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阶段 退却 社会主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其实践意义来说）。新经济政策思想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列宁就曾说过，现在我们“将社会主义拖入了现实生活”①，这为我们如何深入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把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背景

新经济政策思想即是列宁围绕苏俄新经济政策所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毋庸置疑，列宁这一思想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逐渐形成的思想。在苏俄三年内战行将结束，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正打算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苏俄却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以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顶峰。危机的严重性质给苏俄的领导人以警醒，使他们意识到三年内战中为赢得战争所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国内形势，必须果断地终止这一政策从而避免农民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避免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破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重新思考了在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逐步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核心内容是，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恢复工农生产中的流转，实行租让制，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既是源于对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又不限于仅是对以往政策的总结，而也是在基于对苏俄这样的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构想阶段。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大约1918年春天，列宁即对苏俄国内所存在的经济成分作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即指出，苏俄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小商品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直到社会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并着重指出了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苏俄是小商品经济占据绝对优势。他由此推导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小商品经济并且是社会主义的前阶。②苏俄既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就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这个阶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仍处于设想阶段，尚未经实践的检验，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萌芽。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初步构想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而是早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阶段是正式提出的阶段。随着苏俄进入三年国内战争阶段，苏俄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变化，原先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实行，战争的状态及苏维埃政权处于守势的局面使得苏俄迅即转入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的产品集中分配体系，这种既符合战时需要又契合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经济政策使得苏俄经受住了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考验，与此同时，这种体系和政策的初步见效使得列宁等产生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谓直接过渡，即是指苏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直接过渡到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即要求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调节）为主的国家。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抛弃了列宁原先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脱离了当时苏俄经济的实际，在国内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导致了大批农民破产，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大致在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危机（农民暴动不断，甚至出现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最终迫使列宁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在这一阶段，应当说，列宁主要是从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类似于一种军事上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迂回的战术。这种“退却”的说法首先是一种为了说明和宣传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形象的比喻。必须着重指出，这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列宁多次指出退却的时间和限度是不知道的，要看实践的情况③，他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存在一定的疑虑的，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在恢复了正常的工农流转和生产之后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的殊死搏斗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之后，这种退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而列宁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为了“极顽强地向前进攻”，所以这种退却是有附加条件的，即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而不是背叛革命。因此，在这个阶段，新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随时面临着转入进攻（即调整政策）的情况。顺便提一句，虽然新经济政策与列宁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初设想相呼应，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到了1918年春的著作，但必须指出，在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之后，列宁这时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可避免带有“临时性”的意味。

第三阶段是发展深化阶段。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多以后，列宁根据实践的经验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有了更为清醒、更为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已由原先的“退却的进攻”变为“长时间的或战略的退却”，也就是说，这时的退却已经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必须长期实行的稳定的政策了，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放弃进攻”，而是将进攻大大往后延期了。这种看法的依据在于，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④这就清楚地表明，短时间内从退却转入进攻已不是列宁的观点了。列宁的观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列宁对于俄国农民的文化程度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列宁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俄国居民的合作化，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法建成，而没有文化程度、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居民的合作化就难以完成。而俄国落后的文化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⑤这里的“根本”就表现在，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来看，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意味着采用集中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即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意味着采用合作社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即资本主义的集体企业经济），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再反过来看列宁关于“退却”的提法就更易于理解了，正是由于长期停留在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充分论证之后——因为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⑥，他才能够得出“延期进攻”的观点而不是“重新进攻”的观点。因为，这时的“退却”已经有了不同于提出这一说法之初的含义，“退却”已经不是退却了，而是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阵地了⑦。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阶段论的重大意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常常伴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导致了我们理解列宁思想的难度，但如果我们能紧密把握列宁思想发展轨迹之间的这种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则不难找到列宁不同阶段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浓缩了苏俄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矛盾。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告诉我们，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列宁结合对苏俄发展阶段的分析，敏锐地发现，在俄国完成十月革命之后，却仍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之前需要完成的经济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不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更易于完成，恰恰相反，这种经济领域的任务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所宣传的革命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俄国后来的发展进程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使后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来面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原了科学社会主义本来的面貌，探索了如何在现实的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①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7页

