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写的古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

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政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政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宋代文士对屈原有着亲切的追求和仰慕，如朱熹所说：“忠清洁白，无辩自显也。”[1]（P13）又如洪兴祖所叹：“其志洁，其行廉。”[1]（P12）班固所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P14）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的遭遇影响，宋代许多诗人都向屈原学习诗文，苏轼在《苏轼评楚辞》中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2]（P128）何乔新也曾在《重刻楚辞序》中提到：“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更为近古。”[1]（P17）朱熹在《六义》中所云：“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1]（P16）《楚辞后语》中所说：“屈原之心，忠正洁白。”[1]（P13）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极大程度上给那些宋代文士们指引出一条存正确道路。屈原那种“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令宋代失意的文人们引之为心灵的榜样。

将屈原放在宋代的时空里，以屈原为人物线索，还原出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这种把历史人物放在不同时代去具体分析、具体审视的研究方式，不管是人物本身，还是具体的时代，必将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

宋代文士崇拜屈原，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屈原其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倾覆还是在仕途失意都保持“忠直”的品质不改初心，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推崇从屈原，从屈原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力量，指引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内心。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屈原人格之推崇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衰弱，给了周边国家可乘之机，而“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又加重了国家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宋代文人们的自身责任和参政热情越发的高涨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屈原在此种情形下的忠诚与高洁更为仰慕。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T，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P42）

洪兴祖表面上是在描述当时宋代形势，但其实是在这种形势下彰显了屈原的精神，从侧面表现出了他对屈原的推崇。宋代朱熹十分敬慕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楚辞后语》即云：“屈原之心，其橹仪褰喟祝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朱熹还在《楚辞集注序》中写道：“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1]（P16）除此之外，宋代的司马光也十分认同屈原，在赞扬屈原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屈原的爱国情怀的仰慕。如司马光《屈平》所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2]（P123）

虽然屈原的精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但大多都不尽完美。而宋代最有标志性的文人代表当属洪兴祖和朱熹，他们对“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的表达上尤为赞同。洪兴祖《楚辞总论》中提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12）在这里表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他的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与道德理想，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力量与精神之魅力。朱熹在《楚辞后语》中亦讲到：“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由此可见洪兴祖的思想对朱熹的“忠君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仅如此，除了洪、朱二人，晁补之《续楚辞序》中曾写到：“则世之所以贤原者，亦尤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2]（P135）由此表达屈原之忠带来的影响。班孟坚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忠诚之心给予赞赏，他在《离骚赞序》中这样写道：“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自已，故做《离骚》。”[1]（P9）诗人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忧思爱国情怀。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对屈原的“忠”的赞赏及仰慕。除了这些还有间接的赞颂，如苏轼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就通过对诗歌的表述，间接表达了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赞美。如上言论夥矣，不一一列举。屈原是后世之人的楷模，无论精神和品格都令人折服。诚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P241）屈原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鼓励着宋代文士，陪他们度过那段黯然的岁月。

（二）对屈原遭遇之同情

屈原一生，几经波折，无论是面对国家倾覆、还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流放万里，但仍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把目光定到宋代不难看出，宋代面临的境遇与与屈原相似，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如张咏在《吊屈原》中所云：“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2]（P113）张咏通过这首诗表达自己对屈原“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同情。梅尧臣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同情，他在《五月五日》中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2]（P118）张耒在《和端午》中曾感叹道：“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2]（P138）张耒还在《屈原》中提到：“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2]（P138）由此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千载冤”的同情，以及“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洪兴祖《九章・哀郢后叙》中写道：“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蔽于谄媚，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子公独《哀郢》而悲其志。”[1]（P31）在他看来屈原即使忠而遭到质疑，仍不忍离去，其爱国之心尤可敬亦可悲。洪兴祖还在《九章・抽思后叙》中写道：“己虽忠直，无所赴诉。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P31）表达了自己对屈子无奈与同情。除此之外，寇准也在《楚江有吊》中提到：“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1]（P114）以表示自己对屈子的同情之情。正如张咏《褊箴并序》中所言：“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光照如戴天：笃行不废恒为真贤。”[1]（P113）洪兴祖《楚辞总论》所叹：“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1]（P12）他对人生的遭遇的思索与他的作品一起，为宋代文士们搭建了一个精神的港湾。

