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广谱哲学 研究对象 建构思想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摘要】广谱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是使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科学形态的一种新尝试。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法和结构数学法，它是把哲学概念、命题抽象为满足一定公理的形式结构，然后用相应的数学结构来刻划的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广谱哲学 研究对象 建构思想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我国学者张玉祥教授提出的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它融哲学、数学、系统科学为一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即所谓的广义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的处理），是对传统哲学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

广谱哲学的“广谱”二字的直接含义是“广泛的知识系列”，目的是突出哲学应有的普适性。其本意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即“普遍规律说”，它也是对多年流行的关于哲学的“意识形态说”、“社会科学说”、“人学说”等的一种匡正。当然，广谱哲学不仅在名称上坚持了哲学的普适性，而且在研究对象、建构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均贯彻了“广谱性”。

广谱哲学的研究对象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两对基本矛盾，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①第一对矛盾是说，哲学命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即具有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性质，但难以精确地表达，例如难以用数学语言来刻划。从逻辑上说，这是因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反变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反映的事物的属性越少），则它的外延就越宽（反映的事物的个数就越多），反之亦然。以“医科大学”和“大学”两个概念为例，“医科大学”的内涵比“大学”的内涵多，因而，“医科大学”的外延比“大学”的外延窄。哲学概念是内涵最少的概念，因此它的外延也就最宽，由哲学概念组成的命题的外延也就最宽，它们横跨自然、社会乃至思维诸领域。哲学概念和命题内涵最少，即舍弃了具体事物的具体特征，只保留了事物的最一般的性质，因此难以确切化、精确化。可见，所谓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实质上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这对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

为了解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做过认真尝试。例如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曾希望用几何学的公理方法、代数学的模型化方法描述哲学问题、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哲学数学化问题上与笛卡尔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构想一种“普遍的代数”刻划哲学问题②、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则用数理逻辑方法把哲学问题划归为逻辑问题③，等等。他们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有哲学和数学两方面的原因。

在哲学上，笛卡尔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能抽象出几条协调一致、没有矛盾的公理（一组数学化的前提）。

在数学上，笛卡尔时代数学的最高成就是他创立的解析几何。但哲学问题既没有几何形状，也没有数量关系，因此，哲学问题数学化是不可能的。莱布尼茨为“普遍的代数”（实为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但最终没有建成。

罗素把哲学的本质看成是逻辑，这本身就是非常偏颇的，何况数理逻辑直到今天本质上仍是形式逻辑，无法刻划辩证法问题。罗素及其后继者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还把逻辑局限于经验的、实证的范围内，否定“形而上学”（即超出经验、实证范围之外的学问），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形而上学”（超出经验、现象、实证之外的学问）就没有哲学。

广谱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种哲学中相对成熟、正确的哲学，从而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背景参照系。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找出哲学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确定这些结构内核的前提条件，形成公理（系统），然后用结构型数学（非数量型的数学）予以刻划。例如客观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称为物质）的概念，要满足“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又“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两个条件。通过结构分析，第一个条件“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被抽象为“可映像公理”，可用数学上的“映射”概念来刻划。第二个条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通过结构分析被抽象为“等价性公理”，可用数学上的“等价类”刻划。通过这两个公理，可以推出“单叶客观性定理”、“多叶客观性定理”等重要结论，它们对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④。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第二对矛盾是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这对矛盾是说，通常的所谓哲学方法是没有程序的，即没有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先后顺序和步骤。这就是哲学上常讲的“世界观也就是方法论”。例如说：任何客观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且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这是世界观，然后用这个观点看世界，就要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叫世界观转化成了方法论。这其实是视角的转换，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转向了认识论的视角，但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没有可操作的程序。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的，因此，在不丧失哲学原理的最高普遍性的前提下，为哲学原理建立可操作的程序就是很有必要的。

