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选择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　职业　价值观　选择　倾向

【论文摘要】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调查问卷”对近2000名大学生的现场调查。结果：当前我国大学生职业在成就价值期望方面主要侧重中于成为科学家、实业家、文学艺术家；在职业声望价值方面更看中职业的经济地位与单位的知名度在职业保健价值方面更看重其收入高和工作环境优雅的职业；在职业发展价值方面更看好符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在有关职业选择倾向上呈现多样性与一定的侧重性，其侧重选择的职业类型是外资企业、国企和国家公务员。

一、问题提出

职业价值观反映的是人们的需要与社会职业属性之间的关系，是人对社会职业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在职业心理学领域，，金兹伯格等人认为，职业价值观属于人格的范畴，在职业选择中起一种决定作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是大学生整个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大学生的职业需要、职业理想、职业兴趣、职业行为倾向等多方面的心理特性，它不仅影响到大学生将来的职业选择与定向以及职业的成就，同时也影响到大学生当前的学业倾向及学习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发展。因此，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多。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初步确立，我国高等教育也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历史转变，那么，今天的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在职业选择方面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于近期对湖北四所高校近2000名在校大学生做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二、方法

1．被试。

本研究在湖北所在地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三峡大学的部分专业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生中选择近2000名大学生做调查对象，对回收后的1920分问卷按要求经过认真的筛选，其最后的有效问卷为1698份，其中男生870名，女生828名，大文科类学生538名，理工科类学生1159名，来自乡镇大学生1162名，来自城市534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490名，来自温饱及以上1208名。

2．材料与处理。

根据现有的国内外有关职业价值观的调查问卷，主要参考了凌文辁、方俐洛等关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研究中的声望、保健、发展三类主要因素，结合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自编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调查表”，问卷内容由38个衡量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及其职业选择的主要指标所构成，涉及到有关大学生在职业期望、声望、保健、发展4个侧面各6个指标方面的价值判断，问卷还包含“条件一发挥作用”与“压力—待遇”两个维度的职业选择各4个指标以及行业类型的选择等内容。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有关指标依其价值重轻进行位次先后排序。对经过筛选的1698名调查对象的问卷材料采用ssps11．0进行数据处理。

三、结果

(一)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分析

1．大学生职业声望价值判断及选择。表1表明，所调查的大学生在关于职业声望价值判断及选择的6个主要指标上，根据首选比率多少排在第l位的是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38．2％)，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67．6％；第2位的是“较高的社会地位”(19．6％)，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64．9％；第3位的是“单位知名度高”(16．4％)，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59．2％；第4位的是“单位在大城市”(13．3％)，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43％；第5位是“单位级别高”(7％)，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36．4％；第6位是“单位规模大”(6．7％)，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31．3％。以上数据表明在职业声望价值方面，超过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对于单位是否规模大、是否在大城市、是否级别高并不那么看重，而他们更看重的是单位经济与社会地位以及知名度。当然也有少部分大学生比较看中在大城市和单位的级别及规模。

2．大学生职业保健价值判断及选择。由表2显示出所调查的大学生在关于职业保健的6个主要价值判断与选择指标上，根据首选比率多少排在第1位的是“收入高”(41．8％)，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80．9％；第2位的是“职业稳定”(23．1％)，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64．2％；第3位是“职业环境幽雅”(16．0％)，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55．9％；第4位的是“福利好”(10．4％)，且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52．％；第5位的是“能提供保障金”(7．9％)，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36％；第6位的是“交通便利”(2．0％)，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19．1％。这就表明所调查的大学生在保健价值观方面多数更看重的是收入高、环境优雅且稳定以及福利好的职业，而只是少部分大学生看重能提供保障金和交通便利等保健因素。

3．大学生职业发展价值判断及选择。大学生在关于职业发展价值观的6个主要选择指标上，根据所调查大学生选择首选比率多少排在第1位的是“符合兴趣爱好”(35．6％)，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77．7％；第2位的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32．7％)，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选择率是88．7％；第3位的是“自主性大，不受约束”(12．7％)，在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比是52．5％；第4位的是“所学专业对口”(11．8％)，在这方面前三位累加比是42．3％；第5位的是“晋升机会多”(6．5％)，在这方面的前三位的累加比是30．7％；第6位是“有出国机会”(2．1％)，这方面前三位的累加比是11．2％。由此表明，所调查的大学生在职业发展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大部分更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且自主性大而不受约束的职业，而只是少部分倾向于选择晋升机会多和有机会出国的职业，在专业是否对口方面多数大学生也不那么看重。

(二)大学生职业选择倾向分析

1．大学生职业成就价值期望分析。大学生职业成就价值期望，既反映了大学生职业理想与追求，也反映出大学生的职业价值选择倾向。关于表2中所反映的6个主要职业成就期望期望指标中，所调查大学生选择按其比率的多少依次是科学家(24．8％)、实业家(24．0％)、文学艺术家(20．8％)、金融家(16．4％)、政治家(11．4％)、发明家(2．5％)。由此，看出，所调查的大学生所反映的职业成就价值期望呈多样性分布，较为集中的是科学家、实业家、文学艺术家三个方面的职业成就期望上。

