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范文第1篇

野生植物资源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维系着整个野生生物种群、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之间的能量流动和生态平衡，而且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由于野生生物资源具有生态性、多样性以及可再生性等特点，因而其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首先，野生植物在维系生态系统平衡以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野生植物能够满足人们经济发展对物质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野生植物作为绿色植物的一种，能够生产有机物质，很好地满足了自然界物质能量循环的需要，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科学研究的需要[1]。由此可见，对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保护和发展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目前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公众野生植物保护意识不强

一般而言，较珍贵的野生植物大多分布于边远地区，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因而对于珍稀的野生植物认识比较薄弱，严重缺乏保护意识。当地对野生植物的宣传保护工作落实不够到位，进一步淡化了当地居民的野生植物保护意识。野生植物属于国家公共资源，不归属于个人所有，这就导致部分人随意地砍伐和破坏，给野生植物资源造成恶劣严重的损失。近年来，随着城市园林建设的不断发展，许多古树和稀有物种被私人开挖出售，造成了部分物种的流失和消亡。

2.2野生植物保护法规不够健全

迄今为止，云南省依旧没有一部完成且专门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法规。虽然，1996年我国颁布了《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但是其操作性差，并且很多条款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需求，根本不利于保护工作持续有效的开展。

2.3各部门之间配合不足

开展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涉及较多的部门，因而需要各部门加强配合才能更好地完成野生植物保护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配合机制，致使一些破坏野生植物资源的行为没有及时得到制止，从而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

2.4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很多人认为，野生植物只是普通的树木和草，无需花费太多精力进行保护。云南省在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方面的学者和专家数量不多，加之部分野生植物主管部门以及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在野生植物保护方面的业务素质以及科研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需要通过一定的学习培训加以改善。国家对工作人员的培养投入不足，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设备管理和保护方法上也比较落后，知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难以真正落实到位。

2.5环境污染影响野生植物的生存与发展

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尤其是工业的三废排放以及人们对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破坏了地球生态平衡。加之人们日常对植物的乱砍乱伐，致使水土流失以及洪涝灾害等现象时常发生，这些均对野生植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加大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强度和难度[2]。

3加强野生植物保护的策略

3.1遵循自然规律，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认识

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环境平衡。野生植物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要想实现其数量不断扩大的目标，首先要遵循自然规律，对其加以合理利用，从而实现物种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认识，要从政策和财政投入方面加大对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工作，尤其注重对草本和灌木类植物的保护。

3.2提高公众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促使社会各界纷纷加入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工作的行列

野生植物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不仅国家要加强重视，更重要的是公众也要提高认识，从而积极地参与到野生植物保护的各项工作之中。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到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制定出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将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真正落实到位，制定出一套完善的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机制，加强对保护区整体工作的规划和布局。

3.3加强国际间友好合作

加强国际间合作是进行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一项全新举措，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值得推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部门可以与世界其它国家一起制定相应的公约，然后在依据云南省情况以及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这一过程，能够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的保护经验，从而有助于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工作持续有效地开展。

3.4注重宣传，促进野生植物保护工作发展的进程

针对公众对于野生植物保护表现出意识薄弱的现状，还可以通过宣传来不断提高他们的认识。野生植物保护部门要善于采用各类新方法和新途径，不断对公众进行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从而达到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野生资源保护的行列之中。例如，可以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开展专题讲座等来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积极鼓励民众自觉成立民间野生植物保护组织，使其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建立专门的野生植物保护网站，依托网络媒体达到宣传的目的，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积极参与野生植物保护活动。

4结语

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范文第2篇

一、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概况

南昌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处赣江、抚河尾闾、鄱阳湖滨，地理位置为东经115°27′—116°35′，北纬28°09′—29°11′，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全市以平原为主，兼有广阔的水域以及岗地、丘陵、低山，总面积7402平方公里，概貌为“一分道路和庄园、二山三水四分田”。境内西部九岭山余脉上的洗药坞主峰海拔842.3米，为全市最高峰；东北部濒临鄱阳湖，湖滨、港汊、水塘星罗棋布。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的南昌市正处于基础设施逐渐完备，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良好态势。