广谱哲学解决哲学方法程序化的基础是前述第一对矛盾的解决，即在对哲学概念、命题“结构分析+结构数学化”的基础上，对获得的哲学概念、命题的形式结构（数学化的结构内核）按顺序展开。例如要建立上述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先要通过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刻划，确定所谓事物的本质是同类事物的共有性质（这需要较复杂的论证），因此从现象到本质是从某个事物的等价类（现象集合）到该等价类某个公共性质（本质）的同态映射，即我们有某个广义投影，使得该投影是个常映射（常映射是个数学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二元关系）。把这个过程按步骤写下来，就成为一个不失一般性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

按照上述解决两对基本矛盾的思想和方法，广谱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大部分概念、命题或原理建立了数学模型和程序，并逐渐形成了广谱本体论（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存在论）、广谱联络论（相当于普遍联系观）、广谱阴阳论（相当于辩证矛盾观）、广谱类变论（相当于运动观、发展观和质量互变观）、广谱映像论（相当于认识论、真理观）、广谱价值论（相当于哲学价值观）等六个基本板块，初步实现了哲学问题的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和广义程序化的“四化”形式。同时，广谱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数学、系统科学、管理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文艺学、人才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10余个领域的若干专题上获得了初步的应用，对于推动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即上述的广义“四化”）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广谱哲学的建构思想

为了解决上述两对基本矛盾，经过多年的探索，广谱哲学确立了自己的建构思想，称为辩证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稳定结构，正是这个结构使自己成为自己。所谓结构就是“要素集+关系”，它不限于有形结构，因而是广义的。例如，要素集是一堆沙子，它们的关系是重力关系，这就是沙堆的结构。又如要素集是天上星星的集合，它们的关系是万有引力，这就是天体结构（天体系统）。再如要素集是生物的集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食物链关系，这就是生态结构（生态系统）。此外，像人际关系结构、社会结构、概念结构、理论结构、乃至于事件、过程等等，都可以表现为“要素集+关系”的形式。

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是，第一，用结构概念的普适性统一地刻划各类事物。如上所述，结构概念对各类事物具有充分的普适性，而哲学命题都是具有最高普适性的问题，因此，哲学问题可以用结构的语言表达，这使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新的基础上。

第二，用结构的可组合性描述各类事物系统性状的改变。一方面，可以用简单的结构组合生成复杂结构，也可以把复杂结构约化为简单结构。哲学命题也一样，可以把复杂命题分解为若干简单命题，也可以由简单命题的组合生成复杂命题，它们均可以用结构的组合变换来刻划。

第三，用结构的比较方法研究结构之间的关系。当把不同的事物或系统抽象成一定的结构后，常常涉及到结构的比较问题，以确定两个结构的异与同、相似与不相似、简单与复杂等。哲学命题有类似的问题。例如量变质变规律涉及到熵集内等价类的比较问题，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涉及到同态映射（这里是投影）问题等。

结构主义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其一，唯心主义倾向。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承认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心智的产物”。其二，孤立地看待结构，即把结构看成是自满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不考虑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其三，忽视结构的运动、变化。许多结构主义只强调结构的共时性、稳定性，忽略了结构的历时性、流变性。其四，不考虑对结构的控制和改造。既然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认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只是人的“心智的构造”，当然谈不上对结构进行控制和改造了。

结构主义的上述缺陷正好是缺乏唯物辩证法精神的结果。因此，广谱哲学把唯物辩证法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建构思想，即辩证结构主义，它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结构主义的一种改造，也可以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形态。

辩证结构主义吸取了上述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即把观念上的各种结构看成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他坚持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结构问题，把结构看成是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可流变、可转化、可生灭、可调控的，从而可用结构方法描述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与演变。

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

前面说过，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方法和结构数学方法，其中结构分析法的核心是找出支撑某个概念或命题的稳定的结构，而所谓稳定的结构，是指该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变性。例如文化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已给出上百个定义，但文化概念有无一个稳定的结构内核。广谱哲学经过系统的分析、比较和抽象、概括，提出文化概念的稳定的结构是“一定价值取向的对象化”。例如，一块石头不是文化，但把这块石头雕刻成一定形状的物品，或刻上一定的文字等，它就成了文化产品。这里“一定形状的物品”、“一定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而通过石头这个载体，把作者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又如人们制订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是人们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如对哪些人有利或有害、政策导向等），以文字、纸张或电子影像系统等载体，把人们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文学艺术作品也一样。不难知道，流行的关于文化概念的上百个定义，均是上述“稳定的结构内核”的特殊表现形式⑤。

