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第1篇

一、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产生

由于台湾在统治下长期与大陆处于隔绝、半隔绝状态，从而使台湾地区形成了不同于大陆的法律制度。随着两岸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必将大量产生，因为：

（一）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同。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都是由其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与台湾地区各自建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后，即宣布废除旧中国的“六法全书”，并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方面，目前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台湾地区的现行知识产权法是在沿袭旧中国有关法规的基础上，根据岛内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而逐渐形成的。其现行“专利法”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44年公布、194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专利法”，与其相配套的施行细则亦于1947年公布、1949年1月1日施行。政府逃迁台湾后，随着岛内经济、科技的发展，不断调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为加入关贸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先后在1994年、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频繁调整修订“专利法”。 其现行“商标法”也是以1930年5月6日颁布、1931年1月1日施行的旧中国的《新商标法》为基础，此后根据岛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修订，上世纪90年代后调整更加频繁，先后于1993年、1997年、2003年三次翻新，从而形成了现行的“商标法”。 其现行的“著作权法”也是由旧中国的“著作权法”发展而来的，它是以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为蓝本并参酌19世纪日本著作权法于1928年制订的，此后历经修订，上世纪90年代后加大调整幅度，先后于1992年、1998年、2003年多次大幅修订而形成了现行的“著作权法”。此外，台湾地区还根据经济、科技发展需要适时制定新的法规，主要是：“营业秘密法”、“积体电路电路布局（大陆称“集成电路”）法”、“公平交易法”中的知识产权内容和“植物种苗法”等。台湾地区的知识产权法经过不断调整、修订以及制订新法后，也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体系。由于大陆与台湾地区均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秉承了各自的法律传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致使海峡两岸的知识产权法在保护体系、保护范围、保护标准、申请审查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上以及在对域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均存在不少差异，因此，两岸知识产权区际冲突不可避免。

（二）两岸都是WTO成员，必须相互给予居民待遇。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与其他民事法律冲突不同，在物权等民事领域，根据“涉外物权平权”的国际物权保护准则，内国对外国人民事权利的保护，一般不需以条约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在这些领域中，即使内、外国之间不存在任何国际条约，法律冲突仍然可能发生，而在知识产权领域，法律冲突则必须以缔结条约为前提条件。

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加入WTO之前，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冲突主要是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冲突，但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加入WTO后，根据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在WTO的所有成员中必须相互给予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以及TRIPs协议等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要求：任何成员（国）按域内法律为其他成员（国）国民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该成员为本国国民所提供的知识产权保护。TRIPs协议在第1条第3款中还明确指出：“成员应当将本协定规定的待遇给予其他成员的国民。就有关知识产权而言，其他成员的国民应当理解为符合巴黎公约（1967年）、伯尔尼公约（1971年）、罗马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规定的保护资格标准的自然人或者法人，而将WTO的所有成员视同这些公约的成员。”鉴于WTO“成员”可以是国家政府，也可以是单独关税区政府，因此，TRIPs协议专门对第1条第3款中“国民”一词的特指含义加以注释。该注释指出：“本协议所说‘国民’，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是‘独立关税区’的情况下，是指居住于该区内或在该区内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的自然人或法人。”由此可见，TRIPs协议中所指的“国民”应包括独立关税区的“居民”。

目前大陆和台湾地区已都是WTO的正式成员，虽然台湾地区尚未参加任何一个政府间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但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台湾地区应视为上述四个公约的成员，都要适用WTO的TRIPs协议。因此，大陆和台湾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应互相给予相当于本区居民的相同待遇。两岸之间相互给予外法域居民在内法域相应的民事法律地位，必然导致区际知识产权关系的产生，从而为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海峡两岸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承认对方法域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法律冲突的最终表现是一国（地区）法律的域外效力与另一国（地区）法律的域内效力之间的冲突。大陆为了适应两岸民间交往的实际需要，早在1991年4月9日，经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就指出：“台湾居民在台湾地区的民事行为和依据台湾地区法规取得的民事权利，如果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以承认其效力。对台湾地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也将根据这一原则，分别不同情况，具体解决承认其效力问题。”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确认台湾地区民商法律在大陆的效力。这表明，大陆方面已经有条件地承认台湾民事法律和民事判决的域外效力。台湾地区在1992年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关系条例》）中亦明确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被台湾地区法院作为准据法援引适用。由上可见，两岸事实上均已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承认对方法域法律的效力。承认法律的域外效力是产生法律冲突的必要条件。各法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对方法域的民事法律在内法域的域外效力，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特点

海峡两岸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不仅具有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知识产权领域内法律冲突的自身内在特殊性：

（一）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是特殊单一制国家体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世界各国采用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邦联制、联邦制和单一制。依我国宪法规定表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但在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后，设立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承诺未来的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享有更大的自治权。这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制国家都不可能享有的。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方面，在台湾地区实现统一后，台湾地区仍然是与大陆实行不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在知识产权的立法和司法管辖权方面，不仅远远大于其他单一制国家，而且大于联邦制国家，这正是在中国单一制国家体制内区际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一大特点。

