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发展; 见解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07-04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创新发展问题,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或前沿问题。以张耀灿、郑永廷、陈秉公、黄蓉生、余仰涛等专家学者为先锋代表,陆续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一些中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生们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有学术见地的学术论文,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可喜局面。本文试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六个方面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浅显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四化”争论问题

1995年4月,教育部原思想政治工作司在中南大学组织召开了“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材编写暨学科建设会议”。会上,我作为中青年代表,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一个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侧重从规范化、学科化、科学化、现代化即所谓“四化”的角度,阐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景的看法。尽管当时的发言难免存在言辞不缜密甚或偏激的地方,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的主观动机是纯洁的,愿望是良好的。那次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不小的震撼和争论,给会议注入了新的学科发展的理念,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造成了一种好的风气。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继续朝着“四化”的方向迈进。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迅猛,欣欣向荣,在“四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十分坚实的步伐。正如张耀灿教授所描述的那样,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关怀下,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各地深入展开,专业刊物有近百种,出版的论著上千部,几万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投入于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工作。[1]我也非常赞同郑永廷教授的结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也同样经历了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经过10年,完成了由本科到硕士、由硕士到博士的发展历程,经过5年,实现了由博士点到国家重点学科的发展。这个学科的专业点、专业覆盖面、在校学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以及研究成果、社会作用等方面,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中,已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2]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与我国其他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难免带有较为明显的“”的人为痕迹。借用生物界的生长规律来比喻,我们在庆幸身体快速增高之时,仍需对身体结构和营养生理供给系统保持必要且清醒的头脑。就是说,我们在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异常理智地看到,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光明无限,道路平坦。从“四化”的角度看,学科规范化问题并非“学士――硕士――博士”这一表象,即便是全国所有的设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校都有了博士点授权,也未必就表明该学科的学术建制达到了规范化要求。这个学科的发展在学术建制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如本学科独有的“概念群”、“范畴群”、“原理群”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在后面的相关阐述中,我将更详细地阐发自己的这一看法)或构筑起来。

解析已有的多种研究结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四化”问题上的种种解题,几乎都只是涉及了学科化问题。客观公正地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化问题是解决了的,而且是解决得非常成功的。以往,这个学科不被人瞧得起、受歧视。如今,随着学科化问题的解决,这个事实已成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范化以及科学化和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问题是学术建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许,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四化”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学术风气将会更加健康宜人。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创性”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来苦心琢磨的问题。什么是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讲,规范就是一种限域,一种特殊范式,一个独立疆界。它是一个学科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支撑体。原创的意义在于原始,在于“独有”,在于与众不同。一个独立的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就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范式而具有自身特有的限域。进一步讲,没有了自身特有的限域,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内的学术性“自在物”还不是很多,移植的、借用的甚或预制的材料明显要多于自在的、本原的材料。当然,作为社会科学,一种学科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材料来搭建自己的学科建筑,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移植的、预制的材料过多,学科的规范化就必然会弱化。从学科理路上讲,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独有的学术限域,也就还没有真正地从学科群中获得“独立”。

其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拥有相当丰富的原创性学术资源的。从概念层面上讲,诸如“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思想问题”、“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教育”、“形势教育”、“理论教育”、“精神资本”(也有学者使用“思想资本”)、“精神控制”、“精神管理”、“精神动力”、“精神优势”等,均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意义,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的自在的知识材料;从范畴层面上讲,诸如“思想与行为”、“教育与接受”、“灌输与疏导”、“言教与身教”、“教化与感化”、“自律与他律”等,几乎都能够作出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的解释;从原理层面上讲,诸如“思想教育、改造、转化原理”、“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原理”、“外化与内化互为因果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转换原理”、“精神动力发生原理”、“思想关系互动原理”、“人格魅力发挥原理”、“精神优势构造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最大化原理”等,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但在现有的研究结论中,虽然对于这些原理的诠释不乏精辟之处,但整体上的研究仍然还很薄弱(主要在于体系元素间的逻辑关联性不足以令人信服)。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原创性并非那种凭空生造的、随心所欲的杜撰,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内的活性资源,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体资源。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些资源不仅日益活跃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疆域,而且也异常活跃于人们日常的思维和研究者的研究思维中,问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和学术性构建。

言论至此,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原创性探究,除了从经验层面上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和从知识层面上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相关性外,还需要从智慧层面上提炼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精华,绘制一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图景。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属性”问题

