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1 新媒体与政治心态理论的概述

1.1 关于新媒体的定义

新媒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人们打开手机电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媒体的影响。传统媒体指的是电视、报纸、广播等，新媒体则是除了传统媒体之外的信息传播工具，主要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移动客户端、数字电视、移动通讯工具等把信息提供给社会大众。随着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各种不同功能的手机APP被开发出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娱乐体育等各种不同的信息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大学生对电子产品普遍比较感兴趣，因此新媒体的运行对大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影响着他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以及政治心态的形成[1]。

1.2 关于政治心态的概念

作为系统的研究领域，政治心态的研究近些年才开始，但是对政治心态的研究由来已久，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政治心态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在政治研究领域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政治心态指的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具备政治思考能力的个人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根据一定的社会现象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对所处的政治关系、行为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现象形成的政治思考与政治心理反应[2]。

1.3 新媒体影响下的大学生政治心态

大学生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积极活跃的群体，知识水平比较高，同时处在身体思维比较活跃的年龄，对新媒体的传播途径比较感兴趣，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比较高，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意识。新媒体影响下的大学生政治心态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具备政治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借助于一定的新媒体工具对社会政治事件与政治行为的思考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心态。

2 在新媒体影响下大学生政治心态的生成机制

2.1 新媒体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权威

新媒体的传播具有交互性的特点，与传统的媒体表达方式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权威与中心机构，各个主体与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发声，因此新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言论，既有正统的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异端邪说与低俗的内容。大学生群体对网络信息好奇心比较强，因此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思想，很容易受到挑战价值权威的非主流思想的影响，导致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观点产生偏颇，影响他们政治心态的形成。

2.2 新媒体影响着大学生政治观发展的方向

大学生群体由于思想发展不够成熟，也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因此很容易受到网络上负面信息的影响，对网络文章与观点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新媒体媒介中充斥着很多歪曲政治事实的言论与关于政治事件的恶意造谣。大学生的政治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政治发展心态不够成熟，政治视角不够全面，在网上恶意的煽动言论中可能对党和国家产生一定的怀疑情绪，甚至在社会行为中肆意发泄对社会与政府的不认可情绪，给社会造成一定的隐患与威胁，使大学生政治心态的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政治观的发展方向[3]。

3 针对新媒体影响下大学生政治心态的调适路径研究

3.1 政府方面加强网络管理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随着互联网以及移动客户端的发展，新媒体的发展如火如荼，在社会大众以及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大学生由于年龄以及学识有限，在对社会事件的认识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部媒体评论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政治观念以及心态的形成，因此政府方面应当加强对新媒体方面的规范，建立一套有效地网络管理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由政府组织为新媒体的发声建立有效的平台，同时对网站的运行进行依法管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互联网运行管理机制，禁止虚假恶意的信息进行传播，对社会大众进行误导，利用新媒体工具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心理进行引导，发挥在政治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利用三观正确、充满活力的新媒体工具对大学生政治心态进行有效地调试。

3.2 充分?l挥校园新媒体对大学生政治心态引导的作用

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离不开校园新媒体的影响，因此应当加强以校园网站为核心的校园媒体的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微信、QQ等新媒体工具在大学生的校内生活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个有效活跃的交流渠道，加强对大学生政治心态的引导作用。在校园网上建立学生参政专栏，对学校运作部门，例如课程设置管理、教师队伍情况、图书馆建设情况等进行公示，使学生对于校园建设有一定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参政意识，鼓励学生进行监督。同时新媒体有较好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学生不必公开自己的身份，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能够对学校的宏观政策以及微观方面的具体实施进行监督与加强，通过参与学校的政治生活，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心态从而准确的表达政治人的心理诉求。充分发挥学生会以及学生社团的作用，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政治活动中去，激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体验政治生活，从而加深政治生活的意义，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进而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与政治责任[4]。

3.3 加强校外政治实践活动的组织

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虽然部分学生已经通过兼职等活动与社会有一定的接触，但是整体上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仍然有限，因此他们的政治心态与政治意识都是教师的讲解与身边的新媒体工具等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充分加强大学生的校外政治实践活动，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切实感受到政治生活与政治政策的意义，实践出真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破除新媒体环境影响下对大学生带来的不良政治影响，端正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意识，学校方面积极组织专业方面有关的实训活动，利用暑假组织学生进行三下乡活动，对偏远乡村进行支教活动，在市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参观烈士陵园以及博物馆等。政治生活是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层次与方面的，大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感受政治生活的意义，能够加强正确的政治心态的形成，同时可以把在实践活动中遇到的政治疑问借助于便利的新媒体形式与教师进行交流与沟通，教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正确的点拨与指导，促进学生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具备一定的处理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能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政治生活与政治规范进行内化与吸收，从而提高政治鉴别能力，形成良好的政治心态。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兴媒体；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法。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文化形式体现，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媒体时代，新兴媒体是社会信息传播机，也是社会舆论的引领者，运用新兴媒体建设法治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拓宽法治文化建设路径的必由之路。

