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第1篇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510050

[摘要]先秦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学说的内容体系充满浓重、温柔淳朴的伦理色彩，其进步伦理思想如“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等精华荟萃，对我们当今乃至今后的伦理道德建设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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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儒家；伦理；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入世进俗，紧贴人生，具强烈的实践性和适应性，它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哲学，伴随我们跋涉人生的漫长旅途，它能不因世事推移、时过境迁而消失湮灭，其中精华对我们当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本文只探讨我最有感触的两条。

一、义利并举，公私圆融

义利、公私关系乃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和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关于道德与利益间、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关系，涉及何者第一位，何者第二位等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社会治理。我国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中，以儒家义利观、公私观为主导。不少学者将儒家义利、公私观的基本思想简单概括为主张义利公私对立，“尚义排利”“以公灭私”并从当今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其甚有微词，讥为严重违反人性的假大空。其实上述概括远不足以全面反映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义利、公私观的思想特征，也不利于今人对儒家思想精髓的把握吸收。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重义，已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同。最典型的如孔子“罕言利”并表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颜回、子贡二高徒中，安贫乐道，寡言，坚守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高远理想，有古君子之风的颜回更符合孔子的道德理想，被孔子认为比机灵善辩，能向现实妥协变通，在经商、外交、从政等方面大有成就的子贡更贤。孟子曾明言：“义者人路，”也即弃义走的就是禽兽之路，曾向梁王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若“放于利而行”，会导致民怨国危，此乃孔孟共识。道义面前，岂止利益，就连生命孔孟也觉得一个志士仁人是可以舍弃的。荀子的思想与孟子的存在诸多分歧，但在认定人而无义等于禽兽这方面却没分歧。荀子在谈士君子之勇时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他相信人只要“志意修则骄富贵也，道义重则轻王公矣”。他把争夺的产生、礼让的消亡归咎于人的好利之性，把血腥暴乱之事层出不穷归咎于争夺的产生、礼让的消亡，把使民众用义战胜利的君主叫圣贤之君，把使民众用利战胜欲的君主叫昏暴之君，把义胜利的世道叫治世，把利克义的世道叫乱世。

但这些都只能说明孔孟荀在比较义利时有轻重之分，不能说明孔孟荀笼统地反对利。事实上他们在肯定人有尚义本性的同时，也肯定人有求利欲望，只不过利应是合理的，不损害义的利，这样义利冲突不但能缓解，义还可导利、致利，义利便能在公义、公利上得到统一。孔子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本身是好事，但若为富贵而扭曲人格，富也可耻；若为坚守节操而敝屣富贵，穷也光荣。孔子主观上希望仁善好礼之人都能富有，爱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教导学生。他欣赏颜回贫而无忧，却也盼颜回能富，自己为他掌财。他为子贡追逐富贵没达到最高修为境界感到遗憾，随时提醒其不可因利忘义，却也甚器重子贡之才，因子贡会妥协变通不等于无原则底线，以自己的智慧换来的财富是用去为善而非作恶。

孟子也承认“富，人之所欲”，“人亦孰不欲富贵”，对于应不应谋求接受富贵，要看是否符合道义原则，不符合的，哪怕一小筐食物也不能要；符合的，获得王位、江山也理所当然。他极驳梁王言利有特别针对性：乱世枭雄为满足自己的贪欲野心，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已给人民带来无尽苦难，使人民濒临死亡边缘，他还怎么津津乐道于这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少数特权阶层的利？至于富民养民谋民利，孟和孔都甚热心于此，孔子已明确提出“养民”“富民”“教民”的政策思想，主张“礼以行义，义出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他赞赏郑国大夫子产是贤君子，其理由之一即子产能“养民以惠”，他告诉弟子统治者若能广施恩惠于民并助之使富，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孟子则阐述得更深刻，制民产、保民利、养民生，教民善即他仁政思想的核心，早已不止停留于“爱人”层面，而触及到产权这一维系利益的根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了。他的义利观具有多数后儒所难以具备的平民性，质朴实在、坦率而又有坚定原则性的理论风格，天下苍生之利他刻不离心，对能行仁义利苍生的统治者，他自然也祝其能长富贵，反之则否。

荀子也不否认“义与利，人之两有也”，纵然君子也会畏患欲利，只不过不会因畏患就逃避正义的献身，不会因欲利就为非作歹，欲乃情感的反应流露，利乃满足欲望的实质，应正视欲望，不必将求利的行为看成洪水猛兽加以严禁，要使人的好利之性彻底根除圣贤之君也行不通，就像要使人的好义之心彻底消失昏暴之君也办不到一样，圣贤之君使天下大治，昏暴之君使天下大乱，区别在道义为首、先义后利和利益至上、先利后义而非有义无利和有利无义。荀子分析了义的许多作用：对内可导养个人的欲望令其适度，规范个人如何做人，对外可节制各种事物，使国君安全百姓协调，其最终目的都指向利，因荀子深知，利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经济之体，他在《富国》中就强调利的重要性，此利非下贫上富的利，而是“上下俱富”的利，此利关系到国家的和谐管理、社会的繁荣稳定，这较之孔所提出、孟所认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利益分配理念，无疑更进一步更集大成，归结起来即都撇不开“公”字。

