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哲学范文第1篇

人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的，没有生命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存在。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教育的实质是生命的成长与发展，生命与教育是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是品德教育的起点和归宿。然而在传统的品德教育与品德课程中，http://生命价值理念缺失及对学生个体生命漠视和淡忘的现象普遍存在。传统的“无人”的教育意识还占主导地位，压抑着生命的个性，剥夺个体精神生命在教育过程中自由成长的主动权。笔者尝试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来构建道德教育。

一、涵养生命：道德教育的目标指向

生命与道德息息相关。道德无论就其起源，还是发展动力而言，都是来自生命。道德的产生源于人类的生命智慧。人与动物都有生命，但动物只有生物性生命；而人除了有生物性生命，还在于人有价值生命或意义生命，人是一种有意识的生命存在物，而后者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的生命从无到有，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更是一个道德化、人文化的过程，是一个道德引导、文化武装的过程。离开了道德，人将不复为“人”，而蜕变为动物。道德教育就是一个涵养生命、提升人的生命内涵的活动。人类生命秩序的建立，就是以道德的生命引导、规范生物性生命，使生物性的生命表现与生命追求，表现出有序与价值。没有道德的参与和引导，人当然就无生命秩序可言，只能受本能冲动的支配，生命就处于无序的状态中，人事实上也就等同于或还原于动物。道德涵养了生命，道德使人的生命区别于动物，而具有了人的尊严。因此，涵养生命是道德教育的目标指向。

二、完善生命：道德教育的实践途径

在生命视角下的道德教育应是融入个体生命生活的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标指向是涵养生命使个体生命过美好的生活。“道德本身不应视为目的，而应被看成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手段。”由此，我们探索了多种途径来完善生命进行道德教育。

1.使用生活化的温馨评语，使生命教育触及灵魂。教育不但根植于人的生活，而且要关怀人的生活，更要触及学生的灵魂，引导学生去热爱生活、追求生活、享受生活。而生活化的温馨评语就是用一种真实的切近学生生活的话语来评价真实生活中的学生，而这种根植于现实生活中的温馨评语就成为一种教育力量，引导学生更加珍视自己的生命和真实的现实生活。所谓温馨评语，是以对话的方式，将学生作为一个在场的知心朋友与之进行交流、沟通和畅谈，它通过动人而诚挚的、透明而亲切的、温馨而诗意的生活话语不断地打动学生、感受学生，使评语成为了师生进行感情交流、达成相互理解的渠道。使学生感到自己的生活、生命中的一点一滴都得到了老师的关注，感到生命中的每一次感动、每一次付出后的幸福都是值得珍惜的，从而使他们懂得生活、生命的可爱、可信和可敬，理解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珍惜生命的可贵和美好。

2.鼓励、倾听学生的伦理叙事，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什么是伦理？我国学者刘小枫认为：“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反过来说，一种生命感觉就是一种伦理；有多少种生命感觉，就有多少种伦理。”叙事就是叙述生命故事。伦理叙事就是叙述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它是人对生命的体验、感悟、理解、想象的一种述说。伦理叙事可以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可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象的生活。它通过叙述某一个人的生命经历，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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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呈现个体独特的命运。

鼓励和倾听学生的伦理叙事有利于学生形成尊重与宽容的品质。人对自己的了解的加深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世界。学生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可以使他们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人与事中，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共通性，http://进而形成宽容与尊重的品质。学生的伦理叙事也有助于学生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行为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因为生命是在生活中展现，在生活中成长的。学生的生命故事是在他的生活中形成的。学生在交流彼此的生活故事中，恰恰能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选择能力。教师作为教育者，不仅要鼓励学生的伦理叙事，还要认真地倾听、真诚地关注学生的每一个生命感动。教师只有有了感动，才会有理解，有体悟，才能融入学生的生命世界中，与学生进行生命的对话。在这种伦理叙事中形成的生命体验往往是最真实、最有生命意蕴的，它能改变学生的生命感觉，激发个体的道德反省，从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

道德教育的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黑格尔；任性 ；自由；当代道德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03-02

黑格尔认为，人们通常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和这类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托。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这任性之中，即某一个人当他任性时，恰好表明他是不自由的[1]。

一、抽象的自由：任性

1.任性是否定的自由

任性就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中。任性只是对我们来说是自由的，或者一般地说，这是存在于自己概念中的意志，即任性是在它的自在形态或在它的概念中来把握，那表明我们还没有得到它“真的东西”——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是直接的，只是自然的。

黑格尔还认为，“否定的自由或理智所了解的自由是片面的，任性把片面的自由上升为唯一最高的规定。否定的自由所想望的其本身不外是抽象的观念，至于使这种 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人只有在对自身的纯思维中才有力量给自己以普遍性，也就是摆脱一切规定性”[1]。因此，任性是否定的自由。

