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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sesdominatingtraitsofmacro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intheyear2004andthefirstseasonof2005.Then,itplaysimportanceonthestrengtheningonthemarketincreasebydeepeningreformation.Lastly,itdemonstrateshowtoregulationeconomybythegovernmentfromthreeaspects.
关键词:宏观经济调控市场销售经济结构
Keywords:Macroeconomicregulationmarketingeconomicstructure
1.引言
中国经济在2004年第一季度延续2003年扩张趋势而加速增长。在国内需求主导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常项目余额逆周期运动而净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问题,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在第二季度出台。从第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景气开始收缩而逐步转折下行。不过,2004年中国经济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5%左右的同时实现了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2004年实际GDP水平已经接近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使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进一步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促进潜在供给能力的充分利用。
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主要有以下特征:
1).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一季度经济增长偏快,投资增长过猛,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之后,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控制贷款、缩减财政支出、暂停建设用地审批、清理投资项目和开发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下半年经济逐步回落、趋稳。
2).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贸易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下半年进口增幅回落。
3).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趋于稳定。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9.1%。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7.6%,增速比上年低1.5个百分点。从走势看,年初城镇投资过快的增长势头在上半年已经明显回落。6月底的累计增长速度已降至略高于30%的水平,下半年投资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升。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2%,增速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35573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8377亿元,增长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总额44840亿元,增长12.5%;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增长21.6%;其他行业零售额1624亿元,增长1.5%。
5).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两者涨幅分别比上年提高2.7和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是1996年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3.1%。从走势看,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峰值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则快速走低。
总体来看,2004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指标均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较高水平。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了有效抑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体制性因素影响,宏观调控的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外部影响在加大。
3.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速,国内生产总值达31355亿元,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逐步向理性区间回落,工业生产和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消费增长加快,物价上涨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经济运行态势基本良好。
1).国内市场销售较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112亿元,同比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9%,比去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90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5022亿元,增长11.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12616亿元,增长13.6%;餐饮业2063亿元,增长17.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是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
2).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998亿元,同比增长22.8%,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037亿元,增长25.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62亿元,增长12.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324亿元,增长26.7%。分行业看,农业、能源、交通等行业投资得到加强,水泥、冶金等行业投资继续得到抑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同比增长9.5%,增幅较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3).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一季度全国进出口额为2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3.1%,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其中进口1393.1亿美元,增长12.2%,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23.8个百分点;出口1558.9亿美元,增长34.9%,增幅较去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累计外贸顺差165.8亿美元,主要是进口大幅度回落所致,也反映了国内投资需求增势减弱。出口增幅虽略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格局意味着出口增长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意味着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加剧。
4).工业产出水平稳定增长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4415亿元,同比增长16.2%,增幅较上年同期低1.5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0.5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增长16.3%;轻工业增长16.0%。分产品看,发电量、原煤、钢材分别增长13.0%、9.1%和22.4%,微型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机、传真机分别增长57.5%、23.9%和34.1%。汽车生产增长1.6%,其中轿车下降2.8%。
5).物价水平仍在可接受区间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升2.8%,涨幅与上年同期持平,较去年全年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5%,农村上涨3.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6.1%,居住价格上涨5.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2.6%,其它类商品价格基本维持稳定或略有下降。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6%,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1.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0.1%。
6).金融运行基本平稳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6.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幅比上年同期低5.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9.5万亿元,同比增长9.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7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O)为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存款余额为26.9万亿元,增长15.6%。
