地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缺乏必要的人气和相应的投入。一旦农村社会失去了活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也就失去了价值。

4.引导农户经济行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当前是有效地启动和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适当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已经确定，工业反哺农业的大政方针逐步地得到实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空前加强，这些为加快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出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经过三十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生产的综合实力，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前进的方向必须也应当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如果不能真正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难以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加速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型，努力构建起农村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为了更好地启动和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引导。前面的分析表明，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双重的影响。从好的方面看，农户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增强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必要条件。从不好的方面来看，农户出于自身收入最大化的本能追求，导致某些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加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给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潜在不利影响值得认真关注。应对这样的局面很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因势利导地对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努力形成能支撑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微观基础。

4.1加强对农户生产方式的引导。当前政府特别需要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把农户增加收入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较好地融合起来，力求实现两者的协调推进。政府应当通过科技创新和加强管理，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努力提高农药、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的质量，减少农民为提高产量而可能增加的污染量，以保护土壤和水源。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供应量在我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扭转近年出现的农药、化肥等边际效率下降的现象，否则后果会相当严重。二是要进一步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大优良品种的推广和更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比如，以机耕代替牛耕，不仅能大大提高效率，也能减少养牛等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引进新的品种，也往往能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很好的作用。

4.2增强对农户生活方式的引导。在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要积极引导农民接受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尽早地改变一些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不适应的传统生活观念。比如，农民收入增加后的一个主要支出是盖房，房子越盖越大，占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多，同时为盖房子而消耗的其他资源也相当多，由此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日益明显地增大。实际上，农村的常住人口近年呈现减少的趋势，政府合理地对农民的居住方式进行规划引导，将会大大有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合理引导农户的日常生活消费，大吃大喝在历史上生活水平高的表现，现在则往往带来许多不健康的因素，诱导农民向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过渡，也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4.3增加对农户口经济组织方式的引导。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了要以农户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即基本的生产经营决策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如何通过适当的组织方式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是农村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分散的家庭经营必然会产生某些经济外部性问题，比如对水源、土壤和植被的保护等，往往需要联合起来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努力探索制度创新，通过生产专业化联合虽然可解决部分问题，但还需要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制度协调。另一方面，相对独立的农户家庭经营又是我国农村需要长期保持的基本方式，为此需要有外部的制度性约束来引导农户合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度的破坏。

4.4积极为农户提供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要让广大农户的经济行为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念相融合，强化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应当是近期需要重点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讲，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户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宣传普及。目前农民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了解还比较缺乏，中年以上农民尤其是妇女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接触不多，真正理解的就更少，改变这种局面以政府为主来承担相关知识传播的责任。二是要增加实施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财力和物资相关投入，比如对生态环境效应良好的生产方式给予必要的鼓励，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和市场信息。三是扩大生活领域的公共投资，比如增加乡或村一级的垃圾集中处理设施投资，加大公共卫生和饮水系统等方面的建设力度。

5.总结

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如何有效地实施，农户的经济行为对农村启动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中，农户的经济行为随着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既给农村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出新的机遇，也在某些方面带来潜在的挑战。农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进，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与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也应当作为两位一体的任务来完成。然而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农民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动机，正明显地给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压力，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潜在不利影响比较严重。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农户的经济行为因势利导，努力形成支撑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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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农业；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24－5832-04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早在1994年，中国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就明确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一般来说，农业可持续发展包含生产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三个层面。只有这三个层面的要求全部满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逐步降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转向第二、三产业。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保证高素质劳动力的供应，实现农业在生产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应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 对相关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角度，寻找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农村社会保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是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在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作简要的界定。

