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1篇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著；0.01<P<0.05时，表示差异显著；P<0.01时，表示差异极其显著。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客源地的游客满意度差异极其显著，其他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显著（表2）。具体特征是：省内游客满意度最大，其次是境外游客满意度，省外游客满意度最低；来梅州2次以上游客的满意度高于初次游游客；不同出游方式的游客中，自驾游游客满意度最高；以探亲访友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高于以其他为动机的游客满意度；男性游客的满意度几乎等于女性游客满意度；年龄越大游客越满意越高。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各评价指标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统计分析发现：游客满意度与景区特色与形象、资源数量与规模、游览环境、餐饮特色、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著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门楼是客家民居中最为人注意的突出部位之一。由于受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客家民居门楼充满着浓郁的客乡风情，其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内在地蕴涵着深刻的客乡文化，体现了客家人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主要有围楼、走马楼、五凤楼、四点金、殿堂式、围龙屋和中西混合式等，围龙屋是其中最普遍也是最具特色的。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国古建筑的奇葩”，“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客家民居不但在外型上具有独特的“客”味，在具体的细节中也能突出地反映“客”的文化特征。门楼乃客家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蕴含着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客家民居建筑的独特外形及其浓郁的客家文化特征早已受到了中外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视，①然而，客家民居门楼却似乎被忽略，在对客家民居建筑的研究中几乎未作探讨。本文旨在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从客家民居门楼的设置及其装饰艺术，揭示其设计中的民俗与文化内涵。
一、客家门楼的类型及影响门楼安置的因素
门楼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最主要甚至是整栋建筑物的通道口，是人和物进出的主要通道。客家民居的门楼通常包括大门、侧门、斗门三大类。大门是整个民居的中心，其位置与造型、装饰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安全、交通、分隔、采光、保温等功能，还具有风水、象征功能。围龙屋、五凤楼、土楼等所有的客家民居都必有大门。门的造型和色彩对客家民居的整体装饰效果影响很大，因此，一般都将其纳入建筑总设计的重中之重。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
侧门是围龙屋、五凤楼等府第式客家民居特有的门类，是堂屋两侧横屋的外大门，呈对称在大门两边。小的民居有一对，大的民居有三对，根据两边的横屋排数而定。
有些客家民居正大门前有禾坪，其周围有高高的墙，在墙的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门楼的功能有如现代住宅小区的出口和保卫室。客家民居通过房屋的外墙和围墙把整座民居、门坪、池塘等围成相对独立、而紧骤的一个区域。一般来说，整座民居里居住的都是叔伯、妯哩等近亲，传统的近亲意识比较浓郁。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文化。客家民居门楼的安置与客家人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客家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心理有关，贯穿着独特的理念。
1．百年开基观念
在客家人看来，客家民居的修建将是百年立基的开始，而客家门楼的安置则是整个建筑中的关键事项，甚至被认定将影响整个家族未来发展是否兴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的朝向、它的安置时刻、它的大小规格甚至于它细微局部的装饰如色调设计等，所有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性。
敬祖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客家人的敬祖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更强烈，他们对祖宗的崇敬在客家民居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不管是土楼、五凤楼，还是围龙屋，祖堂总是处在中轴线上，是整座民居的中心，祖堂正对大门人口，开间比环周的房间显著加宽，一进民居大门，一眼就能看见它显要突出的地位。
2．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
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家族聚居观念。客家地处山岭重叠的山区，往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间溪流密布，山水之间大小不一的盆地便成为客家先民南迁时～村一族聚居的好地方。光绪《嘉应州志》说：粤东“无平原广陌，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严酷的生存环境也往往要求他们共同开发耕作。为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客家人的民居建筑也形成了典型的集群居住特征，通廊式方楼、圆楼突出地显示出了家族宗族的群体性。居于中心的祖祠显示着宗族的尊严，而防盗、防火、饲养、加工储藏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在一起，血缘近亲聚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连为一体，达到在生活和生产中互助合作的目的。这种建筑形式显然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所有这些观念则都使整个建筑处于一个宏观的整之中，使门楼往往成为整个建筑的核心出口，维系着整个家族的大统一。
3．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影响
客家生活除去出外谋生的外，留下者多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活对房屋布置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方便及就近看守农作物，住宅常常建于所垦种的田野中，造成住宅各个分散，并不紧密排列的布局。为了要解决农务上打谷、晒谷、扬谷及其它杂粮整理的需要，一般住宅大门外就都有禾坪的设置。再外筑围墙、池塘和斗门，使之显得相对独立与安全。
4．门楼突出的防护功能
客家民居的外墙很厚，围龙屋除中间大门及横屋前端的小门外，很少再设其他门户出入。土围楼就只有一个大门出入。整座民居窗户开得少而且狭小，具有特别强的防御性。一方面则是因为客家人所有的“家当”都集中在楼内，必须给予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对“敌人”或者“外人”的防范。客家住宅大都建于平地山坡交界的地方，前置禾坪、后设堂楼、左右夹峙横屋以及“围龙”、炮楼、枪眼，既可以护卫自己，又可以居高临下，击退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侵入，所有民居在房屋内部的门却开得极多窗也很大，可以畅行无阻。这既使敌人难于攻入，而自己却能迅速调配力量。此外，春房、磨房、鸡舍、猪圈、牛栏、柴房、谷仓、水井等设于宅内，在必要时可作为老弱妇孺及贵重财物的避难场所。
5．地理环境和风水观念
