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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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04-07 收稿日期：2009-02-17
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极不相称的状况。而且“走出去”的质量也不高。只是近年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开始出现迅速增长。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和选择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情况，在检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类型，并指出与现有研究的不同。
一、文献简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替代)，也可能增加贸易(互补)。
Mundell(1957)根据H-O-S定理提出替代模型，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则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Belderbos等(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等(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Lipsey等(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Agarwal等人(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正相关。Pfaffermayr(1996)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和双向的因果关系；Blomstrom等(199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1982年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投资与贸易互补的效应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Eaton等(1996)使用美国和日本1985-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相关关系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相互关系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是市场导向型的。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直接投资(即存量)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基于协整分析的研究认为。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动因。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不同企业在不同的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是不同的。邓宁(1993)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王元龙(1996)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细分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分散风险、技术导向、追求优惠政策、环境污染转移和全球战略等九个类型。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尚不明确，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1)寻找低成本型，实际上遵从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比重很小；(2)扩大市场型，是以绕开市场壁垒为目的的投资，但其结果不确定，因为出口优势未必转化成投资优势；(3)寻求资源型，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4)利益驱动型，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许多这类投资效果都不佳。邱立成等(2008)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分析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从流向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为66亿美元，占24.9％；商务服务业为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为40.7亿美元，占15.4％；流入采矿业40.6亿美元，占15.3％：制造业为21.3亿美元，占8％，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业为16.7亿美元，占6.3％。这6个行业流向已经占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1.1％。
从长期看，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一共占去了总存量的88.3％。其中，商务服务业占25.9％；批发和零售业占17.2％；金融业占14.2％；采矿业占12.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10.2％；制造业占8.1％。
对比王跃生总结的动因类型和投资公报上所显示数据，可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一些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根据这些特点建立本文的实证模型。
其一，无论从当期流量还是存量的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仅仅占了很小部分(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导向或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很小。这一部分投资应是建立在成本和竞争力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推测，国内工业制成品的RCA指数对OFDI的影响可能
是显著的。
其二，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存量中比例较大且流出速度在加快，从近几年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及其它矿业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收购案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对采矿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特点，反映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就是中国每年的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水平。
其三，商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的总存量中占去了43.1％，比例相当大，而且还有加快的趋势。此类投资是为出(进)口贸易服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作用会非常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比较显著，至少对出口是这样；反过来，出口的发展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其四，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投资和收益的价值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量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在投资的成本当中。
其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也会越多，所以GDP对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有正的影响。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在海外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考虑到中国这类投资大都效果不佳，其优势寻求与国内补偿的效果也不明确，故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未必明确。
其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有所体现以及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联系，尚不能直接看出来，但在下面的实证中将进行检验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类型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贸易促进型”和“资源导向型”：而“扩大市场(绕过贸易壁垒)型”和“综合利益驱动型”的投资不能直接体现；“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不应该是主要动因。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实证方面，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FDI)、年平均汇率(exch)、中国的年出口总额(expo)、能源年需求总量(energy)、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将样本设定在1982～2007年间。其中，O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exch、expo和GDP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energy的数据是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获取；RCA值是根据WTO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此外，本文还要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倾向以及是否受到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故又增加了以下经济变量：中国每年所遭遇的反倾销次数(antid)，数据来源于WTO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EFW)，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Institute。由于数据统计的缺乏，这两个指标只有1995～2007年间的数据可用。
(二)实证模型一：exch、expo、energy、GDP和RCA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单位根检验。为便于分析，在检验的过程中对原序列取对数。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Inofdi、Inexpo、Inexch、Inenergy、lnGDP和RC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d(InGDP)在5％显著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6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几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那么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协整检验方法，根据AIC和SC法则，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得出的结果都表明，上述几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即Inofdi与Inenergy、Inexpo、Inexch、lnGDP和RCA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其中的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可以设定协整方程为：