（二）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法律冲突。“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因此，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两岸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是实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大陆与实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由于大陆与台湾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致使大陆与台湾地区不仅在知识产权法律的理念、价值取向上存在歧异，而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具体规则上也都有所不同，因此，两岸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有时会显得尤为激烈和复杂。

（三）两岸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两个法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且还表现为适用国际协定上的冲突。由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性质的来往，因此，台湾地区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政府间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但台湾已经以“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TRIPs协议所提及的《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华盛顿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也将间接适用于台湾地区。这意味着两岸之间将不仅存在两个地区知识产权法的冲突，而且存在适用国际协定上的冲突。

（四）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在WTO体制内的表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关贸总协定”发展到世贸组织后，“特别关税区”只剩下港、澳、台这三个地区，它们又分别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情形使两岸在WTO体制内的关系具有双重性：既是WTO体制下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又是国家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关系。这复杂的双重关系使两岸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表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首先，可能表现为两岸知识产权法与WTO的TRIPs协议的冲突。虽然TRIPs协议规定了各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成员方的国（区）内立法就是TRIPs协议的翻版，在不国家（地区）内的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仍可能与TRIPs协议的规定有所不同，因此，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地区知识产权法与WTO的TRIPs协议的冲突。

其次，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地区共同适用TRIPs协议的冲突。在WTO体制内，两岸经贸关系即转为缔约方之间的关系，因此，两岸都可以根据TRIPs协议规定的基本原则，直接要求享有与其他成员一样的权利。因此，只要某一地区对外国国民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曾直接适用过TRIPs协议，就必须对其他地区居民也直接适用，否则其他地区就有权投诉其违反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这将会使两岸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更具广泛性和复杂性。

再次，大陆与台湾地区在WTO体制内为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分别享有平等独立的代表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以及独立的申诉权和审判权。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台湾地区知识产权事务的独立性，从而增加了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和协调的艰难性。最后，在WTO体制内，大陆与而平等的成员关系，将可能使两岸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增加了政治困扰。在TRIPs协议中不仅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实施规则，而且建立了解决缔约方之间争端的有效途径。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可以但并不必然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大陆与台同属一个国家，彼此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属于国内管辖范围，完全可以通过国内的其他争端解决方式予以解决。但由于台湾当局一直希望借WTO成员关系把国际化，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台湾当局在WTO体制内制造事端，使两岸知识产权纠纷增加政治困扰。

三、海峡两岸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模式的选择

（一）大陆调整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立法与实践。

目前大陆还没有颁布专门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只有一些散见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中的法律冲突规范。而相较于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大陆的区际民事法律适用立法就更为滞后了，而且，目前仍然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迹象。鉴于台湾地区的特殊法律地位，大陆的法律和大量的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中都明确指出，对台湾同胞的法律保护可以“比照”或“参照”法律对外商的保护，也就是说，赋予外商的一切优惠待遇和保护措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适用于台湾同胞。而根据大陆《著作权法》第2条第3、4款的规定，对外国人的作品不论其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外出版均依照我国法律来保护。至于工业产权法律冲突的解决，大陆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均适用大陆施行的法律，即注册登记地法。目前正在起草的《民法典》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草案）》第五章专章对涉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关于著作权，草案中规定：“著作权的取得和著作权的内容效力，适用作者本国法律。”（第57条）关于专利权，草案规定：“专利权的取得和专利权的内容效力，适用专利权授予地法律。”（第58条）关于商标权，草案规定：“商标权的取得和商标权的内容效力，适用商标注册登记地法律。”（第59条）关于其他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草案规定：“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的取得、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律。通过合同取得的商业秘密，适用该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该草案仍在广泛征求各界意见。

虽然，在大陆区际民事法律适用法尚未制定，但关于中国区际民事法律适用的理论研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并已推出若干立法建议草案。例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台湾法律研究所于1989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法建议草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与黄进教授于1991年拟作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大连海运学院司玉琢和李兆良草拟了《统一区际海事冲突法（草案）》、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1994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上述调整中国区际法津适用的立法建议稿曾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引起高度关注，但它们只不过是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并不能作为调整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律依据。

为了适应大陆和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关系发展的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版权局曾对台湾地区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作了一些专门的规定，例如在著作权保护方面，为妥善处理大陆和台湾地区文化交流中的版权问题， 1990年2月颁布了《关于认真执行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的有关规定》；专利权保护方面，为正确处理和规范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专利交流，1993年3月26日原国家专利局了《关于对海峡两岸专利交流活动管理的意见》的通知，1993年3月29日了《关于受理台胞专利申请的规定》的通知，1993年4月了《关于台胞申请专利手续中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这些专门性的规定针对性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两岸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

（二）台湾地区调整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的立法与实践。

台湾地区处理区际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基本上是移植“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即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而对以权利为标的的物权则依权利成立地之规定。其所指的“权利成立地之规定”，是指专利权依权利取得地之规定，商标权依商标登记地之规定。由于著作权的产生一般采取创作主义，无需登记即可自动产生。1987年11月11日台湾在公布的台湾出版业者申请出版大陆出版品的“审查要点”规定，出版业者必须事先取得“原著作权人或出版权人、授权出版之人”的授权，并且须经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证人公证签约，不得直接与大陆出版机构或人员接触。此一“审查要点”一经公布即受各方的批评，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又再度公布了“出版中国内地出版物的办法”，取消了必须通过第三者“中介”的规定。据此“办法”和台湾“著作权法”的规定，台湾司法实践对大陆的著作权原则上采用创作保护主义。

