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条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杯酒释兵权 澶渊之盟 三冗 经筵 半部《论语》治天下

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问题，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以向理论界专家们求教，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于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论界最权威的说法，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该书的《绪论》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势力的递嬗，庶族地主取代身份性地主的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对财富平均的新要求；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政治条件。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构成了宋明理学所由产生的学术思想条件。宋明理学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些历史条件下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治思想。”（1）具体来说，政治条件主要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高门，唐末农民战争进一步打击士族高门，包括唐朝新起的勋贵和大臣。”“经过这两次农民战争，身份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则因土地兼并的加剧与普遍存在而大量涌现，又通过科举而参加国家政权。历史上也还存在勋贵，也还有贵族的世袭，但是已不复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了。中世纪的等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内部身份性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势力递嬗。” 农民战争的口号，“在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如赤眉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而封建社会后期，则明显地转而为财产平均的要求。裘甫、王仙芝、黄巢的‘罗平’、‘天平’、‘均平’、‘大齐’，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最后指向了封建土地制度。”民族矛盾尖锐：“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东北的满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最后建立了清朝。”（2）学术思想条件主要是：“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领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经学笺注的没落。……刘敞著《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风。……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以替换旧的学术思想。其次是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封建社会后期的科学技术著作如《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无愧于当时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著作之林。”（3）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很值得商榷。

从政治条件看：第一，时间跨度有问题。侯外庐等先生的论述从隋末到清初，他们似乎忘了：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宋太祖是在公元960年建立宋朝的；宋初理学三先生最长者孙复，是在公元992年宋太宗三年——宋立国已32年才出生的。孙复倡导理学可能在50岁左右，因为《宋元学案》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4）宋兴80年还不够孕育一种新学说么？因此，探讨理学的产生，应着眼于宋初的80年，而不应主要到隋末或唐末、乃至明末或清初去找原因。

第二，庶族地主不是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如果说理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侯外庐等先生也承认，庶族地主产生于隋末，盛于唐代，该阶级并在唐代已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那么，为什么唐代与宋初都没有产生理学，非要等到北宋立国80年后才产生理学？庶族地主思想家们的思想会如此迟滞吗？事实上，北宋中期创立理学的思想家，如二程、司马光等，多为品级或豪族地主阶级，根本不是所谓的庶族地主。这一点，侯外庐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有详细论证，认为：在宋代，真正代表庶族地主思想的是王安石的新学，而理学则是“世族豪贵显官”的思想。因为“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地主的利益。”（5）

第三，农民起义的口号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既然农民起义的“均平”口号产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学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国的80年后才产生？二者在时间上难吻合。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口号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转而为财产平均”，也说不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真正口号一直是直指封建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转而为财产平均”。如秦末陈涉首次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6）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财产平均”等，只不过是义军在起义过程中，争取民心的某些具体政策而已。

第四，民族矛盾尖锐也不能说明理学的产生。中国古代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一直较尖锐，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时期。而且，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程度一点不亚于宋、明时期，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没产生理学，偏北宋产生了理学？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而是处于平缓时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8）即可为证。怎么能说理学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产生的呢？

从学术思想条件看：第一，“以己意解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应当指出：“以己意解经”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不是自刘敞著《七经小传》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对《春秋经》的阐发，就已完全抛弃了笺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义”；汉代董仲舒、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亦如此。那时为什么未产生理学？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经”才产生理学？而且，刘敞著《七经小传》时，理学已产生。因为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刘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岁就著《七经小传》。所以，他的《七经小传》只是对理学思维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学产生的思想前提。

第二，“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亦然。佛学与道教思想对儒经的渗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早在汉末至唐代，这种渗透关系就一直存在。将“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作为理学产生的一个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学先生们基本都排佛、道，标榜自己是纯儒。

第三，宋、明在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上的发展与理学的产生亦无关。要知道，理学的创立者们，都不关注科学。即使是后来的一些理学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数术，而数术非科学。特别是，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侯外庐等先生所说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未问世。如其中最早的两部著作《梦溪笔谈》和《营造法式》，前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三先生创立理学，则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们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科学基础呢？更有甚者，宋、明时期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学的！当时，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决定影响作用的著作是陈抟道士的《无极图》，但《无极图》不是科学文献，侯外庐等先生对此只字未敢提。

