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品市场分析范文第1篇

医疗服务和保险首先是种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点，有其供给和需求。维持生命和健康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提供有关的服务必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医疗服务和保险可以视为私有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提供和医疗保险计划成为政府关注的，医疗服务和保险又有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商品，或部分公共品性质的商品；加上健康商品需求不同于纯粹疾病服务需求，健康往往与人们的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地位密切相关，医疗服务又是对健康需求的衍生。对健康和医疗服务需求是涉及全部人群、所有年龄、所有阶层的涵盖一切人的需求，其市场容量极大。所以，医疗和健康领域的科技发展受需求（个人和公共）的刺激突飞猛进，不同程度上引发医疗费用的上涨。

但是医疗服务和保险是种特殊的商品，具有许多与一般服务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普温存在的不确定性，包括个人疾病发生的随机性，医疗服务干预后的随机结果，不同医生治疗疾病后有效性的不确定。不确定事件引导着医疗服务中的个体行为，同时导致医疗保险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控制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资源利用；不确定性还能解释政府在医疗市场的广泛干预。

其次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既包括承保人（保险公司）与受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受保人因医疗保险而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道德风险，以及高风险人群倾向于选择保险和多保险，而低风险人群可能因此而不保险的逆选择问题；又包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对治疗过程更多的信息和对疾病更多的了解，容易导致不是出于病人利益，而是从医生本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

再者，医疗服务还存在外部性，包括传染性疾病，行为方式的，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干预的原因。

再者，医疗服务往往与追求收入平等、社会公平目标相联系。由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或疾病）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质量，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医疗资源的配置，低收人人群在疾病的打击下极易陷入贫困，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性。医疗服务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使人人能享受基本医疗，这就是许多西方福利国家设计各种福利性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原因，其极端观点是根据人们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根据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的概念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背离，因此遭到批评，主要有下列几种批评。第一，无底洞观点。健康无疑遵循生产中边际效率递减的，因此，如果选择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医疗服务的边际量将对健康水平没有影响。由于社会目标不可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如果社会能适当减少医疗服务，将资源用于其他目标，社会福利函数将有所改善。由此看来，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犹如无底洞，可能会耗尽社会所有资源。第二，需要不能不顾成本来选择。社会健康水平目标部分要根据健康的成本以及健康服务的价格来决定，没有一个社会会富裕到能实现所有目标的最大化，健康是有机会成本的。第三，决定要求中的某种药品的作用。健康要求也不能单纯由的医疗知识来决定，医疗专家是分析需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决定达到既定健康目标时医疗投入量需要方面是关键。但是，适当的健康水平目标必须在经济制约及其价值基础上选择，有时候，要有程序来决定社会在各种目标之间的权衡选择。第四，单一需要问题。在分析需要时以人均健康资源需要为指标，通常是错误假定只有一种技术方法能实现既定健康目标，而实际上会有几种可以替代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医疗服务不同投入之间，而且存在于医疗服务投入和健康函数的其他投入之间。

二、政府失灵和公共机制缺陷

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的特殊性成为政府运用公共机制进行各种干预的主要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公共机制提出了异议，甚至认为会出现政府失灵。

过去30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许多干预的实践显示，其干预效果并不佳。

首先，因为政府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各派别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此势力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影响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公共计划中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的主要享受者。

其次，通常情况是公共医疗资源总是流向富裕的城市中等阶层，而不是低收入的穷人；同时，治疗性医疗服务总是受到偏爱，而有效的初级医疗以及预防性服务总是遭到忽视。

再者，大多数政府以命令控制式的官僚规则管理制度运行，由于公共设施通常是以垄断形式运作，即使是用心最良苦的官僚机构也会由于信息的缺乏和对病人实际需求的隔膜而日益退化，因此，公共医疗服务往往会漠视病人的要求和需求。没有竞争，公共医疗服务运行效率就会退化。而且，政治团体会操纵公共医疗服务的运作，将其变为某些团体就业和其他利益的庇护场所，以此来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培植自己的拥护者。

最后，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医生和医院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价格和治疗没有完善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对医生有利。当缺乏必要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时，公共机构中的医护人员的利益会威胁到病人的利益，许多发展家普遍存在医护人员的腐败，欺诈，收取回扣和红包等现象就是明证。如果政策消除了因行医执照造成的偏离，而却没法消除信息问题造成的偏离，病人的福利还是会受到损害。福利经济学中的次佳原理认为不能相信政策能促进福利。

