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的诗歌范文第1篇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象征。一个践踏诗歌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缺少诗歌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受社会转型期汹涌的经济大潮和不断衍生的各种娱乐文化及快餐文化的冲击，在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拜金主义时代，诗歌愈来愈边缘化，诗人愈来愈受到冷落，而广大群众离诗歌的距离也愈来愈远。如何尽快地、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诗歌普及活动，重塑华夏民族一代诗魂，重现昔日泱泱诗歌大国的辉煌，事关当前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大局。作为最基层的群众文化单位，文化馆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普及群众性诗歌、提升普通民众文化素质的重任。在此，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群文工作经验和二十余年的诗歌写作实践，拟就县级文化馆如何在群众中开展诗歌普及活动的课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1）要坚持强化群众性诗歌氛围。一个地区的群众性诗歌要得到广泛普及和不断繁荣，离不开浓厚的群众诗歌意识和诗歌氛围。只有在群众中树立尊重诗歌、热爱诗歌的意识，才能形成群众性的读诗、品诗、诵诗、写诗的热潮。要让广大群众明白，诗歌可以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一个人的品格；是一种非常高尚的美的享受，是衡量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标杆。要在群众中大力倡导读诗活动，读中国古代的传统诗词、读中国现当代的优秀新诗、读世界各国的诗歌精品。只有每一个人都从内心热爱诗歌，那些庸俗的灵魂才会变得纯粹，那些低级趣味的人才会拥有高尚的情操，整个国民的素质才能得到提高，群众性诗歌的普及也才会成为可能。

（2）要大力培养群众性诗歌人才。①要配合当前广泛开展的诗词进校园活动，培养校园诗歌人才。广大中小学生中，有不少诗歌爱好者，它们是产生诗人的最初也是最好的土壤。文化馆的文学专干可以与学校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联手，在学生中成立文学社，编辑社刊、举办文学讲座，以此激发学生读诗、写诗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②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开办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创作培训班。可办中华诗词培训班，也可办新诗培训班；既面向青少年学生，也面向社会上的业余诗歌爱好者。除文化馆的文学专干为主要培训辅导教师外，还可经常邀请本地的知名作家、诗人授课，对学员的习作进行针对性的点评，选择优秀作品推荐到各级报刊发表。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上级的支持，与文联或报社等宣传部门联合，邀请省、地著名作家、诗人到本县召开文学笔会，为县内诗歌爱好者提供直接交流的机会，既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效应，又加快了本县作者成长的步伐。有了更多的诗歌写作者和爱好者，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群众性诗歌的普及繁荣注入新鲜的血液。

（3）要不断巩固群众性诗歌阵地。所谓群众性诗歌阵地，就是广大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的平台，比如发表诗歌的刊物、朗诵诗歌的舞台、交流诗艺的场所、展示诗歌的橱窗等。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县级文艺刊物和县报副刊，鼓励广大作者踊跃写稿、投稿。另一方面要利用文化馆的宣传橱窗，每月出一期诗画（或摄影）展，即以诗配画的形式展出诗歌作品，其观赏效果不容忽视。第三，可充分利用县城的休闲广场，在节假日举办群众性诗歌朗诵会。此外，如有条件的话，还可由文化馆主办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报刊，集中发表县内作者的诗作。纳雍县文化馆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出版过铅印的群众性诗报《墨玉诗刊》，在县内外产生很大反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4）要积极组织群众性诗歌大赛。①积极组织广大诗歌爱好者参加地级以上诗歌大赛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推出作品，推出人才。另一方面，获奖作品或作者本身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进一步提高了家乡的知名度，这也是为宣传家乡、建设家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2000年，中国作协诗刊社和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共同主办了新世纪全国诗歌大赛，纳雍县文化馆积极组织作者参赛。结果，该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赵翔（笔名空空）以其组诗《乡村纪事》获得了一等奖，在全国文化系统内产生了极大影响。而该组诗中《车过知青点旧址》一诗更是锦上添花，被收入诗刊社选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年度诗歌权威选本《2000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一书。②积极配合县文联、县报社等宣传部门，举办全县诗歌大赛。可以是不同行列的诗歌大赛，如中小学生诗歌大赛、中小学教师诗歌大赛、青年诗歌大赛等；可以是不同主题的诗歌大赛，如反腐倡廉诗歌大赛、计划生育诗歌大赛、新农村建设诗歌大赛等；也可以是节庆诗歌大赛，如国庆诗歌大赛、建党××周年诗歌大赛、庆元旦迎新春诗歌大赛等。丰富多彩的诗歌大赛，不仅陶冶了群众的情操，更是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的空间。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以诗歌作为叙述历史事件文本的“诗史”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及古代文学阐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对“诗史”说阐释与界定的不同、表述语境的多元化以及阐释循环、过度阐释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存在，杜诗“诗史”之名的缘起至今仍然是一个热论不休的话题。跳出单一意图论阐释的怪圈，用文本关照和文献考证的眼光对“诗史”之名缘起及历代学人的品论进行审视和考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启发。