1新兴媒体的特点和作用

所谓新兴媒体，指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等新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新媒体形态。常见的新兴媒体有数字报纸、数字杂志、手机媒体、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交互性、共享性等特点，其使用范围、受众群体都较广。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型媒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新兴媒体具有立面接触面，其传播面是双向的。2）新兴媒体的信息传播路径是双向的，其传播速度异常迅速。几乎所有的新兴媒体都能进行即时传播。3）新兴媒体成本低廉，生存度是动态的，媒体参与交互性强，各类媒体和受众都能依据新兴媒体而突破时空限制，进行开放交流。以信息网络为主要动力的新兴媒体是技术发展的潮流，也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兴媒体出现后，拓宽了民意空间及民意表达路径，也给舆论传播态势带来了影响。以信息网络为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连接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纽带，信息网络为国家企事业单位日常管理、职责履行提供了便利，也使国家政治生活、政治管理更加透明。在全媒体开放的格局下，企事业单位也只有掌握各种信息，才能为科学决策打好基础。具体到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各级党政组织和工作人员，只有通过积极通过新兴媒体收集信息，接受善意的批评，认真履行舆论监督职能，才能占领舆论高地，才能加快法治文化建设进程。

2运用新兴媒体深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2.1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兴媒体出现较晚，新兴媒体管理起步晚，发展慢，大量出现的新兴媒体纠纷如“腾讯与360事件”等，暴露了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新兴媒体管理机制亟待完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结合新兴媒体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我国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完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结合我国新兴媒体发展现状可知，政府在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方面，要做好以下方面。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公民自觉参与的新兴媒体治理格局。因为新兴媒体管理是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和公民共同的责任，新兴媒体管理规范也要由各方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来制定。因此，我国政府也要结合国外新兴媒体管理方式，建立以行业自我管理为主、政府指导、企业和个人相互配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模式，将新兴媒体要求贯穿到新兴媒体技术、产业、内容与安全的各个方面，明确新兴媒体管理原则，秉承“科学利用、持续发展、依法管理、保障安全”的方针，将新兴媒体发展与管理统一起来，构建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机制。

2.2细化新兴媒体治理制度

新兴媒体治理与利用，需要统筹立法、行政、行业自律、网民行为与道德自律等多种手段。但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要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将统一管理与分层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职权分明、统分结合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具体来说，政府要在新兴媒体管理方面要改变过去那种多部门管理、政出多头的管理模式，集中统一的职责，加大各部门联合发文、一致行动的力度，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新兴媒体管理机制完善与改革，完善地方新兴媒体管理部门的管理机制，界定各方在新兴媒体管理中的职责、权限和义务，细化新兴媒体保护管理制度，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禁止过度干预和损害新兴媒体舆论监督权利的做法，僵化新兴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效果。如有必要，有关部门还要对现行的新兴媒体管理制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专门的司法解释，以增强新兴媒体管理的成效，避免新兴媒体应用不当等问题。

2.3建设法治文化平台，占领法治文化舆论高地

面对日趋活跃的新兴媒体，政府文化部门、管理单位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占领社会舆论高地，将新兴媒体打造成为联系政府与民众、社会各界的桥梁和纽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加大新兴媒体技术研发资金投入，采用新兴媒体技术手段，尝试着建立覆盖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检测指挥系统，开通法治文化宣传和政务微博，以博客、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形式，为各部门资源共享、信息对接提供良好条件。与此同时，文化部门还要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监督与管理，采用信息技术对上传至新兴媒体的信息内容进行内容审查和分级管理，过滤与封堵不良信息，通过网站注册、使用权限控制、数字加密等手段，提高新兴媒体管理效率；设定单位新兴媒体发言人，增加政府法治工作的透明度，宣传法治文化；建立法治网评队伍，成立新兴媒体宣传部，培养一批新兴媒体评论员与管理员，通过与公众“秒互动”、舆论舆情监督和引导牢牢占据新兴媒体宣传阵地。