三、各国实践：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

发达国家在谋求实现医疗服务保险制度的上述目标时所遇到的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它们以不同方式构筑其医疗制度的努力，许多国家试图结合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任何国家医疗制度主要有四种机制：筹资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和调控机制。所有机制有时围绕四个因素进行：效率，公平，医疗费用和服务质量。

1.效率和公平的权衡

前面主要从市场效率角度来考虑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其中还涉及公平和效率之争。中许多人会不满意效率至上的配置结果，就是说会存在高于效率的其他考虑，如公平性。在医疗服务中，公平性考虑最关注的是人们是否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医疗服务。对于需要的定义干差万别，这里定义医疗服务要求是从社会对人口健康的考虑出发。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有四个目标：（1）引入具有社会效率性的医疗服务利用体系；（2）在不同人口中分布风险；（3）在人的一生中分布风险；（4）根据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状况的需求）分配资源。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注重效率，因此倾向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和第四个目标则更注重平等性。任何国家干预的医疗保险计划首先都是在效率和平等间的权衡。

公平包括筹资的公平和医疗服务获取的公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其中涉及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公平指对于处于相同状况的人同等对待，在政府社会保险项目中，相同状况可以指相同的贡献（支出，如缴费多少），也可以指相同的受益（收益，领取多少）。垂直公平是指对于不同等的人区别对待。从贡献方面看，如果缴费是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设定的，就是垂直公平；从受益方面看，如果收益随着人们的要求水平而增加就是垂直公平。此外还有个人公平和代际公平。个人公平是个人收益的期望现值等于其贡献的期望现值。如果不同代的人相对其贡献获得相同价值的收益就是代际公平。

效率除了帕累托效率，还有管理效率，GNF效率和目标效率。管理效率是在既定水平的管理成本下取得最高水平的计划目标；或者以最小的管理成本获得既定的计划目标。GNP效率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取得最大的产出。目标效率是指计划成功地集中支持了那些被选中的受益者。任何项目就是在各种目标间权衡选择，政府在目标权衡中起着主要作用。

从筹资角度看涉及六种效率。（1）医疗服务的生产效率（运营效率），即在给定的服务模式中，每服务单位以最低的单元成本进行提供，即利润驱动下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其影响因素包括管理能力和动机、管理机构规模和配置、核算体系的充分性和服务提供者勤奋工作的动力；（2）医疗服务的利用效率（内部配置效率），它有三个相关方面：首先，资源转化为满足实际需要时是否使用了最有效模型（社会性效率）；其次，给定的医疗服务模型是否以合适水平为人口中每人使用；第三，服务模型或某一特定提供制度是否倾向为疾病群体，或那些受惠后能最有效地阻止疾病妨碍整个的人口群体提供服务；（3）资金效率则是所筹资金用于医疗服务生产部分，与资金筹集及资源转移到特定地点的管理成本之间比率的函数；（4）筹资平等，包括特定制度的筹资是如何影响一国居民的经济状况（相对全国经济平等目标而言）；（5）医疗服务分配平等，指人口中医疗服务获取的平等水平；（6）医疗部门所筹资金从社会整体所有部门考察的配置效率（部门间配置效率）。第一、二、三的效率被认为是私营部门更能有效的实现。第四和第五实际上是医疗服务的分配平等和筹资平等。配置效率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成本效果和风险共担。当然，效率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需方（病人）激励机制和供方（医生）激励机制，因此病人自付的设计和对医生付费方式的设计很重要。技术性效率受到医疗服务机构组织方法和供给方组织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的影响。

效率的考虑并非政府干预的惟一和主要的原因，再分配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政府干预的形式——强制计划、直接提供服务和商品、再分配和调控在医疗服务市场中都存在。且不说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如英国具有全民保健计划，由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强制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或者如德国那样强制性建立社会保险计划，就是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主导国家，也有部分的强制的医疗保险计划和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计划，老年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保险是美国对部分人口实行的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公立、退伍军人管委会和其他计划，政府直接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提供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政府还直接对医院进行资助，对食物和药品进行管理，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主要由州一级进行），税收政策（州和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补贴，对雇主购买的保险进行免税），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资助和医学院。此外，政府充当了重要的调控者角色。