（三）对屈原《离骚》之赞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国家、洁身自好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5）屈原《离骚》对宋代士人有着明显的影响，许多宋代的诗话、词话、宋人评注常暗含着屈原对《离骚》的称赞。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称赞道：

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曰：“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乃欲制形炼魄，排空御风，浮游八极，后天而终。原虽死，犹不死也。陶公《归去来辞》，愤其主s国亡，而未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於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洪庆善之论屈子，有曰：“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2]（P182）

宋代文人认为屈原“文约辞微”却又“文小而旨大也。”洪兴祖在《楚辞总论》中写道：“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P13）以此充分赞誉了屈原《离骚》之境界。李纲在《著迂韵有感》中提到：“屈原困椒菌，泽畔采薇旅。《离骚》髓夙雅，光可争日月。”[6]（P17688）李纲不但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还高度评价《离骚》可与日月争明，由此可见李纲对屈原《离骚》的评价之高。吴仁杰曾在《离骚草木疏后序》中谈到：“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昌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2]（P196）可见吴仁杰对《离骚》的高度推崇，以及离骚对诗人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曾写道：“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5]（P5）由此可看出，屈原《离骚》极高的艺术成就。屈原的不朽诗作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学者。严羽《诗u》有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2]（P174）方回《送常德教w君》中赞道：“夙雅之筱简屈原，千古哀怨《离骚》傅。”[6]（P41766）方回把《离骚》和《诗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他对《离骚》地位的推崇之深。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切遭遇与心境都可以在《离骚》得以抒发，因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对《离骚》更为推崇。陈普《咏史》中叹道：“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6]（P41792）诗人想象如果孔子与《离骚》的相遇，一定会将《离骚》写进诗三百中，由此肯定了屈原《离骚》的地位。吴子良在《吴氏诗话》中写道：

自《离骚》以草为讽喻，诗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怀》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春四墙下，已复生满地。”乐天《咸阳云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僧赞宁诗：“要路花争发，闲门草易荒。”后山诗集：“墙头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后徐师川诗：“遍地闲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讥也[2]（P201）

由此可见，后世诗人对屈原《离骚》的继承，他们从《离骚》中汲取养分，并加以理解，成自家之文，可见《离骚》影响之深。陈辅之在《宋玉屈原》曾写道：“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三句反复味之，与《风》、《雅》雅无异。”[1]（P184）可见《离骚》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屈原以其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洁身自好的品质流传于世，千载不违。他的《楚辞》、《离骚》等作品，便是他良好品质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道：“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尤必有可师者，况于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1]（P13）屈原固守本心，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仍忠君爱国，不改初心的品质，注定了得到生存在压抑黑暗状态下的宋代文人对他的赞同和崇拜。

三、结语

在那个国家面对外侵扰威胁，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时期，屈原不顾个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仍旧不改爱国之心，固穷高洁品行，滋养着宋代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为那些怀才不遇的文士们提供了精神依托。如朱熹《楚辞后语》所云：“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生限之矩度，则吾故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1]（P13）本文依据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把宋代文士用“屈原精神旨归”这条主线贯穿起来，尝试对宋代士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灵探索，审视着宋时期中国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士人精神面貌的总体梳理。

参考文献：

[1]（明）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2]李诚，熊良智主编.楚辞评论集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4]王国维著，吴洋注释.人间词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5]（南朝梁）刘勰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6]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马茂军，张海沙著.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刘伟.元代苏轼接受研究[A].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

屈原写的古诗范文第2篇

众人皆醒我独醉

屈原是个有着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也是个有着政治家命运的伟大诗人。诗人的理想主义使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现，政治上受挫则使他的诗得以成为千古绝唱。屈原为国家政治忧愤而投水，却只能在历史上留下诗人的美名。也许诗人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现实态度总是格格不入的。