客家民居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包含龙脉(山神地理走势)风水等，特别是其中的风水观念，门楼则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客家先民热衷于祈求自己住宅的安全与族人的平安。汉族本来就有信赖风水先生的习俗，而客家人显得尤为热心。所谓风水，是以相看墓地、家宅的防卫和形状来判断凶吉的迷信；所谓风水先生就是鉴定风水的人。迷信风水与客家住宅的兴建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讲究风水，必须慎重地观测研究其来龙去脉，选择优良的位置。因此往往找到的位置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必须以高价购买，所以对客家人来讲，要盖房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但是选择地形注重风水，就是选择吉日良辰兴工，又必须与全家的出生时辰相配合房子的高矮大小式样，除财力因素外，基地的高低房屋的方向及建筑的结构都决定于“地理风水”的要求。因此，尽管同在一个地方，有些是圆楼，有些是方楼，主要是依靠风水先生鉴定的结果而修筑的根据古老的传说，面向正南，可以人丁兴旺，所以建筑大都采取朝南的方向。但在客家山区民居的方向依山形而定的多，理想的座北朝南并不多见。因而有些在地理环境上不能向南的，也都尽可能使大门单独朝向南方，使一些住宅出现大门与住宅本身方向不一致。此外，受门前有水可以“聚积财富”、“有财有势”的观念的影响，如果建筑附近有河的，大门都面向河流上游，以示财势源源而来。没有河流的，则在禾坪前面砌筑鱼塘来象征它，希望取得吉利的兆头。当然，造夯土墙需大量的泥土，挖塘的泥土起到重要作用。
二、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特征
建筑装饰是附加于建筑构件上的一种艺术处理，如柱梁的雕饰、屋面脊饰、外檐装饰，大门入口装饰等。其艺术特征是充分利用材料的质感和工艺特点进行艺术加工，恰当地选择我国传统的绘画、雕刻、书法、色彩、图案等多种艺术特点，相互结合，灵活应用，从而达到建筑风格和美感的协调和统一在客家传统的民居建筑中，所有这些装饰的目的除了美化建筑物外，也有着严肃的心理和文化意义，尽管它们在生活中不一定会影响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
1．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一般社会意义
在我国传统封建等级社会中，民居建筑的装饰是显示户主地位和财富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民宅使用装饰装修的制度规定极严。宋制规定“非官室寺观，毋得彩画棱宇及朱黑漆梁柱窗雕。”明制规定，“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直到清代，有关民居建筑装饰的制度限制才被放宽，南北各地民宅装饰有了很大发展，不但在木材上施以雕饰，而且充分运用了传统的石雕、砖雕等优秀工艺，各地各民族结合和发挥各地区的传统技艺和特点，创造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装饰。
在客家民居的门楼装饰中，也深刻地体现表现门第贫富贵贱观念。门楼装饰中的各种木雕、石雕绘画装饰，其目的是把装饰部位显示出来为人们观赏，也是表现门第贫富贵贱的一个重要部位，故户主都不惜花费资财，从用料、式样、题材到色彩、装饰等各方面，竭其能力而为之。有些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不惜花重金从海外运来材料，耗时多年建一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主大门是客家礼仪、礼俗的重要场所和必经之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地说，客家礼仪活动，如敬祖、嫁娶、做寿、乔迁、回乡等都首先要进大门。而平时则无所谓大门侧门，只要方便即可。因此，大门的装饰大都尽可能用木雕、石雕装饰梁柱，图画装饰墙面。这足以说明大门的地位以及风俗特点。
2．客家民居门楼装饰与表达祈望心理的文化特征
现存的较完整的传统客家民居主要是清中期和清晚期时的建筑，典型的如粤东大埔县黄塘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大埔百侯的“通尔第”、黄砂乡的“进士第”、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这些建筑外型堂皇美观，布局严谨，多采用我国民族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且其用料讲究，多采用三合土或青砖为墙，雕梁画栋，工艺精美。清晚期，客家华侨将传统的客家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在故乡修建了一些中西混合式民居，典型的有梅县白宫的“联芳楼”、程江乡的“万秋楼”等，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内部则仍然是道地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
从现存完整的客家民居看，门楼装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意匠特征。它的表现充分运用了我国传统的象征寓意和祈望的手法，将客家人的哲理、伦理等思想和审美意识结合起来。门楼装饰的象征性，通常是形声或形象来表达。如用狮、麒麟表示吉祥、瑞庆、权势，牡丹有富贵之意义，用莲花托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层，意为连升三级等。这些图案花纹大多反映了客家民众的吉祥愿望，幸福追求，欣赏趣味，美学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门楼的楹联、匾额是极有特色的建筑装饰，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个传统随着客家人的南迁也带进了坐落在偏僻山区的民居中，并生根发展。门楼上首先是楼名。在客家民居中，几乎每一座楼都要取一个楼名。楼名大多用吉祥文字组合，讨吉利祥和的兆头如梅州梁姓人的承德楼、梅县桥溪的继善楼、大埔百侯的通尔第等。其次是楹联，很多以楼名作藏头嵌字联，作为大门的对联，进一步阐明涵义、催人奋进构成传统族训的核心。如大埔的方形石楼泰安楼泰然一室，安住层楼；怀永第：怀远于德，永享其隆维新楼：维系循良世泽，新绳教友家风；等等。客家民居内各户房门都张贴对联，可以说是有门必有对联。客家门楼的对联往往是无声的教诲，它对恪守封建伦理与家族规范持续不断地起着灌输、训诫、警策的作用，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奋斗、如何成才，从而形成客家民居内部独特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客家人的价值观念与审美理想，是客家人重教思想在民居建筑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表现。
此外，客家人在新屋建成，进住之前要“出煞”是为着净宅而进行的赶鬼驱邪仪式。新迁的第一日，当日凌晨，正厅放大桌一张，桌上有白米一斗，干谷二斗，泥刀、油尺、墨斗、大红包等。厅堂正中放八仙桌数张，摆到大门前，桌上用白棉布数丈，直铺到门口，风水先生头裹红巾，身穿素衣，左手抓雄鸡，右手握七星宝剑，口中念咒，把鸡杀死，鸡血洒在白布上，直出大门，把鸡丢在大门外，泥水匠、木匠用红木棒大力打布，齐出大门，随即鸣炮、打锣鼓，大闹助威送出大门。“出煞”完毕后，早上吉时进新屋，进屋时，请本族有名望有多子多孙的老人夫妇“开大门”，男左女右，站于大门，等待外面祭门神完毕，由老夫妇开门，开门时，说吉利话：“左开门，财丁来”“右开门，富贵来”。合说：“财丁富贵一齐来”。主家即掌灯入门，家具随进。此俗，如今的客家乡村依然流行着。新迁时，大门的装点最隆重，一般要贴乔迁对联，在大门上方还要挂大块红布，以镇凶避邪。
3．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审美情趣
客家民居门楼装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使门楼建筑物美观悦目，并不是随意使用装饰就能表达出来的。因而也是客家民居外观装饰最重点部位，无论在装饰题材，用料工艺、色彩，甚至尺度处理上都是最突出和隆重的。客家民居门楼外观属比较庄重朴实的屋檐式。较富裕的住家常对大门两侧墙面进行装饰，墙裙、墙基、门楣用麻石雕饰。檐下梁枋用木雕，木雕装饰结合实用功能在建筑构件上进行装饰，增加了建筑的精巧与美观，大门上方的梁柱木雕通常采用通雕或空雕法，外观表现简朴粗犷，适合于远视。门屏等雕饰则用浅浮雕、工艺精致，适合于近观。门楼装饰中的收口部位，通常进行雕饰处理，既藏拙又美观。如大门梁架的桃尖粮头，有的地方称为楚尾或倒吊莲花。
因为客家民居很少大面积使用鲜艳耀眼的色彩，而多以白、灰或以材料原色为主，因而在门楼装饰的色彩处理上，常以较为鲜艳的色彩进行重点装饰。如红、黑、金、