2.任性是特殊的、主观偶然性的意志

“需要作为冲动、或倾向在经验中的表现，就是个人的任性，任性就是矛盾，这一矛盾性是作为各种冲动和倾向的辩证法而显现出来的，它们彼此阻挠，其中一个的满足必然要求另一个的满足服从于它，或者要求另一个牺牲其满足，如此等等”[1]。“由于冲动除了它的规定性外没有其他方向，从而它自身没有尺度，使一个满足服从或牺牲只能是出于任性的偶然决断”[1]。

任性是主观的偶然性，自由思维不死抱住现成的东西，不管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公意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的支持，或是得到内心情感的权威以及精神直接赞同的证言的支持都好。相反地，这种自由思维是从其自身出发的，具有主观的偶然性，即任性。

3.任性是作为矛盾的意志

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为矛盾的意志。科学应该建立在思想和概念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直接知觉和偶然想象上，这只能表明其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真理是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的，是凌驾于感情主观形式之上的。任性是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任性作为特殊意志与作为自在自为的意志即普遍意志之间存在距离、存在矛盾。

对自由最普遍的看法是任性的看法——这是在单单由自然冲动所规定的意志和绝对自由的意志之间经过反思选择的中间物。“既然只有自由的自我规定中的形式要素才是内在于任性的，而另一要素是给予任性的，那么，被认为是自由的那任性，的确可以叫做一种幻觉”[1]。

二、任性的内容：通过偶然性而不是通过“我”的意志本性

何谓任性的自由？黑格尔认为，“在任性中包含着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自由的反思以及对自内或自外所给予的内容和素材的依赖这两个因素”[1]。因为这个自在地作为目的的必然内容，同时在那种反思面前被规定为可能的，所以任性是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

1.自我与自我选择

黑格尔指出，“自我通过一个他物，即事情而获得确定性，而事情同样又通过一个他物而具有确定性”[1]。詹姆斯（James）认为，“自我是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与外界事物处于不断的交互作用中，也必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中，在各自一方中留下对方的作用和影响，在对方中得到自身的表现”[2]。米德（Mead）指出，“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明确关系中才能存在”[3]。

自我，即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自我是把自己规定为多种可能性，作为无规定性的东西，它不受这个或那个内容的束缚，这种内容对自我在自身中的反思来说是一种可能性的内容，可能是我的，也可能不是我的。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是“可能这样或那样地来规定自己，也就是说，我既然可以选择，我就具有任性，即人们通常所称的自由，而我之所以选择是根据意志的普遍性，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或那个变成我的东西，这个东西被我的内容所规定，具有我的精神的痕迹，即选择是根据自我的无规定性和某一内容的规定性” [1]。

“人是能思维的，他要在思维中寻求他的自由，即在他的概念中寻求，但是这种抽象法无论怎样崇高、怎样神圣，如果他仅仅把这个（意见）当做思维，且这种思维只有背 离公认而有效的东西并且能够发明某种特殊物的时候，才 觉得自己是自由的，那么这种法反而变成不法，变成任 性”[1]。人们的主观任性会随着自我的封闭而堕落腐化，变得愈来愈固定和僵化。但是，健康需要躯体的统一，如果一切部分各自变成僵硬，那就是死亡。

2.自我选择的有限性与自我的无限性的矛盾

就自在地自由的意志来说，它的目的或者说内容，就是冲动、、倾向，冲动和的满足，面临着对象和方法上的无规定性（可能性）。当意志在种种可能性中做出决定时，就是扬弃无规定性，这就是现实的意志。唯有人作为全无规定的东西，才能凌驾于冲动之上，并且能把它规定和设定为他自己的东西。

无性格的人从来不做出选择，不做什么决定的意志不是现实的意志。具有这种性情的人知道，如果做出规定，自我就会与有限性结缘，就给自己设定了界限而放弃了无限性。任性的此种内心酝酿使他把一切保持在可能性的状态中。

3.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之间的紧张与距离

主观意识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因为它只有在现在中才是现实的、定在的，即在客观性的外部行为中，所以它本身是完全空虚的。“只有主观的道德意志的表现才算是真正的行为”[1]。而任性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是“我”的特殊意志的表达。因此，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之间就存在着不间断的紧张状态和一定的距离。黑格尔特别强调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的统一。他说：“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是一连串无价值的作品，那么他的意志的主观性也同样是无价值的；反之，如果他的一连串的行为是具有实体性质的，那么个人的内部意志也是具有实体性质的。”[1]

三、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1.教育应引导人们追求合理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

“合理性一般是指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合理性按其内容来说，是指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一”。合理性按其形式来说，就是根据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自己的行为。

