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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1篇

风险之一:次贷危机开始深化并扩散

IMF认为,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影响将可能更广、更深、更持久。目前危机正从次贷领域向优质房贷、消费信贷、公司信贷等领域蔓延,并很可能演变成全面的信贷紧缩,拖累宏观经济。另一方面,次贷危机有从美国向其他国家扩散的可能。一些房价偏高、企业和个人资产状况偏紧的发达国家以及严重依赖外资拉动国内投资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较高风险。预计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动荡将造成近万亿美元损失。

风险之二:美经济衰退将拖累全球

经济衰退将带来美国国内需求下降,使全球贸易出现萎缩,预计日本、欧盟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此外,美国为应对危机不断降息,将导致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各国间货币政策产生冲突。

风险之三:粮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全球经济风险加剧,大宗商品市场热钱涌动,投资组合变动和资金无序流动增加,带动食品和能源价格出现上涨,给全球通胀和金融形势带来了更大压力。对新兴经济体而言,通胀是目前经济的最大威胁,可能比应对美国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挑战更大。由于很多新兴经济体此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剩产能已被充分利用,资源供给压力陡增,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将导致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很重的通胀风险。

风险之四:贸易保护主义或升温

美国正值大选年并发生经济减速,欧盟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加上产业转移等因素,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升温,贸易冲突可能性增加,并将使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难以推进。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全球经济出现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总会抬头。

去年底《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所作的联合民调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不利。今年2月份,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都认为:若人当选总统,应考虑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见目前经济民粹主义、贸易保护等已成为美国大选的热门关键词。

风险之五:新兴经济体将受影响

虽然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还不具备很强的独立性,亚洲仍依赖欧美的最终产品市场。因此,随着美欧金融风险外溢和经济减速,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将面临很不确定的前景。预计今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9.7%降至8.2%,中国和印度今年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9.3%和7.9%。

专家看法: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亚洲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区主管戴维・伯顿(David Burton) 近日在《经济学家》上撰文,阐述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并分析亚洲经济的前景,他认为:

亚洲经济前景整体仍然较好

伯顿表示,种种迹象表明,次贷危机正在向其他金融资产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蔓延。但对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来说,次贷危机仍然有些遥远。亚洲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亚洲各国金融机构也未遭遇其欧美同业类似的厄运。许多亚洲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其宏观经济结构和金融市场状况已不像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那么脆弱。一旦真的出现全球性衰退,亚洲也已积累了一定的应对经验与手段。IMF在其4月份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也指出,过去15年来,美国经济对亚洲经济的推动作用比较温和,大概的比率是,美国经济衰退1个百分点,将拖累亚洲经济放缓0.25至0.5个百分点。

2008年,对亚洲充满挑战的一年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2篇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这也将是亚洲金融合作努力的最终目标。单一货币区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相近的工业结构,开放度,相近的经济政策偏好,有利于区域联盟的历史文化等。

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

一般认为,一国参与货币区最显著的最大好处是货币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最优货币区域内汇兑、储备和支付成本的降低(mundell,1961)。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收益还包括: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而迅速得到融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的国家可将区域内固定汇率安排当作内部名义锚(internal nominal anchor)而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降低官方储备以及消除投机性资本流动等等。而参与货币区的主要成本就是该国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而导致经济稳定性上的损失。

建立单一的货币区的收益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给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地区间经济依赖的加深有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地区间合作的加深还有利于增加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三、亚洲金融合作的最新进展

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区域金融合作的消极态度。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地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讨论的焦点是紧急救援机制的建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亚洲的金融合作获得了实质进展, 清迈协议的签订及其实现和拓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1. 促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构想:

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

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 。 1997年9月,日本政府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主要从三种方式筹集资金:(1)从成员国借款。其机制类似于imf的总借款协议(cab)。成员国要从外汇储备中划出一部分随时准备提供给亚洲货币基金支配。成员国依然对这笔资金拥有所有权,并将其视为外汇储备的一种形式。(2)从国际资本市场借入。由于资金是从资本市场筹集,提供这种资金的利息率会相当高。成员国应把自己未使用的外汇储备拿出来作为亚洲货币基金从资本市场筹资的担保。(3)扩展对成员国借款的担保。由于有亚洲货币基金的担保,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可以凭借较高的资信等级和较好的条件筹集到资金。