屈原的前半生是幸运的，他出生在贵族之家，是国家领导人的远房亲戚。他长大后，一肚子的学问也没有浪费。屈原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楚怀王办公室的秘书长(左徒)，国家颁布的许多文件、法令都出自他的手。屈原不但能写，还长得一表人才，能言善辩，因此外交上的许多事情也由他出面处理。楚怀王对这位能干的秘书长是颇为信任的，后来干脆把制定国家宪法的事也交给了屈原。然而，一个能人的背后总是站着一批小人，楚怀王的生活秘书(宦官)靳尚和后来当了总理(令尹)的小王子子兰都很嫉恨屈原，他们在楚怀王面前大造屈原的谣言，说屈原自高自大对外人说楚国少了他就不行。楚怀王也未必很相信这些话，但平庸的领导人一般都得对能干的手下提防着点，于是让屈原挪了个地方，封为三闾大夫，管贵族子弟的教育去了。从此屈原的政治生涯不断地走向下坡，而他的诗却越写越好了。

屈原被贬了官，但还能不时出现在领导的身边，对国家内外大事提出些意见。比如说强大凶残的秦国邀请楚怀王前去访问时，屈原就极力劝阻，但领导这回不听他的，而是听了子兰的，去了秦国，结果被关起来了，连外交豁免权也争取不到。事实证明了屈原的正确，但得了势的子兰就更容不下他了。屈原于是一再遭到放逐。被放逐到荒蛮之地的屈原只怨恨小人，并不怨领导。作为诗人，他自比香草美人：作为政治家，他希望还能有机会再给领导当一回参谋。但两者的矛盾已注定了他的悲剧。

就这样，一个出身贵族的诗人政治家只好在当时还很荒凉的湖南汨罗江边像个疯子一样边走边吟唱那些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诗歌。他对着江上的渔夫叹息说：“这个世界是污浊的，只有我一个人高洁清白；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醉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是清醒的。”渔夫听了只能苦笑摇头。

五月初五那天，渔夫一如既往在屈原的吟唱声中下网打鱼。等到他突然听到水面一声巨响，回头看时，岸上的屈原和他拴船的石头都不见了。后来渔夫仔细琢磨了一下屈原的话，心里叹道：你说自己高洁清白是可以的，但要说这个世界是污浊的怎么行呢?

你操刀来笔

司马迁是一个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人。他在没有汽车、火车可乘，更谈不上飞机的时代里，能够先后跟随父亲和领导(汉武帝刘彻)周游全国是不容易的。由于父亲和他本人先后担任国家史料馆的馆长(太史令)，他得以方便地博览群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使司马迁具备了写作《史记》的条件。人们谈起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很容易会联想起《史记》，这部书犹如一幢高耸八云令后人难以逾越的大厦，但同时想起大厦建造者司马迁个人悲剧命运的人却不多。

司马迁虽然常常日以继夜地在竹简上进行写作，但身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他还是得不时放下工作到领导的办公室(朝廷)去报到。他的领导刘彻是个还不太坏的皇帝。司马迁很高兴能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干活。他读过那么多书，知道历史应该怎么写。刘彻的祖宗刘邦虽然是开国皇帝，但毕竟是地痞流氓出身，司马迁想到刘彻这么开明，照直写他祖宗的历史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写了。刘彻果然不像以前有的皇帝看见史官写得不合自己意思就砍他的头。因此，司马迁写的东西得以保存下来了，但他身上却有个部位被刘彻找了个理由叫人割去了。

那是有一回，刘彻召集各位高层领导干部开会讨论大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司马迁级别较高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大家都附和领导的意见，说李陵贪生怕死，应该把他家里的男女老少都抓来杀了。司马迁却对领导的意图领会不透(也可能比较相信领导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站出来替李陵辩护。这样，司马迁马上被逮捕了，最后被判处腐刑()。司马迁对他的领导的看法确实太天真了，他如果记得当时的农业部长(大农令)颜异的教训的话，就不应该这么相信刘彻了。刘彻曾经搞过一些类似“打白条”的玩意去勒索下属封国的钱，颜异知道后就翻了一下嘴唇，于是被定罪为“腹诽”，判处死刑。

能看透历史的双眼有时未必能看清眼前的人，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好在刘彻能司马迁的身体，却不能他的精神。但刘彻的做法也产生了很大作用，后世的史官没人再被，精神上却总怕被，他们写出来的史传只保留了《史记》的形式，却失去了《史记》的精神。所以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部家族史罢了。

