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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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宏观诸调控手段中，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而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谁优谁劣的问题一直就是经济学百年以来争论的问题，至于谁优谁劣各国的国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

支持财政政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对有效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有效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它既可以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等货币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如果经济处于过渡的膨胀之中，就使用缩小政府支出的办法，已达到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

对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种手段来说，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扩大总需求，因而有较大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这样更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所以财政政策对凯恩施主义者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一项政策。

转移支付（TR）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过调节转移支付的大小来熨平经济的波动。转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的收入，个人对于这种收入通常是认为正常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并不会等同于其消费支出，个人会依照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才形成了社会总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小于财政购买性支出的作用。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促进经济环境的稳定，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转移性支出的传导机制可以表述为：转移支付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储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转移支付下降。对于目前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费能力不足，由此建议以扩大转移支付为手段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说财政能否承受如此负担，真如果扩大转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盖了经济失衡的本质，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国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国策。

二、支持货币政策的理论

支持货币政策理论者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并没有好的调控效果，反而会有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坏的影响，其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事实上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量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还会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情况将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只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很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社会效应抵消掉。

货币政策支持者认为，如果使用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如何？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时滞效应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和恢复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使用的。而这些情况使用货币政策就不用考虑，他们奉行单边政策，即只使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三、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的建议

（一）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不同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中的特点地位不同、手段运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们应有所分工。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以发挥其活跃经济的作用。要确保经济的高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要发挥好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则偏重于“公平优先”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但也要要确保经济的“效率”，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货币政策解决。换言之，财政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二）不放松的高频使用货币政策

从2014年全国经济进入“低增长、去产能”新常态以来，特别是2015年股灾之后，央行已经在调整现有的货币政策，几次降息降准，尽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应扩张货币信用规模。当前我们还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调低甚至取消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备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劝说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缩减存贷差，提高乘数效应；继续加大政策性贷款的规模，在目前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财政透支贷款或通过公开市场增持财政债券，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所以，不能因为货币政策的相对无效而抛弃它，应该发挥其对财政政策的配合和辅助作用。

（三）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建设，突出其协调交叉点

国债的发行应与公开市场业务结合。当前国债发行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成为国家财政用于建设性支出和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财力来源。要把国债变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手段，使之成为既调节产业结构，又调节货币流量，与发展和稳定为一体。政策性投融资与财政贴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资主要用于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的基础产业和农业等产业，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运行仍要满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开支和人员经费以及适当的扩大投融资规模的需要，保证一定利润。因此，在发展政策性投融资业务过程中，必须有相应的财政贴息措施与之匹配，借以保证政策性投融资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强财政调控，完善税收改革。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第2篇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市场的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理性人预计到利率在不久的将来会上升，而对应的债券价格就要下跌，因此，人们纷纷抛售手中的债券，换成现金储存在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经济主体，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现金为王的坚定信奉者，都无一例外地把收到的现金储存起来，不进行任何消费或者投资。由于货币的基本特征是流动性，而人们对于货币现金的无限偏好，可以表述为流动性偏好。那么，流动性偏好对当时的政策制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流动性偏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的情况下，这种共识必将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进一步降低利率，增加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改善经济状况，这种政策意愿很可能会落空。原因在于，当政府增发的货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流转到经济主体手中的时候，受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经济主体会不约而同地把收到的货币储存起来，从而使这些货币退出流通领域。经济主体对货币的偏好以及储藏行为与政府发行货币促进交易，盘活经济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因此，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之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原因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摆脱流动性偏好陷阱。政府通过增加政府购买，增加转移支付，发行公债以及减税，能够直接带来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这种总需求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的增加而得到满足，并且这种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是以社会物价基本不变为基础的。因此，在流动性偏好存在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无能为力，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方法。

如果以上的经济逻辑成立，那么，政府必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承担无可替代的职责。因此，政府如何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就成为一门科学，而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极端情况而已。在“凯恩斯区域”，LM曲线呈水平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带来利率的上升，而不能带来社会总产量的增加。相反，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实现在利率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达到增加社会总产量的目的。因此，在“凯恩斯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有效。与之相反，“古典区域”对应的LM曲线是垂直线，这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降低利率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总产量的增加。如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造成利率的上升，物价的上涨，而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因此，在“古典区域”，货币政策完全有效，而财政政策完全无效。

笔者认为，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这场危机认识的越深刻，对历史背景掌握的越充分，越能够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提出的各种概念和政策主张，越能够高屋建瓴地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作者：毕艳峰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贸学院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第3篇

积极财政政策虽未“淡出”但已“转型”；2004年中国将全方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

作为财政改革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开始从总量政策转向结构政策。人们看到，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中央财政每年将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发