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amf的构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

新宫泽喜一构想( new miyazawa initiative )

1998年10日本又以大藏大臣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总额为 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需求,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其中135亿美元为中长期贷款,75亿美元为短期贷款。“新宫泽构想”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arai,2000)。

东亚货币基金(east asian monetary fund )

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它亚洲国家或地区。他倡议建立的“东亚货币基金”规模比国际货币基金小,是一个完全属于东亚地区的基金。

东盟10+3 监督进程

东盟10+3 集团于1999年11月正式成立,东盟10+3 监督进程的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是2000年5 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为了促进持续的增长,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还包括资本流动的监管,自助和支持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改革。东盟10+3 的监督进程与东盟的监督进程相似,在监督进程的框架协议下,13个国家的财长和秘书长将一年集会两次讨论政策协调问题。

aab 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 )

韩国经济学家(tae-jun kim, jai-won ryon and yunjong wang 2000)提出了亚洲借款安排(asian arrangements to borrow,简称aab)的建议。根据此建议,每个成员国可以根据其贷款协议的上限获得贷款。aab的运行机制类似于imf 的借款总安排(general agreements to borrow ,简称gab)。aab 是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借款协议,它不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而是以参与方的信贷安排为基础。为防止道德风险问题,aab将把借款的上限与各方签订的信贷协议相联系。

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

2001年5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东盟10+3 财长会议公告中提到了建立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实行一种技术上的援助,以便支持东盟10+3 的合作力量从而促进早期预警系统的发展,并有助于及时发现新兴工业化国家宏观经济,金融和公司部门的脆弱性,以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这种援助将支持:(1)以目前imf、学术团体和各国现有的方法为基础的早期预警系统模型的发展,(2)确定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相关的宏观谨慎指标的“核心”。(3)确立、和实施东盟10+3标准模型的研讨会。

2. 从构想到现实:亚洲金融合作的里程碑 — 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

亚洲货币基金由于未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有力支持而被搁置。但是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由于东亚国家政府特别是中、日、韩、之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协商。东亚国家政府之间的货币合作逐渐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99年11月,东盟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根据这一精神,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涉及金融合作的协议有:(1)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2)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在东盟与其它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构筑两国间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3)截至1999年底,东盟10+3各国的外汇储备合计额超过7000美元,如果能够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这对于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市场将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另外,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

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货币互换协定的诞生唤起了人们对于建立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热情,一年以后,这一构想已经获得了实质的进展: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ian swap arrangement,简称asa)和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network of bilateral swaps and repurchase agreements,简称 bsa)。

1.东盟互换安排(asa)

1997年, 5个东盟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同意建立互换协议对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2000年11月,互换协议已扩展到所有的东盟成员,并且总额已经从2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互换协议下的货币,除了美元,还包括日元和欧元,其适用的基准利率分别是欧洲日元和欧元的libor(伦敦同业银行的拆借利率)利率。参与国提供的资金按照支付能力可以分为两组。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每个参与成员的最大的借款额限于在asa下其承诺金额的两倍。互换交易的到期日不超过6 个月,展期期限也不超过6个月。

2.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

bsa是以美元与参与国货币互换的形式提供短期的流动性援助的一种设施。参与国可以动用90天期限的bsa。首次提款可以展期7次,对于首次提款和第一次展期的适用利率是libor加150 基点。其后,每两次展期的附加利率要另加50个基点,但是不超过300个基点。 bsa 是对那些从设施中提款并需要接受imf贷款条件性援助的补充。然而bsa则允许占最大提款金额上限至10%部分可以自动支付,与imf的计划和条件无关。2000年11 月东盟10+3 财长会晤后,中国,日本、韩国开始与东盟国家商讨bsa事宜。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和各个东盟国家的3个bsa已经发表,其他的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的4个bsa已经进入谈判的高级阶段。东盟10+3 互换安排的基本机制是:第一,互换安排是对目前imf提供的国际融资的补充。第二,原则上,金融援助与imf提供的设施是相互联系的。提款权最大金额的10%与imf提供的便利是无关的。第三,每次安排下提款的最大金额由双方磋商决定。第四,支付额将根据提供互换国家之间的磋商以一致的方式实行,各国要协调磋商进程。

