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取名范文第1篇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

该句本义是兔网结得紧又密，布网打桩声声碎，而“肃肃”一词在当时同缩缩、数数的意思，意指网目细密之貌。现在肃字表示恭敬、严正、认真的名字，用该字做男孩小名，会使得男孩小名充满阳刚之气，也表达了家长们希望男孩日后能彬彬有礼、正气凛然。

2、【关关】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此句完整的意思是关关和鸣的雎鸠，相伴在河中的小洲，“关关”一词是象声词，用来表示雌雄二鸟相互应和的叫声，该名做男孩小名可以表现父母的恩爱，而男孩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而关字也有关心、重视、爱护等意思，不仅表现出父母对男孩的珍爱，也能寓指男孩成为乐于助人的人。

3、【泱泱】

——瞻彼洛矣，维水泱泱。

该句用来形容景色，是指站在岸边看洛水，水波浩浩白茫茫，给人美好的意境感，“泱泱”指水流的声音很大，也形容深远广大的样子，和气魄宏大，因此在男孩小名里往往给人大度、有内涵、见识广博之感，这样的叠字小名不仅好听易读，也带有深远的寓意，不失为一个好名字。

4、【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该句是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意思是舞师在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阳阳”在此处与洋洋、扬扬并通，意思是神气、得意的样子。阳字本义太阳、温暖、明亮等意思，在男孩小名里意指阳光、开朗、积极向上，也表现了父母希望男孩成为小太阳，照耀和温暖身边的人。

5、【莫莫】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

该句是描写漫山遍谷的葛草，且它的藤叶茂密又繁盛，“莫莫”在这里有茂密、繁盛的意思，借用此叠字来给男孩起小名，是父母希望男孩能如同这葛草一样，生命力旺盛，成为健康、有活力的人。而莫字也用来形容干将莫邪英雄气概的意思，因此也会表现男孩的大智大勇和大将风范。

6、【丸丸】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诗经取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唐人诗赋创作；内在影响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与其说是一项考察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遴选文化。这项考察制度，或者称为这种遴选文化，不仅给予莘莘寒门庶族士子们鲤鱼跃龙门、出世入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种符号标志表征着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因此，不得不承认，唐代科举取士制度与唐人诗赋创作可谓是息息相关。

一、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之时诗赋创作蔚为大观

唐朝科举考试有明经科与进士科之分。明经科主要测试儒家经典，基本是凭借硬背死记的功夫，即帖经。每年录取近百人，考试环节也很简单，相对进士科来讲比较容易考中；而进士科虽也有帖经，但以测查诗词歌赋，政治见解为主，综合考量应试者治国理家的潜力和深层次挖掘题目内涵与真谛的能力，并且要在文章中提良谏，献妙策，还要关注文章措辞规范以及重视文笔优美。考试过程也相对较麻烦，先要经过童试（县试、府试、院试），然后经过乡试（秋闱），再经过会试（春闱），最后才是殿试。只有在殿试中举后，才能被称为“进士”。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两千人，而其中最终能进士及第被录用者不过十数人，录取比例仅百分之一二，与明经科相比有较高难度。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由此，不难想象进士科考试之艰难。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有言：“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作为唐代科举考试进士科的重要测查科目，练诗攻赋理所当然成为学子文士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加之，当时士人们普遍认为进士及第要比明经中举地位高很多。因此，一批又一批学人举子们前赴后继、承前启后，从识字开始就把大量心血与精力倾注到制诗作赋方面。无论是少年时期的读书习业还是之后的乡举里选以及青年时代的投文干谒，科举取士制度作为最普遍、最直接的动力刺激举子文人们诗赋创作蔚然成风，兴盛空前。

