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日志范文第1篇

第一天：今天我学习历史教师培训计划《课堂教学观察、诊断与评价》，理解了课堂观察与诊断的含义与作用，也懂得了从教师教学的角度切实改善学生学习方式。从课堂教学实际中，我们发现教师主体性的作用发挥与否，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有着保持和降低作用，教师过多或过少的发挥主导，降低学生认知水平的因素，主要原因如下：1、铺垫过多；2、片面追求教案的完整和课堂的流畅；3、教师的激情不够到位，致使学生的学习水平降低，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应注意改进。

第二天：今天在网上学习《历史实用的教学策略》。了解到人教版教材是从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体现其基本教学思想。

第三天：打开电脑，学习《历史的教学策略》。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小语教材中名家名篇的特点，以及名家名篇的教学策略的分析，并且指出教师在教学中的弊端。在对名家名篇教学时，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首先要研读具体作家生平和创作，要了解文本作家自身的文化思想背景、生命情感体验，审美创作追求等，在给学生讲课时，自己要明白，并且可向学生渗透。

第四天：今天学习《历史教学技能与策略》，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了解了当前教师书写的现状：1、欠缺对书法整体的了解，2、不能认识书法在历史学习中的意义，3、教师书写技能有明显的问题：比如执笔不符合生理的原理、结构不好、书写不美观、不会指导学生正确书写等。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认真书写，做到书写正确，字体美观。同时还指导了书法是我国文明传承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我国艺术的一种特殊门类。懂得了书法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

第五天：今天学习《小学教师课程部级远程培训》让我了解了当前课程改革在课堂教学层面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无效和低效问题，课堂教学改革就其总体而言，在朝着新课程的理念和方向扎实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由于对新课程理念的理解、领会不到位以及由于实施者缺乏必要的经验和能力，课堂教学改革也出现了形式化、低效化现象。可以说，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

研修日志范文第2篇

从那时到1991年8月调离，我虽然还兼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山西通志》总纂、《山西年鉴》副主编两年，但只是审阅志书，实际上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修志也只是三年。期间，感受颇多，至今难忘。

“闲差”亦重要

“闲差”，顾名思义，就是清闲的差事。人们常把拿着俸禄、无事可做或可有可无、可干可不干的官职或工作称为“闲差”。前面说到的那位我昔日的同事，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当然知道修志特别是编修通志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非几年甚至十几年“冷板凳”不可告罄。他之所以那样问我，之所以把修志比喻为“闲差”，我体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修志工作，某些领导不重视，别人瞧不上，派我这个差事，无异于“投闲置散”，干得再好，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他是担心我的前途、命运，我从心里感谢他。至于我的前途、命运，早已为我的耿直较真、好提意见的个性所注定了。我所虑者，自己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怕干不好修志这一“闲差”。我深知，修志成了我面临的一门必须为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学问。所以一到任，在了解过去八年的修志工作情况，研究安排了当前工作后，即开始“临阵磨枪”，埋首方志学，重当小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赜索隐”，我惊讶地发现――

历代编修的地方志书如此之多。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是东汉时期辑录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内容极为广泛丰富，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历史、地理，详细记载了吴越交兵的经过。其实，史料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的周朝，即已设立“外史，掌四方之志”，只是那时的“志”，内容多集中于“史”。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东汉初年的《南阳风俗传》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可惜早已失传。据统计，我国现存的历代各类地方志书有8700余种，近11万卷，占全部古籍的1/10。无怪，人谓方志与家谱、正史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地方志书的作用如此之大。古人把方志的作用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并将志书的社会功能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利川知事何蕙馨在《利川县志・序》中称：“昔朱晦翁（朱熹）宰南康，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利川，在湖北省西南部。南康，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郡。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分洪、江等州置军，辖境相当今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县地。朱熹到南康上任时，当地属官精心搜集资料，以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道迎接。谁知朱熹撩开轿帘，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属官始料未及，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接交地方志书。这一真实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古人对地方志作用的高度评价。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修志工作如此重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关心和重视地方志。青年时代就喜欢查阅地方志。在战争年代，“每打开一个县城，总是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1941年，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当时曾正式建立了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作。但由于“左”的影响等种种原因，修志工作未能顺利开展，“”期间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修志工作重新启动。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全国逐渐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