总之，客家门楼在客家建筑中是如此之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客家民居的最基本因素，它寄托着客家人对未来的憧憬，也成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之源。比如，全家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门楼朝向的指引。因此，当客家人建新房时，总爱去找风水先生，寻求的最佳朝向。当觉得家里人不太顺畅时也往往会归咎于门楼朝向。直到今天，客家农村地区，甚至在非常现代化的城市中间的高级公寓中都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特别“纠偏”的门户朝向。客家门楼特殊的建筑过程、客家门楼的特殊组成及其上面的一些装饰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门外的狮子具有特殊的镇邪作用，门上的一些绘画亦有着同样的意义。显然，客家门楼浓缩了客家文化特色，深刻地反映了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或许，所有这些皆可称之为客家人的“门楼心态”，在客家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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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客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有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深入发掘客家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德育资源和德育价值，采取有效的措施开展德育工作，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审美品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高尚的审美情操。文章从资源和途径两个方面，论述如何将德育和客家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提高美术课堂的德育实效性。
关键词：德育；实效；客家文化；美术教育；民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416；G621；G6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07-0006-02
2013年3月，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民族精神和道德理念，是学校在新时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有利于青少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美术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美术课程具有独特的人文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认识，加深对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了解，而且还可以让学生进一步明确传统文化本身所象征的文化精神，意识到传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而让学生以主动、积极的建构方式来获得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民族文化的基本信念，从而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美术教师还可以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深厚的精神内涵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审美品位。因此，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对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客家传统文化丰富美术课堂的德育资源
1. 客家文化
客家民系主要分布在汉族地区，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类，该民系在发展及变迁过程中，具有自身的明显特点，逐渐形成自身刚毅的性格特点。惠州具有悠久的历史，从隋唐时期起一直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阶段仍然保存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因此，惠州被称为“岭东雄郡”。惠州地区有大量的客家人，在迁移及发展过程中，客家人吸收和融合各个地区的优秀文化，不仅具有惠州地区的文化特点，而且含有福建、江西等地区的传统文化。客家文化在语言、音乐、民俗、建筑、饮食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例如平海楹联、客家山歌、客家围屋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客家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当时南方土著文化，具有寻根意识、重教观念、开拓精神，以及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2. 发掘客家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优势
在日常生活中，惠州地区的美术教师可以接触到很多客家文化，受到客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奇特而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能够为学校美术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形象生动的素材，同时这些客家传统文化也是对该地区学生进行德育的有效资源。因此，美术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注重挖掘客家传统文化元素所蕴藏的德育资源和德育价值，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3. 发掘客家传统文化德育资源的意义
客家文化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客家文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教师要充分开发和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客家优秀文化应用到美术课堂教学中，把美术学习提高到文化学习的层面。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文化实践和体验来深化美术教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还可以通过客家文化中所蕴藏的精神内涵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与审美品位，进一步促进青少年学生开发心智，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性，使客家优秀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二、客家传统文化德育资源引入美术课堂的有效途径
1.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部分青少年学生热衷于外来文化，对自己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却感到陌生。要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就要让学生深刻了解、认识中华民族文化，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把握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能够激发学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德育资源，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加关注自己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作为惠州本土的美术教师，要注重发掘惠州本土客家建筑文化元素，探究本土客家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中的德育价值。例如，教学湘版五年级上册“家乡古建筑”一课时，教师可以将惠州本土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客家围屋”引入课堂。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在初步认识客家围屋整体造型、布局的基础上，深入了解相关寓意及深刻内涵。在美术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围屋的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合族聚居性等方面了解其建筑特点，认识到客家围屋的设计与建造融科学性、实用性、观赏性于一体，在技术和功能上臻于完美，显示出客家人的出色才华及高超技艺；最常见的围龙式围屋整体呈圆形，犹如阴阳两仪的太极图，寓有天圆地方的含义，在造型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反映出客家人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礼貌文明、知书达理的传统美德。要通过美术教学，使学生理解客家围屋的文化内涵，明白客家围屋从建筑风格到民风民俗处处展示客家的人文历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被多专家誉为民居建筑中的奇葩。这样，可以使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的自信心，激励学生做一个发愤图强、有内涵、有朝气的中国人。