方程(1)中，Inenergy、Inexpo和Inexch的系数符号同我们前面讨论时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显著的；InGDP和InRCA对Inofdi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这和我们分析投资公报数据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是“促进贸易型”和“资源获取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方程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存在描述受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还受到解释变量短期波动以及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滞后项。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a1为调整系数，a2等分别是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系数，c1为白噪声扰动项。若a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短期偏差调整机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对外投资的短期变化有显著影响。
方程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ecm和hlnexpo的系数是显著的。ecm的系数为负说明当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会自动趋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面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已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但一个变量的滞后期是否对其它变量有影响，仍需再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所以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3个滞后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能源需求、汇率以及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汇率变动、GDP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中国OFDI的变化也是制造业RCA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实证模型二：中国经济制度和遭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为了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其它影响因素，进一步考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首先，关于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
论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增加使得本来出口的企业为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遭遇的关税壁垒下降了，但是诸如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可能动因是：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而选择到目标市场国或相邻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从中国投资公报体现的数据可以知道，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4位国家(地区)中有3个属于前述地区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第5)、德国(第13)和美国(第16)，总额也只有10亿美元(相当于流向香港地区1／13)，占的比重很小。从存量上分析，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地区也只有36亿美元，仅相当于流向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1／20；而且，这些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分散，金融等服务类行业占了不小的比例，制造业的份额较小。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流向欧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只有22.5％(2007年的流量中更是仅占6.5％)；而流向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2007年的流量上看相对比例大一点，占到53.3％，但是存量上就只有24.5％。这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真正为了规避贸易壁垒的并不多。由此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关系不大。
其次，关于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大量文献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私人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更高，因为制度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稳定的制度框架是投资所需要的。我们采用反映制度质量标准的经济自由指数(EFW)来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企，不少大型国企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即使相当时间内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仍然会进行投资，这和经济自由度提升所要求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经济自由度可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显。
这里我们分别选取中国近年来每年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次数(antid)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EFW)作为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贸易壁垒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变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用对数形式。
同实证模型一相似，我们也检验了antid和EFW的序列稳定性，结果为这两个变量也是差分稳定的，回归方程中采用差分形式，以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由回归方程3可知，d(antid)和d(EFW)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它们的联合F检验也不显著，可以认为，antid和EFW的变化不能引起lnofdi的变化。虽然数据不够充足，但我们也能从某方面来印证上述的推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以绕开贸易壁垒为目的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对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能源的需求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能源需求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量依靠进口。而要想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第二，出口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关系显著为正，这和很多文献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型”的结论不同。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服务业占去了43.1％，而且还有速度加快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出口额越大，对这类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
第三，出口、能源需求、人民币汇率、GDP、制造业RCA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使短期内有所偏离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恢复到均衡状态。相对而言，汇率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而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
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不仅同期变动而且滞后变动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
第五，从综合利益来考虑，中国GDP增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类投资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虽然目前这类投资的效果都不佳，甚至亏损严重，但追求投资收益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中国此类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加。
第六。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国内的企业真正做到跨国生产和销售的还很少。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想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大市场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其二，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继续扩大，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中国投资的主要资源区域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但是这些区域的很多采油行业都被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能源集团巨头掌控，在选择直接投资和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周全考虑对这些巨头的一些下属分公司实施的并购和股权收购。
其三，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就觉得万事大吉，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从而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目前从“走出去”的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佳，以绕过贸易壁垒和实现跨国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贸易类投资占的比例过大。
其四。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显示，2007年末对外直接的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为71％，是绝对的主力军。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大量的国企资金流向海外的行为就必须要处于有关当局的监控之下，并将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无畏”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谨小慎微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出这样的警示。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陈石清2006，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实证比较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1).
邓宁1993，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J]国际贸易问题(10)，邱立成，王风丽200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6).
王英2006刘思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综述[J].对外经贸实务(12).
王元龙，1996，西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实质评析[J]国际金融研究(2).
王跃生2007 FDI理论与我国对外投资的基础[J]，南方金融(8).
