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学 流派 现代化

日渐兴起的传统文化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的、国家的、甚至是区域性的界限,海外的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特别是港台、日韩、新加坡和欧美等地区和国家,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对海外学者研究儒家伦理的成果进行梳理。为了方便,现以地区或国家为划分来述评海外各地主要的学者及其思想。

一、港台地区的儒家伦理思想

张君劢、钱穆、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是在大陆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及海外的,他们忧虑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深沉反思,纷纷从历史、文化、道德、伦理、宗教、哲学等领域,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并发表了许多论著和文章。集中代表他们观点的是1958年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为一活的精神生命存在;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它与现代科学、民主非但不矛盾,而且相反,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内在要求,这就是所谓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台新儒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说,出版了卷帙浩繁论著,成为港台地区传播最广、势力最大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七十年代以来,包括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深刻地启示人们去思考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关系问题;同时西方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也有所转变,并把它看作是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一味良药,使得一些学者看到儒学重振的希望。他们从“文化多元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他们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另一方面适应现代新潮,对熊十力以来的一些新儒家的思想观点进行梳理、总结、阐释和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和巡回演讲。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和分析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特别是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矛盾的,儒家伦理如同新教伦理一样可以结出资本主义之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儒家资本主义的主张。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刘述先、蔡仁厚等,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儒家思想是可以同现代化融合的,认为那也是儒家发展的必然。

港台新儒家的这些论述,都是通过比较中西文化后所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并从各个不同层面去开辟儒家发展的新路径,是值得敬佩的。但有些观点如儒家资本主义说、儒家与工业东亚兴起的关系等都是尚无定论,本人亦难以苟同。从儒家到新儒家,儒家文化早已超越了孔孟等的原始儒学,是本土多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纳,早已面目全非了。

二、日韩、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思想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儒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源于中国的儒学由朝鲜半岛经由东亚大陆传入日本、新加坡等地,深深扎根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经受了异域历史文化和习俗的阳光雨露,成为当地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一)儒家传统在日韩的传播和影响

日本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视为基本上是摄取、咀嚼、消化欧美近代思想从而日本化的过程。对明治以前,特别是以江户时代的朱子学、阳明学为中心的儒学传统则认为是日本近代思想形成的基础;而且直到昭和二十年战败,这一传统对日本社会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儒学研究者刘岳兵以服部宇之吉门下的高田真治和狩野直喜门下的小岛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存在形态。其《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一书勾勒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态。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岛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朝鲜时期不仅仅在十六世纪时涌现了大批宿儒,更有曹南冥、李退溪两位大儒(韩国尊为“圣人”),朝鲜人在吸收中国儒学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自己的儒学,像“南冥学”、“退溪学”就都是闻名世界的“朝鲜儒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价值观念波涛汹涌地传进来,造成与传统价值观互相冲突的状况,国民的价值意识陷于非常混乱的局面。为了重新奠定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儒者的最高机关成均馆宣告成立“儒教”总部,欲组成一个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一样的团体,这反映了当代多元价值的社会中儒家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继承问题。近代有代表性的终其一生以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和重新诠释为志业的学者及其著作有:李相殷的《析论韩国儒教的功罪》以及朴钟鸿有关于韩国思想的《韩国思想史》(佛教思想篇,1972年)、《韩国思想史论考》(儒学篇――遗稿,1977年)、《韩国思想》(遗稿,1982年)三本书。朴先生一再强调韩国儒学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在现今的韩国社会里,可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二)儒家传统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影响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随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和空前开放,一起来的还有这背后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并迅速蔓延开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基于以上认识,在新加坡开始着力抓了普及儒家伦理教育的事情。1982年2月3日,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宣布,在所有学校教育课程中要加设“儒家伦理”。此后不久,“儒家伦理委员会”在新成立,专门研究儒家学说的华裔学者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余英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等被聘为海外顾问。此后,教材编写和试教工作也颇具声势。1990年,新加坡公布《共同价值宣言》,提出了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及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等共同规范,效果不错。应当说,新加坡目前社会秩序较好,是与“儒家伦理”的普及分不开的。

三、儒家传统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

(一)三大儒学派

“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他不仅一改美国儒学沿习欧洲汉学的学风,而且还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儒学研究。费正清所创立的美国儒学研究与传统欧洲汉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更关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研究。他的著名理论“冲击-反应说”是美国早期儒学研究的特色,并对美国的儒学研究影响深远。

“波士顿儒学派”也可以叫对话派儒学。哈佛燕京学社创始人杜维明教授对儒学研究有很深的见解,并不遗余力进行推广。他注重孟学,沿着孔孟、陆王、牟宗三的系统,强调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他也重视儒家的人文精神,并提出了从儒家人文精神出发来反思近代启蒙以来的文化的问题。在2000年哈佛儒学研讨会的开题报告中,他发表了题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的演讲,强调了新儒家的新使命。杜维明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亦有很深的见地。

