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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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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市场规模

平台经济市场规模范文第1篇

平台经济以多边市场为主要特征,传媒业是其典型代表,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引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传播革命,大大地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比传统平台规模更大、效益更好,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平台和传统平台迥然不同,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已经颠覆了传统平台的商业模式。

平台经济是基于多边市场的平台

平台经济所指的“平台”,是指面向多边市场的交易平台,该平台既可以是现实的,如中央电视台等各类传统媒体平台;也可以是虚拟的,如亚马逊等新媒体平台。

多边市场是指市场同时有多类用户参与者,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其他参与者的数量。

多边市场具有市场间的网络外部性、多产品定价的鲜明特征。所谓市场间的网络外部性,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上生产的产品效用随着对另一市场所生产产品的需求数量而变化,如媒体产业读者和广告主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多产品定价是指中间层或平台必须为它提供的多种产品或服务同时进行定价。

多边市场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传统产业中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都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成为多边市场中的主体和典型代表。

平台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平台经济是新的趋势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平台不仅成为平台经济的主体,而且将成为未来经济的趋势。目前,无论是拥有过10亿注册用户的Facebook,还是谷歌、腾讯、亚马逊、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其都是用户数以亿计的超大规模平台,这一切都是基于互联网的四大定律。

首先,“摩尔定律”使互联网的成本更低,而且性能更佳。“摩尔定律”是以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主要内容是“单片硅芯片的运算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价格则减半”。以此来计算,2010年的一台普通电脑的运算能力是1975年时的1000万倍,而价格却大幅下降,使构建超大规模的互联网平台成为可能。

其次,“梅特卡夫定律”使互联网的规模经济更为显著。该定律认为,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网络带来的效益和网络用户规模成指数形式增长,正如凯文·凯利所说的“在网络经济中,东西越充足,价值就越大”的“传真效应”。

第三,“马太效应”导致“强者恒强,赢家通吃”。在网络经济中,“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更为明显,80/20定律已经演变为90/10定律,只有行业前3名才能有良好的盈利空间。

第四,“吉尔德定律”使大平台的构建成为可能。该定律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通信系统的总带宽将以每年3倍的速度增长,而每比特传输价格朝着免费的方向下跃,价格点无限接近于零,即互联网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这样互联网就呈现为“越规模越经济”的特点。

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最适合“平台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对各行各业的进一步解构和重组,“平台经济”将成为经济的主体和主流。

2.平台经济已经具有很强的实力

目前,平台经济主要体现在传媒业、电子商务业、支付卡、中介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实力强大,发展速度快。

首先,传媒业市场规模巨大。仅从广告收入来看,根据Nielsen的报告,2011年全球广告市场规模为4980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广告收入为3125.55亿元。此外,出现了谷歌、Facebook、腾讯这样规模巨大的传媒业巨头,例如,2012年谷歌的营收为501.75亿美元,同比增长32%;净利润为107.37亿美元,同比增长10.3%。

其次,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巨大且成长迅速。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测算,2012年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数字化购物开支为3434亿美元,高居第一位。根据艾瑞的数据,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高达1.296万亿元。淘宝和天猫2012年前11个月的销售额就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

媒体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统媒体业是平台经济的主体,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各行各业都开始基于互联网平台采取“平台式”模式。

传媒和平台经济有着天然的结合点,由于其特殊的“二次售卖”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其必须打造平台,这个平台既面对读者又面对广告主。

随着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媒体开始把平台作为自身的本质,把自身看成“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汇集点,进而为用户和广告主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服务,并依靠这个巨大的平台,开展相关多元化的活动。

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媒体平台

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商业模式在媒体的发展和竞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商业模式,是指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复杂系统,包括产品、市场、用户和盈利等方面。传统媒体平台采取的是“二次售卖”的商业模式:先把产品销售给读者和受众,基于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媒体就能获得或大或小的传播功能;媒体再把传播功能销售给广告主,进而实现其商业价值,完成商业模式的闭环。传统媒体平台的产品都是原创或购买的内容,贯彻“内容为王”原则;市场多为某一区域或者某一类的小众市场;用户量相对较小;盈利模式主要依靠广告,表现为过度依赖广告的单一盈利模式。

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完全迥异于传统媒体,采取的是“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即首先通过“免费”尽可能多地吸引用户,如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四大门户网站的资讯内容、百度的搜索服务、淘宝商城对于用户的使用都是免费的。在圈住大量用户的基础上,再通过向愿意付费的用户收费的方式来补偿平台运营。平台式商业模式的核心是打造足够大的平台,产品更为多元化和多样化,更加重视用户体验和产品的闭环设计;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市场为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用户规模庞大,流量大、黏度强;盈利模式更为多元化,较好地解决了过于单一的盈利模式。

