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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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分析范文第1篇
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要对金融类的实际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就不能仅靠经济定性分析，而是要结合定量分析。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能够解决很多金融分析实际问题。金融类院校教师要将经济数学应用到金融经济分析中来，利用经济数学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对经济数学的应用能力。
一、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模型来进行金融经济分析
经济数学的基础就是函数，在进行金融分析时往往必须以函数关系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础，才能将数学理论引进经济实际问题中。例如，对市场供需问题进行研究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经济数学知识，建立函数关系，则可以对供需问题进行更明确的分析。在供需问题中，能够对市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商品价格、商品可替代程度、人们的价值取向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在这些因素中，以商品价格最为重要，可以商品价格作为基础进行函数关系的建立。供需问题的研究中可以建立两种函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供给函数作为增函数，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供给量也逐渐增加，而需求函数作为减函数，随着价格的上涨，需求量不断降低。价格的决定问题也就是在市场的供需变化中所形成的最终价格，要能够使供需双方达到平衡，能够成交。
在研究成本与产量的关系时就要使用到成本函数，假设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技术水平不发生改变，那么产量与成本之间就会形成关系。生产者在进行产品生产时，要注意成本与收入的关系、收入与销量的关系。对的收入指的是售出商品后生产者能够获得的收益。这样一来又形成了收益函数。从这些函数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以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关系建立来进行金融经济分析有着良好的效果，在经济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适当地结合经济分析实例，能够提高课堂效率，对提高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有着很好的作用。
二、利用经济数学中的极限理论来进行金融经济分析
极限理论是很多数学理论概念的基础，在经济数学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在经济分析、金融管理和经济管理等领域都经常用到极限理论。极限理论可以表现事物衰减与增长的规律，包括设备的折旧价值、人口的增长、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细胞的繁殖、生物的增长等。在经济分析领域中，极限理论在储蓄连续复利的计算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可以利用极限理论对储蓄连续复利中的利息和本金之和进行计算。
三、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来进行金融经济分析
导数在经济数学中用的比较普遍，而导数又与经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学中，利用导数可以建立边际概念，从而通过建立边际概念引进导数。这样一来，就使变量代替常量成为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也是经济学中最常用的数学理论，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边际函数有边际需求函数、边际利润函数、边际收益函数和边际成本函数等。通过导数，可以对经济学中自变量的微小变化进行研究，了解在自变量变化非常微小的情况下，因变量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情况，从而对函数的变化率进行研究。
在成本函数中，首先对一种产品在固定产量下的边际成本进行计算，此时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该生产者重新生产一件同样的产品需要的成本，再将计算出来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进行对比。通过比较的结果，可以对该商品的产量变化进行决策，以此为依据判断应该缩小或者扩大该商品的生产产量。如果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则说明可以对该商品的生产产量进行扩大；如果平均成本小于边际成本，则应该对该商品的生产产量进行缩小。
在经济分析中弹性是导数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方面。对于函数的相对变化率，就必须应用弹性进行研究。例如，可以通过弹性来研究某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弹性可以研究出一个价格值，如果商品的价格低于该价格值，则价格提高的比率大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企业提高价格将获得收益；如果商品的价格高于该价格值，则价格提高的比率小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企业提高价格将降低收益。这样一来企业就可以制定出合理的商品价格。
在金融经济分析领域中，经济最优化的选择问题也可以应用到导数。在制定经济决策时需要用到最优化理论来解决最大经济效益、最优收入分配、最大利润以及最佳资源配置等问题。此时可以利用导数知识、最值、求极值等数学原理。
四、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来进行金融经济分析
微分方程指的是含有微分、未知函数和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在很多实际的金融经济分析问题往往会出现复杂的函数关系，难以直接写出反应量余量的直接关系，此时可以建立微分或者变量和导数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微分方程。如果函数中的自变量不止一个，则可以将另一个变量假设为常量再进行计算。这就涉及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偏导数理论的应用。
在具体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微分学、微分等知识理论运用的非常广泛，经济分析中经常用到求近似值的计算法，此时公式的推导就要用到微分理论。
在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数学的计算方法和理论思想都应用得非常广泛，能够分析和解决这些领域中的很多实际问题。而经济学要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其中往往含有不同的影响因素，难以进行量化。经济数学中的很多理论和计算方法都能够在金融经济分析领域中被应用。因此经济数学也成了金融类院校金融类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
总之，金融类院校往往普遍开设经济数学课程，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函数模型、极限理论、导数和微分方程对于分析和解决金融经济中的实际问题都有着极大的作用，经济数学与金融经济分析互相渗透和交叉，在未来必将融合的更加紧密。
参考文献：
金融经济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金融中介经济增长协整格兰杰检验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日趋恶化,已经由金融层面逐渐深入到实体经济,对各国经济增长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目前在各国的政府的前期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措施的影响下,各国经济出现复苏,但是进程十分缓慢。而我国经济在4万亿的政府投资刺激下,经济增速下滑较快扭转,经济回升势头不断巩固,整体向好态势比较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178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 江苏经济总量比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经济外向度也比较高,江苏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全国大局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研究江苏省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关于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中国视为整体,分析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二是以某省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区的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三是以中国各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间的差异,从而深入揭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是研究的第二方面,在江苏省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作实证分析,寻找两者关系,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数据、指标选择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1.数据和指标的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文中的基础数据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以及江苏省的统计年鉴,并根据计算整理得出,样本年限从1995年到2007年。并且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分析。