众所周知，名士顾况凭着白居易投献的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语，立刻认定眼前这个寂寂无闻的少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2]，从而竭力为香山居士延誉，终使白乐天声名大噪；项斯以诗卷投赠杨敬之，杨甚雅爱之，曾给项斯赠诗赞誉道“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项斯由此诗名鹊起，次年即登高第；[3]而赏爱杜樊川的吴武陵，居然在知贡举崔郾的践行宴会上，持《阿房宫赋》直言不讳的向其索要状元，只因人选已拟，不得已而接受“第五名”的许诺。除此之外，还有朱庆余的那首《近试上张水部》也是他投谒当时位居水部郎中张籍的行卷之作。凡此事例种种，不一而足，无非证明一点：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之际诗赋创作风生水起

唐朝颇负盛名的诗人，文豪，学者们青壮年时期也都曾经历过进士科考试，并最终金榜题名。加之，这些诗坛文林大家巨擘本身具有很高的文艺涵养，并且身体力行创作诗赋，一时间，诗赋创作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王江宁，岑嘉州，韩昌黎，柳柳州等皆诗赋创作巨匠，这些人在进士及第后，大量创作诗赋。盛唐著名诗人王昌龄，诗歌创作以边塞诗最著，有“诗家夫子王江宁”美名。以七绝笑傲，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后世“韩柳齐芳”的韩愈柳宗元不仅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先驱，亦是诗赋创作巨匠大椽。韩昌黎的《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皆赋中可圈可点之作，还有韩昌黎进士殿试卷《明水赋》也不失佳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文均成就斐然，一时难分轩轾的柳柳州进士及第后，历经长达十四载贬谪生涯。诗歌成就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赋作诸如《囚山赋》、《瓶赋》、《牛赋》等等也咀华含英，耐人寻味。

唐代进士科试赋登状元第者，目前有名可稽考者10人，他们分别是先天二年（公元714年）常无名《出师赋》，先天二年（公元714年）李昂《旗赋》，大历12年（公元777年）黎逢《通天台赋》，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尹枢《珠还合浦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李程《日五色赋》，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固言《人镜赋》，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卢储《大羹赋》，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李郃《观民风赋》，咸通四年（公元863年）韩兖《被兖以象天赋》，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杨赞图《未名求衣赋》。[4]

唐朝每次举行科举考试都会有很多举子去应试，但是最终录取人数与实际参加人数比例悬殊，造成众多文士们名落孙山，有的甚至屡挫屡战，很可悲的是终就面临名落孙山，屡试不第的厄运。因此，很多落第诗赋应时而生。在众多落第诗赋中最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非张继那首千古传诵不衰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正是诞生于张继落榜之后，泊舟孤寂江面，辗转难寐，心情极度苦闷、压抑，怅然若失，迷惘彷徨之际感慨仕途多舛，哀叹生不逢时之作。[5]除此以外，钱起的《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诗中“花繁柳暗”写出春光的明媚丽艳，作者却“对饮悲歌”、“泪满襟”；“莺花皆落羽”是相当的令人伤感。最后一句“一回春至一伤心”写尽了诗人的沮丧、失意和凄凉，这也是众多落第士人内心真实的写照。还有那“九陌初晴处处春，不能回避看花尘。由来得丧非吾事，本是钓鱼船上人。”（赵嘏的《落第》），“柳桂九衢丝，花飘万家雪。如何憔悴人，对此芳菲节。”（武元衡的《寒食下第》），“惆帐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蛾。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卢注的《西施》）。他们伤春悲秋，“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李山甫的《下第出春明门》），字里行间里渗透着说不尽的“伤”。

总而言之，在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这样两种截然相反背景下造就的诗赋作品，以作者们主观化、情绪化、个性化的思想表达与情感抒发，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士子的种种心态，而且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代社会开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三、后世学人关于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的讨论

就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而言，后世学者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探讨与争论，总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可以称为“赞成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是有利的；另一派可以称为“反对派”，认为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的内在影响并非是有利的，甚至还可能是是促退的。