从传统媒体平台的“二次售卖”的商业模式,到互联网平台“免费+收费”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本质性的进化。在“二次售卖”模式下,读者和受众与广告主是高度分离的,更难实现商业模式的闭环;谷歌、百度等搜索类新媒体在为用户提供服务时同时能够显示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户和广告主完全分离”的难题,部分实现了“用户和广告主的重叠”;电子商务作为基于直接销售的商业行为,广告和销售额直接挂钩,基本实现了“用户和广告主的重叠”,即由之前的“二次售卖”转变为“一次售卖”。无疑,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有巨大的优势,可以直接地实现“一次售卖”,并极大地节省成本和带来收益的规模经济效应。

打造互联网平台的五大关键点

首先,以用户为导向。互联网平台的基础是大规模的用户量,这就要求一切必须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导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用户具有更多的“认识盈余”,表达欲望更加强烈,这就需要合适的平台去“发声”,博客、微博、微信以及其他类别的众包产品都是能够很好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形态;另一方面,用户的需求更为多样化、个性化和定制化,更为及时化和便捷化,这些在传统媒体难以实现的需求在互联网上却可以很好地实现,也就是说,互联网能够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例如,亚马逊树立了“简单、便捷、直观”的经营理念,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海量的图书,并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其“一键下单”功能代表着其用户体验的极致。再例如,腾讯时刻把自己当成最挑剔和最笨的用户来达到最好的用户体验。

其次,以技术为驱动。互联网技术带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和第四次传播革命,重构了世界的产业格局和传媒格局。一方面,新技术不仅大大拓展了产业边界,产业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呈高度融合之势,通信业、IT业、文化业、传媒业以及金融业高度融合,传统零售业被电子商务业重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不断创造用户新需求。云存储技术使用户不再担心信息会丢失;云计算为大数据时代奠基,数据挖掘能更好地发掘用户需求;宽带技术的突破大大降低了宽带成本,也提升了视频播放的流畅水平,使视频网站突飞猛进;3G技术的突破使移动互联网成为可能。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用户的需求不断被激发和发掘。

第三,以平台为基础。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起自我强化、自我优化的平台和生态系统,一方面,集聚大量的用户,例如新浪微博的注册账户已突破4亿,腾讯微博有5.07亿注册账户及9400万日活跃账户,腾讯微信的用户数已经突破3亿;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这样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实现闭环,而且能够更好地可持续发展。

第四,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是互联网平台的发动机。由于互联网企业多为高科技企业或平台,风险投资和投资银行就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硅谷,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好的项目因为风险投资而成立,并快速发展壮大,这也激励一些成功的创业家和高层职业经理人成立风险投资公司,KPCB和红杉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两家,由于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深厚的人脉,他们除了能给所投的公司带来紧缺的资金,而且能够帮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寻找高层领导和拓展业务。此后,由于美国劳工部允许企业将养老金的一小部分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快速壮大,进而形成了以风投为中心的金融投资生态系统,在硅谷公司的高速成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内,阿里系通过其旗下的阿里巴巴B2B业务、淘宝和天猫三个平台为其会员分别提供订单贷款、信用贷款两项服务,金额控制在100万元以内,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相关数据显示,阿里金融从2010年自营小额贷款业务以来,累计发放280亿元贷款,其服务的客户超过13万家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仅仅2012年上半年,就提供了高达130亿元的贷款。

平台经济市场规模范文第2篇

淮北市   孙侠

本文针对共享经济背景下网约车市场的监管问题,以政府监管要有利于行业发展为基础,对网约车行业的发展现状、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网约车市场问题频出的根源是政府的监管思路与科技发展水平不匹配,不能适应共享经济的特征,首先,单一的管理部门无法完全“驾驭”网约车市场;其次,传统的监管模式未能充分发挥网约车平台的监管作用;最后是现行法规体系不健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网约车监管的四点建议:一是建立“政府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双重监管架构;二是建立“互联网+监管”的新型监管模式;三是建立健全网约车行业法律体系;四是保持市场竞争,避免牌照垄断。

摘 要:随着共享经济模式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应运而生,人们通过网约车平台,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因低廉的运营成本与简易的交易方式而受到人们的青睐。虽然这一全新的经济模式对于资源利用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而言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不仅增加了交通运输部门进行行业管理的难度,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现以现阶段我国共享经济的特点为背景,对网约车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针对当前网约车的管理与规范方面提出应对的措施。

关键词:共享经济;网约车;网约车平台;监管

引言

网约车是 “互联网+交通”在交通运输服务领域的新业态,是共享经济与运输服务的有效融合,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鼓励人们将闲置的运力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分享出来,提供给需要的消费者(乘客),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与传统的运输经营模式相比,这是一种简便、高效、富有个性化的交易模式。