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表明了亚洲国家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各方参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热情。清迈协议之后,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各方对这一合作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欧洲联合相比,亚洲金融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欧洲货币合作不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而且欧洲联合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这种类似的传统在亚洲仍未出现。除了政治因素外,目前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难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是亚洲金融合作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亚洲区域合作朝着经济合作的方面发展,1992年asean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1989年出现了apec。在亚洲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种亚洲传统由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lewis,1999)。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所遵循的原则与此恰恰相反。谈判者强调的是彼此立场的分歧,并通过正式的制度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各国需要部分让渡制定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内经济政策的自。尽管东亚经济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并防范下一次危机,但asean和apec至今在这一领域毫无建树。一家曼谷报纸《民族》曾经失望地谈到,“过去12个月中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正在使已有的区域组织摇摇欲坠”。

2. 亚洲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发展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障碍。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是相近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区域货币合作才可能使各方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获益。否则,在区域内部货币对外联合浮动的时候就可能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出现种种矛盾,很可能使合作流产。目前亚洲各国的现状阻碍了在亚洲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1)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计)除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与亚洲的四小虎为第三层次,其他国家入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第四层次。各个层次之间有较大的差异。(2)亚洲各国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其中人员流动的限制更严格,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进一步得到加强。(3)各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很大。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较大的相似性。(4)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东亚的金融市场中除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的都限于本国范围内,亚洲美元市场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

3. 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马克。伴随着日本贸易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日本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急剧提高,正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核心和主导。然而,日元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不仅无法和美元匹敌,而且与欧元出现之前的马克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比重较低。尤其是,目前日本经济的软弱状态和日元的不稳定状态并无好转的迹象。因此亚洲的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五、 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

目前对于亚洲国家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的危机的发生,因此建立紧急的救援安排和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对东亚国家尤其重要。在21世纪前十几年,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很可能将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1. 建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紧急救援安排。

当某个东亚国家由于国际收支困难,将会或已经货币危机时,其他国家将对该国提供紧急救援,减少该国的流动性困难,以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防止危机的发展和扩散。

清迈协议是在这个方面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清迈协议,东亚十国将在现存的东盟货币互换协议基础上建立个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和回购的协议安排体系。目前,在一些东亚国家之间,一些双边协议已经签订或正在谈判之中。亚洲金融危机已充分显示,在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面前,任何一个单独的东亚国家都难于维持本国货币的稳定。目前,东亚地区共持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携起手来,则对抗国际投机者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通过更多的磋商和相互间信任程度的提高,东亚国家在紧急救援方面的合作是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2. 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东亚的汇率安排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危机的发生和危机之后的经济重建使区域的汇率管理成为讨论的热点。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国家的货币是钉住美元的,这种联系是为了给国内的价格水平提供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失败的。对于东亚汇率安排的选择有两派观点,

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汇率稳定,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东亚国家和经济的汇率制度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恢复美元本位制和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并提高其中日元的权重。麦金农等(1999)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各国和地区又回到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钉住美元制。这是因为,东亚国家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他们害怕本币升值,因为这样不利于资本流入和出口;同时他们也害怕贬值,因为这会增加其美元债务。麦金农认为亲密贸易伙伴间的共同货币本位优于无约束的浮动汇率, 因为这种制度比浮动汇率能够更好地缓解不对称冲击,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地维持贸易伙伴之间汇率的稳定性。关志雄(2000)反对麦金农的建议。他认为,钉住美元有许多的内在缺陷,这种安排对美元-日元的波动是极为脆弱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将导致东亚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特别是当美元对日元贬值之后,东亚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消极影响。因而他主张实行钉住日元占有相当高权数的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从短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更为实际和有效的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所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改变了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这一赛局中的支付结构,亚洲金融合作的收益凸现出来,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所认识,并积极地参与亚洲金融合作的讨论;亚洲金融合作提供了亚洲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亚洲合作的僵局。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早于货币合作,而在亚洲,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金融与货币合作的步伐一度加速。但是,在最近一两年,亚洲金融合作的步伐出现放缓的趋势。而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似乎又有所加快。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亚洲金融合作大有丧失势头的危险。但是,只要亚洲领袖具有足够的政治远见,足够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接触,开诚布公的谈判,亚洲各国是可以逐步加深理解,加深信任,使亚洲金融合作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亚洲也将在21世纪出现。