另外，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理学产生的政治条件，还有一个“新旧党争”问题，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党的斗争。（9）不过，在《宋明理学史》绪论中，此说没再出现。可是，在《宋明理学史》的正文中，此说又多次被提及。如该书在谈到胡瑗时说，“要理解宋学，必须从理学与新学的对立这一线索着眼。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在政治上即是旧党与新党的对峙，双方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在谈到石介时说：“石介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等。必须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党与新学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为他是在此年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而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学与新党的对立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连王安石新学的毛都未见过，怎能“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呢？对此，《宋明理学史》还解释说：“他们（司马光、王安石）的活动时期约晚于‘宋初三先生’二十年左右，但是三先生已经揭开双方对峙的序幕，新旧党争的正式开场是在神宗熙宁年间，但其整个酝酿和发展过程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仁宗庆历年间。”如，当时“胡瑗所讲是‘明体达用之说’，不同于王安石只讲‘用’而不讲‘体’。这样说王安石是不公允的。”（10）应当指出，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此时王安石的新学尚未形成，此时王安石也未反对过胡瑗，此时只有胡瑗的“体用”说，王安石反胡瑗的“体用”说最早应在理学产生20年之后！而且，史料显示，此时王安石本人不仅不反胡瑗，还对其大加吹捧，如他在《寄赠胡先生》诗中说：“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春雪。”（11）事实上，理学与新学的斗争，是在理学的后学与王安石之间展开的。如，《宋明理学史》也不得不承认：“在胡瑗的学生大多数中，其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们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反对王安石新学”，如钱公辅、孙觉、滕元发、祝常、周颖、刘彝等；而石介的“许多弟子也是如此”，如范纯仁、祖无择、梁焘、刘挚、文彦博等。（12）理学后学与王安石新学的斗争确实存在，并十分激烈，但不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既然理学产生于北宋立国的80年后，那么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就应主要着眼于这80年。

笔者认为：北宋立国的80年，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皇帝绝对集权或专制。现在，理论界经常有人把集权与专制等同看待，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一直认为，集权与专制是两个性质有别的概念，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是集权达到绝对地步的表现，一般的集权即便有过火之处也不能叫专制，而合理的集权在历史上还有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皇权至上，皇权无疑是一种集权，但不是所有的皇权都是绝对集权或专制。如唐代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就只能叫皇帝集权，不能叫专制，因为李世民还能和臣下分权，宰相以下官员都是实权者。专制则不然，皇帝收拢了所有军政大权，臣下的一切行政大权都被削弱或被剥夺。北宋立国的80年就是这样：1、削弱相权。“旧制，凡重大政事，皇帝命宰相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唐及五代，仍用旧制。宋初，范质等为宰相，自以为周室旧臣，内存形迹，又惮帝英明，乃请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帝从之。从此，坐议之礼废。”（13）其实，宋太祖是有意专制，才废“宰相坐议之礼”的，而范质等“自以为周室旧臣”只是借口而已。这是宋朝皇帝向一切大权独揽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后宋又设“参知政事”，进一步分削相权。2、削弱将军的兵权。赵匡胤一上台，担心其他军官效仿他搞兵变，首先解除了在军队中有影响、有能力和参预他当年搞兵变的一些高层军官的兵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是后，宋削去殿前都检点一职；又使文臣知州，以钳制藩镇；直至藩镇直接隶属朝廷，等等。3、削弱文臣的行政权。宋初皇帝赵匡胤虽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然而，宋重用文臣也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对文臣也不信任。从宋代起，所有文官的官名前都有个“权知”二字。就是说，给你实职，加“权知”字；不给你实职，不加“权知”。这里的“权知”，意思是临时性的，或的。如“权知开封府尹”，即“开封府尹”。重用文臣的目的，公元972年赵匡胤对赵普说得明白：“五代藩镇暴虐，人民受祸。我选儒臣于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不及武臣一人。”（14）4、削夺“权知贡举”官的“取士权”。如公元962年，太祖诏曰：“及第举人，不得口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15）就是说，过去科举所取的士都是知举官的门生，现在都改称“天子门生”。后来，又由皇帝最终决定录取。如公元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合格进士十一人、诸科十七人。太祖召对于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是新制。并于公元973年，将其做为常式。（16）

第二，对外屈膝苟安。如前所述，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北宋开始还想收回被辽等占去的土地与人民，并抵御他们的入侵，但后来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宋与辽于公元1004年签署了“澶渊之盟”，宋每年要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承认辽对汉人的土地与民人的占领，两国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城池依旧，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公元1006年，宋与西夏仿效与辽的办法，每年“赐”夏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以换取边界的安定。宋真宗在《回銮诗》中，与群臣唱和，将屈辱妥协说成“胜利”。此后，宋不修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与兵士。公元1042年，辽再度南侵，宋又以岁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和了事。公元1042年西夏入侵亦然。宋许每年“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于各节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再共“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等两万五千匹，茶一万斤。（17）宋将屈辱妥协当做国策。