一句话，“闲差”亦重要！

“闲差”不清闲

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纵贯古今，横纳百科。其所载内容时间跨度之长和空间范围之广，决定它不是简单的图书编辑出版，而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志书可编，良志难求。为了编好志书，我们与省直修志单位的同志一起研究，反复讨论，于1989年8月形成了《编纂方案（修订）》。这个方案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将《山西通志》各卷定性为行业志，不编部门志，突出了志书的科学性、整体性。二是明确了各卷志书的牵头单位和参与编修单位，各负其责，通力合作。三是确定《山西通志》共编纂50卷，并初步提出各卷志书完成初稿的时间。当年8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编纂方案（修订）》。之后，我们又制定、修订了《及地、市、县（区）志版式规定》、《编纂条例》、《山西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使志书的编纂有章可循。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编纂《山西通志》，并编辑出版《山西年鉴》，整理历代旧志；二是负责指导全省各地、市、县（区）志的编纂工作。编纂《山西通志》是重中之重。作为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我应该而且必须挑起总纂的重任。历史上，《山西通志》共编修过七次，分别为明成化版、嘉靖版、万历版和清康熙版、雍正版、乾隆版（辑要）、光绪版，均为鸿篇巨著。这七部《山西通志》的编纂者，多是举人、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而我只读过中学，承担如此重任，难度可想而知。虽说先后在《山西日报》、《太原日报》从事编辑工作近30年，和文字打了多年的交道，但新闻工作与修志书是两个不同的行当。隔行如隔山。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我以先来者为师，向他们学习、问难。1984年调省地方志办公室任副主任的刘纬毅同志，原在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27年，是对地方志很有研究的专家。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便向他请教。我到任半年后，于1988年12月中旬召开了山西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暨全省第二次地方志学术讨论会。会上，许多从事地方志工作的省直和地、市、县（区）的同志发表了很多卓有见识的学术论文，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方志理论和编纂业务的机会。通过边学边干，我先后审阅了《山西通志》中的《金融志》、《地震志》、《林业志》、《农业志》、《科学技术志》、《社会科学志》、《地质矿产志》、《煤炭工业志》、《建筑材料志》、《体育志》等1 0部分卷的志稿。最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通志・金融志》、《山西通志・地震志》、《山西通志・林业志》三部志书，均在全国、全省优秀志书评选中获奖。

“闲差”需人才

地方志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专门人才来承担。编写地方志书，提高志书质量，关键是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又热爱修志的专业队伍。我刚到省地方志办公室时，全室只有20多名同志，要完成编纂《山西通志》、《山西年鉴》以及指导全省地、市、县（区）编纂的艰巨任务，人员显然不够。我们党组一班人采取让群众推荐、组织专人考察、党组最后拍板的办法，调有志于修志事业、具有一定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的同志来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在调人过程中坚持唯德唯才是举，绝不滥竽充数。

我在任期间，先后从新闻单位和大、中学校调来十余名同志充实修志业务处室。这些同志后来全部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和业务处室领导，全部被评为高级职称者。有的同志著书立说，成为小有名气的修志专家；有的同志退休后，仍在修志系统发挥余热；有的同志年富力强，正在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篡中大显身手。我们原来还想从地市、县修志队伍中调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省修志队伍。运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创生同志就是我们组织考察后准备调来的。他是烈士之子，其父■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共永济县委、稷麓县委书记，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创生同志大学毕业，酷爱修志工作，业务能力强，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调来，留下些许遗憾。

在充实修志力量、健全修志机构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先后举办了十几次培训班、研讨班、学习班，学政治，学业务，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特别是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效果显著。还派人到外地进修，组织人员到兄弟省市取经；编印学习资料，提供方志研究信息，开展学术交流。通过这些措施，在修志人员中逐渐形成了学习业务知识的良好风气，提高了修志队伍的整体素质。