由上可见，海峡两岸处理区际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冲突，基本上都是固守绝对地域性原则。这一方面是缘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各国（地区）的知识产权法一般没有域外效力；另一方面则是缘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半隔绝状态，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不存在知识产权关系，从而导致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长期被忽视。但随着两岸经济贸易交往的日益频繁，知识产权关系亦随之逐年增加，因此，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不仅成为理论上而且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适用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予以解决：

1、在大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制定颁布之前，先采用类推适用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法的方式解决。当然，海峡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是一国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与国际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台湾当局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今年初又宣布两岸经贸关系由以往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对两岸经贸关系强化监管，因此，在近期内，类推适用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法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

2、制定两岸知识产权法律适用规范。单方面调整、制定知识产权冲突规范虽然可以暂时解决两岸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大陆和台湾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中国区际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来解决大陆与台湾乃至两岸四地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制定统一的区际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法既可以使管辖权冲突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且可以避免各法域之间的冲突，是解决海峡两岸乃至中国区际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的一种较理想的方式。

3、制定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都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整合后，可以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各地区不再保留本 地区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从而彻底解决两岸乃至中国区际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注释：

关于如何看待台湾地区的现行法律制度，大陆学者普遍认为，尽管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制度在形式上可能因袭了“六法全书”的某些体例，但无论是性质上、内容上，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或重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已被新中国废除的伪法统的延续。台湾地区现行的法规制度具有中国地方规范属性。参见张万明著：《涉台法律问题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郑成思研究员认为，两岸均成为WTO成员后，在两岸贸易中，给彼岸的居民以相当此岸居民相同待遇，又不用“国民”一语，有利于两岸避开政治敏感问题。见郑成思：《WTO与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见TRIPs协议。

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1年第2期。

参见《两岸关系条例》第42、43、44条。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以下。黄进主编：《中国的区际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论海峡两岸民商事法律冲突的特殊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参见王振民∶《中央与特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以下。

参见：《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载《人民日报》1995年1月31日。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第2篇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为增强企业法律意识，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防范法律风险，确保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五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以及《四川石油管理局“五五”普法依法治企规划》，结合公司实际，制订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四川石油管理局和我公司“十一五”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在专业化重组后生产经营采取的新体制和新思路，面对法律环境比较复杂等特点，加强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持续推进依法治企，全面提高全员法律素质和依法经营管理能力。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线，坚持普法与依法治企相结合，普法与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相结合，普法与提高法律管理水平相结合，普法与员工岗位职责相结合，普法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努力营造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法治环境和管理秩序。

二、工作目标

通过全面实施“五五”普法依法治企规划，把依法治企、规范管理作为公司发展的根本保障，进一步增强全员法律素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法律风险意识、决策管理意识、依法维权意识和依法引领企业发展的能力，建立起完善的依法治企的法律工作机构和制度体系，使依法管理水平和防范法律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各项工作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作，法律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依法治企的价值取向、氛围和机制保障，为公司持续、高效、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三、主要任务。

（一）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基本法，全面形成依法治企格局。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基本法，是法律宣传教育的基础和重点工作。要使全体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和基本法律意识，在公司法理念、规章制度建设、授权管理、运作程序和涉外关系等方面充分体现法治精神，营造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的氛围；要结合“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持续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形成与公司组织体系、管理体系和业务发展相适应的，覆盖公司全部管理事项和各个岗位的制度管理体系；全面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培养一支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企业法律顾问队伍。

（二）深入学习宣传与企业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全面推进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结合“五五”普法，充分认识法律环境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出的新要求，加强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清晰界定每一风险领域的风险点，通过工作程序落实防控措施和责任，建立对法律环境变化反应敏锐、应对风险措施得当、效果显著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争取在20xx年实现对重大经营管理、改革项目的法律支持率分别达到100%，基本杜绝因过错引发对外纠纷、法定权利未取得或丧失、违规对外担保、擅自对外承诺附义务事项、故意违章等现象，将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控制到最小程度。

（三）深入学习宣传与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顺利进行。认真学习贯彻安全环保法规，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现由“无事故发生”安全状况向“无隐患失控”安全状况的根本转变；增强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深入学习《公司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规范工程发包、分包等工作；依法强化知识产权管理与专利商标保护，深入研究知识产权管理的特点，制定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健全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公司标识保护、商业秘密保密制度；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优化完善土地和房屋等权属管理；结合普及劳动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进一步完善员工的招收、录用、培训制度。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将专门法特别是涉及企业员工和妇女权益相关法律法规纳入重点宣传教育内容。

（四）深入学习与职工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全面提高职工依法维护权益的自觉性，创造企业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法治环境和秩序。与公司企业员工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是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要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线，提高公司员工的法律意识、岗位权利和责任意识，提高员工对依法维权、依法解决争议的认识，增强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能力，为公司发展创造和谐环境和良好的企业管理秩序。