任性是抽象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是自由的反面，自由是主体按照道德律而行动的一种高度自律，是他律与自律相互融合的产物。自由不是主观任性，自由是孔子笔下所写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自为的状态。“从心所欲”是出于内在意愿，当然，出于内在意愿不同于任性，任性是完全的抽象的自由，是由人的本能和自然情感所驱动的，而这恰恰说明是不自由的，是否定的意志，是主观的偶然性。任性往往具有消极的破坏性的趋势。“矩”指一般的规范、规则。“不逾矩”指与一般的规范相符合，其中包含着反思的作用。因此，判断某种意志“不逾矩”，意味着具有“肯定的”或“善”的性质。当“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两者达到了内在的和谐时，就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达到了自在自为的自由。

2.建构理想人格和自我同一性

黑格尔指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理想人格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任性是伪善，有向恶的方面转化的可能性。任性作为只在形式上保持在它本身的无限的自我，它只是在形式上是无限的，所以在它的本性和外部现实的种种规定方面，它是要受到内容的束缚的。黑格尔把良心分为形式的良心和真实的良心两种。他认为，“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两者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自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1]，因此，任性是否定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是主观的偶然性。任性是伪善，是善的假象。为此我们要建立性善认同理念，实现由伪善向善的转化，实现由恶的可能性向善的转化，构建和谐自我和自我同一性。

自我同一性是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始终保持自我内在的和谐与一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自我是一种有责任的存在，人是自我固定的存在。自觉地把责任看做自己的使命。恰斯赫尔姆曾指出，“人的自由的形而上问题也许可以概括为人是一种责任的主体”。第二，认为自我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第三，认为自我是一种自觉和智慧。三者的和谐使自我形成了相对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

3.从“任性”到“德性”行为的合理转化

德是出于义务的行为。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具有拘束力的义务。黑格尔曾经在《法哲学原理》中深刻地指出，“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一方面他既摆脱了对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做什么、可做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少现实性。所以说，义务在这一环节中，摆脱了主观任性，通过了对道德的反思，但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存在于自己的主观意志中，达到主观性的善。主观性的善缺少定在，缺乏客观现实性。“义务仅仅限制主观性的任性，并且仅仅冲击主观性所死抱住的抽象的善”，任性是抽象的自由，而“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

伦理是作为个人造诣的德，“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真正的德只有在非正常环境中以及在那些关系的冲突中，才有地位并获得实现”。“德的学说不是一种单纯的义务论，它包含着以自然规定性为基础的个性的特殊方面，所以它就是一部精神自然史”。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道德教育的哲学范文第3篇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了。为了培养大批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标准化人才，把人制造成标准化的教育商品，一切按事先计划好的统一程序、目标和过程进行。把“人”当作了无生命的“机器加工品”。同样在道德教育中也暴露出与生活逻辑和自然逻辑的双重背离：学生每天处在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之中，却被控制在固定的场所里记诵那些抽离了生活与自然的既定道德规范条文，体验不到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与乐趣。这种道德教育带有明显的支配性，它使学生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教育者”所支配。长此以往，导致了学生群落的“幽闭文化”、“蛋壳文化”现象，在学生中出现了思想保守、精神疲倦、情绪低落、“逆反心理”以至厌弃生命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悲剧出现呢？是道德教育方法出错了吗？现在有许多书介绍了很多的道德教育方法，教育者本身也学习了不少具体的教育教学的方法。可是，多年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总是寄希望于某个具体方法，把具体的方法作为灵丹妙药，仿佛一吃就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就道德教育本身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方法只是个人的，具有很强的个性特色，甚至带有教师个人的性格和气质特色。所以，道德教育要想搞好，首先是教育哲学和思想原则，然后才是方法。因此，要真正解决道德教育问题，一定要从教育哲学，哲学观念入手。

从客观知识的占有到生命的体验是教育哲学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对解决道德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从知识论教育哲学观向生存论教育哲学观的转变史，是一部“人”的斗争史

传统理性主义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对知识的盲目崇拜。在它看来，只有具备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且它对普遍必然性作了绝对化的理解，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就是绝对精确、绝对无矛盾的，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绝对有效的知识。这样，抽象度越高、形式化越强，离现实生活越远的知识反倒成了真正的知识，而那些贴近社会生活、形式化程度不高的知识则被看成是不纯的知识。这种教育哲学把传授终身受用的知识、发展人的理性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这种教育具有外施性、强制性、分离性的特性，而没有达到内外一体的体验境界，缺少应有的生命活力和育人魅力。教育的异化正是伴随着理性与人的情感、意志、需要相脱离开始的。它重理性，轻情感；重知识，轻悟性；重记诵，轻灵性。生命智慧退化为生存本能，生命的超越性、创造性、反思性被“搁置”了。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教育实践从根本上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相隔离，它剥夺了个体发展生命、创造生活的权利，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这种教育“是一种心灵隔离活动”，而没有达到与“精神相契合”的境界。异化了的教育不再是完整的、和谐的，受教育者被淹没在由理性编织成的“科学世界中”，而遗忘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一个充满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一个充满鲜活体验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