2.4提高行业自律意识

当前，我国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利用力度和广度不够；不成规模，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吸引力不够。究其原因，我国新兴媒体使用者整体水平参次不齐，新兴媒体行业对公众需求把握失准，在法治文化宣传和法治节目定位上只关注公众浅层次的需求，新兴媒体在法治文化宣传中的作用有限。如我国新兴媒体法治节目大多以庭审纪实、举案说法为主，信息传播始终按照传播者的传播意图来进行，受众兴趣根本不受重视。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政府要从社会层面强化民众对新兴媒体的认识，做好新兴媒体产业、行业协会管理工作，要求新兴媒体行业制定和完善自律性的道德规范，提高自律意识，并开通政府法律咨询新兴媒体通道，建设公益性的法治文化宣传平台，为公众法律咨询与服务提供便利。新兴媒体产业倡导者和参与者要结合新兴媒体的特征，改变那种以灌输为主的宣传方法，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知识贯穿于社会传播的方方面面，在法治文化传播、节目制作中突破旧有框架，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现状重点进行知识产权、劳动法、会引发、社会保障宣传，提高法治文化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5大力弘扬法治文化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逐渐对公众形成包围之势，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众仍旧具有选择性接受媒体传播内容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在新兴媒体宣传中，媒体一味进行暴力犯罪、司法不公等不良社会现象披露和曝光，只能让受众产生“社会不公、秩序混乱”的想法，给其带来心理错觉，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政府要加强媒体引导，做好新兴媒体产业把关和信息把关，还要利用新兴媒体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法治文化传播体系，大力弘扬法治文化，以提高法治文化的覆盖面，提高优秀法治文化的渗透力。这就要求有关部门积极利用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兴媒体构建法治文化网站、法治文化博客、论坛与微博，开发法治文化游戏，并将法治文化以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网报等形式进行推送，开展大范围的法治宣传教育，以教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作者:安莹 单位:《乌鲁木齐人大》编辑部

参考文献:

[1]张汉涛.运用新兴媒体努力打造法治文化传播新平台[J].中国司法，2012（3）：94-96.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一、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与整合

 

在西方，传媒业最初是依附于宗教，抑或是依附于封建政权，均是以特殊的信息传播机构而存在的。新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出现推动了传媒的社会性分化，传媒业作为独立的功能性社会单位逐步分化出来并自成体系。马丁路德新教改革通过教育和印刷的推广和普及，使得普通民众逐步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让欧洲进入理性和世俗的时代。借助类似的过程与机制，资产阶级同样通过印刷宣扬自由和免于被侵害的权利，专制政体最终无法阻挡这强大的社会力量，或被迫交出权力，或接受权力制约。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陆续废止“星法庭”和报业许可制度。到19世纪中期废除“知识税”以后，欧洲“尽管受到了政府的努力控制，但还是出现了一个独立于法律和财政控制之外的报业”英国的广电业也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建立后分化出来，由首相提名，女王委任，成为只受皇家宪章保障的独立电视机构。作为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美国社会的形态本身就是由英国分化而来，美国的早期报业在北美独立战争过程中通过“反印花税”等斗争方式逐步脱离了英国当局的管制，并在1791年美国政府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后获得了独立自由的法律地位。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合法地位后，与传媒相关的各种机构不断分化出来。美国早期的报纸很多是依靠政党资助或者承印政府公文生存的，1846年国会取消这项资助后报业即成为独立商业机构进入社会领域。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产生了现代报业的标本“便士报”，它标榜客观、公正、中立与平衡的“新闻专业主义”。由此，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不依赖政党资助、标榜独立的媒介组织。1849年，“致力于快速、详尽、公正地采集和传播一切新闻的组织”美联社成立，[4I(2W>传媒业开始体系化地发展。“扒粪运动”把媒体的功能推向了一个高潮。19世纪末期，记者成为一个有声望的职业，新闻业成为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0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传媒业的发展因此更为专业化和规范化。19世纪末期，报业印刷工人、编辑、记者陆续组织工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标志着与传媒业相关的其他社会组织逐步分化出来。效仿1953年英国成立的报业评议会，美国在I960年代末也组织了类似机构，使得美国传媒业不仅要遵循法律法规’还要兼顾公共利益。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机构的不断出现，西方传媒业日益发展壮大而且运行良好，在20世纪末成为规模庞大的社会机构，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独立而巨大的影响。

 