四、基本要求

（一）突出重点。在全面深入地开展普法学习的基础上，认真

抓好普法重点。

1.重点对象：一是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分公司领导，二是市场开发、工程造价、国际合作、生产运行、安全环 保、经营管理、劳动人事、财务资产、工程技术、知识产权、印章、保密等重点岗位的员工。

2.重点学习内容：以《宪法》为核心的《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建筑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刑法》等基本法和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以及与公司和谐发展、稳定和诚信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1）各级领导干部侧重学习《公司法》、《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资源环境保护法》、《资源节约法》、《劳动合同法》《赔偿法》等法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资本运营等方面的法规，以及《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产品质量管理》、《招标投标法》、《知识产权法》、《世贸组织规则》、国际经贸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还要侧重学习会计法律法规。

（2）各级机关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侧重学习与公司经营管理相关的《公司法》、《合同法》、《招投标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商业秘密等法律制度；与企业内部管理相关的工程造价、财务、用工、安全生产、劳动保障、养老、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律制度；与企业外部环境相关的银行、证券、保险、税务、环保、资源、世贸规则、反倾销等法律制度；与企业同行政主体关系相关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制度；与企业纠纷处理相关的企业法律顾问、公证、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律制度；涉外业务较多的单位或部门，在上述基础上，还要学习已有的市场和目标市场所在国的国际法律法规以及外国当地法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以、国资委、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编写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作为统一读本。

（3）特殊岗位技术人员学习专业法规和规章，特殊岗位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其专业技术工作需要，重点学习与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专业技术法规和国家专门规章，并接受国家定期的注册执业管理培训。劳动部门加强对市场化用工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考核和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培训。

3.突出实效性。

通过“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重点提高公司全体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依法办事能力，形成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为主线的企业法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二）健全规章制度。在总结以往普法经验的基础上，从制度上保证“五五”普法依法治企工作的深入开展，并与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紧密结合。重点建立以下几项制度：

1.普法学习制度。一是建立公司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和案例分析制度、党委中心组法律理论学习制度；二是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制度，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常规法律培训和各种短期法律知识培训；三是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法律知识作为公司领导人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

2.公司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依法经营管理能力考核制度。领导干部任职前，要考核其法律意识、法律风险意识和依法经营管理能力。要把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和引领企业发展、依法防控法律风险、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能力，作为任职考核的重要内容。

3.公司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审核制度。要建立健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论证、法律审核制度，明确法律论证、制度审核的范围、权限和审核程序，落实依法治企的相关责任，建立企业重大决策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4.企业法律顾问制度。要切实做到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能、岗位和人员“三落实”，保证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享有企业经营业务的知情权和法律审核权，全面落实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任务。为“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进行法律风险防范提供制度保障。

（三）抓好普法学习。

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每年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要保证在40小时以上的国家规定，公司普法的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党委中心组定期安排普法时间，专门学习法律知识。

2.公司机关的学习分两种情况安排：与机关部门专业管理相关的通用性法律学习，纳入机关各部门统一学习计划，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讲座；专项法律知识的学习由企管计划部会同各有关部门、组织专题讲座。

3.各单位领导的普法学习结合实际，参照公司机关的方式，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安排。机关工作人员参照公司机关的安排进行。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学习通过专题讲座或普法光盘、录象等方式进行，保证每年有40小时的学习时间。

（四）广泛宣传。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各种媒体进行普法宣传，要采取板报、墙报、宣传专刊、法制专题节目、法治图片、摄影、法治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多种普法形式，广泛宣传“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的重要意义，有针对性地宣传法律知识。

（五）加强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建设是依法治企的重要保障之一。要加大企业法律顾问的培养、考核、选拔和使用力度，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管理的各项工作机制。“五五”普法期间，要初步建立起一支政治素质好，法律业务精，管理能力强、文化程度与专业结构合理的企业法律顾问队伍。

（六）按照中央关于开展“法律六进”活动要求，创新法制宣传形式。以“宏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按照中央关于开展“法律六进”活动的要求，开展“法律进机关”、“法律进部室”、“法律进项目工地”、“法律进分包企业”等专业普法活动。引导机关、部室、车间（队站）、班组、提高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水平。“五五”普法期间，有条件的单位，要利用现有工作场地、设施、建立中国石油法制宣传栏或普法教育网，通过普法专栏、网上答疑等多种普法形式，积极为石油企业员工提供高效的法律咨询。

六、工作步骤和安排

“五五”普法规划从开始实施，到20xx年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一)宣传启动阶段：12月底之前。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本单位特点制定“五五”普法规划实施计划及具体措施，建立“五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做好“五五”普法宣传发动工作，为“五五”普法深入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组织实施阶段：1月至20xx年。依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每年制定工作计划，突出年度工作重点，做到部署及时、措施有效、指导有力、监督到位，确保“五五”普法规划全面贯彻落实。根据本规划，各单位按年度计划，每年组织一次检查，考核和总结，及时表扬先进，督促落后，并于每年11月底将本年度的总结材料上报公司普法依法治企办公室。

(三)总结检查验收阶段：20xx年1月至12月。各单位、各部门在公司普法依法治企办公室统一领导下，对本单位、本部门对“五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和依法治企的开展情况进行自检自查和认真总结，并于20xx年4月15日前上报总结材料。公司在8月份以后对各单位、各部门进行抽查，考核验收，并作好迎接上级检查验收和全公司“五五”普法总结表彰工作。

