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元日范文第1篇

关于元旦的诗话

1、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虽未用“元旦”、“元日”等词汇，却以元旦为题，写出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一代伟人毛泽东，1930年1月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欣赏这首词，犹如走入一幅壮阔的风景画，全词淋漓酣畅，清新自然，充满了乐观、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1942年董必武在重庆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觉得字里行间浸透着诗人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其时抗战维艰，惟有精忠报国，方可期来日乐土安家。诗中所说的“胜利茶”，是当时重庆商店里出售的纸包茶，意在预祝抗日胜利。以新鲜事物为掌故入诗，可见董老对旧体诗的革新意识。

3、〔宋〕 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旦”一词来源古代，非指公历新年，而是农历正月初一，亦即春节。宋吴自牧《梦梁录》中《正月》开篇话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以及南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等诗文中。元旦古称元日、元正、元长、元朔、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从古到今，历代诗人都为元旦抒情作诗，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4、古代元旦宫廷有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曹魏时元旦贺岁的场面。

5、唐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表达了已过60岁的诗人不惧衰老、昂首挺胸进入新一年的风貌。

6、唐代另一诗人成文斡写有《元旦》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戴星”，即顶着星宿，比喻晚归或早出。“觞”，即酒杯，可作饮酒解。“屠苏”，是元日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酒可以防病消灾。饮此酒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因为按古人理解，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长者却失了一岁，所以大家劝年少者先饮，以示祝贺，而让年长者后饮，以避忌讳。

7、唐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在大唐盛世，“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乐，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怀，则更是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古诗元日范文第2篇

元旦是新的一年中的第一天，而这天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有着属于他们的庆祝方式，那么中国元旦的风俗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告别中国元旦节日的风俗活动介绍_元旦节的风俗简介，希望对大家所帮助!

中国元旦的风俗元旦是庆贺新年的开始，欢度元旦可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元旦节的习俗。在我国，元旦节还列入了法定假日。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采用公历纪年法，把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称作“元旦”。我国对元旦节不如新年重视，所以一般中国元旦节的习俗就是张贴“欢度元旦”。

由于元旦是在民国年间才诞生的，并是由春节演化而来，所以，在中国刚刚开始庆祝元旦时，其庆祝的风俗习惯当然大都是类似于春节，或者说是春节的缩小版。毕竟元旦不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虽然沿用了部分传统的庆祝方式：如燃放炮竹、杀三生、敬鬼神、拜祭先人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并不见的会占用多么重要的地位。到了现代，元旦的庆祝习俗就更简单了。

元旦的庆祝方式一：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很多国家都把元旦顶为法顶节日，在元旦这天放假。新中国成立后，也规定元旦为法定节日放假一天。

元旦的庆祝方式二：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如元旦联欢会、挂庆祝元旦的标语、或举行集体活动等，以前就有组织敲锣打鼓、集体跳民族舞的，现在在电视记录片上还能看到，到科技发展的今天，就演变为联欢晚会什么的了。近年更是有旅游、聚会等节目，反正元旦这天并没有太多的传统，在这一天假期了就任人发挥了。甚至，元旦这天对年轻一代来说只意味着一天的假期。

元旦的庆祝方式三：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就是在以民间了，尤其是在农村。每到元旦，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炮竹，杀鸡宰鹅的，拜祭过各方神灵后就是一家人团聚一餐。至于更为浓重的庆祝方式暂时还没见过。

元旦发展史元旦，也被称为“新年”或“新历年”，是指公历的1月1日。但在古代，“元旦”即是今天的“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

元旦是很多国家的法定假日;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元旦均为法定假日;中国大陆及台湾均作为法定假日休假一天。习俗方面，“元旦”主要以各种方式互相祝福，贺年卡是其中主要形式。

汉语“元旦”涵义：“元”是开始、第一的意思;“旦”即早晨天明的时间，也通常包含一天之意。因此“元旦”就是一年的开始、一年的第一天。民国以前，元旦即现在的春节。

历史上，中国各个朝代对“元旦”说法不一致，夏代为正月初一(夏历1月1日)，商代为十二月初一(12月1日)，周代为十一月初一(11月1日)，秦王朝时期为十月初一(10月1日)(参见农历#夏历、殷历和周历的分别。汉朝汉武帝太初元年时，邓平等人创立了“太初历”，定正月初一为元旦，此后一直沿用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公历，所以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公历1月1日为新年。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名为“元旦”。

“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宋)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旦”一词来源古代，非指公历新年，而是农历正月初一，亦即春节。宋吴自牧《梦梁录》中《正月》开篇话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春三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以及南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等诗文中。元旦古称元日、元正、元长、元朔、元辰、元春、端日、上日等。从古到今，历代诗人都为元旦抒情作诗，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古代元旦宫廷有贺岁之礼，规模宏大而隆重。三国时曹植《元会》诗：“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曹魏时元旦贺岁的场面。

唐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之二：“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表达了已过60岁的诗人不惧衰老、昂首挺胸进入新一年的风貌。

唐代另一诗人成文斡写有《元旦》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戴星”，即顶着星宿，比喻晚归或早出。“觞”，即酒杯，可作饮酒解。“屠苏”，是元日专饮的多味药酒，古人认为饮此酒可以防病消灾。饮此酒有个规矩，老少不能同时共饮，而是从年幼者依次而来。因为按古人理解，每逢新年，虽然每人都要增寿，但实际上年少者得了一岁，而年长者却失了一岁，所以大家劝年少者先饮，以示祝贺，而让年长者后饮，以避忌讳。

唐人孟浩然写了一首《回家元日》诗，云：“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在大唐盛世，“田家占气候”，自有半年乐，而诗人“无禄尚忧农”的情怀，则更是读书人的高尚品格。

古代元旦有贴春联的习俗。南宋诗人陆游的《已酉元旦》诗：“夜雨解残雪，朝阳开积阴，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斜。”宋伯仁《岁旦》诗：“居间无贺客，早起只如常，桃板随人换，梅花隔岁香。”诗中的“桃符”、“桃板”即指春联。

当然，在古代歌咏“元日”的诗篇中，最著名的当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为后人传诵不衰。

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有如一幅“乐岁图”。诗人在诗中写道：“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清代爱国诗人张维屏的《新雷》，虽未用“元旦”、“元日”等词汇，却以元旦为题，写出人们贺岁、迎春的喜悦：“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欣赏这首词，犹如走入一幅壮阔的风景画，全词淋漓酣畅，清新自然，充满了乐观、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