2．大学生在职业条件一发挥作用和职业压力一待遇方面的选择倾向。首先，表3表明，大学生在职业条件一发挥作用的价值取向及选择方面，从所反映的条件—作用维度的4个主要指标来看，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有51．4％的大学生首先考虑选择是“条件艰苦，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且在这方面前二位累加选择率是62．7％；有33．5％的大学生首先选择的是“条件一般，基本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且在这方面的前二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80．5％；有10．5％的大学生首先考虑的是“条件较好，基本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方面前二位的累加选择率是40．2％；仅有9．0％的大学生首选“条件很好，完全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方面前二位累加选择率仅为16．9％。这就表明在条件一发挥作用的维度上，所调查的大学生大多数主要考虑是以能否发挥自己的作用为选择工作的主要标准而不是条件，当然也有少部分的大学生主要考虑的是条件而不是能否发挥自己的作用。其次，大学生在职业压力—待遇的价值取向及选择维度的4个指标上。所调查的大学生中仅有9．7％的大学生首先选择的是“没有压力，待遇较低”，而在这方面前二位的累加选择率为15．5％；有22．1％的大学生首先选择的是“压力不大，待遇一般”，在这方面前二位的选择累加比是58．4％；有53．7％的大学生首先选择的是“压力较大，待遇较高”，在这方面前二位的累加选择率是84．9％；有15．4％的大学生首先选择的是“压力很大，待遇很高”，在这方面前二位的累加选择率是41％。由此表明，在压力一待遇的维度上所调查的大学生更多的偏向于选择既有较大压力同时待遇较高的工作，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倾向于选择既有很大压力同时待遇又很高的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选择的是既压力不大，同时待遇仅一般的工作，而只有少数大学生选择的是没有压力，待遇较低的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同时兼顾到所选工作的压力与待遇问题。有部分大学生为了高的待遇而不那么注重压力的过大，仅有少数的大学生而为了没有压力而宁可选择待遇较低的工作。

3．大学生在职业类型方面的选择倾向

表4表明，在关于职业类型方面的6个选项上，根据所调查大学生的首选比的多少排在第1位的是“外企职工”(24．8％)，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65．4％；第2位的是“国家公务员”(23．3％)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54．7％；第3位是“独立创业”(18．3％)，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36．7％；第4位是“事业单位”(15．7％)，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53．1％；第5位是“国企职工”(14．9％)，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63．4％；第6是“民企职工”(4．3％)，在这方面前三位选择的累加选择率是30．1％。从这些数据分析可以从总体上看到，所调查的大学生多数所看好的职业类型依其先后顺序是外企、国企、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而只有少部分大学生看好民企和表现出独立创业的职业选择倾向。

我的职业选择范文第2篇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飞速前进，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大背景下，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要使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39%提高到60%以上，这不仅需要研发人员的努力，而且需要在一线的生产、服务领域的工作者开动脑筋、创新思维做出贡献。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技能型专门人才。因此，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无论是教育自身的发展，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本世纪初，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在规模上已占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然而，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规模迅速扩大。根据教育部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02―2012）》，2011年，我国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超过3000万人，高职招生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的47.67%。全国高职毕业生的60%在30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有30%的高职毕业生在50人以下规模企业就业，66%的毕业生进入民营企业就业，成为推动中小微型企业产业集聚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根据201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期间我国将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扶持建设紧贴产业需求、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建设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又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师资队伍。可见，十年间我国高职教育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能力缺乏。根据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3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通过对约9万份2013届高职毕业生的抽样问卷调查的统计，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为3.3%。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主要体现为具有创新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因此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培养的是面向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院校学生的创新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应用技术领域的创新水平。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与社会重视不够。高职教育在法律上被明确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许多地方决策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仍把高职教育视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在教育规划中，一直被作为调解普通高等教育生源的缓冲系统；在招生和经费投入政策中，也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导致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的盲目性，隐藏着不少的不利因素。

教学方法落后。由于传统教育方法与模式的影响，教育主体往往重视知识传授，而忽视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大多仍以传授知识与技能为主，教学方法大多仍以课堂讲授为主。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或照本宣科，或“满堂灌，”造成学生思维呆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第三，评价机制不全面。在对学生的评价机制上，目前仍然主要是以学业成绩为标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学习方法上的死记硬背，片面追求考试成绩，从而忽视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开发。造成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中唯老师是从，唯书本是从；在技能训练中，老师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说的都是正确的，缺乏想象力和批判力、不敢大胆怀疑和否定。

二、CDIO 理念与我国高职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的耦合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哥德堡查尔姆斯技术学院、瑞典皇家技术学院和瑞典林克平大学从2000 年起经过四年的探索研究，于2004 年创立的CDIO 工程教育理念。其含义指：C（Conceive）构思、D（Design）设计、I（Implement）实施、O（Operate）运行，[2]是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它以产品生命周期的四个环节“构思”，“设计”，“实施”和“运行”代表四个教育和实践训练环节，为学生提供实践理论课程之间有机知识关联的教学情景，鼓励学生以主动的方式学习知识与技能，培养大纲将工程毕业生的能力分为工程基础知识、个人技能、人际团队精神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层面，核心是一体化教育。