如果仅从时间上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并没有比西方晚多少，只不过这种分化是西方靠战争手段将封建中国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和政商势力主办的多种报刊。19世纪中期，外商主办的商业类中文报刊出现在中国社会。“到19世纪后期，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办起了近两百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宗教性报刊、政治性报刊和商业性报刊并立的局面，并且在业务上、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都具有了和西方传媒业同步的发展态势。进入20世纪，1W4年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家通讯社一“中兴通讯社”，向广州、香港等地的报纸发稿。在1923年，无线电广播也出现在中国。伴随着传媒业的发展，传媒的专业化教育也很快出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一年之后，留学美国的徐宝璜写出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以时间顺序来考察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是为了明确一个事实，即中国传媒业的社会性分化有深刻的西方因素，并且在20世纪早期就基本形成了现代的传媒业格局，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而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了反复。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后，中国的传媒业用30多年的时间快速地完成了过去100多年的分化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基于技术因素的传媒业分化已经基本完成，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不同的传播特征和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形成了稳定的社会信息传输系统。不过，现代社会是较之传统社会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传媒业并不是孤立的社会功能单位，它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个动态的过程。其中，现代社会在个体层面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即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媒体在市场压力下过分迎合受众需求，造成虚假、庸俗和极端信息传播的现象。这引起了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认为，媒体参与并放大了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影响了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分化了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因此，现代的传媒业，作为社会结构中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一部分，当前应该担负的职能是：一方面保证社会整体结构信息沟通的顺畅，另一方面捍卫民族国家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整合或协商达成基本共识。以此而论，社会分化并不是社会变迁单一的演变规律，而是伴有整合因素的变迁过程。当前，基于整合的社会共识与政治共识明显居于主导地位。

 

二、传媒的市场性分化与整合

 

对传媒社会性分化过程的描述主要是侧重于其社会功能属性方面。如果从传媒发展的具体动力来源来考察，源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建立则是其分化的主要原因。

 

最早的传媒业是以政治性的印刷出版物为主的，由于依附于政府或政党，发行量小、市场规模小、受众群体也不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快，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商业化报刊时期，也被称为“便士报”时期。这个时期传媒业最大的特征是印刷技术的革新、传播内容的大众化和低廉的交易价格。从传媒市场的总体形态来看，不断扩大的传媒市场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秉承不同传播理念的传媒公司，虽然总体上都开始强调商业利益，但如果从报业市场来看，少数族裔报刊、黑人报刊、女性报刊和其他政治性的报刊业并未消亡，也同样具有自己的市场空间，这表明市场性的竞争规则加速了传媒业的市场性分化。进入20世纪，广电传媒加入传媒市场，传媒市场形成了报业、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标志着传媒市场性分化在形态上达到更高的阶段。正是由于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巨大，在它发展的初期各国政府基本都按照公益性机构来进行管理，也就是传媒的市场性分化进入了国家管制的整合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撒切尔、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拥护者普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给私营经济以更多的自由，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要求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这种治理思路的经典文献。美国在1934年出台《通讯法》规定广播电台必须播出非商业性教育节目，但在1996年出台《电信法》准许政府放松对传媒业的管制，从而使公共电视面临激烈的竞争。英国虽然有强大的公共广电体制/但在撒切尔主政时期，却频频向公营体制发难，新自由主义使得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众多国家的公共媒体面临商业化的冲击。BBC从1986年到1993年之间，被迫裁员7〇00人，失去1/4的固定职员，广播电台数量从48个减少到38个。[61(1°7>到20世纪末期，“只有奥地利、爱尔兰和瑞士尚无显要的商业电视”。与西方的基于自由主义的“解除规制”方法不同，我国传媒产业的分化则是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的。从1978年允许传媒市场化运作，放开广告市场，到1992年承认传媒的产业属性，我国传媒开始按照市场化的规则运行，一些经营性的项目剥离传媒主体，并且以党报为依托，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分化出都市报等消费类大众报纸。20世纪90年代，“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成为政府基本的媒介治理理念。迈入新世纪，在外资、民营资本和社会变革的多重动力作用下，我国媒体的产业化发展路径基本确立。目前我国的传媒产业规模日益庞大，报业、期刊、广电和网络体现了多主体的竞争格局，并且在媒介经营上开辟了多渠道的融资方式。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国的传媒产业通过国家的主导实现了传媒的市场性分化。

 