不当官就当诗人

陶渊明是一位不大会当官却嗜酒如命的诗人。他的曾祖父是大军区的司令员，祖父是地方长官，父亲的官位稍小点，到他本人却没能当上什么能有所作为的官。当的官太小，没能施展其抱负是陶渊明深以为耻的事，他因此终日流连醉乡。但酒后的涂鸦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笔财富。

陶渊明受儒学影响极深。他学问渊博，且自小有“大济苍生”的大志，可谓志大才也不疏。只可惜生不逢时――当时官场不要能人。陶渊明二十多岁就开始在地方上当一些诸如主持拜天地祭祖宗仪式之类的小官。虽然工作轻松，但单位人事关系复杂，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陶渊明觉得心里很不痛快，干脆就回家种地去了。

陶渊明并不是个出色的农民。虽然他在前面耕作，妻子在后面除草的和谐画面很有田园风味，但事实上陶渊明经常累得病倒。他耕作时也不是在构思他后来发表的那些优美的田园诗，而是在估计到了秋天能有多少收成可酿多少酒。辛勤劳作的成果没能满足陶渊明每日必饮、每饮必醉的需求。他只好放风出来说想当个不太受到管制的县官，好得点买酒钱。毕竟他的名气大，陶渊明得以在41岁时当上彭泽县县长。显然，他并不长于搞经济建设，更不懂从工程上马、项目审批中收红包，又不喜欢参加应酬，也就没怎么喝上酒店里琳琅满目的中外名酒。他只能在后院的田里种高粱，可惜他的县长生涯比高粱的寿命还要短。那天，上级有个检查组要来，他不想去迎接，还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就此再也不当官了。

我们要庆幸这个检查组的及时到来，要不然陶渊明还要在心里留一个梦想，希望不断升官以实现大志，或者继续忙于种高粱酿酒的副业。与官场的弃绝才最终使他成为一位大诗人。

从陶渊明开始，中国有了许多想当官而不得，或者当了闲官当得不痛快，然后借酒浇愁，最后酒后作诗而留名后世的大诗人，如李白等就是。

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也是一位花钱如流水的富商子弟。作为富商子弟的他虽然有过一年散尽

三十万的纪录，但也没能博得如宋江的“及时雨”之类的美名。他注定只能像同样老想当大官和天天喝醉酒的陶渊明一样成为大诗人。

李白的诗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在中国说起诗歌或者外国人谈起中国诗歌不提到李白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知道这位出生在如今的吉尔吉斯斯坦的诗人年幼时曾跟他做大生意的父亲几经迁徙，后来落脚在四川省一个叫青莲乡的地方。李白在青莲乡住了二十多年，并以此自称为青莲居士。在二十六岁那年拿了老爸给的支票背上长剑彻底离开青莲乡之前，李白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了一身武艺，还顺便学了些炼丹药之类的技术。他无意参加科举考试，觉得即使考上了能当个小官也很没意思。文武双全的李白希望能直接当上国家总理，只有这样的官位才适合他施展才能。然而，很遗憾的是李白虽有幸生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代，但盛唐毕竟还不是他梦想的时代。

李白在当官之前最喜欢做的两件事就是游山玩水和喝酒。他在别人为科举考试而埋头苦读的时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喝了许多酒，写了许多诗。李白因此很快名满天下，连不轻易出门的国家领导人也听说了他的名字。国家领导人亲自拍板决定请李白到京城来当官，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看出领导的高明。而更高明的是领导把李白请了来并不是让他心满意足地当上总理，而是让他加入那庞大的秘书班子当中。上班时抄布告，下班后写歌词。李白从上任到主动辞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酒量名满京城，而酒后让高力士脱靴的狂傲洒脱也名留青史。诗人的狂是要有条件和付出代价的。高力士不得不屈尊给李白脱鞋子，那不过是因为喜欢唱歌的领导得了个好曲子却急着要李白写歌词而已。虽然我们看不到李白的任何政绩，但他抄的布告和为盛唐流行歌曲填的词无疑都很好，只是阿谀的小人身边是不可能站着一位狂傲的诗人的。

李白终于没当上政客是其一生中的不幸，但又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后记

早些天翻翻旧书，有感于一些古代文人的命运，写了几则短文。就像我们眼里对远去伊人的遥望，心里对失去的爱情的追念，对古典的东西，我们只能隔着时代的界线，遥遥一望。那古典的精神，难以再现于被罩在重重物质囚笼里的现代人。

