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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郑振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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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郑振铎阅读范文第1篇

狂轰滥炸与掠夺

1937年8月13日,日寇的铁蹄直逼上海,连日的炮火和飞机的轮番轰炸,使上海北火车站陷入一片火海。宝山、吴淞、浦东、闸北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郑振铎在《烧书记》中抱恨记下这令人心碎的日子:“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

狂轰滥炸使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即便是侥幸留存下来的文献,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也朝不保夕,无力世守的藏书家只好纷纷变卖古籍以维持生计,许多稀若星凤、难得一见的珍籍秘典频频现身街市,在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书肆,打包待运的图籍,堆得像座小山。

是什么人这样伺机抢购、掠夺呢?书肆的朋友告诉郑教授,是敌伪的“华北交通公司”,“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搜寻各地的府志、县志及相关史料,显然是为日军刺探情报。紧步其后尘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及英、德等外国人。

报上不时传出西方列强抢购秘籍的消息:“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美国哈佛曾以美金六万金,嘱托燕京代购古书,此亦一劲敌也。”

拯 救 典 籍

嗜书如命、数十年“淘书”不辍的郑振铎教授岂能忍见国宝如此大量流失?他在给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的信中说:“为子孙百世留些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他认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他竭尽全力搜救这些古籍,把能够卖掉的东西全都变卖了,还四处借钱收购典籍,“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到了1939年,市面上散佚流出的宋元旧椠、珍本名抄越来越多,郑振铎终究财力不济,力不从心的他在《劫中得书记》中感叹:“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他连做梦都在想着怎样拯救这一大批珍籍。

郑振铎找到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和中法大W教授张凤举商议此事。

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五人联名致函国民政府,1940年1月5日又拍了一个电报到重庆,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及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1940年1月10日,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收到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自重庆的复电:“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并且密令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立即启程到上海和郑振铎具体商议。

蒋复璁在《珍帚斋文集》中记载此事:“沪上有识之士乃联名函电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请迅予设法抢购。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先生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张动用该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建馆经费而尚留存之法币壹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教育部部务之顾毓L次长亦极赞成,陈立夫部长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经费方面,愿全力支持。以避敌伪耳目。”

l月13日,蒋复骢化装成商人秘密抵沪,来到暨南大学,找到何柏丞。1月19日,在张元济家,秘密成立地下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刻不容缓地进行抢救。

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珍本古籍外流的严重局面迅速得以扭转,从郑振铎的《求书日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郑振铎等不仅跑遍上海的书肆,还马不停蹄地跑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和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这些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天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时收购的。

像郑振铎这样的文化人,当年留在上海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劫持、被暗杀,“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说:“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在1940年1月5日的日记中,郑振铎记下了他同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周予同说的话:“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一旦横逆临头,当知如何自处!”

郑振铎改名陈世训、化名“犀”,以文具店店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秘密活动,“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他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

潜赴上海协助此事的徐森玉在给重庆当局的信中极高地评价了郑振铎:“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他建议重庆方面给一点车马费。郑振铎知道后,马上严词谢绝,在致蒋复璁的函中,他写道:“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书生报国,仅能收拾残余,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之喋血杀敌者矣。若竟复以此自诩,而贸然居功取酬,尚能自称为‘人’乎?望吾公以‘人’视我,不提报酬之事,实为私幸!”

这么多的文献古籍,藏在何处,才能保其安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一旦被日寇查出,将前功尽弃。郑振铎在给张咏霓的信中多次提到觉园:“‘法宝处’房间最好能商借二间,一作临时书库,一作办公室,似比较可以谨慎些。”时风日紧,“现最急者为办事处,以许多书须送去堆藏或装箱也。”信中的“法宝处”指的就是上海觉园的“法宝馆”,出于安全,故意隐秘称之。

“鬼子兵绝不敢乱闯佛门圣地。不妨尽快把文献古籍转移到我们觉园佛教净业社的‘法宝馆’来。”正当郑振铎焦炙至极,“星二聚餐会”“常邀君家”的老友、佛教界著名人士,时任“佛教净业教养院”副院长兼总干事的赵朴初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