席卷欧美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全球媒体进入商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传媒资本的合纵连横造就了巨型的传媒集团，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垄断性的市场格局。商业化不仅意味着自由竞争，也意味着资源的强势整合，但商业性体现的更多的是利润和收益，与公共利益常常相左，这也是当前中西方学者共同发起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的初衷。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当前面临的是自由化的经济对社会公益的忽视，而自由主义又是西方主流价值，如何体现这种平衡是西方各界当前思考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传媒市场化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因此传媒的市场性分化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有计划地推进的，这种计划的大前提非常明确，就是有利于国家对传媒的掌控。我国的传媒集团化发展，不仅具有产业发展性质，还有产业整合性质，区域性传媒集团的组建非常有利于传媒市场的有效管理，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行政化兼商业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了传媒的政治性需求和公共性需求。当然，这种改革路径的一个负面效果是我国的传媒市场发展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分散而相对独立的传媒版图无法形成更大的发展规模。借助于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国内媒体尚未受到国际传媒集团的实质性冲击，但如何有效平衡政治需求与市场需求，建立合理的传媒治理体制和传媒市场格局将是我国传媒产业未来要考虑的问题。

 

三、传媒的政治性分化与整合

 

目前，大多数对于传媒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基本遵循政治决定传媒的思路，即从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来探讨传媒政治的关系。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已有学者认为“媒介已经成为一个影响其他政治体制的‘外生’力量，甚至托马斯梅耶认为“传媒系统规则掌控政治，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传媒的分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单位的分化和市场规则推动下的分化，在本质意义上还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无疑最终决定了传媒在各国制度体系中的最终地位。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基于自由、共和与民主等政治哲学理念，它们在早期的制度建构上明确了关于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民主政治的组成要素，并且通过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上述要素。传媒是言论的物质载体，保障传媒的法律地位，就是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基本人权或基本的私有财产权，因此由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的制度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中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正如上文所论，作为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传媒有一个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政治规制放松的前提下取得独立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时，传媒也就成为具有独立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实体，其与政治的关系在力量对比上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例如，美国尽管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相应制度还未完善，传媒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传媒不仅容易受政治形势影响，有时甚至沦为政党攻讦与斗争的工具。1798年，在约翰亚当斯政府时期，国会通过《外侨法》和《煽动法》，其目标之一就是针对反联邦党人的新闻活动。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和末期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即使是处于大众报业时期，传媒业依旧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为美国的大肆扩张制造舆论。美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有赖于独立的司法体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美国法院才开始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出版商免受政府压制”[9KS)。借助于众多案例的判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将言论自由的边界不断扩大，传媒也借此壮大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政治实力。因此，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有了媒体对于越南战争真相的揭露和著名的“水门事件”。以自由立国的美国尚且如此，欧洲传媒的政治性分化就更晚了。1968年，法国戴高乐当政时期，他三百五十次动用了“冒犯国家元首”的法律。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欧洲才陆续引进传媒的商业模式，政治与传媒才适度分离，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国家，特别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他们认为媒体本身的属性应是公共服务机构，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媒体的政治独立性。与欧洲传媒体制出现变化的时间点相似，我国传媒与政治的分化点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风波之后，传媒与政治关系再次收紧，更加表现为政策的诱导。这种政策张力其实也是一种分化的潜在因素，即分化为靠政策保障的主流媒体和靠市场生存的非主流媒体。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加入持续地分化了我国媒体格局，国家虽然继续强化了相关管理，但很明显当前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在具体的运作上已不能保证有效的统一性了。原因是政府主导的主流价值观舆论场和民间热衷的草根舆论场表现的矛盾愈加尖锐，甚或表现为一种“颠覆”危机。

 

从20世纪末期以来，传媒学者开始观察并反思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传媒作为言论自由的物质象征，在宪法层面已得到了保障，在现实层面也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成为民主政治结构中重要的制衡性力量。不过，政治的重要性在当代的社会还是无可替代的，正如哈林所言：“从事比较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人从不研究媒介。”[61(2>中国政治学界很少将媒介因素视为其研究的重要资源，而传播学者却积极地考察政治，试图为传媒在政治学版图中寻找到重要的位置，这也就是近些年来传媒政治、传媒民主等学术名词出现的背景。其理由不外乎有三：首先，政治具有处在主导位置的价值优势。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是公共利益，而传媒并不具备这些资源，传媒的多重属性以及其过分自由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忽视公共利益的消极影响。其次，政治具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优势。政治在传媒发展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传媒特点，例如，西方国家政府公关部门的出现和政党选举形式的改变，就是政治通过制度的革新主动去适应媒体并主导媒体。最后，政治在国际秩序构建中具有主权性优势。当媒体进入国际竞争格局，其竞争的主体表面上是媒体组织，但背后必然是政治性的博弈，比如我国尽管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保护国内传媒发展，还只是非常有限地开放传媒市场。从这几个方面看出，传媒和政治的关系中，政治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的程度不同，这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

 