一、最早的“诗史”思维

“诗史”思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社会风行的“诗史合流”文化传统。钱谦益《胡致梁诗序》云：“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的《诗经》，曾经担当着重要的记史职能，诗与史在当时社会文化形态中呈现一种胶着融合之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关于吴公子札在鲁国观周乐’、听风雅颂等歌诗而论及各国政俗兴衰的记载，就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著名典实。正如《尚书·尧典》中所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字产生以前的“诗言志”，所言即人们深藏于心中的记忆，又通过诗歌形式凭借口耳传承；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心中之“’就可以用文字记载取代口耳相传，存留也更为可靠。至此，诗歌便开始用来记录社会史事，诗之凝练，史之详备，尽在其中。不难看出，在散文产生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很可能延续着一种诗史合流的文化现象，诗即是史，史即是诗，诗中有史笔，史中蕴诗味。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日：“然人春秋之世，鲁人《踢宫》，卫人《木瓜》，事关齐桓，而晋文有乘车之赋，秦穆有《黄鸟》之什，性情未尝一日亡，而《诗》又何尝一et亡也?所谓‘《诗》亡’者，盖以王迹之熄耳。王迹既熄，则鞘轩之使不出而《风》亡，朝聘之礼不行而《雅》亡。”吴淇以为诗歌的亡佚与当时鞘轩之使不出、采诗制度的废弛有直接的关系，而采诗制度的废弛又是由于王道衰微造成的。孟子则认为孔子察觉到这些历史现象并为弥补由于礼崩乐坏、诗歌教化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危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春秋》之书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东汉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玉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捌孟子将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及其功用与先圣先王的功德并列，来树立孔子的权威和儒家的正统地位，他所说的《诗》与《春秋》相通之处并非仅指其记事，更重要的是其褒贬美刺的社会功能。《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言辞，赵岐注：“史者，文多尔质少”，可见，先秦时期“史”的概念有“虚饰”的涵义，并不仅限于真实地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其记载往往有所夸饰，行文规则是要求记“事”，而不要求只能记“实”。

“诗史”二字的连用，似最早见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但沈约这段评论中所提及的“诗史”称谓，指的是前人的叙事性文字体裁，而不具有后来因誉称杜甫诗歌而得名并延续下来的“诗史”之名的涵义，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此后的史书文献中亦多次提及“诗史”二字。如《南齐书·何昌舛传》：“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于朝贵，愈结怨于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典自《毛诗注疏》卷十四《曹风·候人》：“‘维鹈在梁，不濡其翼’，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诗中以鹈鹕的异常之态比喻小人在朝野也不合常典，而这里的“诗史”，当指秉笔记史之人，亦非杜诗“诗史”之名所具有的涵义。又如《南齐书·王融传》：“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这里的“诗史”，则指的是“诗”和“史”，即前人流传下来的具体文本作品。当时北魏向南齐求“副书”，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王融在上疏中认为，通过赐书北魏，使“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进行文化渗透，可不费一兵一卒，而收统一北方之效。可见，上述史书中关于“诗史”二字的连用，均与以杜诗为代表的作为一种行文传统、审美特质和普遍思潮的“诗史”之名涵义有所不同。

二、杜诗与“诗史”之名

明确把杜诗称为“诗史”且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记载当为晚唐时孟荣《本事诗·高逸》：“(白)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即撷取历代诗人的诗作、叙述作诗的本事的笔记体小说集，作者原意是为读者提供一些大致的诗歌背景材料，从而更好地了解其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和寄兴怨托。孟荣在这本书中提及杜甫诗歌的叙事性和实录精神，他谈到由于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中叙述了李白的身世和经历，并详尽地记载了李白所生活社会时代的纷繁事件，故这首诗在当时被世人称作“诗史”。

