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经典马列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2－0060－05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方面，我们取得过让人骄傲的成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过有说服力的提炼：不仅提出了“思想的活的灵魂”、“思想的精髓”这样站得住脚的纯哲学命题，并将其阐明、规定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涵义，且列出了支撑这一哲学涵义的哲学文本“清单”。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情况如何呢?可以说此项“工程”尚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正如近来一些学者所判断的，“现实的发展走在了哲学理论的前面。从政治与文化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命题中包含的‘中国性’问题，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当代中国哲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逼人的情势下。要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必须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

从意识形态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庸置疑属于我国的主流哲学，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处于“主流哲学”位置，对其他哲学形态起规范引导性影响作用。这是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界的体现。

从哲学学科范畴或学术范畴看，它又属于中国当代哲学范畴。在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再像“左”的年代那样“君临”其他哲学之上，也不能像当下一些场合处于其他哲学的“夹缝”之中，理应与其他哲学形态“平起平坐”，既守住“本份” (“本真”)又博采众家之长。我们应该在这一视野和框架下来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仅限于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框架内，更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因而，构建的实质和目标不是为了其原有形态或者说马列主义哲学传统话语系统的“生存”，而是基于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与回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这一背景，铸造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立不同于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的一种新型哲学话语，类近于赵剑英说的“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新哲学的建构”。

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这不仅直接指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关系到如何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成果“拾进篮子”的问题，显然，这项工作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

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母体――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是不能割舍的。处理好这种“本体”与“母体”的关系要求把握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其基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实践性：不再把致思的目标仅仅限于概念世界而转向社会生活的当下现实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体的生存境遇，毫不怯懦地致力于世界现状特别是“无产者世界”的改变，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社会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信条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分析批判中超越现状，发现社会变化的新趋向、人类实践(特别是劳动者阶层奋斗)的新方向，具有反“现代性”、超“现代性”气派，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种“新思潮的优点”即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这种“批判”包括对“批判”者自我的批判与超越。 人民性：自觉反映产业工人阶级的疾苦，参与他们的谋划，代表他们的命运，指出他们(包括整个人类)的根本出路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

民族性：马克思诚然“得到一种异常国际性修养。就西欧而论，他毫不表现民族偏见”，属于反思甚至反叛“现代性”的革命思想家，典型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但他身上一方面秉承欧洲文明的人文主义传统，如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传承了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注重从规律层面追问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和现实条件，渗透着欧洲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正如《资本论》那样，“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一样。”

其中“人民性”体现了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主旨：首先是追问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幸福的规律和条件，终极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的福祗。当代哲学构建过程必须始终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哲学这些基质和主旨，并以之为“底本”在现时代弘扬之。

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架问题

新型哲学应包括三个层次，即思想体系、叙述体系、教学体系。

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在自然形成中的原生形态即“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体系其实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始就一直处于生成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即是其“源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当代中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实业家等的哲学思想和智慧，是其思想体系的现实形态。

叙述体系是在其思想体系形成之中或形成之后自觉地构建起来的概念、范畴系统即“形式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即“文本”呈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和文件如《邓小平文选》、《文选》等，以及我国的“论坛哲学”。这个叙述体系由于还处在生成之中，学者之间或学派之间还存在争鸣与分歧，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新哲学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过渡状态终该有个归宿或定型。

教学体系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把其思想体系、叙述体系编写成哲学、理论教科书，她往往成熟于思想体系、叙述体系之后。目前还在进行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在这方面的确做了突破性工作，但由于那种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根深蒂固，目前既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讲坛哲学”就体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而言还不及“理想”状态，与当代中国的文明成果、与时代特征还存在距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质和主旨的显现与传播。这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新型哲学构建并非只是追求“体系”的形式问题，而在基础哲学内容及其传播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

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瓶颈”问题

构建新型哲学的实际进程遇到的“瓶颈”是学界多年来驻足于这一“常识”：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仅仅定位为经典马列主义哲学、哲学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发展”型。如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验证；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观点、哲学概念，而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而一些海外学者则从另一个端点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归“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直接归“根”于“实用主义”，如美国学者索林格把邓小平理论直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国学者罗伯特・克林伯格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性质”。香港学者金思凯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研究员杨炳章认为邓小平“从小深受他那坚持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父亲的影响”。