前所论及的学术建制概念,其真实含义就是学科属性问题。换句话讲,亦即学术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纳入更多研究者们的探究视野。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归属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没有研讨的价值。其实不然,前所论及的一些相关问题事实上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问题。

目前学界的公认看法,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领域的,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现象(暂且这样界定)。但从严格意义的学科属性来讲,这种划分还是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的。我一直倾向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看作是政治学与教育学交叉的学科。因此,它的学科属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交叉学科。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它的政治学特征多一点,还是教育学特征多一点,似乎并不影响它实际归属于哪个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似乎是铁板钉钉子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个事实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学术文化。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知识起点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智慧落脚点问题。究竟把何种原始概念作为知识起点、把何种原理作为内生原理,其智慧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很显然,学科属性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领导的管理水平问题或某个官方文件的提法问题。学科分类实际上是精密科学。这里暂且不论现在的事实分类,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的简单公式应该是“政治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就是两个,即:政治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其他拓展性的功能都是源于这两个基本功能的)。无论这个学科发展的未来命运如何,只要这个学科还存在,这两个基本功能就是永恒的。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问题

知识系统问题既与学科属性相关,也不完全相关。从学术理路上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问题。搭建学科体系的支撑体可以是为数不多的血缘性学科,但一个学科内的知识系统却可以是旁征博引型的、多质体兼容的。就是说,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古代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实际上包容着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知识系统。即便在现代心理学学科体系中,也存在不同的知识系统。政治心理学、政府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则是各有其核心知识要素的分支学科。

为什么要特别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问题呢?其因有二: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各知识系统的核心知识要素还没有成为“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带有明显的人为规定性,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二是现有的知识链条缺乏实际的“链的功能”。就是说,从某个知识点整体关照该知识系统的客观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迄今为止,人们除了可以使用“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来喻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外,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或更适合的概念做到这一点。

在我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除了传统的“三个组成部分”(所谓“原理”、“史论”、“方法”)外,实际上应该包括五个序列,即教育学系统、价值学系统、接受学系统、管理学系统、技术学系统。所谓教育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独有概念群、范畴群和原理群等;所谓价值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价值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等;所谓接受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问题,包括接受机制、接受因素、接受场际等;所谓管理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化问题,包括社会气质效应、文化环境效应、综合管理效应等;所谓技术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最大化问题,包括策划技术、决策技术、组织技术、领导技术等。

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看家本领”问题

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承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记忆问题。就是说,不是为着记忆它们,把它们印记在思维的屏幕上。知识功能的发挥在于内化,即在于转化为学习者的本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以致用”。倘若一个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不会使用知识,这仅仅表明他还只是一种记忆机械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存在价值,说到底就是要能够“学以致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学科具有独有的看家本领。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看家本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也将会持续很久。但是,学者间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也为此潜心探究多年,形成了一些看法。依我之见,所谓看家本领,实际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职业本领或职业技能,这种看家本领是这种职业的绝活。我把这种职业本领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教学;第二类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第三类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和管理。在这三类职业本领中,每一类都有其特殊的技能要求。

在以往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或许注重了对于知识的系统教育和思想品德的精心修炼,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职业技能的要求却缺乏现代技术学的规范。我们只是大致地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方法和技巧,然而我们不仅缺乏系统的训练或锻炼,而且还缺乏必要的技术传授。对此,我曾在多种场合以驾船渡河为例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船只是过河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有了船未必就能过河,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划船的技术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会划船与不会划船,指的是懂划船技术和不懂划船技术,这在过河这个事实上的结果将是很清楚的。值得研究的现象则在于会划船但由于技术掌握不当而导致翻船,以至于最终不能过河。这就是说,要完成过河的任务,仅仅找到了船,但没有找到船夫;或者找到了船夫,而船夫的划船技术生疏了,势必要影响过河任务的完成。转换其义,解决了一般方法问题,但没有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或效率未必能够真正体现出来。所以,技术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才是真正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本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本领熟练了,才算真正拥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绝活。

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景问题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景,我一直是看好的,充满信心。首先,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只要政治还存在,只要教育还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政治是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产物,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政治也会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从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融合,政治与文化一体化发展,事实上昭示着未来政治将日益以一种价值转换的态式继续存在下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有着深厚的人类文明基础;其次,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技术将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而不断得到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问题(即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是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新和最优状态。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永无止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也永无止境。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永远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再次,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之路依然是综合性。随着综合性的日益加强,这个学科的知识兼容性或包容性也会越来越强。可以预言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将在大量吸收和消化其他相关和相近学科知识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强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学。