(1)本文选取的金融中介指标
第一,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SCAIND。对于金融中介规模的测度应该用金融资产值/GDP来衡量,但由于数据难以获得,我们采用一个替代指标。在替代指标的选择上,多数学者均采用贷款总量/GDP,但这一指标不如存款总量/GDP准确,原因在于,目前在我国,银行各营业部仅具有吸收存款功能,没有贷款权限,尤其是各县级营业部,所以用存款总量/GDP更能反映金融中介规模。这一选择方法与Genevieve Boyreau-Debray(2003)相一致。这一指标不仅可以反映金融中介经营规模的扩大,还可以反映资金供给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二,金融中介结构指标STRIND。这里定义的中介结构主要从所有制上来划分,用来衡量国有金融中介与非国有金融中介之间的变动状况,我们将其可定义为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同样由于数据上的不可直接获得性,我们采用“1-国有银行贷款金融中介贷款总额”的计算方式得到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它说明了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资产占所有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的变化情况。该值的增加,可以说明与国有金融中介相竞争的金融中介主体(至少在总量上)在不断增加,在市场中,国有中介与非国有中介的竞争程度在加剧。因而,这一指标不仅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动趋势,而且更反映了金融中介的竞争程度。
第三,金融中介效率指标SLIND。金融中介的效率主要包括运营效率和配置效率。金融中介效率包括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运行效率是指银行体系中以最小的消耗动员尽可能多的储蓄资金 。一般说来,对于储蓄动员的资源成本,可以用存贷利差和各项经营费用作近似表示。但Demirguc-Kunt和Levine(1996)指出“增加生产率投资可能提高间接费用成本”,因此非常低的间接费用成本可能表明在提供较优的银行服务上的竞争不足和投资不足,所以间接费用成本不是效率确切明显的度量。而且,由于我国的利率水平与管理费用是行政定价,同时管理费用数据不易获得,因而,用存贷利差和一般管理费用来表示运行效率的方法不易适用。所以在本文中不采用该指标。配置效率是指银行将资金盈余部门的资金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在它的度量上,我们选用存贷比表示,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之比,它表示金融中介调度分配社会资源的能力。
(2)本文选取的经济增长指标
我们选择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使用江苏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78年=100)对GDP进行折实,另外为了消除人口规模因素对GDP的影响,最终选择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PR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2.计量模型的设定
传统的计量方法是从先验的经济理论出发设定OLS结构模型,再由数据估计模型所包含的参数,这种方法对先验的经济理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本文采用的VAR方法是以数据为出发点,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找出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就能使们能更客观的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考证。同时VAR模型较单方程具有更高的可考性,在处理诸如本文所用的时间序列变量上更有利。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进行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一个p阶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是信息向量,T是样本个数。经过变形我们就可以得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表示为:
其中
由于经过一阶差分的内生变量向量中各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如果构成的各变量都是I(0)时,才能保证 是平稳过程。因此可得系数矩阵的秩满足0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我们将各个变量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新的数列SCAIND1、STRIND1、SLIND1、PRGDP1。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我们所选用的指标变量有可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作检验,只有变量在t阶平稳(I(t))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SCAIND1、STRIND1、SLIND1、PRGDP1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
注:(1)单位根检验值的方程为包括常数和趋势项方程,且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数为0。样本区间为1995-2007。(2)表示变量的二阶差分。(3)*、**、***分别表示检验值小于1%、5%、10%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表1中前三列可以看出,在数据原始序列水平上,所有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可以认为SCAIND1、STRIND1、SLIND1、PRGDP1、均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从后三列可以看出,经过二阶差分后均拒绝原假设,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上述4个变量序列是二阶单整的。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分析,同时它们也符合协整的同阶单整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来探求非平稳变量间蕴含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方法来检验金融中介发展变量SCAIND1、STRIND1、SLIND1与经济增长变量PRGDP1、NOIND1之间的两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这种协整检验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因此,检验一组变量(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这样我们有五组变量进行检验。前面已经检验了上述变量序列都是I(2)的,由此可直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下表2:
注:残差序列临界值均表示检验值小于1%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显示,江苏省经济增长指标PRGDP与金融中介结构指标STRIND是协整的,或者说这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建立ECM模型
因为江苏省经济增长指标PRGDP与金融中介结构指标STRIND是协整的,所以对它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回归的结果如下: (1)
R2=0.338274,DW=0.786744
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的短期变动对人均实际GDP存在正向影响,每年实际发生的人均GDP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值中的3.2464%被修正。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协整分析只是帮助我们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比例关系,但没有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为了说明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用Granger检验来进一步验证。由于4个变量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所以对二阶差分后的序列进行Granger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