2.医疗费用和质量

在过去的20多年内，发达国家找到了有效管理医疗费用上涨的方法，医疗服务组织和筹资方法是关锡，其中依赖国家预算筹资或者在总额预算下的多样性保险计划以及单一的付费来源是最有效的。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控制费用，而且是如何与此同时能在确保病人和公众合理的满意度情况下提供成本效果良好的各种医疗服务组合。

医疗保健品市场分析范文第2篇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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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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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保健品市场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健康旅游；保健旅游；医疗旅游；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7-05

一、健康旅游的定义

Goodrich（1994）将健康旅游定义为旅游设施或旅游目的地充分设计和利用除常规的旅游活动之外的保健设施与服务来吸引游客。这些保健服务包括在饭店或度假区里接受有资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医疗检查、特别的饮食设计、多种维生素治疗、针灸、瑜伽、水疗、针对各种疾病的特殊治疗、草药、肌肉拓展和放松技巧、美容等。 Borman（2004）和Jonathan（1994）定义健康旅游是常规旅游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相结合的旅游产品。 Finnicum和Zeiger（1996）从健康旅游的五个层面（身体、智力、社会、精神、环境）来解释健康旅游的含义。 Mueller和Kaufmann（2001）认为健康旅游是指因为以维持和促进健康为目的的人们的旅行和停留所引发的所有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Ross（2001）将健康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出于健康理由从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治疗的相关活动。 Eleni A和Panagiotis Th（2003）指出健康旅游是介于医疗（系统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旅游（多元化的休闲导向的）之间的产品，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健康为目的的度假机会。 Smith和Puczko（2009），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界定健康旅游是可以使旅游者生命、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旅游方式，涵盖医疗、卫生、美容、体育/健身、冒险等。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提出把消费者对保健和养生的需求与旅行、休闲和娱乐这些旅游产品结合起来就是健康旅游。

这些定义的视角各不相同，所提出的健康旅游的范围和相关旅游产品的类型也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也还未达到统一，但都着眼于旅游者的健康、保健目的。

二、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

健康旅游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Spa旅游，相关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并且相关产业也一直都比较兴旺。后来，随着对健康旅游的认识不断加深，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Sonja Sibila Lee（2006）提出，健康旅游产品包括：①室内室外的健身运动；②健康食物；③放松项目，如Spa、按摩、药物治疗；④健康休闲文化活动等使自己或家人更安康的游览方式。

时尚旅游（2006）将健康旅游分为保健旅游、美容旅游和医疗旅游，但因为一些相关研究将美容旅游作为医疗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本文在时尚旅游的分类基础上，将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归结到保健旅游和医疗旅游两个方面：

（一）保健旅游（Wellness tourism）

保健旅游的概念兴起于西方，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形式，也可联系到养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保健旅游。如温泉、瑜伽、香料、武术、太极和气功等，利用其有利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打出健康、健身、保健等口号来招徕旅游者。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联合起来发展健康保健旅游，如奥地利联合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开展了一个欧洲健康旅游的项目，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高品质健康旅游目的地。

虽然保健旅游发展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多，主要形式也多集中在以Spa为主的保健旅游方面。

Jonathan N. Goodrich和Grace E. Goodrich（1987）探讨了保健旅游的概念，并基于涉及旅游者、旅行商、医生（包括两个中医）的调查初步探讨了保健旅游的发展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建议。

Goodrich（1990—1991）对加勒比地区（覆盖牙买加、巴哈马、维京群岛等14个国家）的健康旅游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保健设施和服务进行了调查及分析。

Mueller H和Kaufmann E.L（2001）以酒店调查为基础，将健康旅游市场分成：健康需求客户；特殊需求客户；寻求治疗的客户；侧重于娱乐和其他需求的客户等四类，并对相应客户的特征和对酒店产品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国际Spa协会200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定量分析消费者趋势以及对Spa 产业的影响，指出东方或亚洲健康项目将继续非常受欢迎。