“赞成派”认为：“唐代士人通过科举入仕，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切磋诗赋创作，崇拜文学明星，蔚然成风，人们普遍将诗赋技能作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文明化程度。”[6]“科举为士人的竞争提供了机会形式平等的竞技场（平台），诗赋考试的实行则为这种竞技比赛增加了新的游戏规则，这一创设虽然使竞技增加了难度，但亦增加了公正性与智能性，它既可以考出举子的智商，又能考出情商，从考试检测角度有其优越性。”[7]此外，刘虹先生在其《科举学的文学视角》一文中也进行了阐述：“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赋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在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这就必然促进士子将心血用于诗歌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是互为表里的。”[8]

“反对派”提出：“以甲赋、律赋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如果有促进作用的话，那是因为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9]“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消极的作用。”[10]除此之外，郑临川先生在述评其著作《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书中提出：“闻一多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外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要想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11]更有学者，甚至指出进士诗赋制度对于唐代最终走向灭亡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唐人以进士为宰相之极选，以诗赋为致治之本原，驯至国亡，而犹不悟，聋虫瞎马，并为一谈，史官无识，奉为定论。”[12]

然而笔者确认为不能笼统地定性科举取士制度对诗赋创作内在影响是有利还是生弊，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诗赋作为科举取士制度进士科一项重要考试科目，仅是一种遴拔人才，选聘官吏制度的工具，凭借，在科举考试制度约束下，自然要适应机制和符合阅卷标准，进而保证程式化的规定得以贯彻实施，系统化的章程得以顺畅运行。作为一种融合进考试的制度存在，诗赋创作有利亦有弊。毕竟制度本身存在利弊纷争，但是纯粹探讨诗赋创作与科举取士制度两者的关系，则无利弊纷争。两者可谓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因此，单纯地认为科举制度下的诗赋创作对文学、文化、社会、思想等起到繁荣或倒退作用也就不甚准确。笔者在此认为，这里我们讨论科举取士制度与诗赋创作的关系时，不妨借鉴祝尚书先生在《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一文中的看法：“把科举制度分为两大层级，分别讨论它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或‘促进’或‘促退’，从不同的方向考察与观照，从而得出各自应有的结论，不能混一以立说。”[13]

总而言之，唐朝是我国诗赋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我国诗赋创作大发展、大繁荣时期，诸多名篇佳作问世，综合考量，这些不朽篇章的传世，可以说与唐人读书习业与投文干谒，蟾宫折桂与名落孙山阶段的创作时间、空间、条件、心态、处境与背景等密不可分。科举取士制度对唐人诗赋创作具有潜在影响，我们通过诗赋创作之尺来考量唐代科举制度进而审度唐代文学与古代历史文化，我们借用唐代科举制度之鉴来反观诗赋创作来把握唐人文化氛围进而统观唐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文明。

参考文献：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8]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9]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

[11]李慈铭《旧唐书札记》，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第7分册《唐书之属》，湖南：岳麓书社，1995年.

[12]祝尚书：《论科举与文学关系的层级结构--以宋代科举为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0年第1期.

[13][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4]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M]，湖南：岳麓书社，1985年.

注 释：

[1][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七，第81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一六〇，《杨凭传》附传，第4045页.

[4]王士祥：《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中州学刊》[J]，2011年第4期.

[5]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638页.

[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5页.

[7]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4页.

[8]刘虹：《科举学的文学视角》，《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05年第1期.

[9]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10]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8页.

[11]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诗经取名范文第3篇

一、XX县创乡活动的主要经验

自2009年中华诗词学会组织开展创建“中华诗词之乡”（以下简称创乡）活动以来，全国已有40多个县区（全省已有5个县）被授予“中华诗词之乡”称号。XX县是距我市最近的“中华诗词之乡”。近几年来，该县围绕创乡工作，以“诗词六进”（进校园、机关、企业、社区、家庭、景点）为载体，将诗词文化融入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的大格局中，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使全县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2014年，该县顺利通过验收，被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词之乡”称号。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提高认识，把诗教作为一张靓丽名片打造