结果证明,人均实际GDP是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的Granger原因,而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不是人均实际GDP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述协整检验和葛兰杰因果检验,我们大体可以分析出江苏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长期变动关系和变动因果。我们对PRGDP与SCAIND、SLIND、STRIND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协整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STRIND和人均实际GDP即PRGDP1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比例关系。其数学表达式见上式(1),从数据中我们发现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的短期变动对人均实际GDP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具体变动的因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总的看来,金融发展无论是从金融发展规模上,还是贷款量,或是金融机构结构上对经济增长没有构成成因,相反却是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结构调整。这间接说明了江苏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存款规模在GDP中的比重增速下降,同时也使得惜贷现象和资金外流现象发生。具体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本文认为是江苏省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并未被完全吸收转化为经济再度增长的动力。
首先,从表面上看,虽然存款与GDP之比呈上升趋势,但是从增长速度上呈稳中有降的趋势,尤其自2002年以来更是明显下降,见图1。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工具多样化引起的,金融工具不再只局限于银行存款这一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有社会闲散资金未被金融系统充分集中利用或发生向外省转移以谋求更高收益。
第二,从图2来看,江苏省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处于稳中有升的趋势,而对比图4来看,江苏省人均GDP始终处于上升趋势。江苏省随着金融中介的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资产占所有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的稳中有升,可以说明与国有金融中介相竞争的金融中介主体(至少在总量上)在不断增加,在市场中,国有中介与非国有中介的竞争程度在加剧。人均实际GDP是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的Granger原因,而非国有金融资产对金融中介资产的比率不是人均实际GDP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了江苏省的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而经济的增长却优化了金融中介结构。这也说明了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金融体系的效率不高等制约因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中介发展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理论上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直观:在非完美的经济中,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服务,如:动员储蓄,分散风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监督经理人等。通过发挥这些功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beck,levine (2004)指出:银行通过配置资源来提高储蓄回报率,但银行的发展可能会降低储蓄率。如果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银行的发展可能会减缓经济长期增长。levine (2002)指出银行发展阻碍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首先,银行可能会与影响力较大的公司有关,这种影响可能为负。其次,银行偏好谨慎的特性可能会阻碍企业创新。第三,银行的能力与企业的管治高度相关。不仅银行机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股票市场发展也阻碍经济增长。所以必须首先优化金融中介的规模、结构和效率,才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第三,从图3来看,表现在存贷比的下降上。存贷比的下降,可能是由两个方面引起,一是由于政府宏观政策紧缩,二是因为银行资金向外部转移的结果。但是进一步分析,经济政策是随经济波动而呈周期性波动,但自上世纪90年代来几经开放与紧缩,但存贷比却是年年下降,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90年代江苏省金融机构中资金向外转移是实在发生的。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江苏省的存贷比却出现小幅上下波动,这又从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有关。
总之,本文只是通过现有的数据对江苏省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简单的数据分析,关于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促进作用如何,这种作用是否可以精确的进行量化,还是仍然值得分析研究的。相信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相关的问题将值得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周好文钟永红:中国金融中介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分析[J].金融研究,2004,(6)
[2]郭江山孙建坤李玉红: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J].中国对外贸易,2009,(5)
[3]李忠民刘创刚: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2005,(6)
金融经济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混业；金融控股公司；全能银行；金融监管
从全球范围来看，21世纪以来，金融业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并显示出两大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是，随着金融创新的速度加快，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出现业务综合化与全能化的现象，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分界限日趋模糊。第二个趋势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同程度地改革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放松原先的金融结构性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一、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在金融法律制度上为金融服务融合清除障碍。
金融集团化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又称百货银行或兼业银行。另一类是近年新起的金融控股公司，其源自于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原先是由母银行通过控股关系控制子银行公司以实现异地经营的一种法律规避方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方式被创新，其母体与子公司可以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而衍生为金融控股公司。上述两种模式目前正在融合，目前，欧洲主要国家所有规模银行均设立了保险业务子公司。
1 德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
德国的金融混业模式采取了全能银行形式。全能银行要对各金融业务部门的风险承担所有责任。该模式主要特点为：一是银行业在金融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全能银行能够从事任何一种或多种金融业务。三是银行广泛持有企业股权。四是对全能银行的监管简单而有效。
