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业的优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等美术 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

第一种：一对一，师徒或者父子口传身授型培养模式，是我国传统的保守式技术教育方法，师徒或者父子口传身授型学习，学徒基本功比较扎实，能在实践中长期摸索、体会，师傅手把手的带徒弟针对性很强，对学生的关注和指导比较多，所以学生容易提高的快，它的不足就是可能因为师傅的知识局限性限制了学徒自身的发展，而且这种方法比较保守，培养徒弟耗时长但人数却很少。一般学期较长、学生学习方式单一，师傅的传授能力与学生的领悟性很重要，也直接决定着人才培养的素质。

第二种：在玉石雕刻工厂师傅指导下，学徒们边生产边学习的类型。在工厂参加实践中学习的方式有一定的优势，工厂中的各级学徒在一起劳动，相互探讨，知识共享。真枪实干、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同时还可以创造一定的生产效益，学徒学习兴趣比较浓厚。它的不足就是工厂往往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的产出，忽视学徒的能力提高。比如说，新参加学习的学徒只做一些简单的雕刻造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厂往往派给他们的任务都是重复的加工同一造型的产品数十件，这样学生在做这件作品的生产效率确实是提高了，熟练了，不用动脑就可以做了，为工厂创造了经济效益，可是长期以往，重复简单的学习延误了自身的学习历程、减少了学习的积极性。此外，在玉石工厂学习的学徒大多长期从事一种生产工艺流程，拿玉石雕刻车间的学徒来说，玉石雕刻车间的学徒们等待，在设计师傅勾画好稿子、专业负责切大型的粗雕师傅把玉石的大型磨出来后，他们再进行细致雕刻。长期以来学徒动手的能力逐渐加强了，可是他们也越来越依赖师傅的设计了，好多学徒设计能力的不到锻炼，只能单条腿走路，永远成不了大师。

第三种：就是在玉石雕刻职业学校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对于以上两种学习方式，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也存在它的不足，它的不足体现在：这种学习的学习优势也取决于学校的办学资源、师资队伍建设、配套设施及维护等等硬件设施及教师的水平能力、办学的培养模式。在高等美术职业教育中设立玉雕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美术类职业教育的最高学府，高等美术职业教育的出现弥补了美术专业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之间的空档，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实用型美术人才的任务，和普通高等艺术教育相比，高职美术教育更强调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而与中等艺术职业教育相比，它又突出了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使整个艺术教育教学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一般来说，高等美术职业教育招生对年龄、地域、文化程度、工作经历等的方面要求不严格，初高中毕业的学生即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工作需要来学习，入学门槛比较低，所以学生的学习目标比较明确、学习的兴趣比较浓厚，带着求知的欲望来学习，学习效果比较好。美术类职业教育的培养的学生在美术基础上已经奠定了很好的绘画基础，再开设玉石雕刻课程中，学生学习起来比较轻松就能取得好的学习效果。

第二、高等美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模式，办学紧贴市场、服务经济的特色教育属性，把具体的岗位目标和艺术市场纳入到我们的艺术教育中来，着重培养受社会欢迎的人才。采用应用型、技能型和学术型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上提供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的实战性强，所开设专业课程的设置均与职业岗位的技能知识要求紧密结合，使学生成为既具有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能熟练掌握专业实践技能。

顺应市场的需要，近年我国开设玉石雕刻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如中国地址大学珠宝学院本科生研究生实训基地，广东平洲有玉石雕刻学校，是中国第一所玉雕学校。此后，各职业类雕刻学校如雨后春笋相继开办。其他的还有：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技能培训学院、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平洲玉雕工艺美术学校、石家庄市珠宝玉石中等专业学校、广州玉石雕刻职业学校、广州南华工贸技工学校-玉石设计与雕刻中技大专、广州玉石雕刻中专学校、保山市隆阳区远征路保山学院、湖北天赐科技学校。在高等美术职业教育中设立玉雕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美术职业是传播玉雕技术的重要阵地.科技知识的传播离不开教育，而科技知识的应用更是与学校有着紧密的联系。高职院校便充当了把知识技术的传授与实践经验融为一体的教育基地。

第二、高职教育是促进玉石雕刻产业发展的杠杆，高职教育不仅是开发人力资源投资的主渠道，也是推动玉石产业建设的动力。

第三、高职教育借市场之手把好玉石雕刻教育质量关。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借用市场之手建立一套完整的高职教育质量评价和约束的市场机制， 用市场机制调节高职院校的服务面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市场需要就是我们的标准，用高职毕业学生的就业率、学校对社会的服务、市场认可度来检验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高等美术职业院校开设玉石雕刻专业，利用自身的办学的灵活性、能动性，紧靠市场、顺应市场的需求，培养应用性、实用性人才，打破保守式传统人才培养的束缚，为玉石雕刻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江华.综合素质优先职业―高等职业教育艺术类专业学生就业素质培养[J].艺术教学与管理-新视觉艺术，2010，4.