那先儒是否真的只能容“公”字，不能容“私”字？是否真如当今某些读者所批评的逆着个人的自然本性，利用公众对天堂的渴望，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诚然“以公灭私”之语确出自经孔子编纂的《尚书》，“夙夜在公”之句也见于孔子删定的《诗经》，但这些都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一跬步皆关民命，给统治者留的私人空间相对小，给平民留的私人空间也就相对大。且不断章取义地看，整个儒家学派的思想基础即仁学，仁学的主要内容则包括：血缘关系范围内的“亲亲”，“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民”，泽及禽兽草木的“爱物”。这是三个依次衔接的步骤，由近及远，不断外延，以人的天性，以爱与被爱的天然距离为根据，具有一种逻辑必然性。因很难想象一个连对自己亲人都缺少感情的人，会懂得爱外人；也很难想象一个连对同类都没恻隐之心的人，会珍惜异类。个体对爱要有个实践过程，而建立在自身经验上的爱才是个体对爱的真正理解。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私爱若不存在，超脱于个体经验外的博爱也就虚空悖理，是人为拔高的爱，经不起生活的考验。故孔门高徒准确指出，孝悌乃为仁之本。当然不爱私亲就难以真诚地爱外人，并不等于爱私亲就定能泛爱众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任人唯亲，私相授受，侵害公共利益，导致公权力的腐败与暴虐的现象，自古就普遍，至今也未绝迹。故荀子既用儒家传统的亲亲原则对法制冷冰冰的特性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又以“尚贤使能”来有效折中与调和儒家传统的亲亲原则。

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在道德层面上，与“爱亲”“爱人”“爱物”的系统相平行，先儒还提出另一推己及人的系统。推己及人是一种在内求基础上外推，处理公私关系、人我关系的“为仁之方”。因人最容易体认的就是自己的所爱所恶所欲，推己及人就成了极易施行的方法，从而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阐释与实践提供了人人可行的阶梯。故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天下之老，幼吾幼以及天下之幼”家喻户晓，倘人人都能将心比心地想想别人亲人受害和自己亲人受害一样痛苦，那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就会减少，孔子所向往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尽管推己及人是个好方案，可仍有人指责先儒把血亲间的私爱摆在过高位置上，指责由近及远的仁爱的力度呈依次递减态势，质疑“亲亲”“仁民”“爱物”的奉行者虽能在私亲与非亲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选择两利之，一旦相冲突便会利此损彼。其实回溯前已论述过的儒家的义利统一观，这一难题能解决。利不仅有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分，还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分。先儒主张人要有远虑，爱私亲不以道，适足以害之。因你对自己亲人的爱无法与对别人亲人的爱等量齐观，别人也一样。故你纵容亲人的同时，也就在为亲人招来怨恨，日积月累对亲人来说很危险。在孟子所称道的舜给不肖弟封地这一故事中，明智的舜就没给弟弟欺压国民的实权和机会，只让他清闲老实做一虚君，护民护弟公私两尽。另外儒家的私亲之爱高于非亲之爱是相对不是绝对的。孔子推爱子之心及学生，却在品学兼优，与自己志趣最相投的学生死时比丧子所受的打击还要沉重；子贡推爱父之心及老师，却师生情日久弥深，在老师死后守了时间双倍于父亲的孝。故在儒家，义利公私有别，又不可分割，利己利他，利人利物，无非是仁，同归于仁。利己也要利他，利他有助利己，都是成就良知的法门。

关于推己及人，也曾有人批评，因人存在个体差异，各人有不同需要、兴趣、爱好等，故纵然奉行推己及人这一道德准则的人主观愿望是好的，却因忽视人的个体差异，把自己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行为结果往往是别人不但不受益还受损。其实孔子虽曾说过“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以肯定式确认自己应做什么，别人也应做什么的话，可他流传更广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是动机和效果都必善的，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举并不意味着“己所欲，施于人”，也不意味着“己所不欲”，就要反对阻止“人所欲”。它只表示自己所不欲的，就不施于人，若恰好别人所欲的是自己所不欲的，那么自己不施予，也一样不妨碍别人主动去争取去获得，这可说对自己对他人都做到了尊重，故最具正确性和可操作性，也最易为人所接受和掌握。[4]

三、“义利并举，公私圆融”“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伦理思想对当今的借鉴作用

如何调整好义利关系、公私关系，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建国前三十年，因重平均，轻效率，结果导致全国人民平均地贫穷；因过于迫切地想把国家改造成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君子国，扼杀了人正常的私欲，剥夺了人应有的自由，结果国家倒变成了一个小人国；因在道德重塑上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统领作用，宣扬大义灭亲，致使众多子女无情批判父母，众多夫妻为证明清白，为明哲保身而与配偶划清界线，人伦亲情、同情温情、知恩图报等准则都遭到践踏，中国传统文化道德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构。