奥地利经济和劳动部（2002）对英国的健康旅游市场专门做了研究， 为奥地利的健康旅游供应商提供市场信息和数据。

加拿大Spa协会（2004）对加拿大的温泉旅游现状进行了统计调查，预测了未来10年的健康旅游产业一些发展趋势，指出古代处方和产品将越来越受欢迎。

Spa Finder（2004）全球最大的Spa度假旅行批发商，就Spa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其中包括Spa产品的变化、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等。

Anna G.A（2005）对保健旅游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阻碍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性促成了保健旅游的兴起，但接待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保健旅游的发展有不少障碍，这些问题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等来解决。

Hunter Jones P（2005）通过对英国癌症病人旅游倾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探讨癌症与旅游之间的联系，发现癌症病人也有旅游需求，他们会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对旅游产品有不同的需求。由于身体易疲劳、经济条件限制、自信心缺乏，他们一般会选择短距离、包价旅游产品，目的地也集中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

Murat Sayilia等（2007）指出温泉旅游在健康旅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其中坎加尔鱼温泉以其天然的鱼医生治疗牛皮癣而闻名。作者主要对坎加尔鱼温泉做了社会经济调查，对104名旅游者进行了调查，对其特征和对目的地的感知特点做了分析，并对土耳其未来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Adrian K和Adam R（2008）分析了1949—2006年波兰温泉Spa的发展，并对这一时期Spa与健康旅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Smith M和Puczko L（2009）对健康旅游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推动健康旅游的动机和需要，描述了健康旅游的发展历史，并对健康旅游的管理和营销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同时，研究了很多相关的实际案例，内容涵盖了温泉、医疗健康、生活教练、冥想、节日、朝圣和瑜伽等多个方面。如，对俄罗斯、葡萄牙的维达古、巴西的佩德拉斯的Spa资源对保健旅游的促进进行了分析。

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从健康与旅游间的理论联系、健康与旅游间的矛盾以及健康旅游者的动机与经历等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对健康旅游进行了分析。

（二）医疗旅游（Medicine tourism）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Gupta（2004）定义医疗旅游是指与旅游业合作为病患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该过程通常在私营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但涉及旅游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医疗旅游者可以在进行医疗手术或治疗的同时进行旅游活动。Connell（2006）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旅游度假的同时获得医疗、牙科和外科服务的远距离旅游。获得的治疗不仅包含美容和牙科服务，也包括要求复杂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外科手术。

医疗旅游是健康旅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借助旅游产品的快速、方便，旅游者可以接受到比他们在居住地质量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感受异地的风情，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旅游的作用、市场分析、地区和个案分析等方面。

（1）医疗旅游的作用

Ramirezde Arellano（2007）指出医疗旅游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产生外汇收益，使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并且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ookman（2007）指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外医疗旅游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医疗旅游在全球经济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Reisman（2010）提出医疗旅游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等待时间、不同的服务方式把休闲旅游和医疗手术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能够使病患在可负担的成本下获得高质量的治疗。比如病患可以前往墨西哥、 印度和泰国接受心脏导管手术，前往匈牙利、 波兰和马来西亚看牙医。同时，书中还提到医生和医院的流动，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医院可以通过开设附属医院的方式到迪拜、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等地治疗当地患者。

（2）医疗旅游的市场分析

Awadzi和Panda（2006）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指导和认证程序来确保医疗旅游者权益的重要性。

Smith和Forgione（2007）提出寻求国外医疗服务的医疗旅游者做出相关决定的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确定选择目的地的决定因素，其中国别特征，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管理政策等影响较大。第二阶段，确定影响具体卫生医疗机构的因素，其中成本、医院评审、质量的护理和医生培训影响着卫生医疗机构的选择。

Caballero Danell和Mugomba（2007）从电子媒体、报纸、期刊、杂志和学术材料收集到医疗旅游市场的相关信息，提出进入该市场需要进行包括消费者利益、品牌、法律框架、基础设施、产品、目标市场、沟通渠道、运营商、中介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Heung，Kucukusta，and Song（2010）提出了医疗旅游的概念模型，分析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的全貌。

（3）地区和个案分析

Chacko（2006）指出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主要吸引力是其低成本。此外，印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医生及护士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同时英语使用广泛，沟通不成问题。