2 美国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
金融控股公司是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该模式主要特点为：一是金融控股公司内各个金融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实体，而不是母公司的分公司。二是金融控股公司集团由多家金融机构组成，且金融业成为集团的主营行业。三是整个金融控股公司集团以产权作为各个金融机构联系的纽带，而不是通过划分市场协议等为联系基础。四是金融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可以跨金融行业，被控股子公司可以从事银行业，证券，保险业，也可以是涉及不同行业的控股子公司。五是金融控股公司一般采用垂直型控股方式，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掌握子公司半数以上或多数的股票，采用金字塔式的垂直控股方式。
二、金融混业经营风险分析
现代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其推动作用通过杠杆化进一步得到加强。资本市场发达以后，全社会的资产通过证券化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使得资产结构内部的流动性得到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使金融风险蔓延的可能性和破坏性大大加强。在分业经营模式下，同类金融机构由于业务范围和运作机制相差不大，因而所产生的风险性质基本一致，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较容易地设计管理标准和监控程序，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但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内部交易的渠道和交易量都大大增加，任何一个业务部门的严重失误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金融机构的严重亏损甚至倒闭。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金融机构内部复杂的资金往来关系和风险联系知之甚少，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机构的某个部门出了问题，就可能产生两种严重的后果：一是公众由于不了解信息而产生恐瞌心理和过激行为，从而使金融风险被人为放大并从一个部门传递、蔓延到另外的部门；二是公众由于不掌握信息而意识不到问题的重要程度，从而使金融风险过度累积并成为未来更大规模的金融风险爆发和金融风险蔓延的“祸根”5。
金融风险蔓延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宏观形态，即在金融行业之间蔓延；二是微观形态，即在金融服务集团内部蔓延。
三、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对策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表明，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而言，次贷危机是这种全面市场风险的一次集中暴露。
针对金融混业化的发展趋势，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目前国际上对金融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做法有三种：一种是尊重现状和历史，在维持原有分业监管结构安排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来应付金融业务交义经营的现实。第二种是适应金融业务一体化和经营集团化的要求，成立统一的超级监管机构。第三种是一些学者的主张，建立多部门、相互制约的矩阵式监管模式。
面对金融混业化、集团化发展趋势对金融监管提出的严峻挑战，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革新思路、及时应对，跟上和适应未来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在金融监管应对金融混业化的政策选择方面，首先，要调整监管立法，逐步、有序地使分立的法律体系转向统一的法律体系，同时强化监管机关的权威性，使监管者具备“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收集信息的手段和权力。其次，是要转变监管理念，重新审视和选择监管目标，革新和丰富监管手段，设计科学、合理的监管组织架构，培养、引进复合型高级监管人才，提高监管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国际之间的监管交流与合作，从而形成能够适应金融一体化新形势的合理、有效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体系。
金融经济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字：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
1.引言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势头，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同期，我国金融从改革初期几乎为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到2012年的金融总资产平均值（包括M2，股市值，债券余额）已达5643647.65亿元，比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还多。下图是2001至2012年我国金融发展的概况。
原则上金融资产还包括保险及特别提款权，由于数据不易获得本文没有考虑。按照戈德史密斯的思想，金融相关比率在快速上升一段时间后应该趋于某一稳定值，但是我国的金融相关比率目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说明我国的金融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金融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国内外大量的理论推演与经验数据都显示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不同环境下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不完全相同，作用方式也有所差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引导，而且目前经济系统正处于转型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和因果方向都很难直接进行定性分析，需要借助实际数据深层次分析两者的关联程度和变化趋势，最终目的是为了找到金融能够更有效服务于经济的途径，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无疑对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相对于国外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大都是运用既有理论对我国金融和经济关系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很少有理论研究；此外，国内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对于经济增长量的方面研究上，而对于金融对经济增长质的研究少，且研究不够全面。既便如此，很多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了解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依然重大的借鉴意义，以下综述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宾国强（1999）在其文章《实际利率、金融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别用回归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并且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在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谈儒勇（1999）对我国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证实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相关关系，但是股票市场与经济的相关关系不十分显著。他得出结论是：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金融中介至少应该与经济增长同步；我国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很有限，而且不利；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韩延春（2001）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有限。
李广众（2002）利用我国1952～1999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三变量VAR模型，结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效率指标不仅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可通过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