参考文献:

关志雄(2000):《亚洲告别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

麦金农和大也健一(1999):《美元与日元》,上海远东出版社,中译本。

秦朵(2000a),《过度负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5期,第9-18页。

秦朵(2000b),《外贸与金融传染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韩国1997年的货币危机?》,《世界经济》,第8期,第8-18页。

arai, koiciro. 2000. “framework for regional monetary stabilization in east asia”,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 tokyo.

lewis, jeffrey. 1999. “asian vs. international: structuring an asian monetary fund”,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ⅲ, no.4.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金融合作;区域集团化;货币一体化;最优货币区理论;欧洲债务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6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呈区域化,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还将继续。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重点,货币一体化尤为引人关注。以史为鉴,把握趋势,灵活应对,是亚洲参与全球竞争的必备功课。

一、区域集团化潮流

(一)欧美以区域经济合作谋霸权

欧洲欲重振雄伟。二战后,欧洲经济逐步恢复,但其全球地位已大幅下降,且面临严重的美国经济渗透和苏联军事威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更将欧洲排挤在国际货币体系,西欧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严重贸易逆差下,不得不面临美元荒造成的支付危机。为重新提高国际地位,夯实经济实力,欧洲一体化在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和1951年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中拉开帷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欧元横空出世,成就人类经济货币史的一大创举。

美国欲巩固霸权。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深感威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来自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竞争日益激烈,连后院拉丁美洲的市场都已被欧盟渗透。为巩固经济实力,维护霸权,美国的美洲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1990年6月,布什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1992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9月,“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隆重推出。与此同时,拉美的美元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91年,阿根廷推出《自由兑换法案》,采用联系美元的货币局制度;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均于2001年实行了完全美元化,美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危地马拉也在2001年将美元流通合法化。

(二)区域集团化冲浪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日显重要。一方面,区域内经济互补与趋同创造整合利益,加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货币金融合作可以帮助抵御全球化中资本流动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区域信心的树立还可有效预防危机发生。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区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旨在建立货币联盟、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立;1991年签订的《阿布贾协定》和2000年施行的非盟勾勒出非洲一体化的蓝图;同年,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签订《亚松森条约》,并于1995年启动了南方共同市场;1993年底,东南非共同市场成立;亚洲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走向区域金融合作之路。

二、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理论指导实践最佳范例的欧洲货币一体化

20世纪60年代,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争论的成就之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诞生。早期争论的主要是孰优孰劣,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的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理论争论转向更为务实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国家适合固定汇率。1961年,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汇率制度选择进而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开创了理论先河。之后,关于建立最优货币区所需条件的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如麦金农提出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凯南认为经济多样化是前提、英格拉姆将金融一体化作为货币一体化的基础、哈伯勒和弗莱明提出的通胀率趋同要求,以及演化至后来的经济政策相似、趋同等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现。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及共同市场的逐步建设,欧洲将货币金融合作提上议程。1971年,《维尔纳报告》提出货币合作十年过渡规划,以期1980年形成单一货币并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之后,虽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计划在各国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制中搁浅,但1978年欧共体又《不来梅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议,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形成稳定汇率的机制;并在1989年《德洛尔报告》和1992年《马约》中详尽安排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条件,要求成员加强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配合与趋同。最终,欧元区于1999年成立,欧洲有了对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进行联合干预和抗衡的一股力量。

(二)多元货币一体化模式推动理论发展

效仿欧洲并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中国家推出货币一体化热情高涨。GCC通过20年的努力,借助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带来的优势,成功完成了自由贸易区、关税联盟到共同市场的过渡,通胀、利率、汇率、财政等各项指标高度趋同并保持良好状况,于2009年12月,宣布海湾货币联盟进入实施阶段。加勒比海于196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虽然区内成员国际收支及债务问题曾严重影响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进程,一度破坏了区域多边清算机制,但本着强烈的合作意愿,经过近40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初建成加勒比共同体单一市场。阿根廷在形成关税联盟两年后,即于1997年就提出建立南方共同体货币联盟,期望快速进入货币一体化轨道。南非在存有8个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的情况下,已计划在2034年前完成货币一体化进程。

