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出口迅速扩大，内需也持续强劲。

由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强劲经济复苏和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目前预计今年整个亚洲地区的商品出口将增长18％。同时，由于迅猛的经济扩张和石油价格的上涨，预计今年的进口亦将增长21％。

得益于市场能力的增加、出口需求飙升、低利率和商业信心的恢复，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一直一蹶不振的商业投资也出现了复苏现象。

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复苏令人瞩目。

巴基斯坦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投资双双实现强劲复苏。而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对

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农民

收入增加，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且石油价格不断上涨，本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尽管一般都在上升― ―相对而言还不算太高。整个亚洲地区2004年的通货膨胀率预计为3.7％，比4月份预 测高出大约0.5个百分点。

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将会降低大约0.5个

百分点，降到6.2％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预计将进一

步减弱，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趋缓。随着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向稳定，2005

年亚洲地区的出口预计将增长11％，进口将增长13％，因此本地区的经常性项目

盈余还将继续减少。

随着各国国内利率朝着国际利率水平上浮，进一步财政扩张的空间减少，亚洲发

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转向中性甚至稍有收缩。在石油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

击下，通货膨胀率可能会高出原先的预测，在2005年达到4.4％。

整体来看，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指标，除通货膨胀率以外，仍然看

好。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对外贸易增长放缓，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紧缩，

各国有必要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其竞争力，准备迎接2006～2010年间可能出现的疲软的外部环境。

未来的风险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之间日益加深的不平衡，这可能会在2005年后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导致2006～2010年间出现一段滞胀时期。并且，

目前处于高位的石油价格，如果在2005年仍居高不下，将可能导致主要工业经济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

[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7] 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约翰·奈斯比特 亚洲大趋势 崛起观 意识观 模式观 影响观

亚洲（东亚）崛起是当今学术界的热门问题。而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撰写的《亚洲大趋势》（Megatrends Asia）则是一本较早全面阐述这一问题著作。奈斯比特认为亚洲的现代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亚洲在崛起，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亚洲。战后亚洲发展表现为八大趋势：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从西方走向东方。作者“着重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因为他们是亚洲谋求发展与更新的龙头所在。”[1]p4所以，亚洲大趋势主要是指战后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趋势。作者提出了研究东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意识：亚洲崛起观、亚洲意识观、亚洲模式观、亚洲影响观等论断。

亚洲崛起观

亚洲正在从贫穷逐步走向富足，现代化发展非常显著。从1945年到1995年，这期间其人口总数增加了4亿，而贫困人口却由4亿减少到了1.8亿。“从人均GDP的增长、福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等指标看，东亚明显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p23世界银行已宣布，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区域，都从未像当今的亚洲这样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并得出结论：东亚的发展经历是一个经济奇迹。“在过去10年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10％，未来10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会增加1－2倍。除去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到2010年将达8－10亿，其消费水平也十分惊人，预计为8－1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是现今美国经济的150％；而英国中产阶级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以今天亚洲的发展速度计算，不用10年，这一进程便会完成。”[1]p81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导向型模式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取向。与此同时，亚洲产业结构由于后发优势正在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制造业向以计算机和通信为主的制造、服务业的高科技密集型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约翰·奈斯比特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亚洲的经济发展特点更为明显，例如华人率先建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种族网络——海外华人：新的经济势力网。“在当今这样一个资本与天赋不分国界的时代，华人正可以担当一个桥梁的角色，去连通整个亚洲资金、观念、市场与谋略，并进行广泛交流，共创新世纪。” [1]p16－17这种网络集团经济成为亚洲崛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跨国的海外华人经济圈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势力。如果把海外华人看作一个整体，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海外华人控制了除日、韩两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香港、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新加坡的华人在亚洲的已超过日本。华人亦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最大外次资来源。中国80％的外资也来自海外华人。” [1]p12世界发展需要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战后亚洲崛起主要表现在为亚洲进入现代化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都市化趋势改变着亚洲的面貌。应该注意的是，亚洲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例如大都市的膨胀。