项本武，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J]统计与决策(12).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差异性；Theil系数；区位熵
一、引言
入世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成为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①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三位的是浙江、辽宁和山东，投资流量分别是2621亿美元、1774亿美元和1588亿美元，而排名后三位的是贵州、青海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只有510万美元、110万美元和29万美元。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份额的784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001%、1157%。①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巨大差异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性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Theil系数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等指标，在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总体差异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各自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以及各自在总体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
二、文献述评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渐丰富，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目前主要是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为框架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代中强（2008）[1]，崔家玉（2010）[2]等。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垄断优势，传统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如李翀（2007）[3]，李敬、冉光和和万丽娟（2007）[4]等。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及不同性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衣长军（2010）[5]，朱美虹和池仁勇（2011）[6]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类文献多以引力模型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7]，项本武（2009）[8]，陈恩和王方方（2011）[9]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发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梯度”投资模式。因此，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制度尤其是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如贺书锋和郭羽诞（2008）[10]，陈丽丽和林花（2011）[11]等。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如张应武（2007）[12]，俞毅和万炼（2009）[13]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阚大学（2010）[14]，刘伟全（2010）[1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如魏巧琴和杨大楷（2003）[16]，常建坤和李杏（2005）[17]，霍杰（2011）[18]等。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总结。但目前还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而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OFDI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
（一）Theil系数分析
Theil系数是研究收入差距及其分解比较流行的方法，其特点是能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Theil系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2）式中的第1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内差异，第2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间差异。其中，g代表第g组经济区；G表示全国经济区域总数；Tg表示第g组的组内差异。Ng表示第g组的省市数；N表示全国的省市总数；OFDIg表示第g组经济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表示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式中第1项组内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区域，然后利用（1）式分别计算出三大区域各自的Theil系数，即为（2）式中的组内差异Tg。然后将Tg带入（2）式的第1项中进行计算即可。（2）式中第2项组间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分别计算三大区域占全国地区数份额与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的比值，然后对此比值取对数后乘以三大区域各自的地区数占全国地区数的比值，然后将三大区域的数值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组间差异的数值。
根据需要，本文将中国30个省（市、区）① ①由于的数据不具有统计意义，因此不包含。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本文所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之所以选择存量数据而不选择流量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极不平稳，使用流量数据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二是因为使用存量数据可以反映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效应。
1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Theil系数分析
虽然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已经总和考虑了地理、经济、市场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在每一区域内部不同省（市、区）之间依然在传统习惯、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分别深入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表1和图1是2003—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内部对外直接投资Theil系数。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与全国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除了个别年份外，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也大多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从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各占50%，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之后，除个别年份外，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大多高于组间差异，尤其在2008年，组内差异的贡献高达6279%，组间差异只有3721%。
（二）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也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可以用（3）式表示：
Qi=OFDIi/∑Ni=1OFDIi/GDPi/∑Ni=1GDPi （3）
在（3）式中，OFDIi、GDPi分别表示i省（市、区）某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区位熵的含义为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与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之比值。依据区位熵指数的大小可以将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如果区位熵大于1，说明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处于领先水平，数值越大，领先地位越强；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落后地位，数值越小，落后地位越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3所示，自2003年始，中国东部地区中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和广东，说明2003—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中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海南在部分年份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说明这五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部分年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年份处于落后地位。2003—2010年，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熵大多年份处于080—097之间，非常接近1，说明山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较强的水平。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不仅小于1，并且数值比较小，说明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动态变化来看，辽宁、江苏和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说明这三个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增强。上海和广东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相对优势程度在逐渐下降。而东部其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变化没有体现出规律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从区位熵的变化趋势来看，陕西、新疆、贵州和云南在大多数年份区位熵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这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不断累计。其他省（市、区）的区位熵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不断交替变化中。