注释

①具体参见:张耀灿.改革开放30年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②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中政治；创造性思维；培养

部分高中学生对学习政治有一种偏见，他们认为政治知识是一门最不需要想象力的课程，他们只要能把政治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就能学好政治知识。然而，如果学生只会背书，学生就不能真正的学好政治知识。高中政治教师要从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角度让学生不仅能背会政治知识，还要能让学生理解政治知识。

一、引导学生以宏观的方式看待政治知识

部分学生在学习政治知识的时候，虽然会背书，然而他们只会背诵每一个政治知识的理论，这使他们只能片面的看待政治现象。学生如果不能用宏观的眼光看待政治问题，他们就无法用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去看待政治问题。高中政治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就要让学生放下书本，引导学生从政治问题开始，用宏观的眼光剖析政治问题。

比如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政治时，会告诉学生我们现在是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部分学生将这个问题理解为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不够，我们的GDP及平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学生如果以理论式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就不能全面的了解政治问题。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切入点，让学生用宏观的方式看待政治问题。某一名教师曾给学生看过我国每年对外投资的数据。一名学生看到这些数据以后，会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几个特点：我国的对外投资额度没有超过发达国家；我国的对外投资范围比较狭窄；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与发达国家相比收益极少，如果先进国家对外投资是为了得到收益，那么我国的对外投资却常常亏本。这名学生经过思考，得到以下的观点：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不及先进国家，所以投资总额不及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影响力不及先进的国家，所以很多领域不能参与投资，学生从这份对外投资的数据中可以了解到，我国的经济总值、影响力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二、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式看待政治知识

部分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政治知识时，会用非常单调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这使学生觉得学习政治知识很无趣，他们觉得学习政治就是在受到一种束缚，这种单调的教学方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高中政治教师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

比如以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与婚姻制度有关的知识时，教师如果引导学生记背课本中的知识，学生就会不愿意自主的学习政治知识，他们就不会愿意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想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学习这一节课的知识。教师可以让学生拿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个关键词：婚姻。然后让学生自由的联想自己以前学过的与婚姻有关的知识。在引导学生联想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由的发散、大胆的想象，然后把自己联想到的每一点知识都用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图形表现出来。等学生联想完毕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类整理自己学过的知识，然后再拿起课本对比自己联想过的知识。教师可以让学生理解到，政治课本上的观点只是一种政治观点，而学生可以在学习中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学生学习完每一课的政治知识以后，可以通过反思优化自己的政治观点。教师应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当学生意识学习政治知识时可以感受到思维发散的乐趣时，他们就会愿意依照教师的引导用科学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三、引导学生用开拓的方式看待政治知识

部分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政治知识的时候，不注意引导学生吸收课本以外的政治知识，这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受到限制。我们在做一件衣服的时候，会需要很多材料。比如我们需要扣子、需要不同的布料、需要其它的装饰品等。拥有齐全的材料，我们才能创造出一套完整的衣服。要让学生拥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教师要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就要意识到政治课本中的政治知识很有限，如果学生只吸收政治课本中的知识，他们的视野就会被政治课本局限，他们就无法以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看待政治问题。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就要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政治课本以外的政治知识，让学生以思辨的方式学习。

以教师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时，如果学生仅仅只看政治课本，就会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被历史选择了。政治教师可引导学生观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这是台湾人拍摄的抗战题材的纪录片。谈到抗战的问题，它说的内容与我国的现行教材不一样。这套纪录片中反复提到当时的装备很差，消极抗日是拿空间换时间的政治观点。可是学生如果能仔细的分析这些材料，就会发现当时节节败退，他们已经丢失了长江以北及以东的所有领土却还在消极抗日，而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先进的装备，可是他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心声，中国共产党提出即使拼到只剩一兵一卒也不让日本人占领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响应了民众的心声，所以它是一支被历史选择的政党。

高中政治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政治知识时，要用宏观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看待政治知识，才能在教学中培养出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杨青枝.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D].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4

[2]马建文.探究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中的运用研究[D].西南大学 2006

[3]李向飞.浅谈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在教学中的运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2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第4篇