1．1 农村社会保障

虽然社会保障制度早在17世纪初就已经在英国产生，但是，最早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的是美国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1］。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政策概念。由于各国采取的政策不尽相同，对社会保障的定义自然也会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在1942年就认为，社会保障是指通过一定的组织，对该组织成员所面对的某种风险提供保障，为公民提供保险金、预防或治疗疾病，失业时进行资助并帮助他重新找到工作。中国学者郑功成［2］则认为：社会保障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保障”概念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对其内涵的概括则较为一致。一般来讲，社会保障都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来实现的；其对象是所有的社会成员，主要内容是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他们不因特定事件的发生而陷入生存困境；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多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被分割成城镇和乡村两个部分。城镇部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和其他一些制度。其中，社会保险又包含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5种类型。而相比之下，农村部分在内容和种类上都比较少，目前基本只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大类。其中，社会保险主要包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种形式，而社会救助则主要包含灾害救济、特困救助、五保供养等3种形式。此外，农村社会长期依赖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互助共济等传统保障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本研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将主要围绕上述几种形式展开。

1．2 农业可持续发展

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研究教育法》，最早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同“社会保障”一样，理论界对“可持续农业”的定义也存在着分歧［3］。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可持续农业”是指“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及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农业；这种农业能够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适当、经济上能够持续下去，并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则将“可持续农业”定义为“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指导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方式的成功经验，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并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建立起来的农业体系”［4］。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概括为生产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三个层面。“生产可持续性”是指农业生产的产品要不断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实现生产上的“可持续”要达到如下目标要求：①农产品供应量持续；②生产水平提高；③技术保持先进；④生产条件改善；⑤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⑥土地利用率稳步提高。“经济可持续性”是指能持续地获取经济效益。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要达到如下目标要求：①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壮大；②经济效益不断提高；③农民生活不断改善；④劳动效率不断提高；⑤生产规模不断扩大；⑥市场与产品流通体系不断完善。“生态可持续性”是指要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不断改善生态环境［5］。

2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

社会保障制度以所有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并通过社会成员中的关键部分——农村劳动力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联系。可以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约束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进而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等多个方面造成影响，而这些恰恰是决定农业在生产和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及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在贫困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2．1 导致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

获得足够的生存和生活保障是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的前提。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很多农户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充分的生活保障，极易因疾病、意外伤害等事件而陷入生存困境。《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0）》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农户成员中95．7％参加了各类医疗保险，而贫困农户成员参加的比例为95．1％；全国农户成员中13．0％参加了各类养老保险，而贫困农户成员参加的比例仅为4．3％。贫困农户参加各类医疗、养老保险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离开农村前往城镇以期寻找劳动报酬较高、保障较为充分的工作机会，成为贫困地区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明智选择。如果这种趋势长期持续下去，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将大量流失，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将会长时间维持在较低水平。据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16岁以上盲率为8．2％；而在贫困农户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4年，16岁以上盲率高达15．1％。

2．2 造成农村劳动力损伤

在缺乏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农民在遭遇疾病或意外伤害时，往往因为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及时和足够的治疗，因而出现健康水平下降甚至致残、身故等问题，并最终导致部分或全部地丧失劳动能力。2009年全国扶贫重点县的体弱多病和患长期慢性病的人口分别占到了1．5％和3．9％，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比例高达8．8％，而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困难。

2．3 挤占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本投资

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在遭遇特定事件冲击时，贫困的农户可能选择利用农业生产资源来应对冲击，如动用生产资金、变卖生产资料等；有些农户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来渡过难关，如减少食物消费、放弃自身或家庭成员的教育培训机会等。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1　636元，而贫困人口仅为870元；全国农户16周岁以上成员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口比例为31．3％，而在贫困农户中仅为23．5％。这些消极的应对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农户未来的农业生产投资，并会导致人口营养不良、儿童失学等，进而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09年中国扶贫重点县农户人均生产性支出97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仅相当于2004年全国的平均水平。另外，根据卫生部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在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方面，中国农村总体的比率分别为17．3％和9．3％，而贫困农村地区的比率分别高达29．3％和14．4％；在1岁儿童的生长迟缓率方面，农村总体比率为20．9％，而贫困农村地区的比率则高达34．6％。

3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总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尽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尚较小，保障水平不高；社会救助属于扶贫济弱式的制度，仅覆盖少数困难人口群体，且保障水平同样较低。此外，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商业保险正在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运营模式，但业务规模相对较小；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状况的急剧变化，一直在农村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的保障方式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无疑加剧了农村保障不足的形势的严峻程度。