古诗元日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潘岳 元稹 悼亡诗 比较

“悼者，哀也”（《广雅释沽》）。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悼亡诗究其源流，则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三百》，其中《诗经·邶风·绿衣》当可推为“悼亡诗”的发轫之作。该诗说的是一男子手抚亡妻遗物，悲戚不已，追忆旧时情谊，感念妻子对自己的照顾和规劝，感伤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如此贤德美惠，可以理解自己的心了，其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但“悼亡诗”名称的出现，当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的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以“悼亡”为题。《辞源》对“悼亡”的解释：“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谓悼亡。”

在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诗以其特殊的题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多突出表现妻子生前的贤、惠、笃，以及作者对亡妻的深切追思。其表达方式是由景到人，睹物思情，超越时空，物我统一。诗篇的基调表现为一种凄婉沉痛、孤寂落寞、缠绵悱恻的悲情美。其中潘岳追悼亡妻的诗以其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见长，千百年来叩动人们的心弦，后影响唐代元稹等人，而元稹的悼亡诗则多一些俊朗直率、浅切通畅，正是他们二人使悼亡诗成为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门类，并确定了悼亡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为此，笔者将潘岳的《悼亡》与元稹《遣悲怀》悼亡诗进行对比，探讨在同一题材下，他们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异同点及元稹对潘岳的继承与发展。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刘勰曾这样评价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忻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与当时的陆机并称，并被前人屡加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之文”，这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杨氏订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人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杨氏于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卒。二人感情甚笃，杨氏去世后，潘岳除了《悼亡诗》三首外，还作有《杨氏七哀诗》等悼亡她，情深义重可见于此。

《悼亡诗三首》（之一）是诗人为哀悼亡妻所作《悼亡诗》三首中的第一首，也是三首中最让人动容的一首。诗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哀伤的永恒时空，充满生死两茫茫的悲痛之情。诗中诗人以时间为经回顾了与妻子生前“如彼翰林鸟，如彼游川鱼”，如胶似漆般浓炽的爱，伤吟现如今物是人非、阴阳相隔“双栖一朝只、比目中路析”的孤单落寂之感，以及不因“光阴荏苒”、“寒暑流易”，而改变诗人对亡妻的“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的永恒哀念，反而越来越沉重。但由于伤悲难遣，孤寂难耐，情思无依，因此他发出了“庶几有时哀”的慨叹。面对这种无奈的悲苦，诗人开始羡慕庄周犹有缶可击，因此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庄子那样从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而这种企图，则又暗示出诗人的这种哀伤不仅剥夺了他的今天，而且将吞噬着他的明天、后天……读罢全诗，一个陷入永恒哀痛之中的诗人形象粲然浮现在眼前。同时，诗人又以空间为纬，使妻子生前的景物随着自己的步履移动逐次展示出来：庐舍、居室、帷幕、屏风、翰墨的余迹、檐头的滴水等，物是人非，睹物思人，这些连续的空间场景弥漫着阴沉凄凉的气氛，在沉寂中倾诉着诗人丧妻的悲痛、孤单的追思，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首诗情至深而意至切，悼亡的深情婉转地流淌于字里行间。

在潘岳悼亡诗中，诗人擅长于用精密而细腻的文思编织着对妻子无尽的追思和自己的孤寂之苦，而这种情思诗人能巧妙地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意象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同时，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情景交融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看似信手拈来，即景生情，实则不然，此物此象在诗中皆成了诗人寄托哀思的载体，承载着诗人浓浓的、深深的情思。因此，潘岳的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以致李商隐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但由于受当时魏晋文风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正如元稹所评“潘安悼亡犹费词”。

元稹的悼亡诗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诗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

元稹（779—831年），唐代文学家，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在文学上以写传奇和艳诗闻名，但他的悼亡诗也同样让人感动。元稹的妻子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二十岁时嫁给元稹，那时元稹没有功名利禄，虽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野蔬充膳甘长藿”，俩人恩爱有加，度过了七年艰苦却幸福的生活。七年后，元稹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韦氏却离他而去，元稹十分悲痛，为她写了很多可称为千古绝唱的悼亡诗，包括《遣悲怀》三首及那首著名的《离思》。

我们来看看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三首悼亡诗中，元稹几乎没有对环境的直接描写，主要运用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直叙其事、直抒其情，但同样达到追思抚昔的“悼”的效果，同样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哀动于衷，潸然泪下，字字透露着诗人对亡妻椎心泣血的思念。亡妻韦丛聪颖美丽，在元稹出仕之前就已亡故。“自嫁黔娄百事乖”、“贫贱夫妻百事哀”，都隐含着诗人的无奈自责：妻子生前未能尽享自己给其营造的温暖和幸福，反是随着自己一道尽尝生活的艰辛与悲苦。

三首诗按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以一个“悲”字贯穿始终，题为《遣悲怀》，实际上则是越“遣”越悲，越遣越不能忘怀，越欲罢不已。悲痛中夹杂着愧疚、遗憾和报答无门的复杂心情。如：第一首以叙述的手法刻画出韦氏“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相濡以沫的品德，使韦氏贤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首写物是人非、思念不已，只好通过“托衣裳”、“存针线”、“怜婢仆”来弥补对亡妻的愧疚之心，以慰藉亡妻，寄托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第三首主要以议论的方式倾诉着对亡妻的日炽的追思，仍导致“自悲”，“自悲”的是生前没有使妻子过上好生活，“自悲”的是自己日后难遣的孤寂、悲苦，以至于发出了“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的慨叹，而只能无奈地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对亡妻的追思和愧疚。在诗中诗人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今昔之反差来强调往日之贫、欢，妻子之惠，反衬今日自己之“悲”、“愧”、“责”。昔日妻子“野蔬充膳食”，今日诗人“俸钱过千万”；昔日妻子“泥他沽酒拔金钗”，今日诗人“因梦送钱财”；昔日是妻子“添薪仰古槐”，今日是诗人“针线未忍开”；昔日是妻子“平生未展眉”，今日是诗人“终夜长开眼”。一鬼一人，一昔一今，一虚一实，一死一生，处处对照使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艰辛与沉重、悲恸与深沉。同时，元稹的悼亡诗中微观上细致刻画，极为真实具体，在这方面元稹的诗要较潘岳显得更为悲痛深沉，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往往从日常小事、真事入手，小处着笔，通过某些极具感染力的细节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些诗中，元稹用浅切的语言，通过平凡的琐碎的家常事，表达了对亡妻深深的追思，使自己波涛汹涌的情感潮水般倾泻奔腾而来，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撕扯着诗人的愁肠，在诗人那早已枯竭的心灵上又榨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妻子走了，留下的是孤零销魂的诗人；妻子走了，留下的是诗人对妻子深深的追忆和思念。