政治学教育的起步可以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开办招生为标志。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四百多人，分布在7科13门，其中法政科所设的政治法律两门均有招生。这批学生1913年底毕业，这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批本科毕业生，其中就包含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此次法科毕业25人，其中政治门12人，占当时全校毕业生230余人的5％。法政分科大学的教学等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法政分科大学政治门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情况根据规定，政治学门的课程共开设19门，其中主课15门，补助课程4门。很多课程都是跨学年授课，四个学年的课时量均匀分配，每周24节课。每门课程结课时要求学生要交出自己的毕业课艺和自著论说。政治学门课程表如表1所示，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政治学本科专业课程表。除了表1中列出的各个科目，学生如旁听其他学科或其他分科的课程，均作为随意科目。关于教材和教学要求。分科大学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只有《大清会典要义》的教材是自己编纂，其余教材只能采用国外教科书的翻译本。而这其中又主要是翻译日本的教材，有的教材直接采用日本原版，甚至《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都仿照日本《中国法制史》的义例编纂，课程讲授方法完全参照日本的模式，法政分科大学对于各门课程的教材和讲习方法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大清会典要义》，用坊间通行之《大清会典》节本及《吾学录》，摘编为成书讲授。“其余西学各名目，外国均有成书，宜择译外国善本讲授”，其中主要是暂行斟酌采用日本教材。第二、法政科大学师资和生源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对师资问题非常重视。

1903年筹划分科大学建设时对师资提出了很严格的标准：分科大学教员分为正副两种，正教员以将来通儒院研究毕业，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者充选。……副教员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优等中等文凭者充选。也就是说，正教员应当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副教员则至少是国内外的优等本科毕业生，这在当时应该是很高的要求了。1909年分科大学开办时，摄政王载沣与主管大臣张之洞对于分科大学之组织异常注重，命令驻各国使臣注意寻访甄选优秀的留学生，让他们回大学堂任教：慎选留学员生之学业精深、堪任某科教习之责者，毋论官费自费及有无职官，咨保来京，学部考验奏奖后充该堂教习。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每一专门学科均要设正副教员。法政科大学聘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林棨为首任监督，师资聘请的工作从翌年正月开始进行，王家驹、芬来森、李方、王基磐、陈箓、沈觐扆、冈田朝太郎、白业棣等八人在开学前被聘为法政科大学教员。三月份开学后又陆续聘请了一些教员，如四月聘博德斯、七月聘震鋆、十月聘科拔、十二月聘王宝田，1911年又聘徐思允、嵇镜、巴和三人。教师队伍可以说是保持了完整和连续，当时法政科学生人数很少，第一届毕业生才25人，所以师资力量还算充实，师生比至少达到了1：4。法政科大学学生由于预科学生不够，主要来自师范馆及译馆。时关于法政科大学生源的规定是：法政科以师范第一类学生及译馆毕业学生预科法文班学生升入，这批学生1913年毕业。1913年毕业的法科学生25人，其中政治门12人，分别是：陈恩普、彭望邺、黄文浚、张振海、刘秉鉴、王廷勷、钱天任、裘毓麟、张承枢、谢宗陶、伦绰、张辉曾。1913年12月4日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这12个人成为中国政治学史上首批政治学本科毕业生。随后几年，政治门毕业生数量也不多，例如到1918年政治门毕业生仅为6人，而法律门为61人。根据1910年法政科大学校舍建筑规划，建设讲堂12间，其中容160———200人的10间，容250人的2间，容500人的大讲堂1间。另外还建图书室，设藏书处、教员阅览处、学生阅览处、阅报处等，还设有讲义堂，印刷、讲义处各1间。建学生宿舍300间，每间4人，自修室300间，每间4人。另设浴室、会客厅等。从这些规划可以看出，法政科大学建设的起点很高，规划规模很大，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些规划大都没能从纸上走向现实。

二、近代政治学教育的社会推动

1．制度变革———近代政治学教育兴起的“市场需求之手”近代政治学教育兴起于清末，这种新的教育模式主要以日本法政教育为蓝本，以培养新式法政人才为目标，而其兴起则主要是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教育制度的变革。制度变革的需要才使得兴办政治学专门教育和培养专门人才成为可能并付诸实践。首先，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对新式人才有迫切要求。在社会政治危机日益深化的形势面前，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实行了一些新的政策。而政治方面诸多政策的实行无不需要新式的人才与之配合。如建立新的法制，1905年，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就指出当时培养新式法政人才的必要性：避免当时频繁发生的教案，需要谙熟外国法律之官员；收回司法，修订和推行新法律需要大量的通律人才。而这些新的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大量的专门法律学堂。所以他们认为：法律在今日为内政外交之枢纽，将欲强国利民，非专设学堂、多出人材不可。清末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立宪。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负，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是立宪打败了专制。正如后来李剑农所言：日本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在救国图强的时代背景中，立宪法治的路径选择成为大家的共识。《宪法大纲》等法令的制定和推行，咨议局、资政院等新式机构的构成和运作，还有改革官制等等措施，旧式教育体制培养的人显然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推行新式教育，培养法政人才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而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培养新时代的人才，必须将重点放在开展法政教育，所以他说“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其次，教育制度的变革为政治学教育提供了条件。