亚洲意识观

经济发展引发了亚洲人正经历着一场深远的文化革命，改变着亚洲的自我形象、文化与传统，“随着亚洲经济日益繁荣，政治逐渐开放，无论个人、公司商号或各种机关体制，都拥有愈来愈开阔的选择空间。两性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劳资之间，渐渐呈现出新模式、新结构，以及新的人际关系。”[1]p42亚洲社会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而亚洲意识则是亚洲人由传统社会迈向多元社会的过程中重塑的自我价值观：做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担任的角色，改变过去不平等的世界地位。民族的亚洲、觉悟的亚洲、革命的亚洲与忧患的亚洲正在被自信的亚洲、集体的亚洲、道德的亚洲、文化的亚洲与共识的亚洲所取代。

自信的亚洲：亚洲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亚洲的心灵终于从困境中解脱了。东方可以对西方说：“别指手画脚了”。亚洲人开始以亚洲人为荣，对亚洲充满信心，发现自身的优势。这种自信将会发展成为具有亚洲特色的模式与风格。

集体的亚洲：从民族的亚洲、忧患的亚洲开始向共同体的亚洲发展。过去共同体亚洲观念缺乏，而集体亚洲观念已建立起来特别是东亚危机以后，亚洲共同体意识明显增强。

道德的亚洲：家庭的信赖与个人的责任感，自给自足的精神与开拓创新的精神。亚洲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例如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亚洲女性作为社会的主体之一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文化的亚洲：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优点的继承与发扬，责任的观念、秩序的观念、集体的观念、纪律的观念等等道德文化为亚洲和世界的文化建设服务。

共识的亚洲：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转为“一个国家，一种共识”——多元文化和平共存以及成功地调和移民和当地人民地“共识”。亚洲人由于合和精神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所产生的差异。多元文化塑造“共识的亚洲”。

亚洲模式观

奈斯比特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亚洲崛起的自信使亚洲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发展出自己特色道路。奈斯比特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他认为亚洲正在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多数学者认为亚洲政治经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府主导型”发展道路。如果从纯经济角度讲，市场经济的作用确实比以往更大，或者说亚洲的市场经济更加健全与完善。

约翰·奈斯比特肯定亚洲模式主要在于对文化与发展关系的肯定，亚洲模式的基础就是亚洲独特的文化，文化与制度的互动产生出二战后亚洲的崛起与模式发展。亚洲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平等、和谐、公正、稳定是亚洲现代化模式的追求目标。亚洲正以一种独特的亚洲式的思维方式创造着自己的发展模式。亚洲的发展模式已经证明：亚洲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转换中呈现出多样性和新的个性，亚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画面。

亚洲影响观

亚洲的崛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亚洲也是世界新秩序建设的强大力量和重要参与者，“东亚的经济崛起正在形成一个新兴的经济圈，或经济－文化圈” [3]p27东亚已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亚洲崛起首先是经济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将是政治势力的扩张和文化影响力的渗透。”[1]p246欧洲、北美、东亚正在形成当今世界经济的三足鼎立局面。

亚洲的崛起意味着告别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史。亚洲与西方的关系开始走向平等关系，自东向西的重新定位。“东方社会日益趋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临精神危机的西方人越来越东方化。东、西方两者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1]p56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代。

“东亚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理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 [4]p7东亚发展模式是一个新型的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也是亚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近150年间，当西方人享有他们创造的进步和富奢时，大多数亚洲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在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1]p275

评价

约翰·奈斯比特的著作《亚洲大趋势》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崛起和东亚模式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与肯定。特别是在关于亚洲模式的争论中，奈斯比特给以了积极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克服西方中心论来表达西方学者的亚洲社会历史发展观。虽然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子。

奈斯比特是一个社会经济研究者，他认为企业就是财富、成效、经济活力的真正创造者，认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所以难免会产生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但可以看得出奈斯比特在书写的过程中尽量避免这一倾向，尽量给予客观评价。

《亚洲大趋势》于1996年出版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引起广泛关注，并在数月内被译成多种文字。这本书内容丰富、分析独到、文笔新颖、引人入胜，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和预测亚洲及整个世界的形势，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参考材料。因此这本书成为东亚学研究的名著。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

[2]（美）斯蒂格利茨等编：《东亚奇迹的反思》，王玉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世界银行发展丛书·研究报告系列）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提 要〕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历史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应包括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三个支柱。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

〔关 键 词〕亚洲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4 期0040-14

衷心感谢编委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衷心感谢陈东晓、杨洁勉两位老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文中不当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当前，亚洲在总体和平、发展、合作的态势下，面临着日益复杂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进一步促进亚洲各国利益交融，汇聚各国关于发展、安全、合作的共识，构建并完善更加包容、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从而为实现“亚洲梦”提供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亚洲区域合作议程的中心内容。亚洲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理念应运而生。