在理性主义取得了世界性的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下，体验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的内在性的探究和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而不是一个可以分裂成碎片的机械装置，这是生存论教育哲学与知识论教育哲学最本质性的区别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等都在不同的层面对“人”的发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将感性视为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生命哲学的代表狄尔泰认为对生命和生活的把握只有从体验出发，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理解“人”；存在主义认为，一个良好教育的立足点首先要鼓励学生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正在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但回答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要承认个体是一个有感情、非理性而不是冷漠、理性的生命存在。实用主义将教育的中心彻底地转向儿童和儿童的经验，强调经验的亲历性和真实性。可以看出，体验论是近现代“人”哲学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工具和建设性向度，人们希望通过人的内在体验能够弥合人与世界的分离。

教育哲学观的变迁反映了由对客观、价值无涉的知识的占有转向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由对人的理性的崇拜转向对人性的完整与和谐的追求；由重生存的技能转向重存在的生活意义的追求。

（二）生命体验的教育哲学观的意义

“生命体验”是现代教育哲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体验”的发现标志着教育领域中“人”的发现。

1.生命体验教育哲学观的提出深刻的揭示了知识论教育哲学的弊端

以二元论为哲学基础的知识论教育哲学将人与人的生存对立起来，主要的弊端体现如下：

①“人”与“教育” 的分离，教育越来越远离“人之为人”的本质和需要，而成为某种实体性的、工具化的存在物，以至教育成为“目中无人”。

②“人”与教育所授的知识的分离，教育所授于人的知识不是基于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基于受教育者的内在建构，以至于这些知识并不能有助于其生存品质的提高。

③“人”与教育方式的分离，教育仅关注于外在的知识的载体，而不关注于受教育者对知识的理解、同化、自主建构的内在过程。

④“人”与教育目的的分离，教育目的不是内在于人的，而是强行加于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外在的“目标”，教育目的不是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生成的，而是预先形成的。这样的教育已经脱离了人的本质，以至于人只是教育加工的材料。

2.承认感性生命个体“生命体验”的合法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感性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哲学不从感性出发，也就把握不住自己。所以，一个人只有首先作为人，他才受教育。教育是一种生活，也是一个生命开展的过程。只有教育能够从将受教育者作为感性个体的哲学基础出发，教育才可能获得自己的内在性，否则，教育只能是一件生存的工具，没有精神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将感性视为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然而我们的道德教育却忽视了感性个体的存在，认为感性个体只是理性形式的教育的加工材料，这不幸正是现代道德教育的症结所在。感性生命个体“体验”的合法性是如此的迫不急待，因为只有受教育者的体验是合法的，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人本性地位才具有合法性。

3.强调受教育者的综合实践活动

第二次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思潮。“主体性”教育哲学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受教育者体验的关注，特别是当下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改革更是明确地强调了受教育者的内在体验，这既是我国教育改革对世界改革潮流的顺应，也是我国道德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关注的重要标志。只有在强调受教育者经验的综合性实践活动之中，受教育者亲历实践并在实践活动之中将自己的生活与社会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发展个性、理解世界。受教育者的体验可能产生于实践活动之中，有时不亲自参与实践活动也可能产生体验，教育要重视非亲自参与实践活动的体验，但亲自参与实践活动的体验会更直接、更完整和更具有内在性意义。

（三）在生命体验教育哲学观的指导下解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在生命体验教育哲学观的指导下要求道德教育提倡道德体验，反对逃离生活，主张导引体验者回归生活世界和自然之境，自主参与真实的道德实践活动，以体验为切入点并通过体验形成每个人独特的情感――态度系统和意义世界，促进情感和认知相互影响以生成和发展完整的个体德性。

1.自觉加强道德学习的研究和实践。只有探明人的道德学习过程与机制，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盲目性而具有针对性，更新乃至重构道德教育观念，颠覆陈旧的、以教育者为中心、执着于既定道德教育目标的错误理念，推动道德教育成为亲近人、亲近生活的有魅力的活动。

2.设法使体验者置身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之中。利用或创设一种与道德教育要求一致的“自然真实”的活动及情境，让学生置身于其中，通过其自我感受产生道德体验。为此学校和家庭应注意环境的改造和布置，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和家庭环境的优化。但是，根本的途径则是导引学生密切关注时展的脉搏，把学生引向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改革大潮中去，积极投身到民族复兴的创造活动之中，与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兵群众打交道，让他们亲身感受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创造、奉献精神，极大限度地激发其改革和建设的热情，以便真实生动地体验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对人的要求的新变化，切实有效地获得崭新的道德陶冶。

