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第1篇
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第2篇
经亚洲开发银行ADB授权翻译并发表此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ADBI对译文及其使用免责。
关键词: 金融危机银行业亚洲地区
中图分类号: F8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9-05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银行的现状和前景展望
表1是穆迪对亚洲主要银行平均资金实力的评级情况,其他主要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对亚洲银行系统展望做出的结论也与此相似。该表反映出2008年、2009年一些活跃银行的评级出现下降或下降趋势。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认为后续评级活动将主要依据银行的信贷减损、低利润和资本补充需求而展开。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情况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该地区公司利润出现下滑,国有银行系统仍在普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他情况也会对银行盈利造成压力,如贸易融资量下降、财富管理产品销售下降、投资银行活动减弱等。银行资本金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贷款规模出现下降,从而影响银行盈利。除非决策者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经济形势,这种现象将继续存在。
本地区银行系统的现有情况到底如何?以下将基于标准的CAMEL监管框架,加入市场风险的敏感性因素予以分析。数据主要来自IMF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
1、资本充足率
按照美国联邦银行管理机构对资本充足的定义,银行控股公司的一级资本比率至少4%,混合一级和二级资本比率至少8%,杠杆比率至少4%。资本较为充足的定义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级资本比率6%,混合1级和2级资本比率至少10%,杠杆比率至少5%。如表2所示,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情况尚属良好。2008年银行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比率在8.2%和16.8%之间。较高的为印尼(16.8%),菲律宾(15.5%),新加坡(14.3%)和泰国(15.3%),较好的澳大利亚(10.9%),香港(14.3%),中国(8.2%)。
由于中国和日本银行系统的资本占该地区一级资本总量的84%,因此,对两国银行的情况需特别加以关注。中日两国分别需关注的是: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和日本银行的资本质量。关注中国的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2009年前3个月,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4.58万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总量,以及同期GDP的70%。贷款的猛增可能会以牺牲资产质量为代价,增加未来的金融系统风险。日本最大的三个金融集团――三菱、住友和瑞穗公司――均低于资本要求,资本质量的问题比数量更大。为了冲销坏账,提高一级资本到6%-8%,日本银行至少需要增加数1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
2、资产质量
2003年以来亚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截至2008年底,中国和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和1.5%。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对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由于亚洲国有银行系统在积极实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信贷规模的受影响程度未定。中国和越南的银行更是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以刺激经济。以中国为例,政府在银行信贷投放中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将多少会导致未来银行出现相应的信贷质量问题。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有风险的,银行贷款头寸比率在过去12个月内从2008年9月的14.5%到2008年12月增至18.8%,2009年2月达24.2%。一般来说,信贷快速增长的代价常常是贷款质量下降,会产生不良贷款。
3、拨备充足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其资产质量形成压力。不良贷款增加将影响银行利润,较高的拨备可能导致一级资本受到侵蚀,影响未来的借贷能力。目前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担心现有的资本比率和不良贷款率,而是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好准备。不良贷款比率的理想拨备率是100%。如表2所示,银行拨备率较低的为日本、印度,较谨慎的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较高。
4、银行收益率
亚洲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似,目前盈利一般,不突出。日本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边际收益率较低,2008年股本回报率仅为1.5%,印尼银行的收益相对较好,2008年为26%。菲律宾银行的收益(2008年为9.6%)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
5、流动性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的盈利模式较为原始,即以存款为基础,资金来源较稳定,未来估计仍是如此,这一模式比主要依靠基金提供资金的银行经营模式要安全。后者只是在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流动性(贷款对存款的比率)在该地区大部分是有保障的,只有韩国是例外,其贷存比较高。
6、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
1997年CAMEL引入了第六个要素,即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使之简写变为CAMELS。欧洲和美国银行由于采用“贷款并证券化”的商业模式,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较大,现在正逐渐向风险较小的商业模式转变。而大部分亚洲银行的商业模式风险不大。表3对亚洲地区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了总结。
二、亚太地区对银行系统的支持措施及其评估
与美国和欧洲一样,2008年年中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同样采取了大量措施支持银行系统――某些情况下支持力度可能更大――以减缓经济下滑。主要经济体,由于国内银行对援助的需求不同,国内经济在全球下滑中的暴露程度不同,政府对是否采取干预政策的态度不同,宣布的银行支持措施和财政措施差别较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对银行系统的干预最为活跃。主要措施包括提供资本金支持、剥离不良贷款、流动性支持、对银行存续或新发债务提供担保等。