以上情况表明,2005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良好态势,投资、消费、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均保持了较快增长,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宏观调控成果有待进一步巩固。特别要注意克服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瓶颈”,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基础。
首先,由于经济结构中的深层矛盾,庞大工业产能一方面使70%以上的商品供大于求,并且不得不依靠投资增长和国际市场来消化,另一方面,重要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瓶颈的存在,难以支撑持续的投资高增长,而依靠国际市场则必然受到全球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双重制约。
其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受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和价格上涨影响,输入性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国内消费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要么转化为工业库存的增加,要么使部分生产能力被淘汰。
第三,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存在,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国内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增长。要保证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使GDP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就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而目前的宏观调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正确把握调控方向,选择调控目标十分重要。
4.如何调控
在调控方向上,是继续抑制经济过热,防止反弹;还是反向操作,防止经济的加速下行;或是稳定现行政策,观察发展动态;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断。如何调控,取决于我们的调控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调控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权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内需和外需;三是总量与结构。尽管这三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要有所取舍。
第一个方面的权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标。
年初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极特殊的事件发生,实现这一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明年、后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允许GDP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处?如何防止GDP增速的加速回落。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仅仅是工业增长和工业投资放缓使GDP增速适度回落,对于防止今后几年的能力过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略微降低一点当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后两年保持相对高一些的增速。从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当前增速的回落应有一个底限,我认为中央确定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底限。另外,在消费增速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有可能影响GDP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急剧收缩。所以,在权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增长目标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对这两个部门的调控力度,以保持国民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个方面的权衡是内需和外需。
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10年来,贸易顺差累计约300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大体上每年在400亿-600亿美元之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396亿美元,考虑到去年同期近80亿美元的逆差,仅净出口就拉高GDP增量约38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结果对增长、就业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这样的出口实绩是因为我国产业和产品的总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是在各种经济参数比较合理的条件下取得的结果,应该说不足为虑。问题是我国的生态、环境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计入,资源的价格偏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社会成本也没计入,这就使出口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增大。一是贸易摩擦增多;二是资源配置恶化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三是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四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造成资本被动对外输出,从总体上看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无论是维护当前的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促进经济的中长期发展,都有必要对内需与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加以评估。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战略与政策调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适度调整政策,改变粗放型出口扩张战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质量和效益。同时,提高消费率,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减少对外部需求的过高依赖和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权衡是总量与结构。
一般说来,在总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调整结构比较难;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就会增加。从2002年底这轮增长进入上升通道后,结构性矛盾就日渐突出,主要表现是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增大,采掘业、资源型产业与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矛盾加剧。今年1-5月,铁矿石原矿量、生铁、粗钢、钢材、铝材、焦炭、纱、布、硫酸、烧碱等产品以远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增长;而载波通讯设备、光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机站、电工仪器仪表、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产品都呈负增长。这表明,结构性矛盾还在加剧。很显然,在总量高速扩张的情况下,结构调整的收效不会太大,而且这种结构的扭曲从长远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长期平均增速的降低。
5.总结
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需要为结构调整提供适宜的总量环境,需要在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上下大力气。当然,总量是影响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调整结构还必须深化改革,理顺经济参数,校正经济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汪祥春.宏观调控与价格机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国内改革开放38年来,经济体现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未来国内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
在新经济环境下,对国内煤化工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机遇和挑战,国内煤化工企业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国内煤化工企业转型发展,这一点需要国内煤化工企业进行深入地思考,积极创新发展思路。
一、新经济环境对国内煤化工企业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随着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节能、环保、生态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就给国内煤化工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特别是在国内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下,国内煤化工企业的发展模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将给国内煤化工企业转型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不利影响。从新经济环境给国内煤化工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目前国内煤化工行业持续发展能力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从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对此高度重视,这将影响到煤化工企业的发展,如果煤化工企业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必然会对煤化工企业未来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