（一）湿地广阔且类型多样。全市共有各类湿地4006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54.1%，所占比例为全省最大。湿地类型共7种，主要为河流湿地、洪泛湿地、永久性淡水湖、泥炭藓沼泽湿地（分布在洗药坞一带）、水库、水渠、水田等。我市拥有全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面积为1000平方公里。在赣江大桥以东，赣江分为三支，期间的蒋巷镇、扬子洲乡、南新乡、联圩乡、昌邑乡为冲积三角洲，属洪泛湿地，现已成为江西省的粮仓，目前正将低洼部分的农田实行退耕还湖。我市辖区内的鄱阳湖水域面积达983.47平方公里，约占鄱阳湖水域面积的三分之一。濒湖的新建、南昌、进贤三县还有不少湖泊，如军山湖（220平方公里）、青岚湖（42平方公里）、瑶湖（18平方公里）等。

（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我市境内野生动物主要有兽类42种，爬行类18种，两栖类7种；鸟类种数最多，达380余种，约占全国和全省鸟类种数的31.9%、90.5%，其中属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鸟类分别为10种、38种，属省级重点保护的鸟类90余种。此外，全市主要木本植物有96科、225属、400多种。在南昌市野生植物资源调查中发现，全省61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的目的物种中，我市特有的野生植物有4种，其中新建县有浙镶槐、南昌卫茅，湾里区有沼柳、沼越桔。

二、保护管理现状

1、经验做法

1.1野保管理体系建设

我市率先在全省建立起专职的地市级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体系建设。1992年成立了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1993年，南昌市林业局又投资建立了南昌市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这是当时江西唯一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2001年，我市率先成为江西省首批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体系建设达标单位，所辖县区和重点乡镇实现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挂牌。这标志着我市初步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网络，从而形成了一道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坚实屏障。

2.2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

为切实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资源，我市野保部门和森林公安密切合作，每年通过定期开展“野生蛙类专项整治”、“餐饮单位专项整治”、“越冬候鸟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2002－2004年，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旨在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猎鹰行动”和“春雷行动”中，南昌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先后两次获得全国“猎鹰行动”、“春雷行动”全国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3.3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步伐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市南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历经2年科学考察和3年申报晋升的艰苦历程，于2008年1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为部级自然保护区，我市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拥有部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省会城市。这是我市城市发展的一件大事，对于我市创建现代文明花园城市、生态城市，创建国家园林城、环保模范城都具有重大意义。南矶湿地部级自然保护区距南昌城区45公里，总面积3.33万公顷，每年保护区越冬候鸟种类100余种，数量超过30万只，占全鄱阳湖候鸟总数一半以上。有4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 24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有16种水鸟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建设南矶湿地部级保护区，对于构建鄱阳湖乃至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格局、促进鄱阳湖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4.4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意识

为提高广大群众的湿地保护意识，我市积极借助主流新闻媒体宣传、介绍和报道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在每年的“湿地日”、“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专题宣传活动期间，组织开展野生动植物标本展、保护区采风、摄影展、邮票展、野生动植物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并深入中、小学校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教育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向青少年推广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多次组织学生到自然保护区实地体验自然，观看候鸟，以增强保护鸟类、热爱大自然的意识。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专业网站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

2、存在的问题

2.1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点多面广，需要人员多、投入大，而当前我市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体系还很不健全，机构设置不到位，经费投入不足，难以有效开展监测和保护管理工作。当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成为林业部门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的工作内容后，经费不足、设备不足、人员不足的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

2.2湿地保护政出多门，对资源无法实现统一管理。由于历史和管理体制等原因, 湿地保护与管理工作仍处在多部门的多头管理和交叉管理之中。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从各自职责和利益出发，形不成管理合力，甚至部门利益至上，严重影响了对湿地资源的统一保护和科学开发利用，干扰和破坏了珍稀动植物，特别是越冬候鸟的栖息环境。如水利部门负责湖泊水位的调控，渔业部门根据《渔业法》，负责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渔政管理，当地政府湖区管理权发包给水产养殖户以增加财政收入，林业部门虽然牵头湿地保护区工作，但只能对鸟类、野生动物进行管理和保护，保护区没有湖区使用权和管理权，保护管理工作长期处于“借湖养鸟”的窘境。

2.3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目前尚无较为完善的法律规章可循。我省第一部关于湿地保护的条例《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2004年3月才开始实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保护条例并未很好地在鄱阳湖地区执行。同样，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对于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而言，在新的形势下也明显滞后。因此，要为我市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理顺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必须加快湿地立法工作。