同样地，广谱哲学还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一大批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如素质、思想、内化、强化、协调、平等、异化等等）的“稳定的结构内核”，澄清了许多模糊和混乱问题。更一般地，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基本概念、命题和原理的“稳定的结构内核”，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建立模型奠定了基础。

所谓结构数学方法是在上述结构分析基础上，运用“结构型数学”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这里结构分析和结构型数学是对应的，即通过结构分析找到了某个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再用一定的数学结构把它表达出来。所谓结构型数学就是研究抽象的数学结构的数学，而抽象的数学结构不限于数量关系的结构，它可以是任意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数学上，抽象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任意事物的集合上的。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武则天是女皇”时，是说武则天既是女人（中的一员）又是皇帝（中的一员）。因此，设A是女人的集合，B是皇帝的集合，则“武则天（记为w）是女皇”就成为w∈A∩B。这里没有数量或变量，只有关系结构。其中A∩B是两个集合的“交”运算，符号∈表示武则天是A∩B的一个元素，这是一个隶属关系。又如当我们说“张三和李四是夫妻”时，可以认为是男女各种可能关系（配对、组合）中的一种关系。设A是中国男人的集合，B是中国女人的集合，则A×B就是所有中国男人和所有中国女人可能组合、配对的集合。其中符号“×”叫作笛卡尔直积，A×B的意思是，每次从A中取出一个男人，每次从B中取出一个女人，配成一对，所有可能配对的集合就是A×B。例如A×B中的元素可以是父女关系，可以是叔侄女关系，可以是舅外甥女关系等，而夫妻关系（记为R）只是A×B的一个子集合，即RA×B，其中符号“”表示包含在…里头，这时“张三（记为z），李四（记为l）是夫妻关系”就成为（z，l）∈RA×B，即张三和李四的夫妻关系只是夫妻关系（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在这个例子中，也没有涉及到数量关系，只是给出了两种抽象的结构：夫妻关系RA×B和隶属关系（z，l）∈R。

通过运用上述的结构数学方法，广谱哲学不仅为大量的日常语言概念、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建立了结构数学模型（也称广义量化模型，以区别于狭义量化模型即数量型模型），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概念、命题和原理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数学推演奠定了基础。

结语

总的来说，广谱哲学在三十余年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两对基本矛盾）、适合哲学问题的建构思想（辩证结构主义）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方法），开创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打开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取得了一批可供检验的新成果。这对于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值得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张玉祥：“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应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7期。

②[美]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③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④张玉祥：《广谱哲学浅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5～257页。

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2篇

以肖鹰之见，当代文学研究一直被两种先验预设所支配，其一是政治决定文学的一元预设，其二是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或主流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的二元预设。前者自50年代始到90年代仍占主导地位，后者是9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

肖鹰着重分析了一度走红的二元预设的得失。他指出："二元叙述重新发掘和披露了大量被忽略、压抑的作家、作品，提示充分考虑前30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当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是否真正构成了主流与非主流二元对立？或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呢？"肖鹰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种二元划分和叙述模式，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在前30年中，所谓非主流写作，或民间文化形态写作，是否超越或放弃了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因此，我认为，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归入非主流写作，或认定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包含了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峙的民间文化形态，是简化而不是深化了问题了。"换句话说，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是主流还是民间，前30年的写作都未超出"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的信念与构想，以及基于这种构想的政治对立态度，只不过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而已。因此，"超越具有深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经成为发展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共识。"

当代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是一大顽症。这种有意无意出于某种政治立场和思维习惯的研究视野总是将复杂多变、相互渗透的当代文学现实预设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它认为所有的文学现象背后都潜藏着利益对抗和群体对抗，从而将一切文学现象都看作背后之意识形态对抗的曲折表征，因此，意识形态的文学分析逻辑内含着人为的思想暴力。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差异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同一，比如支配二元对立的"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在意识形态的同一之中也可能有深刻的差异，比如革命文学中的异端。要看到差异中的同一和同一中的差异便需要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视野的哲学之见，即要有肖鹰所谓的"哲学的自觉"。

