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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小虹(1968-),女,安徽安庆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E-mail:
摘要:本文选取1990—2010年科技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小,因此,要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健康发展,需要大量投入科技要素,在保证持续发展的同时,走出一条科技兴农的道路。
关键词:科技水平;农业生产;时间序列数据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135-04
农业生产一直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农业科技即是将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这不仅仅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同时又是全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一、文献回顾
我国学者对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郭雅娴等[1]分析了不同量纲指标数据的标准化,这在本文选取评价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指标的过程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郭雅娴等的这篇文章仅仅是在选取指标上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研究,没有系统地分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安成福[2]详细地介绍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概念并且给出了测算的结果,这在研究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两者关系时具有非常实用的意义,并且详细地叙述了在促进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给予的强大支撑,但是对于如何测算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没有做具体的介绍。叶园胜等[3]分析了全国和浙江省科技资源的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他采取的研究方式是灰色系统中的灰色关联度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在一部分信息未知的前提下,依然可以预测出科技资源的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以上提及的文献对科学水平和农业生产之间紧密的联系做了很详细的说明,但是大多数都是从定性的方面来写的,在模型的选择方面本文试着选取1990—2010年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数据,建立分析模型,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研究
1.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将从机械动力和费用等层面选取三个指标,即农、林、牧、畜发明个数之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科技三项费来反映科技水平,采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GDP、科技三项费的相关数据来源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年报,农、林、牧、渔发明数之和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年报,本文中的农业GDP和农业科技三项费均是剔除CPI之后的数据。
本文中选取的科技水平的指标有三个,分别是:农、林、牧、畜发明个数之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科技三项费用,而农业生产效率选取的指标是:农业GDP。
(1)农、林、牧、畜发明个数之和(X1):这是指在产业分类中,农业、林业、牧业和畜业的产业中发明个数的多少,现在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所以科学技术的使用可以使得这些一成不变的产业生产中揉入到科学技术,对于知识产权来说这就是发明专利,这不仅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广阔的使用范围,更加表明了科学技术水平的上升。
(2)农业机械总动力(X2):指主要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总和。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机械、农用运输机械、植物保护机械、牧业机械、林业机械、渔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
(3)科技三项费用(X3):科技三项费用是指国家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而设立的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
(4)农业GDP(X4):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农业GDP就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农业所生产出的全部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2.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趋势的影响,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取对数,这样在经过取对数的处理之后,每一组数据均表示为如下:LNX1、LNX2、LNX3、LNX4。选取的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对LNX1、LNX2、LNX3、LNX4及差分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每个指标所表现出来的平稳性是不同的。各指标在0阶的单位根检验均是不平稳的,而农、林、牧、畜发明个数之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科技三项费用的平稳性以及农业GDP在做了一阶差分之后都是平稳的。因为其都是一阶平稳序列,所以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
3.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LNX1、LNX2、LNX3、LNX4在一阶差分的前提下是平稳的,而且他们的线性组合也是平稳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存在着协整的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VAR模型除了满足序列的平稳性要求外,还必须正确确定滞后阶数。
从表2的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与临界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变量LNX1、LNX2、LNX3、LNX4具有一个协整关系,具体的协整方程为:
LNX4=0.5190LNX1+0.5112LNX2+0.0209LNX3+9.4529
协整方程表明,从长期来看,变量LNX1、变量LNX2和变量LNX3都对变量LNX4具有正向影响。在1990—2010年间,农、林、牧、渔发明数之和、农村机械总动力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都对农业GDP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农、林、牧、渔发明数之和每增加1%,农业GDP就增加0.519%;农村机械总动力每增长1%,将促使农业GDP增长0.511%;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每增长1%,将促使农业GDP增长0.20%。
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CointEq1和CointEq2对应的值是调整速度系数的值,表示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CointEq1和CointEq2对应力度将其回复长期均衡状态。
则修正后的协整方程为:
ΔLNX4=0.5486ΔLNX1(-1)+0.5864ΔLNX2(-1)+0.0210ΔLNX3(-1)+10.2943
5.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表4中可以看出,科技三项费是农业GDP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反过来农业GDP却不是科技三项费的格兰杰原因。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单纯的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在一定水平上可以提高农业GDP,而农业GDP的提高不一定引起科技三项费的突入力度,这样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没有产生必然的联系。
从表5中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动力不是农业GDP的格兰杰原因,反过来农业GDP也不是农业机械动力的格兰杰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农业机械动力的提高或者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是对于农业GDP的提高或者是减少,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表6中可以得到农、林、牧、畜发明个数之和是农业GDP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GDP同样也是农、林、牧、畜发明个数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农业GDP越大,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林、牧、畜发明个数越多,农、林、牧、畜发明个数越多而导致的结果是农业GDP的值越大,两者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关联性。