在国内大力实施“生态文明”的形势下,由于煤化工企业具有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特点,煤化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而目前国内煤化工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理念和模式,这也将对国内煤化工企业的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
新经济环境对人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目前国内煤化工企业人才建设相对较好,但人才流失问题比较严重,这一点也将给煤化工企业提出挑战。
二、新经济环境下国内煤化工企业的发展思路
(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在新经济环境下,国内煤化工企业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特别是要建立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煤化工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发展能力。这就需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煤化工技术,同时还要发挥自主创新的作用,积极探索符合新经济的煤化工产品。
煤化工企业要组建技术创新机构和技术创新团队,大力加强技术创新人才建设,要通过待遇、事业、感情等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国内煤化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在技术创新方面还要高度重视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要时刻关注国家政策方向,提升技术创新的针对性。
(二)着力提升产业层次。新经济环境要求煤化工产业必须进行转型,要从过去能源消耗向发展非煤能源和煤炭衍生产业发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支撑体系。这就需要国内煤化工企业要积极探索符合新经济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符合新业态的煤化工产业,拓展和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特色化煤化工产业模式。比如可以大力发展煤化工循环经济,构建“建材-电力-煤炭”“化工-电力-煤炭”等循环产业链。
再比如要高度重视产业层次的提升,要加强对科技信息化的应用,在生产、经营等方面强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进而提升发展层次,降低经营成本。
要大力推动国内煤化工企业开展“跨界”经营,在这方面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特别是对于推动煤化工企业产业升级的方向等进行指导和服务,这样有利于推动煤化工企业提升产业层次。
(三)打造大型企业集团。新经济环境下的煤化工企业发展,必须着眼于做大做强,积极推动集约化发展。这就需要国内有实力的煤化工企业要高度重视自身的发展模式创新,特别是对于实力较强、资金雄厚的煤化工企业,要加大对煤化工行业的整合力度,着力提升自身的规模和层次,加大兼并重组工作,对于一些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小型煤化工企业,大型煤化工企业要进行并购,国家也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努力打造几家在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煤化工企业集团。
国内煤化工企业还要着眼于提升整体发展能力,要组建煤化工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形成自我管理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发挥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的组织、引导、凝聚作用,推动煤化工企业“抱团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能力。
通过对新经济环境下国内煤化工企业发展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尽管国内煤化工企业都积极推动转型发展,但新经济环境既给煤化工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这就需要国内煤化工企业要对新经济环境对其带来的影响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并积极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推动发展思路创新,重点要在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大型企业集团等方面下功夫,使煤化工企业步入转型发展阶段,以更好地适应新经济环境特别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际投资的新动向及中国境内国际投资的发展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直接投资 独资跨国公司 金融危机 产业结构
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投资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加快。对中国境内国际投资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国际投资的整体概况和新动向
(一)国际投资的整体概况
目前国际投资的状况是: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许多跨国公司暂停或放弃海外投资的计划,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08年国际直接投资下降21%,2009年又下降39%,其中发达国家吸收的投资下降41%,发展中国家下降39%。另一方面,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从总量上来看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中仍占主导地位。据《2008世界投资报告》,发达国家吸纳的FDI,无论是从流量,还是存量上看,一直占绝大部分比重。2007年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达到12476.6亿美元。虽然发达国家在全球FDI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创下约5000亿美元的新高,转型经济体国家的FDI流入量相较于2006年也激增50%,达到859亿美元。2007年金融危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从2008年开始显现。尽管200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金融和信贷危机,但在三大类经济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期经济体,它们的FDI流入量都在继续增长。然而,受美国经济减缓以及金融市场动荡冲击流动性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体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双双下降。并且,全球并购活动明显减速,2008年上半年的并购交易金额比2007年下半年下降了29%。
(二)国际投资的新动向
1.国际投资加快向服务业的拓展速度。在国际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及其存量中,金融、基础设施等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将继续增加。相比之下,制造业的所占比例则继续下降。而其中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领域正在成为吸收国际投资最多的领域之一。随着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国际直接投资有向高技术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以及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国的投资比较明显地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2.国际投资依然看好亚洲新兴经济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地区及转轨国家中,南亚、东亚及东南亚是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中国依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之首。在拉美,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随着其经济稳定增长,跨国企业在巴西市场的盈利正在逐步增加。进入2008年后,尽管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总额有所减少,但流入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不减反增。
国际投资发展变化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国际投资发展变化的原因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数据,2008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为1.66万亿美元,比2007年下降15%。跨国并购交易也锐减,2008年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29%。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投资意愿也明显减弱。据调查,目前全球拟增加投资额超过30%的跨国公司比例从2007年的32%下降为21%,减少投资的企业比例由10%上升为16%。由于许多新投资项目被暂时搁置或取消,2009年全球直接投资进一步下降30%至40%。另一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不少国家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各国在吸收外资时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此外,为维护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发达国家对实体经济重视回升,采取财税等措施吸引跨国公司资金回流,对外转移制造业的进程将放缓。同时,跨国公司为了度过危机,大幅重组其全球投资,导致国际资本将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相应减少,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制造业投资甚至会撤离,国际资本流向将发生重大变化。另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主要股市的不断下跌、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的结束、跨国公司“少而精”的全球投资战略都是导致国际投资发展变化的原因。
