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四）文学艺术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3]P66体现了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高山开荒，平地遭殃”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客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客家文化；全球化；英语学习；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37-02

一、客家文化的发源及演变

客家人原是“中原汉族”，中原乃指“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淮河以西，汉水以东”而言。客家人原居中原，所以称客家人为“中原客属”或简称“客属”。客家人因为外受北方异族之侵略与压迫，内受变乱影响，迫使客家人离开中原老家，诸如五胡乱华、黄巢动乱、金人南下、元兵南侵等均是使得客家人南下的原因。客家人先民，数次南迁，就其悲壮的迁移行动来说，是一次精神实践。在南迁过程中，北有蛮族之残杀，南有土著之排拒，景况十分凄苦悲壮，一边战斗抗敌，一边垦荒图存的奋勇牺牲情形，是不难想象而知的。但客家人却也因此培养成刻苦耐劳，勇敢坚毅，团结冒险爱国爱家的精神和品行。经过数次的辗转与迁徙，客家人使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延续，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特殊的民系，客家先民的南迁源远流长，而每次南迁的动机、行为与结果，都几乎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其于举族举家的迁徙之际，一面对入侵者暴乱者的抵抗与牺牲，更充分体现了孤臣孽子，义不帝秦的民族气节。

客家族人由于不断的南迁，最后集中定居在江西、福建、广东地区，而后扩展到四川、广西等地。相对于当地人来说它们是客，因此称他们为“客家人”，“hakka”是客家的英文名称，这个国际公认的英文拼写源于“客家”的方言发音。（音为“haka”）客家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称为“客语”。 客语（Hakkanese），又称客家语、客话、客家话等，部分地区还又称涯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粤东语等，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语言。语言学者对于该将客语归属至方言，抑或是当成一门语言仍有一定争论，在国内则被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客语地区主要集中在粤东、闽西、赣南交界的赣闽粤客家地区，并被广泛使用于中国南方、台湾、马来西亚及一些华人社区。此语言被定名为客语是20世纪的事情。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汉藏语系下汉语族的一支语言，在国内则认为是汉语七大方言（官话、客语、粤语、赣语、湘语、吴语、闽语）之一。此语言历史悠久，但正式被定名为客家话，是20世纪的事情。客语是汉族客家民系（包括粤东客家人、东江水源人、粤西-桂南涯人、四川“广东”人等）的母语 ，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南部、西部等省份、香港新界北区、海外客家人移民地区（如毛里求斯、台湾、印度等等），但香港、澳门已经甚少人使用客家话。比较集中的中心文化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北部，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文化，客家话在中国北方的知名程度远不如粤语、闽南语高。

在某些地区，说客语的人群众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语言是客语，也有专家认为狭义的客语指的是粤东地区的客语；其他地方的客语因和其他的语言（闽语、粤语、壮语）有大程度的混合，在归属上争议不断。香港的新界客语属客语粤台片新惠小片，与广东深圳、惠阳、惠东的客家话高度接近，与其它主流客语都可以互通。约从1960年代开始，在广东的客家地区有大批人员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广东本地的客语。大多数移民的客语和新界客语可以互通。海外客语以粤台片为主，还有少量漳潮片。 由于梅县客家人曾于18世纪在加里曼丹岛西南端的坤甸建立华人国家兰芳共和国，因此现在隶属印尼的该地有一种坤甸式的客语，它跟大陆的客语几乎不同，坤式客语内夹杂很多印尼语和当地土话，可以独立分为一类，可认为是客语海外片的一支。

二、客家独特的土楼文化绽放新的异彩

客家土楼主要分布在中国福建省永定县，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山村民居建筑。它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等特点傲立于世界民居建筑艺术之林。