关于杜诗“诗史”说产生的历史时期，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学界一种观点便是基于唐人孟柴《本事诗》中的记载，把孟柴看作是“诗史”说在当时广传于世这一现象的实录者，从而推测“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存在抑或已经广泛流传。

第二种观点认为杜诗的“诗史”之名产生于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佐证是元白二人的诗歌和新乐府精神的实质。如韩经太先生在《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一文中从语意关照和阐释意图的角度解读孟氏文本后谈到：“孟柴所谓‘当时’的语意语气，主要在强调‘号为诗史’这一评价形态的过去时态，表示这已是一种既定的认识。而我想，从‘诗史’说之主体阐释意图的角度考虑，兼顾到动乱之后方有痛定反思这一常情常理，所谓‘当时’，应指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当然，说‘当时号为诗史’之‘当时’为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并无直接证据。但元、白之推崇杜诗，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新乐府’诗观的精神实质又确如上文所述，具有整合《诗》学与《春秋》学于时事关怀的特定内容，那么，至少作出如是推论是不无意义的。”

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孟荣以前尚无更早使用“诗史”的例子，故唐代不大可能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而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等史书记载来看，“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从北宋开始，“诗史”说逐渐成为宋人的口头禅，其内涵和外延也逐步扩大并延续下来。el本学者浅见洋二《论诗史说——诗史说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纂之关系》一文就持这样的观点。周裕锴先生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我们注意到，孟荣所说的‘诗史’是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限制性，一是专指杜甫的诗，二是专指记述历史事件的诗。换言之，‘诗史’只是《本事诗》若干种记载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而不是孟柴或唐人看待诗歌的普遍原则。进一步说，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

三、众观点之考证辨析

持“‘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存在或已经广泛流传”观点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孟荣《本事诗》中的文本记载。需要审慎考虑的是，孟柴《本事诗》是一部笔记体小说集，其记录的“本事”其实大多为逸闻轶事，若视其为信史则有可能误人歧途。作者虽在序中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指出撰书旨在为读者和阐释者提供诗歌文本的写作背景，但书中亦有失实之处。如《本事诗·高逸》载李白“戏杜日：‘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语气中显然有扬李抑杜之嫌，作者审美倾向亦流露其中，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此类记载不足为信。方孝岳先生曾在《中国文学批评》一书中就此指出：“这种话本是当时流俗随便称赞的话，不足为典要。”从史料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亦可推断杜甫在世时名位不显，其诗歌并未进入诗评家的视野，不大可能被广泛接受并形成思潮。据《本事诗》序目，该书成书时间应该在唐光启二年(886年)左右，离杜甫大历五年(770年)去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现存唐代文献中，除《本事诗》外，未见任何资料提及“诗史”说，就连杜甫自己晚年在《南征》诗中亦叹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由此可推知，杜甫在世时，其诗歌为世人关注甚少，被称作“诗史”的可能性也不大，故以为“诗史”说出于杜甫在世之时的说法缺乏依据。

持“‘诗史’说产生于中唐的贞元、元和之际”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诗，但分析相关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元白二人所推崇的杜诗只是杜甫所创制的新题乐府诗并且主要着眼于其诗歌的排比格律而非新乐府精神实质。元稹《乐府古题序》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古题。”卷二三可见其推崇的是新题乐府。

自居易亦言：“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棍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由白语亦可以发现，符合其尚好和评判标准的杜诗可谓少之又少。还有一种观点主要依据韩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调张籍》一诗中所发出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的感慨，认为通过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评价，可以表明杜甫的诗名在中唐得到了世人广泛的认同。通常认为韩愈作此诗本意可能是在阐述其“李杜并重”的诗学主张，诗中毫无疑问表达了对杜甫诗歌的肯定，但其主要意图并非崇杜。换个角度来看，“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二句也表明了当时诗界亦有不少对李杜诗歌批评的声音，以此作为中唐崇杜成风的确证显然是不可靠的。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范文第3篇

活动地点：九(1)班教室

参加人员：九(1)班全体同学及班主任

活动过程：

一，班主任讲述普通话及其重要性

【提问】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是什么意思? 普通二字是普遍通行,共通的意思。

【提问】什么叫做普通话? 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讲述】这里，我们要知道国家规定的普通话宣传周的时间，从1998年起,每年9月份第三周为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今年是第14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时间是从9月11日至17日，主题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提问】那为什么要大力的推广普通话呢?