3．1 社会保险制度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险还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医疗保险方面，2003年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主体。《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0）》显示，2009年全国农户成员中95．7％参加了医疗保险，其中，91．5％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5％参加了城镇医疗保险，0．9％参加了商业保险，0．8％参加了其他医疗保险。然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覆盖面广，但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2　678个县（区、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到了8．36亿人，参合率为96.0％；2010年度筹资总额达1　308．3亿元，人均筹资仅156．6元，全国基金支出1　187．8亿元，补偿支出受益10．87亿人次，平均受益只有每人次109．27元。

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其中，参加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6　300万人，只占总数的26．01％；参加了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　583万人，只占总数的18．92％；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3　284万人，占总数的13．41％。

专门针对农村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存在着覆盖面窄和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0年末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的838个县（市、区、旗）和4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国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10　277万人，不足农村人口总数的1／5；全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53亿元，其中，个人缴费225亿元，人均缴费218．94元；年底领取待遇人数2　863万人，基金支出200亿元，人均支出698．57元。

3．2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扶贫济弱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只能覆盖少数困难人口群体，且保障水平也较低。民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得到“五保”供养的人数为534．1万户，556．3万人，全年各级政府财政共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资金98．1亿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177．4万人，集中供养年平均标准为2　951．5元／人；农村“五保”分散供养378．9万人，分散供养年平均标准为2　102．1元／人。2010年底，全国共有2　528．7万户、5　214．0万人得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全年共发放低保资金445．0亿元，平均标准为117．0元／人·月，月人均补助水平为74元。2010年全年累计救助贫困农民5634．6万人次，其　中，民政部门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4　615．4万人次，人均资助参合水平为30．3元，民政部门直接救助农村居民1　019．2万人次，人均救助水平为657．1元。

3．3 商业人身保险

商业保险目前在农村主要有3种业务模式，即市场销售、小额保险和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目前这3种模式的规模都比较小。在市场销售方面，以经济大省山东省为例，该省保监局专项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山东省城乡人身险密度分别为552．24元和196．14元，城镇约为乡村的3倍。在小额保险方面，根据《2010年中国保险年鉴》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试点省（区、市）达到了19个，试点公司从4家增加到6家，试点累计承保超过1　110万人次，保费收入2．7亿元，提供的保障金额达到近1　700亿元。在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截至2008年底，全国仅14个省（市、自治区）的115个县（市、区）开展了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工作，托管资金为63．7亿元，补偿只有673．8万人次。而在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则仅有四川德阳和江苏宜兴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成功模式。

3．4 农村传统保障方式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农村传统的保障方式正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家庭规模的缩小降低了农民家庭内部分散风险的能力。《2010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9年间，农村平均每户的常住人口数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5．7人下降至2009年的4．0人。其次，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降低了群体保险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外出农民工总数量为15　335万人，已超过农村人口总数的1／5。最后，支出水平居高不下也限制了农民的自我保险投入能力。近些年来，农村家庭总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较高水平，1990年为91．22％，2000年下降至84．31％，但2008年又回升至88．28％。较高的支出比例制约了农村家庭通过积累资源进行自我保险的能力。

4 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显然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换一个角度说，要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1）应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应分地区、分阶段稳步推进。首当其冲的是应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此基础上，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先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小额保险制度；商业人身保险主要发挥辅作用，在全国范围内为相对富裕的农户提供层次和水平更高的人身保险服务。

2）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农业部门。在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待遇水平，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农业部门。如稳定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制度，使农村居民和农业生产者都能获得宅基地并可自建住房；在特定行政村从事农业生产者均可获得集体经济收益分红；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更大比例的社会保险保费补贴等。

3）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产业融合和城乡统筹。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第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统筹，农业和非农产业将会有机结合成为一体，社会保障也不再有城乡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　邢安会．社会保障涵义辩析［J］．财税与会计，1995（2）：3－7．

［2］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张　铮．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2）：36－37．