行收入直接用于投资，借以拉动疲弱的内需，维系国内生产总值于7%左右的增速前行。

这些财政投资项目的选择性自然很强，比如支持交通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退耕还林、西部大开发等，应当说带有明显的优化经济结构的特点。

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已经明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能够允许政府投资的领域势必过于狭窄，使得政府投资对中国急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几乎无法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学界通常认为，以“国债收入直接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还是一个总量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十分有限。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财政政策的目标被锁定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

这短短一行字中孕育着一场变革，即“税制改革”。因为只有对不同的行业课以不同的税率，才是优化国家经济结构的最有效的方式。《决定》同时也告诉世人：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制订的前提都是“国家计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

《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将推进“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2003年12月，《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3、2004》一书正式出版，表明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已经敲定。

从现实看，农业税改在全国推广实施、出口退税率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企业所得税率调整方案大体成型、增值税转型(从流转税变为消费税)即将在东北试点，等等，就《财经时报》目前掌握的信息，一系列重大的税制改革已经上路，并在2004年必将形成重要突破。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第4篇

不过，来自财政部的最新消息显示，“土地出让收入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具体措施将于近期出台”。

市场预期，继保障房项目之后，水利以及中西部建设等政策的推出将盘活2011年财政政策，与上半年相比将更为积极。

上半年明松暗紧

中央早已明确，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年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但今年数据显示，前5个月，只有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投资冲动，而中央投资项目完成额增速回落明显，同比增速由去年的14.1%降至0.3%，中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由去年的8%降至6.3%。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一位官员对《投资者报》透露，表面上看，今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政府为了抑制基建投资和防止经济增长过快，采取了更多行政手段紧缩财政，从严审批并放慢财政拨款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日前在长江证券中期策略会上也表示，今年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已由保增长逐渐向防通胀转变，因而财政政策名义上积极，但实际上处于“扩张性的”逐步向中性或者稳健转变。

放松信号浮现

但是，随着高层对控通胀和保增长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下半年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开始浮现。

今年前5个月，全国财政收入46820亿元，财政支出33626亿元，实现财政盈余13194亿元，按照财政赤字9000亿元的安排来看，下半年财政支出必将扩大。

历史经验也表明，我国一般在上半年实现财政盈余，下半年发生赤字，到年底尤其喜欢“突击花钱”。而今，资金弹药日渐充裕，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加速花钱的苗头隐约可见。

发改委近日下发通知，允许符合条件的城司进行企业债融资，优先用于保障房建设。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终于从允许地方融资平台为保障房发债上得到体现。”

美银美林亚太区资深经济学家陆挺在报告中预计，未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利好消息，将更多来源于财政方面，而非货币政策放松，尤其来自保障性住房建设。

北京大学教授蔡志洲对《投资者报》表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有利弊，前者适合总量调控，后者适用于结构调整，更加富有针对性。目前看来，货币政策的力度比较合适，且通胀不完全是货币因素，应维持不动，而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应更着眼于改善供给面，推进结构调整，因此财政政策还有继续发挥的空间。

扩大支出只限局部

只不过，相继曝出的地方债务违约事件和有关部委不肯轻易放松审批束缚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施展空间。

国家审计署6月27日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清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达10.7万亿元，占GDP的27%，属于可控范围，加上尚未还清的国债，中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占 GDP的比例约53%，仍处在欧盟严格要求的60%的线下。

尽管如此，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孙刚在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并不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会有较宽泛的放松，这与相关部委不愿放松审批权有关。

他认为，之所以财政政策在保障房上松口，是因为各界对保障房的关注和呼声最为强烈，哪一块嚷嚷的声音大了，哪一块就松一松，别的地方没有大的呼吁，也就没有明显的进展。

蔡志洲也对财政政策的这一有限力度持同样观点，他表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财政政策显然没有大范围放松的必要。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报告称，尽管地方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但其缺乏透明度，并且这些债务的到期期限短和长期投资项目回收期之间不匹配。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去重组这些债务的话，未来几年银行将面临债务违约的实际风险。

更让地方政府头疼的是，目前其还债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而房地产调控令卖地收入锐减，地方财政进一步受限。

另外，中信证券表示，除保障房的项目审批节奏将加快外，农田水利和上半年审批受限的 “十二五”已规划的基建项目将陆续展开，同时火电项目预计也将有所进展，以缓解“电荒”。

减税幅度依然有限

而对于各界一直呼吁的减税，孙刚表示，只可能有局部的小范围减税，大规模减税不太可能。高培勇也称，今年政策目标是以“防通胀”作主攻方向，减税政策规模将是极其狭小的。

蔡志洲称，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只体现在扩大支出上，税收调整涉及的程序复杂，做起来比较难。孙刚则称，虽然前5月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但大范围减税的减收压力仍然太大。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