客家土楼大多为方形或圆形，其中尤以奇特的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憾人心。这种圆楼都由二、三圈组成，由内到外，环环相套，外圈高十余米，四层，有一、二百个房间，是居住在楼内的几百人婚、丧、喜、庆的公共场所。楼内还有水井、浴室、磨房等设施。土楼采用当地生土夯筑，不需钢筋水泥，墙的基础宽达三米，底层墙厚1.5米，向上依次缩小，顶层墙厚也不小于0.9米。然后沿圆形外墙用木板分隔成众多的房间，其内侧为走廊。土楼除具有防卫御敌的作用外，还具有防震、防火、防盗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由于土墙厚度大，隔热保温，楼内冬暖夏凉。土楼格局的恢宏，不仅展现了客家人的智慧，还反映了客家人淳朴的民风。

客家文化与土楼文化已经互相交融，深深植根于此，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福建土楼的申遗成功更将其推向一个高峰。客家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了更多民族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关注，新世纪，这一文化，不仅属于中国，更融入世界。

三、英语的新浪潮促使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

由于客家文化存在的独特位置：闽东南沿海台海地区，首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深受客家文化影响的大部分人群又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的身份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无疑又将客家文化的内涵弘扬到海内外，英语作为其载体促进了世界了解中国客家文化，使民族的成为世界的，部分地成为整体的。在国内，随着英语学习的大面积展开，台海地区人口的流动，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等因素，客家文化与其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渐明显，在这其中英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四年的变迁，国内各地区贫富差距日渐缩小，英语普及程度日益扩大，各民族也渐渐摆脱掉其民族的原始性及滞后性，接受西方文化，全民学英语，在这其中客家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正发生着猛烈的撞击，于是客家文化不仅仅只是为东南沿海人民所熟知，越来越多的内陆人民也认识并熟知了客家文化，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密切，来大陆省亲的台籍华人及海外侨胞也将客家风俗、饮食习惯等带到内陆，与此同时内陆人民也将其民族文化带进沿海及世界。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现如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台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使得客家文化向全世界进一步传播。而当今世界英语作为最广泛的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将各民族的文化联合起来。客家文化随着英语的发展及传播与其他文化更好地交流。

四、结语

客家文化在新世纪接受着英语文化的洗礼愈发与各民族文化产生激烈的撞击，并由此展现出新时代下独特的民族性与包容性，在这其中英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发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与全球的接轨，英语必将对国内民族文化的融合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客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赵佗；客家文化；赵佗与客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79-02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难度也比较大，必须首先建立科学的研究体系，有目的和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才能使对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到位。

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首先要深入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脱离了这个内涵与外延，研究就会偏离主题。要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的关系，必须针对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内涵及外延来探讨和研究赵佗对此的影响既意义，这样才能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才能挖掘两者的深层关系和相互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章子繁.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J].档案与社会，2009，（1）.

[2]赵明信.两千年前的“南下干部”赵佗[J].当代人客博，2009，（5）：76-77.

[3]吴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J].广东史志视窗，2011，（1）：47-48.

[4]朱风祥.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J].洛旧师范学院学报，2002，（2）：84-85．

[5]李翰.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吗？[J].广东史志视窗，2007，（2）：57-58.

[6]丘菊贤.客家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7，（3）：95-101．

[7]蒋武生.关于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河源晚报，2010-05-18．

[8]高惠冰.对客家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文化视野，2008，（2）：6-10．

[9]徐维群.客家文化产业特性及其发展关系刍议[J].龙岩学院学报，2011，（1），5-10.

客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客家节日;文化符号学;文本;客家节日符号;重建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7740(2009)11―0042―03

引言

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社会道德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相应地,要典型地体现客家人的和谐与道德教育,有必要重建客家人的节日。到目前为止,客家人没有一个可视为典型体现客家风俗的节日。重建客家节日是建构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进入新千年以后,客家文化旅游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基于此背景,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旅游文化体系的思想及发展历史文化游、民俗文化游、史迹文化游与建设旅游文化村的设想。“文化旅游是当前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俞万源,李海山,2006),“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是我国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吴必虎,余青,2000)。随着当前“中国客家文化(寻根)旅游”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的大背景下,重建客家节日符号对开发客家文化旅游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文化意义。