四、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Theil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2003—2010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在逐渐减小，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没有体现出整体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总体来看，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均处于下降的态势，并且组内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总体要高于组间差异。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竞争力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具体省（市、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两省处于落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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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印度 ； 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2-0073-04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之和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两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印度的服务业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从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来看，中印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空间很大。中国在经过多年的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已经开始提速，而与此相比，印度仍处于大力吸引外资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已具备了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实条件和可行性。而对于中印双方来说，目前要明确的是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具有哪些动因，以利于中印双方政府和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一、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分析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稳定和拓展海外市场，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1]据UNCTAD（2006）调查显示，有51%的受调查公司将寻求扩展海外市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动因。在中国企业中，有85%的企业认为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极为重要的。[2]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动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而印度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要与跨国公司一争高下，这就迫使中国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市场，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企业想占有更大的份额，必须建立国际销售网络，在国外直接投资并按当地市场需求提供生产和服务。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饱和。例如，国内的纺织业，生产能力为世界第一，但国内需求仅占其生产的1/3到1/2。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其优势，建立新的市场，并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从而可以为国内产业发展留出空间。
而印度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2006年，印度人口已经超过 10．46亿，并且其 GDP已超过9万亿美元。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印度蕴藏着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例如，在家电领域，印度每年的彩电需求增长率保持在15%，空调需求的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0%―30%；在通讯领域，2005年，印度的千人电话线路仅为45．45条，虽然用户数量增长迅速，但与中国的千人电话线路268．63条相比，印度通讯市场待挖掘的空间仍很大；从钢铁业来看，印度在2011―2012年的钢材消费量将达到6 000万吨，中国的钢铁企业如能成功投资于印度钢铁业，将更有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海外市场开拓。[3]
2．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实施本土化战略
印度国民喜欢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单纯的出口贸易，在印度本土投资建厂，其产品更受印度消费者欢迎。而且在印度研发和生产的产品能更好地适应当地需求，提高产品本土化程度。例如：国内的彩电声音输出功率一般为100W到200W，而印度消费者普遍认为彩电音量越大质量就越好，中国投资印度的彩电企业根据印度消费者这一需求特点将彩电声音输出功率提高，就会有效地带动在印度市场的彩电销量。因此，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此举能够贴近印度的客户，加快反应速度，更好地满足印度消费者的差异化、本地化需求；其次，可最大限度地缩短应对市场变化的时间，提高服务水平；最后，通过本地化生产及本地化采购，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减少销售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型动因分析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得补充性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这类投资的母国大多是资源缺乏的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他们通过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资源开采业，然后再出口到母国以解决国内资源短缺问题。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获取印度较丰富的能矿资源。
中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缺乏的国家。以森林为例，目前中国林木蓄积量有105．7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9立方米多一点，考虑到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就不能对现有的森林进行大规模采伐。再如，中国的金属矿产富矿少，贫矿多。中国的铁矿石含铁量仅在30%左右，可以直接入炉的只占铁矿石总量的24%。而国外的一些铁矿，含铁量高达50%，直接入炉的矿石总量占矿藏总量的90%左右。再从石油资源上来看，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较高，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将超过50%，这将使中国的石油供应存在较大的风险。因此，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合作，以改善国内资源紧缺的状况。
而印度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尤其是铁矿石储量较大。印度已探明的铁矿石主要分布于中央邦、奥利萨邦、卡纳塔克邦和比哈尔邦。中国通过对印度的铁矿石资源进行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对印度铁矿石资源的开采和使用权，改变铁矿石以进口贸易为主的供应方式，从而可以稳定铁矿石的供应来源和价格。而且，由于印度钢铁工业整体水平不及中国，技术设备陈旧，中国可以采取合资方式在印度建立钢厂，由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印度提供铁矿资源，产品销往中国或其他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例如，2005年7月，中国中钢集团在印度成立了中钢印度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投资印度的矿山和基础设施，这提高了该企业开发资源和输出资源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收益。
三、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技术寻求型动因分析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得正常投资收益的同时，获得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技术。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尤其是IT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获取印度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先进技术，这种动因的形成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1．国内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有限
中国企业在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制造业，具有较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但因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中国企业自有品牌的培育及其国际化过程屡屡受阻。如在家电企业中，除了海尔等少数几个企业能够以自己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外，多数企业都只能以贴牌生产的方式赚取微薄的代工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企业对研发的重视不够及资金投入不足。据统计，虽然中国是手机生产大国，但中国手机行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只有国外同类企业的1/5。因此，中国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能占据利润较低的中低端产品市场，而利润较高的高端产品市场为国外企业控制。激烈的竞争和微薄的利润又导致企业没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从而形成研发低投入、低能力的恶性循环。虽然通过“引进来”政策，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投资以及相应的高端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紧紧握在国外跨国企业的手中，其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是很大，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有效地进行技术获取和学习。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若要掌握更多、更先进的技术，拘泥于国内被动地等待外资的技术溢出，远不如走出国门，通过在技术相对先进国家或地区建立研发机构，第一时间获得最新技术来得有效。