1.共享经济的概念与特征

共享经济或称分享经济,是指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支撑下,以物品使用权的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兴经济形态,它不但能够整合海量闲置的、分散的社会资源,而且还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大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共享经济本质上是在资源供需双方合作下,通过共享平台实现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形态[1] 。其主要特征有三个即闲置资源、互联网平台和人人参与。网约车的“共享经济”特征主要表现为,交易双方在网约车平台的作用力下,既满足了对闲置运力循环利用的欲望,又满足了社会个体对于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2.共享经济背景下我国网约车发展的现状

共享经济的出现,引起了传统经济领域的变革,在交通出行领域共享经济以网约车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约车即网络预约车,是指乘客通过互联网平台应用软件预约车辆实现点到点运输服务的出行方式,它的兴起与发展为人们出行方式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

2.1共享经济背景下我国网约车的兴起与发展概况

网约车是“互联网+交通”在出行方面的具体表现形式,2010年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约租车服务公司忧步在美国率先发展,这项以“城市拼车”为主的约租车服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后,互联网约租车的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也纷纷推出了本地化的服务。在我国,以小桔科技公司的滴滴出行、东方云科技的易到用车、优车科技的神州专车为代表的出行业务已经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纵观我国网约车的发展到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国各地网约车的萌芽阶段(2010年 5月— 2013年5月)。即从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易到用车,率先推出走中高端商务车路线的“专车”服务,到嘀嘀打车及快的打车先后成立,至2013年5月

国内大小打车软件达40多款。第二阶段,全国各地政府对网约车的严打阶段(2013年5月— 2014年12月)。即从2013年5月深圳市交通委内部下发关于强制要求司机卸载,到2014年初优步( Uber )进入中国市场,同年4月上海、济南、苏州先后下发文件,对司机使用打车软件做出规范其中苏州明令禁止使用打车软件;快的、滴滴、优步相继推出了“专车”服务,从一开始只在一线城市运行,后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第三阶段,网约车的逐步合法化阶段(2015年1月至今)。即2015年1月8日交通部表态,首次直接使用“专车”一词,承认专车的积极意义。 2015年2月14日滴滴与快的合并,两家公司在人员架构上保持不变,将继续保留各自的品牌和业务独立性。 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布,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这是国内第一张专车平台牌照,滴滴快的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网络约租车平台资质的公司。 2016年7月28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专车合法化”终被认可。 2016年8月1日滴滴出行收购优步中国,成为网约车的霸主。可见,像众多新生事物一样,我国网约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被政府严打到日益合法化的艰难过程。目前,网约车因其能够使得人们更加便利、快捷、安全的出行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逐步遍布我国的各个省市。

3. 网约车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网约车行业满足了公众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得到了快速发展,网约车颠覆性创新的共享经营模式,在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下也得到鼓励和发展。但是,网约车作为新业态,对政府监管部门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在网约车的监管方面进行了适应性地实践和探索,但是,从共享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在网约车的监管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3.1监管主体单一 监管效率低下

共享经济人人参与的经济特征注定了网约车涉及点多,线长、面广,但是自网约车进入进入我国市场以来,主要是政府单主体在监管,这种唯一的监管主体已经不能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模式相适应,不论在B2C模式还是在C2C模式中,网约车服务的用户范围都非常多,网约车平台正常运营也需要多部门的协作,这些都超越了政府管理的幅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多头监管也使得监管的效率低下。当前,各级各地网约车的法规规章中普遍包含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运输管理部门、公安、工商、税务、人民银行、通信、网信、环保、质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涉及网约车监管的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谁许可谁监管的原则,以上涉及网约车行政许可事项的部门都承担监管的义务,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交通运输部门一家单打独斗,监管力度明显不足。其次,多头审批、多头监管占用了平台公司和驾驶员的时间,产生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影响了他们经济利益,导致他们不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这种监管,从而更加不利于开展政府的监管活动。