2. 发掘传统节日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中国传统节日含有浓厚的文化内涵，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注重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美术教师要了解惠州本土的客家传统节日文化，认真挖掘并利用其中所蕴含的德育因素，恰到好处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让学生在探寻节日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感受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美术新课程标准指出，要让学生了解传统节日的来历及其活动方式，开展相关的设计、创作与展示，体会美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例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寄托着伟大的爱国情感。教学岭南版美术教材五年级上册“家乡的节日”一课时，教师可结合惠州本土的节日文化资源，围绕端午节文化，设置“话说端午、诗诵端午、端午倡议、端午创意”四个环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话说端午”环节中，要让学生说一说端午节的文化习俗，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诗诵端午”环节中，要让学生寻找有关端午节的古诗词作品进行诵读，深入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让学生传承优良的历史文化，增强文化素养；在“端午倡议”环节中，要让学生提出对端午节的建议，创新端午节的人文色彩；最后，在“端午创意”环节中，要让学生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对端午节文化的情感和畅想。学生在“话说端午”“诗诵端午”这个过程中，通过查找和阅读历史文献资料、优秀诗文作品，经历了一次完整的自主学习过程；在“端午倡议”“端午创意”等活动中，综合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在绘画创作过程中，学生纷纷融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收获，抒发自己的爱国、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感。
3.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美育资源，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
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从审美的角度引导和带动学生进一步深层次地发掘客家文化中“美”的精髓，通过审美教育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从而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确立科学的审美标准，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具有崇高的审美理想。例如，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教学中，美术教师可借助客家民系相关的特色服饰进行教学，使得学生认识到服饰并非局限于保暖功能，还含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在色彩、组成、造型设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首先，客家服饰具有朴素简洁美。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相比，客家服饰具有简洁及朴素的特点。在色调方面，客家服饰主色调是白色、蓝色及黑色三种颜色，具有优雅的特征。同时，深色、素净的暗色给人素雅严肃的印象，也反映当地人内敛的性格。颜色比较深，也比较耐脏，比较方便客家人进行农耕活动。其次，客家服饰具有实用经济美。在功能方面，客家服饰具有经济性及实用性的特点。就客家妇女蓝衫服饰来说，蓝衫大襟上直扣的配置止于腰线上，方便哺乳，与此同时，在干农活过程中，可将前身折短塞于腰带。在袖口设计方面，袖口比较宽大并可翻折，方便放置一些随身的物品。这完全体现该种服饰的实用特征，同时也体现出当地人朴素及勤劳的特点。再次，客家服饰具有自然和谐美。在原料方面，客家服饰主要来源于大自然，蓝衫服饰材料多采用棉质天然材料。在染色方面，当地居民所采用的染料是天然的，绿色环保，对人体健康不构成危害。这也体现客家人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特点。这样的美术教学，能让学生感受服饰的美学价值，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价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4.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美术学科是现代W校教育的常设学科，具有明显的人文特点，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及价值观，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健康人格。美术学科并非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美术技能，它其实是一种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学习，更注重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因此，在美术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中蕴含的人文情怀，这对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美术素养，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一课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解客家服饰往往通过象征的符号表达人们美好的理想与愿望，其图案的象征、寓意及色彩的装饰与审美功能均集中体现客家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客家服饰常常绣上一些表示生存与繁衍、情与美、乐观与繁荣的纹样，如寿字纹、鱼纹和牡丹、百合花样，这些纹样常采用谐音的方式来表达寓意。谐音达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质朴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也正是当前美术教育应该强化和弘扬的。
