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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自由

爱与自由

爱与自由范文第1篇

关健词:爱,自由,自主-自立,解放,亲情,正义。

每个人都生活在爱中。虽然每个人得到的爱与付出的爱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感受过爱与被爱。我们首先是在亲人之间感受到爱,我们还会在朋友之间,在与陌生人之间感受到爱。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在陌生人之间也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

那么,何为爱?如何爱他人才是真爱而不是溺爱与宠爱?如何爱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爱而不是自私?爱与亲情之别何在?虽然爱在人类共同体里如此重要,但是,关于爱的问题在汉语思想史上却很少得到深入的讨论。不过,在基督教信仰系统里,爱却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调:爱被当作所有律法的要义而成了每个人处理与他者关系的最高准则。所以,这里我们暂且从分析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

关于爱,《圣经》里有一个看似平常而费解的著名说法:“爱是恒久忍耐、和蔼仁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不做无礼的事,不谋求私利,不轻易动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凡事忍耐。”1

这是从三个角度对爱做出的说明。如果说第一个角度侧重于从上帝之爱来说明爱,那么,第二、第三个角度则是从在尘世历史中的个人角度去说明爱,其中一个是以肯定的形式表达,一个是以否定的形式陈述。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个角度所说明的爱,就是真爱。也就是说,不管是爱自己还是爱他人,只要符合这三个说明中的任何一个,这种爱就是真爱。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三个说明呢?我们暂且从第二个说明,也即以否定形式表达的说明着手。如果爱就是不自夸、不自大、不嫉妒,那么,如果一个人自夸、自大、嫉妒,他就不可能真正去爱。一个人能自夸、自大、嫉妒什么呢?当然就是自夸(自大、嫉妒)某种优势,比如才能、财富、权势、声望、美色等等由尘世物构成的某种优势。自大、自夸、嫉妒等这类行动与情感在根本上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置于一个由各自拥有的尘世物决定的优势等级体系中,从这种等级体系的关联角度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大者或因自己拥有优越于他人的权势(或其他)而自以为人上人,而嫉妒者或因自己的容貌不如他人就自卑于他人而怨恨他人。不管是自大者,还是嫉妒者,在本质上都是把自己和他人限定在由尘世物构成的等级关联中,只从这种等级关联去理解和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存在。

这种把自己与他人限定在尘世等级关联中的人,他的身份是在比较中呈现出来的,他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级的关系,一种由拥有的尘世物决定的差序关系。在这个由尘世物规定的庞大的等级体系中,由于每个人拥有的各种尘世物(不管是才能、权势,还是财富、美貌、感官快乐等等)各不相同,因此,一方面,每个人被分解为各种差序身份——才华横溢者可能其貌不扬,权势炙手可热者可能才智平庸,红颜者可能薄命,富豪者可能堕落。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权势等级系列里,他充当着一个人上人,而在才智等级系列里,他则是一个人下人。另一方面,这种差序身份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变动的,将随时着尘世物的变化而改变:才华横溢者可能江郎才尽,权势熏天者可能沦为阶下囚。所以,在尘世等级体系里,人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自身”,只有临时的身份——大家都是临时工。没有“自己”,没有“能作主的主人”,又如何真正爱自己呢?又如何爱人如爱己呢?

也许有人会以为,在同一个等级的人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与幻想。首先,在由尘世物决定的等级体系里,每个人所处的等级序位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是多重的,不可能与任何他人完全重叠,因而不可能与他人构成同一个等级。只有当人们从众多尘世物抽出某一方面(如财富)作为衡量等级序位的标准,才可能对等级体系进行归类性分层,否则,等级体系里,只有个体之间的层级,而没有类之间的层级。通过设立分层(级)标准来理解、认识一个等级社会,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最惯常的做法。它们对等级体系的这种认识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塑造等级体系。但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任何等级体系都不仅仅是它们所理解与描绘的那样简单。因为标准设立之时,就是差异被删除之际。就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话题而言,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有所谓类的同一阶层,并且这同一个阶层的人们之间能够相互关爱,但是,处在这种类的等级中的人也不可能在整个等级社会进行爱人如爱己。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只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人,其生活的唯一目的与方向就在于尽可能获取对他人的优势,并保守这种优势。既然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比较级里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只是等级体系里的生活,那么,除了追求最高级的存在与人上人的生活外,还有什么会是我们更重要的目的?任何一个等级体系都是一个匮乏体系。由尘世物决定的等级体系,既可以说是一个由所拥有的尘世物的量规定的,也可以更确切说是由匮乏尘世物的度规定的。在这个体系里,获取对他人的优势,也就意味着摆脱相对(他人的)匮乏。为此,他必须千方百计去夺取并占有有限的尘世物,如财富与权力。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不可能爱人如爱己。因为如果他把他人当作像爱自己那样来对待,那么,这要么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对他人的优越,要么意味着他愿与所有他人共享自己的优越,而结果都一样:他不再保有对他人的优越;但是,获取并保守对他人的优势却是自陷于等级关联体系中的人的唯一目的。