一、客家文化与节日

1.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是基于汉民族传统文化,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客家人聚居于内地通往南部沿海的要冲、枢纽地带,可以说客家文化位于中国文化模型的边缘位置。“爱国爱乡是‘乡土情结’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俞万源,李海山,2006)。“客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是一种中国封建时代的文明,它不属于现代文明,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客家文化可以作为现代文明的‘用’而发挥作用”(贺超, 2007:145)。“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贺超, 2007:147)。“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周建华,2003)。宋明理学,又称“新儒学”,是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客家人保留了古代中原汉语音韵,自宋代起形成了与北方和南方汉语均有差异的客家方言。客家人的住房采用围拢的合院形成,建筑呈小型宫殿式。

2.客家节日。客家节日是客家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客家节日文化是客家文化构成要素中最具普适性、丰富性的要素,其内容几乎包罗了客家生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客家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心理、性格等等通过客家节日体现出来。客家节日文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文化要素如居住,也反映出客家人的体制等文体要素。从这个角度上看,客家节日文化是客家文化中最具稳定性的因素。客家节日有元旦、二月二、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这些节日中的大多数与大多数汉族节日相同,如清明节。其它的客家节日现在也不具有典型的客家特色,不是客家人的“专利”节日。

二、文化符号学相关理论

文化符号学是由“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杰出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构建的。文化符号学触角极广,包括文化信息的传递、文化意义的创新、文化的传承、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1.文本――文化符号学一个核心概念。符号域是文化符号学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符号域就是一个系统,因此文化符号学强调“系统性”。客家文化就是一个符号域。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文本”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洛特曼将文本定义为“文本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假如区分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携带者,那么从前者看文本是完整功能的拾者,而从后者的立场看,则是完整意义的携带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可以看作是文化的第一要素(或曰基础单位)”(转引自康澄,2005:42)。由此可见,洛特曼是从符号学意义这个角度来定义文本的。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中,洛特曼将文本划分为两种: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连续性文本是指由连续性符号构成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符号,整个文本是信息的携带者。离散性文本是由离散性符号如字词构成的,这些符号就其本身而言是单独的但通过有序的排列与组合。两种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交换就构成了文化意义生成的原动力。

2.文本的三个功能。洛特曼认为文本具有三个功能:信息传递、信息生成功能与信息记忆功能。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是指传送者把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两者的编码与解码相同,信息不会丢失;反之,则会出现信息的增减。文本的信息生成功能,指文本能够生成新信息,形成新意义。文本包括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由多种语言同时在表述。在文本内部,存在不同的子结构及其复杂的关系。这样,就存在内在的多语性,进而形成了意义的生成机制。由于连续性文本与离散性文本内部构成要素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文本也无一成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会现出增减,且这种增减具有不可预见性。文本的记忆功能不但是产生意义的“发动机”,而且具有文化记忆功能(文本具有保存自身过去语境的功能)。

四、文化符号学与客家节日符号重建

“文化事物总有物质的一面和意义的一面,这就决定了文化现象的符号性质”(白春仁,2004:69)。符号是某一事物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物质体现。而“文化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具体物质的表现方面,又有抽象思想的内涵方面,缺一不可” (白春仁,2004:70)。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基本特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而任何关系都是历时变化的,所以本文作者认为可以重建一个具有典型客家特色的节日“客家感恩节”以达到有传递客家文化信息、生成客家文化信息与记忆客家文化信息的目的。

1.“客家感恩节”的现代表达式。在“客家感恩节”这样的一个为客家人所独有的节日中,必须有一个作为特有的时间的设定,以及这种节日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客家感恩节应当处于一个自然季节循环变换的节点上,而且有独特的过节理念与过节方式。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客家感恩节可以设定在与“冬至”所在星期,与双休日构成三连休。每当客家感恩节到来时,客家人能深切地意识到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唤起客家人的客家意识。

