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范文第1篇

关键词：《离骚》；屈原；爱国情怀

1.《离骚》简介

屈原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其作品中表达了真挚的爱国情感，《离骚》一文正是在楚国灭亡之后，屈原在悲愤之余写出的一部作品，在文中作者阐述了对楚国君主和人民的热爱，对国家走向覆亡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作者剖析了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抨击了那些误国误君的奸佞之臣，以自我的高尚品德反衬了奸佞之人的品格低下。楚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战国争雄中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由于楚国君主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再加上君主任用奸臣，从而造成了楚国逐渐势微，连年征战失败，而楚怀王为首的贵族集团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至楚国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从而走向了国家灭亡的悲剧。在当时的情况下，屈原被奸佞小人迫害流放，对楚国的危机无能为力，只能用发自肺腑的悲痛为楚国送上最后的哀歌。

2.屈原爱国情怀的体现

2.1 热爱普通的楚国民众

忠君爱国是屈原爱国情怀的支撑，屈原一生兢兢业业、操劳国事、事事以国家为重，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带领楚国走向振兴，后来遭到了奸佞之臣的排挤迫害，依然对不失“存君兴国”的志向，希望能够实现强国安民的理想。中国古代就有极强的民生意识，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只有热爱民众、同情民众，才能设身处地的思考民众疾苦，制定相应的休养生息政策。屈原对楚国人民有很深的情感，在《离骚》中屈原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国家动乱的最终承担着就是基层的民众，而屈原的志向就是振兴楚国，让楚国统一全国来结束战乱，让人民摆脱战争的困扰，从此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这种“亲民”、“爱民”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屈原的情怀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看，屈原的思想和楚国人民的意愿息息相通，作为中国民族伟大的诗人，屈原痛心人民疾苦，关系普通民众的存亡，在《离骚》中，屈原虽然身处流放，但是矢志不渝，将自己一颗热心倾注到楚国人民身上，以悲痛的诗句写出了楚国人民亡国亡家的悲愤心情。

2.2对楚国的热爱

屈原是战国时代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其准确把握当时的历史现状，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提出了振兴楚国的口号，在屈原看来，只有振兴楚国国力，才能为人民提供坚实的保障，保卫楚国的大好河山不被侵犯。但是屈原的主张却得不到认可，楚国的统治者依然醉生梦死，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最终导致楚国灭亡。屈原对国家的热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针的提出，针对楚国的现状，屈原提出了变法主张，制定完整的国家法制，并建立楚国自己的文字，同时要开放言路，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纳入到楚国国家管理中，革除楚国多年的弊病，再者要改革军队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来维持楚国的稳定性，从这方面来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变法践行者，其变法主张策略都是有利于国家壮大，在《离骚》中，屈原所云“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表明屈原勇于面对现实，表达了对国家改革的急迫性，同时屈原重视对国家人才的培养，为国家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离骚》中所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是由于楚怀王个人意志不坚定，再加上周围奸佞之臣的阻碍，屈原的改革政策始终无法推行，其一腔报国热血付之东流。

2.3爱国精神产生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高度开放的时代，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征伐，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屈原对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希望通过振兴楚国来维持老百姓的安定生活。楚国虽然经历过繁荣的时代，但是当繁荣远去之后，楚国就不得不面对各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强大的秦国崛起之后，直接威胁了楚国的国家安全，楚国人民的安定受到了威胁，屈原身处在楚国的高位，他不计个人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意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楚国被动的局面，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本源。从屈原自身来讲，他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其进步的思想决定了其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屈原对家和国的情感深厚，在《离骚》中作者借用高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对楚国深厚的情感，并和破坏楚国安全稳定的恶势力进行斗争，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楚国恶势力进行斗争。

3.结语

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军民的深厚感情，屈原身处战争的动乱年代，发出了振兴楚国的号召，积极主导楚国推行改革，力图壮大楚国力量，为人民赢得安定的生存空间，在改革变法过程中，屈原屡受挫折，其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但是爱国情怀的光辉无法被历史掩盖，终将散发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李瑾.从《离骚》中看屈原的忠君与爱国[J].黄冈直接技术学院学报，2011（06）.

[2]曾艳.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23）.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2篇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

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政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政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宋代文士对屈原有着亲切的追求和仰慕，如朱熹所说：“忠清洁白，无辩自显也。”[1]（P13）又如洪兴祖所叹：“其志洁，其行廉。”[1]（P12）班固所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P14）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的遭遇影响，宋代许多诗人都向屈原学习诗文，苏轼在《苏轼评楚辞》中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2]（P128）何乔新也曾在《重刻楚辞序》中提到：“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更为近古。”[1]（P17）朱熹在《六义》中所云：“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1]（P16）《楚辞后语》中所说：“屈原之心，忠正洁白。”[1]（P13）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极大程度上给那些宋代文士们指引出一条存正确道路。屈原那种“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令宋代失意的文人们引之为心灵的榜样。