职业教育要通过“项目驱动，任务引领”，做中学，学中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3]。将CDIO 人才培养理念由专业领域拓展到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让学生在这个载体中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方法来学习工程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等各种能力，既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同时也实现了特定领域培养理念普适性的推广，符合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

三、CDIO 理念引进的路径探索

作为一种全新的路径选择，CDIO 理念虽然与高职院校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必须根据国情、域情实际，采取行之有效、可操作性的措施。

转变教育观念。如前所述，职业教育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全社会都要在切实树立高职教育在 “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高等职业教育，而不是把高职教育视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各级政府要对高职的构建、发展、规划、布局等统筹考虑，打破条块分割、职能交叉，突破行业、部门界限，整合职教资源，真正形成教育一盘棋；增加对高职教育的师资、资金、以及场地等投入，实现教育投入向高等职业教育倾斜，帮助高职院校处理好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打造精英专业，培养品牌，从外延型发展转为内涵型发展。

加强教学资源配置。创新能力的培养侧重于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实践运用，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转化为现实的创新产品，这一过程需要有足够的教学资源作为支撑。因此，在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要审慎地对现有的校内外资源进行合理地配置和高效的整合，突破人为的局限和框架，针对创新能力各要素培养的侧重点不同，合理的分配校内外各种教学资源，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

改进教学技术与方法。总体来说，就是融工作情景于学习，在真实“情境”下，实现“学习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学习”的融合，进行企业文化熏陶，实现学生角色向员工角色的转变。

首先，采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在采用传统教学手段的基础上，可以视频模拟教学，将工作环境和工作过程通过视频等手段浓缩进课堂，让学生了解实际工作流程，感受实景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可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将课程实训教学的流程、注意事项、实训要领等要素的以课件的形式向每一位学生普及；也可采用网络课程资源运用，将网络接点到宿舍、到教学平台、到图书馆阅览平台，专业选修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关课程资源上网，学生可全天候在线学习，可进行在线测试和在线师生交流等等。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各种各样，在此以以下两种教学方法进行说明。第一种是启发引导教学法：为启发引导学生积极自主学习，课程教师在讲授、实操、交流互动、指导、点评、测试等多种形式的基础上，从问题入手，采用启发引导教学法组织教学。针对发现和学生提出的问题，既注重结合课程教学内容启发引导学生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指导学生技能的掌握，又关注引导学生提高其素质，同时还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自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第二种是角色扮演教学法：在课程实训、专业实训、顶岗实训等实践环节教学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强调实训项目的真实性，解决某一知识和概念应用到实践的过程，让学生通过参与不同的项目，学习到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构思、设计、实施、运作等方面的能力。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所有的教学活动围绕学生来进行，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主要是处于引导和指导的角色，不单单只是教授学生知识，更多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应用“学生走上讲台”的方法，也可以适当地使用“研讨会”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和问题研究中，以达到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改变以往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科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将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创新能力等作为综合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职业选择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本科层次 高等职业教育 模式

[作者简介]乔飞飞（1987- ），女，河南新乡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刘晓（1982- ），男，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浙江 杭州 310023）

[课题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科规划2013年度重点课题“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B115，项目主持人：刘晓）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012-02

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本科高职”）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步，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能发展哪些本科高职模式，我们应该怎么运作这些模式，它们的具体路径是什么，以及这些模式是否可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我国目前高职发展模式的实际出发，对发展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模式进行梳理和探究，提出可能存在的三种路径，即：“升格”（示范性高职、专业）、“转制”（新建普通本科与技术本科）与合作（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合作）。

一、以特色或重点专业层次上移为主的高职院校“升格”

1.“升格”模式提出的背景。（1）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政策倾斜。高职院校“升格”在我国曾一度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但相继出现了各高职院校过分热衷于“升格”、忽视学校其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问题。2004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出通知规定：“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教育部暂不再受理与上述意见相悖的职业院校升格的审批和备案。”①2005年国务院出台政策规定：“2010年以前，原则上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②从这些政策看，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出台明确的高职院校“升格”政策。但是，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纲要中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③2012年，党的十报告也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可见，我国正着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而高职“升格”也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对高职“升格”的态度正处于思考阶段。（2）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开始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变，并且取得了成效。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06～2010年按年度、分地区分批地重点支持了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这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在经过国家重点建设和投入后，在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专业建设等方面都保持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在某些特色或强势专业上已经初步具备“升格”到高职本科层次的能力和条件。

2.“升格”模式的可行性分析。（1）保证了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高职院校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部分院校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教育观念、培养目标、教学模式、师资力量、课程教材、实践条件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升格”后的高职院校专业仍然纳入职业教育体系管理，这就确保了它们的发展定位仍然具有职业教育的特色，不会偏离职业教育的轨道，能够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不影响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升格”模式是以高职院校富有特色的专业升本为试点的，并且成立了专门机构对这些“升格”后的专业进行管理，而且建立健全了评估体系。因此，这些做法能够避免高职“升格”的泛滥，从而保证高职院校的稳定发展，不会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与整体发展，同时还给教育对象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空间。