第三，兵变与农民起义频繁。北宋立国80年，大的兵变和农民起义不下十次：如公元963年“汪端起义”，公元982年“刘法定起义”，公元985年“张绍伦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公元996年“宋斌起义”，公元997年“刘盱起义”，公元999年“王均领导的士兵起义”，公元1001年“刘用起义”、“王寿长起义”，公元1017年“陈进起义”，公元1033年“亭户（盐民）起义”等。士兵起义，多因军官腐败；农民起义则要求平均土地；盐民起义，则由于对北宋经济政策的不满。（18）应当说，兵变和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像北宋在立国前期就如此频繁，还是绝无仅有的。

第四，上层统治者极度荒淫。宋从“杯酒释兵权”起，赵匡胤就告诉被释去兵权的将领：多买良田美妾，歌舞天年。赵光义的儿子益王的假山，极其华丽，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农民膏脂堆成的“血山”。（19）上行下效，其他官僚也竞营豪宅，建亭榭园林，广蓄歌儿舞女。武将甚至以脔割奴婢为乐。尤其“澶渊之盟”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宋还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等，以粉饰太平。

第五，“三冗”问题严重。何谓“三冗”？当时宋祁在上疏中说：“天下有定官，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多而无数，三冗也。”（20）也有人认为，三冗指冗兵、冗官、冗费。不管怎么说，冗官、冗兵、冗僧道，自然就产生冗费。“三冗”问题已成为北宋初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

北宋立国的80年，在学术思想上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大力宣扬文治。北宋开国皇帝虽以勇武闻名，但立国后，一直对武将不放心，勇武也不佳，转而宣扬文治。1、广取士子。宋代的《神童诗》明着讲：“天子重英豪，文章使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宋不仅把科举的“取士权”收归了皇帝，中举者称“天子门生”，特别是，有时一科取士几十或几百人，而且十五举终场者赐出身。如太祖在970年下诏：“礼部贡院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以名闻。”（21）得十五举终场者63人，又取未经终场者43人，并赐出身；太宗在973年，一次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十五举以上184人赐出身，凡五百人赐宴开宝寺，皆授官。（22）2、劝励读书。宋朝皇帝带头读书，如赵光义曾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日进三卷。赵匡胤曾劝赵普读书，赵普后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闻名；还要求武将读书，说：“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之为治之道。”（23）为了能使臣下以及学子们好好读书，宋还经常向臣下及学子赐书。如：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请：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公元988年，赐诸路印本《九经》，令长吏与众官共阅之；公元992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赐辅臣新印《孟子》；公元1034年，分赐京兆府、陈州、扬州学堂《九经》；公元1037年，赐御史台《册府元龟》及《天下图经》各一；公元1004年，诏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等。对此，宋真宗曾夸耀说：“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也吹捧说：“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功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载之盛也。”（24）3、广求亡书、遗书、逸书，及大建藏书阁。宋初80年，至少求亡、遗书、逸书五次：如公元966年诏求得亡书，得1228卷；公元981年诏求医书；984年下诏求遗书；公元1001年，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及300卷者，量才录用；公元1036年，又重申“购求馆阁逸书”（25）。公元978年，宋建崇文院藏书；公元988年又置密阁于崇文院，分三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公元992年增修密阁；公元1015又创崇文外院，别置三馆书库。宋对图书的管理工作也非常认真，公元1002年，宋真宗命重校龙图阁及后苑藏书；公元1035年，都大提举等共校两库经史8435卷。公元1041年的《崇文总目》，载藏书30669卷。真宗问书版情况时，国子监祭酒邢昺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备。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此乃儒者逢时之幸也。”（26）4、编书、修书蔚然成风。宋初学术多产，无论官修，还是私修著作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初修书，除一般正常国家政策、法令、历书、实录、国史等外，大型的类书就有多部：如公元973年，《开宝通礼》200卷；公元983年，《太平总类》，后改名《太平御览》1000卷；公元1013年，《新编修君臣事迹》，后赐名《册府元龟》1000卷；公元986年，《文苑英华》1000卷；公元987年，《神农普救方》1000卷；公元1001年，《续通典》200卷；公元1005年《乾坤宝典》417卷，等等。有些书既有皇帝的赐名，又有序。