“星二聚餐会”是一个有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每星期二晚上聚餐,聚会地点不固定,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有时在新新公司萧先生家,有时就在高邮路5弄25号郑振铎家。他们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开展秘密斗争。

赵朴初此时将“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转移到“觉园”,正是敌伪势力横行且无孔不入之际,这无异于引火烧身。为安全计,“‘法宝馆’的三层楼房,既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办公地点,又作为存放与藏匿古籍的秘密书库。”赵朴初还安排了一个叫李云章的小青年,帮助搬书,李是在佛教净业社长大的孤儿,为人可靠。

用“巨款三百二十万”劫中救书,这是抗战史上的壮举!是“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这个战役拯救出来的大量文献,就密藏在佛门圣地――“觉园”。

庋藏图书秘密转移

1940年12月17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受朱家骅的指派秘密从渝潜沪,协助上海进行古籍搜救。

徐森玉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比郑振铎大18岁,他们一起去“嘉业堂”拣选,从刘氏庞大的藏书中挑选出1200多部明刊本,以25万元巨款收购下来;南浔“适园”的藏书1000余部,精品极多,仅黄荛圃校跋过的书就不下100种;还有刘氏“回海堂”、陶氏“涉园”、邓氏“凤西楼”等所藏珍贵版本,也都竭尽全力抢救。阅历丰富的徐森玉在抢救古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郑振铎和年已六旬的徐森玉辗转于各大藏书楼之间,“几于无日不聚”, “每事请益”,“奇书共赏,疑难共析”。收购到的图书装箱后,均由二人共同签字、贴封,连续七个月,辛苦、劳累自不在话下,而令他们最为揪心的是“法宝馆”庋藏的秘密和安全,最为理想的措施就是将这些古籍运至大后方重庆,可鉴于险恶的时局和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并不容易办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书先运到香港,再经由缅甸仰光转道滇缅公路运至重庆。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邮寄到香港,其中最精要的82部宋元善本两大箱502册邮寄还是不放心,决定由徐森玉亲自携带随行,此举虽说是风险极大,毕竟是人在书在,他于7月24日乘船离沪赴港。

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记载:“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地到了目的地。”

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隆重地开了一次展览会,“颇为耸动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懊恼中的庆幸

从上海“觉园”陆续寄抵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线装书已积存了3200多部,三万余册,负责接收的就是郑振铎的老熟人许地山,此时他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是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他们还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精英负责整理,这些书都是用金钱难以衡量的民族文化的瑰宝,十分珍贵。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古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于1941年8月4日心脏病复发,英年早逝。重任自然就落在陈君葆的身上。此时,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已被日本鬼子截断,经云南到重庆的运书计划已成泡影,只得改变计划,将这批书先行运往美国暂时寄存似比较稳妥。

陈君葆着手将书籍运往美国,他在111箱的箱面上写着:“邮 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 寄”这样的英文字样,急切的等待着美国邮轮的到来。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1941年12月6日,美国“格兰总统号”邮轮到港,可是由于战事吃紧,该轮在香港停靠码头的时间非常急促,只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来不及装载货物就起锚远去,错过了这样一次大好的运书机会,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111箱书就这样搁置下来。

两天以后,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u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接着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机炸沉。这多少使梦牵魂怀,系念不已、“最为疚心”、“最为抱憾、不安”的郑振铎有点安慰,这些古籍避过了战火的焚烧和海水淹没的厄运。真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幸中的万幸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没有几天,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就被日军封闭。

1942年1月底,陈君葆眼睁睁地看着这111箱三万册善本古籍被日军搬离香港大学。他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这以后,陈君葆到处追寻这批书的下落,香港各个可能藏书的地方他都跑遍了,仍未发现这批书的下落,他确信这批古籍是被日本鬼子劫往日本了,留给他的只能是望洋兴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胜利。陈君葆想着的,是如何追回这批书。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将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于是请他留意那111箱书的下落。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博萨尔1946年6月16日给太太马提的信中,明确说到这111箱古籍:“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记〕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