2．印度在软件开发等产业技术领先，中国对其投资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印度虽然经济发展落后，却在过去的10年中形成了印度的“代工”产业――软件委外及研发。印度人是发明数学的民族，再加上印度曾长期为英国殖民地，使得印度人具备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英语表达能力，这都是软件开发所必须的能力。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已逐渐成为全球科技研发和软件委外的首选地。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印度的技术领先产业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就制造业而言，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并不在于成本优势，因为印度的研发成本与中国国内相差无几，恰恰是印度本地的软件人才资源和软件开发管理上的优势更具吸引力。例如，中国华为集团就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设立了研究所，并同摩托罗拉、微软等成立联合实验室。截至2007年底，华为集团已申请的国际专利达到了1 365项，位居世界第四，这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是最多的。但在华为集团对印度投资的最初阶段，主要目的是学习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与管理经验。虽然全球软件开发水平最高的是美国，但鉴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壁垒，中国企业在印度比在美国更能学到先进技术。在对印度软件开发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华为集团在印度的投资从学习阶段向研发阶段转型。2005年，华为在印度投资的研发中心开始进入产出阶段，在班加罗尔研发制作的软件，会以内部销售形式返还华为集团总部，再销往世界各地。[4]因此，对印度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不但可以使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可以绕开众多发达国家为中国设置的技术壁垒，从而为中国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规避贸易壁垒型动因分析
随着在对外贸易上的迅猛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由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再加上中国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顺差额较大，因此，中国出口近些年遭受到的反倾销、反规避、反补贴等贸易壁垒有增无减。而规避贸易壁垒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向目标出口国或不受贸易壁垒影响的第三国进行直接投资，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达到避开目标出口国的贸易壁垒的目的。中国许多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规避印度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
1．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可以规避印度的贸易壁垒
随着中印两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双边贸易摩擦程度有所加深，印度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也在逐年增加。为保护面临激烈竞争的国内产业，印度已开始频繁地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近年来，印度不断地调整其高关税政策，但关税总体水平仍较高。例如，印度的最高关税由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至27%，但目前较高的关税仍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导致市场走私猖獗。另外，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较多。以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为例，除个别商品在10%以下外，大部分征收幅度都在百分之几十到百分之几百不等。例如，2004年，印度商工部对原产于中国的窄织布做出的反倾销初裁的倾销幅度就高达355%，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裁量要高得多。面对高额反倾销税，中国的相关出口企业无法承受，最后不得不退出印度市场。加之对印度反倾销法律制度缺乏了解，中国企业应诉率普遍较低，导致绝大多数案件以最终采取反倾销措施结案。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比率很低，中国的纺织业和轻工业产品近两年逐渐遭受到的反倾销调查逐渐增多。特别是在2005年取消纺织配额后，印度担心被美国和欧盟特保拦截的中国纺织品及服装转而涌向印度，因而在2005年连续对中国三项纺织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印度已成为美国之后最大的对华反倾销国。对于这些情况，中国企业必须加以重视，必须寻找能够替代贸易投资形式。因此，许多中国出口企业正通过发展对印度直接投资，在印度设厂生产产品和组织销售，以规避印度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2．对印度直接投资是中国规避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
近些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纷纷通过修改反倾销法提案，提高贸易壁垒等措施限制进口，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加强。1995―2005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全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世界每7起反倾销案就有1起是针对中国的。其中，美国是对中国展开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2006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立案共61起，占同期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总量的12．2%。而且，美国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不断出现新形势。以反补贴为例，美国以前是不对中国实施反补贴的，理由是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数量难以确定。但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旨在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为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实施反补贴提供了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各国通过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劳工标准等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也越加明显。随着贸易壁垒近几年的不断升温，中国出口的许多种类产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中国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影响较大，所以越来越多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环保法规影响，难以跨越绿色贸易壁垒。面对这样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国企业不得不考虑在那些与发达国家贸易关系相对宽松的市场建厂生产，然后从第三国市场将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相邻，市场前景广阔，劳动力价格低，资源又相对丰富，但真正能够吸引许多中国企业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的，是发达国家对印度设置的贸易壁垒要远远少于中国。因此，中国有必要把印度作为第三国，在印度设厂生产产品，然后利用其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宽松的贸易关系，降低出口风险和不必要的成本，从而间接地达到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目的。总之，尽管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外资企业仍存在种种干预，但不能否认的是，印度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场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中国企业应该也必须在这个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满足中国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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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第4篇
（一）发达国家的成本论
内部化理论：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鉴Coase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在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其内部化理论也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管理、控制权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认为，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接贸易带来的运输成本，绕开当地的贸易保护。Friedman等也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就近投资，以降低运输成本、搜寻成本。
（二）发达国家的优势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补充和发展。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产品市场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标、市场技能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能存在差异；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还有由政府关税等政策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垄断优势，如产品性能差别、特殊销售技巧、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等；生产垄断优势，如经营管理技能、融通资金的能力优势、掌握的技术专利与专有技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一体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垄断优势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所在。跨国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垄断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应选择在能发挥自身的生产、市场、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的区位。
2．相对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Vernon提出来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产品都要经历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标准化阶段和衰退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要素密集度、生产区位都是不断变化的。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市场需求较小，需要大量的资本、研发投入，产品生产区位位于创新国，有少量的产品出口；当产品走向成长阶段时，产品的需求、生产量开始上升，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到一些对该产品需求旺盛、技术资金较好的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当该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创始国放弃在本国生产该产品，因为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接近饱和，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当产品步入衰退阶段，产品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该产品就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主要基于产品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是不同的。