建设“命运共同体”[1] 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战略的重要内容。从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到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在外交战略上继往开来，不断开拓创新，努力为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和地区新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一、时代及亚洲地区发展的要求

当今的亚洲拥有世界1/3 的经济总量，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呈现整体性崛起之势。[2] 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亚洲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不仅决定着亚洲的未来，还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观念日益成为时代潮流，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同时，世界及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要求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亚洲的未来。

首先，亚太地区面临世界经济环境不确定的影响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困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较为明显，但欧日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长萎靡不振，许多亚洲国家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常态”，此前的长期高速增长势头不再，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交织。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举步维艰，发达国家仍然掌握主要话语权。国际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日、欧相继推出货币宽松政策，包括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金融市场仍有陷入动荡的可能。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特征明显，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裹足不前，很多国家积极探索建立双边或多边投资和贸易安排。

在亚洲，业已存在“10+1”、“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正在协商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但由于政治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困难。而美国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高标准投资和贸易安排，很可能会对亚洲业已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构成冲击，并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其次，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发酵。地缘政治竞争使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并对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制约。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对欧亚大陆乃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巩固旧有双边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试图组建美日菲、美日澳、美日印等新的多边军事同盟。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小国紧密配合，搅动东海、南海局势，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并对地区经济合作构成严重制约。美国希望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传统的轴心——轮辐式军事同盟安全体系，并企图通过TPP 建立一种新的中心——边缘式经济秩序，而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建构更加包容、民主、平等的地区安全架构，以及以平等的产业分工和完善的价值链、供应链和金融网络为特征的经济合作秩序，且并不排除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应有地位。地缘政治竞争是造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交叉重叠、相互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亚洲安全不仅涉及如何防止国家间领土、边界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亚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西方国家仍与朝鲜和伊朗在核及导弹技术扩散问题上僵持不下。在中东地区，叙利亚危机已持续数载，至今难以解决。“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趁乱而起，对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此外，由于一些亚洲国家经济落后，政府治理能力缺乏，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海盗等非法活动猖獗。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治理难度，助长了某些违法活动，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上述问题与挑战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及亚洲国家认真应对、谋求共治。

再次，亚洲许多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随着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渐突出。不少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分化、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加深。有人希望通过政治化途径解决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反而导致问题激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极端主义政治势力。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冲击和美国“全球民主促进”战略的刺激下，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爆发“颜色革命”，使有关国家和地区落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困境。历史证明，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行不通。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只是取得成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亚洲国家需要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寻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1]

最后，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期待和担忧同时上升。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联系已密不可分。中国已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同时也是亚洲区域安全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但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地区国家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中国的期待上升，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由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担忧增加，害怕中国在亚洲“一家独大”，挤占别国发展空间，走国强必霸的老路。[1] 历史经验表明，强国之路始于周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寄于亚洲整体发展和共同安全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但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把本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通过制度建设分担国际责任，消除相互疑虑，进而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从外部保证中国发展的和平性，使中国发展与亚洲地区整体崛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走出一条共赢之路。

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共同体是一些国家为追求某方面利益而组成的集体组织，其建立出于联合自强，协同发展经济，追求集体安全，避免安全困境，确保经济、军事独立，促进地区稳定和人民福祉等目的。在共同体内部，成员地位平等，遵循民主原则。但共同体内需要有一些具备政治、经济和社会能力的“中枢国家”，如欧共体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中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2] 不过，如果成员国感到“中枢国家”有建立帝国的野心，共同体的发展则难遂人愿。共同体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互信和认同不断加深的过程。

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共同体，其成功在于制度建设，它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之上，并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提供安全保障。

首先，亚洲各种共同体建设的尝试和努力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基础。虽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但亚洲各国也曾有过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及努力，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亚国家联盟、东盟共同体和东亚共同体等。东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主义实践，是“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冷战后，东盟主导并建立了一些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和多边安全机制，如“10+3”、“10+6”、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都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对话。东盟的建立及其在冷战后的迅速发展，体现了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到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1]