美业的优势范文第2篇

摘要：

世界竞争格局正步入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对弈，其间的结构变迁效应需给予特别的关注与重视。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IMD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中国和美国近20年来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性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995年以来，中国国际竞争优势净增加，竞争劣势净减少，而美国则恰恰相反。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对比变化主要源于全球化竞争、模仿趋同、发展转型、科技革命、危机冲击等五种效应。在这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将推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循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等方面的二元化。

关键词：

中国;美国;国际竞争力;全球二元化;结构变迁

一、引言

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1995年金砖五国GDP总和不到美国的1/3，到2015年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竞争格局逐步进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五国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的对弈。这种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砖四国(BRICs)”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大国。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引入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内，博鳌亚洲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新兴经济群体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1年起每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从2011年起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比较视角探讨这种格局的演变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动比较(Khandaker和Islam，2015)［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汪涛和赵彦云，2015)［2］、人力资本在服务业协同作用比较(张如鹏，2015)［3］、外资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Sawalha等，2016)［4］、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Baek和Shi，2016)［5］。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这两大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变迁，尤其是中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比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致力于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IPS)与其它机构合作从2001年起每年发表《IPS国家竞争力研究报告》;李永刚(2012)［6］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中美在两大经济体的对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IMD《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1995年在46个国家中美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个国家中美国仍然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22位。这20年间美国排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国排名却上升了12位(见图1)。美国虽然仍旧排名第一，但其竞争力的优劣势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比分析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特征、变化趋势、变化原因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于认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研究中，汪涛和赵彦云(2015)［7］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发现1995年以来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主要来自硬竞争力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恢复增长阶段，软竞争力将成为双方角逐重点。本文试图厘清20多年来中美国际竞争力结构变化特征和趋势，并重点分析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二、数据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和世界竞争力数据库，借助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中美1995－2015年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进行对比分析。

(一)数据说明

IMD与WEF在上世纪80年代合作《世界竞争力报告》。由于在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方法上有较大分歧，从1996年始，两家机构每年独立国际竞争力报告，即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和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8］。IMD(2015)［9］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创造可持续价值环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由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分别包含5个子要素:(1)经济运行方面，包括国内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和价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制度框架、企业法规和社会框架子要素;(3)企业效率方面，包括生产效率、劳动市场、金融、管理实践和价值系统子要素;(4)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标体现，代表性指标组成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2015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20个子要素共包含342个指标，其中硬指标①138个，软指标118个，另有背景指标86个，硬指标采用上一年的数据，软指标采用当年的调查数据。经过1995年以来的积累，这些代表性指标的数据集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为了便于分析，将基础设施中有关科技创新的部分单独形成科学技术方面，其余归为基础设施方面，即把竞争要素分为五大类。

(二)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

工具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从原有竞争优势、新竞争优势、原有竞争劣势、新竞争劣势等四个方面描述:原有优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等情形;新优势的出现;原有劣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乃至向优势转化等情形;新劣势的出现。

1．竞争优势(劣势)的确定依据

依据IMD和WEF在判断竞争优劣势上的有关理论，将指标排序中前后两个四分位点作为竞争优势、劣势的临界点。如果一个国家在某项指标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处在前四分位点上或者之前，则为竞争优势;处在后四分位点或者之后，则为竞争劣势。如在61个经济体组成的总体中，排名前15位是竞争优势，排名45位之后是竞争劣势。由于不同年份评价的经济体总数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先将其排序位置值除以当年经济体的总数，将其转化为对应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则为竞争优势，大于等于0.75则为竞争劣势。硬指标中缺失的数据用最近一年数据代替。

2．竞争优势(劣势)变化的判断

依据判断经济体竞争优劣势变化主要基于对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分析，两大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于硬指标，主要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变化，衡量其竞争优势(劣势)变化。同时考虑期中(1996－2013年)变化。对于软指标，由于指标本身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分别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为对比的主要依据，同样也会结合期中变化情况。原有优(劣)势是增强，还是减弱，用期初与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为判断尺度。前提条件是原有优(劣)势没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处于前(后)四分位点内。3．竞争优劣势变化的“有利”和“不利”定义竞争优劣势的变化，从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升竞争力，包括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即“有利”;一类是降低竞争力，包括新增劣势，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原有劣势增强，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化对比分析

利用上述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通过对IMD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逐一进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竞争优劣势的变化情况，见表1和表2。

(一)竞争优劣势数量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优势净增加，美国净减少。1995年中国原有优势指标68个，二十年来新增优势21项，消失18项;美国原有优势指标146个，新增优势14项，消失27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的有22项，减弱的9项;美国增强的只有11项，减弱的29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项数大于减弱项数，美国却恰恰相反是减弱项数大于增强项数。从劣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劣势净减少，美国净增加。1995年，中国劣势指标114个，二十年来新增劣势25项，消失46项;美国原有劣势指标40个，新增劣势7项，消失5项。中国原有劣势增强17项，减弱的33项;美国原有劣势增强6项，减弱9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原有劣势减弱项数都大于增强项数，但中国减弱力度明显大于美国。整体上看，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有利变化指标122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美国有利变化指标39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中国有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大于不利变化，美国不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高于有利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近20多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美国隐性下降。