结语

 

通过考察传媒变迁过程中的社会性分化、市场性分化和政治性分化及其相应的整合机制，可以发现中西方在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趋同性，即都建立了功能完善的传媒体系，都有相当规模的传媒市场以及都强调传媒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同时，中西方也都重视发挥政府的整合性作用，积极遏制传媒的消极作用以体现公共利益与诉求。然而，从整合机制来讲，中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因其生存土壤的不同，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创造了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价值，也加快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格局逐渐遇到社会空间加大而政治空间不足的发展瓶颈，传媒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利益表达明显不足，缺乏动力与合理的作为。同样，媒体的产业化发展在政策上也摇摆不定，政策界线、区域界线、行业界线依旧无法被有效打破。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是传媒与政治关系的基础，而在我国政治制度的因素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西方社会的普遍想象中，中国政府仍然是与往日相比并无多大变化的威权型政府”。nt)](33)这种形象到目前为止改变不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整合的政治机制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与不断发展和分化的社会格局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整合模式应该有所调整。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当前对于传媒整合机制的主导性思维应该是开放前提的整合，而不是封闭前提的整合。开放的意义在于尊重和保障多元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封闭则正好相反。整合的必要性在于以合适的体制机制维系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并体现一种稳定的秩序性，它和开放不矛盾，但封闭只会导致僵化。这是主导性思维的基本逻辑。其次，具体整合机制的调整应体现一定的技术性宽容和政策性宽容，从而使整合手段具有弹性和张力。市场和新媒体技术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舆论环境，面对积极的网络化政治参与，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策上都应首先给予宽容，然后才是引导和管制，这是当前政府角色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整合机制应从垂直式管理模式向平行式协商模式转换。协商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传媒作为一种组织化、规模化的言论机构已经逐步成为协商机制的有效运作平台，也正逐步受到官方的认可而被制度化。因此，传统的垂直管制媒体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以平行的方式建构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新闻参政；影响因素；模型构建；运行机制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公众参政意识的增强，新闻参政异军突起，日渐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主流渠道，并对社会的民主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一）新闻参政的内涵

“参政”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参政是一种官名，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此后各朝均有类似官职，如元在中书省设参政，明在各省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清初各省布政使下设参政。民国后，袁世凯设参政院，成员亦称参政。新中国成立后，参政成为参加政治活动的简称，参政有了新的释义，即“参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1]。借助参政的概念，可以对新闻参政进行界定。“新闻参政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平台将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所关心、关注的重要问题表达出来，以向政策研究者或政府机关表明自己的诉求及意见，供决策者或政府机关参考；二是决策者或国家机关通过媒体平台广泛征求公民对于国家政策、法规、执政理念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之得以修正和完善，做出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

（二）新闻参政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新闻参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影响着新闻参政。经济发展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新闻参政作为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丰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为新闻参政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大众媒体才能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为新闻参政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和更加广泛的平台，为国家各级机关及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更加科W的决策依据，及时关照民众的呼声。

（2）经济发展水平与新闻参政有着最直接联系。

亨廷顿曾针对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的相关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在研究中亨廷顿发现：“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3]“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4]在我国，也有相关数据显示经济发展和公民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经济越发达，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越高，反之亦然。这进一步证实了“富裕者比非富裕者拥有更多参与政治活动所需的资本和动力，也比非富裕者更加有效地利用参与的机会”[5]。经济发展好、收入水平高者不仅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去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同时也更善于利用和把握政治参与的时机。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奠定了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平台，它能为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物质保障。

2.政治环境和体制因素

我国的政治体制制度为公众的新闻参政提供了制度平台。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行为与其效度。“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6]政治参与中，制度化水平和人们新闻参政的效度，以及政治的稳定性等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公众文化素质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加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使得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工作人员、工人及农民等不同群体的责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有了较大的提升，因而公众的新闻参政意识得以不断提高。而新闻参政正是公众有效参与各项政策、政府部门有效搜集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3.文化、教育因素

传统文化对新闻参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公众的文化素质直接决定新闻参政的效果。新闻参政需要一定的知识储量作基础。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教育与政治参与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7]即公众受教育程度越高，文化素养越高，其新闻参政的力度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政治问题的能力有较大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这使得公众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意识在增强，民主意识、责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参政的发展。

4.媒介因素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万物皆媒介。媒介所具备的受众选择性增多、表现形式多样、信息实时性、获取信息便捷性、互动性等若干基本特点，直接影响着新闻参政的途径及效度等问题。