可持续农业实例范文第5篇

二十六年来，农业综合开发经历了起步、发展、提升阶段，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种有效手段，成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国家长期坚持的发展农业的战略决策。特别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稳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战略性部署。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立足国情农情，实现高产高效与资源生态永续利用协调兼顾，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今年3月召开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联席会议全体会议上，副总理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综合开发取得的成绩，强调农业综合开发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支撑，是发展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农业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牢牢把握农业综合开发的重点任务，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改革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按照联席会议精神，农业综合开发在发展理念上作了新的定位，在工作部署上作了新的调整，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提出了新的战略布局。

一、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业走的是一条囿于国内资源、以增加农产品供给为目标的高投入、高产量和高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道路，农业发展方式粗放、效率低下、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矛盾和问题日渐突出，致使农业资源耗费过大，农业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态持续恶化。此外，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也相当严峻，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尽管过去二十六年中农业综合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对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综合评估不够充分，使得部分开发项目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开局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关注不够，没有从长计议水资源承载能力，有些地下水超采比较严重的地区未能停止开发；对土壤条件考虑不充分，没有意识到应对重金属严重污染的耕地停止开发，对培肥地力、改良土壤等投入较少，过多注重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对生态综合治理力度不够，一些地方没有把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与农田开发同步协调。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更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实施以“休养生息”为核心，以增加农产品国际供给能力和提高国内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保障的新的开发战略。

财政部党组明确提出，农业综合开发要转变观念，调整思路，着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农业竞争力。要注重顶层设计，优化开局，既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又要更加注重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强化生态环境资源评估，适合开发的就干，不适合开发的坚决不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大局，按照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把握一个总基调，明确三项硬任务，落实三大推进措施，构建一个保障体系”。一个总基调就是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为着力点，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三项硬任务就是集中精力建设高标准农田，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三大推进措施就是优化农业综合开局，加大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机制。一个保障体系就是强化部门协作和组织保障。

二、实施战略调整的主要措施

围绕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农业综合开发要调整和优化布局，以县为开发单位，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分重点开发区、保护性开发区、限制性开发区三大区域，分别研究制定不同的开发政策，整合项目，实行“保、调、转、退、减、进”六大具体措施，精准投入，规模开发。

（一）划分三大区域，调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布局。农业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高低是关系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根据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状况，一是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能够永续利用的地方划为重点开发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开展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我国粮食核心产区；二是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但有一定的恢复潜力，通过开发能够达到生态平衡的地方划为保护性开发区，适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打造我国农业生态区；三是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差、生态比较脆弱的地方作为限制性开发区，不再大规模进行土地治理，使这些地方休养生息，恢复生态。

按照上述三大区域的划分，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保、调、转、退、减、进”等措施。在调整布局方面，首先落实“保、调、退、减”等措施。

保，就是要围绕“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战略，确保完成《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确定的建设任务。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财政部上报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其中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独立承担3.4亿亩、改造重点中型灌区1575处。要根据调整后的战略布局，重新划分开发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今后一个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布局在13个粮食主产区，实施规模化开发，同时兼顾粮食主销区和口粮能够基本自给的产区。

调，就是要根据资源环境情况调整开局、开发结构和投入比例。调布局，就是要在批准的各省（区、市）总体框架下，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按照三大区域划分的原则，分解落实到适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开发县。无论哪一类区域，都要以水资源为前提，以土壤资源为基本，以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为必备条件。在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既支持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地区大规模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又支持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地区加大土地治理力度和节水工程设施建设。将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调整为支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同时，完善开发县推进机制。调结构，就是既以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为开发重点，同时兼顾其他地区，发展各具特点的优势特色产业，并按照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把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园区、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股份合作经营等项目调整到合理区间。调比例，就是土地治理和产业化经营两类项目投入比例，全国总体把握在75∶25左右，并根据不同区域，分别确定不同的比例。三大区域用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入比例也应有所区别，特别是支持发展股份合作的投入比例要逐步增加。