七、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一)进一步加强对“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工作的领导。各级党政工团组织要高度重视“五五”普法依法治企工作，把“五五”普法工作作为实施公司“十一五”发展战略，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保障，作为维护公司稳定，构建和谐企业的重要措施来抓，真正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各单位要进一步健全普法依法治企领导机构和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能。做到“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工作有主要领导抓、有专门法律机构管、有法律专业技术人员做。各级党政工团组织，要积极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推进“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工作。

公司成立由分管法律工作的主要领导为组长，公司党办、公司办、企管计划部、组织人事部、财务资产部、思想政治工作部、机关事务部、质量安全环保部、市场开发部、国际工程部、维稳信访办、纪委监察部、公司工会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领导小组。日常普法工作由企管计划部承担。各部门确定一名部室领导抓本部门和部门管理范围内的普法工作。

公司“五五”普法依法治企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制定“五五”普法依法治理企业的规划，负责“五五”普法工作的组织、部署、协调、监督、检查和考评；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五五”普法学习、考核及依法治理的制度、措施；组织“五五”普法资料的编制、发放工作。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善对企业法律顾问的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企业法律顾问和助理法律顾问的岗位工作能力。充分发挥企业法律顾问在“五五”普法和依法治企中的法律骨干作用。

(三)建立健全协调配合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尽力解决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在人员、教材、经费、设施等方面的困难，努力创造良好的“五五”普法宣传教育条件。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因人制宜，防止形式主义，注重实效。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 竞争法 保护和限制

知识产权属于一种智力成果权力，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知识产权层出不穷，生产社会化和竞争日益加剧，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私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之处。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相结合，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为发挥知识产权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贡献了力量。

一、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总体关系概述

知识产权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意为智力创造的财产。知识产权法是调整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发明权等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在我国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因历史原因而一度终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发明和创造、促进科学进步的法律和法规，如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等。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的不断完善，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逐渐进入新的法律实践阶段。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应用，计算机和网路传媒等方面的知识产权纠纷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刺激和保护知识、技术的发展，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协调和规范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是社会各领域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通过制止交易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经济秩序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建立，是基于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高度认识，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于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单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包括广告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反不正当法律规范。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在总体上并不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两种法律交叉的部分可适用于一般法律竞合的原则，却不适用于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从表面理解上看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规范。知识产权法在于维持知识产权者的垄断地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意在治理、破除垄断交易行为。知识产权其实并不能直接产生任何利益，只是在法律层面上被赋予一定的专有权利，只有在进入市场后，才能作为财产利益被认识和获取。因此知识产权自身的垄断并不是非正当获取市场地位的经济垄断。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一方面知识产权法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合法或正当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例外或豁免行为。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专门规定了某些予以禁止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行为，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加以规制。事实角度看来，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追求鼓励知识和技术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这一共同目的同时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二者之间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在知识经济市场竞争中使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得到有力的法律保护，实现促进社会进步，增加社会财富的目标。

二、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

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是指以著作权、专利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其立法的目的是鼓励智力创造，授予知识产权以专有权。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在一些方面存在交叉保护，属于不同法律之间相互配合的范畴，在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明确规定了该如何适用法律。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交叉领域属于一般性质的法律竞合，并非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在两种法律均适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选择其中之一获得保护。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交叉而不包含的关系，可通过不同的立法目的得到进一步解释。在不同立法目的的基础上，即便在交叉法律领域，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法律逻辑为当事人提供保护。

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两法都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一法给予保护。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具有一定法律竞合，当事人可以选择性适用。二者不是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在符合一方法律规定的同时，即使无法得到另一方的保护，依然可以根据符合一方的法律获得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专门法不能排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法律条款的适用。在两法法律规定属于一般法律竞合的基础上，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中有规定，但不予以保护。这时可应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获取保护，但对创造性成果类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应作出特殊考虑。

由于知识产权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收益和一定市场支配力，反垄断等市场行为监控法律法规对知识产权往往另眼相看。反垄断法对创新性成果类知识产权一方面存在怀疑，一方面因现代社会发展对创新知识和技术的依赖，使得反垄断法对专利法等创新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特别优待。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市场行为的矫正法律，其立法目的与反垄断法相似，都是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对待创新性成果类知识产权法也同样特殊相待。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法律条款的适用上，既要尊重知识产权专门法，做到不轻易援引任何一般条款，扩张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又要重视一般条款的存在，使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作品创作、技术发明等知识产权的不保护不至于僵化，保留一定必要时候保护知识产权者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三、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

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一向被认为与其他知识产权专门法具有明显差异。立法保护商业标识，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市场竞争中参与者的混淆，并非因为商业标识本身具有任何独创性。在传统的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中，反混淆是法律制度目标和设计的重要前提，故意制造市场竞争中的商业标识混淆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的专用权和禁止权在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如商标法对于商标侵权的认定所对应的并不是专用权，而是商标禁止权。商标禁止权由于其范围无法事先划定，需要在实际纠纷中通过近似商标、类似商品、混淆等十分模糊词语的解释认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是在保护预先存在的反不正当竞争权，而是通过禁止某种行为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采用违犯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原则等模糊词语，使禁止与保护的法律限制和法律保护需要在个案中予以确定。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和法律手段近似相同，但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没有完全被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涵盖，而是独立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的知识产权专门法。