唐人崔颢有诗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悼亡诗作为一种主情的诗歌体裁，完全靠真挚的情感动人。潘岳和元稹都是在相同的境遇下有感而发，故而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感人，写出来的诗歌也是动人心魄。难怪清代的纳兰性德在笔记中，把唐代元稹的《离思》、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宋代贺铸《鹧鸪天·半死桐》与潘岳的《悼亡诗》并列为四大悼亡诗，可见潘、元二人的悼亡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悼亡诗始于潘岳，但是真正意义上把悼亡诗推向更高境界的却是元稹。潘岳的悼亡诗为后世悼亡诗人提供了一个范本，文风追求绮丽、喜欢铺写，文字连接比较紧密，然而具体就诗歌艺术特色分析此诗，就会发现虽然诗句通顺流畅，语句连接紧密，但是缺少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语言堆砌过多，意思重复明显，缺少一些亮点和闪光点。而元稹从潘岳的诗作中汲取了不少艺术营养和创作灵感，“潘岳悼亡犹费词”，元稹既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离思》三首也延续了他一贯的诗歌作风，语言平易浅近，流露的情感却真实动人，感人肺腑。其中诗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更是广为流传。清代蘅塘退士评论元稹这首诗时说：“古今悼亡诗充栋，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潘岳和元稹的悼亡诗不仅打动了世人，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创作。

参考文献：

[1]辞源[M].（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刘勰.文心雕龙.明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3]隋书.经籍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古诗元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诗人；商於古道；体验；书写

唐代是中华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商於古道交通最繁荣的时期。中唐之后，西北关中及宛洛中原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五代之后，国都从长安迁移到开封、杭州；商於古道也由西北通向东南的国家交通干道变成地区性道路。在这一乾坤大扭转、盛衰大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唐代诗人们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商於古道在大唐文明变迁中的千姿百态，展示了此道与丝路相连的壮美画卷。

一、唐代的商於古道

商於古道是古代西北关中通往东部宛洛、襄邓及东南大地的官驿大道。因从陕西商州的蓝桥（今蓝田县境内）一直通到河南省认缦仄忪墩蚨得名，全长约600华里，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称作“武关道”，唐代称为“商山道”或“商州道”。商於古道是陕西东南部的重要门户，被誉为“秦楚咽喉”，是古代长安经蓝田、商州通向南阳、邓州、荆襄以至于江南和岭南的主要交通要道，是东南到西北长安、再由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和西方的官驿大道，是西北与东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商於”之名起于春秋战国。《战国策》卷四《秦・齐助楚攻秦》记载：齐楚联合攻秦，秦国忧虑，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张仪以商於之地为诱饵拆散了齐楚联盟。郦道元在《水经注・丹水》中说：“丹水迳流两县之间，历于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矣。”古商於之地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秦国发展壮大的战略要地。当商鞅统兵击败魏国，迫使魏国由安邑（山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后，秦封商鞅为列侯，“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索隐》：“於、商，二县名，在弘农。”《正义》：“於、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国。”总之，秦国将商鞅封在商於之地，不仅标志着秦国变法成功，由弱变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而且标志着秦国完全控制了由关中东进南下的战略要塞函谷关和武关，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军事地理基础。

盛唐时期，商於古道是长安通往东南方向的交通大动脉，是唐代的国家生命线。杜佑在《通典》中指出：上洛县，“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隐。其地险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级日：‘绕溜之国，南当荆楚。’绕溜者，言四面塞厄，[其道]屈曲，水回绕而溜，即今七盘十二[绕]。”说明汉唐时期的商於古道是曲折而艰险的山问通道。这条古道的枢纽是商州，关隘是武关。《通典》又说：商洛，“古商邑，离所封也。《检地志》云（其）[商]、于中，盖今南阳郡界。所谓商于[地]，亦汉商县地。有武关”。宋代学者亦认为商於古道以险峻名闻天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商州，古商於之地。”“此郡地带楚山，丹水出焉，甚为险隘。王莽谓明威王级曰：‘绕溜之固，南当荆楚。’绕溜者，言四面厄塞屈曲，水回绕如屋溜也。今地有七盘十二净。”唐代也极为重视商於古道的修建，《旧唐书》卷七十四《崔浞传》载：“初浞景龙中献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路以通，竞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浞开山之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崔浞在唐中宗景龙年问（707～710）开凿新路，便利了交通，但为夏季暴雨所毁。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请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至内乡，七百余里，皆山阻，行人苦之，西华役功十余万，修桥道，起官舍，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西华通山问道，谓之偏路，人不留滞，行者为便”。“此道在唐史上之重要性，不在军事之形势，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之沟通。”唐代京师长安与江淮之沟通，皆利此道之近捷，尤其是文人墨客多趋此道奔赴长安获取功名，竞有了“名利路”之称。中唐之后，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和藩镇军阀对汴河运道的破坏干扰，商於古道成为全国最繁荣、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成为诗人经行最多、诗作最美的唐诗之路。唐末五代关中衰落，宋代国都东移南迁，关中彻底失丢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沟通西北与东南的商於古道逐渐衰落。

二、唐代诗人的古道之旅

唐代的商於古道是国都长安通往东南的交通要道，“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而文人墨客南来北往，成为西北与东南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商山与丹江两岸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使这条千年古道成为名副其实的诗歌大道。