由于自陷于等级体系的人实际上失去了“自己”,因而不可能真正爱自己,当然也就不可能爱人如爱己,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爱。自大自夸者、嫉妒者都属于这种自陷之人。因此,当使徒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时,在根本上意味着,爱不是别的,爱就是从由尘世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摆脱出来。因为只有既把自己又把他人从这种尘世等级中解放出来,不再从所匮乏或所拥有的尘世物的量去理解、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人们才能够不因拥有尘世物方面(如才能或权势、财富等等)的比较优势而傲慢自夸,也不因比较劣势而自卑嫉恨。总之,才能不自大,不自夸,不嫉妒,不轻易动怒,不喜欢不义。从这种否定意义来说,爱就是一种摆脱-解放:自我解放而解放他人。

要进一步问的是: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体系里摆脱-解放出来意味着什么呢? 从特权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意味着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自由只是一种法律所确认的外在自由,由此获得的平等还是形式性的机会平等,而不是起点平等,更不是实质的平等。因此,即便是在解除了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人们也仍陷在各种等级关联中。政治解放只是消除了特权阶级,摆脱了权利方面的等级关系,而无法摆脱整个尘世等级关联体系。如果说阶级关系是由后天的典章制度规定的,那么,尘世等级关联体系则是由先天与后天的一切有限物规定的。所以,如果说政治解放在根本上意味着摆脱某种典章制度而进入一种自由自主的存在,也即进入一种形式平等的生活,那么,爱则意味着把自己与他人从一切先天与后天的尘世物当中解放出来,让自己与他人退出一切由尘世物决定的关联,也就是退出一切功能性角色。退出一切关联,也就是进入无关联:每个人都不再是作为因拥有某种尘世物而具有某种相应功能的关联角色(如因拥有巨大财富而为富豪等等)存在,而是作为无关联、无功能的自身出现。

在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体系里,每个人都处在比较关联中而充当着各种相对的角色。一切角色都是相对的,因为不管一个角色是多么重要,或多么适合于某个人,它都是在比较中确立起来的,而非为任何一个人必然地配备的。因而并非不可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在角色中找到真正的自身。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身都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这种绝对的自身不在等级关联体系中,而在等级关联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体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卸下一切角色,回到自身。这个自身之为绝对的自身,就在于它的存在不受任何关联物的决定,而只由自己决定自己。因此,绝对的自身,也就是自由的存在。作为会爱的存在者,我们的自身不在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中,而在自由中。自由是我们这种存在者自己的位置。在尘世-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充当着不同角色,因而有不同的位置。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是自由。这里的共同只是这一点上的共同:即,在自由这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能够只从自己出发决定自己的意愿与行动。因此,虽然自由这种位置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人的自由却是不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是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一个天赋的位置。

因此,当我们说卸下角色而回到自身时,实际上等于说,退出等级关联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由。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是自在而自由地存在——这是我们汉语“自由自在”这个日常语汇隐藏的最深刻的本源意义。

                            二

所以,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从等级关联中解放出来,意味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即自由而找到自身。从存在论角度看,这种解放意味着让我们找到自身,回到自由存在。但是,当我作为无关联的自身而自由存在时,并非意味道着我与他人只有消积的关系,而没有任何积极的关涉。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他人处在一种最积极的关涉当中,这就是:让他人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自由自在地存在。因为当我从等级关联体系中解放出来时,这不仅表明我不再从由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体系去理解、看待我自己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我同样不再从这种等级体系去理解、对待他人的存在,而是把他人当作与我一样的无等级无关联的自身,也即可以只从自己决定自己的自身。我的自我解放在存在论上必定总是与所有他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当我把自己从关联体系中解放出来而回到自身时,在根本上意味着我同时也把他人从其中解放出来而让他人回到自身。让他人回到自身,也就是让他人自在,让他人自由。

