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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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工业工程；制造业；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22-0044-01

引言

根据相关的资料表明，美国财富中的68%主要是来自于制造业。而日本，全球500强企业中将近150个企业都是源于制造性企业。而在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49%。可以说制造业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中的分工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内的制造业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比如产能过剩、用工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多种阻力。为了能够引导制造业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必须深入发展国内的相关技术水平，尤其是计算机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对于制造业将会有着深刻的意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企业通过实践发现，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良好的生产基础，那么即便有先进的技术水平也无法与国内的生产形势相互匹配，甚至会为企业带来反面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是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以工业工程为基础的管理创新的方法应用在制造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深入剖析国内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系统的了解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以及路径的选择，提出有效的方法来为制造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特征

中国制造业的产出于2010年占据了全球的19.8%，比美国超出了19.4%。这表明中国的制造能力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国内的制造业普遍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现象，低质量、低效率、高能耗等成为制造业发展中的鲜明特征。国内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产能过剩的现象严重，且产业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很多产品的关键部位主要是从国外进口，对于研发的投入明显较低。虽然中国一直享用制造大国的名称，但是却依然没有借此机会提高自身的制造水平，这对于国内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是急需突破的一项难点[1]。

2.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困境

2.1 外部困境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引起重视，并且规范制造业的立法体系，加大研发的投入基金，提高国家的贸易壁垒，这些都为国内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出现了制造业回归本土的现象。这种回归不只是对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加强自身的优势竞争力的同时，创造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抢占21世纪制造业发展的先机，不仅可以快速的增加谷内的经济实力，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还可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增强自身的竞争水平。而这种形式对于新兴的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出口国家来说有着巨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会迅速面临订单量减少、产能过剩的现象，甚至严重威胁着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成为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强大阻力。

2.2 内部基础能力弱

2.2.1 IE基础积累不够

虽然目前很多的企业开始采用ERP等技术来实现对生产实践的管理，但是由于对IE基础的积累薄弱，使最终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国内在IE方面的学习与应用严重的落后于西方的发达国家。由于起步较晚，且有着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更多的是盲目的针对可以赚钱的产品进行生产，而忽视了对于IE的研究。国内IE积累的不够使得企业缺乏资源配置的研究，企业在产品开发到市场销售多个环节中无法做到有效的把控，成本高、产品质量以及服务水平低下等现实问题造成了中国制造业低质高能耗的特性，并且抗风险的能力较低。无论是ERP系统还是其他先进系统的应用，如果企业缺乏一定的IE基础，而无法有效的规划企业的资金流、信息流等，将会导致ERP系统的紊乱，并无法发挥其强大的功能。

2.2.2 重技术轻管理

技术是生产力提高的关键条件，技术的提高可以带来成本的降低以及生产力的解放。但是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有效的管理活动的支撑。比如在同一个行业中，企业虽然运用了同样的技术，但是由于管理上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企业运营结果上的不同。因此，有效的结合技术和管理，才是能够保证生产力发展的充要条件。一方面，制造业需要技术的支持，同时，做好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改进企业的运作模式才能够保证技术的有效转化。在国内的制造业企业中，普遍存在一味追求新技术创新的现象，然而先进的技术采用往往会引发出更多的管理问题，如何面对这类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是制造业企业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2.2.3 缺乏技术与管理的结合创新能力

在2010年英国的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中国仅仅占据了19个名额，这对于制造业强国的中国来说，说明了国内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低下。笔者经过仔细的剖析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制造业在技术引进之后，并没有有效的消化技术运作的原理，缺乏在国外技术基础上的吸收和创新。第二，中国制造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创新机制。企业在技术研发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工艺创新等价值链的环节上对研发的投入较低，导致虽然有创新的思想但无法形成系统的体系，能够被市场广泛的而应用。第三，管理与创新之间的协同叉。专业技术的创新无法有效的转化，缺乏科学的指导，导致投入大，但是研究的周期长，产生的效果不佳。

3.制造业发展的路径

很多的企业通过实践表明，企业的需要实现高质量低能耗的制造水平，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遵循制造业发展的规律，面对国内外的困境，选择适合具体生产状况的发展路径。