②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51页

③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2页

④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页

⑤ 《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首创，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凯恩斯主义的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它的的理论框架，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基础，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凯恩斯以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降低利息率，提高有效需求，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凯思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上对萨伊定律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这种传统观点；二在政策上对传统的自由经营论进行了革命，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三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人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户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凯恩斯理论和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论》问世10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登上了西方世界“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内涵，主张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稳定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繁荣。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似乎进人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爆发的诱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一对孪生问题，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和扩散，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波及实体经济，向世界蔓延，给各国的金融、经济蒙上阴影，越来越明显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令全球不安。

（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引起金融危机

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其危机深度判断的重大差异。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次贷危机归咎为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代表人物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

第二，将次贷危机归咎为监管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代表人物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第三，将次贷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代表人物为美国财长保尔森。

前两种认识集中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微观层面上，使人们认为，危机仅仅限于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实体经济和人们消费的影响，只要这次危机能够度过，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而保尔森则认为，全球贸易失衡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失衡的双方，无论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负有责任。以上这些仅仅从金融角度认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只能使金融危机的发展更让他们感到迷惘和措手不及，乃至救助不力。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即使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美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重建实体经济，需要时间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转贴于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出台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深刻，但当凯恩斯主义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如今，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提出以银行注资、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效力殆尽，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惠及穷人，才能拯救陷入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 “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扩展经济政策的重新出台，有多方面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世界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刺激经济

克鲁格曼认为，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前的基本问题与在大萧条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既然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那么，运用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去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走向复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同当时凯恩斯提出运用膨胀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再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办法，只能使目前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在对付“滞胀”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在应付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振方面，还是比其他经济学派略胜一筹的。

2.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

政府由于对某些情况了解的不够，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难免会失误，这就给实施扩展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契机。在美国，当1991年3月走出经济衰退后，工业生产疲软，失业率较高，因此急需扩张经济，布什政府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经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7%。克林顿政府改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最终促使经济好转。欧盟一些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提高利率措施失败后，近年不得不转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扩展措施。东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反复摸索，纠正了以往的失误，最终走上了扩展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道路。

此外，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再次抬头，同外部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东亚国家放弃业已实施的自由济改革，转向实行扩展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即增加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利率，对外汇市场进行管制。

结语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在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纪之交凯恩斯主义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启用，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会全面崩溃。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调节的前景将是需求财政金融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2][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3篇

从3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以来，财政政策无疑是一直被公认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道，共同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最主要的手段。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调节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努力烫平经济增长的波动，并保证经济在低通货膨胀和高就业率等基础上的稳定增长。在我国，财政政策不仅担负着供求总量的调节任务，而且还直接承担着技术改造、物价补贴、重点建设、区域发展以及公平分配等等的重要职能。

笔者认为，上述传统的对财政政策的作用认识是十分偏颇的。因为：

一、制定财政政策存在着三大原则，在三大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的严格限制下，政府财政政策的自主的合理选择范围十分有限；

二、对财政政策的任何必要的重大变动，我们与其看作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不如看作是政府努力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客观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即客观情况的变化自然要求政府的财政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必须有新的认识，即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努力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否则将会造成社会资源低效使用的各种后果。

下面我们就对这种新的财政政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一、制定财政政策的客观依据——三大基本原则分析。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有关支出与收入的政策总和。笔者认为，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存在着三大必须遵循的客观原则：一是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二是财政收支平衡；三是公平负税。这三大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和收入的基本总量及结构，从而也就决定了政府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任何偏离这三大原则的财政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机会成本的损害。

下面我们就对财政政策的这三大原则作进一步的分析。

1、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

我们先讨论和确定两个概念：

（1）资金使用效率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仅考虑经济收益，而且考虑政治、社会、国防乃至外交收益等等。例如社会保障，更多的是具有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意义。二是不仅考虑短期收益，而且考虑长期收益。例如教育投资，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以上两方面的综合考虑，就构成了资金使用效率的完整内涵。

例如贫困地区开发，从短期上看，它有助于挖掘现有的潜力以实现产量的增长；从长期上看，它将确立经济自我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力资源的充分开发等。从经济收益上看，它可能争取项目的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从政治、国防、社会等收益上看，它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并大大增强边防及纵深的军事实力等。

（2）社会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的数量确定

这是一个方法很多并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这里仅通过一个较为复杂的例子分析、以试图阐述其基本的思想。