Tata（2007）详细分析了亚太国家医疗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Leng（2007）和Yap（2007）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推广医疗旅游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指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印尼、新加坡、日本和西亚国家，价格优势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34家私家医院在马来西亚从事健康旅游，其中很多均得到国际组织的标准化（ISO）认证。

Singh（2008）统计出哥伦比亚、新加坡、印度、泰国、文莱、古巴、中国香港、匈牙利、以色列、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目的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土耳其正在把自身打造成医疗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在美容旅游方面。

Singh（2008）分析了亚洲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家情况，如泰国、新加坡等。

RNCOS（2008）分析亚洲国家利用低成本的医疗设施，极少的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亚洲国家医疗旅游迅速发展，并指出亚洲五个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正在成为新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根据Cohen（2008）的研究，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很多一流的医院在国际上获得名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病人。这些医院外观看起来像高档酒店，环境舒适，医疗设备和技术先进，设有专门针对医疗旅游者的治疗区域和设施，员工服务意识强，医生与患者间关系融洽，大多数相关医院得到青年商会（JCI）的认证。同时指出太多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中东旅游者人数也在大幅增加，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价格优势。泰国的医疗费用比新加坡便宜50%，比香港便宜3倍，比欧洲和美国便宜5～10倍。

Ye，Yuen，Qiu和Zhang（2008）采用推力和拉力的动机理论研究来香港的医疗旅游者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旅游者主要关注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目的地的特征，指出医疗旅游者的主要动机包括医疗质量、促销活动、友好程度、成本和声誉等。

Chew GingLee（2010）研究了国际旅游业中卫生保健部门的作用和新加坡的卫生保健状况对其国际旅游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卫生保健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短期而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正努力使其成为领先的医疗中心，使其就长远而言，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JiYunYu和TaeGyouKo（2011）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者在未来济州岛医疗旅游中可能感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来比较了三个地方旅游者在感知因素的组成、旅游的便利性、医疗旅游首选产品、成本等方面的感知差异。

Vincent C. S. Heung，Deniz Kucukusta和Haiyan Song（2011）对影响香港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有代表性的私人和公共医院、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分析出政策法规、政府支持、成本、容量问题和当地社区的医疗需求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提出了解除这些障碍的几种策略建议，如新的促销活动政策，政府对投资医疗旅游市场的鼓励活动，接待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医疗旅游产品等。

William Bies和Lefteris Zacharia（2011）指出海外医疗旅游虽然能减少开支、节省时间，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同时作者用ANP模型分析了是否应该发展医疗旅游以及用何种形式发展更好。

Farhad Moghimehfar和Mohammad Hossein Nasr-Esfahani（2011）以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生育医疗旅游为例分析了在医疗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 Awadzi、Panda、Burkett、Tan、Barclay、Balaban、Marano、Birch Vu、Karmali Stoklossa和Sharma等学者开始关注医疗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当地医疗资源的占用，影响当地居民的医疗活动；②当地居民医疗成本上升；③传染性影响。

三、结论

健康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经过近30 年的探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产品形态、消费动机、市场营销等都得到了发展，但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研究的内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于Spa 旅游，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使健康旅游涉及保健、养生、医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产品不断受到欢迎，相关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健康旅游行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具体来说，从研究的广度上来讲，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①健康旅游的定义；②健康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分类；③健康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④健康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分析；⑤具体旅游目的地健康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如，加拿大、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地区的温泉Spa旅游，泰国、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地区的医疗与美容旅游）；⑥健康旅游的影响分析，特别是健康旅游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从研究的深度上来讲：①虽然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不少，但目前理论界对其的理解还未达到统一；②由于健康旅游近年才兴起，因此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数据有限；③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健康旅游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如：①健康旅游概念和产品的界定，这不仅影响理论研究，还影响相关数据的收集；②健康旅游设施或目的地研究；③健康旅游市场调研；④健康旅游实证调查；⑤健康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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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品市场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外药物经济学 研究 发展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2.557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2-0375-01

1 药物经济学的评价及其方法研究

1.1 成本分析。成本分析仅关注投入成本，可以为总体医疗费用的控制和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基本信息。

1.2 成本-效益分析。将药物治疗的成本与所产生的效益归化为以货币为单位的数字，用以评估药物治疗方案的经济性。

1.3 成本-效果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的差异在于，药物治疗的效果不亦货币为单位表示，而是用其他量化的方法表达治疗目的，如延长患者生命时间等。