3.“升格”模式的具体路径以及保障。（1）建议以专业层次上移为主的高职院校“升格”试点。虽然高职院校“升格”已引起多方呼吁，但从历史的角度与目前的政策来看，高职院校“整体升格”仍需谨慎。如何确保高职院校“升格”能够正常有序，防止“一哄而上”的局面再次出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升格”的初级阶段允许高职具有不同层次的专业，尝试将部分高职院校的强势与特色专业的层次上移。相关部门要充分根据当地经济的需要以及院校的专业建设情况，建立审批标准，适度发展本科高职。（2）建议成立本科层次的联合职业技术大学。在“升格”模式的初期，高职院校的整体“升格”有待进一步讨论。因此，建议政府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分别建立由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教育部备案的本科层次的联合职业技术大学，将新“升格”的高职院校本科专业纳入各区域的联合职业技术大学进行设置。而本科层次的联合职业技术大学负责帮助新“升格”的高职院校本科专业制定发展规划，统筹高职院校本科专业的招生工作，组织高职院校本科专业开展教育教学交流、合作与研究，协调高职院校的本科专业建设及校际之间的教学资源共享以及负责高职院校本科专业学生的学籍管理，颁发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3）建立健全的评估体系。这一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把握好高职高专在专业层次上的“升格”尺度，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学校的专业特色，组织专门的机构对当地高职本科人才需求做调研，并且在院校专业的目标定位、师资建设、学生发展、实训基地、校企合作等方面建立单独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指标，成立专门的评估小组对高职高专院校的专业进行全方位的评价，适当探索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避免再次出现高职盲目“升格”的局面。另外，对本科高职实行动态管理，院校在一段时间后，根据评估结果，对评估不合格的院校专业进行整改或降级。

二、部分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转制”

1.“转制”模式提出的背景。（1）新建普通本科院校发展的困境。我国大多数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前身都能追溯到高职高专院校，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舍弃了本身所具有的职业教育特色，向着研究型综合大学发展。但是，由于这些院校的学术基础薄弱，与高等研究型大学相比，其研究能力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它们培养的人才是否服务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是否达到了人民满意的效果，还有待考量。事实上，这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也与我国的评价机制有关。由于没有建立针对这些院校的评估体系，它们只能依据普通本科的发展路径来进行自身的管理，这样也会造成这些新建本科发展的盲目性与同质性。（2）应用型本科的发展。高等教育正向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就目前来说，我国部分地区发展了技术本科，它们属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教育。而所谓技能教育培养的以工作过程“动作难度大”为特征的技能型人才，与通过所谓技术教育――另一种技能教育所培养的以工作过程的“知识含量高”为特征的技能型人才之间，也并非层次关系，只是同层次技能型人才中的不同“类型”。④所以，将专科高职定位于培养技能型人才而将本科高职定位于培养技术型人才，这一定位是否合理，有待进一步论证。由此可见，技术本科只是属于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类型。而且，应用型本科的发展为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转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导向作用，为“转制”院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考路径。

2.“转制”模式的可行性分析。转制的普通本科院校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进行“错位”竞争。经过转制的新建本科院校明确了自身的办学方向和目标，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无法复制与取代的优势，既能够依据自身的特点纵深发展，又有“质”的转型，这就避免出现新建普通本科院校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因为采取同一发展路径而被边缘化的局面。新建本科院校“转制”这一模式的操作性较强。与高职院校“升格”模式相比，新建本科院校“转制”本身具有成本相对较低但收益较大的优势，政府对院校不需要考虑其行政管理级别的提升，也不存在学生学历学位的认证困难。经过“转制”的本科院校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内涵建设上，从而促进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

3.“转制”模式的具体路径以及保障。（1）将部分应用性较强的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转制”。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具有天然的“职教基因”，并且在应用技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⑤，这就为新建本科院校转为本科高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吸引应用性较强的新建普通本科进行“转制”，走本科高职的发展道路，从而提高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对“转制”的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进行专项投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本身的实践性与就业导向性更强，因而对教育资源的要求相对较高，如实训基地的建立、双师型教师的引进与培养、校企合作关系的构建等都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对这些“转制”的院校进行专项的经费投入，并且高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投入标准，保证这些院校能够成功“转制”并健康发展。（3）对“转制”的新建普通本科院校进行重新定位。定位对这些新建普通本科院校的“转制”至关重要。普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的定位不同。只有在办学目标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区域服务定位等方面进行正确定位，才能保证院校不偏离职业教育的方向。（4）有针对性地建立单独的评估体系。应用型本科与普通本科在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教师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建立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性，注重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将学术与学术性科研项目申请的标准适当降低，增加技术专利和技能大赛等方面的考核与评估，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三、部分高职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合作”