第一，唐代文人诗话商於古道，用诗歌记录了道路的开凿及走向、沿途的关隘与险峻，讲述着古道发人深省的历史典故。罗隐《杜陵秋思》：“南望商於北，两堪栖托两无图。”商於连，正是商於古道的战略地位之所在。李涉《寄赵准乞湘川山居》：“闲说班超有旧居，山横水曲古商於。”诗中的“山横水曲”则形象而凝练的概括了商於古道的地形地貌特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三月，李商隐从长安出发前往遥远的桂林，经行古道。他的《商於新开路》云：“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问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此诗自序说：“商州上洛郡，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开新道七百余里，行旅便之。”这首诗描写了李西华主持开凿的“六百商於路”春天的景象，道路崎岖艰险，攀登在白云树杪之巅，跋涉在溪流泉水之间。他的《送丰都李尉》：“万古商於地，凭君泣路岐。固难寻绮季，可得信张仪。雨气燕先觉，叶阴蝉遽知。望乡尤忌晚，山晚更参差。”此诗记录了商於古道夏天的景象和张仪、“四皓”的故事。他的《商於》诗云：“商於朝雨霁，归路有秋光。背坞猿收果，投岩麝退香。建瓴真得势，横戟岂能当。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今日看云意，依依入帝乡。”这首诗则描写了由南方返回“帝乡”长安时商於古道秋天的景象，动物出没在山林之间，黄叶飘落在古庙之前，高屋建瓴的商於要地，流传着张仪与“四皓”的人间传奇。贯休《送刘相公朝觐两首》：“程穿岘首春光老，马速商於曙色红。”是从襄阳经汉水、过商於到长安的春天景象。由李商隐等人的诗可知，唐代诗人对古道人张仪与“四皓”的故事颇感兴趣。周昙《春秋战国门再吟》：“不得商於又失齐，楚怀方寸一何迷。明知秦是虎狼国，更忍车轮独向西。”秦楚商於之争，以秦胜楚败、楚怀王被虏死在秦国而结束，周昙《春秋战国门楚怀王》：“不听陈轸信张仪，六里商於果见欺。既舍黔中西换得，又令生去益堪悲。”怀王的悲惨结局与张仪拆散齐楚联盟有直接关系。徐夤《张仪》：“荆楚南来又北归，分明舌在不应违。怀王本是无心者，笼得苍蝇却放飞。”徐夤《楚国史》：“六国商於恨最多，良弓休绾剑休磨。君王不剪如簧舌，再得张仪欲奈何。”徐夤的两首诗充分说明了张仪在战国外交舞台上合纵连横的作用，对楚怀王给予同情。秦楚双雄在商於的争夺与金戈铁马，是唐代诗人对商於古道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商於古道上的商山四皓文化是古道闻名天下的文化灵魂。温庭筠《四皓》：“商於角里便成功，一寸沉机万古同。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真有紫芝翁。”“四皓”隐居商山而安定刘氏天下，使古道与汉初政治相联系，给商於投下了浓郁的道家文化气象。方干《赠中岩王处士》：“垂杨袅袅草芊芊，气象清深似洞天。援笔便成鹦鹉赋，洗花须用桔槔泉。商於避世堪同日，渭曲逢时必有年。直恐刚肠闲未得，醉吟争奈被才牵。”皇甫曾《送商州杜中丞赴任》：“安康地理接商於，帝命专城总赋舆。夕拜忽辞青琐闼，晨装独捧紫泥书。深山古驿分驺骑，芳草闲云逐隼豸里。绮皓清风千古在，因君一为谢岩居。”以上两道诗虽未直接写商於，但前者“商於避世堪同日”，后者的“绮皓清风千古在”，都将商於“四皓文化”纳入其中。商於古道上厚重的历史与迷人的风光，也增添了古道的魅力与影响。罗隐《商於驿与于蕴玉话别》：“南朝徐庾流，洛下忆同游。酒采闲坊菊，山登远寺楼。相思劳寄梦，偶别已经秋。还被青青桂，催君不自由。”将吉《次商於感旧寄卢中丞》：“昔年簪组隘丘门，今日旌幢一院存。何事商於泪如雨，小儒偏受陆家恩。”罗隐与将吉的诗，让读者领略到了古道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第二，唐人更多的是将商於古道称为“商山路”或者“武关道”。因此，以“商山”题名的诗远多于“商於”。“商山路”是唐代著名的诗歌之路，也是唐代文人魂牵梦绕的功名之路。白居易《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笑问中庭老桐树，这回归去免来无？”白居易《商山路有感》：“万里路长在，六年身始归。所经多旧馆，大半主人非。”这两首诗记录了大诗人白居易“迁谪”出京到返回长安时多次经过“商山路”的心路历程。白居易《红鹦鹉，商山路逢》：“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这首诗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诗中的“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证明安南给唐朝赠送的红鹦鹉，是通过“商山路”输送到国都长安的，充分体现了此路在大唐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司空曙《望商山路》：“南见青山道，依然去国时。已甘长避地，谁料有还期。雨霁残阳薄，人愁独望迟。空残华发在，前事不堪思。”唐代的商山路既是功名之路，也是贬谪之路，因此诗人才有“前事不堪思”的感叹。张谓《送杜侍御赴上都》：“避马台中贵，登车岭外遥。还因贡赋礼，来谒大明朝。地入商山路，乡连渭水桥。承恩返南越，尊酒重相邀。”王维《辋川集・斤竹岭》：“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许浑《旌儒庙》：“寒陌阴风万古悲，儒冠相枕死秦时。庙前亦有商山路，不学老翁歌紫芝。”黄滔《入关旅次言怀》：“寸心唯自切，上国与谁期。月晦时风雨，秋深日别离。便休终未肯，已苦不能疑。独愧商山路，千年四皓祠。”以上三首诗中都提及“商山路”，证明唐人习惯于称商於古道为“商山路”。唐人也常将商山路称为“商山道”。赵嘏《商山道中》：“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当昼火云生不得，一溪萦作万重愁。”春季的商山道应是一年中风景最美的“胜游”季节。张乔《商山道中》：“春去计秋期，长安在梦思。多逢山好处，少值客行时。云起争峰势，花交隐涧枝。停骖一惆怅，应只岭猿知。”商山道上风景美。韩《商山道中》：“云横峭壁水平铺，渡口人家日欲晡。却忆往年看粉本，始知名画有工夫。”这两首商山道中诗，皆描绘了美丽如画的古道风光。李山甫《春日商山道中作》：“一径春光里，扬鞭入翠微。风来花落帽，云过雨沾衣。谷鸟衔枝去，巴人负笈归。残阳更惆怅，前路客亭稀。”这首诗是描写商山道春光的代表作，作者似乎是离开长安南行，因而才有“残阳更惆怅，前路客亭稀”的孤独。