对银行提供援助的最主要措施是对银行债务,包括存款和借贷,提供担保。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台北采用了综合存款担保手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为债务提供担保。到目前为止,对银行直接注入资本的必要性尚未出现。但是韩国、日本、印度、中国香港,宣称有意对银行增加资本提供支持。政府希望借此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使其能够维持借贷能力,特别是如果高信贷成本确已开始侵蚀银行资本。一般政府不从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移开问题资产,另外,只有韩国对存在流动性问题的中小企业实施贷款担保。随着危机的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额外的方法促使其银行系统更加稳定,避免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劣势。
亚太地区其他的监管容忍措施集中于为了增加流动性而放松谨慎监管标准,如降低最低流动比率、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一些地区提高了抵押贷款中贷款对抵押物价值的最高比例限制,以鼓励借贷。证券估价(日本)、重组贷款分类(印度)的会计标准得以放松。未来对贷款分类、拨备需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否会继续放松有待观察。
监管宽容并非新出现的概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美国与其他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存款保险的上限,放松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避免银行破产。东亚采取了不同的宽容措施,包括全面担保、资本要求、不良贷款展期等。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但是也可能会延长危机时间并扩大后续的影响。监管宽容能够起作用,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工具。联邦存款公司的有关报告比较了1980年代有利和有害的宽容计划,批评了没有特定项目的大规模宽容计划,得出以下结论:
长期来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实施的大规模的宽容计划是一项高风险的管理政策,因为其成功的机会在于经济环境在储贷机构的自身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得以改善,或者新的风险投资力量得以加入。后一种情况特别会增加储贷机构破产的成本。
在1990年代早期情况有所反转,在1991年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改进行动计划中,对垂死金融机构的救助提出了限制。
1、全面担保
并非只有东亚地区在使用全面担保措施,全球范围的国家都在见证全面担保的广泛运用,苏格兰皇家银行对全球使用这一措施的银行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国家都建立了担保措施。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中全面担保的运用有教训可寻,全面担保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亚洲采用的担保措施确实带来了稳定,但也约束了处理金融压抑的后续措施选择范围,并难以退出。
学术界的观点是什么?学术界很清楚地将全面担保与道德风险联系在一起,认为政府的全面担保措施将限制后续政策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危机造成的财政成本是内生的,该成本会因全面担保而增加。财政成本的变化主要可解释为较差的政策措施所致,如增加监管宽容、全面担保、或两者折衷。如果忽视内在问题,看似平静的危机会引起轩然大波,增加后续成本。我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全面担保会增加财政成本、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GDP的损失。学术研究倾向于对危机的处理采取强硬的回应措施,认为在全面担保和其他宽容措施中采用的伴随政策,会增加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无助于提升经济复苏的速度。尽管会产生较高的附随成本和道德风险,但政府仍在危机中反复使用全面担保的原因很明显。政府在机构和政治意愿、必要的财政政策缺失之时,运用全面担保以控制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全面担保不应被经常使用,只能适用于较小的目标,如对新债务提供保险而非覆盖所有债务头寸。对全面担保应给予正确标价,严格加以遵循,成本披露充分。
2、剥离不良资产
政府机构既无专业能力也无动机对问题资产的解决做出最终决策。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尽管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中不断获得经验,但进展缓慢。印尼的银行重组机构在危机后的资产处置中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计划。主要原因是引入新的、又具有足够经验的机构在操作中存在困难。但是政府需要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处理过程应该依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从而为金融行为提供正确的激励。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可以是对奖惩比例的适当组合以引导金融机构逐步解决不良贷款,如将过多的不良资产转移到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资本充足率恶化的原因是为了处理不良资产,在一定时间内对资本充足率予以宽容是可行的。有关设计应达到以下标准,首先,必须将问题资产剥离至私人部门。其次,在提供政府流动资本时,应确保私人权益资本安全。应将管理者利益进一步与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三,应在私人部门中创造处理受损资产的竞争机制。
3、直接的资本支持
政府直接为银行短缺资本提供支持,而不对银行需达到什么条件提出要求,会形成相当大的道德风险。提供资本支持时应考虑以下措施:1、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本注入进行评估。2、与私人部门的配套基金相联结。3、资本投入采用优先股或可转债的形式,锁定可能的损失。
三、亚太地区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
直到最近,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然而,IMF最近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指出,银行危机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分析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现实情况以掌握资本短缺的情况是有指导意义的。本文采用Bankscope提供的数据,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数据既非及时(2007年)也非全面。第二,由于各国管理体制、会计制度和税收体制不同,跨国的资本、股权和不良资产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数据。因此,分析数据需要花费精力。结论只能被谨慎加以采用,仅是指导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对亚太地区银行资本短缺情况的估算需要采用保守的假设:一级资本对资产的杠杆比率为5%,不良资产比率8%,对不良资产的覆盖达到100%。结论如下:压力测试显示大部分的银行系统能够抵御冲击,但需要更多的资本以达到此目的。这一拥有约1.2万亿元资本的最大的银行系统,预期资本短缺约7580亿美元。一级资本短缺最严重的是韩国(445亿美元),中国(1091亿美元),日本(5188亿美元)。令人吃惊的是菲律宾和泰国并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注入。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