3.1 基于IE的企业能力重构

运用IE重构制造业的生产基础，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比如，在应用程序的使用上，需要通过不断的管理和创新，改进和优化ERP等系统的问题，是需要经过大量的实践和研究的。在制造业企业基础能力的重构方面，IE是企业基础中的基础。通过运用IE理论，深入剖析制造过程中需要遵循的规律，改善工艺流程，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作业模式。另外，还需要引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结合IE以及IT两者的优势建立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科学且适应本土的生产系统，即CPS。

3.2 基于管理创新的软实力培育

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软实力利于竞争的有效开展，企业的成功也必然是建立在对软实力的理解上。笔者认为企业的软实力是一项企业面对国内外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它是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资本的沉淀以及环境的整合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它是一项企业的号召力也是企业的凝聚力。构建企业的软实力需要制定科学的战略基础，通过人才引进、产品创新等多种方式构建科学的企业情境，集合生产方式、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文化这三因素来增强企业软实力的提高。

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范文第2篇

2012年的经济形势，总体是健康的。有些分析人士用“低迷”来形容，这种说法并不恰当。中国目前7%以上的增长率，相对于西方国家很低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是出现负增长来说，中国经济依然是高速增长的。

2012年国内整体经济形势有几大特点：经济增速降低；CPI大幅下降，通胀水平降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出现了下滑的迹象。中国经济只是从过去高速增长变得增速比较缓慢，但是整体是健康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增长，这在许多人心中形成一种定势判断和惯性思维：只有经济快速增长才是正常且健康的。中国人习惯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看成是一种必然，这种习惯思维造就了经济一旦出现下行，便觉得不适应甚至会惊慌失措。

从经济发展思维上，中国确实需要进行反思，其中，容忍或习惯经济增长下行，应该是反思的重点。从长远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可能是中国经济维持长期健康稳定的关键。尽管经济增长下行肯定会给微观经济层面带来阵痛，造成一定程度的就业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但从科学发展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痛苦又是中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有时快、有时慢，这种现象合乎市场经济的基本周期性规律，在本质上也属于良性发展。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有限度的，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由快转慢是正常经济现象。

在今后一两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可能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必须从长远角度来看待，从国家未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思维去理解。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惊慌失措，更不会过于抱怨。今年服务业并没有像制造业那样出现明显下滑，从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交通、旅游、餐饮并没有明显出现不景气。

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外部原因是主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低或高是相对的，中国经济过去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我认为应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今后把经济增长的速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不要过快增长。经济增长过快，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今后1020年应该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7%8%之间。2013年中国经济总的形势是适度趋稳，国家不会继续刺激经济，既保证政策延续性，又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

过去很多年有三个热点问题：增长、通胀、结构。调结构始终没有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每年的情况不一样，有时是通胀居于首位，有时是增长位列第一，今后应该把调结构放在突出位置上。

预测2013年的经济形势比较难，主要的问题不是预测中国的经济形势，而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深。欧美等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好预测，但总的趋势是企稳回升的。中国在2013年的经济形势，除了大的外部环境以外，还要看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出口方面，政策实施空间已经比较少了，退税等又会涉及补贴和“双反”的问题。如果能出台一些拉动内需的政策是比较合适的，在拉动内需方面，关键的一点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做好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对于拉动内需作用很强。

对于制造业来说，现在的低迷或许是一件好事。过去一直讲转型调结构，制造业不发展不行，但是过分依赖制造业，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点本身就存在问题。当前制造业出现一些困难，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目标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在这个大背景下，制造业转型是必须的，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淘汰也是必须的。产业发展必须符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淘汰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洗牌以后制造业将很快迎来复苏。

制造业虽然低迷，但却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团糟。有一些企业前几年转型做得好，市场应变能力强，如今的发展势头很好。越是依赖国家政策扶持的企业，在这个时候发展愈发显得困难了。不过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产业，一概而论地说制造业不景气也不完全正确。现在部分制造业开始出现一些转移的趋势，在企业成本高、环保压力大的背景下，企业转移也符合市场规律。但是这个转移是相对的，西方国家当年将一些产业转移到我国也是逐渐进行的，中国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不必担心制造业会全部转移出去。面对劳动力成本和环境等问题，国内制造业企业应该努力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

2013年的油价还会是高低起伏，如果新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能够出台，国内油价随着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波动，其调整可能会更频繁一些。如果油价波动常态化，对整个国家经济不会造成其他的不利影响，油价应该像其他的商品价格一样上下浮动，这才符合市场规律。只是如果国际油价一直上涨，一定是不利于经济复苏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经济复苏都有不利影响。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油价应该是震荡上行的趋势。