3.自觉把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与体验者具体的学习、劳动、生活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导引他们体验到真正的人生是有追求的，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但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不是主观随意的“自我设计”，而是要从祖国发展的实际出发，从自己现有的基础出发，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创造、去奋斗，用勤劳、智慧和汗水去换取。在当代，更要自觉地导引广大青少年儿童深入各行各业，观察和参与不同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过程，感受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和生活关系的亲身体验中，生成和发展新的中华美德。

道德教育的哲学范文第4篇

一、实践哲学的涵义

关于实践哲学的涵义，学者们多是从某个实践哲学大师或者某类实践哲学流派来解读，这显然无法全面洞察“实践哲学”的涵义。而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胡塞尔等4位不同时代的实践哲学大师那里历史地发展地看待“实践哲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作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一种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活动[1]。不过从道德层面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专门是指人类的活动”，具有“以自身为目的”和“对象是‘人事’而非‘物事”’两个基本特点，强调实践的目的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善”和“承担起追求人类福祉的责任”[2]。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非常强调实践哲学要引起行动，提出“因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去认识什么是美德，而是为了要使自己变好，要不然，我们的研究就会毫无用处了”[3]。这是具有起始意义和奠基作用的实践哲学观。也就是说，实践哲学是根植于人的生活和指向人的灵魂的有价值取向和受理性支配的活动，且“实践并不是与理论科学相对的，并不是理论科学之知的实际的具体的应用过程，实践是人类生存的现实的全部事实”[4]。不过坚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在思想深处还是认为“实践理性低于理论理性”[5]，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理论”与“实践”、科学和信仰的分离。

作为道德哲学的最终形成者，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因此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不让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即将道德律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而且康德还宣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6]强调“人不应该仅仅被当做手段来看待和使用。也就是说，人是理想中的目的和实际生活中的手段的统一体”[7]。我们知道，康德将理性做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而在这里，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5]，实践必须从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出发，同时康德在认识论中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康德的实践理性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因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抽象的理性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推理的，这加剧了理论与现实的脱离，使哲学逐渐成为“只开花而不结果”的树。

19世纪是一个科学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沉沦的时代，人的劳动异化现象日益显现。此时哲学本应该承担起丰盈人的精神的任务，但不幸的是哲学沦为“玄学”，沉醉于概念推理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近代认识论哲学遭遇越来越多指责的时候，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而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哲学转向实践论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功不可没。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同时还宣称：“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根本，只有为了人，通过人才能破解世界谜底。”[10]简单地说，马克思的实践就是主观改造与客观生成的统一，是“主观见诸于客观”或者“客观见诸于主观”的活动。实际上，马克思既强调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强调哲学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还强调实践是人在“纯粹理性”、“最高意志”等精神指导下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生命活动，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11]。这对厘清当前形形色色的实践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是20世纪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虽然胡塞尔本人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生活在信仰危机的时代，因此他希望哲学像科学一样成为普遍的、绝对的知识，主张“回到事情本身”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建构哲学，即回到“前概念”的“生活世界”中去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并在事物如其所是的基础上建构严格科学的哲学。现象学的实践意义在于，主张哲学应该从本真的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逻辑出发去建构科学的世界，参与者通过“悬置”自己的经验等“还原”的办法去认识客观世界，用“同感”、“移情”和“统觉”的办法去理解意义世界[12]。

上述生活在民主时代的4位实践哲学大师，都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了研究，都没有因为强调一种理性而绝对地贬抑另一种理性；都认为理性是价值的基础，价值是实践的基础；都强调实践中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应该在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中完善自我；实践是认识善和行使善的活动。概括起来说，实践哲学就是主体不断寻求价值超越的精神生命活动，这种精神既包括科学精神，也包括人文精神；这种活动既包括人在冥思苦想中获得的内在精神超越活动，也包括个人在交往活动或可观察的对象化活动中的精神体验活动。不同之处在于，认识理性的视角不同，不同理性的地位有别，研究的路径不同，研究的方法有差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实践哲学看作一成不变的理论，而要根据时展的需要，在研究和行动中辩证地把握实践哲学的思想!