三、今后行动计划及建议

目标：实施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根据当前我市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国际形势要求，以国家加强生态建设的整体战略为指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育、大力恢复发展、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以保护为根本，以发展为目的，以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湿地保护为基础，以保护工程为重点，以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为突破口，以完善管理体系为保障措施，加大执法、宣传、科研和投资力度，促进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

措施：

1、完善体系建设，提升支撑保障能力。全面加强保护管理体系、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候鸟保护监测体系、科学研究体系建设，提高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管理水平，实现对重要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湿地资源和自然保护区及候鸟迁飞的动态监测，逐步完善本地资源数据库。加强与WWF(世界自然基金）、GEF(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基金组织的交流沟通，争取他们在野生动植物、湿地保护宣传教育和人员培训及湿地恢复等方面的资助。同时加强与国内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加大对野生动植物和湿地资源保护、调查、监测的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支撑体系的实力。

2、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联合森林公安、交通、工商、渔政等部门对集贸市场、餐饮单位、车站、码头、机场等地共同开展“野生蛙类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苗圃内野生树木专项整治”、“越冬候鸟保护”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要针对近年来湖区网捕、毒杀越冬候鸟出现蔓延的情形加大执法打击力度。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建立县、乡、村三级侯鸟管护网络，层层建立岗位责任制，责任落实到个人，将越冬候鸟保护真正纳入长效管理机制。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利用“世界湿地日”、“爱鸟周”、“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越冬候鸟保护宣传月”开展保护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越冬候鸟等专题宣传活动。一是积极宣传保护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弘扬健康向上的生态文化，积极倡导不烹食野生动物、不穿戴野生动物皮毛服饰、不笼养野生动物，在全社会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引导人们自觉抵制野生动物违法犯罪。三是通过安装警示牌，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流动宣传车，举办普法讲座等形式，开展“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市场、进餐馆、进车站”的系列宣传活动，形成人人爱护、善待野生动物的良好社会风尚。四是引导新闻媒体进行正面报道，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立场及所做的努力。

建议：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特征。谁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谁就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竞争优势。保护好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基本国情和湿地、野生动植物保护现状，以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为目标，按照积极保护、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全面加强我市的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

1、拓展宣传渠道，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渠道，开展形式多样和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如科普讲座、制作专题片、护鸟志愿者等活动，广泛宣传保护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湿地保护意识。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让人们了解和认识湿地、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的关系，特别要加大警示宣传的力度，使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成为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形成全社会支持湿地保护事业的良好氛围。

2、加快湿地立法，依法进行湿地管理。鄱阳湖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湖泊，无论是地理、水文，还是历史、经济与文化，都与我国其它地区湿地具有明显不同的特色，很多国家层面制定的管理条例在这里都不具操作性甚至缺少指导性。湿地因地域不同而特征不同，特征不同必然导致管理办法截然不同，因此，我市要根据我市辖区内鄱阳湖湖区特点尽快出台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职责权限、管理程序和行为准则，将湿地保护、渔业资源管理、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国土及环境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与湿地保护立法协调一致。建立市级主管部门组织协调与多部门分工合作的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县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和湿地资源监测网络体系，使我市湿地保护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87―05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是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掠夺，已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加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设立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现行刑法在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综观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缺陷

1　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性质认识及归类不准确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基本上是按照犯罪客体种类进行编排的。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归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就表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但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犯罪来看，大部分都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种规定并未真正反映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按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去衡量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会出现定罪不准、量刑不足的问题。它让人觉得国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而是为了维护管理制度才对此类犯罪进行制裁的，从而降低了国家惩治环境犯罪包括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和地位。

2　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狭窄

从罪名的设定上看，1997年新刑法规定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主要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将需要法律进行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限定于珍贵、濒危的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不能被定罪处罚，非常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确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许多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都非常广泛，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我国刑法也应规定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范围，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3　罪名设置和规范结构不科学

一是罪名设置不科学。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中，绝大多数犯罪没有明确犯罪对象到底是纯粹野生的，还是包括人工养殖的，这种不确定性就给刑事诉讼中行为人行为的性质认定增加了难度，很可能直接影响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罪名设置的不科学直接导致了犯罪对象的不统一，这无形中为执法者和守法者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司法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司法的效率和公平。刑事立法在修改时，应当从法律的系统性、协调性出发，将罪名间所体现的犯罪对象的矛盾之处予以修改。