第二，学术上主张儒、释、道合流。宋初一直主张儒、释、道并尊。宋初尊儒的特点有：1、传统儒经框架被突破。宋初读经，开始是从中唐沿习下来的《九经》，至太宗时——公元985年，复置明法科：分《周易》、《尚书》各为一科，附以《论语》、《孝经》、《尔雅》小三经，《毛诗》专为一科。真宗时，诏邢昺等校订诸经，先校订了《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但：公元992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公元1014年，真宗将新校的《孟子》分赐辅臣；仁宗时，将《中庸》单独出来，自己进读。2、释经渐重义理。宋初虽诏邢昺等校《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正义，但宋人在对经书的理解上却不拘于旧注，邢昺首撰《论语正义》、《孝经正义》以开先河。尽管《中兴书目》说昺仍详于名物，微言其未选精微，但他实是汉、宋二学之转关。由于邢昺是国子监祭酒，他的这一做法对宋初三先生的影响很大，对理学的产生起了重要做用。3、孔子不断被偶像化。宋初承后周崇儒，赵匡胤在登极的第3年，亲临国子监，增茸祠宇，塑绘先圣、先师像。公元987年，太宗免孔氏后裔租税。真宗：公元997年，以长葛县令孔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并赐《九经》及太宗御书；公元1008年，诣孔庙，诏加谥曰玄圣文宣王；公元1009年，追封孔子弟子兖公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郡公、成伯曾参等六十二人为列侯，后又诏封孔子庙配享鲁史左邱明等十九人为伯爵；公元1011年，诏州城置孔庙；公元1021年，许国子监请以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和近臣撰的《十哲》、《七十二圣赞》镂版，等。 4、皇帝置“经筵”。 宋初皇帝读书，开始只是读杂书，包括历史、小说等，后来逐渐认识到应将精力放在读经上，于是设了“经筵”。即公元999年7月，宋真宗置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这是前代所没有的。5、倡导读书的重中之重是读经。公元1027年，仁宗命中书录《中庸》进读，获益非浅。于公元1029年下诏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会萃小说，割裂前言，竟为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礼部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27）要求臣下读书应重在读经。关于释氏：后周世宗曾令毁佛像铸造钱币，宋初沿之。至公元967年，太祖诏令勿毁，仍令所在崇奉，但勿更铸，对佛的态度有所改变。太宗时，倡导信佛，建了译经院，选童子习梵学、梵字；亲临译经院，为译经院赐额“传法”；并作《圣教序》。真宗继续崇佛，作《释氏论》，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异迹道同。关于道教：太宗时，曾诏见过道士陈抟。真宗崇道：自公元1008年后，多次诈言“天书”降，改元大中祥符，行封禅，修《封禅记》；公元1009年，召辅臣至内殿拜“天书”，自是以为常，并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官地建道观，以“天庆”为额，天下始遍有道像；公元1012年，诡称梦神人，诏天下州、府、军、监在天庆观并置圣祖殿；公元1014年，至亳州谒圣祖殿，花巨资建的“玉清昭应宫”成；公元1016年，兖州景灵宫的太极观成，为《新校道藏经》赐目录，名《宝文统目》，等。

第三，思想禁锢。宋初统治者一面倡导读书，另一面又不断搞思想禁锢。如太祖于公元972年两次禁书，第一次禁私藏玄像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有上书者送官，后又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太宗禁投匿名书告人罪，及作妖言诽谤惑众者，严捕之置于法。真宗再次申严私藏天文、兵法之禁，星算术数人，所在皆部送赴阙。仁宗时，则禁民间结社、祠岳、渎神，私置刀楯旗旛之属等。

这才是理学产生的真实的政治和学术思想条件。

注：

（1）（2）（3）（10）（1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8页；第5-6页；第7-8页；第31-44页；第31-44页。

（4）《宋元学案》第二卷。

（5）（9）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第501页；第496-510页。

（6）《史记·陈涉世家》。

（7）八所院校历史系：《简明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136页。

（8）王运熙主编：《王安石散文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9月第1版，第225页。

（11）《临川先生文集》第十三卷。

（13）（14）（15）（16）（20）（21）（22）（23）（24）（25）（26）（27）张习孔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87页；第121页；第95页；第119页；第244页；第114页；第130页；第94页；第205页；第239页；第195页；第231页。（凡文中未标出处的重大历史事实，均出自《中国历史大事编年》。）

（17）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284页；第236页。

（18）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宋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2月第1版，第621页。

新的历史条件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批评与自我批评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1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自我改造的最好武器，就像“洗脸”和“扫地”一样，不可或缺。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一是自我批评。批评指的是对同志、对工作提出意见，分析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指出其危害性。自我批评指的是检讨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克服思想上的偏差及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防御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其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凝聚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不断稳固；最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促进人们思想进步的推动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向前发展。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锻炼和改造。只有自觉的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纠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自己就能不断地得到进步，把自己锻炼和改造得更加坚强。