【PPT演示】展示一些方言带来的不便的事例。

【讲述】从PPT上的事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方言所闹出来的笑话。因为我国是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新世纪的学生，有必要学好普通话。

二，推广普通话小活动

【活动一】说好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我们也要大大减少错别字的出现，在九月份学校就有组织一些学生进行错别字的纠错队，现在先让这些同学谈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感受，然后再让其他的同学也可以补充发言。

【活动二】大家一起看看生活中的错别字。从活跃的气氛中感悟错别字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活动三】绕口令比赛，歇后语。通过趣味活动，提高学生对于学好、推广普通话的兴趣。

【活动四】两位同学进行诗歌朗诵，通过诗歌朗诵去品尝中华民族文字的精深与优美。

三、生活中如何推广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内著名的音韵学研究者、南京大学的鲁国尧教授给自己的学生上课时也曾经讲述过一个类似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青年，在南京大学听完程千帆先生的一次讲座后，向程千帆先生提出“我们今天按什么音读唐诗”的问题，程先生的回答很明确：我们应该按照今天的读音读古诗。

刘淑杰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笔者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为什么”斜”字用作韵脚时(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潭落月复西斜”，刘禹锡《乌衣巷》“鸟衣巷口夕阳斜”、皎然《寻陆鸿渐不遇》“归时每日斜”等)―定要读成xia，而在诗句的其他位置(如“斜阳”“斜月…斜风”“斜插”等)却又不读这个音了呢7为什么在同―首诗歌《敕勒歌》中，“笼盖四野”的“野”要读为ya，而“天苍苍，野茫茫”的“野”就不读ya了呢?在诵读古诗时，我们究竟该怎么解决今音与押韵这一对矛盾呢?诚然，古诗基本上都是韵文(《诗经》中有极少数不讲究押韵的诗)，诵读时反复出现的“韵”不仅让诵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也能给听者带来听觉上的美感，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不能押韵的古诗时该如何诵读?是舍弃押韵促进“推普”，还是追求古音求押韵以造成完美的声律效果?笔者认为，这种为押韵而读古音的做法非但不能提倡，而且根本就是不可取的!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不论在课堂讲授古诗，还是课下诵读古诗，我们都必须养成自觉使用普通话的习惯。更何况，为求押韵而读古音，很多情况下我们今天是做不到的!

其实，仅以唐诗而论，并非只有一个“斜”字存在读古音才押韵的问题，此外还有不少这样的字，“衰”字就是如此。例如司空曙《送皋法师》：“江草知寒柳半衰，行吟怨别独迟迟。何人讲席投如意，唯有东林远法师。”令狐楚《立秋日》：“平日本多恨，新秋偏易悲。燕词如惜别，柳意已呈衰。事国终无补。还家未有期。心中旧气味，苦校去年时。”白居易《叹发落》：“多病多愁心自知，行年未老发先衰。随梳落去何须惜，不落终须变作丝。”这三首诗中的“衰”，用普通话读起来，跟其他韵脚“迟、师、悲、期、时、知、丝”都不押韵。又如贾岛的《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时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我们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园、言”押韵，“门、根”押韵，而“园、言”二字和“门、根”二字却不押韵。再如李适之《罢相作》：“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这首诗的韵脚“杯”和“来”，在今天的普通话中也是不押韵的。还有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最后一个韵脚“簪”字，我们用普通话读起来也无法跟“深、心、金”押韵。再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的韵脚“者”和“下”，我们用普通话读来根本是不押韵的。然而二字在当时确实同韵。“者”是上声马韵字，“下”作“下落”讲时有上声和去声两种读法，读作上声时也属于马韵字，因为二字同音，所以可以押韵。这种现象说明：由于语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所以古人作诗所用的一些韵脚，我们今天用普通话读起来不押韵是很正常的。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严羽；诗学体系；沧浪诗话；美学品格