商业标识注册制度的产生和推广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商业标识保护法律制度的面貌。我国商业标识知识产权法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是行政许可程序创制的专有权利，并非仅仅对已使用商标的认可，对已注册商业标识授予的法律保护远远高于未注册的商业标识，且不以商业标识的使用为前提。我国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了商业标识注册制度的条件、程序及相关行政机关的管理等内容。上述内容的存在无疑将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独立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框架之外。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本质是侵权法，其立法核心是禁止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并非授予知识产权财产权和规范财产流转。对于商业标识侵权的认定虽然与禁止权相对应，但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仍创设了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权利，并规定了各种权利的具体流转方式，这部分内容无法被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涵盖。在我国现行的商业标识注册制度的基础上，注册商业标识侵权的认定不考虑商业标识使用的主观状态，即使优先使用或在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仍可构成侵权行为。因此商业标识的侵权行为不完全属于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

商业标识类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密切，但二者之间不存在包含及被包含的关系，总体上不属于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在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交叉领域，按照一般法律竞合规则适用法律，赋予当事人选择和适用法律的自由，能够更好的处理二者之间的适用问题，并且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简便和顺畅。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法律问题；思路

随着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发展、转型，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地增加，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大学毕业生不知法、不懂法，造成了就业权利被侵害，更是增加了就业难度。

一、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法律意识欠缺

（一）诚信意识差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就业岗位相对减少。许多毕业生为了争取就业机会，增加竞争力，得到一个心仪的工作岗位，不惜违背诚信原则，伪造虚假材料。一个是在就业推荐表和个人简历上弄虚作假、虚构经历、涂改成绩，个人简历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只谈优点不谈缺点。一个是伪造各种获奖证书、资格证书，用尽各种手段，对应聘材料移花接木，使求职材料中的水分越来越多。据北大网络人力资源部在招聘会上发现，300多份简历竟然有一半掺假。[1]P173

（二）相关政策、法律常识欠缺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了促进大学生就业，提高就业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实施了很多就业服务项目，比如西部计划、三支一扶、应征入伍等等；同时为了保障毕业生的权益不受侵犯，国家制定、实施了许多法律法规。但不少毕业生对这些政策、法律知之甚少，与就业相关的政策、法律知识非常缺乏。在一项“你知道国家制定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吗？”的调查中，回答不知道的占75%，知道的占25%。[1]P199某高校420多名学生对《宪法》、《劳动合同法》、《公务员法》、《保密法》、《会计法》等就业后、工作中需要掌握的法律法规，熟悉的学生只占总人数的4%，不太熟悉的占总人数的51%，比较熟悉的仅占总人数的12%。[2]

（三）劳动合同意识差

合同，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设立的有关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意识、契约观念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意义重大，对大学生的就业权益也有着深远影响。但是，大学生在就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合同意识却并不如人意。

1.不了解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的关系

在现行就业体制下，就业协议书是由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三方签订的，明确三方在就业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就业协议书不等于劳动合同，依法履行的结果就是大学生到用人单位就业。毕业生就业后，就同用人单位之间开始建立劳动关系，为了确认用工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毕业生还应当同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2.随意毁约行为经常发生

一个是部分大学生特别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与多个用人单位同时签订就业协议，再慢慢考量、比较，最后选择条件更优厚的用人单位。那么，对于其他单位就形成了毁约，严重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还有，因考取公务员、研究生、出国、参军或者其他地方就业项目等情况，导致就业协议未能依法履行从而构成违约，也给用人单位带来不便，甚至侵害用人单位的利益。

3.口头约定或者模糊协议

一些单位只是与毕业生达成口头约定，不签订书面文本，毕业生由于求职心切、涉世不深等原因，轻信许诺；还有些单位虽有书面协议，但协议内容模糊不清、可做多种解释，或者只约定毕业生的义务、缺少权利等，最终导致毕业生权利受损，引发矛盾和冲突。

（四）维权意识差

在当今紧张的就业形势下，迫于就业压力，毕业生往往不能很好地顾及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一是用人单位毁约、不履行合约，毕业生只会自认倒霉、无可奈何，不知道寻求法律保护；二是遇到就业歧视，包括院校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毕业生只会怨天尤人、感叹命运多舛，却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三是遇到乱收费，以入职作为诱饵骗取培训、中介等各种费用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仍有很多大学毕业生求职心切，不加小心而掉入陷阱。

二、大学毕业生缺乏就业法律知识原因

（一）思想上重视不够

大学毕业生作为求职、就业的主体，他们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对就业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面对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大学生认识到知识、能力、素质以及就业信息、就业技巧的重要性，对这些有着足够的重视，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在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大学生在校期间很少接触社会，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大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法规教育，对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不了解，也不明白违法行为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危害；有些大学毕业生了解一些法律法规，但缺少遵纪守法的观念，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意识不到就业市场的有序运行，要靠法律来规范，大学生要依法就业。只有树立了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了足够的法律知识，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作为大学生的培养者，高校在认识上也存在不足。为了适应就业体制的变换、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高校做出了以下努力，调整课程结构、收集就业信息、指导就业技巧等。但是，高校却没有意识到，面对就业中的种种歧视、欺诈、违约行为，只有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才能避免学生及高校的就业权益受损。[1]P201