“闲差”有楷模

在地方志这个不易引起社会重视的“闲差”上，有一批甘于寂寞、辛勤笔耕、默默奉献的修志人员。燕居谦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1990年夏季的一天，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处副处长陈又新向我反映，他家乡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燕居谦身患癌症，抱病修志，事迹十分感人。我立刻派分管地、市、县（区）志的研究处处长杨志忠赴交城了解、采访燕居谦同志的先进事迹。燕居谦1982年担任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后，在只有一间房子、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的艰苦条件下，带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搜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编写出了130多万字的县志初稿。1988年他不幸患了胃癌。手术后一星期，他便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投入修志工作。1990年6月，燕居谦同志病情恶化，自感在世时间不多，为了排除杂务干扰，集中精力进行县志总纂，他来到交城卦山古刹文昌宫抱病宿庙修志，决心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做最后的拼搏，完成县志的总纂任务，向国庆41周年献礼。他在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燕爱萍陪伴下，宿庙修志两个多月，终于当年9月完成县志的总纂任务。燕居谦同志呕心沥血、忘我修志、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新时代修志工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年8月28日，我陪省政协主席、主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李修仁专程到交城卦山文昌宫，看望了抱病宿庙修志的燕居谦同志。李主席称赞他是“修志人员的楷模，共产党员的典范，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并代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燕居谦同志赠送了书有“志界楷模、吕梁英豪”的纪念册。

10月19日，中共吕梁地委决定授予燕居谦“人民公仆”的荣誉称号。

1990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刊物《山西地方志》第6期发表了杨志忠采写的通讯《饱蘸心血著汗青――记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燕居谦身患癌症宿庙修志的事迹》，并配发了《拼搏进取，无私奉献――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评论，在我省各报刊中最早宣传了燕居谦同志的事迹，在修志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中国地方志》和部分省的地方志刊物予以转载。

11月25日，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要求全省地方志系统的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燕居谦同志的先进事迹。

12月6日，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了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座谈会。《山西日报》就此在头版发了消息和部分人员的发言摘要。

199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为题登载了燕居谦的自述文章。

3月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在修志系统宣传燕居谦事迹，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通知》。同时，《中国地方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3月26日，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之后，纪实性电视剧《好人燕居谦》等剧目相继在全省和全国上演。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燕居谦同志这样一位修志楷模，从地方志系统推向全省，又从全省推向全国。在燕居谦精神鼓舞下，全省修志人员振奋精神，默默奉献，开创了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同时，通过树立和宣传燕居谦这个典型，对全社会关注修志事业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闲差”苦与乐

省地方志办公室是个“冷部门”。由于成书周期长，专业性强，信息流动慢，显时效益差，往往不被人理解，不受人重视。修志人员曾被称为工作辛苦、条件艰苦、生活清苦的“三苦干部”。鉴于此，我们一方面提倡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求修志人员甘于寂寞，无私奉献，“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另一方面，我们想方设法改善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

研修日志范文第3篇

从编纂方面来说，《儒商志》从观点、内容、体例到文风都有不少创新之处，其创新性特征，安徽大学林衍经教授和国际儒商会杨柳清理事均做出深刻论述和高度评价，杏芝主编也自述志书编写开拓创新的几点做法，笔者完全赞成，这里就不复述他们的观点看法，仅在他们三位论说的基础上谈谈心得体会。

一、关于志种创新

笔者提倡过“志学”说，“万物皆可志”的“志学”说，可为创新志种提供思考和实践空间。儒商，不管是世界儒商，还是一国儒商，或是地域儒商，都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写史；也都呈现系统状况，亦可写志，所不同的不过是纵写发展过程还是横写系统状况的问题。

以前，还没有对儒商这个主要是民营企业家社会阶层中的精英群体写过志书，所以《儒商志》立足扬州儒商的编写，是志种的创新，具有开拓性价值，不仅对地域儒商乃至至全国、世界儒商撰写志书有示范作用，而且对编写某一群体志书，比方说编写某模范群体志、十佳公仆志、感动社会好人志等等，也会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二、关于编修体制

《儒商志》在研讨编纂出版等相关问题时曾就由谁编纂进行过讨论，并分析官修与私修在编纂主体、体制机制、出书经费、审稿定稿等方面的不同，最后确定私人合作修志。笔者认为，与官修相比，私修最主要的是体现编修者的个人意志。官修体现官方意志，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官方意志，即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编写，因而是没有著作权的，著作权归于编纂组织者。而私修，可以有个人的观点和风格，因之有著作权。