客家感恩节要有现代表达式。本文作者认为客家感恩节首先,应该本土化,因为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文化。其次,客家感恩节应该流行起来,让更多的客家人认识到位并乐于参与到这种文化活动中来。客家文化是一种地方特色文化,本身不具有流行性,但是作为文化符号其形式是可变的,因为符号形态的时尚化可以使客家感恩节在客家人内部得以延续和发展。第三,客家感恩节应该商品化。客家感恩节可以结合地方经济特色,其符号的传播应紧密依赖于商品的买卖关系。商品所携带的客家文化符号可视为客家感恩节文化符号。客家文化属于一种“闭文化”。在“闭文化中,传统呈持续的稳定态,它表现为大量的真理系统和一完善的文本,而此文化中的“历史”即对此传统财富的逐渐消耗”(李幼蒸,2007:640)。由此可见,客家感恩节必须商品化,因为无法避免客家传统财富在现代社会的逐渐消耗。第四,客家感恩节应体现娱乐化。客家文化的发展应沿着从严肃到娱乐的路线走下去。客家感恩节中的各项活动应该偏娱乐性。最后,客家感恩节也要依赖大众传媒。当代社会的客家感恩节文化符号只有依靠媒体才能有更广阔的空间。客家感恩节应有选择地吸收和融合外来节日中的文明的、适合客家人的、欢快热闹、颇有情趣的成分及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以充实客家感恩节。

2.客家感恩节构成内容上的特点。客家感恩节要具有传统客家人的特色,也应有现代客家人风范,即有客家特色的构成内容。构成内容,是一种连续性文本,本身具有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能代表客家人独有的节日即客家感恩节。客家感恩节构成内容与其它非客家语言的对话与信息交换不是一对一的,这就是客家感恩节可以产生新意与活力的原因所在。构成内容具有信息传递、信息生成与信息记忆功能。“由于编码以表达者为中心,解码以理解者为中心,因而讯息符号化与符号化中的“讯息”有时并非完全等同,尽管后一讯息总是力求接近前一讯息,但往往不能如愿”(陈宗明,黄华新,2004:57)。构成内容内部由于子结构的存在有复杂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意义的生成机制;此外,由于构成内容内部两种文本内部构成要素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会出现文本意义的增减,而且这种增减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客家感恩节必然会带上时代的烙印。

3.客家感恩节的社会心理功能。客家感恩节既然作为客家人独享的节日,它必然在客家人心目中具有独特的社会心理功能。本文作者认为客家感恩节至少有以下两种社会心理功能。

(1)“述职”功能。把客家感恩节作为一个特别的客家节日来看待,这样一种强调性的态度是与客家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连接内地与沿海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的。在当今时代,客家人更应该在客家文化的驱使下,客家感恩节作为客家人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成就做出总结、反省或庆祝以及在祭天祭祖仪式中对前辈所呈现的一种“述职”、对家人在团聚中的亲情、对社会的和谐和相互礼待中的感谢的一种表达形态。客家感恩节文化在客家人的精神层面、为人处世中担当责任,成就自己的意义上得到认可,客家人需要这(下转63页)(上接43页)样一个节日来加以庆祝。(2)联络与加深感情功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客家人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居住与生活方式,彼此之间更少联络了。落叶归根,客家人要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发展,有必要联络与加深感情,因此非常有必要设定一个为客家人所独享的节日客家感恩节。在客家感恩节来临时,客家人纷纷回家团聚,互相交流与联系,加深感情。“文化场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自觉形成的习惯、习俗、文化和艺术系统”(王铭玉,2004:23)。在客家感恩节回家,这要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一种经济行为,更要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动作,形成一种客家人独有的心理认同感,回归先前形成的文化场。外在的一种热闹祥和,展现的是客家人悠久历史的缩影,更是客家人独特的集体心理物质,这是客家感恩节的社会心理功能。

结论

本文所采用的文化符号学分析方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意在分析客家节日的符号系统与重建客家节日符号。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试着设定客家一个节日“客家感恩节”并用文化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文化符号学的定性研究有几个不可回避的缺陷:第一,研究成果不能提供数据,无法接受科学的客观验证。第二,文化符号学研究的解读具有一定的主观任意性。因此,本研究无意于赋予结论以某种解读上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白春仁.文化的符号学透视[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6):69-70.