三、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得知,科技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农、林、牧、畜发明个数还是科技的投入费用和农业的产出都是相关的,因为农、林、牧、畜的发明个数增加会使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的提高,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也更加的节省人力、物力。加大科技三项投入费用可以加大农、林、牧、畜的发明力度和速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下列政策性建议。第一,加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的投入力度,只有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才能在农业生产中将科技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达到增产丰收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振兴农业生产,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节省成本,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提高农业机械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参与力度,只有这样才可以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GDP,另外,加大机械参与农业生产的幅度与范围有利于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第三,加大投入科技研发的费用和力度,这样不仅可以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开发出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损耗。最后,在农业生产之中要注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在成本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还可以和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之中的应用联系在一起,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促进科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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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成福.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科技论坛,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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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宿桂红,傅新红.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现代化关系[J].湖北农业科学,2011,(15).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这一路径对农业科技需求内容进行了探讨,罗卫平等[5]以广东省为例分析其农业发展科技需求,并划定了水利技术、农业生态环境技术、农机技术、农产品品质和质量技术、食品安全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等8项需求内容。王绍芳[6]则是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技术作为一个重要的需求内容考虑进来,指出现代农业科技需求应当包括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以及气候应对与防灾减灾技术。农业科技体系路径这一界定方式主要是站在体系化的层面,将农业科技需求看作是一个系统,以系统构成的视角来划定需求的内容体系。如张正卓等[7]将农业科技需求体系划分为环境系统、生产系统、社会系统、信息系统、流通系统,并明确各个系统的具体需求内容。张正河[8]将农业科技创新需求列为最为主要的内容,籍增顺[9]则将农业科技保障需求也纳入进来,此外还有推广需求、服务需求等。就第一种路径来说,是站在个体微观的层面,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基于这一路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便于指导实际工作。但由于个体需求可能存在短视效应、时滞效应、风险规避现象等,容易忽略更为重要的农业科技需求。后两种路径则是从宏观的层面进行探讨,产业发展层面路径的研究弥补了第一种路径的局限,有利于站在农业产业整体的角度把握科技需求状况。但由于缺少对科技需求体系的思考,而将科技需求同供给割裂开来。对于这一问题,农业科技体系路径提供了解决思路,但其仅仅思考体系等制度性问题,缺少同实际操作相结合,也不利于聚焦于有效需求。对于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角和界定,欧阳晓光[10]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他以农业、农村、农民为纵轴,产业、区域和个人为横轴划分了不同层次的科技需求。根据他的结论,我国“三农”发展存在9种科技需求内容,每一种都对应了不同的层面和对象。。笔者赞同欧阳晓光关于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分层分类方式,但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太广、太泛,甚至囊括了诸如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内容,不容易聚焦真正的农业科技有效需求。因而有必要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进行重新划定。
基于系统化的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划定
由于关于农业科技需求体系的研究较少,且较为零散,导致了农业科技需求的研究方向不甚明确,也缺少合理的标杆来对现状进行科学评价,这也是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所指出的农业科技“有体无系”问题的表征之一[11]。张桃林还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科技管理三大方面提出了完善农业科技体系的要求,这实际也划定了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整体框架。在2012年出台的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大致划定了农业科技需求内容体系的框架,其特点是将宏观内容与微观内容相结合,主张从整体、系统的角度设定需求内容体系。笔者在综合国家整体规划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12]、《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13]等相关政策文件和文献,提出了农业科技需求的内容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指标划定的依据在于需求内容的实现路径、层次以及对象:一级指标是站在体系与制度的层面设立,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下级指标得以实现;二级指标则是从农业产业发展角度出发;三级指标则细化到操作层面,其对象包括农民、农户、农业科研人员与机构等。详见表2。这种划定方式综合了三种路径各自的优点,实现了多维度、多视角的交叉,通过三级指标的细化,可以避免农业科技需求内容的过宽过泛,也便于聚焦有效需求。
关键词:农业科技平台;现状分析;发展思考;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技平台是支撑农业科技进步、凝聚和培养高层次人才队伍、促进国际合作交流、保障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与条件,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科技平台建设与发展,提高科技平台运行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科技平台交流协作和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发展、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对于促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不但肩负着把握世界农业科技前沿,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的重任,而且肩负着引领全国农业科研力量,满足国家农业重大战略需求的重任。面对世界农业科技发展新变革和国家农业重大战略新需求,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谋划加快建设若干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农业科学中心和一批引领全国农业科技风向的国家级农业科技中心,围绕新时期宏伟蓝图和发展目标,加快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多层级、高水平、共享度高的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平台在学科、人才、团队和项目中的聚集作用,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新时期农业科技平台发展的形势与需求
1.1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平台建设必须主动迎接科技变革新挑战