3.2沿袭传统巡游出租车监管模式 忽略了市场的监管作用

传统出租车是在市场经济下直接适应用户需求的产物,而网约车的实质是共享经济的产物,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把社会上闲置的车辆与用户的需求结合起来,是预约服务的一种,出租车只是预约服务的载体,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简单沿袭传统巡游出租车监管思路,会出现许多的匹配。一是巡游出租车的属地管理模式与网约车不匹配,网约车市场依托互联网优势可以轻松实现一个管控中心管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现行的网约车政策依旧要求网约车平台在本地建立分公司进行注册,这一规定忽略了互联网技术的便利,降低了平台的运营效率;二是巡游出租车中对从业人员管理网约车不匹配,在对巡游出租车的管理中,可以通过经营许可和驾驶员从业资格的管理来实现对行业中所有从业人员的管理,在网约车市场中,人人都可以是经营者,政府难以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从业者进行监管。因此, 在网约车新政中各地均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以此来大幅削减经营个体、减少监管数量达到全面监管的目的。 延续这种监管思路造成了资源浪费。其结果是许多兼职的私家车驾驶员逐渐退出了市场,闲置的车辆和人力资源都难以得到充分利用,不利于“共享经济”的发展;三是巡游出租车仅注重事前监管与网约车不匹配。传统巡游车的驾驶员、运营形式、运营主体比较确定,政府主要实施事前的准入监管是有效的, 而网约车的驾驶员是随时变化的,如果事前监管要求过高, 则会大大降低市场的活力与效率,不益于市场的发展;如果不重视事中、事后的监管,行业将会乱象丛生,2018年5月空姐李明珠乘坐滴滴被害事件和2018年8月浙江乐青一名女孩搭乘滴滴顺风车的途中再次遇害事件以及网约车司机登记信息和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信息不一致的问题等等乱象,就是事中和事后监管不力的具体表现,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现行法规存在弊端  网约车经营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现行的 2016 年《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第十五条规定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以上两条规定均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而国务院交通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暂行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部门规章是没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的。部门规章只能对行政许可条件做具体规定,而不能在上位法未规定许可条件时,直接规定行政许可条件,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运输条例》位阶在《暂行办法》之上,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第二条规定:“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需要遵循本条例的规定。”网约车经营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见《暂行办法》并没有得到上位法具体内容上的支持,现行法规还存在商榷之处。

目前为止,在国家层面上涉及网约车监管方面的立法文件只有国务院交通部、工信部等七部委出台的《暂行办法》,然而,网约车的“共享”特征决定了其经营活动的多领域性,仅有部门支撑,没有全国性的立法是不够;虽然《道路运输条例》位阶在其之上,但这个条例的出台仅是为了规范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不适用于网约车。换言之,由于我国行政法律法规的滞后性,造成了现行法律法规与网约车经营服务所需的法律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匹配。因此,我国网约车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4. 完善网约车政府市场监管的建议

4.1建立双重监管体系 

双重监管体系指的是“政府监管平台企业,平台企业监管市场”双重监管架构。 在这个架构中,对平台企业所运营市场的监管,以平台企业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突出平台企业在监管中的角色。 同时,政府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 促使平台企业能够充分发挥监管作用。一方面双重监管体系强调平台企业对市场监管负有主要的责任 ,  能够克服监管空白或监管重叠的弊端;另一方面双重监管体系可以取长补短,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平台企业监管工具多样、监管成本低、效率高的长处弥补政府监管工具缺乏、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的短处;平台企业可以借助行政机关的合法监管,弥补企业无执法权,以及可能出现监管松懈与内部腐败的问题 。政府可以根据平台企业所提供的线索,及时查处不良用户,解决平台企业无执法权的问题;针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松懈以及内部腐败问题,政府可向平台企业施以连带责任惩罚。当连带责任的惩罚大于平台企业监管松懈或是内部腐败的获益时, 便可帮助平台企业克服主观监管动机不纯的问题

4.2建立“互联网+监管”的新型监管模式

目前,政府部门对网约车的多部门监管模式导致了监管效率的低下和责任的推诿,建立起“互联网+监管”的新型监管模式能大幅度提高政府监督的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具体做法:一是建立一个网络监控系统,即政府指定某个部门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一个实时动态监控的网络系统,随时监管所有网约车平台的服务信息,对涉嫌违法行为的信息进行采集二是建立一套违章处理流程,对采集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审核、调查、取证、并提交执法人员立案处理;三是开设一个社会力量参与监管的端口。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网约车软件与政府监管平台之间建立举报投诉入口,使投诉举报内容利用互联网技术直接送达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对举报信息分类处理,不仅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而且更好地提高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4.3建立健全网约车行业法律体系

网约车市场借助互联网实现网约车车主和消费者的供需对接,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突破了地域限制。因此,网约车立法也要实现全国一盘棋,避免出现各地区规范不统一造成市场混乱的现象;第二是要根据共享经济发展现状增设相应的法律,为了使已经颁布的《暂行办法》中行政许可的设立合法化,可以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来弥补这一缺陷。第三是应该通过立法明确网约车运营服务中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利益纠纷问题的责任认定、处罚机制,确定政府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责,做到精准监管。最后,制定或修改网约车行业的法律时可以减少对网约车准入方面的限制,增加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的内容,确保乘客安全。

4.4保持市场竞争,避免牌照垄断

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屡遭诟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就会缺乏竞争,也会缺乏创新和活力,市场的需求得不能的到满足。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讲,市场中没有竞争对手,缺乏创新的动力。从出租车司机的角度来讲,收入少、负担重、压力大,缺乏提高服务的动力。从乘客的角度来讲,打车难,服务差。这样的出租车行业对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网约车的出现打破了巡游出租车市场的垄断局面,倒逼巡游出租车经营者提高管理能力、提升服务质量。但是,网约车的发展也有着垄断的趋势。如果监管不当将沦为第二个出租车行业。