在创乡初期，社会上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的说诗词是唐宋朝代创造的，已经过时了，现在重提是复古；有的担心搞诗词影响教育质量和经济建设。针对这些认识，XX县采取请专家上课辅导、走出去参观学习、领导带头学习宣讲、多媒体强化宣传等多种措施统一思想，使大家逐步认识到：首先，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和提高人文素质中，诗词是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优秀诗词作品，描绘本地的自然风光，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风貌，反映广大人民的心声，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其三，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目前全国正迎来了诗词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机。全县上下认识明确思想统一，坚持把诗教作为一张靓丽的名片来打造，并有机融合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中一并考虑，统筹安排，世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

（二）明确责任，党委政府齐抓共管

一是成立了创乡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常委、宣传部长和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县文化出版局、广电局、财政局、教体局、信息中心、文联、作协、诗词学会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文化出版局，具体负责创建活动的组织协调、监督和调度。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实施意见》，县委办、县府办制定了《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召开动员会和协调调度会，充分体现了党委重视、政府行为的特点。二是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按照县委、县府的整体部署和要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都各司其职，制定了本单位的创乡活动方案，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抽调得力人员具体负责。按照职责分工，明确目标，明确标准，明确职责，明确时限，定时检查指导，及时督促协调，做到了级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从上到下形成了整体合力和有效机制。三是注重动员发动和宣传配合。为了开好动员会，他们要求各单位一把手亲自作动员，班子成员全部参加。平时利用多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宣传，报社、电台、电视台及时高效的跟踪报道、信息，使创乡活动成为全县人民关心关注的一件大事，为创乡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三）多管齐下，搭建创乡活动立体舞台

一是结合思想教育和文明建设一并开展。创乡活动开展以来，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以爱国、爱党、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孝等内容为题，先后组织了20多次诗词创作笔会和10多场诗歌朗诵，起到了其他形式不能起到的作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二是结合宣扬县内历史名人一并开展。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号渔洋山人），主盟中国诗坛半个多世纪，为中华诗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为XX诗词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积淀。他们在创乡过程中，策划了王渔洋诞辰38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建起了渔洋文化广场，举办了渔洋诗词书法展、诗词创作笔会、诗词朗诵会，掀起了一个个创作高潮，使以王渔洋神韵诗词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XX特色文化的代名词。三是结合学校教改一并开展。学校统一编写了诗词进学校的教材，初中以上学校都成立了诗社，建起了诗屋诗栏，创办了诗刊，并经常组织创作和朗诵活动。这不仅使广大学生了解了国学，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热爱的情怀，而且有效的培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写作水平。四是结合城乡建设一并开展。他们以诗词“六进”为目标，将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融入城乡道路、公园、广场和社区，融入百姓生活。他们把王渔洋神韵诗与新城八景综合考虑、整体设计，使诗墙、诗碑、诗牌、石刻、浮雕等与绿树清流相映成趣，成为当地居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森源林场碑林汇集了纪念王渔洋诞辰全国诗词书法名家120余件作品，形成石刻群，成为XX县诗词文化的一个重要景观。

（四）壮大队伍，注入诗词发展的持久动力

近年来，XX县及乡镇（办事处）、机关各事业单位、学校、企业、社区等先后成立了50多个诗词社团组织，拥有诗词爱好者数千人，诗词组织会员近千人，出版诗集作品20余部，发表作品数万件，为宣传赞美家乡，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提高诗词爱好者的创作水平，县老年大学与诗词学会常年坚持联合开办诗词写作培训班，邀请市诗词学会以及省内诗词名家当教师，每周定期上课。目前已有近百名学员结业，大多数成为诗词组织的骨干力量。

在创乡活动中，XX县诗词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主动与山东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取得联系，正确把握创乡活动的内容、标准、程序和规则，以此进行正确指导；另一方面他们经常走出去请进来，与周边县市互动交流，汇集了不少经验；同时他们还利用对诗词队伍情况熟悉的优势，积极为党委、政府出点子、当参谋，使创乡工作避免了弯路，从而一举成功。

二、对我市创乡工作的几点建议

创建“诗词之乡”，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委重视，政府行为，群众参与，社会效果的路子。