从《儒商志》来看，确实有编者自己对书名、观点、内容、体例和文笔风格的理解和把握。如《儒商志》在观念把握、资料选择、内容记述上体现主编《自序》对当代儒商概念内涵的阐释：“今日当代儒商，‘儒’与‘商’的内涵与历史上的内涵不同。今日之‘儒’是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知识的融合。今日之‘商’不仅是指做生意搞经营的商人，还包含生产商和服务商，也包含网络上的电商，是指一切从商和为商服务的人们。现代儒与现代商融合成当代儒商。”这个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经过现代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并经科学阐释的儒学思想才能很好地确定结构，选取资料，规范内容。

再如志书的名称，在研究该志编纂时有叫《扬州儒商志》，或《扬州当代儒商志》，或《扬州儒商研究会志》的种种考虑。最后取名《扬州儒商志》。这就体现主编的意志。如果是研究会编纂，肯定取名《扬州儒商研究会志》，这也可以，因为开展儒商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开展“诚信扬州”活动，组织儒商联谊，评选与表彰当代儒商，创建儒商型企业等均以研究会为主导。而取现名则儒商活动的色彩比较浓郁，也是比较恰当的，既考虑到学术团体的学术工作与活动性质，又突出了扬州儒商的基础作用。如果没有儒商会的研究、宣传和组织工作，儒商就形不成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儒商的参与活动，对儒商的研究就缺乏根基，宣传也会对象不明。由此看来，《凡例》中所说“本志主体记述扬州市儒商研究会及其活动，但立足于‘扬州儒商’记述，故冠名为《扬州儒商志》”是对记述内容和范围的很好把握，体现了辩证法。

三、关于体例内容

由于私人合作修志，因此有对体例制订和内容安排等的编者意志和主导权。全书由五个部分和附录组成，以“部分”作为第一层次代替“篇”，在地方志书中未曾有过。如果设篇，就要考虑各篇之间的篇幅平衡，不能畸轻畸重。而《儒商志》的记述重点在第二部分《扬州当代儒商》，8章31节，占120页，是全书的三分之一强。而第一部分《扬州儒商溯源》仅11页。若分篇显然是有违各篇要大体平衡的内容记述原则的，分成“部分”系精明之举。

五个部分中，只有第二部分分章节目，其他部分不分章节目，也是有独特安排的道理的。扬州古代和近现代儒商属简要追述，内容较少，无须分出层次。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是以时为序纵向记述，为保持连贯性记述，也无须横向分层次。文征资料和图书、书法作品部分系原始文献辑录和作品介绍，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亦无分章设节立目的必要。这样安排利于突出扬州儒商研究会和扬州儒商的重点内容。

文征资料类似于地方志书中的“附录”。而地方志书的“附录”是正文后的附属。《儒商志》将文征资料作为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篇幅较大，提升了其地位和存史价值，用重要文献阐释儒商概念、儒商精神，及儒商在当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并总结历年儒商工作和儒商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可加深对主体内容的理解。

《儒商志》没有专设人物部分，但古代、近现代、当代儒商的代表和典型以及热心儒商事业人士的记述融入各个部分之中，一一介绍，并且人数颇多，总共达到118人，其中有古代和近现代的扬州儒商，两次评选出的扬州当代儒商，推荐入围参选当代儒商企业家，受第六届国际儒商大会表彰的“儒商精英”，热心儒商事业的会员企业家和儒商会之友，列名者就更多了。这使《儒商志》以榜样力量与典型事例生动形象地诠释和宣传了儒商精神，充溢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近十几年来，有些商人为逐利而无所不用其极，带来社会问题，《儒商志》如此重视儒商的记述，是对群众呼唤有道德有文化儒商群体出现的积极回应。

总之，《儒商志》颇多创新、是值得儒商界学习研究和方志界参考借鉴的优秀之作。

研修日志范文第4篇

一、勤奋好学，钻研工作业务

年，年轻的同志参加了工作，成为县房产管理所的一名维修工。工作中，憨厚、朴实的他一方面积极向老同志虚心请教，一方面利用休息间隙对拆换下来的零件进行研究、维修，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完全投入到了忘我的工作之中。艰苦的努力，务实的工作，不仅很快使梁士忠成为了单位业务骨干，也极大的降低了单位的维修费用和购置成本，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评价。