从网约车行业发展现状来看,滴滴出行初步具备了垄断潜质,存在一家独大的风险。虽然平台企业成为寡头能更好地经营市场,但是也容易出现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地方政府在办理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的时候,需关注企业是否存在垄断行为,适时引入竞争机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平台及时发放资质牌照,避免垄断形成,不能将政策变为保护既得利益企业的门槛和壁垒。

结语

参考文献

[1] 贾晓越 《共享经济视野下在线短租业的监管研究》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0(1)

[2] 张洪泽  《共享经济下的网约车政府监管问题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19

[3] 冯 骅 王 勇《网约车监管的改革方向:实施双重监管体系》J 企业经济2020(2)

平台经济市场规模范文第3篇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成立的为了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相关经营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平台公司为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但是,由于投融资平台政府性质和市场化的双重属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进行基础设施等相关投资建设的过程中凭借其政府属性从商业银行等多种渠道大规模举债造成了严重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化的程度不断向纵深方向迈进,地方政府负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对我国债务规模以及负债率进行管控成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促进我国地方政府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2]。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大规模贷款作为地方债务的主要形成原因,基于市场化企业运转的要求,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成为规避经营管理风险和缓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向纵深方向改革,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成为其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次,基于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背景对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最后,对如何在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同时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提出政策建议。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进行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为了解决当期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商业贷款等方式对未来的资金进行提前预支,因此给地方政府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大规模举债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攀升。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下,省级政府一般不参与具体的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以及相关的投资。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我国市级政府单位以及县级政府的市政建设需求不断增加,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承担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任务[3]。一方面,市级政府为了更好地推进当地经济建设,吸引外商投资,增加就业和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解决由于建设导致的资金缺口问题需增加债务规模,导致了给市级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另一方面,虽然县级政府相较于市级政府其市政建设的压力较小,但是,局限于县级所辖地区范围,其经济发展能力以及工业发展水平将对落后,这就导致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少,从而增加了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满足城镇化进程需求,往往需要通过贷款满足资金需求[4]。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资的投资风险较大。随着经济新常态不断向纵深方向的延伸,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实体经济的转型,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所参与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多,这就要求进行规模贷款。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缺少一套涵括投融资平台经营管理制度、执行准则、考评标准在内的系统科学的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所投资的项目一般都是基于为民众提供便利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城市交通建设等相关的公益性投资项目,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且投资规模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债务风险[5]。

二、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的必要性

为了解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运转过程中由于经济管理不规范和大规模举债带来的风险问题,促进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成为平台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平台平稳转型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转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经营管理模式是促进其平台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一直以来地方投融资平台凭借其特有的政府公信力,通过多种渠道贷款获得投资资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市政建设为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模式导致其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做到很好的厘清。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导致政府需要不断的增加资金投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往往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的投资目标,也就导致了其投资规模大,但是投资周期长和投资回报率低的现象存在[6]。

(二)规避地方政府债务潜在风险的必然要求。由于融资平台的完善、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地产行业的发展,地方政府财政过多的依赖于融资和土地财政,这就导致融资环节出现问题必然引发地方金融财政风险的发生,据相关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中商业银行的贷款占主要部分,如果商业银行出于规避信贷风险的视角出发,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业务进行有限度的审批则会影响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可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进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对规避地方政府债务潜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7]。

平台经济市场规模范文第4篇

债务规模不是衡量风险的唯一指标,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孤立就某一个环节或部门来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客观、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呢?

本文首先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递和作用机理,构造分析的基本框架和逻辑。其次,在第二部分利用审计署公布的年数据进行具体的指标分析。最后,本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展望。

融资平台风险传导机理

分析风险的传导机理是控制和防范风险的关键。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是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

2009年以来存在一定的财政收支缺口(如图1),这带来了一定的财政压力,加之地方政府的GDP竞赛加大投资,平衡预算、弥补缺口,导致旺盛的资金需求,中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够自主发债 ,这催生了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间接预算外借债模式,支持地方政府在市政、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资金需求。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模式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是政治的衍生物,与各级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通过融资平台,实现了从金融市场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融资,这是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起点。

具体地,债务风险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金融系统流动性、和政府监管框架和模式,概括起来,透过融资平台,与政府、实体经济、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风险的传导涉及三条风险路径,如图2所示。