将屈原放在宋代的时空里，以屈原为人物线索，还原出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这种把历史人物放在不同时代去具体分析、具体审视的研究方式，不管是人物本身，还是具体的时代，必将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

宋代文士崇拜屈原，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屈原其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倾覆还是在仕途失意都保持“忠直”的品质不改初心，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推崇从屈原，从屈原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力量，指引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内心。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屈原人格之推崇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衰弱，给了周边国家可乘之机，而“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又加重了国家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宋代文人们的自身责任和参政热情越发的高涨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屈原在此种情形下的忠诚与高洁更为仰慕。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T，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P42）

洪兴祖表面上是在描述当时宋代形势，但其实是在这种形势下彰显了屈原的精神，从侧面表现出了他对屈原的推崇。宋代朱熹十分敬慕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楚辞后语》即云：“屈原之心，其橹仪褰喟祝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朱熹还在《楚辞集注序》中写道：“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1]（P16）除此之外，宋代的司马光也十分认同屈原，在赞扬屈原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屈原的爱国情怀的仰慕。如司马光《屈平》所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2]（P123）

虽然屈原的精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但大多都不尽完美。而宋代最有标志性的文人代表当属洪兴祖和朱熹，他们对“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的表达上尤为赞同。洪兴祖《楚辞总论》中提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12）在这里表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他的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与道德理想，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力量与精神之魅力。朱熹在《楚辞后语》中亦讲到：“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由此可见洪兴祖的思想对朱熹的“忠君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仅如此，除了洪、朱二人，晁补之《续楚辞序》中曾写到：“则世之所以贤原者，亦尤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2]（P135）由此表达屈原之忠带来的影响。班孟坚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忠诚之心给予赞赏，他在《离骚赞序》中这样写道：“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自已，故做《离骚》。”[1]（P9）诗人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忧思爱国情怀。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对屈原的“忠”的赞赏及仰慕。除了这些还有间接的赞颂，如苏轼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就通过对诗歌的表述，间接表达了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赞美。如上言论夥矣，不一一列举。屈原是后世之人的楷模，无论精神和品格都令人折服。诚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P241）屈原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鼓励着宋代文士，陪他们度过那段黯然的岁月。

（二）对屈原遭遇之同情

屈原一生，几经波折，无论是面对国家倾覆、还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流放万里，但仍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把目光定到宋代不难看出，宋代面临的境遇与与屈原相似，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如张咏在《吊屈原》中所云：“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2]（P113）张咏通过这首诗表达自己对屈原“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同情。梅尧臣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同情，他在《五月五日》中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2]（P118）张耒在《和端午》中曾感叹道：“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2]（P138）张耒还在《屈原》中提到：“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2]（P138）由此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千载冤”的同情，以及“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洪兴祖《九章・哀郢后叙》中写道：“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蔽于谄媚，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子公独《哀郢》而悲其志。”[1]（P31）在他看来屈原即使忠而遭到质疑，仍不忍离去，其爱国之心尤可敬亦可悲。洪兴祖还在《九章・抽思后叙》中写道：“己虽忠直，无所赴诉。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P31）表达了自己对屈子无奈与同情。除此之外，寇准也在《楚江有吊》中提到：“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1]（P114）以表示自己对屈子的同情之情。正如张咏《褊箴并序》中所言：“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光照如戴天：笃行不废恒为真贤。”[1]（P113）洪兴祖《楚辞总论》所叹：“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1]（P12）他对人生的遭遇的思索与他的作品一起，为宋代文士们搭建了一个精神的港湾。

（三）对屈原《离骚》之赞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国家、洁身自好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5）屈原《离骚》对宋代士人有着明显的影响，许多宋代的诗话、词话、宋人评注常暗含着屈原对《离骚》的称赞。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称赞道：

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曰：“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乃欲制形炼魄，排空御风，浮游八极，后天而终。原虽死，犹不死也。陶公《归去来辞》，愤其主s国亡，而未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於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洪庆善之论屈子，有曰：“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2]（P182）

宋代文人认为屈原“文约辞微”却又“文小而旨大也。”洪兴祖在《楚辞总论》中写道：“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P13）以此充分赞誉了屈原《离骚》之境界。李纲在《著迂韵有感》中提到：“屈原困椒菌，泽畔采薇旅。《离骚》髓夙雅，光可争日月。”[6]（P17688）李纲不但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还高度评价《离骚》可与日月争明，由此可见李纲对屈原《离骚》的评价之高。吴仁杰曾在《离骚草木疏后序》中谈到：“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昌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2]（P196）可见吴仁杰对《离骚》的高度推崇，以及离骚对诗人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曾写道：“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5]（P5）由此可看出，屈原《离骚》极高的艺术成就。屈原的不朽诗作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学者。严羽《诗u》有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2]（P174）方回《送常德教w君》中赞道：“夙雅之筱简屈原，千古哀怨《离骚》傅。”[6]（P41766）方回把《离骚》和《诗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他对《离骚》地位的推崇之深。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切遭遇与心境都可以在《离骚》得以抒发，因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对《离骚》更为推崇。陈普《咏史》中叹道：“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6]（P41792）诗人想象如果孔子与《离骚》的相遇，一定会将《离骚》写进诗三百中，由此肯定了屈原《离骚》的地位。吴子良在《吴氏诗话》中写道：