谭艳芝等（2003）利用中国1978～2001年的数据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的因素包括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的因素包括资本边际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量的因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的影响作用要么显著为负要么不显著，金融发展对总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
赵振全等（2004）利用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2年第四季度的指标数据，检验了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是：信贷市场通过信贷比重的增加的效应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文章指出出现这一实证结果的原因是国内较高的储蓄率使得信贷市场的资金充足，能够确保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相对于信贷市场，股票市场的融资利用效率较低，资源的逆配置导致了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
卢峰等（2004）利用中国28个省1991～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提出我国金融部门存在“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漏损”效应有助于私人部门获得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
陈刚等（2006）考虑了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结机制的影响。他们在标准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中加入金融发展和资本形成的交叉乘积项、金融发展变量和1994年虚拟变量的交叉乘积项，分别对1979～2003年、1979～1993年和1994～2003年三个时间段的相关数据进行回顾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发挥动员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等功能来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恶化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主要原因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加强了对银行信贷流向的干预，导致了金融功能的财政化，降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刘洁（2008）本文对1980―2007年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我国总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GDP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增长是总体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农村经济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GDP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阮敏（2010）文章运用生产函数加入金融脱媒变量构造的模型，通过1991到2008年的数据协整、回归分析和因果检验，发现经济增长与企业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比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不过经济增长是促进企业股票和债券融资的比重变化的原因，反之则不是；由中国的数据说明经济发展是金融深化的动力。
马颖（2011）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置于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何以使分权化体制下的金融资源得以释放的同时，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验证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发展与长期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大部分的研究表明我国的金融系统中金融中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而金融市场如股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但是不同的文献因指标的选取、数据区间的选取以及中国不同地区的选取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
3.研究方法和模型
3.1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向量自回归（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特性建立模型，它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自1980年希姆斯将VAR模型引入到经济学中后，它在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又分为简单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本文采用简单向量自回归模型，也只介绍这一种。
一个n维随机向量Yt服从P阶向量自回归过程的模型记为VAR（P），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Yt是n维内生变量，Xt是k维外生变量的向量，A和B是要估计的系数，ut是随机影响变量，ut不能自项相关，也能不与其他的内生变量有相关性。
3.2协整检验
（1）协整的定义
如果两个趋势大致相同的时间序列线性回归的拟合结果很好，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经济联系，拟合结果的残差没有满足平稳性的要求，那么这两个变量就出现了“伪回归”。1987年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了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平稳的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它们之间就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不再是“伪回归”。协整的定义如下：
对于n维向量Yt满足如果满足：
（1）Yt～I（d），要求Yt的每个分量Yit～I（d）；
（2）协整检验方法和过程
目前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EG两步法和JJ（Johansen-Juselius）检验法，下面主要介绍JJ检验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
JJ检验是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种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为基础的、基于回归系数的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的方法。
首先建立一个p阶的VAR模型
4.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选择、定义和计算
1.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选择了人均实际GDP来衡量我国经济增长，意在排除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剔除物价变动因素以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
人均gdp用PGDP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PGDP=GDP/总人口
本文在实际分析中采用的是PGDP的自然对数值，表示为LNPGDP。
2.金融发展指标
（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有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深化指标。
金融相关比率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由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它是指某一时点一国金融产品的市场总值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常以GDP来表示）的比。一国的金融资产存量一般是M2与证券（包括债券、股票、保险等）的和，而一国的实物资产总量常用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近似表示。
鉴于金融相关比率很强的综合性，本文采用金融相关比率作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此外，本文还选择了广义货币指标与GDP的比，用来反映金融中介的规模，金融相关比率用FIR表示，金融中介规模用BANK表示，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FIR=（M2+股市市值平均值+债券余额平均值）/名义GDP
BANK=M2/名义GDP