21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步伐进一步加快,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并高度融合,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不断融合与交叉,世界各国抢占农业科技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愈发激烈,全球农业科技正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等高技术迅猛发展,为农业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给农业科技平台建设提出了新课题。重大工程设施、工程技术中心等科技平台是支撑现代农业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比肩国际的重大科技平台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2]。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研发方面,在生物育种、生物能源、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研究方面,迫切需要打造一批起点高、装备强,具有战略性和标志性的重大科技平台,占领农业科技的制高点,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性、前沿性、交叉性科学研究,缩短与世界先进农业科技水平的差距,支撑未来我国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1.2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加速转型,平台建设必须全力满足国家农业科技新需求
党的十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任务。然而,当前农业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我国粮食等农产品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这就要求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高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决定了农业科技必将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力量,这给支撑农业科技创新的平台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重点实验室、改良中心等科技平台是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主阵地和策源地[3],随着国家农业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型,面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多重任务叠加和各项要求的全面提升,需要在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品种遗传与改良、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通过全方位的科技平台建设,提升农业科技的综合能力,才能有效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1.3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平台建设必须加快适应科技管理模式新调整
近年来,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正向纵深迈进,我国农业科技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与激烈变革并存的新时期,这给农业科技平台建设与管理带来了新挑战。科技平台是承担和执行国家科技计划的重要载体和基础条件。伴随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科技管理制度正在逐步调整和细化,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科研项目专业化机构管理、五大类科技计划统筹等具体措施正在快速推进。为适应国家科技管理制度变革,保障科技创新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必须加快理清平台功能定位,明确平台的支撑重点,加快构建一体化的科学管理模式[4-5]。
2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平台建设成效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二五”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围绕8大学科集群、130个左右学科领域、300个左右研究方向,不断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工作,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级、部级和院级,创新、支撑和服务”三级三类科技平台体系,平台数量达488个(省级平台未统计在内)。
2.1平台体系现状
围绕农业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高技术发展和共性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平台226个,其中,国家重大科学工程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基地1个,建成42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19个农业部农业科学观测实验站、52个院级重点实验室,建成22个国家品种改良中心(分中心)、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院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个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和20个院级风险评估研究中心。围绕农业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的条件资源集成系统,建设支撑平台210个,其中,国家作物种质长期库1个、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1个、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9个、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圃12个,建成5个国家级野外台站、24个部门重点野外台站、60个院级野外台站,5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7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中心、58个功能研究室、8个综合试验站,以及8个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分中心)。围绕农业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转移与应用,建设服务平台52个,其中,国家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3个、部门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34个,建有4个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成了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禽流感、口蹄疫等3个国家参考实验室和禽流感、马传染性贫血、马流感、口蹄疫等8个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
2.2主要建设成效
1)科技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据统计,仅2014年,各类平台承担各类科技项目(课题)2654项,合同经费42.88亿元,占全院年度合同经费总额的73%;当年所有7项国家级奖励均来自于平台体系,此外,还获得省部级奖励43项,2728篇,其中,SCI/EI论文1352篇;申报和获得专利712项等,各级平台已经逐步成为全院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2)人才团队建设日益加强,凝聚和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各级平台现有工作人员3468人,其中,固定人员2751人,占79%。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8人,农业科研杰出人才36人,杰青11人;在读研究生(含联合培养)2849人,其中,硕士研究生1992人、博士研究生660人,在站博士后197人。3)条件能力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条件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十二五”以来,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建设规划(2012~2016年)》的重点支持下,各平台实验装备、基础设施投资已达1.7亿元,条件保障能力有了较大改善。4)体制机制建设日臻完善,运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各平台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指导作用,通过动态考核、开放课题设置、学术交流等措施,不断创新管理手段,完善运行机制,提高了管理水平,保障了平台高效运行。
2.3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
平台建设和运行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支撑学科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足。1)平台与学科发展系统性、配套性不强。重大科技平台多集中在作物、兽医、畜牧等学科,工程机械、信息经济等学科重大科技平台建设仍显不足,智能装备、农业大数据、农业物联网等新兴、交叉学科布局几乎空白[6]。2)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顶级创新平台数量不足。目前,各级各类科研平台虽然数量较多,但顶尖水平的创新平台数量明显不足,尚未在代表国家最高等级的国家实验室方面取得突破,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有限,与把握世界科技前沿,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7-8]。3)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引领全国学科发展的平台有待加强。“十二五”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承担了农业部19个综合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任务,承担着组织、统筹全国相关科技平台力量的重任[9],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综合性实验室组织经验不足,统筹能力还需加强。4)促进平台资源共享共用,平台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各类平台资源分散、标准不一致,缺乏有效调配途径和办法,平台运行管理、考核评价机制、共享共用机制仍不完善[10],难以充分发挥平台资源的最大效能。5)条件保障能力有所突破,稳定经费支持仍显不足。由于平台条件建设投入历史欠账较多,仪器设备老化、更新慢、维修维护难等问题依然突出,绝大多数平台主要依靠科技项目维护,日常运转难以保障,急需长期稳定的运转经费支持。