谈起屈原，现代人一定会惊叹于他二十多岁就已经是省部级的官员了，同时也会迷惑不解于他竟会因政坛的一时失意而自寻死路。谁不知道政坛风云变幻，一时失意之后他日还可东山再起。如今，贪污受贿、假公济私之官员，东窗事发了就努力遮掩，被判刑后，还是不服要上诉，谁还会抱块石头跳河?更别说像屈原一样一身清白，只是一时受到异己排挤而已，就更要忍一时之辱以待他日腾达了。

而写书的司马迁在现代人眼里就更是有些写书写昏头了，犯得着为别人去换那一刀吗?然而，正是司马迁这种于历史于现实都极其认真执着的态度才有了空前绝后的《史记》。后来那些怕挨一刀的史官怎能写出一部可与《史记》并肩的史书来?不与历史较真，放弃对真实的执着，是现代人失落的又一种古典精神。

屈原写的古诗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屈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本文主要从终其一生的“美政理想”和巍巍人格的世界影响两大方面走近屈原，着重分析了《橘颂》的内涵意蕴，深入挖掘了诗人在文本中托物言志所寄托的高尚人格理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后人常常将《诗经》与《楚辞》并举，将它们并称为“”，分别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让我们走近爱国诗人屈原，通过对诗歌《橘颂》的感悟，来深入解读诗人内心矢志不渝的人格理想。

一、走近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造为宪令”，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谏，陈述利害，楚怀王非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

二、文本意蕴

（一）解题

“颂”是一种诗体，是对美好事物的描写和赞颂。

南国多橘，楚地更可以称为橘树的故乡。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盛产橘子而闻名遐迩。《晏子春秋》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橘树的生长习性非常奇特：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才能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到北方，就只能吃到又苦又涩的橘子了。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来看，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对于深深热爱故国故土的作者屈原看来，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秉性，恰恰可以作为自己砥砺志节的榜样，所以，在被逐出郢都，放逐期间，诗人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橘颂》。另外，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咏物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咏物诗之祖”，开创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优秀传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

（二）内蕴

从全篇结构来看，全诗结构很清晰，可以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重在描绘橘树俊逸动人的外在美。

诗中前三句，在诗人的笔下开篇立意，不同凡响，似乎使读者看到了一株坚挺的橘树，傲然屹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根深深地扎在南国故土上，那凌空而立的坚强意志、那受命不迁的坚定神采，都会使人内心升起无限的敬意。橘树是令人可敬的，橘树又是俊美可亲的。接下来诗人以精工的笔致，为读者描绘了诗人眼中的橘树形象。

在诗人笔下描写了橘树的根、叶、花、枝、棘、果这六个方面。橘树的根——深，表现了橘树生长在南国的坚定不移；橘树的叶——绿，表现了橘树生长得生机勃勃；橘树的花——素，表现了橘树的花正在蓬勃开放；橘树的枝——曾，这是一个通假字，通“层”，表现出橘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橘树的棘——剡，表现出橘树自身具有防范侵害的能力；橘树的果实——抟，表现出橘树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指出，橘树所贡献给人类的，是无数“青黄杂糅”、“精色内白”、光彩照人、香气弥漫的果实。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如此“纷?宜修”，如此“???怀蟆保?绱丝巴写笕危?梢运担?诿恳桓鲎掷镄屑洌?寄芰钊饲苛业馗惺艿绞?硕宰婀?昂蠡始问鳌钡囊黄?院馈⒃廾乐?椤

第二部分，热情讴歌了橘树独立不迁的内在品质。

诗人赞美橘树，年岁虽少，却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等它长大以后，更是“廓其无求”即胸怀广阔，无所欲求，“横而不流”即醒世独立，内心坚定，不随波逐流，“闭心自慎”即清心自守，谨慎自重，始终也不犯错误，“秉德无私”即坚持公正无私的品行，立于天地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更加表现出橘树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的高风亮节。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对橘树内在品质的倾心赞美。

咏物诗最大的特点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那么，诗人是怎样将“橘树”和“我”联系起来的呢？诗人用“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作为实现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橘树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严寒屈服。在这里，面对严寒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面对严峻的岁月，不改操守屈原自己的形象便叠印在一起了。诗人愿意与橘树长相为友，常相为伴，永远相守。