随着电子通讯的发展,监管障碍减少,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资银行正快速增加其跨境借贷,同时积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存在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重要特征。外资的占比差距巨大,例如,拉丁美洲中的大经济体如秘鲁和墨西哥外资占银行系统比重分别为95%和82%。欧洲、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的银行部门中的外资占比要比东南亚的较高。
近期的金融危机显示,外资参与既能带来收益也能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通过向信贷压抑的公司和个人部门增加贷款,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为应对外资银行竞争而提升效率,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外资银行也可能将负的金融冲击传染到全球:大银行可能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问题、信贷标准提升、资本压力增加等问题而突然收缩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银行的跨境融资活动近几年在持续增加。同样,跨境资本流动可以给国家带来资本,但也会增加流动性风险。资金跨境流动与金融稳定存在联系。一些新兴市场的银行系统正变得更加依赖外资银行和批发性外国基金。外资银行的子公司有时会向其母公司借款,如韩国;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批发市场借入资金,向居民提供外币贷款,如东欧。
对外资依赖所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在2008年9月和10月,市场去功能化时表现明显。虽然以此评估对亚洲的影响为时过早,但由于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在国际银行间市场中表现活跃,如果银行间市场压力持续上升,这些国家需要考虑其国内银行是否会在国际市场中融资面临困难。同样,国际银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将对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借贷者形成负面影响。对一国应如何对待外资银行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但国际信贷中介的本质和特征将持续发生变化,新兴市场需要采取措施正确对待国内的外资银行。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收益的努力应集中于,给外资银行设置限制,小心获取其带来的益处。
五、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1、金融部门前景展望
IMF在地区经济展望:亚太(2009b)中指出,公司现有的坏账违约风险处于偏高水平,但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低得多。报告因此认为金融危机对公司和银行部门存在较大影响但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估计亚洲债权人(股东除外)在违约中的损失将达到GDP的2%,银行损失将达到总资产的1.3%。风险可控的主要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机时公司部门的财务状况健康、杠杆率较低、盈利良好。这些发现基于这样的预期,亚洲经济出现稳定并将逐渐复苏。不管怎样,现在都需要开始着手处理银行问题和公司重组问题。
2、全球信贷收缩
我们应该要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例如,IMF预计亚洲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比上年明显下降。此外也要深刻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韩国和泰国的教训。IMF的一份关于40个主要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指出,处理金融危机相关的财政成本约占GDP16%。比如,印尼不良贷款最高时达32.5%,危机的财政成本占GDP达56.8%,产出损失达GDP的67.9%,实际GDP增长率最少时仅为-13.1%,处理不良贷款的初始努力见效甚微。虽然本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很不差别,但这场危机注定会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
将危机后私人部门的信贷演变分成三个阶段:信贷恢复增长所需时间,名义信贷价值超过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信贷对GDP比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见表4。平均来看,信贷恢复增长需要14.5个季度或3年半。在经选择的样本国中有8个国家信贷对GDP的比例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花了60个季度(15年)使信贷对GDP的比率恢复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即持续增长的最后一个季度。有关结果显示,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遭受持续的经济下滑,那么名义信贷将花费多个季度或年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信贷对GDP比率的恢复时间甚至更长。如果历史可作为借鉴,那么全球信贷增长不会很快恢复。
3、非银行金融部门难以弥补银行部门萧条
银行是主要的融资者,但仅依赖银行不能满足长期融资的需求,股权和债务市场同样提供长期融资。以下将对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分析。资本市场中,只有韩国可以为新资本提供较高比例的直接融资,其他国家的容量较低,难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亚太共同基金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较小,仅泰国和马来西亚尚可。而且这些地区对共同基金的管理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在于:对投资者保护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基金净值的计算存在问题、销售渠道不畅、对联结产品的估值缺乏管理规则、许多大基金并不遵守国家评估准则。养老金市场较小,如果政府有意改革并提振养老金基金,调动国内资源的潜力巨大。保险部门的容量同样较小。见表5。因此,当银行难以为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时,较弱的其他金融部门也无法弥补这一不足。
4、公司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