（二）法律教育欠缺

由于学校对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法律知识的教育、培养方面就存在了不足。一是课程设置上，缺乏足够的法律教育课时。在高校非法学的其他专业中，只有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是与法律常识教育相关的公共课，而且课时只有几周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依法学习、生活、就业的需要，也与依法治国的要求不相符。加上专业课学习压力很大，绝大部分大学生只注重专业课的学习，而忽视了法律基础课的学习，临到考试才突击复习、应付考试，法律知识的缺乏严重抑制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二是在就业指导课上，缺乏相关的法律常识的教育。各高校为了应对变化了的就业体制，几乎都开设了就业教育课程，但在就业指导中只是传授了一些就业技巧等内容，缺乏就业法律知识教育，忽略了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校园文化建设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和氛围营造。

（三）就业市场的不成熟

尽管各级政府各部门认真贯彻了“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双向选择”的方针，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当前的就业市场仍然还不成熟，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违法行为经常出现，招聘靠关系、人情的不正当竞争依然存在，而有关部门的监管又不到位。大学生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对建设法治、有序的就业环境的信任度降低，也导致一些毕业生的违法行为的出现，如违约、迎合用人单位造假等。

三、对策及措施

（一）高校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法律素养和法律观念是人才的必备素质。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者，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培养出的学生不但要懂得专业的知识、高水平的技能，还应当具备工作所需的法律知识。大学毕业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对于求职择业、职业生涯都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会一生受益。现今出现的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就业中的劳务纠纷、合法权益被侵害等等，都昭示着高校不但要重视学生就业技巧的培养，还应该大力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二）增强法律知识的传授

为了更好应对大学生求职就业中遇到的的法律问题，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律素养。学校仅仅开设《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需要，导致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不了解国家有关就业的政策、法规，制约了学生对人才市场动态信息及社会需求状况的准确了解及正确认识，使得大学生毕业时缺乏对就业、择业和职业的心理准备、知识准备以及技术准备，在求职、择业过程中产生盲目性、从众性和无序性，引发法律问题的出现。因此，相应的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应做些调整，适当增加法律常识课程的门数及课时数。本人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大学生实用法律常识》深受学生欢迎，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学生到课率一直保持在100%，说明了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渴求。突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教育，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不成熟，制度尚需规范和健全的情况下，在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加强大学生依法维权意识的教育更为重要。进行大学生依法维权意识的教育，必须强化大学生对相关法律及法规学习和研究水平、程度，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这些法律知识，才可以与用人单位平等的依法对话，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害。在《大学生实用法律常识》选修课上，很多学生都表示如果早点了解这些法律知识，打工时就不会上当受骗了。[3]

（三）加强就业法律宣传

大学生缺少就业法律观念，因而我们要加强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就业法律意识。就业指导课应该成为培养就业法律意识的主渠道，针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就其就业过程需要懂得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宣传教育，把相关的法制教育内容充实到就业指导课程中，帮助毕业生掌握与就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比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规定》、《劳动法》、《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职业介绍规定》等。同时，还可以开设就业法律指导选修课或者必修课，满足大学毕业生就业、求职的实际需要。通过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明白自己应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获得信息权、接受就业指导权、选择权、被推荐权、公平待遇权、违约及求偿权等。同时，培养大学生守法的自觉性，依法择业、就业，约束不合法行为，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

（四）规范就业市场

除了加强教育，增强毕业生的依法就业意识以外，社会各界还应该积极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针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求职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进一步依法规范就业市场，保证有法可依。另外，还要发挥各级就业场所和人才交流中心的主体作用，对用人单位加强监管，进行事前资格审核，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对虚假信息诈骗钱财、设置招聘陷阱的，依法给予惩戒。调动新闻媒体正面宣传和监督的积极性，创设大学生就业的良好舆论氛围。[3]

作者:黄艳芹 张兆平 单位:邢台学院招生就业处

注释：

[1]田欣,周颖,张静茹.大学生之盾[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 刑事立法 立法依据 立法模式 法律特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现象，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严重和增多。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发展的现状，怎样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并通过刑事立法的完善严厉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依据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及范围

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至今为止，理论和实践中以及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立法中，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具体的规定。总体而言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依据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等；版权(著作权)则包括作者权和传播者权。广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智力创造的一切成果和工商业信誉所享有的权利。根据《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的规定，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作者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及非专利发明享有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又主要包括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商标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内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知识产权已成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而国家通过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振兴国民经济，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理由

国家的法律保护体系一般有民事、行政、刑事的保护体系，而在这些保护方式中，刑法保护的力度最大，也最具威慑力。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中是否应包括有刑法的保护，对此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颇有争议。本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

首先，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知识产权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那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专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完善刑事法律规定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刑法从它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国家就当予以追究，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刑法对已然侵害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处罚，以保障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刑法保护机能存在的最初理由。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上看，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刑法调控和司法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也不足以遏制已经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并预防其进一步蔓延。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严重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破坏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正常管理的行为用刑法手段保护，完全是由刑法本身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其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事制裁的严厉性特点所决定的。