2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出现后，从论坛、社区到博客、微博再到微信，媒体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个人化，每个人发言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但是人人掌握话语权也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来了挑战。新媒体时代，极容易发生在没有对事件的客观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求证的基础上就发表批评、传播信息，从而很难把握好批评监督的分寸，部分失真的信息、主观情绪化表达的信息容易传播开来。而且在新媒体时代条件下，由于整体社会浮躁和网络匿名化很容易出现信息互动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的情况，使信息互动“有量无质”。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多方面给社会带来了冲击，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象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在多元主体所要求的多元物质利益的实现方向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难度明显加大。其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象的主体意识增强和心理负荷加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个人境遇和来自竞争的压力都会给经营者的思想以巨大的影响，给人们思想认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这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的特征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提出挑战。出现了批评不得和不愿批评的倾向，有的人错误地认为自己总是正确，认为权位就是真理；有些人对批评意见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更有甚者对批评者打击报复；还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自我批评丢面子、失威信，影响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对自身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讳疾忌医，不敢敢揭短亮丑，自我批评敷衍了事。所谓“讲优点头头是道，将缺点轻轻点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不同主体的这些特征对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提出了挑战。

3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途径

“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是我们现处时代的真实写照，新媒体环境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样是这样。1950 年，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后不久，就如何在报刊上开展批评，提出了“开、好、管”三个字的方针。指出：“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要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这三个字的方针对做好新媒体时代条件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具体来说，做好新媒体环境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着力于完善网络立法，提高新媒体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法治化程度。完善互联网法治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加净化的环境来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打击人身攻击性的诋毁和诽谤；其次，提高思想认识，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特别是要正确认识批评的互动性。在批评中，涉及根本原则、根本利益的不同思想尖锐对立，往往产生冲突，冲突与整合是人类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冲突有利于群际关系的整合，批评的每一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整合是冲突的结果。我们必须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才能欣然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做到正确、适当，才能显示批评的效力，才能达到帮助人而不至于伤害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教育者在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法武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作机制，循循善诱，引导教育对象自愿自觉地进行自我考察、自我剖析、自我鉴定，使主体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社会化水平，达到教育目的。

参考文献

新的历史条件范文第3篇

一、干群关系的实质与特征

在我国，干群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党群关系的具体化。正确的党群关系，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么相应的干群关系就是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时代的进步，干群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干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对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八十年来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群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干群关系的性质、目标和任务。干群关系的实质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过程中，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忠诚地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群之间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人民是利益关系的主体，而党和干部则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七一"讲话更是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干群关系的状况反映党的形象和威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第二，干群之间利益关系呈现出自主性和互动性两个基本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不断的解放和更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主意识的增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增强了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自主性，用农民自己的话讲就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一改过去"一大二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不少人还搞起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农民思想观念变了，干部思想观念也在变。尤其是改革逐渐深入和深刻，触及到了干部的切身利益，导致干部思想观念更快更彻底地转变。首先，干部自主意识的大大增强，表现在干部对自身角色和利益的双重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干部的个人角色与其扮演的公共角色、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公共利益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一些干部没能正确理顺其相互关系，在利益的驱使下，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其次，干群之间的利益互动关系也逐渐被一些领导干部和研究人员所重视。干部、国家和群众构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利益关系链。其中国家是中间环节，起调节和分配的中枢职能；而干部与群众则是通过国家的调节与分配实现利益互动的。群众是利益的最主要的创造者，是财富之源。群众的利益状况最终决定着国家的实力和干部的利益。不顾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承受能力，大量从群众身上获取利益，是杀鸡取卵自毁生路。

二、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价值观念、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影响到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这种形势，对于密切干群关系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科技与知识日新月异，为密切干群关系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为密切干群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现实增加了密切干群关系的难度和许多不确定因素，自主意识和利益冲突使得密切干群关系更为棘手。干群关系双方都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相比之下，干部队伍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主导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员干部成分日益多样化。党员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不只局限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群体，同时也吸纳了社会其他阶层的优秀分子，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少党员干部因为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从事商业、企业甚至个体私营。党员干部队伍与社会交流增多，既促成了党员干部队伍的复杂化，又对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和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党员干部自身需求和部门需求越来越膨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社会物质和文化产品的供应也日益丰富，刺激了部分先富群体的灰色消费和享受欲望。什么洋房别墅、什么高级轿车、什么三陪小姐，什么大吃海喝，什么豪赌狂嫖，等等。部分先富群体的一些做法起了负面的示范效应。不少手握重权而原本清廉的领导干部也不甘寂寞，纷纷攀比仿效，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等，来满足自己和部门的私欲。而且是胃口越来越大，从个人到集体，从吃拿卡要到大肆敛财挥霍。这样既败坏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又引起了广大群众对部分党员干部的不满。