1.“合作”模式提出的背景。当前高职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专本合作”项目）普遍存在，而且存在一定的问题。国内的合作办学很大一部分都是院校自身在做的项目，政府对这些国内院校的合作办学资格与标准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在合作办学的管理上也没有具体的规范和指导。所以，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会衍生一些项目合作的问题，如合作办学生源的参差不齐；合作办学的学历含金量不高，只是表面形式的合作而没有涉及深度合作，学生虽获得了本科文凭但在技术技能发展方面没有实质性提高；社会并不认可合作办学院校所颁发的本科学历等。

2.“合作”模式的可行性分析。（1）“合作”模式不改变高等教育体制，规避了更大的负面效应。高职在目前的体制下大幅度地层次上移还有待时日，因此，与普通本科院校合作，是在不改变国家既定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目前部分院校也开展了“专本直通车”的项目，其本身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小，具有可操作性，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合作”模式是严格根据高职院校专业性质设置的，使合作项目趋于规范化。该模式为合作项目设立了一些门槛，充分根据高职院校的专业性质进行合作，防止了合作项目的泛滥，能够利用普通本科的优势资源与吸引力，同时发挥高职院校自身的特长，增强高职与普通院校深度合作的有效性。

3.“合作”模式的具体路径以及保障。（1）高职院校根据自身的专业性质与普通本科院校进行合作。高职院校的某些专业比如计算机应用专业，比较突出技术的应用性，主要培养知识含量较高的技能型人才。部分高职专科可以通过与普通本科院校的合作，将学校的强势专业与普通本科院校的“3+2”或“2+2”等模式相结合共同培养本科层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真正发挥普通本科院校所具有的理论知识较强的优势。（2）政府部门给予合作办学以政策支持。需要政府部门成立专家评定组根据专业性质制定合作办学的标准，并且对参与合作项目的办学机构的资格进行认定。凡要参加合作项目的院校都要严格经过教育部备案和批准，将各院校复杂散乱的合作项目提到政府部门关注的高度，使其制度化、规范化。（3）保证生源质量。生源的质量是影响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目前普通高考招生的院校包括普通本科院校、普通高职专科院校、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以及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在普通高考生源的分数线划定上只有本科、专科之分，没有另外的项目。因此，可以尝试将专本合作项目纳入普通高考招生分数线划定之列，使专本合作招生规范化，在源头上为专本合作办学的有效运行与质量保障打下良好基础。（4）加强合作办学的内涵建设。专本合作项目的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过程中要加强合作专业的内涵建设，并且在院校之间进行深度合作，这就需要专本合作办学的院校充分考虑到专本合作的衔接，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统一课程标准与教学标准，避免出现专本办学课程与教学的重复性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本科高职的发展尚处于理论讨论阶段，发展很不成熟。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应有重点地进行改革，进行“破冰”尝试。应允许采用高职本科的多样性发展模式，到后期发展模式成熟后，再进行系统整合。高职本科发展应采用由点及面、从局部到整体的原则，先进行几个试点，然后逐步推进。因此，笔者综合各种模式的利弊，建议采取以规范合作办学为突破口、转制为重点、升格为辅助的步骤，使职业教育的层次能够上移，从而更好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注释]

①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Z].2004-08-16.

②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Z].2005-10-28.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10-08-27.

我的职业选择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高职生在选择具体职业时最期望的工作性质依次是外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农民，最期望的工作所属行业依次是商业服务业、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工业、金融保险、建筑房产、农林牧副渔、邮电通讯、能源交通、军队。高职生的择业自主性较高，而择业信心不高。具有不同职业选择特点的高职生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重视程度排序总体上是比较一致的，但是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个别维度在职业选择的诸方面体现出显著差异。

一、前言

职业价值观在个体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积淀并最终定格，它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厚积薄发的理念，职业价值观必然深刻体现在职业选择的具体细节之中。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将金盛华等[}t}编制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和笔者自编的“职业选择问卷”作为测量工具，使用spss 12.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问卷”分成目的性和工具性2个取向，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内隐的动机性标准，手段性职业价值观指个体评价和选择职业的外显的条件性标准。前者包括家庭维护、地位追求、成就实现和社会促进4个维度，后者包括轻松稳定、兴趣性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职业前景和福利待遇6个维度。“职业选择问卷”由笔者根据事实编制的客观选择题构成。

(二)被试

笔者以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从苏州市3所高职院校的12个专业选取7so名高职生作为被试，以专业为单位组织了12次集体施测。正式施测共发放问卷780份，回收问卷中无效问卷24份，有效问卷756份，有效率96.9%a

三、结果

(一)高职生职业选择的理想工作与职业价值观

1.高职生职业选择的理想工作性质与职业价值观。

统计高职生择业性质各选项的选择频率，确定各选项的优先排序。结果表明，苏州市高职生在选择具体职业时最期望的工作性质依次是外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体企业、农民。

分别计算选择不同性质工作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选择后4种工作性质的高职生人数较少，未将后4项纳人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选择不同性质工作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选择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选择机关事业单位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kendall, m. g.)和谐系数w=0.975(p < 0.05);选择不同性质工作的高职生在地位追求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998 , p < 0.05，外企、机关事业>国企)，在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分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123 , p<0.05，外企>国企)。