清末教育制度变革最主要的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新式学堂。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和其后南洋公学的创办，使新式学堂逐渐兴起。百日维新期间，政府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例如改革考试内容废除八股考试，将书院改为学堂，设立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等。但是当时科举制的存在对新式学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很多读书人仍然认为科举方是人生之正道，坚决不入新式学堂。随着形势日益严峻，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感到兴学图强时不我待，而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新式教育举步不前。所以1905年，袁世凯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终于促使政府下定决心决定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了最大的制度障碍，也在教育制度上为法学和政治学清除了最大的羁绊。

2．国家主导———政治学教育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之手”近代政治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国家发挥了主导作用，国家力量在政治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所体现。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首先就是国家救亡图存、与西方竞智竞力的需要。“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无异是竞力的表现，甲午之役以后的教育改革则是竞智的表现。智既可以胜力，欲救亡图存，必须改造国民，改造国民首重教育，这就是甲午之役以后，清廷鉴于军事改革的失败，转而尝试从教育改革入手以图富强的主要原因”。而其课程设置则又涉及到了“中学”与“西学”的赋值问题、清廷顽固派与维新派的博弈，还有帝国主义的染指等等。政治和社会因素互相掺杂共同决定了京师大学堂及其法政科大学的兴起。在法政教育的开办动机上，政治上的考虑占据了重要地位。政府强调开办法政教育，使官员、民众知晓西方政治法律知识的积极意义。同时更注意力图引导法政教育在可控的程度之内，因此同样要限制法政教育的“扩大化”，所以规定“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缪者……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政法易涉空谈……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

甚至连聘请日本教习到中国的学堂任教也有防止革命思潮渗透的用意。在留学生的学习管理方面，既然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挽救和维持政权，政府当然不希望他们滋生反清意识和革命倾向，所以规定，留学生除了编辑教科书及翻译科学讲义外，无论何等著作都不得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同时也要限制留学生学习政治学、法学的规模。针对游学欧洲之官费学生，规定“已入大学习医、农、工、格致四科之专门学者为限，习法、政、文、商各科者，虽入大学，不得给官费”。针对日本留学生也作了类似的规定，“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理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三门，宜分别限定名额，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政府又举办针对留学生的考试，视考试结果授予进士等一些在中国人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功名，借此来引导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同政府合作。可见，在政治学教育兴起的背后，还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着求才、防范和安抚三位一体的控制。

三、近代政治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近代政治学教育开始之后，就不断回应社会政治重大问题，培养各种人才，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变革。

1．政治学人才储备和培养人才培养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政治学的产生过程得到映证。在美国政治学产生的诸多因素之中，1880年大不列颠文官制度改革、1883年美国总统被暗杀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学影响领导人、提供新的政治观念、培养文官。美国政治学的教学目的“或许首先是为培养（私人和公民的）道德品质，其次是为参与公共生活进行训练，即担任部长、地方行政官或诸如此类”。例如哥伦比亚政治学院成立初期的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和培训，其第一目标即是政治诸学科的全部分野的发展，第二目标是为了青年得以从事全部政治部门的公职加以准备。密歇根政治学教学也有类似的考虑，即希望“增进面向政府分野的公务员职务的毕业生的作用”。从近代政治学教育发展的这段历程来看，此时的政治学教育类似于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修，主要是针对成人和政府的新任官吏。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各地法政学堂等早期的政治学教育形式都是成人教育和预科教育，是非常粗浅的职业培训。特别是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各省的课吏馆（仕学馆），实际上相当于在当时构建了一个初步的面向已仕年轻官员的培训系统，主要培养当时迫切需要的具备初级政法知识的官吏，通过向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法律教育来推行新政。而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大学的开办，则是政治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生源来看，学生都是由“师范第一类学生及译馆毕业学生预科法文班学生升入”，可以说都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从教师来看，大多也是法政科班出身，而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外教员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师的质量和教学水准。从教学要求来看，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比较正规，对学生的要求也较严格，培养的学生也有所成就。例如张耀曾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司法总长。