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意愿与进度,传统的货币区理论已难以提供支持。于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有了新发展,成本-收益理论、内生化理论占据主导。成本-收益理论权衡成立和发展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认为当一国加入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区吸纳新成员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应该积极推进合作与一体化。内生化理论则暗示,即便候选国的各项经济、政策指标趋同条件未能满足,在加入货币联盟之后,也会逐步通过货币金融合作达到趋同,实现最终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目标。

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往往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表现在:首先,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区内的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增强价格透明度,提升经济效率;其次,合作帮助防御危机;最后,提升政策公信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本则表现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受到限制,而这些可由区域通过基金或财政转移机制来弥补。

发展中国家货币一体化困难重重,但困难遇到越来越强的合作意识,结果会是区域金融合作越来越多样化。巴西、阿根廷因危机将南方共同市场联盟搁浅近10年后,于2008年建立贸易本币结算。2009年10月16日,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同意创立新的地区货币“苏克雷”(SUCRE),从而逐渐减少使用美元。

(三)欧洲债务危机与货币一体化质疑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引发了对欧元区的质疑。2010年5月23日,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外长会议上,轮值主席•萨巴赫指出,鉴于欧元区最近爆发债务危机,正在推动成员国走向货币统一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应“仔细考虑”这一计划。

事实上,欧元区的合作效力似乎在2003年就减弱了。欲与美元分庭抗礼的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从1999年的17.9%上升到2003年的25.2%之后,就不再有大起色,上下徘徊了6年之后,2009年虽有突破,也只有27.3%,而且2010年又回到26%以下。① 欧元区相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在2004年出现拐点,占全球GDP比重一路下滑,遭遇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内成员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也从2003年开始日益扩大,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之比从2002年的4.1(同1999年)扩至2010年的7.6②; 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预测,2011年希腊实际GDP增速为-5%,卢森堡、德国分别有3.6%和2.7%的增速,区内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或许,欧元区的坎坷部分印证了克里门科在1998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俱乐部”理论。最优货币区类似公共产品,随着成员国的增多,后续成员加入成本将不可测,政策协调出现低效率,或者后续成员存有趋劣性,都有可能致使“俱乐部”崩溃。

现实世界瞬息万变,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注重实质、符合区域发展状况,形式可灵活应变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将无疑是未来全球竞争的主要形式。

三、教训吸取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展望

危机暴露全球经济失衡,同时引出未来世界经济新一轮激烈的贸易、经济竞争。新能源、环保技术将是未来竞争的焦点。如何加快亚洲金融经济合作,以调整经济结构、深化资源有效配置、将未来的亚洲从制造中心向真正的经济中心转换,将是亚洲需要努力探索推进的。

面对当今区域金融合作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反思,在既面临着多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又面临各国经济发展、体制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才起步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稳妥推进。

首先,亚洲合作应当与时俱进、加强协调,连续发展。

亚洲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概念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中国际性金融组织和欧美大国的袖手旁观,让亚洲自我求助意识加强。1997年9月,日本率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美国的反对而搁浅。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的倡议。2000年,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则将合作从概念升华至行动,就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形成“清迈协议”,以便能够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之后,亚洲双边货币互换取得了实质性的推进,2009年以来,中国还与12个国家签署了总额为10212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此次国际震荡下增强亚洲区域金融经济稳定作出了贡献。

遗憾的是,“清迈协议”向前再迈一步已是又一轮危机之后。早在2003年总理就提出应该将清迈协议多边化,建立一个货币储备的集合,以在危机时提供贷款和流动性支持。然而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问题才再次得到关注。2010年的3月24日,清迈协议多边安排正式生效,“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建立,资金规模达1200亿美元。但是,亚洲已错过了过去几年利用外汇储备集中发展区域经济的机会。

趁热打铁、连贯发展,应当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态度。作为经济增长中心,又面临新经济增长难题的亚洲更是如此。一轮冲击刚过,又担心欧美国家可能带来的下一轮冲击,各国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持续稳步推进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是重要课题。