“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决不可以没有知识”，这是他十分欣赏的一句话，为此，同志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钻研业务上，努力将自己的工作吃透，干好。

随着单位维修量的增加，工作难度也在加大，原来作为设备维修主力的卧式管道疏通机，常因施工中进水而造成电源短路，既影响施工进度又是事故隐患，同志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对原有机器进行技术改造，啃下这块硬骨头。

同志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一方面虚心向老师傅请教，一方面自己刻苦钻研，认真研究卧式管道疏通机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其间，有的同志开玩笑的说：“咱就是一个维修工，操那份闲心干啥呀”?每逢这时，他总是淡淡一笑，心里说：“因为我是党员，就得要钻研业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的反复实践，同志终于解决了将卧式管道疏通机改成立式的技术难题，机器投入使用后，不仅增加了施工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工作效率，延长了机器使用寿命，还为单位节省设备购置和维修费用万元以上。

近年来，城镇居民区下水道井盖丢失问题严重，这不仅加大了维修的工作量，更危及到群众的出行安全。经过同志的几经调研，提出了利用单位废旧钢材自制水泥井盖代替原来铸铁井盖的思路，这一想法马上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推广，如今的水泥井盖不仅避免了丢失，而且还为单位节约了大量维修资金。

同志的钻劲不仅表现在技术革新上，还表现在实际工作中认真总结经验，由表及里，触类旁通。如今，他炼就了一身硬功夫：只要听听户主的简单介绍，就大体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干一行，钻一行。如今，凭着这股钻劲，使原本木工出身的，成为了集木工、瓦工、管道工、水暖工、油漆工为一身的全能人才。

二、时时刻刻心系人民群众

作为一名房产管理所的维修工，最大的特点就是总在与广大居民群众打交道，谁家的屋子漏了，谁家的下水道堵了，哪片的居民区污水外溢了，都离不开梁士忠和他的同事们，每当这时，不管时间早晚，梁士忠总是毫无怨言，随叫随到，满腔热情的投入工作。

2月26日，楼1号楼1单元202的于师傅因家中下水道被堵而急匆匆来到房管所请求帮忙。原来，于师傅家里的下水道因为种种原因18年没有疏通了，现在找了几个维修队，要么人家嫌活太脏，要么觉得技术不过关都没有承揽，万般无奈之下，于师傅找到了房管所。同志听说情况后，二话没说和两个同事就来到于师傅家开始工作，寒冷的天气，加之下水道刺鼻的屎、尿、洗衣粉等味道混合在一起，熏的人抬不起头，但是他没有任何抱怨，率先跳入下水道开始工作，机器处理不了的地方，他就把手探进去清理，清理过程中，污水不时的喷到脸上、身上，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同志的工作，最后，同志凭着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将管道疏通了。当时，于师傅激动的说：“我儿子18岁，这个下水道就整整18年没有疏通过，今天，你们可是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房管所维修工的工作特点是天气越热，活越多;雨越大，活越忙;逢年过节，更是不得闲着，为此，有的朋友也劝他：“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那么认真干啥，该歇就歇了!”每逢这时，他只是淡然一笑，说道：“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就得要为群众着想。”因此，每当群众有了困难，他显得比户主还着急，总是想方设法满足群众的需求。

11月26日，星期六，同志正在亲戚家忙碌着丧事，接到报修电话，说沿河路街85岁孤老户唐淑珍家的坐便器漏水急需修理。他二话没说，和亲戚打了个招呼就会同同事赶到了唐淑珍家。由于坐便器老化，第一次维修后还是往外渗水，虽然这样，唐大娘还是一个劲的说：“大礼拜天也不让你们休息，行了，行了，这就挺好的，挺好的!”可是，梁士忠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身边又没有人照顾，毅然又把坐便器拆了下来进行了补救，彻底解除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同志不善言辞，但是他的心里总是这样想，任何家庭成员都代表着自己家庭的形象，同样，自己是党员，也就代表着党的形象，因此，梁士忠在工作中总是从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努力将群众因维修而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