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和副院长约翰・白诗朗通力合作,已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构为在北美神学界发展儒家论说的道场。他们是基督徒,但自称认同儒家。2000年南乐山出版了《波士顿儒学》的著作,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白诗朗极力推崇波士顿儒学,并积极推动与宗教之间的对话。

“夏威夷儒学派”的中心人物成中英教授提出了“本体诠释”学的原则,从语言、概念、观念和本体上通过比较中西哲学,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以达到“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并走向世界。本体诠释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它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影响。以此来解构中国哲学,增强了其抽象性,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这是诠释学派对儒学的杰出贡献。 夏威夷儒学派的另外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安乐哲与郝大维。他们所涉及的儒学宗教性问题是近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安乐哲透过对礼的分析,揭示了儒学宗教性的独特性。他认为这种无神论的宗教是以礼为核心的。安乐哲还通过对宗教的词源学研究,指出宗教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是“结合”的意思,因此,“由礼所建构的社会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也是一个宗教经验的场所。”

(二)其他学者观点

据吴根有教授对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表明:1.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儒家与人权关系的研究是近十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2.对儒学与生态的关系、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作再反思,亦构成了近十年美国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Mary Evelyn Tucker和约翰・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主编的《儒家与生态学--天地人的内在关联性》一书就是例证。3.由于在美国的大学里,有关儒学研究大多设立在历史系或东亚系,因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就成为美国儒学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包弼德通过对宋史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特点。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提出了现代儒学“游魂”说等。

四、述评总结

通过对“五四”以来的海外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整体来看,无论哪种流派,也无论每一位学者从哪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儒学,儒学的研究大都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认同儒学核心价值

儒学的传统核心价值无外乎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东亚工业经济的兴起,且有着相同儒家文化背景,这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儒家文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并能理性地阐释和探讨儒学的普遍价值的可能性,进而引发“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姑且不谈这种“普世价值”之争的是与非,但其背后所体现的对儒家传统价值的认同却是让人值得高兴的,意义深远。

(二)儒学具有宗教性

欧美的儒学传播是因宗教而开始的,早期欧美研究儒学的传教士为儒学和基督教融合探寻切入点,并探讨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认为儒学在安抚人的心灵和道德教化上与基督教并无二致。港台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普遍认为儒学的这种教化现象就是独具特色的宗教形式。甚至韩国被称作“儒教国家”。儒学是不是宗教尚无定论,但是其宗教教化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儒学的世界性

目前,儒学、新儒学,儒家文化及其相关的孔子学院流行海外,与世界各国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海外儒学研究的兴起,使得儒学发展已超越本土文化的禁锢,悄然融入国际学术舞台,并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儒学之所以走向世界,与其内部具有的“超越性”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儒学的世界性还是世界性的儒学,可以说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仁爱、和谐、人本、修身重道等精华部分,正影响着世人去思考其世界意义。

(四)儒学具有当代意义

西方物质文化、工具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无疑对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所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秩序失衡的现代化弊病。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关注东方文化,探讨儒学伦理,旨在解决道德危机问题上进行一种新的文化选择,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儒学的研究就是为儒学走向现代化服务的,所以儒家文化的整合价值让一些中西学者看到了希望,并把它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补充。“儒学的现代性”问题使得儒学在当代所发挥的作用提到理论的高度,并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

参考文献:

[1]方克立.「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学[J].儒佛道与传统文化.文史知识.合刊.北京.中华书局;

[2]陈秀武.儒学在近代日本[J].广东商学院图书馆网;

[3]亚细亚研究.汉城.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1966年12月转引自宋荣培.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之概况[J].论文天下;

[4]宋荣培.当代韩国儒学发展之概况[J]。论文天下;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新儒家 新儒学 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鹏.现代新儒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l（2016）03-0032-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第40题以历史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为线索，要求学生梳理从汉代至晚清儒学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思想特色，并对孔子与儒学进行评价。众所周知，儒学是我国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其所倡导的仁爱、信义、和平等观念很早就传播到整个东亚文明圈，至今仍在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精神世界。该题一方面考查了学生的历史素养与人文情怀，另一方面使学生加深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热爱祖国历史文化，进而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需要；积极入世；道德原则；比较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6-0017-02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改造虽然巨大，但深入其研究，会发现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并没有放弃先秦儒家所坚持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之所以力压百家成为中国传统主流的政治哲学，不仅仅在于它更能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更在于儒学自身内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最终指向是追求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良善，它在这一点上最根本地符合了整个社会的心理需要。例如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就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董仲舒为了论证专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抛弃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取而代之。由法家"三顺"之说，演化为儒家"三纲"之说，将儒家对等之伦理主义，改变而为绝对之伦理主义。这样的改变对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三纲之说由于迎合了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也无不为历代帝王所钟爱，极力发挥董仲舒"三纲"之说的政治统治作用。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是经董仲舒政治化后的儒家思想更像是一种"应帝王之学"。