1.4 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更细化的成本效果分析，它不仅关注药物治疗的直接效果，同时关注药物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着重与分析医疗成本与患者生活质量提升的关系

1.5 最小成本分析。用于两种或多种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虽然只对成本进行量化分析但也需要考虑效果，这是最小成本分析与成本分析的区别。

应用领域：

（1）药品定价通过对新药和已上市同类药品的经济学评价研究，制药厂家可以战略性地确定新药的价格范围，这是药物开发过程中很重要的内部战略研究。

（2）药物补偿或共付水平除了英国有国家医疗服务体制补偿几乎所有的上市药品以外，大多数欧洲国家或者指定药品报销范围，或者对不同种类药品采用不同的共付水平，或者是采用参考定价体系来限制药品的公共补偿。

（3）制定医院用药目录或诊疗常规很多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各个独立的医疗服务决策者（包括地方医疗行政管理部门、医院、医师）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4）促进合理用药药物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合理用药，有效利用药品资源，药品合理使用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使病人获得临床需要的药物，采用满足个人需要的剂量，服用适当的期限，并具有最低的成本。

（5）控制药品费用随着经济和人口增长，疾病谱改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医疗高新技术和新药被广泛地使用，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费用的急剧增长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的关注。

2 药物经济学与医疗保险管理

由于医保涉及医院，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和参保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加之医疗服务也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医疗服务由第三方付费等原因，给医疗管理带来很大难度。药物经济学和医疗保险是紧密相连的，包括药物经济与药品补偿政策的制定，自由定价体系，以及偿付标准定价体系与参考价格体系，经济学评价体系。下面是各国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制定：

澳洲：自1993年起，澳洲的制药企业想要使申请产品用过药物利益计划进入报销目录时，必须提供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结果。对于研究方法，政府提倡用成本-效果分析，政府部门参考专家意见，公布认可的健康指标及成本-效果比值。

加拿大：由安大略省最先制定药品报销管理的法规，此后加拿大卫生技术评估合作办公室建立起一套整体指南。

美国：美国是不同卫生服务者体系，要求制药企业根据不同指南的需求提供药品药物经济学数据，以后获得进入不同保险组织的《报销目录》的机会。

德国：范围十分广大，导致报销费用支出过于庞大。

荷兰：荷兰健康体系是由政府管理和社会健康保险与私人商业健康保险共存的一个保险体系。

3 我国药物经济学的发展和启示

药物经济学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与卫生经济学的评价方法基本相同，即成本最小化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20多年来保持快速发展的制药业，2006年进入了冰河期。8月28日，发改委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医药业运行报告提到，行业利润同比增幅降低10.6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点，全国12大工业行业中列倒数第二。上半年约30%的制药企业出现亏损，22家中国重点药企中只有十家保持利润增长，11家降低，1家亏损。

4 战略转型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加速。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者占总人口的10%。专家预计：今后50年，老年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到204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达到约4亿人，占总人口的约26%。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将给制药业提供强劲的用药需求增长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很快，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药品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形态、消费方式变化，导致慢性病发病率提高，比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癌症、肥胖等，将直接带动药品市场的扩大。第三，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推进“医改”。现在版本很多，但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医疗保健体系，已成为决策层的共识。而且从我国经济的纵深发展来说，如果不能解决基本医疗问题，刺激内需无从谈起，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这次中央建立医保体系的决心，是不应怀疑的。以前药品市场主要针对一亿多医保人群的市场，从一亿人的市场，扩展到13亿人的市场，市场无疑会成倍上升。第四，虽然传统的化学制药发展减速了，但是中药对于慢性病的特殊作用，还有基因等生物技术的快速，给制药业提供了新增长点。这几年，中药和生物药品在中国增长很快，并没有受到行业调整影响。

（1）把品牌建设作为营销管理的核心。转型时期的国内医药市场，迫切需要真正具备实力的主导品牌出现。在家电行业，海尔以品牌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医药行业同样呼唤类似“海尔”的本土品牌涌现。我们深信营销观念的转变将使一些优秀企业尘封已久的品牌重视辉煌。