第三，唐代的商山路是政治中心国都长安通向经济文化重心东南的文化大道，也是唐代文人仕宦荣辱的金光大道，因此被唐人称为“名利路”。从张仪、四皓到李白、元稹等，都与此路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居易《登商山最高顶》：“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白居易第一次提出连接秦楚的这条古道是名利之路。自居易《仙娥峰下作》：“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参差树若插，匾匝云如抱。渴望寒玉泉，香闻紫芝草。青崖屏削碧，白石床铺缟。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感彼私自问，归山何不早？可能尘土中，远随众人老？”商山四皓的大智慧，让白氏悟出了人生的真谛。王贞白《商山》：“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四皓卧云处，千秋叠藓生。昼烧笼涧黑，残雪隔林明。我待酬恩了，来听水石声。”晚唐诗人王贞白第一个明确将“商山路”称为“名利路”，象“四皓卧云”的潇洒已很难寻觅了。黄滔《过商山》：“燕雁一来后，人人尽到关。如何冲腊雪，独自过商山。赢马高坡下，哀猿绝壁问。此心无处说，鬓向少年斑。”黄滔的未老先衰都是名利惹的祸。孟郊《送卢虔端公守复州》：“商山无平路，楚水有惊深。”元稹《感梦》：“行吟坐叹知何极，影绝魂销动隔年。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司空曙《登秦岭》：“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汉阙青门远，商山蓝水流。三湘迁客去，九陌故人游。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这3首诗都描写了商山道上的人情、友情与乡情，离开长安就意味着功名之梦的破灭，令人“回首始堪忧”。韦庄《辛丑年》：“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黄云战马闲。但有赢兵填渭水，更无奇士出商山。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问。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韦庄身处晚唐时代，希望能出现象商山四皓那样的济世安民之人。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朝来已握手，宿别更伤心。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故情君且足，谪宦我难任。直道皆如此，谁能泪满襟。”孟郊《商州客舍》：“商山风雪壮，游子衣裳单。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日短觉易老，夜长知至寒。泪流潇湘弦，调苦屈宋弹。识声今所易，识意古所难。声意今讵辨，高明鉴其端。”裴夷直《上下七盘两首》：“斗回山路掩皇州，二载欢娱一望休。从此万重青嶂合，无因更得重回头。商山半月雨漫漫，偶值新晴下七盘。山似换来天似洗，可怜风日到长安。”这3首诗充分反映了商山名利路上绝大多数文人的孤独、悲苦和期待、喜悦之情。

三、唐代商州与商於古道

唐代商於古道驿站由京师都亭驿东行，出通化门，经长乐驿、灞桥驿折东南行，即进入武关道。其中的商州城是商於古道的枢纽、中继站和保障中心。

第一，唐代“商州为蓝田、武关驿道之中心点。其交通路线除此驿道外，其他小道尚多。”“商州山区，地瘠民贫，而当长安东南孔道中枢，故官其地者以交通为第一要务。”因此，唐代诗人南来北往多经过商州，留下了一批描写商州的诗。大诗人李白至少两次过商州，天宝四年（744）在商州小住了几月，并写诗记行，其中《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云：“裴公有仙标，拔俗数千丈。澹荡沧洲云，飘飘紫霞想。剖竹商洛间，政成心已闲。萧条出世表，冥寂闭玄关。”诗中赞扬了时任商州刺史的裴延庆，接着描述了商州城东石娥溪（今商州仙娥湖）一带的风光。“暂出东城边，遂游西岩前。横天耸翠壁，喷壑鸣红泉。び氖馕葱，爱此春光发。溪傍饶名花，石上有好月。”大诗人王维也曾经行商於古道，他的《送李太守赴上洛》诗云：“商山包楚邓，积翠蔼沉沉。驿路飞泉洒，关门落照深。野花开古戍，行客响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昼欲阴。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若见西山爽，应知黄绮心。”诗题虽写“上洛”，但诗的内容高屋建瓴般地描写了商州大交通格局的战略地位，“商山包楚邓”，“驿路飞泉洒，关门落照深”，“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这实际上就是对以商州为中心的商於古道的生动描写。大诗人白居易多次行走在商於古道之上，“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因此，他多次小住商州，《发商州》云：“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犹自胜，儿啼妇哭不闻声。”离开名利场京师长安，经过商州去东南，是那么凄凉孤单。诗人孟郊也曾跋涉在古道之上，他的《商州客舍》云：“商山风雪壮，游子衣裳单。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日短觉易老，夜长知至寒。泪流潇湘弦，调苦屈宋弹。”他也是离开长安去荆楚大地，在风雪交加时，长夜的苦寒与前途的迷茫挥之不去。诗人张籍也在古道上独行，受到商州“王使君”接待，他的《赠商州王使君》云：“衔命南来会郡堂，却思朝里接班行。才雄犹是山城守，道薄初为水部郎。选胜相留开客馆，寻幽更引到僧房。明朝从此辞君去，独出商关路渐长。”朱庆馀路经商州，《商州王中丞留吃枳壳》云：“方物就中名最远，只应愈疾味偏佳。若交尽乞人人与，采尽商山枳壳花。”枳壳是一种芸香科植物酸橙干燥未成熟的果实，具有理气宽中、行滞消胀的功效，主产于南方，由此证明唐代商州自然环境优越。唐代诗人对商州印象深刻，裴夷直的《八月十五日夜》说：“去年今夜在商州，还为清光上驿楼。宛是依依旧颜色，自怜人换几般愁。”上述诗人们的佳作，从多方面说明了商州在商於古道上的地位。