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基础上，“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曾盛行一时。2004 年，第八届“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次年的首届东亚峰会予以确认，同时明确“将继续以东盟与中日韩进程为主渠道”。2009 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积极响应。在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承诺“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2012 年，“东亚展望小组2”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在2020 年前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建议被同年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采纳。虽然“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主要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已为地区国家所接受，但在鸠山下台之后，“东亚共同体”构想遭遇挫折。由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加速“右倾化”，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架构及其体现的冷战思维使得东亚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地区合作困难增多。此外，随着合作深化和挑战增多，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不管是在合作议程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东盟都显得力不从心。东亚地区合作进程遇到的困难说明，“东亚共同体”建设亟需增加新的内涵，注入新的动力，探索新的路径。[2]

亚洲地区在“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3] 的原则基础上，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防务安全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为六国进行安全对话提供了有效平台。[1] 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展现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推动了以双边货币互换及清迈协议等为主要内容的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发展。

2014 年5 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在上海举行，与会各国决定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继续落实信任措施，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建立和促进合作关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彻底摒弃强权政治的影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亚信上海峰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努力寻求整合各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建立一个崭新、包容的亚洲安全架构。

冷战后亚洲地区在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实践，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安全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表明，多数亚洲国家真切希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并已取得相当成就。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过程中，亚洲国家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将为正确处理国家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作出历史性贡献。[2] 虽然东亚共同体建设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引导动力不足等原因遇到挫折，但其经验、教训与亚洲其他一些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实践一道，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

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总结共同体发展和亚洲国家区域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在东亚地区合作同时面对挫折和期望、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结合世界及亚洲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所提出的制度和理念创新。它要求各国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的正当权益及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在追求本国安全时促进各国共同安全。它要求各国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利益共享、权责共担，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和平对话与协调来促进相互间战略互信，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进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实现。

中国之所以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首先是认识到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亚洲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期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亚洲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利关系，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垂直供应链。这一供应链还在持续扩展中，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创造更多经济发展机会。[1] 亚洲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的任务艰巨，它们都希望把握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机会，特别是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和文明复兴。这不仅需要开展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合作，建立统一开放的经济空间，而且要避免各种地区合作机制重叠交错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恶性竞争。同时，亚洲各国作为泛亚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一环，利益休戚相关，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个次地区甚至整个亚洲。1997 年和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使亚洲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以共同应对危机，确保经济安全，实现共同发展。

其次，亚洲国家希望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不希望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由于地理接近，人文和经济交流密切，亚洲国家面临各种共同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而现实矛盾和分歧却有扩大之势。多数亚洲国家认识到要实现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多数亚洲国家希望能够平等参与与己相关的地区问题的解决，希望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网络攻击、流行疾病、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威胁，但不希望看到任何域内或域外国家成为本地区的霸权，它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一己之私搞乱地区形势，这是亚洲国家发起东盟、上合组织、亚信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原因。亚洲国家希望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合作安全之路，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包容、相互约束的亚洲地区安全架构。

最后，中国与亚洲多数国家有共同的希望和追求，愿意对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协调和引领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4 月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国才是亚洲经济的核心，既是组装中心，也越来越成为最终需求的来源地。[1] 中国的发展将促进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亚洲的和平繁荣。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从内部保证了中国发展的和平性，而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将从外部保证中国和平发展。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中亚洲唯一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有责任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有能力发挥“中枢国家”作用。中国一再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希望超越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管控地区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防止热点问题的恶性发展，约束大国博弈，防止大国关系恶性互动，和亚洲国家一道建设平等、民主、包容的地区政治及安全新秩序，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使亚洲国家在真正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同时，化解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对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亚洲新型发展伙伴关系和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历史担当。

三、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方向及原则

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所依托的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与和平共处，其建设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需要亚洲国家协同努力，不能因为这一理念是中国提出而由中国一家主导。如果那样，将与中国提出这一理念的初衷背道而驰。中国应努力发挥“中枢国家”作用，与美、俄、日、印度、印尼等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针对亚洲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基础做起，为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物质类、安全类和思想文化类的公共产品。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努力前进：

（一）深化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建设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目标。[1] 亚洲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必须积极在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的基础上，致力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增强内生动力，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统一经济空间，便利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不断深化利益融合，实现共同发展，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推动建设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区域合作新构架。