（一）把诗教纳入全市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市县重视，自县区抓起。根据县区实际情况，确定申报单位和接替顺序，争取三至五年内建成诗词之市。对近期申报的县区，实行具体指导和重点帮扶。

（二）成立创乡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有关县区可参照XX县的做法，形成由党委、政府牵头，各有关单位参加的整体合力，明确责任，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定期调度，整体推进。

（三）尽快出台创乡工作的有关文件。诗词之乡的创建，从申报到验收审批，至少经过一年时间。因此县区自确定开展创建活动起，党委政府就应尽快出台《关于创建诗词之乡的实施意见》；党委政府两办尽快出台《关于创建诗词之乡的实施方案》。从而明确指导思想、工作目标、阶段任务、工作内容、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使创乡工作具体化，一项一项落到实处。

（四）利用多种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宣传发动。真正使创建工作深入人心，形成浓厚的氛围。

XX市诗词学会考察组

20xx年x月x日

报送：市关工委

抄送：市诗词学会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下发：各县区诗词学会、市直各诗社

诗经取名范文第4篇

“伊人”是用来形容女孩美好、美丽的词，早在诗经中就有特别经典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美好的人儿，再水的另一方与我隔空相望，美好的感情由此产生，懵懂而梦幻，所以现代诗取名表示“伊人”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情感。

2、蓝萦。

这是宋带诗人王安石《渔家傲》中的一句诗，句中的“蓝”字用的极好，可以根据这句诗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蓝萦，蓝指蓝天白云，荆蓝美玉，用以比喻优异人才，寓指心胸宽广、握瑜怀瑾、才华横溢。“蓝萦”是一个很动听，很温婉的名字。

3、鹂夏。

诗经取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商籁体诗 律诗 格律 兴衰

Abstract: Poetry is a shining pearl in the world literary treasure-house. Both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and English sonnet have created a complete set of strict rules and form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both have a deep and far influence while many famous poets and brilliant work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style and forms from the point of cross-culture， which aims at the fact that the arts and attractions could be appreciated.

Key Words: sonnet;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up and down

有人类就有歌谣：歌谣先文字而存在，歌谣由语言、音乐、动作三者构成。诗歌是用文字写成的歌谣，为了使诗歌能吟诵、演唱，要求内容美、形式美、声乐美，因此，古代诗人都自觉讲究诗歌的格律。格律是指写作韵文所依据的格式和规则，其内容包括诗行的句数、字数、韵脚、平仄、对仗诸方面。诗的格律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大体经历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前者指我国由古体（古风）（ancient style）到唐的近体诗（modern style），格律愈益严谨，后者指由唐的近体诗到民国“五四”运动的新诗，无格律限制。

商籁体是意文sonneto和英文、法文sonnet的英译，它源于意大利，至文艺复兴时期已有一套严整格律，其后英人将之引进，并根据英语特点做了改进和推广，逐步成为英国诗人和读者喜爱的诗体。许多著名诗人有十四行诗作问世，其中有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riar)、密尔顿和雪莱等人，其作品无论从格律、内容、寓意，还是遣词造句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赢得了英国文学中的重要一席。商籁体在女皇伊丽莎白时期达到顶峰，跨越众多国度、众多语种，成为世界性的诗体。商籁体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一度在我国兴起，也出现了一些名家名篇。