改革开放后，我党治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建立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冲击了国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消极观念，激励了国人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思想素质教育的不到位，导致当代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们陷入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崇拜的思想误区，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盲目否定祖国的一切，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形式主义等观念盛行，嗜财如命、疯狂抢夺利益、见利忘义等动物性多有所见，食品安全、黑色工程等弄虚作假事件屡屡上演，物欲横流，世风浇薄，笑贫不笑娼，在此风浸染下人际关系普遍庸俗化和功利化，好心助人常被诬告，诚信危机进一步加深，贫富差距拉大，官民矛盾突出，一些生意人为发横财不惜投机取巧，坑蒙拐骗，逾越法规界限，突破道德底线，彻底抛开儒商文化仁者爱人的人本经商理念，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出国，提拔自己的亲属，只知亲亲不知仁民，贪污腐败、淫乱糜烂的案件频出，团体内纪律和全局意识，团结、协作、互助等美德也随之被淡化，学术失范问题也长期侵蚀高校学术界，极不利于学术人才的健康成长……这些现象若不予以重视，整个社会将陷入崩溃的泥沼。[5]

上任后以强硬姿态进行改革整风，才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愿我党继续以经史为鉴，在处理义利关系、公私关系的问题时，尽量摈弃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立场和方法，以义利、公私的有机统一来对待它们的关系；越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便越要齐头并进，将道德法律化，同时道德又推动与促进法律效应，进而促使市场经济有序运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曾被我们打碎并抛弃的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温良恭俭让，让中取利；要对加强代表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伦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传统的力量从源泉上净化社会的不良风气，在中华民族深厚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视德才兼备教育，提高公众的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培养知能兼备与德业双馨人才，积极引导国民爱人从自爱做起，时时想到“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然后落实八荣八耻；爱国从爱家做起，不以爱为空泛口号，把千千万万小家溪流般的涓涓不雍、绵绵不绝的小爱，汇成一个地区、一个城池、一个国家大海般浩瀚的大爱。总之，旧错误不要再犯，新弊端努力纠正。

传统型与现代性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时至今日儒家伦理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伦理文化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之一。我们只要准确把握其精华，并给精华的东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必能有利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必能使其在新的历史时代换发青春光彩！

参考文献

[1]杨晓明,阎嘉.四书五经现代版[M].巴蜀书社,1996.

[2]戢斗勇.儒家全球论理[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3]李广泽.试论市场经济与道德滑坡[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7.

[4]叶陈刚.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研大纲[J].会计之友,2007.

[5]宋志明.儒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儒学的前天·昨天·今天[J].人民论坛杂志,2009.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儒家； 政治哲学； 时代性； 制度； 文化； 返“道”开新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07-08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1。曾经作为“肉食者谋之”的政治问题，如今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大家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这使得我们在探讨思想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维度考查它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而对于有着现实关切传统的儒家来说，这种考量和审视是自近代以来未曾间断过的。它不仅是新的社会政治对儒学的思想期待，更是儒学自身寻求与时代“和解”以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努力。

一、儒学“时代性”价值的自我确证

儒学与时代的“和解”，归根结底是儒学价值的“时代性”问题。因此对“时代性”的理解是认识儒学及其价值的观念前提。“时代性”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时空描述，它不仅是依赖各种实践数据作为支撑的事实判断，更是依托理性内涵丰富的价值判断。当代学界对“时代性”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将“时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第二个阶段是“西方”这一限定词遭到质疑并解构，对“时代性”的界定出现了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维度特征；第三个阶段，“时代性”的界定呈现出具象化，即主要以人类面临的具体而共性的问题作为标尺。与此相应，儒学的现当展也了三个特征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追随“现代性”改造传统。正如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所总结的，“自西学东渐以来，民主、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共法’”，而取法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被赋予了普世的价值，一切类似于儒学的“传统的价值，则‘必须在现代性面前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不是现代性的敌人，才有翻身重新当家作主的机会’”1。为此，在这一阶段，儒学发展总体上是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的规定性，对儒学思想自身进行检讨、发掘与改造：一方面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力求捍卫儒学思想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承认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优先的价值，努力寻求儒学思想的“自由主义解说”。出于这种既渴望“先进性”又谋求“主体性”的复杂心态，研究和论证主要围绕儒家思想在核心精神上与自由主义的一致性或相融性展开。即一边检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现代”资源，一边着手改造儒学，努力使之与现代、人权、自由、法治、相结合。这种“发展”儒家思想的思路是儒学直面现实进行自我塑造和再次成长的重要表现，当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始终被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所挟持，难以摆脱实质上的弱者与后进者的自卑情绪和依附倾向，因而也就难以发现儒学真正之于现代的立足根基，难以彰明其自身的独立价值。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无论是对儒家政治思想“现代性”的批评还是维护，事实上都是基于同一价值尺度――西方现代民主范式的“抑”与“扬”。一方面，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且至今仍然在中华文化圈发挥引领作用的伟大思想，儒学的价值不可能被轻易否定；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曾经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治理范式，儒学是否具有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与合理性也确实需要加以论证、澄明。其中“抑者”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背离的地方，而“扬者”则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协调的地方。二者似乎保持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合作，看似相克实则相生地打造着儒学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道。