排千家忧，解百家愁。同志解决的虽然都是些烦琐的小事，但是他以自己那凡事都要多为群众着想的朴素感情，书写着新时期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炽热情怀。

三、共产党员，时刻无私奉献

同志上有年近七旬的老母亲，下有在外上学的儿子，妻子没有工作，全家的收入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同时，他自己也患有血压高和轻微的甲亢，如果工作累了，身子就会发酸，出虚汗。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丝毫影响他的工作热情，相反，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30年来，他奉献了多少个公休日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计算了。

今年年初的一个星期日，楼居民区下水管道因过往车辆碾压而破裂跑水，污水又很快溢到地面结成冰层，如不及时抢修就可能造成人员、车辆事故。这天，在家休息的同志接到报修通知后，迅速和三名维修队员赶到现场。施工中，因天气寒冷，冻土层深达几米，每一钢镐砸下去，镐柄震的手掌都发麻，手都打起了血泡，但是同志全然不顾，毅然脱下外衣继续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全体维修队员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在主管线位置挖出了一个2平米的作业坑，然后马不停蹄的拆碎管、安新管，很快使下水管道恢复了正常，临近施工地点的饭店老板主动邀请他们吃饭，都被他带头谢绝了。

有朋友不解的问他：“凭你的技术自己干一定比在单位干强多了，何必在那瞎守着甘奉献呢?”每逢此时，他总是淡淡一笑，说道：“因为我是党员，就得要无私奉献。”就这样，义务奉献也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奉献源于责任。多年的维修工作中，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工作，很少想哪些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哪些是无私奉献的，他心想：只要群众对自己的工作满意了，自己也就知足了，也就无愧于党员的光荣称号了。

研修日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吴宗慈；《庐山志》；《庐山续志》；方志理论

1 吴宗慈生平

吴宗慈（1879～1951），字蔼林，号哀灵子，江西南丰人，近现代著名历史学、方志学家、社会活动家。

吴宗慈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官宦家庭，祖父官至清内阁侍读学士，父亲曾任清兵部侍郎。三岁时，父亲去世，家道自此没落，跟随着母亲回了故乡。八岁开始读书，师从刘文江，十九岁时“应府试，录批首（批首即府试第一名）”[1]，二十四岁时进入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学习。

（一）投身报业

吴宗慈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大力宣扬变法，革命派也在积极开展斗争，当时报纸成为有识之士传播先进思想的工具，“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2]，关心时局留心新学的吴宗慈也开始投身报业。起初，吴宗慈只是向蔡元培、章太炎主办的《警钟日报》投稿。1909年，他与友人沈友士、铁姗等在广东汕头创办《晓钟日报》，该报社很快被清政府查封，之后他又为《民呼日报》撰写社评，也编辑过《上海新闻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吴宗慈任《江西民报》（原名《自治日报》）主笔，积极发表革命言论。

（二）参加革命

1921年1 月，吴宗慈因主编《江西民报》和在江西革命中的贡献，作为江西代表之一，赴南京拜谒孙中山，回省后，任省民社[3]副支部长。次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兼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主编《醒华报》。此后，出任四川将军署秘书长、巡按署秘书、政务厅厅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受孙中山之命任川滇劳军使，前往调停川、滇两军。随后，任军政府列席政治会议秘书兼交通部主任秘书，参谋部秘书长。1919年，出任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兼书记长，主持起草宪法，至1924年北伐开始时止。在这期间，吴宗慈编写了《中华民国宪法史》一书，全书分为前后两编，是我国第一部宪法史。孙中山逝世后，吴宗慈遂退出政坛，转入创办工矿等实业，后因企业倒闭而作罢。

（三）从事教育

1905年，吴宗慈收到兄长来信前往广东饶平，即被聘为饶平县师范学堂监督兼教员；后又受聘为海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堂长，兼任金山中学堂监学、韩山师范学堂教员；1907年，任两广随宦学堂教员，旋为广东学务公所会计科长；1909年，回家省亲时被聘为南城县郡中学监督，兼任省视学。建郡中学是南城县废科举后建立的第一所中学，开设了经、史、地理、化学等课程。吴宗慈在任期间大力整顿校务，添置设备，广络人才，校内气象一新，但终因改革得罪保守派，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暂停教学。