此外，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两罪客观上都是非法狩猎或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两罪的侵害对象却不相同，前者以普通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后者以陆生和水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普通的水生野生动物则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对象范畴。笔者认为，以侵害的对象是否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不尽合理，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二是规范结构不科学。1997年刑法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绝大部分是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就使所参照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和立法质量直接左右相关罪名的认定难度。实践中办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案件，涉及到要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等诸多法律法规，操作上的不便和烦琐显而易见。另外，随着1997年新刑法的实施以及相关刑法修正案的出台，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与现行刑法严重脱节，影响了刑法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应有作用的发挥。而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属于越权解释，并且对水生野生动物未作规定，无疑给执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4　对影响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部分行为没有进行刑法规制

一是《刑法》遗漏了对破坏自然保护区、草原等行为的刑法规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有效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濒危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稀有动物和濒危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的毁灭会造成生物种群灭绝，因此，我国刑法典有必要专门设立破坏自然保护区这方面犯罪的规定。草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它也是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基地。我国目前草原植被被任意破坏，草原上的珍贵野生动植物遭到掠夺性的乱捕乱挖，造成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碱化、沙化，水土流失急剧扩展，草原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然而，对此类问题的刑事处罚却无具体刑法条文可依，在刑法中急需设置破坏草原罪的罪名。

二是我国刑法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只规定了非法猎捕和杀害两种行为。该罪的规定不包括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单独设立专门的罪刑条款来惩治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正是由于刑法没有将伤害动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才导致刘海洋案件出现后发生争论不休的状况。

5　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不科学

一是刑罚过轻。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刑罚过轻，普遍轻于近似的财产犯罪。1997年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死刑，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林木的生态价值远非实物能比。再者，对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对单位要判处罚金。那么，对单位犯罪与单位违法哪个应处重罚?理论上讲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当高于单位违法。事实上单位所受行政

处罚中消灭法人的处罚远比对单位所受刑罚要重，这就造成刑法威慑力的减弱。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实行的是轻刑化，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是不合时宜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对生态效益考虑的欠缺。

二是刑罚种类过少。在我国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事立法当中，主要有自由刑和财产刑两种刑罚，这样的刑罚种类过于单一，尤其是对单位犯罪来讲更是如此。如前所述，单位犯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的，对单位要处罚金。但是，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是附加刑，这无形中降低了对单位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否定性评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对此类的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一种处罚方式，这本身就造成了刑罚力度的弱小和刑罚方式的单一。应该在刑罚措施之外，扩大非刑罚措施的适用范围，将多种刑罚措施综合运用，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综观国外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多种刑罚手段，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第二十六章“生态犯罪”里共规定了七种刑罚：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仅在第256条“非法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罪”中就规定了五种刑罚。对这样多种刑罚手段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二、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

1　增设“破坏环境资源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

笔者认为，破坏环境资源罪除了侵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管理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直接侵犯公民的环境权，并间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的危险或损害。因此，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环境权是主要客体。不应该将破坏环境资源罪所保护的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特殊社会关系简单地归入一般经济秩序或其他一般犯罪客体。将主要侵犯环境权的破坏环境资源罪单列为一章，既符合刑法分则犯罪的分类理论和规则，又使对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制裁更多地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使公民自觉地爱护环境，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环境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破坏环境资源罪中专设“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一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有利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体系的完整以及罪与罪的协调统一，从而有利于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和打击。

2　扩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象和内容规定得过于单一、片面。笔者认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应对刑法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做出重新界定，确保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最适宜的范围。从我国刑法目前的规定看，其出发点是肯定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利用的，只是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特殊保护。但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各物种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并且各物种间具有相互的制约作用，一种物种的灭绝可能引起若干物种在一个地区的消失，各物种的数量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法律难以预料具体哪一类物种才是迫切需要保护的，而且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需植根于内心，尤其是刑法，急需建立环境刑法的内在合理性。现代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每一种动植物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维持生态系统相对平衡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在对其刑法保护上有清醒的认识，从野生动植物的自身价值来确定刑法保护问题，勿要以人之好恶，将一个物种推到不公平的境地。在扩大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境的重要意义，把对生境的保护提升到与保护野生动植物同样重要的高度。