三、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道德文化内涵。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要担当起复兴民族优秀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任，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渗透德育，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教师要让学生在继承和发扬客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感受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和文化底蕴，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简介：秦瑞芬（1975-），女，广东惠州人，小学一级教师，从事美术教育、德育管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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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秋霞，何尚武.客家文化对人格塑造的影响[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4]王建刚，刘运娟，甘应进.客家服饰与色彩浅析[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方优秀文化；特色文化课程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培养教育年轻一代的重要内容。《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中第十八条明确提出“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长期以来，学院立足赣南革命老区、客家摇篮这一地域优势，坚持“价值引领为先、人文素养为重、全面发展为本”的文化育人理念，按照“知识传授，文化熏陶，价值引领”的文化育人思路，努力推进地方优秀文化进校园，积极开展以苏区与客家文化为载体的特色文化课程改革，创新了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课程教学，探索出了一条依托地方优秀文化开展特色文化课程建设之路。
一、构建“二类型、三模块”立体式特色文化课程体系
按照“知识传授，文化熏陶，价值引领”的文化育人思路，疏理、挖掘、提炼体现时代要求的苏区和客家文化精华，根据各专业属性、培养层次、培养要求构建了逻辑清晰的特色文化课程体系，形成了“知识传授型、技能训练型、素质拓展型”文化课程模块，同时为配合上述显性课程的教学，以优化文化育人环境，强化文化熏陶实践过程，塑造和完善学生的人格为着力点，开发了大量隐性文化课程，形成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配合的立体式特色文化课程体系（见图1）。
1. 依据课程性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显性课程，列入人才培养方案，主要是面向全校各专业开设的通识教育课“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以及有关专业的专业课程，如：“客家音乐”、“中央苏区文艺研究”等系列课程。
图1 特色文化课程结构
第二类是隐性课程，该类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之外，隐藏于显性课程之中，主要是以“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客家文物博物馆”、“客家文化资料室”为依托的各类现场观摩、讲解训练、研究讨论等系列课程活动，以及“红色班级”建设，“红土情”校园文化节，客家体育运动会，“红色之旅”和“史迹考察”等活动。上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辅相成，两者以合力的形式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
2. 依据课程功能，分为三大模块。第一模块是知识传授型课程。该类课程以传授地方优秀文化知识为目标，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开发了“苏区体育”、“中央苏区教育简论”、“中央苏区文艺研究”、“客家山歌文化研究”、“客家音乐”、“中央苏区史”、“客家民俗研究”、“客家舞蹈研究”、“苏区精神与文化”等特色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放在基本知识的传授上。
第二模块是技能训练型课程。该类课程以文化技能训练为目标，主要包括结合不同学科、专业而开设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故事集”、“客家音乐民俗与田野采风”、“赣南采茶戏”、“兴国山歌”、“客家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等课程。课程内容侧重实践能力培养，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参与各种技能训练活动，培养学生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及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基本技能。
第三模块是素质拓展型课程。该类课程属于通识教育类课程，主要有“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客家文化丛谈”等，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课程内容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贯彻史论结合、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对苏区与客家文化进行了系统简述。主要目的是扩展学生的地方文化视野，拓展其继承文化传统的素质。
二、创新“三要素、三维度、三互动”的联动式教学体系
通过十多年来的课程实施方法改革，不断探索与积累，建立了三个基本要素（知识、能力、素质）共同作用，三个空间维度（课堂、社团、社会）相互联接，三种互动方式（课内课外互动、老师学生互动、学校社会互动）交互运用的联动式特色文化课程教学体系（见图2）。围绕“知识、能力、素质”培养要求，借助“课堂、社团、社会”三个空间维度对接，通过“课内课外互动、老师学生互动、学校社会互动”，开展特色文化课程教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苏区文化、客家文化精华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图2“三要素、三维度、三互动”联动式教学体系模型
1. 贯彻“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原则。利用三个空间维度对接，通过以苏区和客家文化教育的“三互动”，有力地促进广大学生学习和掌握苏区历史与文化、客家民俗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受到苏区精神和客家文化的熏陶和潜移默化，提高学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基本技能与创新能力，形成“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追求卓越”的职业品格，成为“下得去、稳得住、用得上、受欢迎”的具有浓厚本土情感和社会责任的时代新人。
2. 大力培育和发展学生社团、校内外课程实践基地。学生社团和校内外实践基地是学生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和提升素质的重要载体。学院成立了“大学生红色文化研究协会”、“客家文化协会”等学生社团，建立了“瑞金密溪村客家文化田野考察点”、“客家研究中心湖江研究基地”、“安远县镇岗围民间美术教学实践点”等实践教学基地。同时，在共和国摇篮瑞金、苏区模范县兴国等县市设立了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在赣州市周边中小学建立了10余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3. 深入开展课程教学互动活动。在社团活动方面，通过教师、专家等引导，坚持在学生中开展“红色班级”建设活动，先后建立了“瑞金班”、“于都班”、“兴国班”等一批红色班级。借助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与客家文物博物馆及谷雨诗社等学生群团组织，每年开展“大学生红色故事会”、“红色题材优秀影片展播”、“红歌大赛”、“苏区历史知识竞赛”、“红色文化主题艺术作品展”等系列红色校园文化活动。同时还坚持举办“客家文化展”、“客家书画摄影作品展”、“客家音乐舞蹈汇演”等，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实践方面，利用苏区和客家文化的直观性、亲近性特点，引导学生开展客家民俗、民居、客家族群日常生活等田野考察活动，学院成立了“红色宣讲团”，联合井冈山大学组建了“赣中南红色文化宣讲团”，让学生深入同学中宣讲红色文化和苏区精神，发挥学生自我宣讲、自我教育的互动作用。组织大学生红色文化宣讲队员向赣州市中小学生宣讲和传播苏区精神。同时，积极组织大学生服务团下乡村宣传和传播客家文化知识。通过实践活动，深化了学生对苏区、客家文化及其精神特质的认识与了解，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过程。
总之，该教学体系通过“课堂、社团、社会”与“课内课外互动、老师学生互动、学校社会互动”相互融合和相互作用，达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
三、创造条件推进特色文化课程建设
学院采取各种措施，推进特色文化课程建设，保证有效实施特色文化课程。