在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中，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在这些法律制裁方式中，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也是对犯罪分子最具威慑力的一种制裁手段。因为，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救济和保证，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刑法是调控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刑事制裁是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以其特有的严厉制裁手段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调整体系，发挥着其他法律制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当代社会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与科技发展以及经济进步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侵犯，就必然会影响和阻碍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进步。表面上看，尽管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私权的侵害同样也可能带来社会危害性，而且同样也可能因这种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而构成犯罪，因为无论是直接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还是直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都可能达到严重的程度。由此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点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其他侵犯财产行为不仅可能完全一样，而且还具有侵权主体广泛、侵权地域广泛以及侵权形式隐蔽等特点。也即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同样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加强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有力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丰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由此分析，在当代社会中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法律保护中我们不应忽视相关的刑法保护，而应把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作为法律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对待。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分类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国家用刑法典对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以规定，也即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的。其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即在有关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附带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其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其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规定。

对以上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立法模式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很难说谁优谁劣。许多国家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种类的增加以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提高，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在变化。

（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现状及模式

我国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仅规定了假冒商标罪(第127条)一条，而且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显然是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整体上还很落后的状况下的产物。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逐步重视以及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多样化，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范围。我国1997《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较为分散、零乱、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从而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犯罪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此而言，本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的这些规定已基本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刑法已经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但是，理论上就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所采用的模式仍有一定争议。本人认为，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实际上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刑法典型，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罪状有法定刑，而其他有关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虽然有规定，但均是笼统地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法定刑甚至没有罪状。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的法律规范才称得上是刑法规范。我国《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有罪状也有法定刑，这无疑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但是，在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关知识产权附属刑法条款中，往往只是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时，附带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而没有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对应，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的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并且这种立法方式显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一般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管理

首先，本类犯罪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形”特性，决定了权利人对其占有不能通过实在具体的控制来实现。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也不是通过侵夺或毁损，而是通过剽窃、假冒、篡改、擅自使用等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和使用他人的精神成果的方式。与之相应，权利人只有在发生侵权，从而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体现出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行使占有、控制和进行管理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方法学界有人把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中的物权”。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单独制定民事特别法的方式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在刑法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有别于传统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而独立成为一种新类型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罪侵犯了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侵犯知识产权罪绝不仅仅是侵犯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它还侵害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有序管理，甚至会造成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正基于此，国家对知识产权建立了系统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因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客体也就自然包含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

（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侵犯其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首先，这种行为必须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有或使用该权利。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权利人可以自己行使其所享有的专有权，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等方式处分其智力成果并从中获取利益。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未在法律规定情况下使用该项权利都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商标权，侵犯专利权，侵犯著作权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是行为犯，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结果或情节中体现出来，侵权行为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就不构成犯罪。从刑法条文规定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每一具体的犯罪都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情节才能构成犯罪。当然这里的情节是指广义上的情节，不同的犯罪在刑法上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规定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规定必须“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能构成犯罪；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刑法则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可见，是否具备一定的情节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情节严重等情况，则只构成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但如果法律有规定的，则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罪的犯罪主体。由于知识产权领域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关系，其中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任何法律关系主体侵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行政或民事的制裁措施不足以补救其对知识产权领域中正常秩序的危害时，就需要用刑罚手段来加以制裁。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包括个人与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对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刑法均没有作特别的规定，也即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等罪的犯罪主体理应为一般主体。另外，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较为严重的特点，刑法专门集中规定了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第213至第219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所有七种犯罪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类犯罪

通常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营利目的，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如破坏他人注册商标信誉，为了捞取某种荣誉或者损害他人专利或专利产品的信誉等等。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对于犯罪对象有明知，即明知是他人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权，过失不能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在意志因素方面，多数行为人表现为积极的追求，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为追求违法利益，追求他人商标、专利信誉丧失的危害结果的发生等等。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以是放任。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罪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这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明确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其他诸如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均没有如此规定。于是，刑法理论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也即行为人是否要“以营利为目的”为构成本类犯罪的必要要件这一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有人则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则不需以营利为目的。还有人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另外有人认为，应该取消《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就能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犯罪目的，科学而合理地把握知识产权犯罪的故意内容，全面地惩治犯罪。

本人比较赞同上述最后一种观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人主观上较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确实有其他犯罪目的存在的可能性。《刑法》中只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似有不妥，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侵犯著作权罪等的行为人也完全可能是出于其他犯罪目的。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行为人主观上实际上具有一致性，即行为人既可以具有营利目的，也可以具有其他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程度，均可以构成犯罪。理由是：首先，尽管知识产权具有一般财产权的特征，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并非是单纯的侵犯财产犯罪，其更多地具有经济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归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过分地强调“以营利为目的”，则可能混淆与传统财产罪的界限。其次，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事实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严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再次，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一般也没有专门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刑法中均未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由此分析，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而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罪则未作规定显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必要时应该予以修改。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蔡彰主编：《中国刑法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4、高晓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5、杨玉兰：《论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载《刑事立法与司法新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