IMF(2009b)警告称新兴市场的公司坏账比率有可能增加。新兴经济体拥有1.8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这一数值在2009肯定会上升,违约的威胁上升至“危险的程度”。IMF的报告指出,“处理公司的破产问题将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IMF2009b),但是亚洲地区公司部门具体的受影响程度尚不可知。可得的数据来源中,包括Worldscope和Amadeus未能及时对公司部门的影响情况做出评估。不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对其公司进行了重大财务重组,从金融指标来看,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东亚的金融活动有了很大的转型。未来的后果不致于太严重。
记住过去是为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但在所有关于全球银行部门脆弱性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公司重组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恢复健康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然而这正是我们应从过去二十多年的金融危机中需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衰退中,总产出和公司利润的下降可能会扩散,导致公司压抑,甚至出现破产。银行部门是公司部门的镜像,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不会比公司部门的负债质量更好。如果公司部门脆弱,比如,杠杆过度、盈利较差,银行资产也会较差。因此,公司压抑既是经济疲弱的表象也是原因。银行部门的重组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公司压抑等深层次问题。但是现有的银行重组计划似乎并未涉及这一深层次问题。
六、结论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亚洲经济和金融状态整体表现良好。银行系统健康、公司部门远比其他地区要健全、政府融资稳固。这些,伴随着普遍的高额储备,使亚洲金融可以快速恢复。长期来看,有理由认为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但是亚洲银行系统的短期展望是负面的。预计未来12-18个月,银行因经济下滑将出现信贷风险,导致不良贷款增加、拨备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增加。现在许可的贷款损失量和一级资本水平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信贷问题。建议这些地区的银行应增加资本以冲销坏帐损失、提高一级资本比率。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迁移；成本；经济危机；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84-03
国际迁移是指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活动中的一个业务或多个业务转移到国外的经济现象。近年来，国际迁移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并且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接受。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经济预测报告显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中。此次经济危机一直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动因，但是对于此次经济危机所波及的范围和持续时间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国家，实体经济的溢出开始导致失业率上升，直接影响了家庭乃至社区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公众焦虑的情绪。在金融体系中，重建公众的信心并扭转这种不利的现状必须被放在首位。纵观各种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国际迁移业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
一、国际迁移的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基于其自身的特点，选择国际迁移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它们所共有的想法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迁移来获取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以下是本文所概括的几点原因：（1）当前的税收法规可能超出了公司管理层的预期，因此他们努力寻找综合条件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作为迁移的目的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使得公司可以更从容地应对经济危机。（2）国际迁移有利于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寻求新的机遇。当公司计划扩大规模时，它往往会致力于寻求对自己的主力产品更具战略意义的市场。新的市场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3）为新的产品寻求新的市场。一家公司必定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完善自己，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必须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当现有的市场出现饱和时，公司就需要通过国际迁移来寻找新的领域，从而获得长久不衰的生存。
每个公司的HR都有责任来决定何时进行迁移是最佳时机。但是，在这样做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考虑到进行国际迁移的成本，迁移成本不应该超过公司所能负担的最高成本。那么迁移所需的成本有哪些呢？
二、国际迁移的成本分析
有三个不同方面的成本是进行国际迁移需要考虑的，包括可预见成本、人员流动成本和隐性成本。
（一）可预见成本
可预见成本是指公司管理人员可以控制的成本，如搬家公司需要多少费用、新办公地点的租赁费用等。可预见成本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是企业进行国际迁移的主要成本，当企业选定迁移的地点时，企业会支付一部分费用作为新办公地点的装修基金。与此同时，房屋租赁成本也是其中的重要支出。（2）服务成本。服务成本一般包括水电费、电子通信费用、停车费用、保险费用等。而公司的管理层还需要考虑包括未来业务扩展所需要的费用。根据企业的规模，服务成本的增加范围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3）搬迁费用。当公司决定迁移时，搬迁费用必然要考虑在内。如果新的目的地在同一个城市，需要的搬迁费用较少。但是如果是长途的搬迁，则搬迁费用就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卡车租金、人工费用等。另外，公司还要支付员工搬迁的费用。
（二）人员流动成本
企业的迁移对现有的员工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企业决定进行迁移，而本土的雇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随之搬迁，这就使得公司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人才。要知道，招聘、培训并发展新的员工所需的成本远远高于留住现有员工。劳动力成本代表了大多数组织的经营开支，是不得不考虑的迁移成本。
（三）隐性成本