3．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逐渐依次进行。与以往支持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等理论不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强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将其投向能将该产业转化成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这将引起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而这一产业将在东道国演变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扩张有利于投资国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东道国而言，接受了投资国的技术、管理、资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比较劣势的角度阐述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依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选择海外投资的区域应是能把该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转移一些标准化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之间投资的情况。
（三）发达国家的综合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是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吸收有关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理论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满足三个优势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指的是一国企业所拥有的而国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如一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研究开发、销售技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公司所具有的先进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指的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诸如对外交易成本较高，外部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它指出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必要性；区位优势指的是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诸如东道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很好的市场发展潜力，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特别强调了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Wells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地位。还有学者从“心理距离”的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首先选择周边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最后是发达国家这样的区位选择顺序。
二、研究进展：利用新视角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基于微观视角
传统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多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宏观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他们以跨国公司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为前提，具体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关于企业的异质性，最初Bernard，etal．通过分析美国微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经济规模、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密集度等经济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异质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一般把各企业的生产要素差异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标准；Chen，M．and Moor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法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法国各跨国企业生产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法国高生产率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小，较高单位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进口关税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谢冰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创新能力强、产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其特点来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王方方在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论证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证明由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模式的扩展及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效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内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安排生产、销售，谋求全球长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要整合全球生产，协调各部分的价值链。价值链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者构成了价值链，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后勤、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全球生产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要综合全球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投资，取得最大的利益，价值链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刘伟全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发展中国家，其本身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低端嵌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
（三）基于空间组织发展模式的视角
Porter在阐述其竞争优势理论时，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地理集聚的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拍卖业，意大利的纺织业等。Porter在有关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还建议跨国公司到相关产业集聚的地区投资，便于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规模等效应。现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模式，也成为引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新趋向，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嵌入产业集群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获得集群创新资源，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区位优势难以具备的。Nachum L．，Keeble．D．等认为，单凭借跨国公司内部获得知识存在着局限性，跨国公司必须进入集群网络，因为集群拥有更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集群里，以便于获得更好的创新资产。Teece D．J研究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美国硅谷投资的原因时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在硅谷进行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硅谷集群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四）基于投资动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视角
近些年，学者为了弥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包括影响直接投资的各种直接要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也包括间接要素：文化、制度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由此而产生资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区型等区位选择动因。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直接要素。如市场寻求动因：Bevan ＆Estrin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大，能够使直接投资者扩大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国内学者江小涓认为更好地贴近海外市场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较好的途径是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的动因：Dunning认为寻求和获得持久的生产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江小涓认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便于更多地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寻求效率的动因：主要寻求东道国相对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个方面：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和母国政府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战略要求；寻求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吸收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经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以获得比较优势。