3新形势下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平台建设思考
“十二五”中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启动实施,明确了中长期的创新目标和方向。“十三五”作为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快速提升的机遇期,也是实现中国农业科学院建设一流现代院所的关键期。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科技平台发展需要围绕“服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跃居世界农业科技高端”两大使命,以重大关键平台建设为重点,强化平台与学科建设的系统性、配套性,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事业快速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3.1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事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重大需求,瞄准国际农业科技前沿研究,在强化现有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重大科学工程和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管理与运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作物种质表型和基因、动物疫病、农业微生物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多学科支撑、众技术集成的专用研究设施、公共实验平台以及公益性的全国农业科研共享共用的重大基础设施,为我国农业优势学科率先进入世界前列夯实基础。
3.2打造重点实验室精品平台,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利用现有国家自主创新渠道,进一步加强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兽医生物技术、水稻生物学、棉花生物学、动物营养学、家畜疫病病原生物学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强化运行管理,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加快推进作物基因组学与分子育种、蔬菜生物学、油料作物生物学、植物营养与肥料学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利用全国农业科技创新条件能力建设,强化实验室硬件条件能力;充分发挥农业部综合性重点实验室在行业领域的牵头作用,加强机制建设,推进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共同凝练重大科学问题,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3.3加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按照学科领域,依托昌平综合农业、饲料、油菜、茶产业和柑橘等已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继续强化运行管理和建设,重点推进国家昌平作物、畜牧、蔬菜分中心升级。针对中、下游学科,新建沼气、中兽医药、水稻、农业机械等一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高科技成果的成熟性、配套性和工程化水平,促进上游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促进上、中、下游科研创新、集成示范与转化应用相互衔接。
3.4深化野外科学观测台站建设,增强科学研究基础支撑能力
统筹规划现有5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站、24个部级野外科学观测站、60个院级野外科学观测站,加快推进作物种质资源、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灾害和农业资源环境四类农业科学观测研究网络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长期性监测工作,促进科学数据和资源共享与开放,为农业科技创新和服务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数据和试验基地支撑。
3.5加强国家重大科研基地和仪器设备试点工作,提升共享共用和开放服务能力
开展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试点工作,加快建立健全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的管理制度、标准规范、网络条件和工作机制;建设在线共享服务平台并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按照科研设施与仪器功能实行分类开放共享,探索科研设施与仪器在线服务平台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建立激励引导机制、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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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解决对策
农业稳定,国家的粮食基础就能稳定,解决好农业问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以来高度重视农业问题,经过我党不间断的努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改革逐渐深入,农村、农民和农业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基础依然比较薄弱,粮食增产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积极分析农村科技研发和应用过程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解决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1甘肃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分析
1.1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存在脱节现象
现阶段,从事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研究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举办的各级各类型涉农高等学校和农业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其科研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其任务是完成国家制定的科研课题,然后获取相应奖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将其作为升职、晋升的依据,在这些科研成果中,很多内容都与实际情况不符,缺乏市场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导向,重视文字研究,轻视成果应用,重视科技研究,轻视科技成果开发,重视结果轻视成果转化,大多数的科研成果并未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科研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模式十分单一,很多科研成果区域同质化,导致了产学研、农科教分离,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难以有效结合。
1.2市场利用存在问题
市场机制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涉农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改革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该是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引导相结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但是现阶段,这个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很多不足。
1.3农业科研能力不足
现阶段,我省基础农业科研研究能力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较少。从最近几年我省自然科学奖的获得类型分析,从事农业科研获奖的几乎没有,这种现象就充分说明了我省农业科研基础力量还比较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2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分析
2.1加强技术创新
为了更好的适应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甘肃省农业科研人员必须在农作物种子资源、新的农作物品种、旱地农业、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生物技术中、农产品保鲜加工以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治方面做出突破,做好重大技术创新工作,解决我省现阶段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科技设备储备日趋下降等问题,确保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最终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2强化科研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就现阶段我省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来说,存在人才引进困难,现有人才严重流失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科技人员待遇不高,现有的科研手段比较落后,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较差,项目经费不足。甘肃省科研队伍存在严重不稳定的现象,高层次人才引进十分困难,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重要科学成果的研究和新成果、新技术的应用和储备。因此,在今后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对技术人员的培养,还必须要加强产业开发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人才建设应该以培养现代人才为重点,积极争取率先引进重点学科,积极为科研人员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产业开发和高效管理方面的工作环境,建立一支适合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人才队伍。