2.高职生职业选择的理想工作所属行业与职业价值观。

统计高职生择业行业各选项的选择频率，确定各选项的优先排序。结果表明，苏州市高职生在选择具体职业时最青睐的工作所属行业依次是商业服务业、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工业、金融保险、建筑房产、农林牧副渔、邮电通讯、能源交通、军队。

分别计算选择不同行业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选择后5种工作行业的高职生人数较少，未将后5项纳人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选择商业服务业、政府机关和工业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选择科教文卫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成就实现>社会促进>家庭维护>地位追求，选择金融保险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地位追求>社会促进，肯德尔和谐系数w=0.856田< 0.01);选择商业服务业、科教文卫和工业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选择政府机关和金融保险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和谐系数w=0.973少< 0.001);选择不同行业的高职生在轻松稳定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5.284 , p < 0.001，商业服务<政府机关、科教文卫)，在薪酬声望维度的平均分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f=3.364 , p<0.01，政府机关>工业)。

(二)高职生职业选择的自主性与职业价值观

高职生在选择职业时倾向于采纳谁的意见，是相信自己还是听命他人，这些都集中反映了高职生择业的自主性。统计高职生择业意见来源各选项的选择频率，确定各选项的优先排序。结果表明，苏州市高职生在选择具体职业时最倾向于听自己意见的占42.7% ,听父母意见的占22.2%，听老师意见的占12.6%，听朋友意见的占13.9%，听媒体意见的占3.4%。由此可见，苏州市高职生的择业自主性比较高。

分别计算选择不同择业意见来源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择业意见来源选择“媒体”选项的高职生人数较少，未将此项纳人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选择不同择业意见来源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选择自己作为择业意见来源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选择父母、老师和朋友作为择业意见来源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和谐系数w=0.979田< 0.01);选择不同择业意见来源的高职生在成就实现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658 , p < 0.05，自己>父母)。

(三)高职生职业选择的自信心与职业价值观

择业信心是高职生对毕业后找到满意工作的能力的自我估计。统计高职生择业信心各选项的选择频率，确定各选项的优先排序。结果表明，苏州市高职生择业信心很高的占8.1%，较高的占30.0%，一般的占50.0%，较低的占10.1%，很低的占1.9%;择业信心平均分2.6759，介于一般与较高之间。由此可见，苏州市高职生择业信心总体水平不高。

分别计算择业信心不同的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对各维度及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显著差异的维度或总分的平均分进行多重比较(择业信心选择“很高”或“很低”选项的高职生人数较少，将“很高”和“较高”两项合并为“偏高”选项，将“很低”和“较低”两项合并为“偏低”选项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择业信心不同的高职生目的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成就实现>家庭维护>社会促进>地位追求;择业信心偏高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是:职业前景>兴趣性格>规范道德>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择业信心一般和偏低的高职生手段性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平均分从高到低的顺序都是:职业前景>规范道德>兴趣性格>福利待遇>轻松稳定>薪酬声望，肯德尔和谐系数who.975少< 0.05);择业信心不同的高职生在地位追求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589 , p<0.05，偏高>一般)，在成就实现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f=10.480 , p < 0.001，偏高>一般、偏低)，在社会促进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8.236 , p <0.001，偏高>一般、偏低)，在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分的平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8.838 , p < 0.001，偏高>一般、偏低)，在薪酬声望维度的平均分存在显著差异(f=3.636 , p<0.05，偏高>一般)。

四、讨论

(一)高职生职业选择的特点

就工作性质而言，第一，苏州地区合理依托长三角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资企业以先进的经营理念、成熟的管理模式、独特的企业文化、优厚的福利待遇而成为高职生择业的最爱;第二，苏州地区社会竞争激烈，市场风险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以良好的社会声望、可靠的职业前景、稳定的工资收人、完善的劳动保障而受到高职生的青睐;第三，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加快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国有企业激活了内部潜力，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从而赢得了高职生的欢迎，而相当一部分私营、个体和集体企业规模小、基础弱、收人低、风险高，逐步丧失了对高职生的吸引力;第四，苏州地区城市化进程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农业发展受到较大的冲击，加之社会对传统农业的偏见，农民职业自然受到高职生的冷落，笔者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筑以及高效、外向、生态、品牌农业的发展，高职生将最终转变对农业的认识。

就工作所属行业而言，第一，姑苏城自古就是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如今更是观光旅游、餐饮娱乐、休闲购物的繁华都市，苏州地区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多，就业门槛低，就业前景好，从而成为高职生择业的首选;第二，与前文所述机关事业单位受到高职生青睐的原因相似，政府机关、科教文卫等行业受到高职生喜爱的主要原因也是回避风险、追求稳定，同时也可能与苏州地区重文尚教的文化传统有关;第三，苏州地区充分利用“苏州一新加坡工业园区”和“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两大平台，加快引进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全面建设国际制造业基地，工业作为其中的主导行业必然要吸纳大批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当然，笔者认为根据一次调查的结果很难对其余每个行业的排序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与其牵强附会，不如留待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高职生择业自主性较高可能与自我意识的发展和传统观念的转变有关。一方面，随着自我意识的日渐成熟，高职生开始独立思考择业问题，不再简单认同他人的观点;另一方面，随着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家长和老师倍加尊重个人意愿，不再横加干涉高职生的择业自由。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高职生的择业自主性自然普遍提高。本研究的结论与龚惠香(1999、崔栋成(2001 ) }’}、喻永红(2003 ) }’}研究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