因为公式中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是存量指标，而M2和GDP是流量指标，为了可比性，本文对股市市值和债券余额取的都是计算期的简均数。
（2）金融发展结构指标
金融结构指标反映了金融市场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中相对地位，等于债券和股票这两类非货币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用STR表示。
STR=（股市市值平均值+债券余额平均值）/金融资产
其中金融资产= M2+股市市值平均值+债券余额平均值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金融发展效率是指以最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最优地配置有限的金融资源以实现其尽可能有效的利用，由于目前还没有哪个指标能够代表整个金融系统的发展效率，本文选择金融中介效率计算。
用储蓄与贷款之比SLR表示，应该说储蓄贷款比率SLR描述的是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计算公式如下：
SLR=存款/贷款
4.2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1年～2012年的季度数据，共48组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2.1 经济增长与金融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
上表显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总体规模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中介规模BANK、金融发展结构指标STR、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都具有显著的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的强弱不同，其中FIR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大，BACK和STR相关系数均小于0.8，是中度相关。SLR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最小。
4.2.2 平稳性检验
平稳性检验，使用ADF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4-2：
检验结果显示，序列LNPGDP、FIR、BANK、SZH、STR、SLR都含有单位根，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ΔLNPGDP、ΔFIR、ΔBANK、ΔSZH、ΔSTR、ΔSLR都拒绝了原假设，均为平稳序列。可见他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为I（1）过程，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其中c，t，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临界值默认是在5%显著水平下得到的。
4.2.3 Johansen协整检验
约翰森协整检验与EG协整检验的比较：（1）约翰森协整检验不必划分内生、外生变量，而基于单一方程的EG协整检验则须进行内生、外生变量的划分；（2）约翰森协整检验可给出全部协整关系，而EG则不能；（3）约翰森协整检验的功效更稳定。故约翰森协整检验优于EG检验。当变量个数多于2时，最好用Jonhamson协整检验方法。
由表3可知，狭义货币需求LNPGDP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向量，说明变量LNPGDP、FIR、BANK、STR、SLR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趋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的协整系数见表4。
将第一个协整关系写成协整方程可以表示为：
应用AR根的图表验证协整关系的正确性，如图2，图显示所有单位根的倒数的模均落在了单位圆之内，因此，协整关系是稳定的。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本文先对金融发展相关变量与经济增长建立VAR模型，以便后续的检验和分析。首先检验LNPGDP与FIR、BANK、STR、SLR之间是否有格兰杰因果关系。（置信水平0.1）
鉴于本文是季度数据，我们可以把滞后4阶以内看作是短期，滞后8阶看做是中期，滞后10看做是长期。对表5的解读如下：
由表4-7可以看出，变量FIR对短期和中期是LNPGDP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说明金融相关比FIR在短中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BANK是LNGDP的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金融中介规模BANK只在短期影响经济增长。STR无论是短期、中期和长期都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ST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久的。STR只在长期是LNP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效率只在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4.2.5 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可知，变量之间有些关系在长期后才能显现，所以本小节脉冲响应的滞后期选择滞后15期，以期能看的更远、更全面。基于VAR（2）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3。
由图3可知，响应的方向都是正负交替的，说明金融发展各变量对LNGDP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向，有正向的，有负向的。LNGDP对FIR、BANK和STR的脉冲在有明显的响应，而且响应的方向正负交替，对SLR的响应一直都是正向的。说明对经济增长来说，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
5. 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两者由长期均衡的关系，金融系统与经济增长有均衡关系，即便短期有所偏离，两者组成的系统也能够自行调整到均衡状态。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各变量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相关比例对经济增长是中短期影响，金融中介规模指标在短期影响经济增长，可见金融规模短期或中期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结构长久的影响经济增长，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效率只在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从脉冲响应来看，当本期给金融相关比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LNPGDP在短期内反应均为正向的，后来由正转为负向反应，过段时间由最终转为正向，说明短期内，金融相关比的提高，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而LNPGDP在短期内对金融中介规模是反映方向反映，而后转为正向。LNPGDP对金融结构的反映方向有正有负，在长期虽然是负向的，但是从第九期开始达到谷底，转为上升，延长滞后期可以得出，LNPGDP对金融结构的反映又变为正向的。LNPGDP对金融效率的反映一直都有波动，但都是正向的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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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分析范文第5篇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只是二者分离的一个集中反映。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现象，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关系上出现失衡，金融经济部门数量明显超过了实体经济部门数量，并且在规模上金融经济资产也超过了实体经济资产，这些现象都表征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上、规模上、地位上都在发生着颠倒，实体经济有先前的主导位置转变为现在的辅助位置，而金融经济由先前的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转变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并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运行。衡量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指标是金融资产比率、金融交易量比率、金融资产系数，等等。随着这些指标的上升，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表现的越明显。