首先，媒介的多样性拓宽了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新传播科技不断赋权，媒介形式日益多样化，不仅有报纸、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而且还有手提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媒介，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参与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也都大大降低。其次，媒介的便捷性有助于发挥新闻参政的监督作用。随着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发展，公众对政治的监督变得更加直接和有力。在信息技术时代，腐败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这种监督方式还会不断扩大层次范围，向纵深发展。再次，媒介的发展使新闻参政主体的隐匿性大大增强，提高了参政主体表达的自由性和沟通的能力。媒介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多元化信息交流平台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

5.行政主体因素

行政主体是新闻参政的核心要素，对新闻参政有着重要的影响。行政主体因素包括主体的参政意识、主体的认知水平及主体的参政能力和责任意识等。首先是主体的参政意识。行政主体参政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高度的自觉，对于自己与政治运行、政治输入及输出关系有着高度的认识。[8]参政意识的强弱及其属性，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程度深化与否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其次是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与能力。作为新闻参政的主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及相应的实践检验能力，而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主体的政治认知水平是指主体对政治的相关理论、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等方面的理解和把握程度。一般来说，较高的政治认知水平不仅是公众形成正确价值取向的有力保障，而且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价值观，不断增强公众对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断培育公众的政治情感。在新闻参政中，公众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理性参政主体，首要的就是提高自身的政治认知水平，特别是对我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理解和把握。再次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指行政主体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对国家、人民及历史高度负责，把握角色，认清使命，做好新闻参政的相关工作。

二、新闻参政模型的构建

（一）新闻参政模型构建的依据

1.要素依据

新闻参政的基本要素是指新闻参政过程中必备的基本元素，包括新闻参政主体、新闻参政客体及新闻参政的途径、方式。

首先是新闻参政主体。主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定义是“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日常所谈到的“主体”，是相对“客体”而言的，主体和客体是一种规定性内容，其属性的赋予来源于对象存在物在人类意识中的投影，而我们所要追寻的，正是这种意识投影的方式，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在媒介技术的赋权下，新闻参政主体的内涵和形式都在不断丰富，参政的主体不仅包括现实社会中的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媒体记者及公民，还包括网络上的“网民”等。

其次是新闻参政客体。客体是主体主观能动作用的对象。在传统政治活动中，参政客体主要是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政策决策、社会公共生活等社会政治体系。[9]新闻参政虽然是借助新闻媒介这一平台，但其政治参与的本质没有变，其作用的参政客体也还是现实的政治体系。虽然由于媒介生态系统的扩大，新闻参政的客体在空间和内容上都比传统的客体更为广泛，但不管是传统的政治参与还是新闻参政，其参政客体都是指向国家政权系统的。

再次是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新闻参政的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和直接化。参政途径是实现新闻参政的载体，没有新闻参政的途径，新闻参政的价值就无法实现。目前主要的新闻参政途径为：报刊、广播电视、政治论坛、政治博客、政治微博及电子邮件等。公众不仅可以利用网络论坛对某一政治问题发表意见，还能组成一个网络共同体及时对政治事件发表见解。

2.理论依据

（1）传播学基本理论。

郭庆光指出，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10]从本质上来说，新闻参政过程也是参政各要素之间的信息传播和反馈活动，也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及反馈等传播过程中的要素：一方面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作为信息传播者，政府及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是信息受传者；舆情民意是传播的讯息；媒介即新闻媒介，不仅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媒体，而且包括网络、自媒体等新型的媒体；反馈是指行政机关有关部门对新闻媒介传达的舆情民意的反应及处理意见。另一方面传播者是行政机关，受传者是派、政协、媒体记者及其他的公众等人员，讯息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媒介依然是新闻媒体，反馈是指公众对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的一些看法及实践等。这两个传播过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一个是自上而下的，两者共同构成新闻参政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新闻参政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要收集舆情民意，并筛选、整合有效的信息传f给政府有关部门，让政府了解民情，了解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也会把政府出台的相关方针政策及对问题的处理意见及时传递给公众，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的工作动态，加强政府和民众间的沟通、互动。

（2）民主参与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又被称为受众参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要求大众传媒向一般民众开放，允许民众个人和群体的自主参与，媒体应当致力于在一般民众中发展多元文化。新闻参政的过程就是公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作为传播者将一些意见或建议利用媒介及时传播出去。新闻参政体现了公众拥有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知情权、传播权以及媒介的使用权，体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性。