当然，"哲学的自觉"在肖鹰那里还有更为深广的意涵，它涉及对文学性质的基本判断，即：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还是哲学性的？回答是后者。

文学的哲学性表现为"哲学是文学的深层动机和元素，一切文学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统一于哲学的；反之，文学是哲学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哲学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存在"。一句话，哲学是文学的内核，文学是哲学的表现；或者说文学的内核是哲学性的，哲学的表现是文学性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观的建构中，倡导哲学的自觉，以期在哲学与文学统一的深层来把握当代文学运动，是非常必要的。"

显然，肖鹰的判断综合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古典论述和当代论述。这种综合的意图是深刻的，但也是含混的。其深刻在于，他试图超越西方思想对文学与哲学作分类理解带来的盲见，在沟通文学与哲学的基础上，使哲学成为进入文学内部的道路。然而，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对"文学与哲学的统一"这一判断须作进一步的说明和历史性的清算，草草论之便作为整本书入思言述的基础会造成很多混乱。

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谓"文学统一于哲学"不过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霸权之表现。文学统一于哲学大都是哲学强制而非自然事实。事实上，文学反抗哲学，文学的本质恰恰在哲学的眼界之外，是哲学强制文学所放弃的那些东西，比如文学对流变、另类、隐喻、个别、偶在、不确定等等的执迷与表达。至于"哲学统一于文学"也不过是尼采、德里达等人对哲学霸权的颠倒，后现代文学霸权的恣肆乃是其后果。

在我看来，文学与哲学的差异是取消不了的，任何形式的"统一"都可能以牺牲一方的独特性为代价。不过，差异不等于无交叉重叠的相关之处，文学与哲学的相遇不仅在德里达等人强调的语言修辞方面，更在于他们共同面对着人类生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共同的问题处境将它们带到一起，故而能相互参照和启发。

就文学研究而言，哲学对人类生存之基本问题持续深入的思考，由之而积累的特殊思想框架、概念术语、推论方法和言述话语都可以被文学研究借用参考，但只能是借用参考而非"统一"。事实上肖鹰的"哲学的自觉"也没有将文学统一到哲学那里去，而是对哲学的借用参考。

肖鹰对哲学的借用参考是颇有创见和深度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可谓空谷足音。肖鹰以哲学的概念语式从中国当代文学现象中抽象出五大悖论和三大核心问题，以此来指述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域。这五大悖论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悖论，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悖论，存在与技术关系的悖论，欲望与身份关系的悖论，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悖论；三大核心问题是：语言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真实与可能的关系问题。显然，肖鹰的哲学抽象是有历史根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应然之"关系"和实然之"悖论"的辨证论述。在肖鹰看来，正是对应然之"关系"处理失当导致了历史性的实然之"悖论"。在肖鹰的论述中，反虚无主义的价值关切和反形而上学的历史性分析相互相成，从而入微地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结构。

不过，将当代文学的历史纳入如此高度抽象、整齐对等的哲学化构架加以论述也很危险，尤其当哲学话语已被意识形态霸权精心利用之后。哲学话语的高度抽象性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但也往往是意识形态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现实动机的最佳伪装。因此，对文学的哲学化抽象至多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入思言述导引，它导向的不是对抽象设置的哲学概念及其关系的确证而是对它的摧毁。

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3篇

读陈家琪的《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本书第一讲，即“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明确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离不开感受性、想象力、回忆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尽管各讲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始终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论述。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4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距离生活其实很近。本书的其他几讲，如世纪的思想情绪及20世纪的主导逻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等，从不同的论题展开阐述，但同样彰显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作者:李莹波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家琪.当代哲学问题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利萍,邸敏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述要[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

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

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

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

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

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转引自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简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

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超级秘书网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转引自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