企业的隐性成本是相对于显性成本而言的。真正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迁移后可能的生产损失、员工的离职和在新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等。
为了更好地衡量隐性成本在迁移中所占的比重，本文对国际迁移中隐性成本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如下：（1）房屋租赁成本；（2）雇员多次往返的成本；（3）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新市场的成本，如广告投入、寻找客户资源等；（4）老员工离职后，招聘并培训新员工的成本；（5）新员工在培训期和适应期内导致公司产值降低的成本。
综合以上三种国际迁移的成本，可以看出如何把这些成本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是进行国际迁移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以下几点会帮助企业分析其迁移成本和风险/效益：（1）确定迁移目的地的资源环境及当地的就业水平。（2）确定会跟公司共同迁移的员工数量。（3）对一次性搬迁、减员、招聘并培训新员工的费用进行评估。（4）对一定时期内的租赁房屋和雇员花费、设施完善花费等进行评估。（5）根据迁移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对公司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有效的评估。
在评估了国际迁移的成本和风险/效益后，一个中心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国际迁移的目的地应该在哪？它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是否真的有益？本文就这一问题对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板块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三、国际迁移目的地的比较分析
（一）欧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并严重拖累实体经济的严峻局面下，欧洲也正在与衰退进行着顽强的抗争。自2008年以来，金融动荡、油价飙升和粮价上涨三大问题给欧盟各国经济造成重创，加上各国都把本国利益置于欧盟整体利益之上，使其难以形成共同应对危机的合力。目前，欧洲经济存在不少问题，如增长率低迷、福利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压力巨大等，而欧盟多数成员国仍固守原有的社会经济模式，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目前欧洲形势喜忧参半，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欧洲形势、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依然堪忧。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改革方向总体正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8年的大约6%降到目前的3%以下，2014年欧盟经济将有望好转。
欧洲拥有庞大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市场，还有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优秀的品牌，因此是企业国际迁移可以考虑的一个目的地。下面以欧洲的几个国家为例说明欧洲在企业发展方面存在的优势。
1.英国：英国国土面积虽然不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170多家顶级科研机构，能够与外国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如华为、香雪制药等中国企业已经和英国的科研机构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2.荷兰：荷兰以颇具竞争力的税收环境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纷纷前来荷兰投资移民，这源自其广博的税收条约体系，保税仓储制以及议定预先税务裁决的可能性。荷兰税务体系的某些特点对国际税务筹划十分有利，如广泛的税务协定，减免双重征税、成熟的税务裁决实务、参股豁免、对支出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不征收预提税。
3.丹麦：丹麦在声学领域的研究居全球领先水平，在设计领域也很有影响力，拥有很多高端科研人才和技术储备。另外，丹麦还以其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用工制度著称，例如，企业解聘劳工的成本很低。
当然，欧洲作为迁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势。韬睿惠悦咨询公司（Towers Watson，全球四大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的两年中，大多数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公司已经裁员47%，冻结工资31%，比全球平均水平37%和24%要高。因此，企业在考虑国际迁移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欧洲现有企业的发展状况。
（二）亚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对于被认为增长最快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金融体系方面、贸易方面和外部资金融通方面。
从金融体系方面来说，由于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度不高，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联系不甚紧密，外资银行的比例较低。因此，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的金融体系影响不算严重。从贸易方面来说，首先是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进口量缩减，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减；其次，贸易品价格下降、美元贬值，使得即使是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国际收支恶化的风险。从外部资金融通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需要从资本富裕的国家融资以支持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这些外部融资包括官方开发援助、组合证券、直接投资及贸易信贷等，次贷危机发生后这些外部融资均发生了锐减，亚洲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亚洲在国际迁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此次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和金融比较稳健的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增加，更有利于建立东西方衡的金融关系。同时，经济危机推动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步入新的航道。
当然，亚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势。此次经济危机表明，当今世界各国联系紧密，经济危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连锁效应。亚洲正被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所困扰，随着全球流动性的枯竭，亚洲银行更加依赖于国际融资，这将导致亚洲经济受制于全球杠杆化融资，以及美元资金短缺。