（2）把品牌建设作为先导。医药企业的品牌建设应该以产品品牌的培育作为先导，通过诸多产品品牌的建立来提升企业品牌的整体形象，即所谓的“单品牌谐振效应”；同时产品品牌的培育要以企业品牌作为基础。品牌建设的目标是企业主品牌统领下的多元产品品牌的互动偕进，共同提升。

（3）品牌建设是一个企业发展永恒的话题。无论单一产品品牌的培育抑或企业主品牌的建设，都不宜追求“轰动效应”，而应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通过选择严肃媒体以及公共关系运作的谐同配合，弘扬稳健的企业形象，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

参考文献

医疗保健品市场分析范文第5篇

生技/健康行业需求增长动力与前景分析

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带动生技/健康行业需求快速增加

生技/健康行业需求有其特殊性。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决定了对于健康消费的巨大支付能力，这就决定了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优先满足健康需求。从我国GDP与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卫生费用增长来看，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速度总是略高于人均收入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统计，相较于1980年的水平，2007年我国GDP（绝对数）增长了54倍，达到24.6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增长超过28倍，到2007年人均达到13,78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也增长了21倍，到2007年人均达到4,140元。2007年卫生总费用比1980年增长了76倍，达到了10,96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则比1980年增长了51倍，达到828元。

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总值的4.81%，这个比例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生技/健康行业需求将会保持一个高增长态势。

人口老龄化长期支撑生技/健康行业的发展

生技/健康行业需求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人们在生命周期的老年阶段对生技/健康的需求要大于青少年阶段。单就用药方面来说，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测算，老年人人均用药是青年人均用药费用的3.7倍。按照国际通行的人口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数的7%以上），早在2000年，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46%，而根据相关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至少占总人口的29.6%。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生技/健康产业需求增长加速效应就非常巨大。

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将在未来持续释放

从2007年开始，我国医疗改革开始进入加速改革阶段。《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2007年7月正式出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目标是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全国铺开，逐步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这项制度加上早期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998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普及和完善，“全民医保”――到“十一五”末期，覆盖我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将基本形成，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

这种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要形成多种制度交叉并进的复合结构。主要包括四大体系、八项机制和两项基本制度。所谓四大体系，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这些恰恰是2000年上一轮医改中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并举”思路的延续。按照方案设想，这四大体系要力求在2020年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同时，方案还提出应完善八项机制，以此保证市场环境中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良性运转，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筹资投入、监管机制、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定价机制和立法保障等。与此相对应，方案还提出建立两项基本制度，即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的设想。虽然最终的具体方案没有决定，但各方在提高政府的财政投入已达成共识，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对医疗保障体系进行补贴。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估计，光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政策带来的市场需求至少有1,000亿左右。

技术创新是生技/健康行业跻身“朝阳产业”的根本动力

我国生技/健康行业的“官、产、学”一体化的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生技/健康产业往往成为一些创新企业“孵化器”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产业之一，整个行业正在由仿制与引进向引进与自主创新前进的阶段；国内形成了上海以张江为核心形成辐射华东地区的生物医药研发区域和北京以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为基础的生物医药的研究外包领域的两大特色创新体系。自主创新也涌现了一些成果，比如在新药领域，2007年由百泰药业生产的“泰欣生”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批准的基因工程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克隆领域，2007年9月14日，世界首例转基因克隆兔在我国诞生；中医药方面，2007年6月，军事医学科学院以“专利许可”方式与英国植物制药公司Phytopharm签订了一类创新中药“NJS”的合作协议，中医药国际化走出了新型道路；在产业化应用领域，2007年12月17日，第四军医大学宣布了我国第一个活体“人造皮肤”正式应用于临床。此外，由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发起成立，并吸收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太平洋美诺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两家京外企业的北方抗体产业联盟，仅成立半年，联盟首席科学家陈志南便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体类药物，也是全球首个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单抗导向同位素药物――美妥昔单抗体注射液（碘[131I]），并且成功地转让给成都的华神集团，该药在上市后半年获得了3000万元的销售业绩，成为产业化最快、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技术创新已经使我国生技/健康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国民经济新的快速升级的增长产业之一。