Deng认为，寻求战略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Buckley，et al．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弱势企业可以从发达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间接要素，包括东道国或投资国优惠的投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双边协定等非经济要素。如寻求有利于投资的规章制度：当选择是否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进行投资时，东道国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是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投资企业总是选择那些外资管制制度较宽松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使得跨国企业较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章制度。现有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度的地区投资（如稳定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安全、较少限制所有权、较少腐败）对跨国企业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邓明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国的制度环境也对其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选址产生很大的影响。Meyer，et al．认为，中国所具有的与别国完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众不同。如果中国与引资国的制度差异大，即相对于中国的引资制度，东道国的引资制度较宽松，对吸引外资较友好，那么，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柴忠东认为，母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兴市场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在与母国相类似环境中从事经营的优势。因此，制度的差异会导致OFDI选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国政府给跨国企业制度上的支持，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而获得投资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与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外国企业的风险很大，投资协定能够保护其利益，减少投资风险。Spender＆Grevesen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需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因此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同构压力；寻求较小文化价值观差异：东道国已经形成的价值观、标准会制约着跨国组织行为。跨国企业需要树立和培养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因其更容易遭受当地利益群体的攻击，还要面对当地已经形成的各种约定成俗的标准。Kostova ＆Zaheer认为，树立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恐怕比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难，因为社会认知已经根深蒂固。Yiu ＆Makino认为，文化差异是主要的海外投资障碍，对投资选址有强烈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企业越难获得东道国的文化认可。因此，从这点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在那些与母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投资。关于文化差异的衡量，现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间中国企业在世界上49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市场规模更大，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基于习惯效应的视角
Scott认为，一种行为被多次重复，会视作习惯。在投资选址中，赶时髦、随大溜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交易的频繁性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体现。大的双边贸易额体现了东道国与母国经济来往频繁。不断重复的交易被视作习惯，这会影响投资企业选择与其母国有频繁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国企业会感到与其有频繁交易的国家信誉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国学者胡昭玲，宋平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良性互动的，这说明，与中国有频繁贸易联系的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三、评价及展望
（一）评价
1．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从对经济因素到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传统的有关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成本论、优势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后，新理论尝试从多视角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从非经济因素中的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制度状况（双边协定、贸易政策，双边文化差异等）的角度，探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因；还有从心理距离、习惯效应、投资动因等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研究。传统理论主要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无差异的整体，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具体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把企业看做是异质性的，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区位选择问题；还有基于中观的视角，研究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还基于全球化视角，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纳入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因素；空间组织模式的创新，认识到产业集聚给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由于数学的应用，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发展到实证分析，心理学、制度学等学科也逐渐渗透到投资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更趋向于接近实际，结合心理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投资国、东道国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等。
2．现有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相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依据的研究较为片面、分散。仅仅凭借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不够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应该是综合的，既要考虑投资主体情况，主体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的各种优势、投资动因、战略导向等，也要考虑东道国的客体情况，诸如制度、环境、文化、市场规模；既要从宏观上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要从中观、微观具体分析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制、不同性质企业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因其研究较全面，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理论主要是指导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无法说明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等新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结合制度、心理等学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还处在较边缘的位置，尚未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主流。
3．现有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对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研究占上风，对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质，提出开创性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创始者，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长，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小规模”技术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其“小规模”技术优势已经日益被发达国家地方化的跨国生产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规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投资的趋势，适应时展需要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还很短，国内学者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是对西方现有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和验证，他们在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利用单纯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对企业的投资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有关投资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活动。国内研究建立在西方有关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忽略本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二）展望