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范文第3篇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逐渐显露，国内制造业也面临日益巨大的压力。但最坏的时候恐怕还没有到来，明年的日子可能会更加难过。这种形势是让大家都很担忧的。然而，有些习惯把坏事说成好事的专家，又开始把这也鼓吹成一场“机遇”了。这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本来就是低端的、低附加值的，而且有些还是污染环境、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制造本来就应该“升级”、“转型”变成“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服务”，等等，否则迟早也是死路一条。依我看，如果中国在金融危机面前放弃制造业，将是过去30年来犯下的最严重经济政策错误。前车之鉴就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错误地以国家力量推动“转型”、“升级”，在产业结构上大力支持银行、证券、房地产等金融服务行业，在制造业内部则大搞第五代计算机、机器人等华而不实的“日本创造”。今天回头看，日本丢掉了其本来最擅长的先进制造行业，如半导体、汽车等，让韩国等乘虚而入，也间接造就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与此同时，无论在金融业上，还是在高科技的创意产业上，日本都没有能够取得其梦想中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当前，要想让整个中国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升级”，也必须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单个企业的“转型”、“升级”可以不受限制，只要有一个天才企业家的领导，就能创造奇迹。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普遍调整，这就必须要有一个时代浪潮的驱动，以至于连资质平庸的企业家们也能纷纷“转型”、“升级”成功。

其实，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升级，即“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同样深深受益于时代浪潮的推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纷纷提高，导致其国内低端制造业生存条件恶化。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自由贸易思潮高涨，1984年开启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开始形成风气，极大增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活力。发达国家制造业主动寻求出路、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推动，这三种力量一起，结合到中国的实际优势，才使得中国在短短20年时间中就迅速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大国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不客气地说，中国其实扮演着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也就是说，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想要发展制造业，而是因为别人主动地把制造业“转移”给了中国。

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范文第4篇

自2006年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六大行业首度被认定为明显过剩行业以来，时至今日，钢铁、电解铝、电石、焦炭四大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幅度明显。其中，汽车板块业绩波动较大，既有个别年份如2008年业绩的下滑，也有少数年度经营形势大好的风光。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产能过剩主要体现为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用数据来量化，产能利用率是衡量产能过剩与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相关行业业绩发展趋势的关键数字。

欧美发达国家统计数据表明，产能利用率低于79%，则产能过剩现象将可能出现。产能利用率在79%～83%之间为正常值，超过95%则被认为产能不足。

对于19个重点行业，虽然有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9%以上，但这个数字并非一成不变。由于产能扩张的压力一直存在，产能过剩随时会成为压倒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诸多行业中即便仅仅是存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体竞争加剧，行业利润率下滑，上市公司基本业绩难以好转。

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2007年钢铁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83.2%。其中2008年最低，产能利用率不足75.9%，2009年则回升5.6个百分点达到81.43%。与此相适应，2008年，68户大中型钢铁企业中有13户出现亏损，行业32家上市公司整体的净利润陡降60.27%。而到了2009年，68户钢企则只有8户亏损，虽然行业整体利润也在下滑，但下滑幅度减小，同比仅下降31.43%。

产能利用率过低的行业，未来数年的整体经营形势都不容乐观，直至行业产能利用率回升到正常水平方能有所好转。据2011年国内相关行业协会测算的数据，在19个产能过剩的行业中，有三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最低，排名居后三位，分别是风电设备59%、光伏制造50%、多晶硅43.79%。这三大行业也是近两年来业绩地雷爆发的集中营。

上市公司2011年～2012年年报显示，近六成风电公司2011年业绩剧减、2012年业绩惨淡；光伏行业2011年业绩大幅缩水，2012年又出现近八成公司预减或预亏。

国内制造业发展形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垂直专业化；制造业；产业升级；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1；F121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10-14

作者简介：史本叶（1979-），男，吉林集安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李泽润（1990-），男，福建福清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3&ZD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L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790154；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010JQB11；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资助。

一、引言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各个工序和环节，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产品内的垂直分工为发展中国家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这一系统内进行产业升级，从而谋求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卢锋，2004）。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积极主动地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繁荣。但是，囿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价值产业链条中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发达国家制定和推行的“再工业化”和“回归制造业”战略，也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推动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加速制造业的结构调整，能够促进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发挥，可以改变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条中的位置。