商籁体按其各行韵脚组合的不同，分为三种体式。其一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为代表的彼特拉克体。它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组成，结构整齐。其二是英国本土诗人斯宾塞所创，它由三节四行诗和一节二行诗组成，诗体情节叠起，诗行词语、轻重节奏错落有序，极富音乐性效果。其三是莎士比亚体，因其首创于英国女皇伊丽莎白时代，又称伊丽莎白体，它由三节四行诗和两行对句诗组成，诗体以感情丰富、词藻绚丽著称。在西方人们把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编写成诗歌，这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最有名的有荷马叙事文学诗史《理想国》，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西欧各国都有诗歌流行，其篇幅有长有短，且已形成一定格律。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春秋时，孔子搜集西周以来朝野的诗作和民间的歌谣，编为《诗经》一书。战国楚大夫屈原著《楚辞》一书。前书已具有一定格律，后书更加规范。许多诗作名句，虽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为人传诵。秦汉到初唐数百年间，中国成为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国力昌盛，与外交流频繁，社会相对安定，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为时尚。政府置“乐府”，倡导诗歌创作，谱以曲调，供朝野吟唱观赏。加之从南北朝以来，文字学、声韵学，如四声、平仄、对偶等学说的创立和应用，使人们更加重视诗歌的声韵部分。平仄也是声律，古人称音乐为律，所以这一时期，人们用平仄（即声律）来统帅诗歌创作，不仅必要，也有可能，逐使诗歌格律的改革深化和统一，其中标志性的著作有西汉武帝刘彻的《大风歌》，东汉无名氏著《古诗十九首》，南北朝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曹植七步诗《煮豆》，加上各朝从民间采集的《乐府诗》统称为《古体诗》。古体诗经过秦汉以来漫长岁月的磨砺，到了唐初，其格律已比较规范和统一。律诗就是在古体诗格律的基础上，加以归纳和总结形成的。只是因为形式固定，而内容如平仄声律、对偶对仗增加使写作难度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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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和商籁诗源起。中国封建社会自公元606年到1905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政府明令五言和七言律诗和绝句两种诗体为必考科目，并翔实制定格律和教辅资讯，供全国各级考试单位、教育单位、各界人士遵照执行。从此，律诗成为由政府主导，全国奉行，历经千余年不衰的诗体。律诗在句数、字数、平仄、韵脚、对偶对仗等格律内容严格要求的条件下，经过诗人非凡智慧、辛勤耕耘，创作了许多感人心弦，形神兼备的优秀作品流传千古。其中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后来宋明清诗作家谢标得（宋）、王相（明）、悔斋学人（清）等将前朝的名作选编为《千家诗》、《续千家诗》等书，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还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

中国律诗在内容上继承古体诗的“补察时政”和“诗言志”的优秀传统，在写作中很重视诗篇的社会功能，反映家庭、友谊、事业，反映苛捐、徭役暴政使百姓疾苦，反映抗击侵掠，收复国土，歌颂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值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爱国仁人志士，在投身领导人民进行气吞山河，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写出了许多豪迈感人、雄健工整的律诗，再一次说明律诗在人民中根基的深厚。

纵观诗歌发展进程，商籁体曾晚于我国律诗达800年，也没有像中国律诗那样，由封建政府多方介入，极力倡导。而是依靠自身魅力，适应形势变化，得到西方人民的喜爱，并延续了400余年，与中国律诗相比美。

我国律诗和英商籁诗体在各自到达鼎盛时期后走向衰退，其原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1）写格律诗要遵循许多规定，难度大，人们往往争取少限制或不限制。商籁体的韵脚形式自传入英国起经历多次变动就是明证。我国律诗格律严格复杂，作者常把大量心力花费在推敲一字一音上面，虽然如此，仍难免错误。（2）随着社会、文化、教育进步，小说、戏剧、曲艺、音乐、散文等众多文学形式、艺术门类出现，任何文体(如流行歌)都可以谱成乐曲，演唱或吟诵，认为过去那种过于追求诗的音乐效果已无实际意义。因而写律诗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诗就是简练、不一定连续分行的散文，诗与散文的界线模糊了。（3）律诗的辉煌时期也就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其衰退同样受到政治、经济影响。我国清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校、办洋务、向西方学习，取消八股文取士制度，律诗不再作为科举考试内容，1915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复古读经，提倡白话文、白话诗的新文化运动，律诗及其基础——古代汉语受到极大冲击，学习与写作律诗的人已逐步减少。

参考书目：

[1]葛晓音、周先慎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2]王佐良、李赋宁.英国文学名篇选注[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