1.融资平台的双重属性。融资平台的产生,具有内生性的特征,既是融资枢纽,又是风险焦点,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受益于浓厚的政府色彩或背景,融资平台往往具有很好的信用保障,容易与银行、非银行的信贷青睐相结合,成为融资枢纽,融资需求被不断地放大,融资规模不断攀升。截至2013年10月6日,城投债的存量余额已经达到2.36万亿元,存债只数1864只,由于债券融资成本较低,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方式。其次,融资平台也是风险焦点,来自于金融系统的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稳增长压力三方力量在此汇集交叉。实际上,中国金融市场采取的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造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不能够直接对接,容易造成充沛的流动性不能够输送实体经济,融资平台作为三方的枢纽,如果确保这个纽带的顺畅,能够提高资金的投资效率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2.风险传导的三条路径。风险传导有三条路径,每一条路径都具有双向作用,既传递着投融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正能量,同时,各方积累的风险也可通过此通道进行传播和扩散:其一,金融传导。当融资平台以政府注资的土地或资产为抵押担保品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通过商业银行、央行的监管通道传导风险。2006年以来,债券市场发展迅猛,融资平台通过发行城投债的方式向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由此可见,在金融系统,不同的融资渠道和风险传导路径都可能通过融资平台进行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其二,投资传导。前文提及融资平台的主要功能是筹措资金,通过投资通道投向基本建设和实体经济,要给融资找到投资出口,而不应该在金融系统内空转,服务实体经济是关键。其三,政府传导。由于融资平台的特殊属性,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成为隐性担保人,负有连带责任,承担或有负债风险。行政体制决定这种风险可以层层叠加和上移,直至传递到中央政府,这对中央政府对时局的把控力和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3.风险积聚的三个领域。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风险的控制,归根结底,取决于宏观经济基本面、金融系统、政府部门这三个方面运行情况,以及发生风险时的控制和协调能力。具体地,在实体经济要考察经济周期、结构以及资金的投向与产业发展的匹配程度。在金融系统主要关注三个风险点,一是来自于银行系统的信贷风险: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财政存款与商业银行平台贷款规模的风险;二是利率定价机制不健全,促使逐利资金借道影子银行和理财产品,引致资金错配、利差趋高的风险;三是债券市场中的个案风险。

这个框架是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虽然是很小的部门,具有准政府部门属性,但是它确实牵扯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实体经济、金融系统以及政府部门,各种力量汇交于此,自然而然成为聚焦点。

实体经济与融资匹配矩阵

构造匹配矩阵,主要从三个方面:经济发展与融资环境,产业发展与债务需求,经济增速、货币供给与信贷规模,三个方面的逻辑具有递进性,如各个领域具体情况能够匹配则说明债务风险不大,否则,风险可能在某个环节或者局部聚集。

1.经济发展与融资环境匹配矩阵。按照上文的逻辑,首先地区的实体经济要与融资环境相匹配。也就是说,资金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本文考察两个维度:纵轴以各地区GDP增速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横轴以银行贷款总额来代表融资环境,构造匹配矩阵,如图3所示。

融资环境主要说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具体地通过融资方式与渠道来体现,并且假设融资能力与融资环境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那么金融环境也比较发达,相应的金融工具更丰富,融资的渠道更畅通。这样把这两方面的信息概括成两个维度,构造矩阵图。

关于上图3的几点说明:(1)纵轴经济发展指数:各地区GDP与平均水平的比,比值越大,则排位越高,说明经济越发达;(2)横轴融资环境指数:各地区贷款额度与平均水平的比,比值越大,在横轴的排位越是靠右侧,说明融资环境越宽松,金融市场越发达,投融资规模、渠道相对畅通;(3)坐标原点分别是两个指数的均值;(4)债务余额指数:债务余额与平均水平的比,以图3气泡的半径来表示,半径越大,表示债务余额越大;(5)以“右上方”为偏好序方向,即经济越是发达,融资环境越是宽松,信贷规模也越大,相互匹配程度就越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风险就越可控,相应的地区排序越是向右上方倾斜。广东在第一象限右上方位置最高,半径最大,这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融资较为发达,债务规模也较大。

从实际排序来看,第一象限的广东、山东、浙江、辽宁、北京等地区排位较高,基本符合上述假设,说明构造这样一个框架是能够反映融资环境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吻合程度。

2.产业发展与债务规模。更深入地,为衡量产业发展和债务需求是否匹配,首先考察该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单位产值的债务额这个指标。选择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资金密集型的代表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特点是具有旺盛的资金需求,这需要有发达的金融环境为支撑,产出效率也比较高,若以该产业为衡量的标准,单位产值债务额的大小,能够说明对债务覆盖程度和产业发展的匹配度。

从具体的计算结果分布(如图4)来看,广东、北京、山东、浙江地区的该指标比值较低,符合广东省以及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实际情况(也与如图3反应的广东的排位情况相吻合),甘肃、宁夏和新疆等西部地区的比值较高,可能的原因这些地区并不是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支柱产业。

在图5中,气泡图的半径代表债务融资规模与平均水平的比值,广东、山东为债务规模占比较高,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占比也较高,实际结果与上述分析相符合,在债务规模较大的几个地区经济发展、资金密集产业与该产业的产值贡献程度能够相匹配。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匹配能够支持债务的规模和延续性。