2．关注现实政治重大问题近代政治学教育的开展也普及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对当时社会迫切需要的政治变革所涉及的制度和理论向民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一些宣传。学习法政的学生运用、国家、民主、自由等理论武器进行政治分析和批判，通过办报办刊、开办地方自治研究所、法政讲习所等方式揭露专制弊端，宣传议会政治的优越性，启蒙民权思想，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苏州法政毕业学员创设宣讲所，宣讲政治法律常识，开启民智，可以说这是早期的公民教育的形式之一。云南设立自治宣讲所，以培育选民为宗旨，聘请习法政之人士宣讲自治常识，听讲人数达2万之众。在制度设计和政治变迁方面，政治学教育的发展进程处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中，政治理论、学说、学科被中国人认知、接受、仿效无不以匡世救民为终极之价值，对现实的考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近代政治发展中的诸多变革都有政治学专业人员的参与，如立宪法，开国会，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地方自治的推行等等。在当时新成立的重要机构中，都有接受法政教育的人士主持和参与。各地成立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咨议局也纷纷选择具有法政知识背景的人士参与地方自治事务。

四、结论

对政治学科的看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学》 理性 超越 城邦

【中图分类号】D90-05 【文献标识码】A

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

作为古希腊乃至古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他所在时代已有的全部学科，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工具论》、《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尤为关键的是，亚里士多德开创性地构建了他本人哲学大厦体系的基石―形式逻辑学以及著名的三段论，为西方理性文明和智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著述，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哲学分支学科，比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他的哲学、政治学思想，是整个西方哲学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驱动力。

《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也是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以及法哲学思想的最佳蓝本。在书中，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十分广泛，涉及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卒于公元前322年。《政治学》成书于公元前325年，是亚里士多德晚年的著作，可以看做是亚里士多德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后一块基石。由此可见，建立城邦等政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晚年思考的主要内容，《政治学》正是在这样经过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人到晚年，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不会再有年轻时的冲动和激情，也少了许多的幻想和思想上的飘忽不定，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本人也坚持认为，只有年长者才是城邦真正的掌控者，老人政治一直是其所主张和赞同的。孔子也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的阶段不同，思考的问题就不同，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问题的境界不同。

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其晚年成书的《政治学》中，我们很难再看到他去讨论那些感性的或者说甚至是神秘的、形而上的东西。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例。此书大约比《政治学》早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在书中，亚里士多德的探讨方式是典型的柏拉图的方式。该书分为十卷，第一卷讨论的就是善，接下来还有道德德性、公正、有爱、正义以及幸福等。①通篇很少会列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的例子来辅证。而《政治学》则大大不同，不但用了大量的实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这些事例，就是发生在古希腊的真实例子。难怪很多的学者都毫不怀疑地给亚里士多德安了一个实证主义先驱的帽子。这种现象，在《政治学》卷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理性的城邦

众所周知，公元前4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城邦，在发展上遇到了致命的瓶颈。整个希腊半岛几乎要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之中。社会动荡，各个社会阶层的矛盾激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正义的缺失。具体表现在，城邦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不能实现正义和平等。维系城邦存在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出现了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描述的那样。富人一旦掌握政权，容易走向寡头的方向，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压榨穷人;而如果穷人掌权，就会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是穷人的这种局面，甚至是不择手段。这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是与城邦的法制和固有原则相违背的。更加可怕的是，穷人掌权以后，会出现利用政治权力，排挤富人的情况。这种矛盾，极难调和。只能寄希望于高明的政治哲学家和恰当的政治理论，来医治城邦的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疾。因此，在《政治学》卷五中，亚里士多德不厌其烦地讨论了各个政体的各种问题。很多学者把卷五称为政治病理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像一位医术十分高明的医生，用实践的方法，为古希腊的政治把脉。亚里士多德视内讧为政治机体的一种疾病，从一种政体变革到另一种政体，就是前一种政体的死亡。他希望能了解内讧和政体变革的原因，从而能为政治机体的医师们―法律制定者和政治家―提供一些建议。亚里士多德在本卷的开篇，就把此卷要讨论的主要问题点明了：“我们想要处理的其他问题几乎全部都已讨论完，接下来，如曾所述，我们应调查：1、政体变革的缘由，有多少种政体，分属何类;2、每一种政体是被何物所毁;3、政体的变迁，主要是从哪一类转变到哪一类;4、总的来说维持政体的方法（ways）是什么，以及维持每一特殊政体的方法是什么;5、维持每一特殊政体的具体措施（means）是什么。”② 本卷总共十二章，所讨论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政体的内讧、政体改变的原因以及维持政体的主要措施。这些内容占据了八章之多。