二、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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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哲学是人类知识的母体学科，其研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彼时的哲学就是探讨万事万物的学问。到了中世纪，宗教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宣扬神权至上，人生而有罪，主张通过现实的禁欲获得来世的救赎，哲学被歪曲为研究宗教的经院哲学，主要目的是论证上帝存在的合法性，哲学遂陷入“玄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泥沼中，日益脱离人们日常的生活需要。

宗教改革后，哲学虽然冲破了经院哲学的桎梏，但随着科学革命的高潮迭起，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的母体学科中分离开来，哲学面临失去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危机”和受冷落的局面，于是哲学家们既追根溯源，试图从古代哲学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哲学的本意，又联系科学主义盛行的原因，企图从科学的变革中寻找哲学的尊严。当发现“philosophia”在古希腊是“爱智慧”和雅典娜在罗马是“智慧女神”的涵义以及总结出科学的革命实际是思维的革命或者方法的革命后，哲学被赋予“智慧之学”或者“反思之学”，哲学被喻成“密涅瓦的猫头鹰”，哲学的研究对象被认为是“认识的认识”或者“思想的思想”，哲学甚至有了“元科学”的别名。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德国为了挽救国家战败的危机，试图通过复兴德国的精神文化而塑造民族的凝聚力，于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哲学置于其他学科之上，加上宽松的学术自由环境和恰当的学术组织形式，哲学不仅因为提倡运用反思方法研究纯粹理论而暂时躲过“合法性危机”，而且又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

哲学的发展，也带来教育哲学的发展。1632年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出版《大教学论》，1693年洛克出版了《教育漫话》，1762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儿》，1776～1787年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共进行4个学期的“教育学”课程讲授，1806年赫尔巴特出版《普通教育学》，183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设专门的教育哲学讲座，1848年第一本由德国教育哲学家罗森克兰兹应用黑格尔哲学观撰写的教育哲学著作《教育学体系》出版，1899年德国哲学家那托普出版具有教育哲学意蕴的《教育社会学》著作，1904年美国教育家霍恩第一次以《教育哲学》为书名撰写著作。可以说，教育哲学在对人的可教性、教育概念、教育目的、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化、教育体系化等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所散发出的教育思想光芒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不过，教育哲学的发展其实也深深蕴含着合法性危机。当柏拉图散见的理念论哲学诞生之时，教育哲学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在奴隶社会，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主要依靠经验，教育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虽然日益脱离，但由于人们的生活对教育的依赖性不强，因此教育哲学的危机被遮蔽了。在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上帝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严格控制人的思想和欲望，导致人与宗教关系紧张。虽然后来有了解放人思想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制度化的教育随之开始出现，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疏离，教育与儿童生活的矛盾日渐加剧，为此法国思想家卢梭举起浪漫主义大旗，在猛烈抨击专制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同时，提倡儿童本位，高扬自然教育。但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传统教育依旧坚不可摧。

在科学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由于过于强调思辨的研究方法和追求严密逻辑体系的建构，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加剧，以致在20世纪初，科学教育哲学、实验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要素主义教育哲学、永恒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等一大批教育哲学流派登上历史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教育哲学流派的产生实际是教育哲学危机的时代产物。“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了哲学教育学的死亡，他主张科学教育学，研究教育事实中的规律联系，从而提出技术化的理论，他认为哲学教育学只是一套范畴、概念和体系，因而缺乏经验基础，不能在教育实践中实用。”[4]

教育哲学的合目的性危机也镶嵌在其合法性危机中。由于教育哲学过于追求教育的逻辑和体系，迎合科学发展而削弱人的生活需要，从而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遭遇“两张皮现象”，造成教育哲学指导乏力而陷入困境之中。对于这一点，美国教育家杜威早有认识，他提出：“我相信——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在出生时就在无意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12]同时杜威还指出：“现在我们依然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比以前更迫切、更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制度和民主生活方式的需要之问题。”[12]为了超越传统教育哲学，杜威试图使教育哲学成为亲近和联系人与社会的教育哲学。不过总的来说，“20世纪世界教育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从学科自身到学科与教育活动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借鉴到现实的把握问题，从追求民族特色到国际教育哲学界对话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地表现在教育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失落上。”[13]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教育理论的建构并没有根本解决教育价值问题，因此将后现代哲学话语和现象学观点如“回到事物本身”、“生活世界”、“解构”、“理解”引进至教育哲学领域，正是力图摆脱教育哲学困境的一个重要举措。而且我国学者王坤庆教授指出：“教育哲学……是地地道道的实践哲学。”[14]金生铉教授甚至干脆提出“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4]。石中英教授也提出“实践性是20世纪教育哲学的重要特点”[15]。看来，从实践哲学角度寻求摆脱教育哲学的困境是众望所归!