第二，唐代商於古道上有霸水、蓝关、商山、武关等地理标志，给诗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李白离开长安经商於古道南归，他的《别韦少府》：“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水国远行迈，仙经深讨论。”这里“白鹿原”，就是古道进入关中盆地的战略要地。储光羲《苏十三瞻登玉泉寺峰入寺中见赠作》：“朝沿霸水穷，暮瞩蓝田遍。”则说明了霸水与蓝关的关系。古道入山后的第一关就是著名的“{关”。蓝关也HL{蓝田关。在长安附近蓝田县境。描写蓝关较著名的诗莫过于韩愈的《左迁至蓝关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赵嘏《入蓝关》：“微烟已辨秦中树，远梦更依江上台。看落晚花还怅望，鲤鱼时节入关来。”看样子，赵嘏由东南入关，对进入长安满怀希望。韩的《早发蓝关》：“关门愁立候鸡鸣，搜景驰魂入杳冥。云外日随千里雁，山根霜共一潭星。路盘暂见樵人火，栈转时闻驿使铃。自问辛勤缘底事，半年驱马傍长亭。”这首诗非常难得地描绘了清晨入关的情景和长亭外古道边的交通景观。陆畅《出蓝田关寄董使君》：“万里烟萝锦帐问，云迎水送度蓝关。七盘九折难行处，尽是龚黄界外山。”“云迎水送”，描写了蓝关之美；“七盘九折”，描写了蓝关之险。曹邺《送曾德迈归宁宜春》：“筵开灞岸临清浅，路去蓝关入翠微。”再次说明了灞水与蓝关的关系。进入蓝关后，就是连绵不绝的商山。柳宗元《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以为明，好事者怜之》：“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赵嘏《旅次商山》：“役役依山水，何曾似问津。断崖如避马，芳树欲留人。日夕猿鸟伴，古今京洛尘。一枝甘已失，辜负故园春。”戎昱《过商山》：“雨暗商山过客稀，路傍孤店闭柴扉。卸鞍良久茅檐下，待得巴人樵采归。”韩琮《题商山店》：“商山驿路几经过，未到仙娥见谢娥。红锦机头抛皓腕，绿云鬟下送横波。佯嗔阿母留宾客，暗为王孙换绮罗。碧涧门前一条水，岂知平地有天河。”刘复《送刘秀才南归》：“鸟啼杨柳垂，此别千万里。古路入商山，春风生灞水。停车落日在，罢酒离人起。蓬户寄龙沙，送归情讵已。”以上5位诗人的商山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山与商於古道的点、线、面关系。商於古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就是武关，不仅是关中东南的门户，更是古道上的咽喉。李涉《再宿武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送客愁。”吴融《武关》：“时来时去若循环，双阖平云谩锁山。只道地教秦设险，不知天与汉为关。贪生莫作千年计，到了都成一梦闲。争得便如岩下水，从他兴废自潺潺。”这两首诗描写了武关山水相依的自然天险形势和秦汉更替时的人文历史情景。杜牧《题武关》：“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胡曾《咏史诗・武关》：“战国相持竟不休，武关才掩楚王忧。出门若取灵均语，岂作咸阳一死囚。”这两首诗均描写了战国时期秦、楚武关之争及其影响，发人深省。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与白居易均就武关有着心灵相通的感受与书写。自居易《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元稹有《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比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元白二人就武关的唱和之作，不仅是唐代诗坛的佳话，也是武关历史上的胜事。宋人王禹傅《登郡南楼望山感而有作》：“西接蓝田东武关，有唐名郡数商颜。”既概括了唐代商於古道的特点，又准确地说明了商州在唐代商於古道上的地位。

四、唐代诗人与商於古道驿站

唐代商於古道上有二十多个驿站，像一条项链串起了关中与东南的文化联系。唐初商於古道就置有驿站，到了盛唐时期，商於道馆驿密布，车水马龙，官民商旅络绎不绝，交通极为繁盛。其时，商州的“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云：“从上都至汴京为大驿路，从上都至荆襄为次驿路。”证明唐代商於古道的地位仅次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大驿路”。唐代从长安经商州、南阳、邓州至湖广襄阳共设有驿站23处，其中陕西境内共有驿站19个。驿站的主要路线是由京师都亭驿东行，出通化门，经长乐驿、灞桥驿，折向东南进入商於古道。其驿站依次是：蓝田驿、青泥驿、七盘岭、韩公驿、蓝桥驿、蓝溪驿、蓝田关、仙娥驿、商州城、四皓驿、洛源驿、棣花驿、层峰驿、武关驿、青云驿、阳城驿（唐末改名富水驿）商於驿、临湍驿、官军驿、曲河驿、南阳驿等驿站。兹将部分重要驿站分析如下。

灞桥驿，距长安25里处。这是唐代诗人出京的第一站，离愁别绪煞然袭来。刘禹锡《请告东归发灞桥却寄诸僚友》：“征徒出灞诶，回首伤如何。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行车无停轨，流景同迅波。前欢渐成昔，感叹益劳歌。”东南折入蓝田山区，至蓝田县，上韩公坂，越横岭至蓝田驿。

蓝田驿，在县西北25里。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去途从此始。绝顶忽盘上，众山皆下视。下视千万峰，峰头如浪起。朝经韩公坂，夕次蓝桥水。浔阳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距，劳苦已如此。”白居易的诗描写了蓝田路上经过“韩公坂”“蓝桥水”的情形。蓝田驿常常是朝廷对贬谪之人的赐死之地。《旧唐书》载，荆州刺史裴茂长流费州，宰相王搏贬崖州司马，均赐死于蓝田驿。

青泥驿，《长安志》日在蓝田县郭下。蓝田县亦名“蛲柳城”，《水经经注》曰：“泥水历蛲柳城南，魏置青泥军于城内，俗谓之青泥城。”此驿为出京后第一宿处。武元衡《同洛阳诸公饯卢起居》云：“萧条寒日晏，凄惨别魂惊。宝瑟无声怨，金囊故赠轻。赤墀方载笔，油幕尚言兵。暮宿青泥驿，烦君泪满缨。”诗中有浓郁的凄惨萧条气氛，但“暮宿青泥驿”，则反映了此驿出京后第一宿处的地位。

韩公驿，在蓝田县南35里。《太平广记》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其夕次蓝田。县尉崔清为经营行李家务甚周，后又送至韩公驿而别。

出蓝田县南20里，有七盘岭，七盘岭位于蓝田县南，是商於古道第一险阻，路经此盘山而过，是“绝顶忽盘上，众山皆下视”的七盘岭。唐代诗人多有题咏。吴融《南迁途中作七首・登七盘岭二首》：“才非贾傅亦迁官，五月驱赢上七盘。从此自知身计定，不能回首望长安。七盘岭上一长号，将谓青天鉴郁陶。近日青天都不鉴，七盘应是未高高。”钱起《七盘岭阻寇闻李端公先到南楚》：“日暮穷途泪满襟，云天南望羡飞禽。阮肠暗与孤鸿断，江水遥连别恨深。明月既能通忆梦，青山何用隔同心。秦楚眼看成绝国，相思一寄白头吟。”吴融与钱起的诗，不仅描述了自然环境中七盘岭的高峻，更重要的是道出了七盘岭在诗人内心深处的高大，它隔断了秦楚，使得诗人们“不能回首望长安”，“日暮穷途泪满襟”。

蓝桥驿在蓝田县东南40里。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裴航《赠樊夫人》诗，均有蓝桥驿的记载。《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由白居易的诗可以想见此驿的建筑是比较宏大的。