关于政体的内讧和政体改变的原因，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十一种（也有学者说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十二种解释），并且对于每一种能够引起政体变更或者内讧的原因，都用了许多的实例来说明。③然后又从第八章开始，针对上述政体的病症，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诊断结论。

政体顽疾。病症一：琐里伊的变革（卷五1307 a40-b19）;安布拉基亚取消担任官职的财产条件最终导致变革（卷五1303 a20-5）;病症二：寡头主义者欺诈平民（卷四1297 a14- b1）;病症三：当权者的傲慢和营私，不当的授予或剥夺荣誉（卷五1302 b5-14）;平民政体中若干重要权力落入私人手中，从而使平民英雄或群众领袖有机会转化为僭主（卷五1305 a7-28）;病症四：小节的疏忽懈怠逐渐积成后患终致，以安布拉基亚取消任官财产条件为例（卷五1303 a16-25）;病症五：内讧虽起于琐细的动机，事情却总是乘势扩大（卷五1303 b19-1304 a17）;执政团体间的自相倾轧，以雅典三十人僭政和四百人寡头统治为例（卷五1305 b22-39）;病症六：民众财富积累变化而任官职的财产条件不变导致政体变革（卷五1306 b6-16）;病症七：某个人或少数人所组成团体，常造成君主专制或门阀寡头政治，针对此种情况的陶片放逐是事后补救但并非良策（卷五1302 b15-21、1307 a2-5）;病症八：浪费公共资源和财务，或权钱交易图谋的案例（卷五1305 b 39-1306 a 9）;病症九：阶层不平衡的扩张可能引起政体变革，如塔兰顿共和政体转变为平民政体（卷五1302 b33-1303 a13）;病症十：权位者的傲慢和贪墨（卷五1302 b5-10）;病症十一：平民政体中内讧可由群众领袖对富户利益的觊觎或不义的侵害而引起（卷五1304 b20-1305 a7）。④

针对上述政体顽疾，亚里士多德就像一个理性的医生一样，给出了切实有效的对症良方。

对症良方。良方一：防微杜渐，禁绝一切违法，特别防范执政官在细节上的违法（卷五1307 a30-40）;良方二：执政者应待民以诚（卷五1307 b40-1308 a3）;良方三：平衡各阶层利益，以正义待遇外邦人，官职任期为六个月，机会平等（卷五1308 a3-24）;良方四：在城邦内部中保持警戒状态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防范外敌，缓和内部矛盾（卷五1308 a24-30）;良方五：统治者应当依据法律和自己的行为，防止贵族阶层间争吵和内讧，及时发现并制止党争（卷五1308 a31-5）;良方六：定期修订任职条件并重估城邦的财富，并根据总体财富修正任职条件（卷五130835-10）;良方七：防止特权，赏罚有节，恩威并重，主要依靠法律制度（卷五1308 b10-19）;良方八：设置私人生活监察职司，提防那些私生活与现行政体不相协调的人（卷五1308 b20-24）;良方九：注意各阶层的平衡，通过将官职与事权分配，调和极端两层，更关键的是增加中间阶层，调和阶层平衡（卷五1308 b24-30）;良方十：立法禁贪：公职无薪，将权力与利益分离;财务公开，钱帐分离以防侵吞公款;防止执政、属官等公职人员，奖励廉洁官员（卷五1308 b31-1309 a14）;良方十一：平民政体应保护富户，寡头政体应注意穷人利益，荣誉和礼仪等要在贫富之间力求平等，并应让政治权利较小的阶级稍占优势（卷五1309 a14-20）;良方十二：遗产应依据血缘继承，而非遗嘱来继承、每人只能继承一份遗产，以保证分配均衡（卷五1309 a23-6）。⑤