第二阶段，回归儒学立场，自证合法性。要使儒学真正实现现代回归，必须完成儒家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实践关系的清理与剥离工作，解除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的从属名分，揭示其独立的思想地位和实践价值，以证明儒家政治理念能够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有三股力量相互作用推动了儒学的这一新发展：一是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通过彻底地解构现代性要素，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突破了理性设置的既有框架，拆除了西方现代性所固执的基础，创造了人与社会发展新的可能性。这一思潮国内儒学界挣脱“现代性”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国外汉学界及港台新儒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汉学界和港台新儒家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否定地批判转向温情地认同，从外部观审转向内在考量2。他们开始重视从儒学自身的理路而非西方文化视域来发掘支撑民主的自由主义精神，揭示思想照应现实的内在理据，从而将儒学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关联较好地呈现出来。他们对儒学进行的重新发现对于国内儒学界来说产生了类似于“旁观者清”的效果，非常具有启发性；三是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借力于官方对激进西化的文化路线的打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探索，“不少文化人开始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反思‘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革命、重估‘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启蒙话语”3，由此，以回归传统为基本立场，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当代文化保守主义逐渐壮大起来。如李翔海教授所说，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从注重‘破’到注重‘立’之转变的全民性的整体自觉”1。所谓“破”既包括破除传统儒学权威，也包括破除西方现代性权威；所谓“立”，就是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破一立的立场转换标志着儒学研究过渡到证成自身价值、回归主体性的阶段。

第三阶段，“返本开新”宣示话语权。所谓“返本开新”是指返回儒家经典思想之本，重新发掘、梳理儒家思想，以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建立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架构。其目的在于确立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解决当下时代性问题的独立价值。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沉潜，在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断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近十年来大陆儒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和成熟。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同，大陆儒家有一种“天然”的本位意识，更加注重以“固本”为基础的儒学现代化研究，致力于呼唤儒学之本真精神、开显儒学之普遍价值。为了确立儒学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们不仅针对近代以来对儒学时代性的质疑，为儒学“做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以及为自身具备回应现实挑战的能力做辩护”2，而且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要素进行反思，不仅反思其内涵，对其内涵进行儒学的分析与解构，而且反思它们在已有的政治实践当中所呈现出的与理想目标的偏离，进而反思它们作为当代政治问题之浓缩的合理性。经过他们解构和重置后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政治要素的内涵在许多层面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具有了儒家气质，这为建立符合儒学精神的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必要的范畴基础。

尽管第三个阶段的研究方向还处于不断校正和完善中，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当代儒学研究的推进，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龃龉难入，儒学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价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各方认同。如果说过去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可以化约为如何处理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之间的问题，那么在当下它则主要表现为儒学的普遍性问题，即儒学能否以及如何回应当前世界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杜维明先生将这种普遍性的具体特征解释为既“能继承启蒙理性（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的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与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3。陈来先生认为，一种思想的普遍性，“取决于此思想中是否面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思考”4，而在当代，政治之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决定意义，这使得关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的普遍性思考成为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最为根本的决定要素。因此，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儒学必须回到政治问题，首先应该是面向我们过去的经典，从经典中、从经学本身出发，从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考虑我们的政治安排。但不是说我们要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要开出这样一个路数。”5这个路数就是跳出眼前这些被西方话语权设定好的当代问题或者说主题，去发现或许“人类的目标不再是西方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是孔子已经在经典里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6。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体系化探索

关注和推动现实政治的完善是儒学的一贯立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进展同样是与儒学价值的现实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大陆儒家学者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探索，逐步尝试新的体系化建构。根据工作重点与成效的不同，我们将这一建构大致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即从1978年到1996年近二十年的时间。1期间大陆儒学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全面了解、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启蒙工作，思考如何在大陆开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问题上。研究姿态是谨慎和谦逊的，虽然观点还处于沉潜酝酿当中，较系统的理论建构比较少见，但也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后期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专注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激发了学界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兴趣。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从1997年到2005年左右。2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一部分思想敏锐者开始跃跃欲试。这一时期，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炽盛，并在与大陆自由主义展开的思想交锋中逐渐分流出两股理论倾向。一股是以陈明、盛洪、刘军宁等为代表，他们致力于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这股力量占据了当时大陆儒学界的主要地位；另一股是以蒋庆、康晓光等为代表，反对西方民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致力于从儒学本位出发构建现代王道政治模式。这股力量由于观点激进、特立独行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但奇妙的是它不仅顽强地占据着大陆儒学的一席之地，而且其坚守儒学本体价值的思路启发着后续儒学在发展中突破“现代性”思维禁锢，寻求矫正和超越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能途径。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5年至今。其特点是伴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兴起，大陆儒学研究者虽然还未形成有切实影响的理论，但也提出了一些相ο低车闹髡拧4庸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突显、自然生态恶化，特别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治不健全等都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因此，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和文化传统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提供价值支撑，成为理论界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从全球来看，传统的“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迫切需要重新确立一种“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3。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需求下，以考察人类共同利益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对以张扬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造成的实践悖论和畸形发展所具有的矫正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阶段大陆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研究者逐渐摆脱了对港台及海外儒学研究的学习和依赖，开始形成自主的学术立场，同时有意识地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展开突围，着力伸张儒学本体理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及世界政治发展的资鉴意义。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更加活跃，一部分是学者对前期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另一部分则是一些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形成了“若干颇为系统的表达”4。具体来看，当前儒家政治哲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主要沿两个进路切入：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从制度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实用价值，意在探究儒家当代之新外王之路，这条思路客观地说是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启发，但是又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立场。港台新儒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曾亦所说“有一个价值的出发点，即‘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因此，新儒家虽然试图珍重和继承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但这只不过是‘抽象继承’，与中国古代的制度无关，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即认为只有西方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才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中国思想的部分肯定，不过是从中找到西方价值的某种胚胎而已”1。也就是说，港台新儒家从根本上来看是否定儒家政治思想的自足性的，认为儒学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要么必须由内及外，通过“坎陷”内圣来矫正和平衡，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科学”，要么由外烁内，通过向“现代化学习”和“文化的互动与融通”，来“重新调理”，“以调剂民主科学”2。很明显，他们对儒学的研究具有实用性目的，是将儒学作为一种优化现实政治的思想资源而加以利用，是以一种预先认可并且外在的利益性评价标准来“裁剪”儒学，使儒学服务于人为设计的社会目标。然而这种研究遵循的不是儒学本身由天道及人道的社会发展思路，不是以思想引导现实，由思想与现实的自然历史互动来实现社会的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以人的理性的阶段性创造物来束缚人的精神，并局限社会的发展路径。