“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确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包括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源于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在邓小平理论之前或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了，那么，“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究竟如何则蔽而不明。同样，“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当然与世界文明或世界哲学资源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性，但不能因此而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系统或某种西方哲学。上述大陆与境外学界的观点实际上都隐含着这么一个“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置于前人或外国人既有观念的阴影下，抹掉了其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之气派。

其实，“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个性特色是鲜明的，明确提出不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邓小平哲学不同于学院哲学，呈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下实践问题坚执一种锲而不舍的哲学“追问”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惯性地预先假定或自以为是地断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老祖宗”那里早就解决好了，后人按图施工就是了。邓小平首次出人意料地指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追问”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牵动着社会主义世界的生存或发展问题，涉及如何看待经典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类基础理论问题。

就邓小平理论的隐性哲学思想即“实质上的系统”而言，比如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邓小平理论突破那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旧式思维，把“市场经济”这个实属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属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把“计划”、“市场”都划归“经济手段”即生产力或生产方式范畴。当剧变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压力与威胁的危难时刻，当代中国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性。这些虽然没有“言”以纯哲学术语，但人们不难领略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决非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盛行的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能望其项背的。

就邓小平理论的显型哲学思想即“形式上的系统”而言。经典唯物史观破解阶级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马克思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范式是“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邓小平理论则提出“改革动力”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着眼于“把蛋糕做大”。这实际上是对处理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的大“调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新推进。相反，若没有这种大“调整”，让社会主义“动力”不足的痼疾继续蔓延下去，必将导致西方政治家所断言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否有效率，正是决定一种生产方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也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就哲学话语风格而言，“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属于“惠民哲学”：始终瞄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紧紧围绕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矛盾问题，突出社会生活矛盾的同一性作用，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以富民、惠民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富裕”乃至人类的福祉为最终目的。

如果我们从哲学追问的主题、哲学思想(观点)的表达形式和哲学话语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作这样的诠释或“规定”，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这个“瓶颈”问题就不难排

解了。

五、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在逻辑上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并且一个概念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展，其“内涵”则相对稳定。作为我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等，都是以人物“专名”命名的，属“外延”层面对我国主流哲学的称谓，或者说属于这个主流哲学的各个具体形态，并未直接了当地标示其“内涵”。我们以往比较多地从“外延”上去称谓我们的主流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再没有或鲜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了。这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相反，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哲学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如英国有“功利主义”，德国有“意志主义”，法国有“实证主义”，美国有“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称谓几乎可以“顾名思义”，并且在该论域内兼容性比较强。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有没有一个拥有中国文化味的内涵层面的称谓呢?可不可以“实事求是”或“实事求是哲学系统”作为我们主流哲学的一个内涵称谓呢?可以作这样的尝试：

理由之一，“实事求是”是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味的命题，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实事求是”一词始出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明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而突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意义，随着明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高涨及考据学重兴，“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方面受到重视，曾国藩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宋明理学“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之从考据学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命题。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兴起，“实事求是”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郭篙焘将中国“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相较，得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的结论。这样，“实事求是”不仅成了中国古人治学的―个传统，也成了打通国学与西学的通衢或彼此通约的术语。

理由之二，“实事求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代表了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认为它代表着“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而把“实事求是”发展到一个系统、全面的境界。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实践 直观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活动的结晶。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回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仍然存在着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缺陷。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斗阵出发,依据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提纲》正是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亲身实践的结晶。《提纲》对实践的强调就是对实践体验的理论回应。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特别是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意识是人脑的产物,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他肯定了世界可知性,坚持认识论上的反应论,但他把人看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生物,并唯心主义的解释社会现象,着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

《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恩格斯既分析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又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深刻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提纲》对于哲学的革命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基点是其核心,既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草拟这份提纲时,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片面性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最根本观点,即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统帅下,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实践”本身的哲学阐明;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人的本质。

另外,《提纲》指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其社会基础。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三大缺陷:一是旧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脱节,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了形而上学性;二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消极被动的反应论,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三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它的不彻底性,从而不能吧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贯彻到社会领域中去,从而而只是由社会意识去说明社会存在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8）：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