近三十年后，即1936年3月，吴宗慈应邹鲁之约到中山大学研究院讲学，9月，正式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教授及文学院史学系教授。1938年，教育部决定改编高中历史，吴宗慈受学院推荐担任此事。1939年元旦，学校人员与广西驻龙州的军政界官员举行联欢，吴宗慈也赶赴昆明。在昆明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克服环境恶劣、水土不服等困难，教书育人，以年迈之躯为动荡中的中国培养栋梁之才。

2 两次修纂《庐山志》的经过

（一）修纂《庐山志》

1930年，吴宗慈来到庐山，与好友陈立三同住在沽牛岭，“相与谈及牯牛岭避暑地为外人租借始末，人罕能道其详。旧《庐山志》尚修自清康熙时，岁时不同，氓俗递改，遂至一方文献，杞送难征。”[4]《庐山志》，自康熙时毛德琦编纂后，距今二百馀年矣。”[5]吴宗慈产生了为庐山修志的强烈愿望，他抱着修不成山志决不下山的决心，亲自调查，广泛搜集和查阅大量书籍、档案等史料，并约请植物学家胡先X、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一起参与，前后费时三年，终于完成了《庐山志》的编纂工作。

（二）修纂《庐山续志》

1946年，吴宗慈第三次来到庐山，此时的庐山又历经了十几年战火的洗礼，早已物是人非，想到当年所修的《庐山志》仍留有几处未竞之遗憾，于是萌生续修《庐山志》之意。1947年，吴宗慈开始搜集资料续修《庐山志》，前所修《]山志》为私人募款，此志是官府筹款所修，其在《庐山续志稿序》中也说：“至于正续二志均经一人之手纂辑而成，亦为一千余年方志史上不多见之事，此个人所堪引以者。”[6]

3 两部《庐山志》的修纂特色

（一）吴宗慈的方志理论特点

吴宗慈方志理论的首要特点便是强调方志的实用性，他在《修志丛论》一文中写到：若今日则方志所重在实学，乃为一切民族社会经济与科学问题。……故所谓实学一名词，乃因时代变迁，其内容逵胁煌。中国的旧史书之所以为人所疵议，就是因为对当时民族社会等事都弃之不谈，即使有所记述，也只是零星片段，完全不成系统。

其次，吴宗慈十分强调科学修志。吴宗慈认为方志属实学，兼有历史性和地域性，并且要反映社会进化之新内容。所谓反映社会之新内容，就是根据社会发展增设新的纲目，如“昆虫草木等之调查，又纯粹出于新科学之研究，于古无前例者也”[7]。所以，他在《庐山志》和《庐山续志》中创设了“植物志”、“动物志”和“山政”等栏目。另外，吴宗慈注重使用科学技术成果来编修方志，他聘请各类专家学者撰述有关章节，如聘请地质学家李四光撰写地质章；聘请生物学家胡先X撰写生物章；经纬详度则是天文研究所的研究员高子平所测。地图也运用最新式测绘方式，名胜古迹也要摄影以留下真迹。在吴宗慈看来，地方志的内容和编纂都要具有科学性，体例的撰写也不例外。“修方志者，故不妨先就荦荦大端，定其轨迹，在适用随文其例之方法，则义无余蕴，例亦周赡而无憾焉” [8]，这就是主张修志要懂得变通，方志的体例只能“随文其例”。

吴宗慈方志理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强调反映社会进化之新内容，与时俱进。吴宗慈开始修志之时，正处于民国时期，编修的志书，自是要反应民国时期的特点，具体地说就是要反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国时期有大量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但在方志中系统全面地反映社会变化，还是首次。