三、实践哲学视域中教育哲学的出路

1　教育哲学的发展需要民主和宽容的社会氛围

虽然实践哲学受到关注之时，往往是人的尊严受到贬低之始。但并不是说这是因为社会变得更加专制。恰恰相反，实践哲学产生和发展较好的时候，往往是社会较为民主的时候。这不难理解，越是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人的问题就越受到重视，表达人思想的机会就越多。杜威在实践其哲学的时候，不是就教育谈教育，而是联系民主社会谈教育，希望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正如“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16]一样，未经民主审视的教育观点是不值得人信赖也就难以使人做出一致行动的。只有民主和宽容的氛围，人畅所欲言、批判反思的权利才会得到保障，人们才有真正参与教育的热情。教育哲学的发展就不仅仅是专门的教育哲学家的事情，教育哲学才会进发出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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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哲学需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

自我认识是“哲学生活的起点”和“教育之哲学品性的开端”[17]。教育哲学进行自我认识的前提是需要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具体而言，生活世界既包括人的经验世界，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教育哲学对人的关注，基于人的经验世界，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而经验世界遵循逻辑规则，精神世界则遵循非逻辑规则。教育哲学必须在经验世界和精神世界、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里来回穿梭，否则教育哲学如果只关注经验世界，就会面临研究对象错位的合法性危机或者陷入就事论事的泥沼里；如果只关注精神世界，就会变得空洞虚幻面临无人问津的危险。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如果说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赫尔巴特的“统觉说”、皮亚杰的“双向建构”、维果茨基的“内化说”等是为了在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架起一道桥梁，那么现象学中的“交往”、“理解”、“对话”、“还原”就是力图在经验世界和意义世界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因此教育哲学只有回归统一的生活世界，人们才会在教育哲学领域里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教育哲学才会成为人人参与的一门学问。

另外，当今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基本言必称西方，使用的教育话语基本沿用西方的，也有学者简单照搬西方的教育哲学话语和范式分析我国的教育现状，这种不贴近社会实际的教育哲学是无助于真正解决教育问题的。扭转这种局面，需要教育界的努力，也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3　教育行动须与教育思想相结合

作为实践哲学，教育哲学反对坐而论道，倡导用行动实现教育理想和追求，特别是在当前，行动研究法在教育领域大张旗鼓地推行，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的“两张皮”现象大有益处。当人们指责教育理论空虚无用的时候，教育哲学希望用行动证明其价值，让教育思想统帅教育行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教育哲学只关心教育行动，那么就是对教育哲学的误解。因为教育哲学本意就是爱教育智慧，因此教育哲学实践应该是基于理智的实践。实际上，实践哲学家和教育哲学家都关注理论和行动，只是由于社会状况不同，学者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但绝不是顾此失彼的问题。

需要警惕的是，当前许多教师把撰写的论文或课题成果当做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种理解是不深刻甚至有害的。真正的教育思想，是经过慎密思考和认真研究而得出的，而且其提出者在内心深处会信奉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行动中自觉践行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需要或者完成任务而临时提出的措辞。关于这一点，笔者比较赞同刘良华博士的观点，认为仅仅“出于职业教育研究者的立场”、“没有从书本中走进教师的内心世界”或“没有进入教师的日常生活，更没有转化为教师决然而然的行动”的教育思想不是真正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必须是内在统一的，“欲使教育思想成为属于教育实践者精神世界的组成，非得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加以解说、非得融入他们的血液和呼吸之中和非得化为他们决然的行动不可。”[18]

4　教育哲学须与教育科学相贯通

由于学科分工不同，教育科学主要是解决教育认识问题，教育哲学主要解决教育信仰问题，但千万不要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完全对立。事实上，作为实践哲学，教育哲学要使人成为一个全面占有自己“主体性”的人，首先必定是一个理性的人，否则他的信仰就可能沦为迷信。巴格莱有一段名言：“科学给我们以事实，事实是很重要的；可是科学不能给我们以理想，亦不能教我们如何选择理想，理想的选择，不是科学家的事，而是哲学家的事。所以除了教育科学以外，应有教育哲学和它并行。”[19]显然这里不仅强调了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的分工不同，而且强调教育科学应与教育哲学并行，而不是将教育科学取代教育哲学。虽然实践哲学家重视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程度有差异，但绝不会因为强调一方而故意贬低另一方。因此教育哲学实践者除了要全面认识其价值外，还要消除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

道德教育的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哲理小故事；德育工作；原因；做法；注意事项；案例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4-0059

一、利用哲理小故事教育学生的原因

1. 有必要。班主任不但要传授学生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这就要求班主任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和满腔的热情，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有了这些，是否就能够做通学生的思想工作呢？其实不然。比较“乖”的学生一说就通，比较“皮”的学生听惯了道理灌输，产生“抗体”，已然不以为意。这时，我们不妨利用哲理小故事来教育学生，更有说服力，更有现实教育意义。

2. 有实效。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宜导不宜堵，只能采取对症下药、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的办法，而不能采取粗暴压制的做法。学生是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听取富有说服力的批评，如果能带有点哲理，那就更好。所以，班主任在做思想工作时，必须集思想性、知识性、现实性、哲理性于一炉，详细耐心地阐明道理，只有这样，才有实效。