而后诗人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使全诗境界得到了升华——橘树的精神堪比商末的贤士伯夷，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文中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高高印在历史的天幕上了。

纵观全诗，这首诗既是描写橘树，又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写物与写人完全结合起来，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诗中的描写未脱离橘树的特点，却又不局限于橘树，而是把橘树拟人化了——就是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抒发了作者独立不移，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屈原赞美橘树，实际上寄寓着自己人格的修养。作为一个追求崇高人格的爱国诗人，屈原借橘的特性表达了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橘颂》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作者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此后，南国之橘便因蕴含了仁人志士“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尤其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健强.屈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6.

［2］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2010.5.

［3］张亚新.人格的独立：从陆游到屈原.济南出版社，2008.4.

屈原写的古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屈原；汉寿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6-0072-02

汉寿，古称索县、辰阳、龙阳。它位于洞庭湖滨，在沅水、澧水的尾端。该地山青水秀，历史悠久，真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今明月沧浪水，新旧桃花西竺山”。这幅佳联说明，只因有了“古今明月沧浪水”，才有“新旧桃花西竺山”的县城美景。汉寿是湘楚文化的发祥地，是沧浪文化的发源地，应该是孕育诗祖屈原的故土。屈原是洞庭平原水乡沃土哺育出来的世界文化名人，充满着浓郁的传奇色彩。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宗庙为墟，全军覆灭。这时，长期被流放的屈原，目睹国家的残破，人民的灾难，他欲哭无泪，但无力回天。屈原生于洞庭沅湘，长于洞庭沅湘，最后连死也选择了洞庭故乡。他于这一年的五月五日，愤而投江，力图用龙的精神唤醒人民为祖国、为故乡努力拼搏，殉于自己未能实现的“美政”理想。楚国人民哀其不幸，敬仰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在他死后，以各种方式来追思他，从而，在中国民俗上形成一个独特的端午节。

龙阳，作为屈原的故乡，端午节影响之大，流行之广，无与伦比。并且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足可超越任何一个传统节日。

一、龙舟比赛

龙舟比赛，始于屈原投江之日。当地百姓惊悉诗人投江殉国，即呼朋引伴，驾船出寻，在江水中搜救。这一活动，后来演化为“龙舟比赛”之俗。

龙舟比赛意在纪念屈原，因此龙阳为比赛的始源之地也并非妄说，自古龙阳龙舟声名远播。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时写《武陵竞渡略》：“五月五日竞渡，斯招屈之义，始于沅湘之间，棹影瀚波，尤以龙阳为盛”。

每逢端阳佳节到来，龙阳各江河湖泊，都热闹起来，各条龙舟，年轻水手，头裹红、白头巾，神采奕奕，挥舞手臂，迅楫急驰，劈波斩浪，竞技练习。尤县城北门，系沅水河边，水深丈余，每年端阳节，都有数十条龙舟争强斗胜，各显身手。届时，龙舟涌动，锣鼓喧天，声势极为壮观，在碧波荡漾中条条龙舟争先恐后，奋力争驰，蔚为壮观。岸上男女，艳装盛服，观者如潮，高声呐喊，助威鼓劲，欢呼喝彩，不绝于耳。直到决出胜负，才尽兴而归。另沧港、酉港、小港、坡头、岩汪湖等地也常有龙舟赛。

说怪不怪，龙阳每年龙舟竞赛，头名几乎都被沧港龙舟所得。究其因，沧港是诗祖屈原故里。沧港人民有去汩罗江祭祀屈原的习俗，并代代相传，因而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划船本领，其独占鳌头，理所当然。其它如酉港、小港、坡头、岩汪湖龙舟成绩也不俗，可圈可点。

二、包粽子吃粽子

包粽子吃粽子是端午节龙阳典型的民俗，它遍及中国南北。粽子为当天每户餐桌上必备食品。人民多在节前摘取蓼叶或芦叶，经蒸煮后折成尖角、包上精糯米，扎成两角翘起的粽子。蒸煮后，除去包装，调以白糖，即成老少皆宜的食品。