蓝溪驿在蓝桥驿与蓝田关之间。张藉《使至蓝溪驿寄太常王丞》诗，白居易《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即次蓝溪驿而作。《使至蓝豁驿，寄太常王丞》：“独上七盘去，峰峦转转稠。云中迷象鼻，雨里下筝头。水没荒桥路，鸦啼古驿楼。君今在城阙，肯见此中愁。”张藉的诗也营造出了七盘、云雾、鸦啼、荒桥、古驿、乡愁的孤独与苦闷。

蓝田关，距长安170里处，是商於古道上的第一关。此关在今陕西商州区西境牧护关附近。蓝田关作为古道上距长安最近的关隘，唐人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诗章。黄滔《下第东归留辞刑部郑郎中诫》：“莺声历历秦城晓，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蓝田关外路，连天风雨一行人。”杜荀鹤《辞郑员外入关》：“帆飞楚国风涛润，马度蓝关雨雪多。”风雨兼程中的蓝关路，心灵上的艰难比自然的艰难更可怕。

北川驿距长安215里处。安山驿距长安245里处。仙娥驿距长安285里处，此驿附近风景秀丽，屡为诗人称道。白居易《仙娥峰下作》云：“我为东南行，始登商山道；商山无数峰，最爱仙娥好。”李日新也有《题仙娥驿》诗。

商州，距长安300里。商州是商於古道上最大的城市，位于三岔路口，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当有驿站。白居易《发商州诗》为证：“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

四皓驿，驿名与四皓墓有关。《太平寰宇记・商州上洛县》条记：“四皓墓在县西南四里庙后。”即墓、驿均在州城附近。窦痒有《四皓驿听琴送王师简归湖南使幕》诗。

洛源驿，在商州会峪沟与丹江交汇处的洛源。雍陶有《洛源驿戏题》：“柳阴春岭鸟新啼，暖色浓烟深处迷。如恨往来人不见，水声呦咽出花溪。”诗人的心情似乎更灿烂一点。

棣花驿即今丹凤县的棣花镇。白居易有《棣花驿见杨八题梦兄弟》，雍裕之有《宿棣华馆闻雁》等。《元一统志・商州・山川》有棣花山，“在州东七十里，以山多棣花得名”。

桃花驿距长安430里。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双堠频频减去程，渐知身得近京城。春来爱有归乡梦，一半犹疑梦里行。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证明桃花驿一带多桃树，是名副其实的“小桃花树满商山”。

桐树馆驿，距长安455里因桐树桐花而得名。白居易有《桐树馆重题》：“阶前下马时，梁上题诗处。惨澹病使君，萧疏老松树。自嗟还自哂，又向杭州去。”此诗证明白居易不止一次过桐树馆驿。元稹也有《桐孙诗》：“去日桐花半桐叶，别来桐树老桐孙。城中过尽无穷事，白发满头归故园。”并序说：“元和五年，予贬掾江陵。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山月晓时，见桐花满地，因有八韵寄白翰林诗。当时草蹙，未暇纪题。及今六年诏许西归，去时桐树上孙枝已拱矣！予亦白须两茎，而苍然斑鬓。感念前事，因题旧诗，仍赋《桐孙诗》一绝，又不知几何年复来商山道中。元和十年正月题。”

武关驿，在今丹凤县东南90里处的武关河畔，今321国道旁。

青云驿，是武关外第一驿，距长安510里。雍陶《路中问程知欲达青云驿》诗云：“苍黄负谴走商颜，保得微躬出武关。今夜青云驿前月，伴吟应到落西山。”蒋吉也有《次青云驿》诗。

层峰驿，在今商南县皂角铺。韩愈《题层峰驿梁》诗序云：“去岁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阳城驿，唐末改名富水驿，在今商南县富水镇。白居易《阳城驿》：“商山阳城驿，中有叹者谁。”元稹也有《阳城驿》：“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阳公没已久，感我泪交流。”元白二人的诗，让此驿声名在外。杜牧《商山富水驿》：“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他说：“驿名不合轻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吴融《富水驿东楹有人题诗（笔迹柔媚，出自纤指）》：“何事遽惊云雨别，秦山楚水两乖张。”

富水驿位于陕、豫结合部。出富水驿即进入邓州内乡县（今河南内乡县），距商州约650里。《荆州图则》云：“今县东七里於村，盖昔所言商於也。”县城不远就是商於驿，罗隐《商於驿楼东望有感》：“山川去接汉江东，曾伴隋侯醉此中。”

内乡东南沿湍水行约50里左古至临湍县，置临湍驿，又南40里至官军驿。刘禹锡《顺阳歌》：“朝辞官军驿，前望阳路。野水啮荒坟，秋虫镂宫树。曾闻天宝末，胡马西南骛。城守鲁将军，拔城从此去。”又由内乡东行约一百五六十里至曲河驿。韩愈有《食曲河驿》：“晨及曲河驿，凄然自伤情。群鸟巢庭树，乳燕飞檐楹。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明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诗人凄苦孤独、自责自怨的心情难以言表。

又30里至南阳县，置南阳驿。孟浩然有《人日登南阳驿门亭子怀汉川诸友》云：“朝来登陟处，不似艳阳时。异县殊风物，羁怀多所思。剪花惊岁早，看柳讶春迟。未有南飞雁，裁书欲寄谁。”由诗题可知，南阳驿的建筑还是宏敞的。

“7～8世纪的中国把佛学和律诗研究发展到了顶峰”。“中国欢迎从外国传给它的一切，它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施加了某种深刻影响。中国的光芒无疑从未如此光辉灿烂过”。“唐朝的中国人眼界格外开阔，对其他文化广采博收。”“长安和洛阳的文化极富国际色彩。”“2 200位唐代诗人遗留下48 900首诗，其常见的主题是友人的离情别意，这或许是因为官吏常被调至外省，而帝国疆域辽阔，旅途艰险，一旦分手便再难相见，所以每次离别都显得难解难分。”从诗人们对古道驿站的这些诗篇中可见商於古道是唐代离情别意诗歌主题的渊薮。

古诗元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戴表元；赵孟\；诗歌；比较；原因

绪论

戴表元和赵孟\都是宋末元初的两位重要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思想、文学理论息息相关。在此，将戴赵二人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在元代诗歌风格转变的背景下，挖掘二人创作的特殊性。

戴表元和赵孟\都经历了由宋入元的社会政治动荡，并且二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因此，两人的诗歌创作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为宋末元初的诗坛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一、戴赵诗歌创作的相似之处