3. 有可能。学生接受能力较强，能对哲理性的德育故事加以理解领会。班主任选择有哲理性的、有寓意的德育故事来教育学生，让其体会其中深刻的意蕴，激发其情感，以使其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4. 有互动。说教式的德育方式太注重于灌输，班主任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了注入器，而学生成为了接受器。班主任只是按照社会道德的要求来宣讲学生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未能使道德达于学生的心灵，起不了震撼心灵的效果。而讲述一个哲理小故事，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这就有了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故事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认识上的冲突，是一种互动的德育方式，学生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认识与体验，调动了学生主动参与德育的积极性。

二、利用哲理小故事教育学生的方法

1. 定期印发哲理小故事。利用班会课的时间，印发几则哲理小故事，发动同学讨论故事的哲理所在，引导同学发掘故事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用一则则生动的故事来阐述一条条人生的哲理，远比空洞的大道理和说教更容易令人乐意接受。经过同学的充分发言讨论后，班主任作最后的总结发言，阐明故事的教育意义，并结合班级情况类比引申。

2. 适当增加经典短名言。在利用哲理小故事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适当地运用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言经典，以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这样教育效果会更好。

3. 导入课堂激发求知欲。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我们可以在上课之前讲一两个小故事来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探索知识的动力。有了兴趣才会乐意去学，才会去积极思考，才会受教育于轻松愉快之中，才会产生持久的正能量，专注课堂。

4. 撰写心得润物细无声。把哲理小故事编辑成校本教材，让学生经常翻阅，写出心得体会。学生在阅读故事、撰写心得的过程中如沐春风，感悟和理解了故事中的事理，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达到了“使学生受到教育并避免学生感觉有人在教育他”的这样一种“润物无声”的意境。

三、利用哲理小故事的注意事项

1. 单位时间内故事不宜太“多”。太“多”可能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学生没有彻底消化故事内容。哲理故事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2. 哲理故事不宜太“长”。大量的篇幅内容可能造成主次不分、本末倒置、适得其反，要力求短小精炼，微言要义，以小见大，以浅掘深。

3. 哲理故事不宜太“远”。引用的故事要围绕德育主题，恰当精准，避免离题万里、覆水难收。

4. 平时做好德育小故事的积累和分类工作。我们可以把哲理小故事分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热爱科学”“团结协作”“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文明礼仪”“爱护环境”“助人为乐”“勤俭节约”“谦虚好学”等12个主题。

四、利用哲理小故事教育学生的案例

案例一：《温水煮青蛙》

哲理故事：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青蛙放到一锅热水中，那青蛙遇到剧烈的变化，就会立即跳出来，反应特别快。但是要把青蛙放到冷水中去，慢慢给水加温，你就会发现青蛙刚开始会很舒适地在水里游来游去。锅里的水温度在慢慢地上升，它毫不察觉，仍然感到暖洋洋的自得其乐。一旦温度上升70～80度时，它觉得有威胁，想跳出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它的腿不听使唤，再也跳不起来，最后只得被煮死。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

德育观点：“温水煮蛙”道出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说明的是由于对渐变的适应性和习惯性，失去戒备而招灾的道理。突如其来的大敌当前往往让人做出意想不到的防御效果，然而面对安逸满意的环境往往会产生不拘小节的松懈，也是最致命的松懈。安逸的环境中，人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迷惑，最终导致消沉、放纵和堕落。

案例二：《心中有盏灯》

哲理故事：一只捕蟹船上住着老艄公和他的儿子。常常，他们爷俩高挂桅灯，摇着一叶扁舟到海里捕蟹。那满船的星光，满怀的明月，是老艄公岁月里恒开不败的花朵。可惜，老艄公害上了眼疾，几乎致盲。但是，他仍陪着儿子下海捕蟹。一夜，艄公父子正捕蟹，突然乌云乱滚，恶浪汹涌，狂烈的风哗啦一声就拍碎了桅灯，顿时他们被卷入了黑色的旋涡，覆舟在即。“爸爸，我辨不出方向啦！”儿子绝望地喊。老艄公踉踉跄跄地从船舱里摸出来，推开儿子，自己掌起了舵。终于，蟹船劈开风浪，靠向打火辉煌的码头。“您视力不好，怎么还能辨出方向？”儿子不解地问。“我的心里装着一盏灯呢！”老艄公悠悠地回答。

德育观点：人可能平淡，可能暗淡，甚至可能（下转第49页）（上接第59页）遁入黑夜，但是心中唯独不能缺少一盏灯。只要心中有盏灯，走到哪里，都是光明。

一则则哲理小故事，让学生醍醐灌顶，也让班主任拥有了人格魅力。我们的教育也就在学生入神倾听与积极思考中实现了。我们不冀望于一则小故事能改变学生的一生，但至少，这些故事会化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份份营养餐，帮助他们更加愉快地学习、更加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