高职生择业信心不高可能与目前的宏观就业形势和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程度有关。首先，随着高校的连续扩招，毕业生总数年年攀升，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目前的宏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其次，受传统错误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程度不高，不少用人单位脱离实际需要，片面追求高学历，在人才招聘中排挤高职生。因此，高职生在选择职业时往往显得信心不足。本研究的结论与喻永红(2003究的结论是相当一致的。

从总体来看，本研究的结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地方经济发展现状比较吻合，与社会演变趋势基本一致，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次调查结果的客观性。

(二)高职生职业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中的体现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选择不同工作性质和工作所属行业的高职生，还是具有不同择业自主性和择业信心的高职生，对职业价值观各维度的重视程度排序总体上都是比较一致的。由此可见，高职生的职业价值观超越了职业选择的具体情境，在职业选择的诸方面体现出比较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研究结果也表明，高职生职业价值观的个别维度在职业选择的诸方面体现出显著差异。例如，选择外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高职生比选择国有企业的高职生更加重视地位追求，选择外资企业的高职生比选择国有企业的高职生更加重视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体;选择政府机关和科教文卫的高职生比选择商业服务业的高职生更加重视轻松稳定，选择政府机关的高职生比选择工业的高职生更加重视薪酬声望;择业意见来源选择自己的高职生比选择父母的高职生更加重视成就实现;高职生的择业信心越高越重视地位追求、成就实现、社会促进、目的性职业价值观总体和薪酬声望。这些差异大多可以联系现实生活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

第一，很多外资企业隶属于跨国公司，拥有知名国际品牌，享有良好社会声誉，成为企业员工本身就意味着阶段性的成功和身价地位的提升。因此，选择外资企业的高职生往往更加重视地位追求等目的性职业价值观维度。当然，这也提醒我们要注重培养高职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合理引导高职生关心本土企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第二，机关事业单位拥有行政管理权限和公益服务职能。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门，还是科教文卫部门，在全社会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勤政廉洁的公务员，教书育人的教师，还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都受到普遍的尊重。因此，选择机关事业单位的高职生往往更加重视地位和声望。同时，机关事业单位享受国家财政支持，工作稳定，薪酬优厚，保障完善，环境舒适;而工业、商业服务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选择政府机关和科教文卫的高职生往往更加重视轻松稳定和薪酬。当然，这也启发我们要重视培养高职生的创业精神和竞争意识，防止高职生产生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

我的职业选择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心理

高职院校不同于普通的本专科院校，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由中职、技校、中专等合并而成，其在管理模式和体制上不同于普通高校，成立时间较晚；生源主要为最后批次的普高生、三类生(中职、技校、中专)；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等。在这种大环境下，高职院校辅导员所面临的职业压力将更大，更易出现职业心理适应不良的现象，如：工作中产生焦虑、低成就感、挫败感等不良情绪。而作为一线的学生工作者的职业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成长与成才。因此，对高职院校辅导员不良职业心理进行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心理调查及结果分析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工作在第一线的辅导员为调查范围。对象选择了在浙江省内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温州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温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等)的辅导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1份，回收有效问卷113份，有效回收率为93％。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实证部分主要采用了问卷法和访谈法。在参考有关文献资料并结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设计了关于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心理的调查问卷，同时结合对身边辅导员访谈的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多次修订，对语意表述不清或具有歧义的题目进行了修改，从而使得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更加适合高职院校辅导员这一群体。修订后的调查问卷包括四个部份：第一部份为被试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龄、职称、学历等，用以说明被试者的背景情况；第二部份是对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调查；第三部分是对辅导员工作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第四部分是对辅导员工作倦怠情况的调查。

1.3　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辅导员职业心理整体水平良好，但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引发高职院校辅导员不良职业心理的问题。

(1)职业前途迷茫导致焦虑情绪。在调查中。在“从事辅导员工作使我感到在个人事业上前途渺茫”的问题上，20.8％的人选择“很少如此”，50％的人选择“有时如此”，29.2％的人选择“经常如此”。在“与同龄人中的专业教师相比，我认为存在着已有地位和未来发展潜力上的差距。”的问题上，12.5％的人选择“很少如此”，20.8％的人选择“有时如此”，37.5％的人选择“经常如此”。29.2％的人选择“总是如此”。在“我觉得工作再努力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问题上，37.4％的人选择“完全不符合”，29.2％的人选择“有点符合”，16.7％的人选择“比较符合”，4.2％的人选择“符合”，12.5％人选择“完全符合”。从调查数据可知，辅导员对职业前途感到迷茫，对未来缺少信心，对辅导员工作缺少认同感和归属感，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和规划。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自信心，因此容易产生焦虑及悲观情绪。