1. 成立课程建设的研发机构。赣南是中央苏区所在地，苏区精神的发祥地，也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摇篮。悠久的历史和得天独厚的苏区和客家文化，成为学院凸显办学特色，提高育人质量，弘扬苏区精神，传承客家文化的重要资源。学院建成“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与“客家研究中心”，发挥研究基地的研究优势，将其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
2. 挖掘课程建设的实物资源。学院注重教育教学的直观性，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先后建设了“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和“客家文物博物馆”，通过实物、文献、图片等资料展示，系统勾勒苏区与客家历史文化沿革与概貌。学生通过参观活动或在老师的指导下互相之间开展讲解活动，提高了学生实践技能，对学生品格熏陶、性情陶冶、文化传承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3. 建立专门的课程教学团队。学院通过内培外引，打造由专家、教师、老红军等组成的优秀教育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由享受国务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省级教学名师、学术骨干组成的高素养校内专业教育教学团队。通过柔性引进等方式，聘请了著名党史、文化史专家为学院特聘教授，定期来校开设专题讲座与交流。近几年来，学院先后邀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总参谋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走进校园，与大学生共话成长，播撒红色文化种子，促进大学生提升思想境界、丰富精神家园。定期邀请健在的老红军或老红军后代现场教学，以增加教学的生动性与直观性。
4. 制订加强课程建设的规章制度。为了加强对特色文化课程建设的统筹规划，推进特色文化课程建设，使特色文化课程管理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学院出台了有关加强特色文化课程建设的规章制度，先后出台了《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关于把苏区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推进“苏区精神进校园”工作方案》等，充分发挥二级学院及教师在特色文化课程建设中的作用，完善课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充分发挥特色文化在育人中的作用，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和水平。
5. 形成以科研促教学的课程建设机制。为了加强特色文化课程建设，学院非常重视科研促教学，通过科学研究为教学源源不断地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教师把科研中获得的新知识及科研新成果及时融入到文化育人中，实现地方优秀文化研究、育人、传承创新一体化。学院建立有利于科研成果引入课程建设的导向政策，建立了教学科研双重考核制度，科研成果引入到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激励机制；科研成果引入到教学过程中的自我激励机制；对科研成果引入教学所产生的效益进行科学评估机制；创造科研成果促进特色文化课程建设的良好氛围。近几年来，主编出版《中央苏区研究丛书》（十卷本）、《高校校园文化研究》、《校园文化学简论》等专著，获江西省第十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50多篇教研论文。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在教研与科研的带动下，文化育人资源不断得到更新和补充，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教材，“校园文化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特色文化课程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前沿，将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有力地推动了教学。教学改革成果“传承地域优秀文化 创建特色文化课程”获江西省第十三批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第5篇
笔者摘录此段引文,无意于深入探讨“民族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理性,而在于欣赏它作为实践性学科给予我们认识和阐释音乐文化的路向。因此,本文循曹氏牙慧,试图从“思想―行为”的根本之中,结合文化记忆、族群认同、社会变迁等概念,将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乐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对象概述
及前人研究成果述评
(一)研究对象概述
客家祭祀有宗族祭祀和家庭祭祀之别,本文所涉猎的为前者。赣南客家聚居区是目前我国保持宗族祭祀最为隆重的地区之一,其礼俗活动至今仍普遍盛行,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特征。以同姓氏族为单位,由乡绅或长老牵头,族人共同捐资,在特定时间,举办隆重的祭典,借以缅怀祖先、祭奠神灵、团结族众、自娱自乐。祭祀有固定地点――祠堂(家庙),这是村落中最重要的建筑群落,也是最奢侈的建筑,这一地点具有家族团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发生在其中的仪式行为十分复杂,如上香献祭、祈福许愿、辞神叩拜等等,这些行为依不同的宗族和村落而不尽相同。作为音乐学的研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伴随祭祀始终的仪式音声,于是,发生在祭祀仪式中的音声及行为,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前人研究成果述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客家研究逐渐升温。此时,赣南客家研究得以全面展开,许多学者开始对赣南客家地区的宗族祭祀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如张卫东、王洪友《客家研究》(1989)、刘佐泉《客家历史与文化》(1991)等。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中期,赣南客家研究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契机在于时为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JohnLagerway)博士与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的合作。他主张运用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调查分析的方法和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在赣南展开研究,此后的十几年中出版数百万字的资料汇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其中关于赣南的专辑占据4本:《赣南庙会与民俗》、《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宁都县的宗族、庙会与经济》。书中的撰稿人大多来自民间,他们对个案的记录,详实而具体,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参照。进入21世纪的十余年,尤其是第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赣举办以来,赣南客家研究进入全新时期,越来越多非客家籍贯或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到客家研究的阵营,使研究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局面,朝着更加客观和理陛的方向发展,研究赣南客家宗族仪式的专著与论文亦不在少数。例如,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2004)、周建新《客家祖先崇拜的二元形态与客家社会》(2005)、林晓平《客家祠堂与文化研究》(2006)等。