其次,保障安全,强化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

危机已为流动性提供机制的缺失敲响警钟。欧元区自成立以来就存在流动性提供机制缺失的缺陷。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不救助”条款,加上欧元区没有顺畅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导致欧元区成员国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希腊债务危机就是典型,致使债务信心丧失,危机放大到整个区域。作为救助措施,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达到1万亿欧元。阿根廷则因为2001年IMF拒绝向其提供13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从而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致使“南方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计划被搁浅。

亚洲金融合作应危机而生,且当前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汇率制度也从固定到浮动呈多元化,汇率稳定机制难以建立。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急需解决的是如何降低开放性经济体可能遭遇的外部冲击,流动性提供机制的作用更为突出。

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已建立,以在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救助。但储备库基金由各国自行专项管理,在需要时经区域领导集团同意,安排资金调度,实现多边货币互换。该安排适用于单个国家发生危机时的应急救助,一旦传染性危机发生,则协议难以实施;而且,目前1200亿美元的规模尚小,难以完成抵御危机的使命。因此,继续促进货币双边和多边互换、扩充区域外汇储备库以及加强亚洲开发银行作用是当前更为现实的努力方向。

需要强调,区域流动性提供机制与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危机救助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二者互补,但区域机制不应依附于国际机制。上世纪末IMF对亚洲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提出的经济紧缩与结构调整等约束条件可能给亚洲国家留下阴影,但应当承认,无论是来自区域、各国政府还是国际金融机构,完善、成熟的贷款和流动性提供机制都是抵御危机,维护地区金融、经济安全的坚实盾牌。目前,清迈协议多边安排的实施条件还是依附于IMF的贷款条件,这一方面会造成亚洲国家轻易不敢求助于该安排;另一方面造成安排不能根据亚洲经济与危机发生的特点来灵活发挥作用。因此,既寻求提高亚洲在IMF、G20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以加强其对亚洲的重视、放松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条件、加大对亚洲国家发生危机时的救助力度,又努力完善区域内独立、反应快、成本低的自身救助机制和监控体系,对未来危机的防御和整个地区的金融稳定非常重要。2011年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成立,以及亚洲积极参与G20峰会以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都符合亚洲合作发展方向,需要再接再厉。

然后,形成亚洲特色货币联盟。

退出盯住美元是第一特色。在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的情况下,不论从单个国家还是货币联盟的发展来看,盯住美元都不是长久之举。东亚各国贸易多样化,贸易方向也不对称,盯住美元使外部冲击对进出口造成不对称的影响,增加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和调控的难度。况且,亚洲作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支重要的力量,不能为美元霸权再添砝码。

灵活的汇率稳定机制是另一特色。亚洲货币单位于2007年设立,但单一货币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亚洲来讲不会实现。亚洲的汇率制度逐渐向弹性较大的管理汇率制迈进。在共同的管理制度中,通过政策协调努力,汇率稳定机制有待形成,亚洲货币储备库可提供稳定机制保障。亚洲货币单位则可从清算、支付开始,逐步发挥作用,朝着欧洲货币单位的方向发展。

再次,充分利用亚洲货币储备库。

亚洲货币储备库为应对危机而建,但在非危机时期,可以投身亚洲经济、金融市场的建设。一方面寻求自身的扩张,另一方面,寻求亚洲技术进步与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储备库资金在亚洲区域内投资的过程中,还有助于拉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应积极推进储备库扩张和运用。储备库可部分化解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收益率低下的难题。将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拿出来,投入到亚洲经济发展和崛起当中,在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的亚洲地位乃至国际地位。

最后,拓展亚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加深,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要成功,也要驾驭全球化的浪潮,实现跨区域合作。欧债危机演化至目前阶段,已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诉诸救助。这说明货币金融合作程度越高,区内救助困难与博弈也越多。

亚洲区域有必要未雨绸缪,加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盟友关系。国际经济的治理权是零和博弈,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有助于维护亚洲区域的经济利益,提高区域合作效力。亚洲国家在IMF中的治理权还很弱,东盟+3占基金15.7%的份额,占15.2%的投票权;东盟+6,即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一起,拥有20%的份额和19.2%的投票权,显然与超过世界总产值34%的亚洲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符合。

2011年4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了《三亚宣言》,旨在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011年11月,戛纳G20峰会承认了应对外部冲击进行资本流动管理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得到国际组织的考虑和回应,显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效。新加坡成立小国论坛和环球治理组织,受邀参加G20峰会,都有利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的提升。