学者大多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的作用是积极的，如Feenstra和Hanson（1995，1999）通过把传统的H-O模型扩展为国际生产分工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后获得技能升级的原因。Memedovic（2004）的研究表明亚洲“四小龙”利用垂直专业化分工所提供的机遇，在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东盟、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合作过程中，通过实施“三角制造策略”（Triangle Manufacturing Strategy）走出了一条加工组装―设备制造―自主品牌研发的产业升级道路。Amighini（2005）对中国信息通讯技术产业（ICT）进行了研究，认为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中国从技术扩散中获益，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中国实现了此类行业从简单的进口产品组装向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转变，并成为世界三大出口国之一。Jabbour（2005）的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可以成为技术扩散的途径，通过这种技术扩散可以有效促进分工接受国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从产业层面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发现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内分工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该研究认为我国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产业价值链的位置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高越和李荣林（2011）使用中国2003-2008年的工业行业数据，从国际生产分割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互动关系的结论。张会清和唐海燕（2011）通过1995-2008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技术升级效应。

但是，也有学者对垂直专业化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可能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从而被动地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阻碍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Lall等（2005）指出处于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国，由于过度依赖纺织品的出口，因此在全球的价值链条中停留在低端环节。姚洋和张晔（2008）指出由发达国家主导着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可能使我国企业长期被锁定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生产环节。刘志彪和张杰（2007）、孙景蔚和李淑锦（2008）等，在对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纵观已有的研究，从内容上看，多以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影响机制和路径选择为主，而实证研究较少；由于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缺乏连续性，众多研究难以形成连续、准确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从实证研究的方法上看，多以两种方法为主：一种是采用多个相关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另一种是利用制造业各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模型分析。这两种方法不能提供变量间的动态特征信息，即不能反映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冲击给制造业所带来的动态影响。本文采用前后向推算的方法，对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重新测算，平滑后得到1992-2008年我国制造业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实证研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二、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产业升级效应

垂直专业化分工格局下的产业升级，是企业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赵林海、李宏生，2008），其实质是制造业产业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发展顺序不断演进，或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来进行二次加工和出口，这就使得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流入国内，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而这三个方面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所必备的因素。

1.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资本积累效应。产业升级的基础是产业的发展，而生产要素的积累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作为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资本的积累便成为影响一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扩大出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将国内部分商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换，获取国内市场短缺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可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决定了一国资本的积累。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兴起后，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和不同区段可以分布到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各国参与分工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得到了更多参与生产的机会。一国可以出口本国相对充裕的产品，获得资本积累，换取本国相对短缺的产品，优化国内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的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2.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演化的重要力量，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技术的主动与被动扩散。首先，发达国家将产品的某些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为了保证生产产品的质量，防止价值链条上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而影响整个链条，发达国家会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或研发援助。其次，发达国家出口的中间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创新”等方法在生产中学习，在挖掘产品内涵科技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学中干”和“干中学”的过程中，吸收到技术被动扩散的成果。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这种同生共存关系及其潜在的“双赢”互利机制，为发达国家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上进行主动的技术溢出和技术援助提供了动力，为参与分工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谋求自身的产品升级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孙景蔚、李淑锦，2008）。

3.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劳动力结构变动效应。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力，其研发能力和高端产品制造业比较发达，因此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为了保证最终产品的生产质量，发达国家在承接制造工序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培训熟练工人，这就为后发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能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进而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Ngo Van Long（2005）的研究认为外包通过对低工资国家员工培训，进而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使承接国企业获益。因此，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的贸易在促进技术流通的同时也培育出了一批熟练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和研发人员，这有利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

（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产业抑制效应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人们也应该看到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产业升级的逆向经济效应。首先，垂直专业化分工加大了各国经济的波动性和产业风险。垂直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产品价值链条，使得参与分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分散于全球各地的产品生产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增加了各国经济的波动性和企业的风险。一国的经济波动或是价值链条中某一个生产环节的竞争力下降，则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不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其次，垂直专业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锁定效应”。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支配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形势下，其对要素区位的偏好和对垄断地位的维持，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当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较大时，跨国公司就只会将一些简单的组装加工工序外包给对方（Helpman & Grossman，2005），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被动地处于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环节，阻碍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最后，垂直专业化分工还可能导致一国过度依赖某些产业和国外市场，当遭遇成本上升和外需下降时更易受到外部冲击，产业体系比较脆弱。另外，自主创新不足也容易导致产业转型升级出现困难。