《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意义的理论著作，蕴含着丰厚的诗学资源在古代文学和文论领域，都具有无可撼动的思想价值与学术地位。对于扭转受理学浸染和江西诗派影响诗风回归到艺术本体论的诗歌道路，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严羽处在诗学动荡变幻的南宋时期，他有的放矢地对“兴趣”、“熟参”、“妙悟”等既定话题加以改造和推进，赋予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对于宋代诗坛具有相当的针砭作用。对明清“神韵”说、“性灵”说“格调”说的催生具有一定的开启意义，也给了后世诗人和文论家深远的影响。

一

《沧浪诗话》改变了古代诗话风气、建立了比较严密的诗学体系。严羽提出系列诗学术语与范畴，鲜明地创造出独特的诗学思想，得到学界同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认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不否认严羽诗论的真知灼见和杰出成就，他的许多诗学观是在充分继承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基础上推进的。他博采众家之所长，在广泛吸收前朝尤其是宋代各种诗论资源后作了富有个性的独特创新，高瞻远瞩地将之纳入比较严密的诗学体系中。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薪火相传诗歌亦然。古代批评家的许多诗学观是具有前后承传性，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的，后代文化不可能止步不前，它必须依托前代文化作为生长点，不可能在真空中舞蹈；前期文化作为积淀又为其后提供一定的养料和水分，这体现出文化发展传承和推进相统一的规律。严羽的诗学理论即是这种辩证法的统一。

严羽及其诗学不仅是明清时期人们研究和争论的焦点(钱振鳇《谪星说诗》，冯班严氏纠谬)，更是当今时代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一个热点。对于严羽诗学产生的特定文化背景我们并不陌生，许多学者也将之与江西诗派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可以部分见出严羽的继承和推进。但在笔者看来，主要侧重于分析前代影响和严羽的继承，而并没透视严羽究竟在哪些细微处作了怎样的变通和推进，没有具体落实严羽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此外，有些结语下得过早或绝对化，是值得商榷的。不能简单而武断地认为严羽的某个诗学术语就是直接从前代某派中来的，这需要展开详尽而具体的分析，才可于钩沉、鉴别、对比和阐释中窥其堂奥。

因此，鉴于严羽论诗的鲜明针对性和强烈实践性，笔者以为：其一，我们应把严羽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更大的诗学环境中审视，他在建构自己诗学的时候究竟继承了古代什么同时又推进了什么，哪些是他对前人的精心吸收和充分借鉴，哪些是他的独特创新(哪怕只是局部)和演绎推进?力求公正、客观地把严羽和前人的思想观点区别开来，还其本来面目。其二，对于严羽继承和吸收的前代资源，必须归还其“著作权”；而对于严羽的独创，则须分析他究竟是怎样来创新，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怎样的加工，有了哪些补充和创新?他在一些关键环节是如何来推进并赋予许多范畴术语以新的内涵?可以从前后鲜明对比中看到严羽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中的地位及贡献，也可从历时性的坐标中透视严羽诗学思想的辩证性和深刻性。这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严羽诗学观和把握其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篇幅之限，这里笔者重点选取关注度比较高的“妙悟”作为突破口，以点带面的分析和透视。

二

严羽大量地以“悟”言诗。“悟”作为古代一个关于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范畴，是指以审美方式把握对象时的思维特点和思维规律，其审美内涵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被充实的。

“悟”最初来自尚书，专指人的直觉活动，先是在哲学领域而后随着道家、玄学、禅宗乃至于陆王心学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地孕育、展开、确立的。黄保真先生对其有精准的分析。综览之，以“悟”的方式把握对象，既不需要遵循概念、判断、推理的一般程序和思维规律，也不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逐渐深化过程。“悟”是思维主体在一瞬间达到了对事物的感性形式和本质、本体的完整把握，它随着禅宗的发展逐步地引入到审美领域。诸如“般若”、“无知”与“顿悟成佛”说的提出，昭示人见性成佛，这种思维方式和老庄中人性与道体的契合有相通之处。至唐代，慧能以“悟”之程度来传授衣钵，后学者对“悟”的方式进行了不断地极大变革。发展了真心本觉、真如在自性、自性生万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见性成佛、单刀直入的“顿悟”思维。特别是南宋禅宗的后续者，更是纯任机锋，打扭喝斥，皆成禅机，于学者自身也只是“忽然而悟”，“言下大悟”，“自识本心”，“悟”成了完全地、彻底地超绝言象，完整而直接地引导人向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发展。在由“悟”到“体悟”再到．“顿悟”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家和艺术家得以摆脱儒家政教中心论的羁绊，而驰骋于艺术创造和理论创造的广阔空间。