陈君葆立即将这好消息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写信告知郑振铎。

1946年4月1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初达东京,精通日、英语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员张凤举此时成为驻日代表,他很快取得驻日美军总部的支持,4月8日,在东京文部省上野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张凤举目睹了这批善本古籍,10日左右,美军下令日方,将这批古籍归还中国代表团。

这批古籍戏剧性地绕了个大圈子、终于在六年后又回归到上海,“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

“败退台湾时,这批书中的精品又被当局运往台湾。后来,胡适在台湾参观了那些书后,写了一封信给在美国的杨联升教授,激动地说,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所买之书,都是宝贝。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李登辉当政时蓄意将中央图书馆改名“国家图书馆”)里的善本书库,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他们买下来的。”

回 归 人 民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郑振铎指示“法宝馆”放慢整理古籍的速度,“南京的图书馆几次来电催促,郑振铎先是故意让助手们放慢整理的进度,后来对南京的催促,郑先生都淡淡地跟助手说:‘不睬他就是了。’后来他们就是整理好了,郑振铎也不叫运了。”

赵朴初建议:干脆停止整理工作,把铁门锁掉。郑振铎随即将铁门锁上,还贴上了自己亲笔写的封条。

“这剩余的几百种则始终集中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西谛先生委托孙家晋同志等负责保管,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直到1949年12月12日,董必武率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到上海,秘密收藏的近百箱古籍才最终交给了人民政府。

郑振铎、赵朴初做了一件永垂史册的大事,这堪称“绝世国宝”的文献“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从未居功自炫,位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也只是轻描淡写:“觉园佛教净业社在历史上对佛教、对国家均曾有贡献。”若不是数十年后陈福康教授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钻研题为《木音》的五大册信札且公诸世人,恐怕没有多少人知晓“文献保存同志会”和觉园“法馆”的“秘密”。

海燕郑振铎阅读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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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郑振铎阅读范文第3篇

遗爱在人间(节选)

――悼念冰心大姐

臧克家

文坛世纪老人冰心安详地走了,撇下她心爱的祖国和她的亿万读者,远行了!她慈祥的面容,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品,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她用圣洁的爱和纯真的情铸成的作品,将永远地流传下去,直到千年万代!

2月13日,从中国作协传来冰心大姐病危的消息,我的心顿时揪在了一起。我和全家人都在祷祝她能平安地迈进21世纪,再亲眼看看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看看下一代儿童在她的作品滋润下茁壮成长!但是3月1日清晨的广播传来了è hào(),我们都悲痛万分!

冰心大姐是我和我全家都很尊敬的文学前辈。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等不朽著作,教育了我家几代人。1923-1926年,我读中学时,酷爱新文学,她的代表作《繁星》、《春水》、《寄小读者》等诗文集,是我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她那对大海和母亲的纯真的爱,那清新的文笔,深深地感染着我。直到1945年2月,我才和冰心大姐初次见面。

后来,我们这些老弱先后下到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算是照顾,我和冰心大姐又一度轮班看菜园。菜园在一个小土坡上,四顾无人,我们像出笼的鸟,自由自在。交班后,我总是和她聊一会儿才走。她健谈又有风趣。

我喜欢作家字,会客室里高挂着郭老、茅公、叶老、闻一多、王统照、老舍、郑振铎等十多位师友的手迹条幅。我去信向冰心大姐求字,她一直不作答。我一再催促,终于在1977年5月19日寄来了她的墨宝,我欣喜万分;更何况她写的是“敬读词二首”后的“旧作”词,真是双璧辉映。她写的词是:

“仰望井冈山赤帜高翻巨人挥手白云端燕雀低飞天欲雨莫下征鞍

百战兴犹酣怕甚艰难熊罴虎豹等闲看唤起全球无产者共越雄关”

我马上以诗答谢:“高挂娟秀字,我作壁下观。忽忆江南圃,对坐聊闲天。”冰心大姐既qiān xùn(

)又风趣地回来一信:“我的几个破字,换来了两信及一张诗笺,我总算一本万利了。老兄诗兴不浅,可喜可贺!”她这幅字,一直与郭老、闻一多先生的条幅一起高挂在我会客室的东墙上。冰心大姐心平如镜,十分达观。1985年9月,我得知文藻同志重病住院,去信慰问。9月9日她来信说:“文藻因心脏病于7月27日入院,8月3日起昏迷不醒……医生正在抢救,暂时平稳。人老了,总得想到身后的事,我想这也是自然规律,我把他惦念的事办好了就行……您也不要太为老友伤心。”

