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句范文第1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渔父）。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末期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

屈原名句范文第2篇

《离骚》是一部传世名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体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屈原将满腔的热血倾注到文章中，字字句句之间体现了对家乡人们和楚国的热爱，同时屈原在书中针对楚国政治集团进行了批评，剖析了楚国灭亡的原因，对楚国人民流露出真正的关怀。《离骚》是一部传世名著，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章体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屈原将满腔的热血倾注到文章中，字字句句之间体现了对家乡人们和楚国的热爱，同时屈原在书中针对楚国政治集团进行了批评，剖析了楚国灭亡的原因，对楚国人民流露出真正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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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名句范文第3篇

传说端午节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战国时期，楚怀王与顷襄王轻信谗言，两次放逐屈原，于是投靠秦国，却造了亡国之运。屈原眼睁睁地看着秦国灭楚国，却无能为力，因痛不欲生，便在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自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投江”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年轻一代却很少有人知道，屈原为后人留下的一本著作——楚辞，更没有人知道楚辞里的一句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的意思是：路程漫漫又长又远，我还要上天下地去求索。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反复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知识的路很长很长，我上天下地也还有很多要学。从这句话中，我体会很深。不管是学习上，还有生活中，我仍记忆犹新的事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特别懒，不爱学习，每节课的课间，走廊上总少不了我的身影。而我当时的同桌却不同，她是个文静又爱学习的女孩子，不管周围多吵，对她刚柔多大，她也总能克制自己，安安静静的坐在位置上写作业，所以他的成绩一直稳居班级第二。

我很佩服她这样的学习精神，于是向她请教学习方法。她也一点都不隐瞒，全盘托出。她说：学习就是要不断进取，不断努力的。从那以后，我野开始刻苦读书，课间的走廊再无我的身影，而课间的教室也随之多了一人。我一碰到不会的题目，就会问老师，一个题没有解决便觉得难受。后来，我的成绩也在预料之下的冲上了前三……

屈原的这种精神，多么令我们佩服啊！正是这种热爱学习，热爱祖国的精神，使屈原一直被后人铭记，“屈原”也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名字。

屈原名句范文第4篇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着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 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着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着.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着.挹奎楼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着.史记.中华书局,1975.

屈原名句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屈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本文主要从终其一生的“美政理想”和巍巍人格的世界影响两大方面走近屈原，着重分析了《橘颂》的内涵意蕴，深入挖掘了诗人在文本中托物言志所寄托的高尚人格理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后人常常将《诗经》与《楚辞》并举，将它们并称为“”，分别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让我们走近爱国诗人屈原，通过对诗歌《橘颂》的感悟，来深入解读诗人内心矢志不渝的人格理想。

一、走近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造为宪令”，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谏，陈述利害，楚怀王非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

二、文本意蕴

（一）解题

“颂”是一种诗体，是对美好事物的描写和赞颂。

南国多橘，楚地更可以称为橘树的故乡。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盛产橘子而闻名遐迩。《晏子春秋》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橘树的生长习性非常奇特：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才能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到北方，就只能吃到又苦又涩的橘子了。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来看，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对于深深热爱故国故土的作者屈原看来，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秉性，恰恰可以作为自己砥砺志节的榜样，所以，在被逐出郢都，放逐期间，诗人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橘颂》。另外，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咏物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咏物诗之祖”，开创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优秀传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

（二）内蕴

从全篇结构来看，全诗结构很清晰，可以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重在描绘橘树俊逸动人的外在美。

诗中前三句，在诗人的笔下开篇立意，不同凡响，似乎使读者看到了一株坚挺的橘树，傲然屹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根深深地扎在南国故土上，那凌空而立的坚强意志、那受命不迁的坚定神采，都会使人内心升起无限的敬意。橘树是令人可敬的，橘树又是俊美可亲的。接下来诗人以精工的笔致，为读者描绘了诗人眼中的橘树形象。

在诗人笔下描写了橘树的根、叶、花、枝、棘、果这六个方面。橘树的根——深，表现了橘树生长在南国的坚定不移；橘树的叶——绿，表现了橘树生长得生机勃勃；橘树的花——素，表现了橘树的花正在蓬勃开放；橘树的枝——曾，这是一个通假字，通“层”，表现出橘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橘树的棘——剡，表现出橘树自身具有防范侵害的能力；橘树的果实——抟，表现出橘树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指出，橘树所贡献给人类的，是无数“青黄杂糅”、“精色内白”、光彩照人、香气弥漫的果实。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如此“纷?宜修”，如此“???怀蟆保?绱丝巴写笕危?梢运担?诿恳桓鲎掷镄屑洌?寄芰钊饲苛业馗惺艿绞?硕宰婀?昂蠡始问鳌钡囊黄?院馈⒃廾乐?椤?nbsp;

第二部分，热情讴歌了橘树独立不迁的内在品质。

诗人赞美橘树，年岁虽少，却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等它长大以后，更是“廓其无求”即胸怀广阔，无所欲求，“横而不流”即醒世独立，内心坚定，不随波逐流，“闭心自慎”即清心自守，谨慎自重，始终也不犯错误，“秉德无私”即坚持公正无私的品行，立于天地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更加表现出橘树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的高风亮节。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对橘树内在品质的倾心赞美。

咏物诗最大的特点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那么，诗人是怎样将“橘树”和“我”联系起来的呢？诗人用“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作为实现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橘树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严寒屈服。在这里，面对严寒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面对严峻的岁月，不改操守屈原自己的形象便叠印在一起了。诗人愿意与橘树长相为友，常相为伴，永远相守。

而后诗人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使全诗境界得到了升华——橘树的精神堪比商末的贤士伯夷，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文中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高高印在历史的天幕上了。

纵观全诗，这首诗既是描写橘树，又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写物与写人完全结合起来，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诗中的描写未脱离橘树的特点，却又不局限于橘树，而是把橘树拟人化了——就是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抒发了作者独立不移，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屈原赞美橘树，实际上寄寓着自己人格的修养。作为一个追求崇高人格的爱国诗人，屈原借橘的特性表达了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橘颂》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作者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此后，南国之橘便因蕴含了仁人志士“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尤其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健强.屈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6.

［2］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2010.5.

［3］张亚新.人格的独立：从陆游到屈原.济南出版社，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