早在南北朝时，吴均所撰《续齐谐记》中亦有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是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古代作粽的目的是端午节，屈原抱石自沉，人民打捞未果。当地人民热爱怀念屈原，恐其躯体为蛟龙伤害，用粽投水，是对屈原躯体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二千多年来，已成习俗，并风行全国。

三、挂菖蒲挂艾蓬

龙阳民俗，端阳清晨从野外割取菖蒲、艾蓬，在自家门庭、窗户上挂上，避邪驱凶，保平安吉祥。此俗并遍及全国，经久不衰。

南北朝宗懔《荆土岁时记》写道：“五月五日扎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龙阳民俗，挂艾于门窗，一来取芳香之气以逼秽浊，二来此俗源于屈原诗歌所咏。如《离骚》中有：

A、“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B、“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菖蒲之叶，碧绿修长，叶形如剑，端午节悬挂门庭两侧，可以避邪，逢凶化吉。此俗兴起，实源于屈原《九歌・少司命》：“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意谓少司命为保护少年儿童之神灵，持剑避邪以佑护少年儿童之安康也。

四、佩戴香包

龙阳民俗，每年在端阳节前，城乡妇女，以各色丝绸、花布碎片缝制香包，充以雄黄、香料、佩戴儿童胸前，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人见人爱。

究此俗创意，也源于屈原诗歌，因诗人尤以香草，香花以比世界上美好的人和物，托物言志，以《离骚》诗句为证。

A、“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B、“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为裳”。

由此可以理解，儿童佩戴香包之创意，构思奇特，意境深远，并非凭空设想，肆意为之。乃真情实感，有理有据。

五、信鬼好巫

《嘉庆常德府志》和《同治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更甚”。二千多年来，当佛教、道教、基督教传入龙阳时，上至官府，下到百姓，所有祭祀，婚丧、修建、乔迁、生育、疾病等诸般活动都请来巫师，着法衣、吹牛角、摇铜铃、唱巫歌、跳巫舞，以驱邪扶正，召示凶吉，洞察祸福等等。

民国时期，汉寿城乡凡有神堂之家，都供奉“九天司命之神位”，即使很穷的人家没有神堂也用红纸写一小条幅，贴于厨房。过小年（腊月二十四日）这天，开始祭祀，一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求婚姻美满，白头偕老；三求子孙兴旺，祛病消灾。“九天司命”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神，因为这是主宰人们生命和命运之神。

再说，建国以前汉寿龙潭桥乡余家桥便有善慈庙，三进大庙，气势恢宏、晨钟暮鼓、香火鼎盛。里面供奉四娘娘（也称送子娘娘）神像，据说灵验得很，常年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遗憾的是这座大庙，毁于60年代人祸，令人痛心。目前，附近乡贤、村民已捐资重建，但与古庙相比，望尘莫及。

目前，我县乡下仍有“问无常”，“查花树”、“斩妖捉怪”、“退煞喊魂”、“照水碗”、“请司明”、“送财神”等巫风的残留和习俗。乡下用以娱神和自娱的有请“牯牛神”、“瓜瓢神”、“筷子神”等，也是巫风的习俗及变种。如此浓厚的巫风习俗，在屈原死后的两千多年，仍经久不衰，令人深思。此外，在屈原的作品中，还写到了楚人的饮食，服饰，佩饰等风俗习惯，这些古风古俗，在现在汉寿民间，还应有尽有。

屈原壮志未酬，忧愤投江明志，而他形成的民俗仍将世世代代，流传不衰。诗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但他爱国、爱乡的英魂，已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屈原的作品是永恒的千古绝唱，屈原的品德、情操和精神，光照千秋，万古长存!

参考文献：

[1]韩隆福：《屈原与洞庭水乡》。

[2]樊军：《论屈原在中国民俗上的深远影响》。

屈原写的古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刘禹锡.刘禹锡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任半塘.唐声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林纾. 韩柳文研究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7］ 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 白居易.白香山诗集［m］.清四部备要本.

［9］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尚永亮.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j］.中州学刊,1993(2)：.

［11］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2］ 陈伯海.唐诗汇评［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 缪钺.诗词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 元稹.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6］ 洪兴祖.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 曹寅.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 卢燕平.李绅新论［j］.文学遗产,2004(4)：.

［20］ 陶敏.宋之问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21］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