(二)中国境内国际投资新变化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外商对华的长期直接投资不仅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扩大投资规模的进程,从而明显增大整个社会的资本规模,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的增长。同时,也促进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
外商在我国投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给我国带来了不少较为先进和实用的技术,促进了我国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外资企业通过示范作用,促进我国企业或通过技术贸易的形式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或通过自主创新来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这些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弥补了我国产业链中的空白,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企业,逐步形成了产业群,大大提高了我国制造业水平、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三)中国境内国际投资新变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跨国公司独资化趋势带来的弊端。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对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这就使我国的产业在技术上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而不能进行主动创新,更无法赶超。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行一套完整的生产质量体系,但是这样会降低其在华的子公司与我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2.投资第三产业分布不均。虽然第三产业将成为外商投资的亮点,但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利润较高、回报周期短的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过度扩张,特别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长此下去,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并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新经济形势下中国应对挑战的对策
(一)积极引导外资转向发展落后的部门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强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外资的进入,对改变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的这种外资过多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状况给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应加快调整产业发展战略,打破政府对金融、电信、供电、交通运输等行业高度垄断的格局,积极把服务业向民营化和地方化方向拓展,形成充分竞争的格局。对其他竞争性行业要积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推动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通过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保险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所以在今后的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外商逐步减少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而转向其他相对发展薄弱的部门。
(二)避免跨国公司独资化带来的弊端
一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的支柱产业,对外商控制我国企业股权要进行一定的规范和限制。对跨国公司并购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并购我国比较有前景的同行企业或龙头企业进行监控和适当限制,防止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被边缘化。
二是要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培育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充分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提高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努力控制和掌握核心技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主动打破垄断格局,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同时也可以加快实施对外国际投资的战略,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完善法律体系,在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应参照国际惯例和WTO的要求制定各种行业管理法规,建立相关的商务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依照法律维护外商的权益和监督外商的合法经营活动,同时重视解决其生产经营困难,在危急时刻施以援手,共渡难关。密切关注形势发展,认真研究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保证我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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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环境看,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中央采取了以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经济环境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二是对外贸易出口增长下降。三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场新的考验,特别是对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发展也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固然对制造业和企业发展是种不利的影响,但从推动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看,当前的新环境将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的机遇。
第一,推动制造业升级。我国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靠低技术和低附加价值支撑的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规模。通过这种低成本我国进入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但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赢利能力差,国际际竞争力不强。国内外新环境将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发展按照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要求加快完善和强化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及作用,倒逼制造业内在升级动力机制的完善和强化,改变制造业企业总靠数量规模扩大市场的传统发展轨道,促使制造业内部调整成本结构,加大技术创新升级力度,推动行业结构,特别是产品结构的更新升级,提高赢利能力,从而推动由数量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实现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第二,推动制造业与生产业形成互动机制。目前,我国制造业尽管发展较快,但由于制造业总体规模扩大与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扩大以及专业化分工的水平并不相适应,制造业企业的加工环节与服务环节没有形成有效的分离,加上旧的体制机制影响等原因,导致与其配套的生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既制约了制造业发展,又影响了服务业发展空间。新的国内外环境压力有利于制造业寻求降低成本途径,并对生产业的需求加大,使其作用突显,从而促进制造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并成为生产业加快发展的动力。这种格局将加快制造业与生产业两者的外部融合与互动,形成生产与服务的产业链,促进制造业生产优势转向制造与服务相连接的产业链规模优势,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产业链规模水平,从而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第三,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环境对加工贸易升级提供的新机遇:一是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档次,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赢利空间。二是可促使国外产业转移由加工业进一步深化到生产业,逐步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特别是促使在华的跨国公司在完成加工生产环节的转移后,进一步将其与之配套的服务业与相关产业继续向中国转移,形成加工与服务产业链的国际产业转移,进而延伸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增强其加工贸易形成新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