3.经济增速、M2与信贷规模匹配。宏观经济的状况对财政的可持续性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财政形成支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度和政策运用,直接影响经济增长、M2增速的变化和信贷规模的扩张,三者之间的匹配程度直接反映对债务偿还能力的覆盖和支撑。如图6所示,在1991―2012年间,这种匹配度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1993年开始经济过热,1994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调控措施,包括财税改革、控制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控制信贷规模、停止发放政府赤字融资信贷、对冲由于外汇占款所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1994年以后信贷规模很快得到控制,这个阶段出现了信贷与GDP增速的短时间背离,但债务偿还问题不大;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下滑,信贷规模下滑,趋势上是吻合的;第三,2005-2006年信贷规模与GDP、M2增速出现正向背离,信贷下滑,但得益于这几年世界经济复苏和强劲的出口,宏观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速对贷款或者融资的需求不是很强,这个阶段的背离显然是没有债务偿还压力和风险的;第四,2009年之后,受投资4万亿的应对危机之策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和范围大幅加强,政府的大规模信贷扩张成为这个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直接表现就是宏观流动性的宽松,宏观流动性松紧状态的变化的直接反映是M2的增速和实体经济增速的匹配程度,越是宽松说明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越是背离,政府通过信贷扩张注入的资金并没有完全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去。2012年以来,经济进入次高速通道,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转移支付的减少和融资成本提高,造成地方政府的回旋余地和财政空间面临压力,此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影子银行等问题也在积聚,风险加大。

金融系统风险

随着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社会融资趋于多元化,改变了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绝对比重的格局,间接融资总体比例下降,但通过影子银行途径融资比例却在上升。

1.银行信贷风险。2013年以来,央行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了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信贷投放倾向于“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贷款,严控去产能行业贷款,信贷结构的调整配合宏观调控方向。美联储主席耶伦延迟退出QE,外汇流入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比较充裕,流动性增长加快。宏观流动性对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债务偿还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对贷款总量增速控制,改变信用产品投资不受总量限制的趋势,结构得到优化,债务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不大。

2.影子银行风险。充沛的市场资金需求,使得创新和监管相互竞争选择,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正是源于高风险偏好对冲金融监管。

影子银行的发展与政府各种项目资产通过金融机构将现金流证券化密不可分。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制度、机制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影子银行必然成为流动性的供给池。目前影子银行主要有三种形式:信托受益权类买入返售、票据类买入返售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他们都是努力通过少占资本、少提拨备、改善存贷比,来挤出更多的贷款额度,以此补充地方政府债务的新增需求。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影子银行创新方式体现在资产证券化的规范、透明。监管当局也正在逐步推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这意味着由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债务提供的流动性,尽管受到监管的挤压,但敞开的资产证券化大门将利于更透明、更安全的流动性注入地方政府。此外,进一步深化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都将引导资本向着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高效配置。总的来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化发展注入了不可缺少的流动性,其后金融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将引导影子银行阳光化,地方政府债务的流动性也得以透明性监管,为地方政府债务从粗放化转为精细化发展奠定基础。

理财产品和信托活动对资金高速周转高度需求和依赖,蜂拥而至的“短借长贷”腾挪之术面临挤兑和偿付危机的风险加大,发行新的理财产品来兑付到期产品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期限错配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加大,这种击鼓传花游戏一旦无法持续,系统性风险便会暴露。地方政府涉身其间,一旦此领域发生风险,势必会扩散至融资平台自身,可能传导和上移至政府部门。

3.债券市场的局部风险。2006年以来发生了多起信用事件,这些信用事件由于政府干预或兜底,债务得以最终偿还,表面上看风险似乎得以化解,实际上存在极端的风险与收益的扭曲,加大信息不对称,低信用等级的债券更受青睐,局部的信用风险正在积聚,应警惕个案风险。由于中国行政体制以及融资平台的行政色彩,政府部门存在隐性担保,承担连带责任。

局部风险的叠加和上移

警惕上述风险相互叠加和作用,透过融资平台枢纽逐级向政府部门渗透和上移,对宏观经济调控形成更高的压力和更高的挑战。

宏观调控政策或者说相干的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去产能风险,金融系统的影子银行以及流动性泛滥的风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些风险不能够很好的化解和释放,有可能通过融资平台向政府部门叠加和上移,势必会强化这类事件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改变社会公众对未来经济稳定的预期,这对中央及各级政府对经济社会把控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诚然,如果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行政调控能够保持顺畅高效,从左到右来自金融市场的各种风险和压力能够有效地化解,尽管经济现在处在一个次高速通道的局面下,整体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仍不大。

