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第1篇

对政治经济学从学好用好到必修课的系列论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 年7 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 年11 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 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 年7 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开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整体研究的视野，深化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强调，要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新阐释，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第2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据此形成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历史起点的，毛泽东在这年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为遵循，就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以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为思想特征的。

1984 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时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

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出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的要求。 在2014年7月，在探索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中，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强调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即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大局的高度，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的重要结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半年之后，在进一步探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系列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结合为一体，就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内在根据的。

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任务。

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在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高度，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问题时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密切相联的深刻意蕴和思想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深刻阐释了这一理论主线和思想特色的内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全局上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系列论述，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聚焦点和着力点。2014年7月，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的深刻阐释。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问题阐释中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要求。在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2016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上，从治国理政高度，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 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自2013 年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核心问题既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阐释、从经济改革发展上做出具体部署，也从治国理政高度做出多方面的阐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昭示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观调控的黄金平衡点问题，提出了着力推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环节改革问题。他提出：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进展。 黄金平衡点是对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论述，而抓住重要经济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保证。

在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问题做出分析，提出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观点。他提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思路阐释时，提出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从全面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探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和根本要义。在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在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谈到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以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创新发展理念阐述时指出：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对协调发展理念阐释时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在2015 年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更是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这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一个从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达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因此而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回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程时，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已经初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总结和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肯定了新发展理念所发挥着的引导引领作用。在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时，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中，不仅对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作了深入阐释，而且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先导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 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题，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和指导方针。

五、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正呈现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为背景和基础，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也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研究，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点在于，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二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是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历史作用近现代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国特殊的国情是当时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对旧中国半封建经济特点的分析和对中国旧经济制度的批判为基本的出发点。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这次危机，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控制和剥削，加紧对中国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特别是企业投资部分，在这个时期也加剧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为其所控制。

随着统治时期官僚资本在金融领域地位越来越强大，其统治的资本同时进一步向工业领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扩张。在其垄断地位确立以后，通过银行的债务关系吞并或控制民营工业企业，形成了他们侵占民族资本的经常手段。抗战前夕，官僚资本完全取得了垄断的地位，四大家族以及所属派系通过商办的形式控制一批垄断工业企业。因此，可以看出，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大地主联盟的基础上的，那一时期的农民税赋负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从而导致了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破产。另外，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能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加上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新中国在经济上接受的不但是一个落后、畸形，而且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些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发展社会经济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贯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讨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等细节方面的具体问题，另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还同时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应如何向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等一系列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最为基本的问题。另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凝聚了共产党领导人同志以及同时代其他领导人的共同贡献，是几代共产党人共同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几类主要的形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此间主要起领导的作用，又有其他多种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很长时间内可以并存和共同发展，以促进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种经济形态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是非常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于在经济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方向发展的过渡性的经济形态。新中国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更多地关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立场所表现出来的同工人阶级妥协的一面，而强调对立、斗争、绝不相容的一面， 在认识上扩大了小生产产生大量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导致主张尽快消灭私人经济成分，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结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为了满足革命和战争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不是一般的经济建设，它是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的经济建设，不可能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势必会出现偏颇，这已为建国后的历史所证实。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没有基于新时期新国情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内容丰富，不可能代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科学评价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在新时期新阶段正确地看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以及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现代意义。

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认清我们当前处于新时期新阶段，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而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过去，我们之所以犯“左”和“右”的错误，是因为没有认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没有结合实际，没有科学把握中国的国情特点。新时期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和建国60年建设的新发展，新时期新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脉相承的。我国已经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现代化建设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道路不动摇。新阶段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期的一个特定时间段，我们要充分认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这样有利于在新时期新阶段实事求是地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动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同时，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发展需求密切吻合，因此，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由上层建筑的政权力量强制转变和发展而来的，是由苏式传统计划经济改革而来的，多种形式的利益主体都还不够成熟，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仍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一项重要任务。生产社会化的实现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明确了这些对于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极为重要。如果缺乏对市场理论的研究，我们的改革就会有盲目性，就可能迷失方向。我国进行的所有的经济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的。因此，经济的改革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与外国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营和管理的方式方法，并且还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重大经济相关的具体特征。

建设中国式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村，突破点更是在农村。构建中国式新农村，必须让农村成为和谐有序的、稳定发展和稳定繁荣的新农村。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中国式新农村建设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最重要的位置。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需的物质基础，更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与程度上说，建设中国式新农村，不仅仅是保持农村的安定发展，也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特有的物质保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式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实现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逐步建立新型的城乡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政策，积极打破城乡壁垒。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第4篇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二、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工业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总结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谬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

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网络版，何畏等译校。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范文第5篇

新常态的主要特点

从动力层面看，以往廉价生产要素是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进入新常态，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时期被掩盖的风险暴露出来。比如，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导致投资信心削弱，楼市泡沫凸显出来；楼市下行预期导致土地需求减少，土地财政财力紧张，地方债务风险凸显出来；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会导致银行相关贷款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认识新常态要准确把握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新常态的特点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

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首先要全面认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深刻理解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这些主要特点和趋势性变化审视我们自己的心态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状态，不能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找到认识上的偏向和发展上的差距。适应新常态，首先要从观念上适应，学会新常态思维，掌握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方法，提高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惠民生的能力。引领新常态，就要引领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新常态思维打造新增长点，创新驱动形成新方式，而不是视而不见新变化，面对新问题素手无策，继续盲目铺摊子，贻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促升级的良机，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在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前进道路上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这个发展不能是数字好看、水分不少、粗放型增长的发展，而应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