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内外因素 秩序和纪律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三、美元利率的调整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3篇

本文利用1998年～2013年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贸易部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到的冲击影响。

二、 研究综述

许多学者将全球经济失衡视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至少发生了五次类似的失衡，而美国一直处于失衡的中心位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因此，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Bernanke（2008）基于全球储蓄过量的论点，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导致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在通过贸易流向发达国家时，降低了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和融资成本，同时推高了发达国家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的改变直接引导了风险追逐的行为，并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生产要素相比，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更大。Hall和Jones（1999）的研究表明，1988年，世界人均GDP排名在前五的国家，其人均GDP是排名在末五位国家的31.7倍，但如果仅对比拥有相同TFP水平的国家，则该差距将缩小到不到4倍。由此可见，TFP的贡献作用要远远大于要素投入。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将其视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图1给出了1990年～2013年中国的TF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由图1可见，TFP出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由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也被大大激发。到90年代中后期，受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TFP的增长急速放缓，并一度出现了负增长。这种趋势在21世纪初中??加入WTO后逐步得到扭转。大批外资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它们带来的高技术及其产生的外溢显著提升了中国的TFP水平。在这一阶段，中国的TFP一直以较快的速度保持着增长（除了2003年受SARS影响外）。但是在2007年之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逐步加大，TFP的增长率迅速回落。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告一段落后，这一下降趋势仍然没有停止。在2013年，中国的TFP增长率只有0.1%，而2014年中国TFP增长率甚至降至负值，为-0.1，也就是说，这两年经济效率不进反退。

三、 模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在一段时间力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中国GDP 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12%，经济出现过热的征兆。2008年年初，中国政府研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从而给经济降温。但2008年第三季度后国际金融危机失控，中国经济受到冲击。2009年进出口总额大幅下挫18.3%，截止2009年3月份经济增长已跌至6%。为了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开始陆续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

在此背景下，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冲击，就需要分离该时期内多种不同政策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采取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借助对照组的趋势变化来分离这些因素对处理组的影响；一般的分组标准为：对照组和处理组可以存在固定的差别，但两组的时间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应该保持一致；同时，对照组和控制组都可以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危机冲击只能影响处理组。

（1）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划分。本文选择有出口业务的工业企业为处理组， 无出口业务的工业企业为控制组。具体来说， 当一个企业在1998年至2013年样本期间任何一年的“出口交货值”大于0时， 即被认为是有出口业务的企业，因而划分为处理组；如果在数据样本期间所有年份“出口交货值”都为0，则该企业被划分为控制组。如此划分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在传导机制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危机，并通过金融和贸易传导到其他发达国家，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中国由于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表现为贸易额大幅下降，受冲击对象主要为涉外经济部门。因此选择有对外贸易的公司作为处理组可以较好的锁定受本次危机冲击最明显和直接的企业。

其次，无论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都受到了2008年经济降温政策和随后的四万亿刺政策的影响。四万亿政策的推出并非专门出口行业和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所以处理组和对照组同时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双重倍分法从处理组分离出对照组的趋势影响。

（2）冲击前后时段的划分。次贷危机在2007年第三季度在美国爆发，并逐渐蔓延到全球，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属于本次危机的，出口贸易受到最显著的冲击。如图2和图3所示，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总值在2007年以前均保持上升态势，但从2008年开始下降，并在2009年随着危机影响的加深大幅下降；2009年以后，出口交货总值开始反弹。图2为所有规模工业企业1998年～2013年期间的简单平均全要素生产率。1998年～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在2008年急剧下滑，在2009年进一步降低触及谷底，随后开始反弹，但反弹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仍然大幅低于危机前水平。

图2和图3显示，出口交货总值和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均在2007年达到高点后，在2008年和2009年间大幅下降。这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滑很有可能是出口受到冲击引起的，因此本文以2007年底作为时点，2007年及以前划分为危机前时段，2008年及以后划分为危机后时段。

（3）模型设定。对全部样本进行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划分，并按照前述时间时点划分为危机时段前后，并采用双重倍差法分离多种政策因素的影响，甄别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冲击。因此，本文运用以下非平衡面板双重倍差（unbalanced panel 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来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Yit=？茁0+？茁1*Treatedit*Ait+？茁2*Xit+ui+？姿t+？着it（1）

上式中，下标i 代表个体样本，t 代表时间；因变量Yit为估计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等效率指标；Treatedit是虚拟变量，划分对照组和处理组（Treatedit=0表示对照组，Treatedit=1表示处理组）；Ait也是虚拟变量，划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Ait=0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Ait=1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交叉项Treatedit*Ait的系数衡量金融危机对中国规模以上非工业企业的真实冲击。Xit为外生控制变量，ui捕捉个体差异，？姿t控制时间趋势。利用样本的多期信息，分组虚拟变量与分时段虚拟变量可以分别由个体固定效应ui和时间固定效应？姿t捕捉，因此不再进入模型。

四、 数据及统计描述

1. 数据来源和其他外生控制变量。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年～2013年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调查的对象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包括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与《中国统计年鉴》的工业部分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范围一致。