例如政府通过普遍、等量地降低税率，使一笔资金均匀地留在社会，并为企业和个人所得。

个人得到这笔新增的收入后，一部分将用作消费，另一部分将通过储蓄或购买证券等而转化为社会的投资；企业得到新增的收入后，一部分将用作职工的福利，即转化为消费，另一部分将用作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即同样转化为社会的投资等。这些资金分散使用后的效率总和，例如消费促进了身心健康并提高了知识水平、投资扩大了产量并带来了技术的突破等等，就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

在明确了资金使用效率以及社会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的概念后，我们就能够很轻易地推导出政府财政支出的合理结构。即政府对某一部门或行业的资金支出，其边际效率应当等于社会资金使用的边际效率。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较高，说明政府没有充分利用集中管理的优势，并造成了权力的不应有的悬空或缺位，此时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应当继续增加；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较低，说明政府滥用了集中管理的权力或定位，并造成了不应有的社会资源的使用浪费，此时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应当相应削减；如果政府的边际效率等于社会的边际效率，说明政府对该部门或行业的投资达到了适度规模，此时国力资源在政府和社会的分配使用中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

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政府对所有部门或行业投资的适度资金数量，这同时也就确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结构。当然财政支出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对政府各项合理支出进行加总求和，我们就可进而确定政府支出总量的适度规模。

因此，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

2、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

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总量等于政府的支出总量。因此在政府合理的支出总量既定的情况下，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随之亦定。即两者必须在数量上相等。

对于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较普遍一致的认识。因为：

（1）如果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大量的盈余，这说明政府的收入太高，从而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抑制了消费需求并进而抑制了投资需求等。这将使经济的发展同时受到供给动力削弱以及市场需求萎缩的双重制约。

（2）如果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大量的赤字，这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造成更为明显的损害。例如刺激通货膨胀、挤占企业资金、加重政府债务负担等等。

因此，财政收支必须保持平衡。如果财政收支出现较大的盈余，政府应当及时降低税率；如果财政收支出现较大的赤字，政府应当及时提高税率。只有在财政收支长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经济才可能得到稳定、迅速和协调的发展。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所讨论的盈余和赤字，是在支出总量合理的情况下，考虑收入总量的调整问题。因此它与通常所说的盈余和赤字的概念并不完全一样。后者是在同时考虑着收入总量和支出总量的差距、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整的方式等。两者产生的起因不同，因此在修正的思路上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总之，财政收支必须保持平衡，即政府的收入总量必须等于支出总量，这在我国目前已经取得了普遍一致的认识。根据上述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的原则，在政府支出总量合理并既定的情况下，政府收入的合理总量随之确定。

因此，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总量。

3、公平负税的原则确定了政府的合理收入结构

公平负税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职业、肤色等，企业不论性质、行业、地域、规模等，它们在政府税收面前，原则上一律平等；二、税收将保证个人及企业的最终所得与其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成紧密而合理的正相关性。

从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看，公平负税对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1）它有助于建立个人及企业之间的平等、和谐的经济关系。（2）它有助于促进资源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更有效的配置等。而不公平负税，其对经济的益处有限而弊端无穷。因为：（1）对企业经营来说，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稳定、宽松以及内部责权利机制的紧密结合，因此减免税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并不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2）对于某些新兴产业，如果只有在减免税下才能生存和发展，那么这可能说明了，它们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来说是超前的。即它们不仅得不到国内其它产业的有效支持和配合，而且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十分有限的。与其这样，我们不如鼓励其在公平负税条件下的正常的发育和成长。只要它们真正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那么既使是在公平负税的条件下，它们也仍然会以不可遏制的态势逐步和稳健地发展壮大起来。（3）不公平负税将给经济带来较大的损害。例如：人为地造成了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的矛盾与冲突；诱使更多的企业想方设法与优惠产业“沾亲带故”，从而给国家财源造成不应有的大量流失；给管理部门中的少数人的提供了灰色的温床等。