1．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区位选择是否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好的区位选择有利于跨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各种制度缺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取得巨大的投资利益，反之，亦然。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就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投资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实质是“舍本逐末”。重视研究区位选择和投资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2．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理论来指导和验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践是脱离实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进行区位选择，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不具备上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却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①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后发”企业凭借在母国开发的“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更迅猛，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发达国家开展投资，以劣势产业收购强势产业的现象很多。中国的联想收购IBM笔记本，双汇收购美国的肉类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购规模达到70多亿美元，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老牌汽车公司沃尔沃。跨国并购投资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国小企业也开始进行并购投资，2013年10月青岛的一家藻业集团就成功地并购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殊性等是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3．综合、具体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第5篇
（1）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仅有少量外来投资，无对外投资阶段；外资投入增加，依然没有对外投资阶段；对外投资增加，但仍少于外来投资阶段；净对外直接投资增加阶段。该理论将一国吸引外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分析一国的投资水平同人均GDP的关系。由于我国现处于该理论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叉阶段，我国的对外投资应有所发展并呈现上升趋势。
（2）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适应当代全球化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接受外国投资，接受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资源整合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走出去”，分享“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国际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国内市场面临严重的挤压和竞争。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我国企业积极利用WTO提供的各种优惠待遇条款及争端解决机制，将我们的视野扩大到世界层面，积极对国外的竞争给予回应，向世界市场进军。2产业层面及政策层面
（1）对外投资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该首先考虑本国已经陷入或者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而这些产业又应该同时是资本流入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在投资国的资本、技术等优势的带动下，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目前我国有些“夕阳”产业，诸如轻工、机电、纺织、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和成熟化，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我国部分企业利用这种比较优势，对非洲、拉美、中东地区进行投资，成功地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国外市场，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避开由于大量在本国生产、制造并向国外出口该产品而可能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多为技术含量较低的廉价劳动力，而我国的优势产业主要是一些技术含量低、低成本的产业，如纺织业，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这些产品的大量出口，虽然可以获取利润，但是造成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不稳定。如果仅仅为了扩大出口推动GDP的增长而盲目地发展这些比较优势产业，就会使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造成产业结构的落后，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2）各国都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优惠的政策，我国也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2000年，同志正式将“走出去”概括为一项开放战略，鼓励中国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去办厂。如今，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及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为中国实施海外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3企业层面及市场层面
通过1993年山东省“中国海外企业研究课题组”对山东9家设有海外经营机构的企业的问卷调查的分析，从企业层面上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动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稳定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开辟第三国市场；跨过中间商寻求直接客户；在当地建立销售网点；在当地从事售后服务；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在当地融资便利国际支付；学习掌握当地生产技术和市场技能；利用当地政府优惠政策；为对外交往开设窗口建设基地；以较低的价格取得原材料；赚取利润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1）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新市场。这一点，对于几乎所有实施“走出去”的企业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是各类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动因之一。国际市场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75％以上的企业及工业产品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的家电行业及汽车行业中，表现十分明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至别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
（2）克服贸易壁垒和贸易障碍。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各国纷纷采取各种苛刻的技术、环境、卫生标准及国内采购等非关税壁垒，或者通过反倾销诉讼等方法来达到打击中国出口、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而我国通过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对于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还可以起到避开贸易壁垒、扩大海外市场的作用。
（3）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企业通过在国外投资建立分公司、营销机构，或者直接投资建厂，可以方便、快捷地了解到当地市场行情的变化，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从而方便企业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对产品进行更新和改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4获取经营要素及战略资源角度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该战略的采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加剧了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得我国能源消耗的速度急剧加快，资源、环境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短缺成为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据统计，20年后，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将出现上亿吨的供给缺口。
因此，利用对外投资的方式有效寻求、利用国外战略资源，是解决我国资源与经济之间的矛盾的有效途径。出于获取国外战略资源的动机，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石化企业都参与了海外并购，以获取更多的海外资源以供应国内经济的发展。首钢、宝钢等大型国有企业也于同样原因在秘鲁、澳大利亚进行铁矿生产企业的收购。这种“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可以获取重要的国外战略资源，对经济、社会、环境的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2）有效利用国外的经营环境、资本、人力资源及市场渠道。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愿意为外来资本在本国提供较好的经济、政治、法律及文化环境，来吸引外资的进入。除了减免税等政策外，某些国家往往还有一些极具优势的产业集群区，如美国的硅谷，这些特定的经营资源和环境吸引了我国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的目光。海尔等国内企业在国外的分支机构聘用当地人才，利用当地市场渠道促进了本企业的发展。联想集团对IBM个人电脑业务进行并购，其优势是可以充分利用其已深入人心的品牌优势及已有的销售渠道。
除以上动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促使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市场。例如通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来提升企业的声誉和形象等。不管动因如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谢丹.中国企业走出去动因再析［J］.北方经贸，2006.
［2］于晓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探究［J］.理论探索，2006.
［3］樊瑞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策略分析［J］.企业经济，2005.
［4］张源媛.新世纪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关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问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