相比而言，一些大陆儒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更加具有切实的历史与文化担当。他们首先以承认儒学思想之自足性为前提，肯定儒家所言说的“道”具有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并且能够对历史情境下的儒家政治思想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实践进行理性地分析和评价。在当代制度建构方面，他们主张应当由儒学内在启动并整合相应的思想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如公羊学、儒教等）与外部资源（如自由主义、公民宗教等），以建立符合儒家本质的新型的民主制度。其中主张整合内部资源而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康有为一脉相承的新康有为主义或儒教主义。为了避免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简单的移植和笨拙的嫁接”，他们考察并重视儒教精神与理念对于古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积极影响，希望通过重新确立儒教在国家社会生活当中的政治威权和文化威权，使儒家政治思想得以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并建构贯穿儒教精神与理念的中国式制度。这一系的知名学者有蒋庆、康晓光、唐文明等；而主张整合外部资源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新梁启超主义或儒家主义3。这一系的学者大多对儒学发展坚持一种开放的、与自由主义相融合的原则，努力从理论上论证西方的主义精神――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正义理论及其价值体系，宪法必须是源于民意公心，并对代行公共权力的政府进行规定与制约的，而就是对这样一种宪法的制度落实――与儒家礼治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共通性。他们认为，较之以自由主义片面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儒学更能为建立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制度提供理论支撑4。这一系代表性的学者有陈明、盛洪、秋风等。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意义上的，如有学者指出，蒋庆对儒教的设计思路实际上就是借助了基督教参与现实政治的发展经验。尽管两系进路不同，但是都对儒家政治思想本身充满信心，特别是对这一思想超越“现代性”局限而生成对于当代及未来社会生活的更好的“整体规划”充满期待。

从文化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普遍价值，意在探究儒学存在与发展之根本，即儒学既关照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价值根据，以寻求儒学作为具有普适性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路径。与政治儒学关注儒家政治思想所阐述之大道如何行之天下的致思方向不同，文化儒学更为注重揭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或理论旨趣，探讨大道何以能行之天下。以文化作为儒学发展进路，海外新儒家中杜维明先生是主力。长期以来，杜维明先生致力于向全世界推介儒学及其价值，发掘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合点，主张通过文明对话不仅实现儒学自身的现展，而且展现儒学对促进当代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思想价值。他提出并推进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具有非常明确的文化指向。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儒学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全球性的，他更加看重儒学的世界文化意义，而民族性的历史性的情怀相对较少，因此他与生活在儒学发育生长之地的大陆儒家在研究立场上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大陆儒家的研究具有更加明确的维护儒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并从这种理论特质出发寻求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性立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黄玉顺、干春松、张祥龙等。

黄玉顺认为在当代推进儒学发展必须完成思想方法的转变，从其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转变更类似于某种回归。他认为，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就是关注现实、切中生活，讲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因此，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或许不在于坚持哪一种价值立场（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而在于如何从生活现象背后所揭示的本质问题出发，寻求符合儒学之道的解决方法。这是其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立场。1而干春松对于儒学的研究看似围绕“制度”“秩序”问题，但是实质上却不是政治儒学意义上的对政治制度的理论设计。从2003年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到2006年的《制度儒学》，再到2012年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个“制度”更多是用来表征儒学的理论特质或者说存在方式的，是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政治文化解读。他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路径是儒学的再制度化，这种再制度化是在传统的制度化儒学解体的背景下，寻求儒家政治理念在现实情境下的制度重构，“对于古代的王道政治的‘回想’，并非是说那些具体的政治设计能够搬运到现代政治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王道政治原理的肯认”2。张祥龙对儒学的现象学研究进路与他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使其在当代儒学界独树一帜。就其理论思路来看，他对儒W当展的设想应当是基于当代世界的共同现实问题，通过现象学方法的运用，摆脱中西思想观念在理论源头上的差异性，实现求同存异。而其“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则是基于儒学当下的文化弱势，为“保存比较纯粹的古朴活种”，避免在中西对话中丧失思想主体性而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保障儒学恢复与强大的支持体系。3

这些理论体系或许在研究视角、思想方法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以激活儒学内在生命力，确立思想价值之普遍性，探索儒学真正复活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目的，因此与政治儒学进路形成区别。当然，制度与文化进路的区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派必然需要以文化考察作支撑，而文化派也必然不能脱离现实的制度考量，比如为世界政治制度的优化提供儒学的发展方案。但是总体来说，这两条进路还是各有侧重。而且恰恰由于这样的差异，才使得大陆儒学研究能够将现实政治的发展面向更多地囊括进来，从而促成了对儒学未来发展更全局性、更合理、更具有可行性的规划。