同时，尽管亚洲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大量地减少了杠杆比率，但是却增大了对于债权、股票以及贷款资金的依赖。
亚洲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全球性的，因此发达国家经济的萎靡意味着亚洲经济的萎靡，进而导致亚洲发展中国家失业率的增加等相关问题，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的风险。
（三）非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非洲大陆在连续五年保持经济增长率5%以上之后，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预计只有2%，为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非洲市场有限，就算没有外国投资者的大笔撤资，即便是有小笔资金撤走也将对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危机加剧。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非洲的资本流动明显减缓，金融信贷急剧减少，许多行业受到重创。矿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非洲受打击最为严重的两个领域。赞比亚、刚果（金）、利比里亚、几内亚等国家的矿业项目投资总额面临大规模缩减。其中，非洲开发银行在利比里亚的铜矿项目以及几内亚的铁矿项目的投资总额都较原计划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也极度缩水。
近年来，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工业薄弱，制造业不发达，农副产品缺乏深加工能力，从日常生产和生活物资，到高科技产品基本依赖进口，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商品大市场。外国富余商品不仅可以成功进入非洲国家市场，而且这些商品在非洲的市场价格要高出本国的5～10倍。目前非洲国家正在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在建项目众多，投资政策优惠，投资领域广泛，处处存在商机，是外国企业投资建厂、承包工程的理想天地。非洲的石油、木材、黄金、钻石、铁、铜、铬等资源储藏量十分丰富，跨国公司到非洲投资资源开发利润非常可观。
总的来说，非洲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可以看到非洲的发展速度正在提升，已经为买卖双方建立了全球交付网络，跨国公司在非洲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当然，也不过忽视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地的本身所具有的劣势。非洲经济高度依赖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非洲国家科技落后，加工能力不强，产品的加工比例及加工程度都不高。非洲是世界上粮食单产水平最低的地区，原因在于粮食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原始。在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一些普通的通讯和信息产品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仍是奢侈品，有些乡村至今仍“与世隔绝”。然而，这些劣势对于外来跨国公司来说，是可以接受并加以转化的。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非洲大陆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无限的投资机会，是国际迁移的最佳目的地。以下数据说明了把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所带来的发展机会：（1）一些非洲国家（如加纳、坦桑尼亚、突尼斯和卢旺达）的经商便利性和企业管制能力甚至高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2）非洲拥有超过全世界36%的新兴市场国家、30%的矿产资源，并且到2050年将拥有占全球20%的人口，但却只拥有4%的国外直接投资。（3）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弹性。（4）自2004年以来，非洲在私人直接投资方面的增长比例最高，截至2010年增加了22%。（5）未来十年，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约980亿美元的需求，如电力和电信行业。
综上所述，非洲无论是在资源方面还是政府监管力度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是此次经济危机中各国企业迁移的最优选择。并且，非洲的投资机构可以帮助跨国公司进行市场调查，并选择迁移的地址，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跨国公司的迁移提供了便利。因此，企业进行国际迁移的最优目的地就是非洲大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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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第4篇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第5篇
十年前，亚洲主要经济体经历了由资本短期内大规模外逃导致的货币危机，此次资本外逃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暴露了金融业和产业界隐藏的风险，并造成了严重破坏。但亚洲国家最终成功走出危机。当私人部门的资本撤离亚洲国家时，国际社会通过IMF与包括日本的亚洲国家并肩战斗，为亚洲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而IMF在援助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亚洲国家今天能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应该归功于国际社会、IMF的援助和自身成功的改革措施。
在IMF与亚洲国家分析未来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从过去充分吸取经验：
――我们已经认识到应该努力防止资本市场的崩溃。过去十年，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更加深入。受此影响，一方面，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大为减少，为各国带来了福利；另一方面，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也急剧增加。但是亚洲国家和IMF都已经能很好地应对这种风险。很多国家采取了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并强化了宏观政策框架。有些国家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作为抵御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亚洲国家也积极合作，建立了清迈协议等政策机制。IMF认为这些政策行之有效，并乐于就这些政策与亚洲国家展开合作。为了给危机国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IMF已经采用了新的政策工具，并增强了自身的资金实力，在给各国提出政策建议时，也更加注重资本流动风险的问题。
――我们认识到金融体系的危机很容易扩散到其它部门，同时应该特别注意各部门间的传导机制。这让亚洲国家努力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优化监管框架并改善公司治理；也让IMF更加注重全体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均衡，更加注重金融部门评估方案（FSAP）的建设，更加注重标准与法规倡议的发展。