(二)竞争优劣势要素结构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共计24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一半;与之相反，美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之和在经济运行方面最大，共计17项。中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合计为19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2/3。从劣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效率，共计18项，其次是经济运行11项;美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和政府效率。中国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为29项，接近合计的一半，其次是企业效率24项。美国原有劣势的减弱和消失也同样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企业效率，但整体数量不多。从结构的整体变化来看，在有利变化结构中，中国有利变化指标首先集中在经济运行，其次是在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美国集中在企业效率，其次是在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效率有利变化指标最少，美国是科学技术。在不利变化指标结构中，中国首先体现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业效率和经济运行;而美国首先体现在经济运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从结构的净变化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运行、企业效率和科学技术都是有利变化指标大于不利变化指标，尤其是基础设施最为显著，净变化指标为21项，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变化指标多于有利变化指标;美国与中国相反，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其它四个方面都是不利变化指标个数大于有利变化指标，尤其是经济运行，净变化指标为－18项。

四、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

20年来，引致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全球化竞争效应

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竞争，使得中美在一些竞争要素项目上对抗加剧，导致各自一些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一些劣势更加突出。迈克尔•波特(2009)［10］在《竞争论》中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进入竞争加剧时代，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竞争不仅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领域都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竞争对于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不尽相同。按照受竞争影响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标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抗型，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三大竞争要素;第二类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类;第三类兼有对抗和互利，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第四类是无关型，分散在四大竞争要素之中。对于对抗型指标，竞争容易出现此消彼长。而对于其它三种类型指标，竞争会促使所有经济体都在追求不断进步，但如果进步幅度小于其它国家，其结果是相对退步，原有优势会减弱，甚至会消失;原本非劣势，则有可能变成劣势。如美国在基础设施的三个优势指标(航空能力、每千人宽带用户、25－34岁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2015年数值比以前都有明显提升，但与有些国家相比进步相对较慢，因此从优势地位中消失。在经济运行中，中国在生产、出口、吸引外资等对抗型指标上形成新增优势和原有优势增强，与美国在这些指标上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与全球化下竞争不断加剧有密切关系。

2．模仿趋同效应

在竞争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借鉴和模仿对手，实现竞争优劣势转换，双方在竞争优劣势结构上相似部分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趋同趋势。趋同理论认为，社会发展趋势是落后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都朝“某种最优状态”发展，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两者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各自弱点不断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后发优势理论也持有类似观点。具体到国家竞争，阿尔文•托夫勒(1980)［11］认为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全球意识，都有趋同倾向。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种竞争要素流动和扩散加快，使得借鉴和模仿变得更加容易，拥有竞争优势的经济体独占优势难度加大，就会出现某一指标上一国的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另一国的劣势也在减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业效率中，原来美国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指标上，如金融技术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反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这20年中，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原本劣势明显减弱，甚至成为优势项目，而美国这方面不少优势项目相应减弱，甚至消失。同样，美国也在向中国等其它国家学习，以减弱或消除其竞争劣势。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在数学教育上处于劣势，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国权威的教育思想库亚洲协会《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报告，并专门组织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中国取经。美国在PISA教育评估中数学劣势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世界杯夺冠绝非偶然，是其学习和借鉴中国等国家经验的结果。

3．发展转型效应

中美尽管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处在发展转型时期，转型会促进优劣势结构调整，某些原有优势逐步弱化消失，新的优势逐渐建立，原有劣势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两个国家转型进展较慢，某些原有劣势被强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5年以来，中国处在从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迈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阶段。发展转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来的优势项目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税负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有关政府运作效率的一些劣势项目变得更为突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环境方面的优势减弱，劣势出现，如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现创新驱动，1995年以后，美国逐步从创新驱动向可持续驱动转型，这对推进绿色化发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竞争力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美国经过努力，原来在能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方面的某些劣势正在减弱。但是，美国在有些方面变革步伐较慢，没有跟上这种转型的需要，比如在资源产出强度、资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形成竞争优势。而更大问题是在政府治理体系重塑方面进展迟缓，导致一些原有优势消失，如竞争立法、商业自由度、汇率稳定性等指标。

4．科技革命效应

科技革命首先给美国带来了竞争红利，进一步强化其科技优势，同时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其影响会扩散给中国这样的发展后来者，形成后来者的竞争优势，同时削弱领先者的比较优势。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来看，科技革命对两类经济体的作用时间、路径有所不同。科技革命往往产生于发达经济体，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或者强化其原有优势，接着促进其在产业、商业模式、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竞争优势提升，然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最终使其竞争力结构出现质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美国通过实施诸如《美国创新战略: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美国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2011)、《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2015)等科技战略首先从中获益，不仅使其在科研领域的某些竞争优势(如科研支出、专利申请拥有和实施等方面)得以巩固，在科研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优势得到加强，还使其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法律支持、电子商务、社会信息连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优势。同时随着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中国通过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续实施97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计划，新增高技术出口占比、企业研发支出等优势，强化了一些原有优势(高技术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势(人均研发支出等)，缩小了与美国的科技差距。