（一）诗学思想

宋末元初，是一个政治上剧烈交替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想也随着社会变革发生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对宋一代诗学思想的反思和总结，力矫南宋流弊，倡导“宗唐得古”的复古主张；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成熟完善的建构，对元明时期的诗学思想有着导夫先路的意义。

戴表元和赵孟\的理论见解与这一思潮完全符合。戴表元《李时可诗序》云：“为诗必拟古，自近古名能诗人陶、谢以来之作，规模略尽，故下笔辄无今人近语。”①在戴表元看来，其所谓的“古”就是汉唐、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以前的诗歌的优良传统，也就是以陶渊明、谢灵运等为代表的优秀诗人的创作。

赵孟\在诗学思想上与戴表元遥相呼应，他明确地指出：“学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②。“六经”原指儒家经典，诗人在这里指出“以六经为师”，即是要效法古人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因此，他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以“尊古”为上，而在诗法上，则“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

（二）诗歌感情

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在蒙古族的铁蹄下，走向覆灭，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戴表元和赵孟\的诗歌中，难免不流露出一种感时伤怀的情怀。

宋恭宗德v元年（1275），由于南宋军队作战不力，蒙古军跨过长江，是年三月，元军占领建康，戴表元开始避难生活。宋瑞宗景炎元年（1276），元军攻破临安，宋王朝投降，但蒙古军仍旧践踏着江南大地，戴表元不得不避乱于台州等地。由于世事无常，沧桑巨变，再加上痛苦不堪的生活，使他的诗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十年涉世浑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③。诗人在漂泊的过程中，看到由于战争的原因，村落人口稀少，物是人非，十多年的时间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如今看到这样的情形，诗人内心必然充满无限伤悲。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戴表元终于结束了漂泊避难的生活，回到了朝思夜想的家乡，然而这个时期，已改朝换代，郁积于胸中的沧桑之感自然而然地迸发出来，正如其《丁丑岁初归鄞城》云：“城郭三年别，风霜两鬓新”。这时诗人终于回到家乡，然而双鬓已然变得斑白，年轻时的心态终究也被消磨殆尽，只能独自去面对此时的境况，以笔墨为伴，吟诗作词罢了。

赵孟\作为宋室后裔，这种国破家亡的伤怀之感更加浓重，如其所作的《钱塘怀古》：“三月烟花非旧游”、“春风麦秀使人愁”④。诗中写到“烟花”，烟花乃一纵即逝之物，可惜可叹，正寄予了作者的忧伤之感。再者，山湖江河都和往年的一样，不一样的是江山易主，千古兴亡也不过如此，春风本象征着美好的事物，然而到了赵孟\这里却“使人愁”，可见，作者以乐景写哀情，其心中必然郁积了不少的愁苦伤怀之感。也许对于赵孟\来说，作为宋室后裔的身份使他对故国的怀恋浓厚而难以淡忘，再有他已入仕元朝，虽然位居高官，却没有实质的权利，徒有虚名而已，心中定然浸透了烦躁与愤懑。

二、戴赵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

（一）诗歌意象

“意象”一词，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抽象的意境和具体的物象两个方面。意象即对客观物象注入诗人的思想感情之后形成于诗中的具体形象。

在戴表元的诗歌中，主要描写的意象有“风”、“雁”、“老树”等等。如：“老树老且枯，数柯枝缀之”⑤、“江南春草黄，江北秋雁飞”⑥。这些意象都能给人一种沧桑之感。既有壮志难酬的感慨，也有生不逢时的哀伤；既有对旧国的怀恋，也有渴望入仕新朝的抱负。

在赵孟\的诗中，则有一群固定的意象：浮云流水、烟波、落木、虫草、蓬蒿、流萤等等。如《松雪斋集》中：“蔚蔚长蓬蒿”（《咏逸民十一首》）、“浮云有逸态，止水无急流”（《赠道隆上人》）、“夕虫鸣阶砌，孤萤炯丛薄”（《庆寿僧舍即事》）。这些意象都是比较凄凉的，寄予了作者感时伤怀的情感。

（二）诗歌风格

诗歌的艺术风格能够体现诗人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是品评诗歌艺术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准。这里对戴表元和赵孟\二人的诗歌风格作了简要的评析。

戴表元的诗歌，往往运用清新流畅的辞藻，描绘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意境。如七言律诗《次韵王监簿春前对雪之作》，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春天的清晨，一场细雨刚刚下过，碧绿的青山，薄薄的烟雾，渔船在水上漂泊荡漾，梁苑贵族在这样的时节去游玩，仿佛是在画卷中，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清新秀丽的境界，令人心神往之，回味无穷。

而在赵孟\的诗歌中，往往运用典故来抒发心中的感慨，呈现出含蓄婉约的风格。如《和姚子敬秋怀五首》其二（落日孤城动鼓频），这首诗中写到了李广，我们都知道李广是西汉时的名将，抗击匈奴，使其不再犯中原，诗人想到自己的国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灭亡，不免感叹起来，再加上“落日”、“山川萧瑟”、“草木凋伤”、“病马”这些景物的衬托，更加突出诗人国破家亡的惆怅。

总之，作为宋末元初的两位重要诗人，戴表元和赵孟\在诗学思想、诗歌主题、诗歌感情上具有相似性，而在诗歌意象的运用和所形成的诗歌艺术风格上又有所不同。在诗歌成就并不突出地年代里，成为两颗耀眼的明星。

注解：

① （元）戴表元（著）：《剡源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75年（1986），影印本，卷八。

② 《刘孟质文集序》，（元）赵孟\（著），黄天美点校：《松雪斋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卷六，第161页。

③ 《丙子除夜》，《剡源集》卷二十九。

④ 《松雪斋集》卷四，第92页。

⑤ 《老树》，《剡源集》卷二十七。

⑥ 《次韵答朱侯招游海山》，《剡源集》卷二十七。

参考文献：

[1] （元）赵孟\（著）.黄天美校.松雪斋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2] （元）戴表元（著）.剡源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中华民国75年（1986）.

[3] 刘飞.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4] 叶爱欣.赵孟\诗歌及其对元代诗风的影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64.

[5] 叶爱欣.戴表元诗论浅说[J].平顶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2）：7.

[6] 叶爱欣.“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J].殷都学刊，1998，（3）：51.

[7] 杨亮.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J].兰州学刊，2009，（9）：177.

[8] 黄天美.戴表元与赵孟\交往考辨[J].浙江社会科学，2009，（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