第三，随着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触及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如医疗改革、养老保险改革、干部配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这些原先工资以外的待遇和潜在利益逐渐被新的工资制度所包容和规范，相对弹性缩小了，灰色收入的机会也减少了。尤其是政企分开以后，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条件下，政府财政也相对紧张，党员干部的收益明显减少。不少党员干部经不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滋生和膨胀私欲，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肆谋取私利。党员干部身份的双重性与其利益的矛盾性构成了党员干部的复杂心态。党员干部也是人，也有家庭，也需要解决日常生活、住房、子女教育、交通、通讯和自我发展等等实际问题。这些利益要求满足的时间和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情绪和投入。当在家庭和社会中作为普通一员时受到某种无法接受的待遇或者自身利益受到损失后，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工作，尤其是利用工作关系和干部身份，公报私仇、假公济私的情况屡见不鲜。

第四，过去一段时期忽视和弱化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很好的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致使许多好的传统美德没有继承下来和发扬下去，却滋生和膨胀了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没有极大地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和思想觉悟，反而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和滑坡。不少干部思想政治意识淡漠，组织纪律松散，缺乏责任心和使命感，形成等靠要的消极态度，致使工作效率不高。还有不少干部追名逐利，奉行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不顾党纪国法，贪污受贿，大肆敛财挥霍，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为此，邓小平曾痛心地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第五，日益严重的腐败，尤其是高层腐败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度明显降低。邓小平曾经讲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我们的事业就有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样的提醒和警示下，还是有不少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身陷腐败，纷纷落马。而且是职位级别越来越高，部门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年轻。从基层的乡村干部，到中层的市县干部，再到省部级干部，甚至还有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从一般执法部门，到政府部门，再到党委部门、人大部门，甚至还有纪检和司法部门。从“五十九岁现象”，到了“三十九岁现象”。可见，腐败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第六，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致使人心浮动。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在群众心里，是与政府和干部打击和惩治社会黑恶势力和严重刑事犯罪不力有直接关系的。有些地方干部还与社会黑恶流氓势力相互勾结，危害一方百姓。有些部门和干部还充当一些低级娱乐服务行业的保护伞，收取保护费，中饱私囊；同时也败坏社会风气，使得封建遗毒又沉渣泛起。这些事实使得广大群众对某些政府和干部失去信心，政府的形象和干部的威信在群众心中逐渐淡漠和降低。

三、干群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展望

1、因为干部应该是为群众谋利益的，而且干部与群众存在利益的互动关系。所以协调和发展干群关系最紧要的是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要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就必须合理布局，解决好城乡居民的就业问题。要拓宽就业渠道，引进外资，鼓励和推动个体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畅通就业信息与反馈渠道，增强政府和干部为群众与用工单位"牵线搭桥"的角色和作用，推广和普及科技知识，引导群众科技致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调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要鼓励和引导先富帮后富，沿海帮内地。要走"民先富，国家次之，官后富"的发展道路，尽快让群众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2、干部因为其地位和作用的特殊和重要，必然要对周围群众产生辐射、示范效应。当干部作风好，勤政为民，使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就能取信于民，获得群众的全心拥护和支持，群众也会积极配合干部工作；当干部作风不好，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不仅没有使群众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而且还会损害群众利益，这样就会失信于民，引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就不会配合干部工作甚至与干部分庭抗礼。因此，需要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建设，缓解、协调和发展新形势下的干群关系。这是协调和发展干群关系的突破口和关键。

3、加强对干部的经常性教育，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干部的法纪意识和政治觉悟。教育是提高干部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忽视和放松教育，我们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重视和强化教育，我们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教育要实现经常化、正规化、多样化和科学化。教育工作不能一时紧一时松，要常抓不懈。要逐步实现教育方式正规化，教育手段多样化，教育内容科学化。要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教育，进行传统与现代的教育，进行道德与法律的教育，进行政治与业务的教育。

4、选拔、任用、考核和提升干部首先要注重革命化。干部革命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就是要承认、拥护和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安排，执行党的命令，完成党的任务。忠于人民就是要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保证人民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忠于国家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个人需要服从国家需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忠于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致力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5、始终不渝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密切干群关系。正确的群众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说，干部是决定因素。所以，选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人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这是我们的组织人事原则。要把干部作风好与不好、干群关系的好与不好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以此作为对干部升降和奖惩的一个重要依据。

新的历史条件范文第4篇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持续不断实践的问题。

其实，早在建国前，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中，就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透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怎样形成的。他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人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屈辱、辛酸、被践踏的历史，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东方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便被中国各族人民普遍接受、承认和尊重。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功，但也因违背它而发生过严重失误。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我国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混乱，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包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领导全党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一起，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进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27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举世惊叹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只要把它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就是颠扑不破的，就能不断巩固不断加强。