5．危机冲击效应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冲击了中美原有竞争优劣势结构，同时也下了一味清醒剂，警醒两国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倒逼两国化解竞争劣势，优化竞争力结构。阿诺德•汤因比(1966)［12］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即任何发展都是通过人们对外部环境(人为环境、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作的必要回应。面对危机，从竞争力视角来看，经济体首先对触发危机几个少数关键要素(竞争劣势)进行应战，接着对关联劣势项目进行改造，对关联优势项目进行培育和强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领域监管不力、创新过度等隐藏问题浮出水面，使得原有优势减弱(如风险资本、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等)、消失(如银行和金融服务、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甚至成为劣势(如金融和银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如政府负债占比的劣势扩大，公共财政管理有效性成为新劣势，失业率近乎劣势。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应对，加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先后公布《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举措使金融体系逐步恢复活力。到2015年，作为竞争劣势的金融体系风险因素消失，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不仅重新成为竞争优势，而且还有所增强，风险资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为竞争优势的公司债对公司竞争影响的排名比危机前还有所提高，会计和审计成为新的竞争优势。为应对此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尽管带来了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但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等竞争劣势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种效应对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交融、相互叠加的，很难一一分开，比如学习模仿趋同与科技革命溢出扩散。同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不同，每种效应对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异。对中国，发展转型、结构趋同效应更大;对美国，全球化竞争、科技革命、危机冲击效应更大。

五、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美竞争力优劣势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在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通过对抗、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的竞争将对今后全球发展和世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为推动未来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发展。所谓全球二元化，是指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来由传统发达经济体独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将被打破，全球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将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主导，双方会形成一个独立且相互关联的发展体系。由于两类经济体竞争力的客观差异，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现尚需一个较长过程，但目前“二元化”趋势已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现。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组织变革难以满足世界转型发展的需要，该体系问题日益突出。尽管面临经济，尤其是贸易、投资、服务业等方面竞争优势下降的压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了继续独占世界治理主导权，在治理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项自由贸易协议等，并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伴随经济优势增强，以及着眼于为经济持续增长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将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变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够参与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对原有世界治理体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加快构建新的公正开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双方治理诉求的激烈碰撞将导致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二元化: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强权治理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鲍盛刚，2013)［13］。

二是全球经济循环二元化。依附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是一个单一的“中心－”循环模式:以美国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体系为中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提供资金、高技术及设备，中东、苏联等主要负责提供石油等能源资源，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负责制造或提供服务，全球产品主要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则通过发行国债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购买得到弥补，资金又回流到美国，通过其金融体系进入到下一次循环。这种循环是不平等的，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掠夺。但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的竞争优势培育(增强)、竞争劣势弱化(消失)，原来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独占产业链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杨盼盼和徐奇渊(2014)［14］认为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竞争力还不强、优势项目还不多(只有5项:银行部门资产占GDP比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量、企业并购规模，而且都属于新增优势)，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速金融体系国际化，其金融体系竞争力将逐步增强，足以与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相抗衡，届时全球经济循环将向二元化发展:一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掠夺式经济循环，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平等经济循环，两个循环之间有交叉重叠。姜洪(2013)［15］、王跃生和马相东(2014)［16］都提出了类似的全球经济双循环观点。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双循环，是因为双循环不足于表现它们之间在出发点和机制上的差异。

三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美等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引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便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但在凯恩斯革命引导下，欧美资本主义仍然实现了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并在与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较量中胜出，才有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有了后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论。经济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存在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两难问题。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结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竞争优劣势净变化中，美国分别是－9、－3(见表2)，中国是－18、15(见表1)，美国在政府效率上优势消失了10个，在企业效率上优势消失或者减弱了14个;中国在政府效率上劣势新增了12个。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企业效率劣势减弱或者消失了24个，美国企业效率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均为0。从理性角度，结合中美竞争优劣势变化实际，未来中美在经济模式变革上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将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重点培育和强化企业效率优势，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势;美国将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重点培育和增强政府效率优势，防止企业效率出现新劣势，削弱和消除现有劣势。同时，中美在经济模式上的变革必然会被其它同类国家所效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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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业的优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要素禀赋 中美贸易 比较优势

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贸易额以平均每年近20%的速率连续增长。2014年中美贸易总额为34100亿元，占中国总贸易量的12.9%，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进出口国。

中美贸易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不平衡，2014年贸易顺差为3830.6亿美元，分析这种不平衡进而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结构就显得很有必要。

在国际贸易的理论方面，前有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之后有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即认为一国应当生产并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因而相对价格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的产品是它需要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稀缺因而相对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

文章就是从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分析入手，以H-O理论为依托进行实证分析，将两国内的要素分析及贸易状况联系起来，更深一步分析中美贸易状况。