退，就是要退出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包括重金属严重污染的耕地、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的耕地，以及一些投入产出效益很低的项目。同时，严禁在湿地、草地、林地和25度以上坡耕地上开发农田，严禁围湖造田和填海造田。

减，就是要在实行保护性开发的地方，缩小开发范围，降低开发强度。对依靠开采地下水、又得不到有效恢复的地区，减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的地区，尽量不再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二）转变农业综合开发方式，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落实“转”的措施，首要的是尽快转变农业综合开发方式。要突出农业可持续发展主线，围绕农业发展转型升级这一抓手，立足发展现代农业这一中心，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农业，扶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和“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要推进农田水利同步开发，实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同步规划和实施。要大力推广应用各种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技术，支持低碳化农业生物技术装备设施建设，加大对有机肥生产、培肥地力和土壤改良的投入力度，推进耕作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要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改造升级。要大力支持发展循环农业，加大养殖业畜禽粪便资源循环利用，支持高效肥和低残留农药使用，推广高标准农膜和残膜回收。要统筹生态资源适度开发，推进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带，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屏障和储备资源，在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漏斗区实施“节水工程行动”，加强水源工程建设和雨、洪水资源化利用，逐步停止地下水开采，改变自流漫灌习惯，确保已建成和在建高标准农田旱涝保收。

（三）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落实“转”的措施，还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今后农业综合开发要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攻方向，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重要抓手，将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纳入扶持对象范围，努力推动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家庭经营的土地规模，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供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质量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探索构建以供销社为载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要把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商品转化率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目标，稳步发展现代农业园区示范群，着力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功能、生态资源涵养和特色经济种植功能、标准化规模养殖功能、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功能、农业科技“繁育推一体化”功能、物联网和精准装备功能，并结合村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成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特征的示范群体。要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农业产业链，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的重点龙头企业，让农民更多分享加工销售利益，增加收入。形成一批运作规范、发展强劲的农民合作社，要发挥区域优势，发展一批高产、优质、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

通过促进农业综合开发方式的转变，以及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转”的措施，力争实现科学开发利用资源、大力保护和改善环境、推动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

此外，还要采取“进”的措施，按照市场化、商业化模式，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同时研究探索运用国内现有财政支农政策，对符合国家要求的农业“走出去”项目给予支持。

三、完善战略调整的政策保障措施

实行农业综合开发战略调整，必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善各项保障政策和措施，使农业综合开发更具活力、更有效率。

（一）调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结构，确保农业综合开发中央财政投入用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比重只增不减。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的全国平均投入比例，将逐步调整为75∶25，用于农业科技推广中央财政投入比例由5%逐步提高到8%。实行中低产田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两类项目并轨，适当提高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财政投入的补助标准。各级政府应稳定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使之与承担的建设任务和目标相匹配。完善“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机制，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措资金。更多探索利用市场化的办法，通过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竞争立项等方式，撬动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综合开发。

（二）创新项目建管机制，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给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合作社全体社员享有。高标准农田建设财政补助资金可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创造条件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同时允许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流转给合作社经营，也鼓励由合作社先行流转，再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确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经营的高标准农田主要种粮食，凡是搞“非农化”的，一律不支持，把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落到实处。要通过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项目建管。支持农民、农民合作社和村集体组织承担项目建设、使用和管护，积极推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使用管护一体化。对已建成的项目，要明晰产权关系，落实管护主体，保证建设成果长期发挥效益。探索由农民股份合作社持有和管护的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合作社自主经营或参股农业龙头企业经营所获得的红利在提取规定的公积金和资产折旧后，由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体社员分享。同时，探索龙头企业使用财政补助资金形成资产由农民合作社或农民持有的形式。

（三）健全资金和项目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农业综合开发现代管理制度。围绕三类开发区域，指导省级编制农业综合开发规划、布局开发结构，完善开发县推进机制。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积极推行项目竞争立项制度，完善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项目和资金公示制，探索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提高项目立项和资金分配的科学性、透明度、公正性。克服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当年立项、当年实施的盲目性，实行中期规划和年度滚动计划管理，建立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库。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研判，逐步建立农业综合开发现代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