（3）社会责任理论。

社会责任理论来源于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是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强调自由须以责任为前提，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时，必须先对社会、对公众尽相关的义务和负相关的责任，遵守社会道德；既追求积极的自由，扩大以及发展新闻自由的权利，又要建立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在新闻参政中，新闻媒介是连接公众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纽带，没有新闻媒介，公众就无法实现新闻参政的目的。新闻媒介在新闻参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新闻媒介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公众、社会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二）新闻参政模型构建的思路及运行机制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前言

 

所谓政治信仰，指的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战略的推崇和认同。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仰，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团结和稳定，一个国家政治信仰的选择甚至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我国的政治信仰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新媒体与政治信仰的概念

 

(一)新媒体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每一种媒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是新媒体，广播如此，电视亦如此。在互联网时代，论坛、门户网站、博客都曾经是新媒体。今天的新媒体植根于社交网络，形成了碎片化、平民化的特点。媒体从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面对面的传播，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自媒体源。

 

(二)政治信仰

 

信仰是个体精神追求的最高准则，代表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政治信仰则是对每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形态的认同，源于社会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决定了一个人以何种态度面对世界、面对生活，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决定这个国家要走向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二、新媒体时代对政治信仰形成的影响

 

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转型，外来思想传入。传统意识形态与外来意识形态曾经有过交流、有过论争。在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之后，媒体的权威性大大消解，任何人都成为了信息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因此，对于世界的看法，对政治的信仰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过去由政府垄断媒体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稳定出现了危机，社会政治信仰的分散将会动摇主流价值观，尤其一些外来敌对势力利用这种情况妄图挑战政治权威，影响了我国的政治信仰稳定。

 

三、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信仰问题

 

(一)政治信仰迷茫

 

在新媒体时代，各种思想充斥着各种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信息量巨大，政府无力全面审查，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公众长期受到各种观点的轰炸，最后在政治信仰上出现了迷茫。许多人在无力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之后选择了无视或者放弃政治信仰。在对公众进行政治信仰调查时，许多人都对诸如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不置可否，认为这样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没有实际意义，政治信仰与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关系不大，最后甚至出现了政治信仰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极端想法。

 

(二)政治信仰趋利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推进，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执政目标，所有方针政策都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社会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的向功利化发展。从大学生入党理由就可以直观的看出这个趋势。大多数大学生入党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就业和个人发展，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退居其次。党员的意识形态风向尚且如此，社会大众的情况就更加严重的。在对社会各阶层的信仰调查中显示，以金钱等经济利益为信仰的人群比例已经超过了宗教信仰的人群比例，社会政治信仰功利化问题日趋严重[1]。

 

(三)政治信仰多元化

 

新媒体的发达让各种社会事件都能获得快速广泛的传播，不断的冲击着整个社会的信仰底线。即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对信仰的冲击。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贪污腐败、就业困难、贫富差距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加之媒体的引导，让一部分人对社会失望。外来思想的涌入，传统思想的还魂，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政治信仰日趋多元让社会思想更加不稳定[2]。

 

(四)政治信仰知行不一

 

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控制与社会日趋多元的政治信仰在个体上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有些人受到从小的教育，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抱有坚定的态度，但在生活中往往出现了政治信仰是实际行动不相符的情况。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出现了较大的断层，让许多人知行之间陷入了分裂。

 

四、新媒体时代政治信仰问题原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我国和世界形势在最近几十年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颠覆了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这是信仰危机的社会原因[3]。

 

(二)教育原因

 

功利化的社会风气让小学教育开始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一个学生的评价标准只有学习成绩，而思想道德上的问题无人关心。从小学到大学，政治信仰的教育都让位于应试教育，让人们急功近利、内心复杂，对精神生活缺乏追求。

 

(三)主体原因

 

公众在理性思维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的理解都来源于其他人的观点，而自己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政治信仰上摇摆不定。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各种各样的观点，另一方面公众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4]。

 

五、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培育的对策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政治信仰建设，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只有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证明了党的先进性，才能让公众重新树立对党的信息，重新树立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同时，党也要充分的利用新媒体，在新媒体的舆论阵地上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避免在新媒体时代盲目被动。

 

(二)搭建信仰实践平台

 

公众对于政治信仰的疏远和迷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相距太远。要重建政治信仰，首先要搭建信仰的实践平台，让政治信仰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得来，最终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新媒体时代也给信仰实践平台的搭建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机遇。

 

结论

 

在新媒体时代，我国的政治信仰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是否团结稳定决定了这个国家能够持续平稳的发展。各种外来思想的渗透和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性产生了侵蚀作用。本文首先结束了新媒体和政治信仰的概念，然后指出了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社会政治信仰产生的问题，并且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来分析，最后指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