二、文献综述

瓦里西・里昂惕夫检验表明美国作为资本密集型国家进口的恰是此类产品，出口的反而是以美国国内相对不丰裕的劳动作为密集型资源的产品，出乎H-O理论的预测，经济学称里昂惕夫之谜。然而之后有众多学术研究对这一谜进行解释，比如忽略了人力资本。程新章（2002）主张使用非线性的生产函数模型，因而可以解决原模型的内在矛盾，即丰裕的生产要素与不丰裕的生产要素的界定，发现此谜题在这一模型中是不存在的。清华大学的鞠建东等人（2012）通过检验指出中美贸易间存在着反比较优势之谜，中国对美国出口符合比较优势，而美国却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对中国出口相对较少，文章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表示相对技术水平，行业出口份额表示进出口状况，通过对这两者之间的处理来实证分析比较优势的体现状况，本文即借鉴的是这种方法，文章中的计量模型是建立多元回归方程，解释变量包括行业GDP、相对劳动生产率、加权关税税率、经济距离，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化的行业出口值，对中美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包括的因素较全面，着重点是对失衡的解释。

三、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方法

依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两国贸易产品取决于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本文使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表示相对技术水平，其中一国的劳动生产率用这个国家的行业增加值除以这一行业内的就业计算得出，而相对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出口国与相对应的进口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因而，高相对劳动生产率代表着强比较优势，即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丰裕。

若要符合比较优势，在某一行业两国的出口份额应该与两国这个行业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行业的出口份额可以从下面两个测度来表示。

Xshare1=中或美在某行业内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中或美对贸易伙伴总出口额 （1）

Xshare2=中或美在某行业对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中或美在某行业对全世界的出口额 （2）

其中公式（1）表示的是在中美双边贸易的范围内某一个行业的贸易份额。公式（2）表示的是中美贸易在某一行业占一国在此行业的全部贸易额的份额。

关于行业划分，在本文遵循的是联合国公布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分为十个门类，SITC0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类，SITC1为饮料及烟类，SITC2为非食用原料类，SITC3为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类，SITC4为动植物油脂及蜡类，SITC5为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类，SITC6为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类，SITC7为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8为杂项制品类，SITC9为未分类的其他商品类。

（二）数据来源

美国方面的各行业的产出及各行业就业人数来自美国经济部分析局（BEA），中美在各产业内的进出口具体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USDOC），中国的行业产出与行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统计局与中国统计年鉴，使用统一的第一第二a业的产出与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相应的行业劳动生产率代替以参与相关性计算，而美国方面产出与就业人数与行业贸易统一进行了整合结果是SITC0及1、SITC3、SITC5、SITC6、SITC7、SITC8这几类。劳动生产率单位为亿美元/万人，其中SITC6轻纺矿冶橡胶制品是据美国BEA中的分类中的27纺织类、31石油及煤产品类、33塑料及橡胶产品类合并而成。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是据分类中的18机械类、21汽车及组装类、22其他运输设备类合并而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中美劳动生产率与出口份额分析

通过计算及处理中美各自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及行业出口份额，可得出如下分析：

各行业的中美相对劳动生产率为30%～40%之间，尤其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类为60%左右，相差悬殊，但近年均呈下降态势。

美国对中国的总出口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类、化学品类所占的比重较大，尤其是机械类虽大趋势上呈递减趋势，但2014年仍然占出口各类的28.99%，化学类呈平稳态势，饮料、烟类及食物的出口额呈小幅上升态势。从第二个指标来看，从某一行业的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百分比均为个位数，就美国对全世界各行业的总出口而言，出口到中国的食品饮料烟酒类占其2%左右，矿物燃料类占比较小，2014年为2%，轻纺产品类占4%左右，机械类6%左右。

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中，机械类、轻纺橡胶矿冶类所占比重较大，其中机械类占比上升，至2014年此产业占中对美总出口的51.69%，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比相联系，说明中美在这个产业均存在着产业内贸易现象。轻纺类占比趋势呈下降态势，由12.44%到2014年为10.83%，或与美国对中国在纺织类的限制有关。从第二个指标来看，就某一行业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在各个行业均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份额，尤其是杂项制品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24.86%～39.45%，运输设备及机械类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22.7%～25.66%，轻纺类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13.21%～18.28%，而另一方面来说，这几项在近年均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出口结构的微量优化，对美出口依赖不再呈加剧态势，中美贸易在近年的逆差有结构上缓和的趋势。

（二）比较优势实证探究

为验证中美贸易是否符合比较优势，本文利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出口份额Xshare1、Xshare2分别作被解释变量，相对劳动生产率作解释变量进行时间序列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从结果看，美对中所有出口货物中各行业所占比重除轻纺橡胶矿冶类及机械类外均与相对生产率呈正相关，其他大类均与相对生产率呈较弱的负相关，就美国对中出口占对全世界出口份额与相对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分析，各大类均为负，这说明美国对中出口状况违反了比较优势原理，这就从要素流动方面为中对美贸易顺差部分作出解释，即不论是美国出于产业保护对中国的出口进行行业限制，还是由于美国出口的产品在中国缺少市场，从出口额上都存在与相应比较优势不相匹配的现象，因而导致美国对中国的相对出口不足进而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