上述文史界客家研究的历史积淀和学术氛围,为客家音乐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研究成果是客家宗族祭祀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在音乐学界,由于地理位置、语言环境等特殊原因,外界学者较少介入;本土研究者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民间音乐资料的搜集方面,例如,袁大位等老一辈音乐工作者采录、编选《赣南民间音乐集成》、《赣南民间器乐集成》等。近年来,亦步亦趋在客家学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影响下的客家音乐研究,走出“仅限本体研究”的窠臼,开始“将音乐作为文化”的探索:例如,冯光钰《客家音乐与移民文化》(1999)、周凯模《客家音乐文化研究与传承论纲》(2000)。此外,有数位客籍硕士,将客家音乐文化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选题:谢丽萍《连城道教科仪音乐初步研究》(2004)、陈曼娜《闽西客家妇女的音乐行为及社会文化内涵》(2007)、黄苗《赣南兴国跳觋仪式音乐研究》(2008)等,但较之文史界,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学科建设明显滞后。由此,该课题亟待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二、客家宗族祭祀
仪式中的音声举隅
在罗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的音声事项之前,有必要对“音声”一词做简要说明。“音声”是曹本冶提出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是因为仪式中含有仪式意义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很多近音乐、远音乐的事象,这些是用音乐一词无法涵盖的,所以用“音声”一词来涵括仪式当中所有的声音,它包括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得到或听不到的声音。听得到的音声有“器声”和“人声”两大类:器声,包括具有特定仪式含义的“法器”声和与民俗活动共享的乐器声;人声所组成的“音声”境域,包括各种程度的近似语言、近似音乐、似念似唱或似唱似念、连唱带哭或连哭带唱的“音声”。
由此,笔者试图选取数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依循人声和器声的分类,对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中的音声介绍如下:
(一)人声
个案1:南康市横寨乡寨坑村春节祭祀仪式中的船歌
南康市横寨乡寨坑村是坐落在章江(赣江支流)上游的一个客家村落,该村以彭姓为主夹有廖姓,常住人口2500人,可以划分为12厅房,除1房为廖姓外,其余均为彭姓。据村中彭姓族长彭美夫(生于1948年)口述,该地彭姓于明末清初由江西泰和县迁入,因此,方圆几百里,唯独此姓沿袭该祭祀传统,廖姓因迁徙该地后,常与彭姓联姻,故被彭姓吸纳参与祭祀。
仪式始于正月初一上午的“起神”,“起神”是在彭姓的总祠堂陇西堂内举行,村中各家各户均有代表参加,所有参与者须沐浴更衣,待到放置好香炉、焚香、点燃神灯,方可鸣锣击鼓、燃放爆竹,同时族人将藏于祠堂屋顶的大神画“迎”下来,展开,挂于堂内。“起神”之后的几天里(正月初二至初五),村中会纸扎的师傅开始带领村民们制作一只大型的龙船,龙船长约5米,分上、中、下三层,里面有108名天兵天将,据说龙船完全是按“大神画”里的图景制成。(见图1)正月初六,龙船扎好,族人们按照房派,每两房一天,轮流将龙船和大神画接到各自分祠,通宵达旦在分祠里传唱船歌,这是整个春节祭祀仪式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环节,也是最具特色的地方。
船歌歌词有专门的抄本,共有九本:初六夜《根源》、初七《参拜》、初八《赛闹》、初九《庆贺》、初十夜《劝文》《叹古人》、十二夜《慕遗徽》《伦理孝道》《端本行》、十三夜《前恙》《俗谈》、十四夜《情景》、十五夜《浪淘沙》。平时族人们就像保存族谱一样将歌本保存在家中,只有春节祭祀期间才拿出来传唱。歌本内容丰富,涵盖天文地理、传奇故事、历史典故、 伦理道德等等,歌词均为七字句,用客家方言演唱,虽然每天传唱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最后一句总要唱道:“今夜众信齐相会,一篙划至洛阳桥。洛阳桥上花如锦,洛阳桥下好划船。”从船歌曲调来看,旋律简单,容易上口,且只有上下两句:
据彭美夫介绍,该旋律就是以前村里人闲暇时用于山歌对唱的曲调,“只是现在娱乐活动多了,早已没有了唱山歌的氛围,年轻人都不会唱了”。
个案2:宁都黄石中村福主祭祀中的傩戏
中村位于宁都南部的黄石乡,西南接瑞金丁陂乡,东接宁都对坊乡,处在县乡交界处。这是一个多姓村落,主要有郭、刘、肖、崔等几大姓氏。在中村,流传着一个飞天雕子的故事: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初年,一只飞天雕子从距中村三华里的瑞金县丁陂乡山潭村飞到中村村部下村屋后的古樟树上哀鸣。村民驱之不走,一老人对雕说:“如果你是山潭的福主神,就请不要哀叫。”鸟果然停止哀鸣。老人复问:“如果福主神愿在我村安享庙祀,就请准三次圣玟。”老人用铜币当玟,果然连准三次圣玟,同时又从树上掉下一本演傩戏的唱本。于是全村人敲锣打鼓把福主老爷迎进了村,临时安了个神位,不久后在棚下建了座福主庙,并仿照山潭福主庙原来的模样塑了一尊神像。从此,全村吉庆、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于是,中村至今仍保持着演唱傩戏,祭祀福主的传统。据目前调查研究表明,中村是赣南唯一存留傩祭习俗的地方。每年正月初和九月中旬,村中的傩戏班就要抬着福主“禳神”,同时挨家挨户去唱傩戏。戏班所到之处,家家鸣爆迎驾,并在正厅设坛祭祀,戏班就在坛前演唱,家中老小围在坛前,一边观看演唱、道白及表演,一边随从唱戏者叩拜福主、祈求平安。所谓“祭中有戏,戏中有祭”。例如,开场的《打安乐》中唱道:
一拜二拜神,公太婆太神呀呀子神;三拜四拜神,梨园公太神呀呀子神,弟子请你下凡尘,保佑家家喜临门,老人年年添福寿,孩童岁岁保平安,少年入学得高中,年年今朝谢福神。……
(二)器声
个案3:宁都县东龙村祭祖仪式中的吹打乐与西皮锣鼓
东龙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客家古村,位于宁都东南与石城交界的一个海拔约500米左右的山间盆地上。据县志记载,该村始建于唐,宋乾德五年(967)李翊俊在此肇基后,经历一千余年的繁衍发展,逐步成为以李氏为主要姓氏的村落,李氏先民靠勤奋积累财富,使东龙富甲一方,至今还留有祠堂48座,气势恢宏壮观。
李氏祭祖是东龙李族中最大的族事。每逢清明前后,李氏家族都要在祠堂里举行祭祀,祭祀有大祠、房祠、支祠之分,大祠祭祀(即东龙李氏全族祭)是所有祭祀当中最为隆重的仪式。参与者主要有族长、各大房长、斯文、斯文长、族老及对宗族建设有贡献者之后裔等。按照族规,祭祀程序大致按照礼节进行:参神礼、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侑食礼、饮福酒、送神礼、撤馈礼。在整个祭祀仪式当中,陈家乐班的用乐伴随始终。在八个献礼的环节,陈家乐班吹奏【祭祖调】、【风入松】等传统乐曲,所用乐器有:一把二胡、一支笛子、一鼓、一锣、一钹;其余迎宾、送客及献礼之间的中间环节,乐班则采用“西皮锣鼓”,所用乐器有:两支唢呐、一锣鼓、一大钹、一小钹。
关于陈家乐班,在东龙村有一段人人皆知的故事:东龙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一家姓,自清初开始才有陈姓迁入。村中现有5户30人陈姓。其中陈姓人的祖先因擅喇叭和表演木偶戏,被下祠李氏第二十五世祖李勖解任抚州东乡儒学训导时从东乡带回,其目的是为李姓祭祖和举办庙会活动时服务。
如今,东龙的陈氏只有一户人家沿袭了陈家吹唢呐的传统,陈家兄弟二人(陈园生、陈林生)协同李族的道士李廉贤父子(亦为当地从事道士行业的世家),常年在李氏家族婚丧嫁娶等仪式中进行“有偿服务”。陈园生声称,“西皮锣鼓”是东龙陈家独有的音乐形式,“出了东龙村,别人也吹唢呐,但调调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以下为笔者在陈园生家传工尺谱中摘录的段落:
个案4:石城县长溪村赖氏祭祖仪式中的公婆吹与铜管乐
长溪赖氏,是较早迁入石城的古老姓氏之一。据族谱记载,石城屏山镇长溪村赖氏宗祠“敦睦堂”始建于1705年,落成于1706年,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结构合理、庄严肃穆。于是,在笔者的数次采访中,赖氏建祠300周年(1706-2006)庆典祭祀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祭祀当天,赖氏裔孙齐聚一堂,其中不乏不远万里专程赶回家乡祭祀的族人,据统计,参加仪式的人数多达5000余人。
赖氏的祭祀程序亦遵循族谱中“祭规”的条例执行,仪式分为迎宾、大三献礼(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聚餐、送客几大环节。与传统不同,担任此次祭祀的仪式性乐班有两个,一个是以邻村陈林生为首的家族吹打班,另一个是由本村农民乐手组成的铜管乐队。在祭祀当中,吹打乐班与铜管乐队时而鼓乐齐鸣,时而交相呼应,成为祭仪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当然,两个乐队的奏乐并不是随意性的:在迎宾和送客的环节,吹打乐班和铜管乐队一起吹奏,吹打班所用曲调是【公婆吹】(亦称【本调】),铜管乐队则吹奏《迎宾曲》;在三献礼的环节中,只有吹打班奏乐,即司仪人司仪“奏小乐”,乐班则奏【八板头】、【风人松】、【弦索调】等。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公婆吹”是当地一种独特的吹奏形式,它主要流传于赣州东部的于都、宁都、会昌等地,吹奏时所用乐器有:公吹(当地一种高音唢呐)、婆吹(当地一种低音唢呐,只有6孔)、皮鼓、大锣、大钹等,“公吹”和“婆吹”的旋律并非完全相同,两支唢呐常常相差八度,并间有不同的加花。