三、应乎现实返“道”开新之展望

近现代及当代儒学的发展大多是围绕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展开的，不论是相对于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对时代的贡献力，这种思想发展的视野，“既无法（也不能）摆脱现代性的情感表达，更不能无视当代性问题的现实需求，现代性问题与当代性问题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处形成了纠结，此纠结也被学者表述为‘两歧性’”4。当前儒学界普遍认为，儒学的当代及未来发展需要在思想与现实互相确证的过程中展开。现实是庞大而复杂的，因此思想也当然是多维而错综的。此即儒学研究在当代呈现出不同层面和不同路径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确实很难说有哪一种思想进路提出了化解“两歧性”纠结的理想方案。

作为儒学之于当代最重要的存在形态，儒家政治思想是儒学对现实政治改革及其发展给予的正面回应。近三十年来，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80年代的“学大于思”到90年代的“思大于学”，再到新世纪的思与创齐头并进，儒家政治思想乃至整个儒学的研究都进入到一个从纯粹的学术研究逐渐过渡到积极的现实参与的阶段。不仅如此，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在当代的地位突显既不是异军突起，也不是孤军深入，它依赖于整个儒学体系提供的思想支撑，是儒学各个面向上的密切配合和一致行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儒家政治思想这一主线，儒学研究领域，包括经学、礼学、史学、考古文献学等近十年来也都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们都从各自的研究方向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当代演绎提供了论证和说明，产生了如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郭沂的道哲学、吴光的民主仁学、梁涛的新道统等体系。同时这些新产生的理论体系及其所提出的观点主张又为其他儒学研究者所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如彭师永捷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应当“重视从古代来认识和解释当代”的维度，通过研究儒家政治思想史，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和理解古代思想家如何思考和处理政治问题，了解他们的问题、话语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尝试以古代思想家的致思方式和价值立场，来理解、看待、评价当代的政治问题”1。再如被称为“战斗的保守主义者”的“海上新儒家”曾亦、郭晓东等学者，他们站在超越政治儒学的“制度化焦虑”的立场，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传统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发掘儒家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之间所具有的自洽关系，从而完成对传统政治制度正当性辩护――这种辩护自然也就成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价值辩护。从这些思想争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儒家政治思想研究正在发生某种转向，一种超越时代性、追求儒学价值之根本依据的转向，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真正有利于实现儒学思想与时代和解的转向。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总有一个潜在的观念前提，即往往将儒学与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西方自由主义者，都视二者之间为一种血肉联系：或者是思想寄生并因此迎合实践需要，或者是实践催生并因此决定思想性质。总之，二者之间相互嵌入、支撑，难以剥离。因此，当我们认识和评价传统儒学的价值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与传统的政治实践相联系：既然传统的历史性的时空境遇丧失了2，作为支撑传统政治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就当然会遭遇现代社会政治条件或环境的不适应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维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难以为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社会建制提供可靠的学理支撑；一方面是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王权社会，是等级特权滋生的温床，即使有民本的思想资源也难以有效扼制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倾向。显然这种理论是以具有现实性的政治体系来规定儒学的质性的，是将儒学作为服务于现实政治体系的理论工具来认识的。如今这种认识前提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儒学的存在质性被重新定义。儒学被指认为首先是一种思想，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但是其根本的立足点却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寻求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关系。现实的政治体系对儒学的“利用”是有选择性的、有功利目的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断章取义、有失偏颇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性问题时，所对应的应当是儒学当中具有一贯性的、终极性的、普遍性的主张，这些主张着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某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特殊问题，并且“这样的一贯性只是治理之道，而非具体的治理之术”3。我们不能把现实政治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性利用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张本身。

事实上，思想的价值即在于其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的揭示，在于其为这种揭示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找到了一个根本且独特的视角，在于其恰当地（与时偕行地）呈现“道”本身。同理，儒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要成为时代的思想，其根本在于它应当是“道”的呈现。“道”是普映万川之月，儒学之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在任何时代驳杂的现实中抽丝剥茧，找到现象背后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根源背后的道之运行，然后将它呈现出来。这既是儒学的存在价值，也是一切人类理性的存在价值。所以说儒学的本质就是弘道之学，而儒家政治思想当下所讲“返本开新”，其实质应当是返“道”开新，是使“道”在新的时代现实中以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制度体系呈现，是为“道”赋予新的理论和制度载体。这里不妨借用佛教对语言的利用立场来帮助理解。在佛教中，世俗语言与佛之第一义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的，Z言的利用必须依据对义谛的更好传达。而这种更好的传达又是因时、因人而不拘一格的。因此我们谈论儒学的发展、研究儒家政治思想，绝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让它看起来趋向某种预先确立的好的标准，比如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或民主政治标准，而“是为仁义之道寻求实现自身的当代方式”1。