可见，悟一妙悟成为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专门概念是在经过严羽的论析才正式确立的。这是哲学、宗教中悟一妙悟之说向文艺理论领域的渗透、延伸，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把握方式、艺术思维理论已经走向整体性的审美升华阶段，更是唐宋时期文人学士不断受禅宗影响的结果。在嘉泰普灯录》和五灯会元中记载了相当多上至皇帝下到普通文人、结交僧徒、参究学禅的盛况。宗教修养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为越来越多的文人所接受。于是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禅理、禅趣、禅法引进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特别是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诗歌美学中。正是南宋普遍的以禅比诗风气为严羽引入此种资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外部环境和契机。

三

真正明确地把作为佛学用语的“悟”，引用来表现个人进行审美活动的心理体验和心理活动的人，是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他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中写尽对自然之美的审美把握。其后十世孙、诗僧、诗歌理论家皎然因得“空灵之道助”，著子诸道人辩宗论》来指称当时的顿悟成佛理论，其诗中“一悟得所遗”的“悟”就超出了“知觉、心解和了达”的涵义，而具有审美把握的经验了。在古代文论史上真正自觉地把禅宗的思维方式引来研究艺术思维问题的大概是皎然。他把禅家南宗七祖神会教人“悟中道第一谛”的观点，直接用于论述艺术思维。“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崇之子释，则彻空王之奥。”虽未表“悟”字，却实谈悟理。

到了宋代，士人特别重视学诗、作诗、赏诗的特点和规律，西昆派和黄庭坚在苏轼的基础上，以故为新，左准绳，右规矩，无一字无来历，则完全把诗歌创作变成了对古人蕴载诗情、诗美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作一番拆旧翻新，换一换编码方式。这一来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客体，更抹杀了诗之为诗的艺术本质。

再加上某些追随者标榜宗派，鼓风扬波，乃至影响了一代诗风。这不能不是中国古代诗学历史上一次历史性倒退。于是矫正者便选取主体的视角以图重建正确的艺术思维理论，可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这种诗学现实和文化背景下，借鉴禅宗的思维方式，着力标举一个“悟”字，便是具有全新意义的理论创造了。

当然，在宋代以悟—一妙悟作为艺术思维的特殊方式，在理论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先是陈师道、韩驹、吴可等人，从诗歌创作的表层因素——法与学开始，如陈师道日“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谈丛)吕本中日：“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童蒙训》)又“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与曾吉父论诗第一帖)等等，他们都是就诗论诗，或者以流为源，而没有达到艺术思维规律的高度；接着，陆、杨论诗谈“悟”与“诗家三昧”，他们从生活实践、个人阅历中，感物生兴，触境而悟，探寻到了创作的源泉，这深入一层地触及到了艺术思维的奥秘；最后是姜夔、包恢和严羽等人的推进。严羽是集大成者，其诗辨鲜明道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目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己。惟悟乃为当行，……”不过，他对姜夔、包恢二人的接受和改造是很明显的。姜夔揭示了妙悟思维基本规律的两个要点：从有待到无待，从有序到无序。包恢则在答傅当可论诗一书中，说：“诗家者流，以汪洋淡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包恢看得非常透彻，论述也很精辟，触及到了妙悟思维的无限境界。其“造化之未发者”，是对自我的一次审美超越，刹那间体验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永恒。而“造化之已发者”，则是借可感之景而进入到超越之境，缘有限之物领略到无限之美，是神思妙悟的极致，这与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同出一辙。

四

严羽则秉承前辈和同时代人，首先他提出“兴趣”说，完成了对诗的审美特质的重建，从而把“妙悟”思维置于正确的理论前提下；其次他强调了妙悟的主体性原则：“诗者，吟咏性情者也。”他还把词、理、意、兴视为诗的四大要素，而批评当代尚词、尚理而忽视了批评主体意兴的创作倾向。这就“从根本上同一切翻拆古诗、补缀奇字、高谈名理、议政论世，即同错把诗的符号系统、编码方式当作诗本身，错把诗的政教功能当作诗本身，而无视审美主体的理论主张，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