展望

1.长期来看,如果通过利率市场化将政府之手换成市场之手,金融体系控杠杆、实体经济去产能平稳进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缓释。

平台经济市场规模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专家资源;基地;系统整合

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充分依靠各方面力量,其中,以各类专家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队伍是一支无论在数量、质量、层次上,还是在总体竞争实力上都举足轻重的力量。四川有关部门从2002年开始就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专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进行探索,初步形成以专家服务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为平台,完善智力供需双方信息交流渠道的模式。

一、关于基地的认识

(一)“平台”性质

基地是一个在形成初期主要由政府搭建,以充分整合区域内高层次人才资源为手段,以为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发展提供智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技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平台。

1.平台搭建者(组织者):按照“政府-政府为主、市场为辅-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政府调控、市场为主体”的方式演化。目前的主要组织者是省级人事职能部门,但离不开与科技教育的分工与合作。

2.平台的支柱:是“机制-政策-信息-技术”的“四位一体”,也是典型的政府-市场演化的驱动运行机制。

3.平台的载体及作用对象:是经济建设及社会文化建设主战场。政府“搭台”,专家“唱戏”,专家是平台最活跃的主体;政府“设宴”,企业“请客”,企业是平台最大的需求用户。

(二)示范性质

既要有时限性的重要责任和严峻任务的履行,又要有条件的充分的自由发挥和创造的空间;既讲究成本,着重落实,又鼓励探索和创新。

(三)服务性质

基地从本质上首先是以综合效益优化为主要目标。根据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性质的载体,可以是偏向经济实体的综合组织,也可以是公益性的社会福利组织。

(四)工程性质

基地在建设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有理念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更有具体的落实和建设;不仅有理念和制度的形成,更有具体的实物配置和工程的建设。

(五)智能性质

基地属于技术密集型的综合组织,其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方式往往表现为技术服务为主要形式和特色,具有智能性质。

二、系统整合模式的发展思路

(一)系统整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

按照以人为本,体现特色,突破瓶颈,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充分发挥专家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目标,通过政府综合制度设计、政策导向开辟服务基地建设渠道,促进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共同建立基地平台,通过政策导向和市场服务开拓、建设、培育专家服务市场,通过政策和激励手段,组织和引导专家积极参与基地的建设和服务工作,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导向整合配置各种资源,通过信息平台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协调好各主体的利益分配。

(二)模式的功能目标

1.系统资源整合功能。如,相关政策、市场、信息、技术、资金、行为主体等资源的整合。

2.系统多元驱动及其互动功能。在政策导向下,通过模式的运行机制,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形成正向互动。

3.动态自适。根据市场、社会需求的变化,主动进行系统组织调整,以有效适应变化。

4.系统辐射功能。即系统的先进性和带头示范性,不断强化和拓展服务基地的发展。

5.培育功能。即具有强大的专家队伍建设和培养功能,技术、模式等创新功能,市场培植功能等;6.综合效益功能,即最终有利于形成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综合效益。

(三)模式的功能结构模块

1.动力驱动模块:由模式运行机制、政策体系、市场行为、专家行为等构成。

2.资源整合模块:由“制度-政策-信息-技术”平台、组织机构和政府、企业、专家队伍、社会团体、社会公众等构成。

3.服务产品及技术体系模块:由基地所提供的服务方式、途径、内容、特点及相应的技术体系等构成。

4.市场模块:由基地服务的对象、领域、市场细分、市场信息、市场行为、市场预测与分析、市场定位、市场策划及招商引资等构成。

5.服务模块:由项目、合同、经营与管理方式、目标等构成。

6.基地后勤模块:由基地基本建设工程、后勤管理构成。

(四)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途径

1.有关职能部门联合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使基地建设工作纳入到诸如市场、科技基地、研发基地、产业园区、创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建设规划中,享受政策激励,形成整体优势。2.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需求,按照市场规律,建设具有经济实体为基础,科技研发为支撑,具体项目为契机,制度-政策-信息为保障,政府“穿针引线”,政府先期适当资助、企业投资、社会筹资相结合,独立核算、成本化运作的基地框架。3.研究制定基地发展规划,编制发展指南,明确核心发展领域,拟定先期具体落实项目,政府先期适当资助,进行市场策划,招商引资,完善和发展服务基地。4.通过政策导向,强化市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形成企业和社会投资为主体的良性发展局面。

三、关于基地建设和发展的平台建设问题

基地建设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作,除了基地建设的主体工程外,其支撑平台建设必不可少,包括制度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技术支持系统的建设。与此相对应,必须树立综合发展观念,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包括专家、企业、市场等信息系统、信息平台及其相应的决策支持系统,科学规划与决策;建立和完善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基地建设和发展的管理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技术服务体系,切实落实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专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实施科技创新工程,实现基地建设和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永龙.当代西方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J].经济管理,2003.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第一版)[M].上海: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