C上，儒家政治思想未来的发展恐怕首先要打破现实的囿限――不仅是以现实作为思想评价标准的囿限，而且是以现实作为思想存在意义的囿限。现实与思想各有其发展线索，并不是完全同一，也不必要完全同一，它们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追赶的关系。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生成关系，而非思想自由地选择现实或者现实必然地决定思想。所以，思想应当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应当只是为一时之政治而服务或存在的，它的理论旨趣应当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之“用”不可能涵盖甚至代替不易之道“体”。因此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之“用”，也只是道“体”曾经的存在方式，而不能为当代社会提供现成且恰到好处的指引。儒学之发展就在于为不易之“道体”于变易之“实用”中的呈现提供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当展更多的不是深度上的，而是广度上的――是为了在当代出现的更广泛的“事物”中为人们揭示道之流行。也就是说，当代儒学包括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真实且更好地呈现儒学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大智慧，以作为世界观念意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一种切实的价值选择。至于它能否与现代社会生活以至未来社会生活相融洽，那应当是一个思想成长的过程，是思想与现实相互贯通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国内外学术思想之间、哲学各学科之间、中国哲学各个方向之间的相互砥砺，大陆儒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思想不断产生、分歧逐渐弥合、研究重点相对突出、研究力量日趋集中的新阶段。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Study

Zhang Zhihong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第3篇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 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1]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2]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3]蔡茂松.韩国现代的儒学[J].华学月刊,1975（10）.

[4]史丽萍.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韩国儒家文化继承对中国的启示[D].2004.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儒学复兴；公民儒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

中国传统儒学发展面临深层危机因而试图实现创造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今天不期而遇。一方面，在二者实现内在对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它辩证地吸取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思想精髓，对之从形式上和内容上进行了批判性改造，为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开启了新的方向，使传统儒学在自我拓展、自我生成中获得了一次文化复兴的机会；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荡涤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旧灰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则使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和生长成为可能，使传统中极具价值的思想学说通过并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而与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并在科学改造中实现现代转型。

事实上，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儒学复兴的争论从未间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西化派、现代新儒家等在内的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从政治儒学的困境、儒学创生的条件、儒学返本开新的可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鉴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本文拟以此为背景，从儒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缺乏生活场域基础——切入，分析儒学复兴之可能及未来走势，探讨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一、儒学复兴的困境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儒学在近代百年沿革中，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了末学的式微状态。在此尴尬境遇中，欲使儒学再度复兴，谈何容易。对此，有人从儒学自身找原因，认为：一是面临多元思想撞击的反复挤压和多重解构，在边缘化、碎片化、隐匿化的衰变中，儒学的农耕基础和宗法基础已然崩裂，其文化原典与叙事结构遭到颠覆，在当代中国主流思想论坛上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压力下，传统儒学的知识体系全面崩溃、屏障全失，其主导性价值原则几近气丧命绝，或作为断裂的文化碎片散落在人文学科的边缘，或作为失去活性的精神因子沉寂于史学研究领域的隐层；三是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当代文化语境下，传统儒学的生命活力已然丧失殆尽，它早已变成漂浮的观念、思想的碎片和文化的点缀；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市场化、商品化、工业化、都市化浪潮的狂飙，使得儒学的生活基础日益贫瘠，其身份因无所依归而趋于模糊，只得遁入书斋，自我放逐。［1］也有人从儒学之外找原因，认为：本来，儒学创造了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完整而深刻的独特理解模式，塑造了复杂而微妙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然而，现代中国学人在对传统儒学进行理性反思时，不管如何评价和怎样表述它，几乎都要采用西方思想框架和平台来进行诠释，力图给自己“吹一个西方式的牛”。［2］结果就造成了当代儒学的尴尬处境。

关于儒学复兴何以可能的研究，当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还是坚持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论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正统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文化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激进探索，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现代西方的理论范式并以之为圭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学人已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镜子来鉴照自己。在这种观镜的对象化体验中，当代中国学人已经被训练成各种西方现念的代言人。这种集体性精神误认严重损害了中国儒学的

思想意义和理论力度，破坏了它本来的文化性能和学理价值，它的观念和问题也被荒诞化、泡沫化、边缘化，中国儒学原本和谐的概念系统被支解，那些最有解释力和支配力的儒学范畴，如仁、道、天、理等，一经西学阐释便变得意义轻薄、空洞无物甚至相互冲突。

显而易见，一方面，西学观念的大量涌入唤起了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压缩了中国学人自己的问题领域，使中学丧失了自我规定性而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只有通过中西融通才能摆脱这一理论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传统是这个世界上同样高度发达而范式又相差甚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各自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发展又完全不同，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共同点可以实现二者的会通。要实现不同思想体系之间观念的会通只能通过思想创新，而不可能通过机械性拼接和简单性比附等各种伪创新的举措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搭建什么“真诚的对话平台”来完成。对话或交流的确可以促进彼此一定程度的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只能产生有距离的承认。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和思想合作要成为可能，显然还需要一种基于共同生活需求而产生的共识。

但吊诡的是，建立双方共识并形成互惠交往的困难恰恰在于，以什么生活场域为基础、通过什么样的问答逻辑而产生怎样的视界融合，是“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是“援儒入马”抑或“以西非马”？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从儒学的思想内涵层面分析，认为儒学的心性之学对人学意义的追寻实现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提升，它以心性之学与“内圣”追求的交融为内涵，将人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与存在价值的体认提升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空前地突出了人性的精神自觉，内在地体现了人性化存在的当代意向；但从心性本体的视域出发去考察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及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同时使之陷入画地为牢和固步自封的困境中，而未能充分关注意义世界的丰富性及人性的多面性。［3］因而，心性儒学只注重意义世界内在形态或观念形态的建构，而忽视对其现实语境、外在形态的基础建设。这既泯灭了人学之意义世界本身的当代性，也使其意义追寻呈现出抽象性特征，往往以抽象心性之维的虚假存在消解了对象世界的客观实际。所以，儒学因隔绝于现实认知和实践过程，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而沦为封闭、玄虚的精神自慰，如此要实现其“当代复兴”，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