本文所用其他外生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中， lnTFP表示企业生产率；lnInterest表示企业的利息支付；lnTax表示企业的纳税额。

2. 生产率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效率最为理想的指标，产出的增长扣除投入增长之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生产中投入要素的单位平均产出，即投入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可以说经济增?L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王志刚、龚六堂、陈玉宇，2006）。虽然全要素生活率通常被用来表示技术水平，但这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全要素生产率除了与技术进步相关，也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水平、管理技能、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整体生产效率率水平的反应。

经典的对全要素成产率的测算是从估计生产函数开始的。早期对对生产率的估计通常是在国家或者产业等宏观层面进行的，主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水平。此类研究起始于Solow的增长理论。与此对应的，微观估计方法主要的是从企业的生产决策过程入手。由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知的，企业根据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做出决策，选择最优的要素投入水平。这会导致计量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这些可观测要素投入系数的OLS估计量就是有偏的（Ackerberg、Caves & Frazer，2006）。使用微观企业数据估计生产函数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

五、 实证结果

本文主要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冲击。表2给出了（1）时的主要估计结果。其中，本文主要关注分组虚拟变量和分时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在回归方程（1）中，交叉项的参数估计是显著的，并且其系数估计是负的，表明金融危机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面的影响，平均而言危机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10.5%。回归方程（2）显示，利息支付对于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由于利息支付通常作为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变量，越高的利息支付表明企业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贷款，所以融资约束越低。所以，回归方程（2）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较低，则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平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6%。方程（3）表面，税收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FDI通常被认为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回归方程（4）用外资占比来衡量FDI的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虚拟变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和所有制类型虚拟变量（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

从表3可见，回归方程（1）～（3）中的因变量依次为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产出和利润率，以多种指标衡量企业的效率，并测试主要结果的稳健性。回归方程（2）～（3）表明金融危机对于企业的实际产出都具有负的影响，且统计估计上是显著的。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政府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中，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日本则依次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欧盟和美国则依次是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存在趋同性，且资本利益是金融危机救治的首要选择。资本可以分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当国有资本占据重要位置时，就可能出现强政府；当私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时，就可能出现弱政府。当出现强政府时，政府能够很快做出决策，而且政策会以政府利益最大化或倾向某一利益集团为前提。相对而言，弱政府面对的是实力强大的私人资本，治理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充分考虑资本的利益，所以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并导致较长的政策时滞。同时，在金融危机中，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受到危机的冲击最为严重，而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治理金融危机便要拯救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一般而言，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在国民经济中都会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地位，并会形成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弱政府而言，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较大，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的风险解除后，政府利益才会得到保障。此外，伴随金融危机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有效需求下降。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会采取扩张性政策，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是普通纳税人的利益受损。而且不论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手段，如果其政策立场是倾向于资本的。那么普通居民都会因为这一政策而遭受损失。政府扩张性政策的资金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财政收入和政府发债。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政府发债是较为普遍的选择，但发债的结果是居民负担加重或是忍受发债导致的通货贬值。从目前来看，除了提高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以居民利益为主导的危机治理政策相对较少。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脆弱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一、四种基本均衡与四大金融危机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全局体系的风险因素,相对于的是一种局部性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金融风险,其破坏性极强,极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一种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的基础上。这种均衡体现在四个方面: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其中货币供求方面的均衡体现在币值稳定上;资金借贷方面的均衡体现在信用关系的稳定上;资本市场方面的均衡体现在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上;而国际收支方面的均衡体现在汇价和国际资金流动的稳定上。如果这四种均衡被破坏,就会导致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根据其表现形式不同也可以分为四种:货币型金融危机、银行型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债务型金融危机。货币型金融危机是由货币贬值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货币的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短缺,金融资本向国外转移,固定汇率体制被破坏,发生通货膨胀。银行型金融危机是由银行业自身出现亏损引发的金融危机,在银行体系中出现10%以上坏账,导致部分银行濒临破产开始倒闭,从而影响到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资本市场型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股市或楼市出现价格的暴跌。债务型金融危机是由无力偿还外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主要表现

    笔者上面分析了四类金融危机,那么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引发金融危机的发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国潜在的金融危机。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国潜在银行危机

    我国现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银行业,是最需要关注和预防的。第一,我国现在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率仍有可能反弹。虽然政府一直在干预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贷款2-3个百分点,,到2005年不良贷款率降到8.6%。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随着贷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贷款也会随之加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下,会出现银行不良资产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仍旧巨大。虽然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充足问题,但资本不足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据有关估计,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标的话需要补充1·7万亿元。第三,我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银行的盈利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80%以上来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国外银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决银行危机的成本较高。从近几年国家解决银行危机的方式上看,基本上就是国家出资解决问题,政府掏腰包买单,可以输国家为解决银行业的金融危机承担了高额的成本。

    三、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管理对策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通过国际上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关的投资人保护制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一般来说可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寿险投保者风险补偿制度等等,来有效的预防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催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参考文献:

    1.苏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思考[J].现代经济2008.(8):25-27.

    2.马宇等.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J].经济学家2008.(3):9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