从产业角度，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即在要素A赋理论与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加上动态性视角，对于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的标准化及市场的成熟，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的国家生产，美国再进口，这种产品实质上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但此状况在统计上却表现为对比较优势的违背。

五、结论与建议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对中国相应于其拥有的要素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太少。中国出口的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实质上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但考虑到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发展，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比较优势维持时间不会很长，因此应在产业布局上更注重科研方面的投入，同时利用好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中所包含的技术创新，不应满足于产业链的低端加工，而应资源合理调配，进行二次创新，从而获得能够持久的比较优势，在贸易方面获得真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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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业的优势范文第4篇

贸易结构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体现之一，在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存在着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行业间收支情况差异较大。因此，从长远来说，服务贸易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量上，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只有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合理并得到进一步优化，才能改善服务贸易条件，支撑我国服务贸易取得长足可持续发展。

本文对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部门进行结构分析，考察了我国对外服务贸易部门结构的主要特点和国际竞争力，并分析了造成目前服务贸易结构特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对外服务贸易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结构的现状和特征

首先，旅游业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最主要部门，占据整个服务贸易总收入的半壁江山。2006年上半年，旅游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重为36％。2000―2005年旅游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62.31亿美元、177.92亿美元、203.85亿美元、174.06亿美元、257.39亿美元和291.96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3.34％，53.37％，51.29％，37.25％，41.23％，39.37％，并且顺差分别达到31.17亿美元、38.83亿美元、49.87亿美元、22.19亿美元、65.90亿美元、75.37亿美元，成为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项目和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来源。

其次，运输业是我国服务贸易中的第二大部门，2006年上半年，运输服务收入和支出占服务贸易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3％和39.34％。2000―2005年的出口创汇额分别达到36.71亿美元、46.35亿美元、57.20亿美元、79.06亿美元、120.67亿美元、154.27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2.06％13.90％，14.39％，16.92％，19.33％和20.73％。但是该部门这些年分别存在-67.25亿美元、-66.89亿美元、-78.92亿美元、-103.26亿美元、-124.76亿美元和130 21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出我国货物进出口大量使用外国运输服务的现状。

第三，2002年是建筑服务的转折点，不仅实现创汇收入12.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0.12％，并且由上年的逆差3.92亿美元转为顺差2.834亿美元。2002―2005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达到12.46，12.89，14 67和25.93亿美元，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13％、2.76％、2.35％和3.49％。

第四，从部门结构看，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仍以传统的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2005年三项共占服务贸易总额的80％，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三大支柱产业。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察赋优势部门上，而在技术含量和增值率较高的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贸易逆差，反映出我国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领域较为落后，而这正是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得出我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落后的原因。

第五，不同的服务贸易部门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建筑、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和咨询等部门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而旅游、通讯和专有权利使用费特许费等部门占总出口的份额越来越低。在服务贸易总进口中，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特许费、咨询等行业呈上升趋势，份额逐渐降低的行业有旅游、其他服务行业等。从总体来看，传统服务行业在出口创汇中的作用有所降低，而与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包活动相关的服务项目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某些行业表现出进出口同时增加的特点，这说明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开始凸现，国际服务分工的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二、我国主要对外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均衡的特征说明不同的服务行业具有不同的国际竞争力，国内服务贸易企业在面对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竞争压力时，如何正确分析目前的竞争力状况，探寻合适的竞争途径，如何尽量减少我国服务市场所受的冲击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本文使用比较优势指数对我国各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客观分析。

比较优势指数，即一国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总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国外学者称之为可比净出口指数(Normalized Trade Balance，NTB)。它是一个剔除了各国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也排除了因国家大小不同而出现的国际间数据的不可比较性，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指数具有相当的可比性。该指标的理论值域为[-1，1]，在值域内，竞争力单调递增，越接近1，表明该国该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该指标的计算式为：

其中，CAij代表i国j商品的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国j商品的出口总额，Mij代表i国j商品的进口总额。

通过计算和分析我国主要服务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内部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特点，优势集中在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并且这种优势表现出下滑的趋势。

从1997―2005年间我国服务业内各行业的比较优势指数(表2)可以看到，在考查期间内，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是我国持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旅游在1997年以指数为-0.09和其他商业服务在1999年为-0.18外，其他年份均为正值，旅游平均CA指数值为0.13，标准差为002，其他商业服务的平均CA值为0.15，标准差为0.09，说明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稳定，其他商业服务的稳定性差一些，但基本上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优势。旅游业的优势原因在于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文化悠久，地大物博，具有持续吸引外国游客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加之旅游业本身并不涉及国家和经济安全等敏感领域，因此，旅游业的开放受到了较少的限制和垄断，在国际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也印证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业的相对适用性判断。但我们还要清醒的看到，我国旅游业的出口收入每年只有两百亿左右，出口总额与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并不相称，主要原因在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显粗放。

除了旅游业之外，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两项的CA指数大多为正值，但这两个行业竞争优势的取得来源于国家垄断，是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的考虑对其进行垄断经营而获得的。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分期兑现，这两个部门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2005年这两个行业的指数就分别下降为一0.11和0.06，正是对实际竞争能力的数值回归的一种表现。由于通讯服务和计算机信息服务属于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我国在这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