实质性跨区域合作持续深入开展无疑将与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相辅相成。

注释:

① 根据IMF提供的COFER数据计算。

② 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数据计算。

参考文献:

[1]金砖国家领导人.三亚宣言[R]. 三亚:金砖国家首脑第三次会晤.2011.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4篇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个球化是最重要的趋势之一,亚洲国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加快发展。亚洲经济总量从1990年占世界总量的15%跃升至25%,跨国企业纷纷在亚洲投资,推动了地区的进步亚洲国家加快彼此经济融合和区域合作的步伐,经济社会取得了全面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给亚洲国家带来风险和挑战,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虽然阴霾逐渐散去,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这场危机促使人们对于亚洲传统发展的模式开展深刻的反思。

一是对过于依赖外需的反思。亚洲长期依靠出口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增加了亚洲经济的脆弱性。在世界经济结构面临调整的背景下,亚洲需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

二是对高昂的环境代价反思。多数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亚洲需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循环经济的增长。

三是对民生保障不足的反思。亚洲仍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面临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等诸多问题,协调发展,改善民生应该成为亚洲国家的努力方向。

纵观人类历史,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亚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勇于创新,就可能争取优势;墨守陈规就可能落伍,亚洲国家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迅速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把扩大国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率先实现经济回升。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8.7%,今年一季度增长11.9%,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以自身发展带动亚洲的发展与繁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有力维护了亚洲经济的稳定。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同马来西亚、韩国签订了总额达3600亿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东盟与中日韩就建立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达成共识。同时,中国保持亚洲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国家的地位,为维护亚洲经济稳定,拉动亚洲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进经贸合作。今年,中国东盟白贸区正式建成,当月,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80%。东盟与中日韩外汇储备库于今年3月建成,区域担保于5月建立,中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超过13亿的人口令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居世界百名之后。中国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任重道远。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坚持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将继续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同各国一道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共同应对挑战。

中国将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

国际社会应帮助亚洲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消除贫困使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亚洲国家之间也应该取长补短、大力加强区域合作、缩小差距,培育亚洲市场,确保亚洲发展惠及世界各国。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次贷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同时它们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这就使得它们对发达国家需求的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敏感。例如1996年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而这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90年代转为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亚洲经济无疑是一次重击。

(2)“泡沫经济”也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原因。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房地产的巨额收入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这个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因此,亚洲经济工业化进程被缩短,货币化程度过高,多余的货币没有实际的劳务和商品作为依托。

(3)国际游资的参与是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当时,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资基金在亚洲兴风作浪,使得一部分资金从亚洲撤出,造成这些国家货币的巨大压力,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2、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创造了大量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打包出售,并通过投资银行对其进行证券化,卖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投资者。这不仅使银行将资金回收,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还使得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串在一起,同时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使风险不断放大。

(2)信用风险管理不严格。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假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会持续增长,因此,发放贷款时就不考虑借款人的信誉。但是,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是有波动的。在对信用风险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呆坏账,甚至是银行破产。

(3)房地产市场扭曲繁荣。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共降息25次。持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行业火爆,很多投资家也将资金转移到这个产业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大。自2004年中期开始,发地产价格下跌,贷款位于率增加,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成为全球性危机。

3、综合比较异同点

通过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资本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资作为基础。另外,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时由国际游资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

三、两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与研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出现。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将风险转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投资者以盈利性为目标,危机就会产生。我们应该加强对危机的研究,认识到其利弊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风险,推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们必须把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2、虚拟经济要有实体经济作依托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都属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实体经济作为依托,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极易引发泡沫危机,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但缺乏金融监管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泡沫的产生和积累,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过松。由此看出,无论是经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加强一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加强,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我国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会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企业资金所有权的特点是资金大部分不是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而这些业务很有可能对企业的债权人和整个经济造成损害。我国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得金融监管问题。

4、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间的互帮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为世界一份子的责任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导致一国的危机蔓延至全球。这也是次贷危机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风险评估机构,表面上它们有利于风险控制,实际上关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问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危机蔓延到我国,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其他国家商量,采取措施来缓解危机,恢复本国投资者以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为维护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国际经济观察,2009,(12).

2.张红军.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

3.秦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比较国发展—兼谈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国发展,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