冰心大姐90华诞那天,我和妻子郑曼携小女儿苏伊前去祝寿。她身披红披肩,满面春风,shén cǎi yì yì( )。在挂有她最心爱的梁启超为她题写的对联前的沙发上,她让我和郑曼分坐在她的身边,亲切地注视着我喝完那杯她递来的祝寿酒,她的外孙陈钢摄下了这一瞬间。这张照片,成为我家永远珍藏的纪念品。

冰心大姐住院后,我也病倒了。几年来,我和全家都很惦念她,怕打扰,不敢去医院探望,只不时地给她家打去电话,询问病情。我们是多么希望冰心老人能健强地活到科学家所说的人类生命的极限,让她的爱和美照亮她所关爱的千千万万人的心。而今,她走了;不,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根据文中的拼音,在括号内填写正确的汉字。

2.文中作者对冰心的称呼有“冰心老人”、“冰心大姐”、“她”等,根据你的理解,说说作者最喜欢哪个称呼?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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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为什么一直把冰心写的字高挂在会客室的东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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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章结尾说“而今,她走了;不,她没有走!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句话是不是前后矛盾?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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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繁星》《春水》是冰心的诗歌集,里面的内容是冰心平时随便记下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读下面的诗歌,说说你的感悟。

聪明人,抛弃你手里幻想的花吧!她只是毫无缥缈的,反分却你眼底的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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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郑振铎阅读范文第4篇

1 更新观念 突出学生主体性

创新教育离不开个性教育,阅读教学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正如语文课程标准所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该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然而,在传统的课外阅读教学中,有些教师采用放任自流式教学,即教师课堂布置阅读内容,学生课外随意阅读,由于缺乏教师有效的监督和指导,所以学生达不到令人满意的阅读效果;还有些教师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讲代读,以讲代思,即教师将预设好的问题与结论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去猜测,使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其结果是学生的个性被泯灭,学生的创造天赋被扼杀。因此,在课外阅读教学中,教师必须更新观念,要让学生真正成为阅读的主体,引导学生展开自主阅读,用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情去解读作品,用学生自身的理解去研读作品,并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从而产生独特的个性化感悟。如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小说《骆驼祥子》时,教师只有突出学生阅读的主体性,并引导学生认真阅读、深入思考,才能使学生准确理解小说的主题,把握小说的人物形象。

2 激发兴趣 增强学生主动性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必须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通过以情引趣,以疑激思,以问启智,营造氛围,创设情境,唤起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如播放电视剧主题曲,用动人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笔者用这种方法引导学生阅读了四大名著;也可向学生介绍一个精彩的章节,设置悬念,迫使学生不得不去看故事的前后。如阅读《鲁宾逊漂流记》时,笔者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学生自觉去看完的;还可通过教师的榜样示范,耳濡目染,让学生感受阅读意义。如阅读小说《红楼梦》时,当学生被教师声情并茂地朗诵《葬花吟》的痴迷打动时,当学生感到教师的思想因阅读而不断丰富时,那么阅读《红楼梦》自然就会成为学生的趣味所在,成为学生的精神需要。

此外,教师通过举行演讲赛、故事会、知识竞赛、读后感写作活动等途径,也能激发学生阅读兴趣,让学生读得轻松愉快,读得扎实牢固,使学生的课外阅读变苦为乐、变少为多。

3 改进学法 培养学生创新性

语文新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提倡多角度的、有创意的阅读,初步培养学生的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如何改进学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必须教给学生一些阅读方法和分析技巧。