自《离骚》以草为讽喻，诗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怀》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春四墙下，已复生满地。”乐天《咸阳云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僧赞宁诗：“要路花争发，闲门草易荒。”后山诗集：“墙头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后徐师川诗：“遍地闲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讥也[2]（P201）

由此可见，后世诗人对屈原《离骚》的继承，他们从《离骚》中汲取养分，并加以理解，成自家之文，可见《离骚》影响之深。陈辅之在《宋玉屈原》曾写道：“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三句反复味之，与《风》、《雅》雅无异。”[1]（P184）可见《离骚》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屈原以其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洁身自好的品质流传于世，千载不违。他的《楚辞》、《离骚》等作品，便是他良好品质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道：“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尤必有可师者，况于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1]（P13）屈原固守本心，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仍忠君爱国，不改初心的品质，注定了得到生存在压抑黑暗状态下的宋代文人对他的赞同和崇拜。

三、结语

在那个国家面对外侵扰威胁，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时期，屈原不顾个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仍旧不改爱国之心，固穷高洁品行，滋养着宋代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为那些怀才不遇的文士们提供了精神依托。如朱熹《楚辞后语》所云：“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生限之矩度，则吾故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1]（P13）本文依据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把宋代文士用“屈原精神旨归”这条主线贯穿起来，尝试对宋代士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灵探索，审视着宋时期中国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士人精神面貌的总体梳理。

参考文献：

[1]（明）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4]王国维著，吴洋注释.人间词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5]（南朝梁）刘勰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马茂军，张海沙著.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刘伟.元代苏轼接受研究[A].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3篇

1、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 《湘夫人》

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数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 ——屈原

3、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屈原 《楚辞》

4、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从，更壹志兮 ——屈原

5、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屈原 《楚辞》

6、仿佛听见美人在呼唤着我，我要立刻驾着飞腾的马车和她一起远走高飞。（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 — —屈原 《湘夫人》

7、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兮？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兮。 ——屈原 《招魂》

8、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 《离骚》

9、闭心自慎，终不失过。 ——屈原

10、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屈原 《楚辞》

11、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去归来兮，哀江南。 ——屈原 《招 魂》

12、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 ——屈原 《渔父》

13、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 《楚辞》

14、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屈原 《楚辞》

15、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 《楚辞》

16、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 雄！ ——屈原 《九歌·国殇》

17、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屈原

18、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屈原 《九歌》

19、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 《国殇》

20、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离骚》

21、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屈原 《楚辞》

22、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屈原 《楚辞》

23、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屈原 《离骚》

24、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屈原

25、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九歌·少司命 》

26、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屈原 《离骚》

27、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是以见放。 ——屈原 《楚辞·渔父》

28、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屈原 《楚辞·渔父》

29、鸟飞反故乡，孤死必首丘 ——屈原

30、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澹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 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屈原 《九歌》

31、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惜。 ——屈原

32、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33、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屈原

3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屈原

35、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 《离骚》

36、桂棹兮兰桨，击空明月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屈原 《离骚》

37、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屈原 《楚辞》

38、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39、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 《离骚》

40、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

41、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楚辞》

42、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 屈原 《渔父》

43、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屈原 《楚辞》

44、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 《楚辞》

45、"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 《九歌》"

46、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屈原 《橘颂》

47、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 《离骚》

48、山中人兮芳杜若。 ——屈原 《九歌》()

49、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 《楚辞》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4篇

皋兰被径兮，斯路渐。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去归来兮，哀江南。 ——屈原 《招魂》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九歌·少司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 《离骚》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楚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屈原 《楚辞》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屈原 《楚辞》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屈原 《楚辞》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屈原 《楚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原 《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 ——屈原 《渔父》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屈原《楚辞》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愁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修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希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祝⑨兮好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慧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屈原 《九歌》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 《楚辞》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屈原 《楚辞》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屈原 《楚辞》

哀莫哀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惜。 ——屈原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数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 ——屈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 《离骚》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月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屈原 《赤壁赋》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 《离骚》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屈原 《楚辞》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澹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飙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屈原 《九歌》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 《渔父》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屈原 《楚辞》

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 ——屈原

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从，更壹志兮 ——屈原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屈原 《九歌》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 ——屈原

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屈原 《楚辞》

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屈原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兮? 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兮。 ——屈原 《招魂》

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屈原 《楚辞·渔父》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谬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缜，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莫桂酒兮椒浆； 扬包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屈原 《九歌》

鸟飞反故乡，孤死必首丘 ——屈原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屈原 《九歌·国殇》

屈原的离骚范文第5篇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晞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内容，它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艺术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著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总结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攄：《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