总之，在上述四大因素的推动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预测：未来5年如果GDP按照年均8%的增长，卫生总支出占GDP总值的6%（2007年卫生总支出/GDP=4.81%，数据来源：卫生部），则生技/健康行业总体年均增长12%以上；未来10年如果GDP按照年均8%增长，卫生总支出的GDP占比达到10%，则生技/健康行业总体年均增长16%以上。由此可见，未来5-10年中国生技/健康行业的需求将会迅速增长，这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

生技/健康行业VC/PE投资机会与风险

前文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了生技/健康行业的需求增长动力与发展前景，下面就我国生技/健康产业的现状特征分析VC/PE介入的机会与风险。

体制改革和行业集中度低为VC/PE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总体而言，我国生技/健康行业现在还处在一个“大产业、小企业”的发展阶段。据卫生部统计，我国现在有各类医药工业企业4,000多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据80%以上，医院19,847家、卫生院40,678家、门诊部197,664家、妇幼保健院3,051家、专科疾病防治院1,365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586家、医学科研机构248家。在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中，产业集中度很低，其中不乏一些有成长潜力的投资对象。

从2003年起，我国卫生医疗领域改革广泛进入政府和公众关注视野，到2007年进入加速改革的关键阶段。我们预计未来10年，将会初步形成我国卫生医疗行业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结构，奠定基本的产业结构。“医、药”关系的理顺与相关研发、制药、医疗、医疗器械、流通、医疗服务等市场的监管和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准公共产品市场放开，OTC（非处方药）市场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给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这个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可以说，生技/健康行业是中国未来VC/PE投资的一个重要金矿。

产业创新对资本的需求提供了VC/PE介入良机

生技/健康行业具有产业创新前期资本需求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传统资金来源如地方政府资金、银行贷款和主板资本市场难解企业资金之渴：部门和政府资金“僧多粥少”，银行小额贷款和对担保的苛求无法满足企业不断成长的需求，主板资本市场门槛太高难以涉足。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VC/PE投资的特点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与吸引力。

另外，我国生技/健康行业总体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比如医疗器械领域，全国17.5万家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的医疗仪器和设备中，有1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产品，有60%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我国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医疗设备远远不足，很多乡镇卫生院连一般检测设备都没有，依然依靠听诊器、血压计和注射针“老三件”作为防治疾病的主要器械。中低端医疗设备市场规模，约占整体市场规模的75%，远高于全球45%的水平。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大多是飞利浦、通用电气和西门子3家巨头的产品。我国医疗器械的功能正在从单纯诊断、治疗和化验，向诊断、治疗、检验、分析、康复、理疗、保健、强身等多功能方面延伸。这也就预示着它们需要更新换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保证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快速增长。如果全国1.3万家县级以上的医院，都能基本达到日本1980年医院医疗仪器设备标准（每100张床位为人民币80万元），那么，我国医疗器械设备市场的增量空间超过240亿元。现阶段国内也出现了迈瑞等少数几家企业涉足这个行业，未来发展还有很大想象空间。

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政策风险

自1997年以来我国医药领域刮起了一股降价旋风，国家通过降价令20次下调相关药品价格，特别是2006年的降价幅度和规模都达新的纪录，这些强制降价措施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对相关企业与相关产品盈利产生了不少冲击。使得2006年成为医药行业的一个发展低谷。

流通领域也开始“阳光采购”试点，2006年10月广东省初步建立了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网上限价竞价阳光采购，使得“大路货”类药品面临激烈的竞争，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特色的、专科类或疗效好的独家专利药品受影响较小。

还有一系列的治理商业贿赂恢复通用名制度、药房托管、药品注册新政与GMP认证标准等等一系列政策调控。

2008年大部制改革后药监局等归并到卫生部统一管理，将大大加强生技/健康领域宏观调控的整体能力。不可否认，这些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在理顺整个行业秩序、完善行业发展环境的同时，肯定会给相关企业带来政策风险，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兼并整合浪潮，而这在给VC/PE投资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加大一些政策风险。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成本。比如《直销法》规定5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还需向上级机关缴纳至少2000万元的保证金来保障直销人员以及处理法律事项，而且对此的处罚也相应增加，这使得新的公司走直销路线会变得很昂贵。同时监管的完善也提高了一些行业的进入门槛。比如在保健品行业中，随着一系列新规定的出台，进入成本尤其是大范围铺货、获得GMP认证、通过大量广告树立品牌等等的花费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