3.1低处入手,教会学生基本的阅读方法,如精读法、略读法、笔记法。

所谓精读法,就是经过初读、细读、深读,直至熟读成诵,从而达到“使其言皆出自吾之口,使其意皆出自吾之心”(朱熹)。所谓略读法,就是要求学生粗略阅读,了解要点,快中求知。为提高略读效率,学生必须养成三种良好的习惯:(1)默读;(2)整体认知;(3)注意力高度集中。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学生要学会运用精读和略读,确保课外阅读的质量和数量。笔记法包括语段摘录、目录索引、编写提纲、记录心得等。可长可短,形式多样。

3.2高处着眼,教给学生一些作品分析的方法,如比较阅读法、拓展阅读法等。

比较阅读法。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比较是一切理解发散思维的基础,我们正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教师要引导学生把相关或相近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阅读,观其差异,找出矛盾的切入口,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作品的可比性有两类,一是同类之比,如《出师表》和《隆中对》是同写一个人的作品;高尔基的《海燕》与郑振铎的《海燕》是同一题目的作品。二是异类之比。如朱自清的《背影》和杨朔的《荔枝蜜》,异中求同,都是写无条件的奉献精神;《背影》和冰心的《笑》,同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爱,同中求异,它们的不同之处何在?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教师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并让学生选择其中一个角度畅所欲言,既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拓展阅读法。语文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延,课内的海明威没有课外的海明威精彩。教师在讲授新课之后,要引导学生把视野由课内转向课外,及时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在阅读中品味、感悟作者的创作思路和用笔之妙。如在学习《绿色蝈蝈》之后,针对学生喜欢昆虫的天性,引导学生课外阅读法布尔的《昆虫记》中关于蝉、蝴蝶、蜘蛛等章节内容,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4 利用网络 关注学生自控性

海燕郑振铎阅读范文第5篇

埃德加·斯诺来华担任记者

提到《西行漫记》一书,就必须先介绍它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于1928年从美国来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间,斯诺还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抗战爆发后,又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在1935年底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开展的活动,他家也成了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和夫人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俩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斯诺前往革命圣地延安采访

1936年6月,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大力帮助下,冲破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对、、、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及延安的群众作了4个多月的采访。同时,他也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同志听,并同等中共领导人结为朋友。

同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后即发表了许多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情况的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形象,让他们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他在延安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此书的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因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发行后,一时轰动了世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

外国的读者都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中国读者却仅有极少数人听说有此书而已。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著名出版家胡愈之等中国朋友,在他的住所里,就将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刚寄来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样书赠送给胡愈之。

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胡愈之对此书已有所闻,只是没有看到具体内容,收到斯诺这一“特殊礼物”后如获至宝。在回家的车上他就开始阅读,回到办公室后更是关上门、放下手头的重要工作速读这本书。书一看完他立即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中国民众对中共领导下的那块“红色土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他随即四处奔走,联络了11位文化教育界的救亡志士,共同商量出书问题。胡愈之在座谈会上对他们说,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当时对出版中共情况的红色书籍查得很严,重则抓人坐牢和出版社关门,轻则停业整顿、罚以巨款,所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公开出版此书。大家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社名叫复社,社址就设在胡愈之家里。编辑成员有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由张宗麟任总经理。为了防止万一,就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的原名,而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书名:《西行漫记》。

为了抢时间,他们把原书拆开让十多个人同时翻译。全书12章30万字,不到1个月就翻译完毕。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胡愈之就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参与成员每人捐几十元,二是向读者发预约券。每本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购买,只需1元,这样可以先解决一部分出版经费。

上海沦陷前夕,商务印书馆就搬迁走了,很多印刷工人失了业,胡愈之便四出寻找熟悉排印的工人帮忙。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中文版《西行漫记》还增加了英文版没有的一些照片。当斯诺拿到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后激动地说:“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者所创造。”

1938年3月《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书很快售完。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

《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更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成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称“《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此书后来翻译成英、俄、法等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斯诺夫妇的“意外收获”

埃德加·斯诺1928年初到中国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与英文名谐音的中文名字叫“施乐”,寓意为给人带来快乐的意思,最初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或在中文报刊发表文章时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在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中文名字,而按中国人习惯性的英文翻译方式,将其名译为“斯诺”。由于《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影响很大,所以他又获得“斯诺”这个新的中文名,并一直沿用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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