我国在其他几个服务行业几乎都处于竞争劣势，在考察期内的CA指数值大都为负值。其中，运输和建筑一向被认为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其CA指数也基本为负值。保险和金融服务，尤其是保险服务，竞争劣势明显，基本上CA指数都是负数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开展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保险服务的时间比较短，相关的人力资本和专业技术的积累不够完善，加之长期以来金融保险业的国家垄断，行业集中度极高，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两个行业的加快发展。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的竞争劣势比较严重，一直稳定维持在-0.8到-0.9之间，多年不见好转，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科技体制对科研开发活动的制约，导致我国科研成果及其商业转化率的低下。咨询服务的劣势是因为我国咨询业发展滞后，电影、音像的逆差劣势则是由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以及我国本土文化开发的不够而造成的。

三、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结构的成因分析

首先，服务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导致服务贸易结构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低，目前美国服务业占全国GDP80％以上，而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工业化发展战略，对服务业发展重视不够，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始终在30％～35％之间徘徊，而且发展较为滞后的服务业导致我国服务业贡献率也较低，贡献率仅在30％左右。相对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显得严重滞后。

其次，高等要素供给不足，人才匮乏，科技落后导致我国服务贸易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较低级出口结构。我国在初级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上有较好的先天优势，但在高级生产要素上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以及某些天然资源比较充足的行业如旅游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我国旅游业的优势原因在于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具有持续吸引外国游客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及科技的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现代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开发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尽管对低端生产要素的使用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我国目前过分依赖于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的，如果我国服务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现有的比较优势就会丧失殆尽，因此要改变服务贸易中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比重偏低的状况。

我国高等要素供给不足，影响了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如保险，金融，广告宣传，咨询等，而如果我国高等要素供给始终是这种状况，则服务贸易结构就得不到优化升级，并将一直处于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的低水平上。

第三，一些服务行业拥有垄断权力因此造成效率低下，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参与世界服务市场竞争，如长期在政府保护下的银行业，电信业等。同时政府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建设力度不够，没能有重点地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和保护幼稚服务产业，体制需要进一步创新。

垄断导致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过多、服务业投资基本上以国有投资为主、多数服务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制定和管理，从而阻碍了专业化分工协作，使生产要素不能有效合理流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发挥。在服务业的一些关键领域，通常也是行政垄断势力强大的地方。长期的垄断地位阻碍了这些服务行业的成长和竞争能力的提升，也直接导致了现有的服务贸易结构并没有真实反映我国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四、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全面快速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保证，也是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基础。我国服务业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平衡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部门如电信、银行、保险等，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这些行业也是我国加入WTO谈判中，主要缔约方要求我国开放呼声最高的部门。在这种条件下，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势必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在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实行对内开放，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允许国内有条件企业投资这些行业，通过充分的国内竞争来鼓励创新，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第二、大力培育高等、专业要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点是健全高级要素培育机制，消除服务贸易要素生成过程中的诸多制度制约因素。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现状难以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新格局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素质偏低、人才流失严重、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技投入不足以及利用率低下等几个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三，加强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国民经济各产业是链状结构、互相影响的。要优化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就必须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抓好服务贸易相关及辅助行业的发展。通过优势产业来带动劣势产业，从而推动服务贸易的全面发展。

就服务业内部各行业而言，相互作用的关系显而易见。例如银行业可以为其他各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其他各行业的盈利也将为银行业注入更多的资金：航空、铁路等新路线的开辟以及提速，将为居民旅游带来更多的便利，同时扩大旅游范围，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类似的连锁效应将带动整个服务业水平的提高。

美业的优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作者简介］ 龙宇，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系讲师，国际商务师，广西 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2-0001-0003

一、我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一）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并结合日本特色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作为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他认为：边际产业是指一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该国的边际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而东道国的这些产业部门尚具有明显的优势或潜在的优势，但如果缺乏外来的管理、技术和资金优势，其优势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将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越接近越好，这样才容易在海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立足点；第二，中小型企业投资制造业往往比大型企业更具有优势，因为它们更易趋于比较劣势而成为“边际产业”，而它们的技术也更适合于东道国生产要素结构，能够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第三，投资国和东道国都不需要存在垄断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

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大幅升值，劳动力成本及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如2010年红豆集团的工资水平上涨了49.6%，纺织企业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平均工资大约提高了20%，很多企业仍面临招工难的问题。中国制造的廉价优势已渐渐消退，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实际上已经处于比较劣势成为“边际产业”， 从事低端制造已经很难生存。但是我国纺织产业制造技术和工艺已非常成熟，趋于标准化，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层次仍低于我国。所以，我国纺织企业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很大，因此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使其变为他国的优势产业。对于东道国来说，由于其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行业正好可以创造这种就业机会，且没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很受当地政府欢迎。