二、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及社会思想多样化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历史发展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我们党指导建设亦曾犯过“左”的严重错误，但我们党纠正了这一错误，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毅然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发展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出现了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发展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必须看到，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等的多样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所必须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同时也应看到，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等的多样化，必然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其中包括事业观、利益观、金钱观、幸福观、爱情观等以至更高层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导致社会思想、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说服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一是向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讲清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讲清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缺乏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讲清我国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引导大家自觉克服原有的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

二是对于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发展模式等等多样化所带来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观念分化，要十分谨慎和认真地予以关注、把握和掌控，将其限制在适当的和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认识，引导社会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开展深入细致的、入情人理的正确认识改革、正确对待改革的教育。其中，讲清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暂时困难之辩证关系，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正确认识对待改革中的得失和眼前困难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真正情系大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换言之，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在自己的头脑中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自己的实际言行中带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巩固，不断加强。

三、社会思想多样化情况下，尤须坚决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确保我国文化安全

社会思想多样化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伴随着社会经济多样化而必然出现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社会思想多样化，并不排斥、否定社会主流思想的一致性。在当代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社会各新阶层，都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利益，都承认、尊重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尊重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都认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指出的是，只有西方敌对势力、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应声虫，才故意否定这一点，故意曲解社会思想多样化，把它一概打上“西化”、“反专制”、反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企图借此诋毁我们的主流思想，冲垮我们意识形态的防线，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传媒数字化的进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要做的却是让我们“全盘西化”，即要让我们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抛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不能不说，这就涉及并侵犯了中国的文化安全。所谓“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文化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安全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我们说，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绝不是要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生活上的不同习俗和爱好等等“泛意识形态化”，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而是说，必须正视、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此，特别要弘扬以下几种精神。

一是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公德精神。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在全社会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公德。作为社会主义公德精神和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既伟大又平凡，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成员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存续、发展之动因和根由。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公德精神，既可抵制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腐朽思想影响；又可约束我们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

二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一则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再则就是污蔑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妄图搞乱我们人民和青少年的思想，摧毁爱国主义这面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和共同的精神支柱，实现他们的卑鄙目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反对我们的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他们还散布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他们甚至借口捍卫“民主”和“自决”的原则，公然为“__”主张和“__”势力撑腰，妄图阻挠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因此，必须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为中国和人类做更大贡献的决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进步不懈奋斗。

三是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极其迅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民族要搏击时展大潮，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大力推进各方面的创新。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把它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通过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全面提升各界各行各业和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已诞生了一个半世纪，这一个多世纪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些话今天看来也不全对，现在我们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有些不合时宜？这种看法包含着许多误解。

新的历史条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发展 社区老年卫生服务 家庭病房

中图分类号：C 913 文献标识码：A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简言之，就是老龄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据河北省唐山市老龄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唐山60岁以上老人已达106万，其中60―70岁人口数55万，70―80岁人口为37万人，8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13万余人，达到百岁及以上的老人共有169名。“唐山市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全省是最高的，全省的平均水平是11%，唐山达到了13%。”据老龄办工作人员分析，百岁老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在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营养和疾病得到加强和有效控制。由于受城镇化趋势和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据测算，到2020年前唐山市的市域规划人口将达到750万人，城镇人口为510万人，城市化水平为68%。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将来要迁移到唐山市内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κ量都不少，从而影响了唐山市的人口构成结构，也提示出人口老龄化问题未来在唐山市会非常突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口老龄化正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挑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人们抚养的重点将由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这就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负担越来越重，需要国家积极稳妥的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另外，中国的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以家庭为主的，但这种养老方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养老必须由社会、家庭、社区、个人多支桩来共同支撑[1-2]。

一般来说，养老主要是为老人提供经济、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我国目前存在着三种主要养老方式：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但是这三种养老方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一、家庭养老逐渐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照顾老年人被看作是家庭首要和最基本的责任。家庭成员是给予老年人身体的、心理的、情感的、社会的和经济方面支持的主要来源。但是从近年来看，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理念受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4-2-1”“4-2-2”家庭结构的出现大大加重了处于经济和情感核心地位的年轻人的负担，更不利于他们在快节奏的社会中追求自己的事业。而现代化建设提供给了年轻人太多的机会，很多年轻人外出追求事业和自由，致使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出现，这样的家庭中的老年人是非常脆弱的人群[3]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养老。