因此在政府收入中，我们应当努力做到公平负税，以避免不公平负税所给经济带来的不应有的损失。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公平负税，我们应准确把握其精髓的含义。即税收将保证个人与企业的最终收入，与其对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成紧密而又合理的正相关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定程度的税率差别可能或往往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从横向上看，必须对特殊类别的个人及企业实行有差别的税率。例如从个人上看，我们或许应当降低甚至取消在国内和国际获得重大成果奖的个人所得税，以鼓励拼搏的精神或科技的创新；从企业上看，我们或许应当较大幅度地提高烟草等行业的税收，以限制人们的消费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等。

（2）从纵向上看，必须对个人及企业实行一定程度的累进税制，因为高收入的个人及企业，无疑都较多地享用了国家的公共支出，如交通通讯及文化教育等。

因此在政府税收中，我们应当合理设置税种及实行累进税制、努力做到公平负税，以保证政府的资金需要，并防止经济受到不公平的损害等。

总之，公平负税是财政政策的第三大原则；在财政收支平衡确定了政府合理税收总量的情况下，公平负税无疑进一步确定了政府的合理的税收结构。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的三大原则决定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合理的结构及总量，从而也就决定了政府的基本的和合理的财政政策。

二、对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新认识：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财政政策的三大原则——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相等、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公平负税，决定了政府的合理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制定是有着客观的依据和准则的，我们只有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各种不应有的机会成本的损失。虽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目前实际存在的反周期政策等，但这种调整与其说是政府在主动地调控经济，不如说是政府在主动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客观经济发展的新的要求等。

2、在上述三大原则的严格界定下，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将受到理论上的限制

因为，这种选择主要起源于：（1）政府与社会的边际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合理的税率与税率结构很难准确的确定。（2）恢复财政收支短期、少量失衡的措施很多，其利弊得失也很难准确地握等。因此，这就给政府自主地分析、比较和选择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余地。但是从根本上说，新的财政政策的观点是以三大原则为依据和主线的，因此它与传统的以调控经济为依据和主线的财政政策相比，无疑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在实际作法上，可能还不会有太大的表面差别。

3、以整体互动的思想来考察经济形势和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4篇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一、公平与效率原则

制定促进劳动就业的税收政策，首先应坚持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是当今各国设计和完善税收制度时要考虑的最首要、最重要的原则。税收的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遵循公平原则，税收就应当对新就业或再就业的人员，以及各个社会弱势群体少收税或者不收税。另外，税收的效率原则包括税收的经济效率和税收本身的效率，遵循效率原则，成功的税制设计应该对新就业与再就业人员，对规模小、范围大、分散的养家糊口的纳税人以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的“公平性、效率性、操作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优惠对象、优惠幅度上要趋于平衡。二是要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后，能够促进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切实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困难，确保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三是制订税收优惠政策既要严密，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负面效应产生，又要便于操作，确保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准确性。

二、以“五个统筹”为指导的原则

以“五个统筹”为指导，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推进改革，都要有利于扩大就业。因此，在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改革与完善中，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既能有效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又能积极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为取向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要鼓励自主创业，建立以劳动者就业为主导、以政府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市场就业机制，改善创业环境，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三是协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投资政策、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就业、扶持第三产业以及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积极的税收政策与措施，要把发展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更多地增强这些行业的新增就业岗位能力。

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原则

制定促进劳动就业的税收政策要充分考虑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吻合、相衬托。例如，我国要发展能源、交通事业，那么促进劳动就业税收政策就可以优先考虑对修桥筑路，对水利电力工程等方面的优惠；我国实施扶持农业、加快农产品商品化，鼓励对农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行为，推动农产品出口等产业政策，那么促进劳动就业税收政策就要优先考虑对实行农业产业化企业的优惠等。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都是在它的各个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方面有所体现，税收政策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更应充分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

四、符合WTO规则原则

符合WTO规则是我国入世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WTO协议严格要求各个成员国的有关经济政策必须遵循其原则，该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或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透明度原则、统一性原则、例外原则等。我国在制定促进就业税收政策时，应着重考虑贯彻国民待遇（或非歧视）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促进国内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实行优惠的同时，对其他企业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也必须优惠；在对大中专学生、退伍复员军人就业优惠的同时，对其他人员的就业也必须优惠；在对城镇人员的就业优惠的同时，对农村人员的就业也必须优惠；在对国内企业吸收社会人员就业优惠的同时，对外国企业、合资企业吸收社会人员就业也必须优惠。总之，税收对同样、同等的经济行为要给予同样、同等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