（二）产业全球价值链优化论

价值链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就是指每一个企业都是用来进行了设计、生产、营销、交货等过程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各种相互分离的活动的集合，所有这些活动就是一个价值链。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会受到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的影响。随着产业内分工的不断加深和发展，又出现了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它的核心是某一特定的生产环节或服务环节，包括原材料的加工、中间产品的生产、制成品的组装、销售和服务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获得各自的利益，形成从产业上游开始一直到产业下游为止的完整的链条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产业内部分工走向了世界市场，由此逐步建立了产业全球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对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时期的纺织企业来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全球价值链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各环节进行优化组合，恰好是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可以提升我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竞争力，使纺织服装产业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

所以对于纺织企业来说，必须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合适的东道国或地区，将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务迁移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生产技术水平更低的国家，从而将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化为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延长赢利能力和时间，同时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为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资源。

二、我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策略

我国纺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首先要做出的决策就是区位选择，它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企业的整个国际生产布局，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区位选择合适，东道国拥有区位优势，才能获得预期的利润，否则就易导致投资失败。我国纺织企业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应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产品成本；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一般处于我国产业的下游梯度，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同时有选择有重点地投资发达国家，打破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保住原有的市场份额。

（一）重点投资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由于与我国地域邻近，在地理、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经济技术相近，有着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产业互补性很强。一些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在邻近国家投资的风险性比较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享有很多优惠政策和市场优势，其纺织产业链也在不断完善，欧美采购商将订单转向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已十分普遍，因而东盟国家应该是我国纺织企业目前投资的重点。我国纺织企业可以考虑在越南、孟加拉国等地投资建厂，将较低端的加工制造交给它们，自身则转向产业链高端如研发、设计等业务。这样可以更好地开发当地市场，并利用欧美国家给予他们的优惠政策，将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获取更可观的利润。如2006年天虹纺织集团就充分利用越南优惠政策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工厂制造业务转移至越南，现第二个工厂也将投建，旨在获取较国内工厂更为可观的利润。生产羊绒产品的江苏汇丰公司投资1005万美元在阿联酋设立了加工贸易企业，该境外企业已累计带动母公司产品出口4200万美元。

（二）充分利用优惠贸易协议，投资拉丁美洲地区

欧洲、美国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过去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纺织品，但是，由于原料及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美国企业在亚洲的采购成本正逐渐提高，而由于地理位置和语言沟通等方面的优势，使得美国服装采购商正渐渐将目光从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向拉丁美洲。近期不少美国制造商与零售商与中美洲国家签下新的纺织品与服装订单，增加从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乌拉圭、秘鲁等美洲国家和地区的采购。这些国家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都有双边或多边优惠贸易协定，可以享受欧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零关税、无配额待遇等的贸易优惠。

拉美国家劳动力丰富，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市场发展潜力大，近年来纺织品行业发展也很快，成为我国纺织产品出口的竞争对手。我国纺织企业直接到拉丁美洲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可降低生产成本、投资成本，又可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减少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还可充分利用美国与美洲国家地理位置接近、产品上市速度快、沟通交流障碍小、自贸协议、贸易优惠计划等优势，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将产品通过拉丁美洲出口到欧美市场，以保持和扩大在欧美的市场份额。

（三）适当开拓非洲国家和地区

处于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会从各自需要的角度出发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棉纺企业来说，棉花资源是选择投资地区的关键所在，而棉花是非洲国家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是由于缺少加工能力和出口市场，很多非洲国家对棉花的种植减少或几乎没有种植。因此，我国棉纺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非洲国家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极其便宜的土地租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到非洲去投资棉花领域。这样不仅能合理使用可利用的棉花资源，还可利用自身技术力量配套发展棉花加工，将原棉出口转变为有更高附加值的棉花产品出口，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利润率。

对成衣企业来说，要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必须依靠当地配套产业的良好发展，所以投资东道国必须要有充足的配套资源供应。虽然非洲国家在成衣生产方面的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不足，但是在我国国内有庞大的原材料配套供应体系，成衣生产所需的面料、钮扣、拉链等原材料，中间产品完全可以由国内配套供应。这样不但可以满足海外企业生产的需要，还可以带动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企业在保证国外生产成本优势的同时，增加出口利润。

（四）有选择有重点地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际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区域集团发展迅速，这些区域集团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同发展中国家签订了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各种优惠关税安排，对我国出口产品形成了极大的贸易壁垒，我国纺织服装在价格上的优势几乎完全被抵消。为了绕过这些贸易壁垒，开辟或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我国有能力的纺织企业如大型民营、国有及国有控股纺织企业可以量力而行，适当增加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纺织科技高度发达，创新能力较强，消费能力强层次高，对资金和技术也有较高要求，而且发达国家中劳动力价格偏高，给予的投资优惠政策较少，市场竞争却非常激烈。因此，我国纺织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学习、借鉴为主，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是值得我们企业学习的，通过学习吸收他们的经验，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管理上的差距，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国际品牌，同时还可以增强自身步入高端环节的能力。

总之，我国纺织企业在“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投资目的和海外生产发展布局外，还应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资源、优惠政策、市场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方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取得海外投资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梁静波.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视角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