2.3将深化改革和完善功能相结合
继续深化农业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和涉农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这两者的分工、不断优化办公结构,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机制,做好资源整合工作,将农业科研体系结构和功能进一步进行优化,进一步促进农业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农科教的合作,将农业科技教育和技术推广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好各类农业科技创新部门的功能和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功能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2.4积极实行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融合的运行体系
积极实行甘肃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和实验站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而企业技术科研中心以企业自身投入为主,从而保证能够形成一个公益性研究和市场化科研开发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更好的提升创新能力。
3结语
农业科技创新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帮助,因此,在创新过程中,需要我们面对其中存在的各种难题,并深入分析这些难题,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解决,最终促进甘肃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王艳丽 单位: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参考文献:
[1]周平,曹成茂,杨林宽,何花,吴俊,蒋先锋,方小山,梅建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设计[J].安徽农学通报.2015(19)
[2]张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甘肃张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点建设任务的通知[J].张掖市人民政府公报.2015(10)
[3]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农业厅山东省农业科技展翅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J].山东省人民政府公报.2015(3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论述,是新时期“三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维护农民平等权益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巨大推动作用。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途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1]。“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大宗农产品,并通过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使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产业化水平相适应。陕西秦岭是世界猕猴桃的原产地和最适宜栽植区之一,具有发展猕猴桃产业的独特资源优势。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不仅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加和猕猴桃价格的日益上涨,其种植面积连年增长。2011 年陕西猕猴桃种植面积90.9万亩,产量62.9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5%和60%,猕猴桃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 000 元。2012年,猕猴桃面积超过100万亩,总产达80万吨,分别占到全国的55%和70%,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秦岭北麓眉县、周至等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2]。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基础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民科技培训,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支撑力量。为了使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的农业科技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弄清楚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指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农业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与有关利益各方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自愿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联合从而实现一体化经营的过程[3]。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而农民科技培训是实现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生产连接的纽带。
国外关于农民培训的研究大都是与科学技术、农业经济、教育与社会发展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相结合。David J.Spielman[4]从区域农业发展体系的视角认为农民培训不仅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而且在传递和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组织文化和行为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Achim Spiller,Julian Voss[5]对德国农民的培训需求进行评价,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花费、机会成本、对供给的评价等因素影响农民培训的市场需求。国内自1999 年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理论界正式提出“新农村运动”概念后,对农民培训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其中针对农民科技培训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有,农户的培训需求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等,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政府偏好以及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多因素的影响[6,7]。刘芳[8]运用PASW Modeler数据挖掘,从农民的需求情况、参与情况、认知情况等方面得出农民对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启云[9]的以需求为导向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基于农户视角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行为习惯等影响农民农业科技培训的意愿。此外,杨锦绣等[10]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剖析农民培训的供需均衡,建议政府依据经济规律配置培训要素。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关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体特征;二是农民的家庭特征;三是农户行为选择因素。而从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研究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文献却鲜见,忽略了现今的农业科技培训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影响农业科技培训的途径展开理论分析,采用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调查数据,构建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发展视角下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以期对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稍有弥补,并为农民培训在我国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理论框架