[2]陈宗明,黄华新.符号学导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7.

[3]贺超.客家文化与现代文明[J].江西社会科学,2007:145.

[4]康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当代外国文学,2005,(4):42.

[5]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40.

[6]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

[7]吴必虎,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0,(4).

客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2014年10月17日，第27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河南省开封市隆重举行，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客属欢聚菊城寻根问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客家人演绎了一个传说和神话，使世界各地掀起一片“客家热”。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何谓客家？客家先民来自何方？客家人主要聚居地在哪里？客家文化究竟有何魅力，能让社会各界人士均对此津津乐道呢？

何谓客家？

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开篇中写道：“南部中国，有一个富有新兴气象、特殊精神、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一般人称他们为‘客家’，他们自己也称‘客家’。他们是汉民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为此，他花了大量笔墨来论证客家民系与中原汉人的血统联系，从血统方面论述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是历史上渐次南迁的中原汉人。此后，有的学者试图跳出罗香林的中原血统论，对客家进行重新诠释。如嘉应学院的房学嘉教授就注意到客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土著文化因子，由此认为客家是以土著人为主的民系。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东教授则运用语言学的理论，抓住“最能代表客家这个族群本质特征的”客家方言，重新界定客家的概念以及客家族群文化的形成，认为“客家”是一个“客家方言群”。马来西亚学者梁肇庭运用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系统发展周期理论，也对客家重新诠释，认为客家人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汉族民系，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福建师范大学的谢重光教授则直接否定罗香林先生的血统论观点，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概念。

客家学者从血统、方言、地域、文化等多维度对客家概念进行界定，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什么是客家人，大体在以下4个方面是有共识的：第一，历史上从中原地区渐次南迁到赣南、闽西、粤东北边区，或再从赣闽粤边区迁往海内外其他地区的汉族人；第二，会说客家方言；第三，在生活习惯、民间礼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客家文化的共性；第四，具有客家认同意识，即自我承认是客家人。只有具备上述4个条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

客从何来？

一般认为，客家人是从中原地区辗转而来的汉族人。那么，客家先民从何而来，究竟经历了几次南迁？有的学者认为客家人经历了5次大迁徙，代表性学者是罗香林先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经历了6次大迁徙。“5次迁徙说”和“6次迁徙说”的分歧在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防止南方百越进犯，便派屠椎、赵佗率领50万大军南下，这能不能算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5次迁徙说”的学者不提这次迁徙，而“6次迁徙说”的学者则认为，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客家人的最早祖先。第二次大迁徙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和东晋“五胡乱华”时期。特别是“永嘉之乱”，中原土族百姓，纷纷跨黄河、渡长江，一部分逐渐迁到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两岸，另一部分则迁往江西北部，再溯赣江而上，来到赣南地区，有的甚至迁到赣闽交界处。第三次大迁徙在唐代末年，黄巢起义军的征战波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使客家先民再次迁徙至江西东南部和福建西部，还有一些则进入广东东北部。第四次大迁徙是南宋末年，因蒙古铁骑南下，定居江西、福建的客家先民，一部分迁入广东东北部。第五次大迁徙在明末清初，因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大本营山多田少，人口持续增长，朝廷实行移民政策，于是客家人便积极响应，大举南下、西迁。南移者，迁入珠江三角洲及广东西部一些沿海地区，其中包括今日的深圳和香港九龙、新界等地。第六次大迁徙发生在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广东台山、开平、四会等地因客家人口激增，与当地居民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酿成土客大械斗，清政府为调解和平息械斗，将广东西部一带的客家人迁至信宜等粤西山区和雷州半岛，以及广西合浦、钦州和海南岛等地。