二、儒学复兴的可能及其未来走势

其实，传统儒学是由历史传承下来、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质的思想纽带，它渗透于广大民众的思想道德、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语言文字中，具有极为宽泛的理性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刻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学界一般将儒学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即政治儒学）、日常生活层面（即公民儒学）、精神信仰层面（即信仰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儒学，它的制度规训功能及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它的当代建构也难以实现。看来，复兴儒学的最好路径就是从公民儒学、生活儒学、道德儒学入手，发挥儒学在民间生活和公共伦理层面的教化作用。若从儒学的延续性、超越性、大众性、时代性等方面分析，儒学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能够包容过去、启示现在并开拓未来，在价值选择与文化认同方面铸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凸显我们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确存在着复兴的契机，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然而，在它的社会基础严重崩塌、文化观念彻底断层，受到异质多元思想猛烈冲击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态势的强力推进中，传统儒学的当代复兴的确面临着诸多困境。

儒学复兴之所以在现代遭遇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必需的宗教支持，而是因为它缺乏公民儒学之生活基础，遭到了广大民众的冷漠和疏离。因此，儒学在现代要发挥教化作用、实现意义创生，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观念，成为民众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不可或缺的东西。为此，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生活化的途径向普世化、时代化的公民儒学转化。如此，就不能如传统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从内在超越的心性层面发掘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展，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大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倾向，重新激活并发扬传统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意蕴，尊重

普通大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理解并自觉顺应人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生活实践，将儒学彻底大众化、时代化、生活化，由羞于口、弊于言的“内丹学”转化为与现代生活需求和情感认同合拍的“外丹学”，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和真信念。时至今日，重新确立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决无可能，而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其思想进而实现平民儒学的复兴倒是可能的。

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形态的彻底变革和家庭伦理的根本转型。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根性，被市场化的各种物欲裹挟的现代人真的容易挣脱现代生活的藩篱而主动趋向传统儒学的心灵救赎吗？恐怕未必。连重建日常生活基础尤其是重构家庭伦理生活场域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公民儒学的真正复兴了。传统儒学作为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宗法制度下的血缘文化和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圣”之学，它的影响与作用向来具有两面性，它既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公共心理和共同人格，又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和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的自贱品格，其消极影响一旦通过平民儒学而死灰复燃，就会毒化人们的心灵、污染社会环境，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科学构建。可见，儒学既积淀着精华又充满着糟粕，其复兴之路既不能采取“中体西用”而使民众普遍接纳，也不能执行“全盘西化”而使其彻底颠覆，只能采取视域融通和实践整合的创新之路，通过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改造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简单拼凑抑或单纯移植，既无法充分汲取和创新利用儒学的丰富资源，也不利于新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

三、儒学复兴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要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还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义理革命，以摆脱传统儒学固守抽象研思的旧理路，而与当代思想集体开展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其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能否为人类的文化创新开出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原理，为我们提供当代中国文化所凝聚的多元智慧与精神发展的广阔空间，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省思的。

时下，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复兴必然要求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需要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重新走向新生。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于21世纪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获得新的发展、实现复兴是很有可能的，但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从内容看，儒学复兴必须是能为当代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支撑的生生之学，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和合之学，是返本开新、奋力开拓、与时俱进的创新之学。从时代需要看，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儒学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弘扬中华文化、融汇古今中西，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努力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境界。从文明发展看，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分不和谐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共同难题，诸如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由于过分注重物欲与感官享受而导致的身心失调、人格分裂与身份迷失等。［4］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只有在对人类宇宙根源与人性道德根源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切身体悟中，才能洞察人文危机、存在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形成新的天人合一观并以此培植出新的国民意识。［5］这些都表明，儒学作为一种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早已随着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而终结［6］，并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代替，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学经过自我变革后，则有可能作为内在精神变量而再度复兴，并成为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而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它只能是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变量之一，而不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主导形态。［7］复兴后的新儒学即“后现代儒学”，将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提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教化人的品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精神塑造作用。

当然，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大潮中，儒学复兴不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方向，只有实现当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儒学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而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要解决与儒学复兴相关的任何现实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框架而抽象地、教条地对待儒学复兴，必须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学的糟粕，探寻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中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提炼儒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新的视角审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生相融关系，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儒学的民族特性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实现整合的可能道路，发掘出其中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科学实施。［8］

［参 考 文 献］

［1］ 景海峰.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j］.学术研究，2008（3）:46.

［2］ 赵汀阳.哲学的中国表述［c］//论证（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92.

［3］ 杨国荣.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j］.河北学刊，2008（1）：35.

［4］ 朱荣英.物化的时代与哲学的使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4.

［5］ 成中英.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9.

［6］ 汤一介.论儒学的复兴［n］.人民政协报，2009-10-12(4).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第5篇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