(2)工作性质繁杂琐碎导致低成就感。在调查中，在“由于事务性工作繁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深层次的学生教育管理问题”的问题上。4.2％的人选择“从未如此”，4.2％的人选择“很少如此”，33.3％的人选择“有时如此”，45.8％的人选择“经常如此”，12.5％“总是如此”。在“从工作中获得的成效感”的问题上，45.8％的人选择“满意”，37.6％的人选择“不确定”，8.3％的人选择“不满意”，8.3％的人选择“很不满意”。在“到了下班的时候，我感觉已经精疲力尽了，不想再作任何事情”的问题上，4.2％的人选择“完全不符合”，33.3％的人选择“有点符合”，33.3％的人选择“比较符合”，20.9％的人选择“符合”，8.3％人选择“完全符合”。在“在工作中，我有挫败感”的问题上，20.7％的人选择“完全不符合”，41.7％的人选择“有点符合”，16.7％的人选择“比较符合”，16.7％的人选择“符合”，4.2％的人选择“完全符合”。从调查结果可知，由于高职院校前身、生源及培养目标的特殊性，使辅导员的工作重心倾向于日常行为规范的管理，工作内容繁杂琐碎缺少研究性，工作成效不明显，导致辅导员体会不到强烈的工作成就感。

(3)工作职责不清导致多种角色冲突：在调查结果中，在“我感到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过多，工作压力大”的问题上，37.5％的人选择“有时如此”，45.8％的人选择“经常如此”，16.7％的人选择“总是如此”。在“辅导员既要成为学生集体管理者，又要和学生成为知心朋友，使我难以把握”的问题上，8.3％的人选择“从未如此”，12.5％的人选择“很少如此”，45.8％的人选择“有时如此”，16.7％的人选择“经常如此”，16.7％的人选择“总是如此”。调查数据显示，由于辅导员工作职能集教育者、管理者、服务者、研究者、引导者等诸多角色于一体，多角色期望很容易导致角色冲突。

(4)自身素质不够导致挫败感。在调查结果中，在“我感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能力有待提高，在解决深层次的学生教育管理问题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的问题上，4.1％的人选择“很少如此”，54.2％的人选择“有时如此”，41.7％的人选择“经常如此”。在“我能够有效地处理学生的问题”的问题上，16.7％的人选择“有点符合”，50.0％的人选择“比较符合”，16.7％的人选择“符合”，16.6％的人选择“完全符合”。在“我觉得自己像被淘空了一样，只是在机械地工作”的问题上，20.8％的人选择“完全不符合”，33.3％的人选择“有点符合”，25.0％的人选择“比较符合”，20.9％的人选择“符合”。在“我担心学生对于我处理他们问题的方式不满意”的问题上，25.0％的人选择“完全不符合”。25.0％的人选择“有点符合”，16.7％的人选择“比较符合”，25.0％的人选择“符合”，8.3％的人选择“完全符合”。

数据显示。由于社会、学校、学生及辅导员本人的高期望值和辅导员自身素质偏低存在着矛盾，而一般高职院校起步比较晚，关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政策上还不够完善。辅导员自身也缺少一定的钻研精神，缺少一定的耐力，因此自身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　高职院校辅导员不良职业心理调适

2.1　进行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提升辅导员职业素质

作为新世纪的思政辅导员，要想最大程度的发挥岗位职能。必须要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和职业素质，这首先就要对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作为辅导员个人，要有忧患意识，日子不能在不断的抱怨悲观中度过，要了解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职业步骤，尽个人最大的努力提升职业素质。而作为校方，应尽量给辅导员职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工作环境和平台，如：由学院统筹安排，按专业发展方向形成团队，并且系部根据辅导员专业发展方向作好辅导员日常工作的分工，使辅导员的“日常工作、研究、专业发展”三位一体。至少保证辅导员1/3的精力投放在发展方向相关的工作上，2/3的精力做其他事务性工作。校方积极搭建专业发展的平台，如：一个月至少安排2次以上院内专业团队研讨会；拓宽相关专业培训渠道，在政策上鼓励辅导员考取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创造辅导员校外交流和考察的机会，尤其是实践的机会；实行课题研究传帮带等。

2.2　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及角色职责

由于辅导员工作职责不清，使得辅导员集多种角色于一体，如：团学指导老师、日常管理老师、心理指导老师、党课老师、就业指导老师等，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角色要求，如日常管理老师要求严厉，而心理指导老师要求和善有亲和力，这两种角色若由同一个辅导员扮演的话，就容易产生角色冲突，从而使辅导员和学生都容易有无所适从感。因此，要减少角色冲突所带来的不适感，首先就要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作好辅导员工作内容的合理分配，如；在辅导员分工上根据角色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原则进行工作分配，使辅导员能扮演好同一类型的角色，减少由于角色转换所带来的焦虑情绪。

2.3　建立辅导员心理保健机制：加强自我心理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