要建立这样的开放型经济格局，亚洲各国需要相互协调和合作，将各自发展计划对接，既要深化对内开放，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也要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完善、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多层次地发展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互利共赢，把成员多样性和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潜力和动力；既要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高度，也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将现有区域合作架构相互对接，防止陷入“碎片化漩涡”。

（二）增进战略互信，承担共同责任

建设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安全保障和长期目标。由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差异，各国安全观存在差异，但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责任，亚洲各国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今天的安全不再限于军事领域，还体现在经济、金融、能源、生态、信息和文化等方面。以大国争霸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已经过时，安全问题也不一定是零和博弈。在打击恐怖主义、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安全问题上，各国面临共赢或共输的局面，因此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打造亚洲安全共同体，各国应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倡导和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1] 要摒弃冷战思维，既不能拼凑排他性军事政治联盟，或是搞远交近攻，挑拨事非；也不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战略缓冲。亚洲国家应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最终建立公平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和区域安全新架构。

（三）加强人文交流，塑造共同意识

建设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保障和必要动力。[2]亚洲国家政治制度各异，发展模式不同，宗教文化多元，这是亚洲矛盾和冲突多发的原因之一，也是亚洲各国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前提和基础。亚洲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各国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联系。由于近代的落后，亚洲文明及其价值观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冲击。但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伊拉克战争、国际金融危机及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等事件表明，欧美文明存在诸多不足，而亚洲文明却有许多优势。亚洲各国应恢复历史上友好往来的传统，在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人文共同体的建设将大大提高亚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亚洲国家将通过人文交流克服排斥性，扩大相互理解，构筑起共同的亚洲主体意识。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以及强调“通化”而非“同化”，是亚洲文明在长期友好交流中得出的宝贵历史经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思想上营造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和谐氛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寻找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共同之处或相通相容之处，相互分享治国理政经验，淡化和搁置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等领域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倡导和平对话，通过坦诚沟通，寻找共识，增信释疑，把亚洲建设成为和谐共生的大家庭。

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基本目标应是在亚洲建立和谐共生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秩序。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建设亚洲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新型经济秩序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建成亚洲命运共同体则需要数代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奋斗。具体而言，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是经济上建立统一开放的亚洲经济空间，安全上建立合作包容的区域安全新架构，在人文方面形成共同的亚洲观念和亚洲意识。

（一）积极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格局和区域合作新架构

亚洲国家必须提高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水平，应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进取、包容的姿态提升和整合亚洲地区合作，探索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等机制之间整合发展的可能性，中国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可以成为各方协商的基础。亚洲国家应继续推进各层次的次地区合作，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并推动各次地区合作机制间的合作和整合。

亚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区域经济贸易发展和合作形成严重制约，亚洲国家应提高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互联互通应成为地区合作重点。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其基础环节。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

同时，亚洲国家应加强地区金融合作和金融风险防范。可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的建设，以及这些金融机制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打造亚洲信用体系，为亚洲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贸易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为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亚洲国家需要通过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加强清迈协议等地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巩固亚洲金融安全网络。此外，亚洲国家应建立和健全亚洲能源、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保障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区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积极探索以法律和制度手段保障地区安全和稳定

亚洲国家应联合探讨、推广和贯彻亚洲安全观，把亚洲巨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促进和平与地区安全制度建设的推动力，主动塑造地区安全环境，妥善处理美国同盟体系与本地区安全机制的关系，约束其负面效应。区内外大国应加强防务与安全对话，增进军事透明，通过战略保证措施，消解相互之间的战略疑虑。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探索亚洲地区各种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性互动，超越冷战安全架构，加强亚信、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合作和衔接，构建地区安全新框架。在条件成熟时，亚洲国家应共同签订永久友好条约作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亚洲国家应重点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扩大机遇，化解挑战。亚洲国家应加强在海洋互联互通、科研环保、执法安全、海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活动，构建地区性灾害预警和应对机制，推动印度洋海军论坛和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合作交流，探索集体提供公共安全物品的可能性，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和公海航行自由。

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亚洲国家应加强反恐合作，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渠道，严厉打击暴恐活动, 从源头筑起反对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防波堤。推动中东多边安全机制的改革，与域外大国合作探索解决中东问题和阿富汗问题的有效途径。深化防灾救灾、网络安全、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共同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