二、疾病谱的变化和慢性病的高发使自我养老方式受到重创

人口的老龄化使疾病谱发生着变化，据统计，我国老年人死因的前四位分别是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另外，循环系统疾病、糖尿病、老年性痴呆也在严重威胁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调查显示，大约80%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且年龄越大，患慢性病的可能性就越大，累积的慢性病就越多，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就越高，这使得他们比健康人更脆弱，所以他们对日常活动支持的依赖性就更高。

三、社会养老问题重重

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虽已施行，但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仍存在不合理因素，一方面，城市拥有80%的医疗服务资源，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医学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不愿去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由此导致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扭转，大医院收治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而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又使老年人口对医疗和护理的需求成倍增长，这对我国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此，我们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特别是加强社区老年卫生服务工作。要积极拓展老年社区卫生服务内涵，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经济、方便的基层卫生服务，建立和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一体化的卫生保健体系，加强社区老年人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研究，大力发展为社区老年人服务的家庭病房，开展治疗、护理、康复、临终关怀等服务项目。

在现实条件下，社区卫生服务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效益。从患者角度看，社区卫生服务可在家中进行，既能满足个体需求，又不会切断病人与家人的密切接触。医护人员在给病人对症治疗的同时，还可以向患者及家属宣教疾病的相关知识，鼓励病人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使病人保持稳定的情绪和乐观的心态。从社会角度来说，社区卫生服务肩负着为群众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的重任，使传统的被动式“坐堂行医”变为主动性的“上门服务”。它包括建立家庭档案、家庭健康教育、家庭慢性疾病管理、家庭出诊、家庭治疗、家庭康复、家庭护理和家庭病房等多项内容，既是建立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高社会健康水准的基本医疗措施。

家庭病房是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由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患者在家中或社区提供的医疗保障服务，通过服务使患者能维持较高的生活自主性和生命质量[4]。

家庭病房有利于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慢性病的高发使老年人自我照顾能力大大减弱，过早的退休和寿命的增加，更加限制了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退休金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医疗花费甚至更高的通货膨胀，农村的老年人甚至没有养老金[5]，而家庭病房服务方便快捷，费用也低，适合老年人的经济情况。

家庭病房有利于改变旧有的卫生服务模式。新的卫生服务模式要求实现4个扩大：从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服务，从生理服务扩大到心理服务，从医院服务扩大到社区服务，从技术服务扩大到社会服务。通过家庭病房，全科医生能从社会、心理和生物学方面调动人们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可以说家庭病房为实现4个扩大提供了契机，促进的卫生模式的改变。

唐山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唐山市60岁以上的老龄人现阶段大约106万，对家庭病房的需求日渐增多，依靠大的医院和没有形成规模的社区卫生机构，并不能满足人们对医疗保障机构的需求。从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服务，需要有规模的社区卫生机构以及家庭病房。

但是，家庭病房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社区医护人员在掌握家庭治疗指征和范围、提供家庭治疗的工作流程、工作规范、消毒隔离、医疗垃圾的处理等方面比较混乱，没有可用的标准；社区卫生机构的硬件设施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家庭病房的信任度；从事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人员不足，仅能胜任简单的卫生服务项目，对于一些特殊的治疗和健康项目无能为力；社区卫生管理制度不完善，导致了服务行为的不规范，影响了服务质量；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家庭病房的发展，缺乏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减低了家庭病房抵御风险的能力；社会对社区卫生服务和家庭病房的认知度不高，产生不满意和不信任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市社区卫生服务尤其是家庭病房的发展。

在唐山市建设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充分发挥唐山市的经济优势，重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发展家庭病房，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策上加强监督和引导，严格家庭病房机构的准入制度。必须是卫生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具备相应资格的卫生服务机构，硬件设备要能应对一般疾病以及意外情况；从业人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具有执业资质，有一定的全科临床经验，有良好医德作风，最好还要通晓心理治学、社会学、流行病学、行为医学、健康教育等知识。

第二，强化对家庭病房的监控。作为社区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有关部门对家庭病房要进行监控和定期检查，包括从业人员的资格、资历、设备的投入以及使用情况、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收费标准、会诊以及转诊的监控等，使家庭病房真正成为基层卫生服务区的重要棋子。

第三，在政府指导下，医疗保险制度向家庭病房倾斜。积极发展多层次的医疗保健系统，如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大额互助医疗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尽最大可能的出台各项惠民政策，取得医患双方的双赢。

第四，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自身建设。除了强化政策的支持，从业人员紧跟医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定期培训，以过硬的技术服务患者。另外，加强硬件设备，及时的添置必要的医疗设备，并对于先进典型广泛宣传，提高社会对家庭病房的认知度。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给唐山市社区卫生服务带来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的同时，加大社务卫生服务宣传，提高认知度；提高社区卫生人员的自身素质，真正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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