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业科技培训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在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实践基础上,“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模式[1113]。可见,农民合作社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纽带作用,是产业化发展的中介组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就是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过程[1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而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的合作社的发展为农业科技培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15]。二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科学技术的有效推广、应用以及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为支撑的。相对于工业技术,农业科技的见效周期长。无论是优良品种的选育、新栽培技术的推广还是新的肥料、农药、生长激素的使用都需要较长的周期[16];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农业科技的外部性特征也使其具有了公共产品属性[17]。因此,政府公共部门的参与、介入是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制度安排[18]。农业产业化集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要求农民须集生产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成为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产业化高素质劳动力。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改变农民旧的理念,使其能够主动接受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依据Schultz和Popkin“理性小农”假设(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小农或农户是有理性动机的行为个体,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理性经济人”[19]。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廉价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和创造外部条件。一旦合理成本下的投入能够确保在现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利润,农户便会积极选择符合成本约束下各类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20]。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1.合作社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实现资金、技术、信息等互助合作的过程,使农户逐渐体会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造。合作社社员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够主动求助合作社的农户,会表现出更主动的科技培训意愿。
2.农户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农户采用农业新设备、新品种、新技术的态度越积极,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越高。
3.政府对农业产业和农产品的公共政策与农业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科技入户工程、良种直补等能够有力地推动农民参与农业科技培训的积极性。公共政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意愿越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和8月对陕西省眉县和周至县四个村的实地调查。其中,周至县是我国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惟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范县,被称为“猕猴桃之乡”。眉县不仅产业规模大、种植户多,而且是最早与农业高等院校合作开展猕猴桃科学研究和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县域。2005年眉县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开展“猕猴桃科技入户工程”,此项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资源,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集多方之合力。2012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约100万亩,其中眉县和周至县达64万亩,占到了6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上述两县为调研地点,在全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入户问卷调查的形式,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首先,在眉县和周至县各选取2个乡(镇);然后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眉县是金渠镇(红星村和第二坡)和首善镇(第五村和红东村),周至县是哑柏镇(庄头村和吕家堡)和竹峪乡(凤凰岭和丹阳村),经实地走访,以上8个村都以猕猴桃种植为主导产业;最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村选取125户农户开展调查。此次调查共1 000户农户填写了调查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48份,有效率为94.8%。
(二)样本基本情况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见表1),大多数样本农户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下(占86.9%),其中41岁至50岁区间内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多。样本农户中男性居多,基本为已婚(占92%)。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83.9%,大专及以上仅有33人(占3.3%)。样本农户的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占74.8%,8 000元以上的占到了52.2%。以上特征符合本研究的需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
(二)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分为农民合作社、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态度、政府农业政策三类。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变量的名称、含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对农业科技培训需求的各影响因素和变量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有序Log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通过模型(1)-模型(4)可以得出:控制变量中年龄、培训经历、种植成本和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的稳定因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三类解释变量的分析结论如下:
1.合作社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是否参加了合作社与其培训意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此次调查中仅有14.8%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大多数农户表示还不了解合作社的具体职能。农户寻求合作社的科技支持与培训意愿在模型(1)、模型(4)中呈5%统计水平上显著性正相关。如表4所示,社员中能够主动去寻求合作社农业科技支持的农户,其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意愿明显高于其他。
2.农户对农业科技态度。农户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的态度与其培训意愿在10%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农户对新技术、新品种的接受程度影响其对农业科技培训的需求程度。农业科技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与农民培训意愿在统计上呈正相关,且显著性很强。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认为科技培训对农业增产增收效果为“基本没作用”、“有点作用”、“有作用”和“十分有作用”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8%、12.1%、60.0%和25.1%,表明农业科技对增加产出和提高收益的作用越明显农户的培训需求越高。
3.政府农业政策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影响。农户对政府惠农政策的认可度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其培训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国家惠农政策认可度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样本农户比例是0.3%、0.7%、10.0%、42.5%和46.5%,呈逐级递增的态势。对当地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满意度与农户培训需求意愿在模型(2)中呈5%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农业科技推广与培训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水平影响农户的培训需求意愿;但在模型(4)中显著性水平不强。
五、简要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