随着开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在危机发生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一些发达的经济体中出现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显著失衡，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兼并行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业中出现，导致经济体中出现高度集中的问题。这种因为大肆合并而导致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则金融企业因高度集中而为金融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带来了追逐高额薪酬的机会，再则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凭借自身不断扩大的经营规模而无需承担破产风险的忧虑，即使有破产的风险和可能，政府也会因为其规模巨大一旦破产就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出手相助，因此，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就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甚至会做出一些严重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风险经营行为。
第二，由于金融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导致经济活动中的大量交易发生在金融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受到越来越大的挤压，致使金融经济中的交易出现纯粹性的投机行为增加，乃至金融经济彻底抛弃实体经济，脱离与实体经济的正常、必要的联系，致使整经济发生恶化趋势。
第三，由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导致金融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影响到经济指标，许多价格指数因为实体经济的弱小和金融经济的强大而难以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现状，这也进一步致使大量价格指数失去了其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经济的挤压而受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大量社会资本从创造真实价值的实体经济领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经济领域，而金融领域由于其投机而出现出虚假繁荣，这又进一步掩盖了实体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金融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这是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发展趋势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会资源流向金融经济领域，金融经济在社会经济整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出现过度失衡，导致金融经济由于过度集中而缺乏约束，甚至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其最为主要的职能，一旦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这对实体经济乃至社会整体经济都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如何把握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就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弄清楚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随着金融经济在数量、规模、地位等方面显著超过实体经济中而形成的，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二者的分离必将对社会整体经济发生消极影响。深入分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原因，这对于防范因二者的分离而损害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资产比率增加，风险扩大。在谈金融经济发展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时，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在实践顺序上还是在现实贡献上，实体经济都是比金融经济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经济必须在实体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能出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任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是金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经济支撑。因此，金融经济的兴起、发展都是以实体经济的发展、繁荣为基础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实体经济的交易需要外汇，这离不开金融经济的支持，金融交易对于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各种风险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长会比实体经济增长更快，于是就出现了金融资产比率增加，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的过度集中而损失社会经济。
第二，技术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重要原因。在技术方面，技术发展和创新使得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深受全球化影响而具有国际性，因此金融经济的类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来越大，金融资产比率也相应提高。在制度方面，随着金融经济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机会主义、各种非理、跟风行为、短期绩效评价等都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有关，这些行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结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与自由化的膨胀，这是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直接影响因素。这种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资本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厉害，另一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这加强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总之，导致金融经济与实体相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也是综合起作用的，以上三个方面是其主要方面，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的措施也应该从以上方面入手，协调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共同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金融经济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自身发展的立足点
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本质上看，金融经济产生自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经济将自身定位于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经济自身的发展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根源仍在与实体经济，即金融经济的过度发展和集中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又导致金融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持，进而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出现的表现是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自我强化的倾向，金融经济已经基本上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经济还干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致使金融机构和企业缺乏实体经济的必要支撑。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机构努力改革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根本上是金融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经济危机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振山.金融效率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