针对城邦的各种顽疾，亚里士多德给出以上十二个良方，并坚信这十二个良方可以解决现存政体的各种病症。当然，在本卷的最后章节，亚里士多德还是回到了柏拉图。甚至是本书的最后，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地回到了柏拉图。这看似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是超越还是回归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许多人因这句话而熟知亚里士多德，也有许多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真的超越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特别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用一种实证的、理性的方式讨论城邦的危机、生存和发展，因此，现代社会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的学者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包含了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元素，亚里士多德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否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发源地，不可否认的是，正式因为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实证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城邦的建构问题，因此，《政治学》中论述的基本观点，被现代西方学者奉为经典。几乎没人会否认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政治学》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开端。其中的开创性观点，被后来西方社会的众多学者所模仿和解读，比如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等人，在这些学者身上，都可以很轻易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基于亚里士多德对于整个西方这种根深蒂固而又显而易见的影响，有学者断言，亚里士多德已经从柏拉图的稍带神秘的自然理性主义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现性和科学，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理性和科学的“始作俑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篇都在影射柏拉图，甚至可以说是在或明或暗地反对柏拉图。《政治学》与《理想国》相比较，《理想国》是艺术，常人很难触及，只有哲学王才能驾驭。而《政治学》就是一门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一切科学和技艺中最具有权威或最主要的学术，其余各种格外为人看重的技能，如军事之术、家政之术、修辞之术等全归属于政治学之下，为其所利用。这里的“一切科学”指的是人的行动或作为有关的实践科学。实践科学主要包括伦理科学和政治学，统称为“政治学”。

看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已经超越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然而，在《政治学》的最后部分，亚里士多德又回到了“音乐教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主要涉及的内容是城邦的政体，是一个实证意味很浓的现实政治问题。《政治学》以 “人”作为政治问题的开端进行探讨，以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作为结尾。具体而言，在《政治学》中，在诊断并给城邦开出诸多良药以后，最后一味良药，就是音教。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结尾甚是疑惑―政治与音乐？两者有联系吗？当然有联系。音乐对于人来讲，其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升华人的灵魂，培养人的德性。如果我们把《政治学》与《尼各马可伦理学》联系起来，就会明白亚里士多德对政体顽疾给出的最后一味良药，居然是音乐教育。对人灵魂的塑造和德性德培养，是政治学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或者可以这样来证明，想要政体能健康和长久，根本上的因素就由灵魂和德性来决定。这是亚里士多德开出的治本良药。这也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因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政治学》实际上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沿和导论。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关于政体问题的讨论中，如果不涉及到灵魂与德性问题的讨论，那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不涉及到灵魂和德性问题的政治学，显然是不完整和科学的学问。同理，城邦中，公民的灵魂和德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政治体制，那才是顽疾缠身甚至是病入膏肓的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可以拿来实际应用和操作的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现实世界的政治家或者统治者是可以参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确立的建构城邦的基本原则和元素，建造出具有政治科学意味的城邦甚至是国家。这或许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晚年创作《政治学》的意图，其主要目标是指向政治家或者统治者的，是为了教育政治家和统治者而创作的政治教科书。与之相反，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政治科学，而是政治哲学。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的话，《理想国》真的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在政治科学层面，不能参照《理想国》的基本理念来实现政治意图。但是，不能说亚里士多德就真正超越了他的老师。或许可以说：《政治学》告诉政治家或者统治者政治、政治科学是什么，指向的是一个城邦的建设，而《理想国》指向的是整个人类，要告知人类的是：政治、政治科学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是实然的问题，另一个是属于应然层面的。《理想国是》属于政治哲学，任何的政治科学最后都必需要回归到政治哲学。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是清楚的，他在讲述完政治科学的全部内容以后，最后一卷谈的是教育，而教育，也是《理想国》的主题，甚至可以更进一步的讲，《理想国》实际上探讨的就是一个教育问题，关于政治哲学的教育问题。

也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还是在教育，而且是柏拉图意义上的那种教育，关于这个问题，中西方是没有差异的。中国古代的先贤诸如孔子，他们一生的努力，就是在讨论教育对于人，对于政体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式的医生诊断式的政治科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十全大补丸，就如同中医理论所说的，治病的关键在于标本兼治，亚里士多德对于政体顽疾所开出的药方，是针对具体的、显现的疾病，这是城邦顽疾的“标”。如果不能发现城邦真正的疾病，即“本”，最终也是治不好病的。后来的历史中城邦的最终命运也验证了这个结果。城邦，除了看得见的政治体制和各种问题以外，除了看得见的威胁和损害政治体制的因素以外，还有很多的看不见的东西左右着城邦。这就需要自然理性而不是科学知识去把握了。政治，除了是一种科学以外，它的神秘性也是人类理性不可把握的。亚里士多德真的超越了吗？理性会给出答案的。这实际上不是一种超越，而是一种回归，一种不可避免的回归。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科学与理性，并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政体的顽疾。最终的药方，还是教育。所以，亚里士多德只能回到《理想国》，回到柏拉图。⑥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保山学院讲师）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

②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第148页。

④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8～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