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中，皇帝是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在儒家看来，这一政治系统稳定的关键就是要保证君主的权威。"尊君卑臣"是维系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这种绝对的君臣观念首先是由法家提出的。先秦儒家虽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道"高于"政"却是儒家坚持的基本政治性格。"内圣外王"既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君臣关系在先秦儒家看来是一种对等性的关系。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互相都有责任和义务。并且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对于事君之道，孟子的主张更为激进，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先秦儒家虽然强调秩序，但这种秩序并不是绝对的，其所主张的伦常关系是双向的，即秩序的维持需要有对应关系的双方共同承担，这是先秦儒学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法家则是主张不能相容，所以必然是落空的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董仲舒思想的内部矛盾。政治哲学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在关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对政治生活做出的价值判断。它之所以是价值判断，是因为它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白描，而是建立在对现实批判基础上的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保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审视，董仲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体现了对西汉初期政治生活的关注和批判。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传经之儒，董仲舒在融合阴阳、道、法等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引据儒家经典和构建本体论的天，不仅论证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希望为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提供了一套能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因此，董仲舒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公孙弘式的"文法吏"，他的政治哲学既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疏离。而这种疏离不仅表现出他对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向往和对君力的限制，也表现了一个思想家在专制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精神。

下面我们来谈谈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用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神权和宗法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礼崩乐坏，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百家关于国家和法的各种观点和理论蓬勃兴起，学术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其思想均涉及法律思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1.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不同点：

1.1法家与儒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儒家代表了封建新贵族的利益，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基本点是为统治者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出谋划策，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教育百姓要安分守己。儒家代表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法治"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具有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显特征。与儒家"礼，德，人治"结合不同的法家模式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

1.2儒法两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不同：儒家主张"先礼后刑，以刑辅德"，主张道德教化，以德去刑。儒家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即"德主刑辅"，教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法家认为法是衡量事物的标准的尺度，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纷止争，《管子七臣七主》说："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第二个是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2.先秦儒家与法家思想的相同点：

2.1在法律本质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和法家相当接近，都认为法律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的目的是维护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是法的社会作用的核心。儒法两家在对待法的本质上是一致的。

2.2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儒家虽然重教化，轻刑罚，但并不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然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子即主张使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两手并用的统治方式。在这一点上，儒法两家都肯定了刑法，刑罚的强制作用。

作为传统法律思想的表现形态，"法治"的形式和发展以"礼治"文化的存在为前提，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法律思想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发展.表现为从"礼治"到"法治"的转化。以"法治"为主体的法律文化，开辟了中国古代的成文法时代，建构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第5篇

刘述先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哲学界视其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言人”。他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活跃在中国哲学的前沿领域，他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中国哲学与现代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的著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宏博精深、融通中外、会通古今、自成一家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海内外广为流播，影响深远。作为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新儒家，他既具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又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

以这位对中西哲学涉猎甚广的当代儒者的思想学说为研究对象，前无借鉴，难度颇大。姚才刚博士迎难而上，敢攀高峰，反映了他勇于探索的精神。从这部约23万字论著的构架及其论题的逻辑展开来看，作者在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全面把握海内外儒学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对刘述先的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且具相当深度的学理分梳，该著具有以下特色与创获：

选题具有前沿性。该著首次对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进行了细密梳理与系统分析，阐释了其思想源渊、学思历程、学术成就及学说特质，尤其深入研究了刘述先有关“理一分殊”、“两行之理”、“哲学全观”等方面的论说。作者在评析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的过程中，对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前沿问题，亦作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尤其是对现代新儒家所谓“门户”问题、“道统”问题、“内在超越”问题、儒学与宗教关系问题、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热点问题，作者的分析肯綮，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得出了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在对刘述先学术思想渊源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剖析之后，作者将刘述先的学术思想定位于方东美和牟宗三之间，且从存有论和宗教哲学的角度，着重强调了儒家的仁心与生生精神的现代价值，这是较为准确的，道前人之所未道。作者还首次指出，刘述先新儒学思想贯穿着“理一分殊”的方法论原则。尽管“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家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但刘述先对此范畴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把它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方法论原则，试图解决当前中外文化所面临的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紧张与冲突，同时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及中外文化的会通架起一座桥梁。作者的这种分析深得刘述先学术的真精神，论证也充分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