3　罪名罪状的设置上应当进一步合理化

针对现行刑法中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存在法条竞合、犯罪对象模糊不清的情况，应当从保持刑法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角度出发，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和整合，确定较为科学和便于司法操作的罪名。

一是明确犯罪对象。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具体犯罪中的犯罪对象到底属于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或者既可以是野生动物也可以是驯养动物，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出来，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笔者认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应明确规定为野生的水产品。如果行为人非法捕捞人工繁殖的水产品，则应按盗窃罪或破坏生产经营罪等犯罪论处。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犯罪对象明确规定包括人工繁殖的珍贵、濒危动物。同时，为了保持此类罪内部的协调统一，将这些罪名相应地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及走私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

二是将非法狩猎罪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罪。做这样的修改有三个目的：一是使之区分于上文提及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突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并同时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便于保护其他野生动物；二是取消非法狩猎罪的规定，可以消除公民认为在非“禁猎区、禁猎期”进行狩猎为法律允许的误解；三是这样立法既减少了过多的法条竞合罪名，又使刑事立法跟随时代的需要，加强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

三是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应遵循协调原则，即保持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法体系内的协调。协调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内的各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与现行刑法关系的关键，就是要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准确适用刑法典。为此，首先应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并根据刑法中新增加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其次，以决定、补充规定的立法方式对相关环境法和资源保护法中援引新刑法的有关条款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环境资源刑事立法方式，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规定有罪行罪名的刑事责任条款，而新刑法中又无相关罪行罪名刑罚的犯罪，作出具体刑罚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使不完整的刑法规范变成完整的刑法规范。

4　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等新罪名

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及土壤、水、空气等因素构成生态环境系统。这一系统正常协调的运转，是人类繁衍与发展的前提，而构成这一完整系统的各种因素无论缺少哪一环节，人类都将面临

灭顶之灾。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其他因素赖以生存的条件。诸因素相互依存，才使生态保持平衡。

一是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网络，使85％的陆地生态系统、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国家重点保护的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60％的高等植物和130多种珍贵树木的主要分布得到了较好保护。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效不能说不显著，但是，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种源地的行为在各地仍不时发生。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自然保护区法》，对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为在刑法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进行惩治。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在刑法上设置一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非常必要。

二是增设破坏草原罪。我国草原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占有草原为0.33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中国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加剧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草原过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二是不合理开垦、工业污染、鼠害和虫害等对草原的破坏，三是乱采滥挖等破坏草原的现象时有发生。草原的破坏已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草原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因此，应当增设破坏草原罪，以改变惩处破坏草原的行为仅在2002年修订的《草原法》上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而在刑法上却无相应罪名的局面。

三是增设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使野生动物身体残缺，进而失去生存能力而死亡，与捕杀行为无异。西方一些国家早已将之规定为犯罪，且扩大到一般的动物，如《法国刑法典》第五卷全一章为“对动物的严重虐待或残忍行为”，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地对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的，处2年监禁并科30000欧元罚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伤害、虐待一般动物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尚不现实，但处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规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以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避免再出现类似刘海洋案的尴尬立法境地。此外，还有一些新罪名也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发展而建立起来。

5　改革和完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及刑罚制度

根据刑法科学化的要求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特点，建立适当的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乃是我国刑法改革和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

第一，应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充分发挥其惩罚与补偿作用。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行为人受经济利益所驱动，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对犯罪者处以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符合刑罚目的。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产刑运用得当，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甚至可以为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系统工程落实一部分资金，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我国现行刑法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罚金刑处罚数额偏低，这不利于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打击。我国现存刑罚体系中的财产刑应当成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行为控制对策中广泛适用的刑罚手段，并适当提高其地位。