三、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测度

目前，我国已公布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共8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0年、1992年和1995年为33部门，1997年为40部门，2000年为17部门，而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为42部门。首先，根据《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修订三）》（SITC Rev3）中的分类标准，按SITC Rev3中的三位组编码将贸易商品分别对应到我国的投入产出表中的各部门，得到SITC Rev3 与我国行业的对应关系。其次，由于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中统计的部门数目有差异，且国家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在时间上不具有连续性、年份间隔较长，需要对空缺投入产出表的年份进行划分来推算出该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

本文以1992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这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基年表，将其它缺失投入产出表的年份按基年表的分类来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为了保证各年计算得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合理性和准确性，按三种分类标准对1992-2008年间的17个年份进行划分。划分标准见表1，其中投入产出表来自中国投入产出学会网站（http：//.cn），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需要强调的是，由于1995年及之前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只给出了净出口的数据，而没有对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进行统计。因此，本文按照SITC Rev3从COMTRADE数据库中对1992年和1995年的进出口商品分类金额对应加总，统计得到相应部门的进口商品值和出口商品值；按照上述三种不同分类标准，运用MATLAB软件对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计算，并将计算结果绘制成VSS指数趋势图（见图1）。可以看出我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92-2008年间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产品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尤其是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程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

四、实证研究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使用各年制造业的产出值占GDP的比重来替代制造业的产出，以MI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而衡量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指标，则采用本文第三部分按标准Ⅲ所计算得出的平滑后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以VSS来表示。本文选取1992-2008年作为样本的时间区间，运用Eviews60对整个实证研究过程进行计量处理和运算。

从图2来看，由于变量序列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越来越小，所以VAR模型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当在本期给VSS一个正的冲击后，MI在前4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即VSS对MI在前4期具有明显的正向拉动作用。这种拉动作用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后逐渐收敛，正向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收敛后的脉冲响应函数依旧位于水平线的上方，可以看出虽然VSS对MI的作用在第4期后逐渐减弱，但这种作用依旧是正向的、积极的。这表明当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会给我国制造业带来同向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同时，这种冲击在短期内的效果显著性较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冲击效果减弱，但依旧会是一种正向的冲击，不会对制造业带来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

由于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使得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流入国内，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在初期，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资本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随着产品和分工流入国内制造业，由于国内对这些流入的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因此高端生产要素的不断进入可以显著且快速地推动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大量生产要素的流入，造成国内制造业对这些高端生产要素趋于饱和。这就使得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即某一生产要素的不断增加，当到达一定产值后所生产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参加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逐渐减弱。虽然相对于先前的影响来说，生产要素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但依旧会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效果没有先前的显著。因此，通过VSS对MI的脉冲响应函数所分析得到的结果是符合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有效地促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且这种升级效应在初期效果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逐渐减弱，但升级效应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从研究的政策含义上看，人们有必要创造条件积极利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快速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同时，应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初期阶段利用发达国家所带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把握住分工伊始的良好时机，推动制造业产业的资本积累、技术升级和劳动力结构优化，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升级和优化，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要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发展的新趋势，积极通过承接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共同生产等方式融入到国际生产和分工的体系中，利用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占据国际分工中某一区段或环节生产和加工的比较优势，不断推动制造业逐步向核心环节延伸，在国际产品价值链的高端保有一席之地。

第二，加强企业在国际分工合作中的学习、模仿效应，不断提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效仿，不仅可以解决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所需的巨大投入，而且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企业在效仿和学习的过程中，应加强自身研究和创新能力，创建充满活力的科研孵化体系，由内而外地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在涉及到核心和关键技术的环节，国家应通过财政支持等途径创立激励机制来加强企业的效仿和自主创新力度。

第三，随着欧美经济复苏，其制造业回归及“再工业化”势头日趋明显，并逐渐从经济主张变为政策行动。作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比较优势，我国的制造业应紧密跟踪欧美制造业回归动向，积极做好应对策略。如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继续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制造业，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等。

第四，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应注意一些问题，如警惕我国制造业有可能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趋向；在扩大中间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重视国内中间产品的生产能力；盲目引入先进技术导致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失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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