（二）《庐山志》修纂特色

全志分为七纲：地域、山川胜迹、山政、物产、人物、艺文、杂识。其中内容体例沿袭前代的少，创新的较多，其创新并非突然起意，大都是顺应时代变化所需。

《庐山志》中“山政”一纲，为古今各山志之创[9]。庐山作为古今名山之一、是天然的避暑胜地，而周围的城市多湿热，故被外国列强所看中，采取欺骗等手段租借，一座山就这样与政治挂钩，称为“山政”。在吴宗慈此次修志之前，最晚的就是毛德琦的《庐山志》，但内容不足以涵盖近代中国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波涛汹涌[10]。这就是吴宗慈《庐山志》的可贵之处，他详细地叙写了庐山的近代历史，即“山政”。“经历了地方政治权利的变更一1885年一位名叫李德立的英国传教士看中庐山钻牛岭的东谷后，通过赠送礼物、借用当地士绅为中间人等多种手段得到经营约四千五百亩山地的永久租约。”“直到1927年，外交部特派驻九江交涉员林祖烈认为枯岭属于洋人私人租借，并非租界，于是枯岭被称为特区，中国官方收回警察行政权。但直到1936年1月1日，庐山才被收回。”[11]“山政“之下设分目：“各租借地交涉案汇考”，重点叙述牯岭的开辟；“省行政及建设”，是国家、省政府所关心记载的；行政。这些都是这本志书所独创的，表明庐山与政治、社会息息相关，并不只漫谈山川风光。

当然，《庐山志》一书也有遗憾之处，吴宗慈在自序中道“综核全志，遗憾有四：体例近长篇，文字未能简洁，其一；逸书难觅，参考多疏，即应用典籍，因僻居山中，往购非易，其二；调查之事，本地人视同秦越，外漏在所不免，其三；植、动物二专志，未能同时完成，其四” 。

（三）《庐山续志》修纂特色

《庐山续志》编纂于1947年，与《庐山志》的性质不同，为官修志书；其体例仍依照正志分立七纲。因时局迁嬗，略有变例：

卷首所增：绪论；特载、恭纪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历年驻庐山、内政外事方策；大事纪。专纪庐山抗战之经过史实。地域一纲，其间有变化者纪之。否则从略。前志地图，于付印后，其实测之经纬线，始竣役、故未及载入。今按实测之经纬线，另行绘制庐山总图，又创制庐山鸟瞰图、及牯岭附近形势详图。凡新修道路、及新建设等，均为补入。山川胜迹，凡经倭寇残毁者，详载之，用志沧桑之迹。其已见正志，则择重要者，略述大端，备未阅正志者之参考。山政一纲，分中央行政、省行政、庐山管理局行政、分别记载，用期详书。物产，仅将现今新调查所得之森林植物，详志之。动物、矿物则限于时间及经费，故不及。历代人物补志，其时代在正志印行前者，谓之补遗，如万石泉以下各人是。其在正志印行后逝世，与山史有关之人物，谓之补载。仍依前志例，名人释道之次，如梁和甫以下各人是。艺文增专载一目、选载蒋主席历年驻山所发表之言论。在益以文存补、诗存补、金石补。图片集、专采有关历史文献之品物，其山川风景等片，人所习见，或已见正志者，均从略。惟被倭寇毁灭之胜迹，则选印原片，借识沧桑，而备考证。

吴宗慈的《庐山志》与《庐山续志》是世人了解庐山的重要资料。庐山修志之传统，绵延千年而不断，然以资料之丰富、考证之博、时代跨度之长，当以民国吴宗慈《庐山志》为最[12]。

4 小结

《庐山志》、《庐山续志》成于民族危亡、政局动荡不安之时，乃是吴宗慈顶着重重压力、克服种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终是完成的编纂工作，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两部志书也是江西地方志编纂成果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为江西历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吴宗慈，系年私录[M]，1948年12月， 吴宗慈口述，江西文献文员会整理， 第2页.

[2]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 生活・x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年， 第123页.

[3] 民社：中华民国政党。1912年1月16日，黎元洪、王正廷、孙武等24人发起成立，推吴稚晖为总干事、何雯为秘书，各省设支部10多个，后与其他党派合并成共产党。

[4] 吴宗慈. 庐山志（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3页.

[5] 吴宗慈. 庐山志（上册）[M]，第1页.

[6] 吴宗慈：《庐山续志稿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二八号），成文出版社，1975 年，第 27 页。

[7] 吴宗慈. .修志丛论[M]， 第4页.

[8] 吴宗慈. .修志丛论[M]， 第1页.

[9] 吴宗慈. 庐山志（上册）[M]，第6页.

[10] 王蕾. 惧怕与浓情――吴宗慈与《庐山志》的故事[J]. 博览群书，2009，09：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