谢重光也提出客家5次迁徙说，但是与上述罗香林的5次大迁徙说有所不同。谢氏通过分析地方史志、族谱中的人口史资料，认为罗香林提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迁徙与客家的形成并没有关系，与客家有直接关系的迁徙，应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算起。这5次移民高潮分别出现于“安史之乱”时期，唐末五代宋初，北宋和南宋之交，宋元之际，以及明中叶后客家从基本住地往外迁移。不过，关于客家迁徙运动最有影响力的还是罗香林的“5次迁徙说”。谢氏的观点则表明，越来越多的客家学者开始更加多元地思考客家形成的历史。

世界遍地都是“客”

“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在世界各地分布之广，由此俗语可见一斑。关于客家人口的确切数字和分布情况，因无法对客家人进行专项的人口普查工作，故人们所得数据大多来自各地客家社团的估计数目，以及依据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划分，参照这些县不同时期的人口普查资料。

1950年，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认为，在全国9个省区共有客住县184个，其中“纯客住县”33个，“非纯客住县”151个。近些年，客家学者通过各种路径进行调查与访问，得出新的统计结果。其中，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提出，全国9个省区共有“客住县”220个（未区分纯客住县与非纯客住县）。台湾学者陈运栋在《客家人》中称，包括台湾、香港在内，全国16省区228县有客家人聚居。目前，国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台湾、海南等省份；其中，又集中聚居在广东的东北部、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即人们常说的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大本营。海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缅甸、柬埔寨、韩国、印度等国。

1994年，梅州市为了承办第十二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通过多方渠道，如国内外函调、采访、采摘报刊材料等进行统计估算，客家人在国内外分布人数共约6562.429万人，国内（包括港澳台）约6107.8万人，国外约454.629万人。大陆地区：广东省约2100万人，江西省约1250万人，福建省约500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约460多万人，四川省约380万人，湖南省约200万人，浙江省约100万人，海南省约15万人，贵州省约10万人，其他省份地区客家人约300多万人；港澳台地区：香港特区约125万人，澳门特区约10万人，台湾省约460万人；海外地区：亚洲地区共约380万人，大洋洲地区共约6万人，欧洲地区约20万人，美洲地区约46万人，非洲地区约8万人。

不管基于什么样的统计口径，有一点是肯定的，客家人已然是世界上有着强烈文化认同的巨大人群。

多元的客家文化特质与事象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赣南师范学院林晓平教授认为，客家文化是三维的，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客家文化并非单一的、线形发展的文化，而是由诸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其中，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同时还表现出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性，三种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事象是客家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这种文化事象表现在客家传统民居、客家饮食、客家信仰、客家语言、客家眼饰、客家精神等方面。

在传统民居方面，客家民居的建筑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府第式民居，客家民居的基本类型是“四扇三问”，客家民居的最高境界“九井十八厅”，后来发展到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赣南方形的围屋、闽西圆形的土楼、粤东内方外圆的围龙屋以及五凤楼、走马楼等。

在饮食方面，客家菜的主要特点是汕重、味咸，讲究酥软香浓、朴实大方，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尤以盐焗鸡、荷包胙、梅干菜扣肉、青蒜焖肉、牛肉丸等最具客家风味。每逢过年过节，或举办婚嫁、过寿、孩子满月、葬礼等红白喜事，主家热情招待，摆出“四盘八碗”或“四盘十二碗”的筵席，以各种客家传统风味佳肴，宴请亲朋。

在信仰崇拜方面，客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系，可谓“神佛漫天飞”，多神、杂神崇拜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信仰的有佛门的菩萨、罗汉，也有道家的仙师、鬼神，还有祖先亡魂、地方神明，主要有观音崇拜、许真君信仰、三山国王信仰、妈祖信仰、定光古佛信仰等。

在语言方面，客家方言是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客家先民最先操河洛雅音，后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吸收了当地的吴楚方言，产生了新的次方言“江淮官话”，这是今日客家话的源头。后客家先民再次南迁，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与当地百越人相畲、瑶等民族相处融合，又不断吸收了古越语、畲语和赣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客家方言。在客家精神方面，客家学界对此没有统一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认为，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5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