（三）积极推动亚洲国家间人文交流，构筑民心相通的桥梁

共同的亚洲意识和亚洲观念是亚洲人文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而民心相通则是形成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的基础。亚洲国家应提升对外文化开放水平，加强跨文化交流借鉴。各国政府应鼓励民间交往，通过旅游、贸易等手段扩展沟通渠道。推动地方省市加大对外交流力度，与其他亚洲国家省市建立友好省市或姐妹城市关系。中国等地区大国应积极提供公共资源，建立亚洲国际大学和国际性研究机构，扩大留学生交流计划，培养地区研究人才和文化学者，鼓励学者、媒体和志愿者深入各亚洲社会与当地民众交流，在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展现亚洲各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同和共通共容之处。

亚洲国家应积极推动亚洲文明对话，消除不同文明间的隔阂。可以利用现有各种双边和多边交流对话平台，并以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宗教大会等机制化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找出一条化解宗教与文明冲突的道路。还应积极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通过影视、出版、艺术、体育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相互开展跨文化交流，加深了解，消除隔阂。

亚洲国家还应加强在治国理政、发展模式、国际规范重塑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中国等地区大国应积极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培训青年干部，增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时亚洲国家应在全球治理改革、建设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和新型经济秩序方面扩大学术交流，共同制订国际规则，共同倡导符合时代精神和亚洲各国利益的新文明观和新价值观。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2013年4月8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本届年会以“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共安排54场论坛，重点讨论公共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地区安全等议题。国家主席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本次年会受到亚洲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关注，2000余名各国政要、工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等出席了今年年会，论坛总接待规模达到3800人。论坛年会期间，参会的代表涵盖各大洲、各主要经济体，既有产业界、教育学术界、媒体人士，也有各国官方代表。大家围绕年会主题，在诸多热门领域、热点问题上形成广泛共识，为今后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理论分析】

一、《经济生活》角度

1 经济全球化。加强亚洲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博鳌亚洲论坛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2 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调剂，促进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博鳌亚洲论坛正是亚洲各国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对外经贸，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利于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博鳌亚洲论坛，为我国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政治生活》角度

1 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相悖则是引起国家间摩擦或冲突的根源。亚洲各国面临诸多的共同利益，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种交流的平台，有利于维护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

2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开展博鳌亚洲论坛，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利于为本国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因而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3 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开展博鳌亚洲论坛，有利于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谋求发展思路，有利于提高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

三、《文化生活》角度

1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展各项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开展丰富多彩的友好交流活动，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繁荣。

3 文化对人的影响。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开展博鳌亚洲论坛，能够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四、《生活与哲学》角度

1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博鳌亚洲论坛立足当前亚洲经济发展实际，是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2 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陛。博鳌亚洲论坛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以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

3 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一个互信合作、共同发展的亚洲，不仅符合亚洲的利益，也必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和国际政治秩序的进一步稳定。

【创新试题】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自2001年成立大会起，致力于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为本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据此回答1～3题。

1、对国际组织的怍用，理解正确的是（ ）

①促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②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③在国际交往中建立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以便明确国际责任④调节国际争端，缓解国家间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亚洲各国能够致力于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原因是（ ）

A、亚洲各国的国家利益完全相同

B、亚洲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C、亚洲各国已不存在分歧

D、亚洲各国存在共同利益

3、博鳌亚洲论坛为本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说明（ ）

A、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B、人的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C、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能动作用

D、意识可以推动客观事物的发展

4、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之中，相对而言，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较好，但也难以完全摆脱外部经济不利影响。这说明（ ）

A、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B、要善于抓住重点

C、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D、要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

5、强调，中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内外方针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集中精力把自己事情办好，同时处理好同外部世界关系。这说明（ ）

A、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

B、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C、真理是对历史的超越

D、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发展目标出发

6、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是利好消息。这是因为（ ）

①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②和平是当今时代的主流③我国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④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A、②③ B、②④ C、①② D、①④

7、中国越发展，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越有利，这是因为（ ）

A、发达国家能够平等地对待发展中国家

B、中国发展的非常强大了，世界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C、发达国家力求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经济

D、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高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3年度报告》指出，2012年亚洲经济体之间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保持着稳定的高依存度，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据此回答8、9题。

8、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的根本原因是（ ）

A、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

B、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C、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要求实现经济全球化

D、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

9、面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我国应该（ ）

A、在同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中实现优势互补

B、在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中寻找广阔的市场

C、增加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资金

D、为所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