三、仪式音声在赣南
客家族群认同中的意义分析
近些年,学界提出以“族群一认同”取代“民系一文化”的研究范式。因为这一范式可以衍生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学术话语。如果说,以上既有的音声还仅停留在孤立、刻板的表层描述,那么,笔者寄希望于在“族群一认同”的理论框架内寻找更为深入的阐释路径。
(一)作为文化记忆的仪式音声
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他指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陛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
毫无疑问,仪式中的音声便常常在这种“凝聚性结构”中担当“文化记忆”的职责:
首先,它强调共同的祖源记忆。千百年来,由于战乱灾害等原因,大批的中原汉人从黄河流域逐渐南迁,其中包括现在客家人的先民,他们最后迁徙到赣、闽、粤的交界地带,聚居起来,成了现在的客家人。可以说“我们是中原南迁的汉人”这一历史记忆构筑了他们主观信念的基础。因此,寨坑春节祭祀仪式中的船歌“唱根源”及每句末尾“唱洛阳”,都是局内人“根在中原”意识在具体文化事象上的展演;中村傩仪“唱福主”和东龙陈家乐班“祭先祖”亦是通过共享祖荫庇佑的故事,将音声在信仰体系中突显出来。
其次,它以固化的形式唤起族人的集体记忆。赣南客家祭祀的程序是在祖祖辈辈的实践和操演中“经典化”的文本。许多仪式中的音声亦实实在在地记录在文本当中,作为一种固化的模式在仪式中不断重复,不可或缺。以上述传统的吹打乐班为例,它将“过去”与“现在”连接的方式,不仅仅在于“祭规”中对用乐规模、乐器及曲目的明确规定,还在于它伴随着司仪人“发鼓三通,鸣金十二,奏乐……暂停鼓乐……复乐”的通唱,赋予族人在情感上的神圣统一。当地流传有一句顺口溜:“七寸吹打拿在手,五音六律里边有,冠婚丧祭没有我,有声有息蛮难过。”亦充分说明唢呐音乐作为固化的形式在仪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之,客家宗族祭祀中的音声作为文化,传递与表达了沉淀在赣南客家人心灵深处的“记忆”,正是这种历经漫长积累、世代相传的记忆将个体的“我”联结为客家的“我们”,来增进群体内部最大的凝聚力。
(二)作为宗族认同的仪式音声
当我开始思索赣南客家通过共享“文化记忆”来增进彼此凝聚力这个问题之时,几乎同时意识到,在赣南客家共享的历史之内,还存在许多更小范围的价值认可体系,这就是以地域和姓氏区分的认同体系。于是,这种认同体系存在的结果是:赣南客家共同体的成员,一方面,通过各种行为方式强烈而彰显地宣称“我们是来自中原的汉人”、“我们根在中原”;另一方面,又在根植于“具有客家特色文化”的心理层面,不断地强调自己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与特色。这些信息提供者们,似乎越是强调后者,就越是为了说明前者:行走在赣南客家的田野,几乎每一个宗族内部的成员都可以在他们的族谱中圈点出他们中原先祖的名字,但几乎每一个宗族的成员又在第一时间内引以为豪地道出他们传统风俗中独具特色的地方。于是,在调查笔记里,有了寨坑的“船歌”、中村的“傩戏”,有了东龙的“西皮锣鼓”和陈家乐班,还有了石城的“公婆吹”、石上的“添丁炮”、兴国的“跳觋与山歌”、白鹭的“东河戏”……这些发生在宗族祭祀当中别具特色的音声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的“凝聚性结构”?
或许,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的阐述能说明这个充满悖理的问题:
在一个族群的内部,也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着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因此,所谓族群现象,不仅仅是两个互动族群问的关系,还包括族群内部的两性间、阶级间、地域群体问的关系。
赣南客家宗族祭祀音声的表征便是如此。纵然,祭仪中的音声并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例如,长溪赖氏与东龙李氏祭祖,在祭祀中都拥有传统的唢呐乐班,甚至在“献礼”环节的用乐类型和曲目都基本相同,但赖氏亦好、李氏也罢,仅用共同的唢呐乐班与传统乐曲,是不足以在特定的仪式中发挥其“动人展示”效应的,族人们似乎更热衷于“西皮锣鼓”和“公婆吹”的行为表述。这种表述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
由此,塑造“客家宗族祭祀仪式及音声”的完整形象,几乎和凝练“客家文化”一样,因为宽泛和含义不清而失去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台湾学者高怡萍在博士论文《徘徊于聚族与离散之间》这样写道:粤东客家人一直存在着聚族而居的文化理想,然而数百年来他们因生存处境而形成的社会性却是离散的。因此,当我们想要掌握“客家族群性”时,必须要从“聚族的”文化理想与“离散的”社会性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张力来理解。由于这种张力的持续存在,因此离散的客家社群所展现的文化是离合丰富且动态多元的。笔者认为,此观念同样适应于赣南客家,亦同样适应于理解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中多元的音乐文化。
(三)作为社会变迁的仪式音声
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文化的变异是一种适应性变化。当然,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也是每一种文化传承与实践必然遇到的正常现象。所以,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对发生在当下仪式中的新鲜事物与变化视而不见。
长溪赖氏祭祖中传统乐班与铜管乐队联袂出演的形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当族人选择铜管乐队作为祭祀仪式的符号之一,大概不会不知道,在他们祖宗生活的年代里还没有这样的乐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谁认为这样做是对祖先的不敬。相反,对于要光宗耀祖、让家族面貌焕然一新的族人来说,选择气派非凡的铜管乐队,才符合家族应有的品格。这种品格已经作为他们的行为模式得到了无上推崇和极大尊重。
寨坑春节祭祀仪式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这原本是个闭塞的村庄,其祭祀仪式不允许外人参与,2009年经过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的多次沟通,以“这是客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由,方获得了彭氏家族的同意。于是,我们目睹了这个刚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祭祀仪式。一位一直生活在村庄、年过七旬的老人告诉笔者:“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今年那么热闹的场面,虽然这个活动我们一直都很重视,但终归没有这种气氛。以前唱船歌都是三两个人轮着唱,今年集中了整个家族的成员一起唱;以前都是各个房派凑钱请一支龙灯队和一个吹打班,今年族委会号召,每个房派各请一班进行赛龙赛响,大家的兴致都特别高。所以,明年这时候你们这些记者朋友一定还要再来呀!”
透过以上的变化,不难理解,仪式中的音声作为一种被夸耀和展示的外向形态,不仅仅是赣南客家人“族性凝聚”对内的象征,更是对外的彰显。对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这些仪式执行人并非消极被动的“刺激一反映”,而是主动积极地“选择一回应”,这种选择与回应本身就是行为主体强烈认同观念和我族意识的表征。
结语
综上所述,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中的音声作为赣南客家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具有高度的凝结能力。但仪式音声的建构却是一个复杂多元、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是结构性的,又是能动性的;既是历史记忆的,又是现在进行的。而且,仪式音声作为“记忆”、“认同”与“变迁”的三个方面亦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它们因不同的空间、时间以及各次群体而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客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