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范文第4篇

赛罕乌拉，蒙古语意为“群山之首”，又称罕山，历史上称为黑山，被喻为“中国之岱宗”，是一块神圣的土地。赛罕乌拉位于巴林右旗北部索博日嘎苏木，所在地距大板镇115公里。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的阿尔山支脉，是大兴安岭南部山地生物多样性的典型地段，也是中国大兴安岭南部山地景观的缩影，还是东亚阔叶林向大兴安岭寒温带针叶林、草原向森林的双重过渡地带，也是华北植物区系向兴安植物区系的过渡带，成为联系各大植物区系的纽带和桥梁，对研究各大植物区系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有重大意义。这里又是东北、华北、蒙新三区动物区系的交汇点。同时，这里又是生态交错带，可以通过该区生物多样性变化来研究生物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响，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护区已成为中——加（拿大）两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赛罕乌拉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是以保护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及其赖以生存的森林、草原、河流、湿地等多样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大约为200多平方公里。2000年晋升为国家自然保护区，2001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里有6种植被类型，36个群系。有野生高等真菌52种，苔藓植物176种，野生维管束植物665种，有鸟类15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25种；野生哺乳动物37种，其中马鹿、斑羚、猞猁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我国最大的野生斑羚羊种群和重要的东北马鹿种栖息地。此外还有大量的两栖类、爬行类、地衣类等资源。保护区内涵养水源植物丰富，涓涓细流汇成了乌兰坝河、海表河、灰通河等十条河流，年流量近亿立方米，是西辽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古老的赛罕乌拉是契丹的故土和发祥地，是辽代皇家首祭之神山，是帝皇狩猎和“捺钵”之地，被称为“国人魂魄”，辽代祭祀遗址就在山南坡。赛罕乌拉也是蒙古族的圣山福地。保护区内至今尚留有辽州白塔、辽庆陵、金代边堡等文化古迹，是人们了解历史的实物资料。 俗话说：深山见俊鸟，幽谷散奇香。赛罕乌拉春有山花、夏有鸟鸣、秋有红叶、冬有雪景，文人墨客曾留下“林密鸟语麋鹿鸣，山高水长听琴音”的美妙诗句。来到这里，大自然所赐予的美丽的风光，晴朗的天空，新鲜的空气会使你寻找到一种心灵深处的愉悦与宁静。 赛罕乌拉是旅游胜地。在这里你可“饮尽罕山泉，游遍蝴蝶溪”。已知的自然景观有280多处，主要有：罕山石长城、罕山天池、旗杆峰、松树台、碧水潭、黄花坡、蛇盘地、蝴蝶溪、冰臼群等。为了加强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保护区境内设立了正沟、王坟沟和乌兰坝等三个核心区，总面积达16340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6.27％。另外，为了保护赛罕乌拉原有的自然状态，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同时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并充分感受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保护区内还设立了三个生态旅游区，建立了可容纳2万余号标本的野生生物资源博物馆。

野生植物保护的意义范文第5篇

5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称，大别山野生兰花正遭遇灭顶之灾。只因市场上“炒兰热”持续兴起，一株兰花可以卖出120万元天价，一批批“掠夺式”采挖大军出现，结果便是野生兰花被“地毯式”挖掘。

空谷幽兰在闹市被争卖，野生兰花沦落的命运令人揪心，不禁令人回想起大别山中的岁月。在大山中打柴，汗流浃背之际，忽有兰香丝丝入鼻，沁入肺腑，转而闻香觅其芳影，采一株兰担柴下山，那一路的感觉竟是如此曼妙。如今，怕是遍山寻芳而难得。野生兰花这世界上最珍贵的野生植物资源之一，如果遭遇灭顶之灾，大别山岂不少了些灵秀之气，世间岂不少了一个属于人类的珍贵品种？

在利益的诱惑下，大自然馈赠的珍品被人类亲手毁灭的，又岂止是兰花？比如发菜、甘草、麻黄草，比如雪莲花，再比如藏羚羊……哪一种不都曾经是自由地生存，惠及人类？比如野生固沙植物发菜、甘草和麻黄草，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草原资源，防止沙漠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只因人的贪婪，只因欲望无限，他们便急剧减少，乃至一个一个地濒危。

而人类对这些大自然珍品的保护常常很迟缓，往往是在尝到失去他们的恶果后，在他们不复存在后。今天，我们已知发菜的滥采，甘草的滥挖等，导致了草场退化和沙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野生兰花的滥挖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或许，只有在真正失去后，我们才会刻骨铭心。然而，此时想起来再保护，哪怕是再有效的保护，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野生动植物的命运，弥补已造成的损失呢？

失去往往不再拥有，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恶果往往难以下咽。有些学费，我们是交不起的。基于此，许多国家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我国的野生动物、植物保护法也已制定。但如何不打折扣地执行好这些公约、法规，让那些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得以复生，让那些宝贵的野生动植物种不滑向灭绝边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