――IMF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在政策建议上更注重考虑政府自身的意见，支持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并对贷款条件性进行了简化，确保他们只涉及事关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关键问题。
尽管近年来，亚洲国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包括金融全球化，人口结构的改变，分配不公和长久以来的贫困问题。但这些挑战当中也蕴涵着机遇。
亚洲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目前已经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洲国家的GDP和贸易总额均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上述指标有望进一步提高。亚洲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应该和其在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相匹配。国际社会可以从亚洲国家的成功中学习经验，让亚洲国家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要。就在几个月前，IMF的理事们，就提高新兴经济体（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在IMF的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亚洲国家的政策不仅作用于本国国内，也会对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汇率政策可以对美元对欧元走势产生影响，这一点亚洲其他国家乃至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亚洲经济重要性已经大幅提升，这使得如何促进该地区发展，让区内国家实现均衡增长，更好地通过多边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也大为提升了。
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问题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机遇。贸易一体化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地区内贸易自1990年来增长了三分之一，这很好的体现了区域内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但区域内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才刚刚起步。贸易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匹配不只在亚洲存在，欧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金融一体化的制约因素在欧亚大体相同，主要是法律法规、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差异。IMF将继续与亚洲国家通力合作，推动亚洲金融一体化。因为这将带来很多好处：它将为商业部门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让资本的配置更有效率，还能让亚洲国家的居民更多投资于亚洲市场。如果亚洲的金融一体化进程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的金融一体化进程，亚洲国家将取得更大的利益。
同其他发达或新兴经济体一样，亚洲也面临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已经感觉到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影响。很多其他亚洲国家很快也将经历日本目前的情况。IMF给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例如西欧国家的政策建议是尽量控制结构性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以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赤字发展到不可控的程度。
亚洲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亚洲特有的。全球化使受教育水平较高或技术较为熟练的劳动力受益更多，全球范围内皆是如此。在新兴经济体，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中更加明显。我知道亚洲国家对分配不公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也清楚社会和谐的重要性。IMF和其成员既要保护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经济增长，同时也应采取措施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些措施包括增加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让劳动力市场更具弹性，提高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以及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我认为，亚洲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亚洲独有的，世界各国都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我们来说，IMF正积极改革以期更好地帮助成员国应对这些挑战。
IMF治理结构的改革就是我所提到的改革的一部分。改革的下一步，是讨论实施新的分额计算公式以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基金的代表权，同时提高低收入国家的投票权，让他们能在IMF更好地发表其意见。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基金来说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要提高基金组织监督的有效性。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完善监督体系。基金已经开始实施多边协商计划。该计划可以让基金组织和成员国实现资源共享，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研究。这一计划将被首先应用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正在推进多国框架下的均衡汇率研究，并已经把新兴经济体纳入到研究体系之内。我们把金融体系监督和国别监督结合在了一起。监督体系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更新监督的法理依据。该项改革措施的目标是让当前最佳基金监督实践成为员工必须遵守的规范。这可以让基金的监督目标更加透明，监督措施更加公平。这还可以让各国分享基金的先进监督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基金的大股东应该以身作则主动配合基金组织的监督。
亚洲国家和IMF有着长久的合作历史，这种合作关系目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作为IMF的总裁还是作为一国的前财长，我都非常敬佩各国所取得的成就。各国迅速走出危机，并取得了更强劲的增长，这是惊人的。亚洲各国央行在反通胀上取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亚洲国家对迎接挑战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