如果说爱就是不自夸不自大不嫉妒不喜欢不义,因而爱也就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等级关联中解放出来,那么,在哲学意义上,这也就意味着,爱就是回到自身-守于自由而让他人回到自身-守于自由。简单说,真正的爱就是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对他人的爱,就是让他人自由:让他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作为他自身存在,或者说,让他人自由自在地存在。所以,如果我们真爱一个人,那么,首先不是因其美貌优雅,也不是因其财富权势,同样也不是因其才华出众,总之,不是因其拥有某种比较优势,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由于这种爱不是出于任何比较优势,所以,它才是一种无功利的纯粹之爱,一种天地间的大爱。于是,从存在论角度,我们可以对“何为爱?”这个问题回答说:守于自身而让┉┉自在-自由就是爱本身。

人因被赋予自由这个天位,因此,他不仅在爱中,而且会去爱,也即能够让(lassen)他者自在-自由。当然,人的这种“让”不同于上帝的“让”。上帝的“让”是一种绝对自由与绝对命令,一种绝对创造——从无中生有地创造他者,而人的“让”则首先是向他者敞开-开放自己,以便让他者也在其自身位置上来相遇。这里,敞开自己开放自己,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自由。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切断与他物的一切因果关联,只从自己那始终保持为什么也不是的无的精神意识出发去面对他者。正因为我们是守护在什么也不是的无当中与他者相遇,他者才保持为他自身出现,而不是作为某种什么即某种宾词物(如食物或因果物)来与我们相遇。所以,人的让首先是一种尊敬行为:尊重并敬仰他者在自己位置上作为自身存在,也即尊重并敬仰他者的自由-自在。在尊敬这种意识中,他者不是作为我(意识)的创造物出现,恰恰是作为我的意识不可照亮、不可穿透、不可把握的自在物(ding an sich)存在,因而它既在我的意识里来与我相遇,又在我的意识之外的自己位置上存在,因而大于、高于我的意识。我们的自由也能创造,但是,我们的创造以我们的这种让为前提,而上帝的让(令)直接就是创造。

上帝的绝对自由使上帝直接就是爱。如果说上帝的爱是一种创造与赋位的话,那么,人的爱则不是创造,而只是创造的前提,也不是赋位,而只是认位与敬仰:确认并维护他者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自由的存在,从而承认他者在我的意识边缘之外而“大于”我的意识,进而敬仰他者之不可归结为我的意识的神圣性与神秘性。

因此,人的爱——让他者自由-自在——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意识向度:一个是承认并维护他者(他人或上帝)自在-自由的存在,也就是他者之独立自主、不可替代的存在;另一个是确信并尊敬他者这种自由-自在的存在绝对不可被意识所把握、认识的神圣性。因此,人的真正之爱,必定包含着相信-信任-信仰(glauben)。也可以说,人的真爱必定在相信-信任-信仰这个意识向度之中。怀疑中无爱,爱不在怀疑中。对他者之爱如此,对自己的爱也是如此。

首先我们是在信任-相信中爱他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完全认识了一个人或看透了一个人才去爱他。不管我们与之关系如何亲密,如何患难与共,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认识一个人的全部,看透一个人的意志世界,因为他是自由的。如果说爱他人是与他者关系的首要法则,那么,我们对他人的首要的和主要的态度不是也不应是探索-窥探与猜测,而是相信-信赖。相信-信赖他者,也就是不把他者仅仅当作知识与感性直观中的东西,不企图用我们的意识去把握、穿透他们,而是承认并尊重它有意识永远不可显现、不可把握的区域,它在意识中的显现同时表明了它不仅在意识之中,更在意识之外。这个意识之外的、不可显现的区域,就是他者自己的位置。承认并尊重他者在自己位置上,这是爱的一个基本维度。

那么,对自己的爱呢?如果说爱就是让自由-自在,那么,爱自己也就是让自己自由-自在。而这首先意味着确认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意识中,但又不仅仅在我自己的意识中,而且还在我自己的意识之外——这就是我的位置即自由。我不仅仅是意识中的那个“我”,意识只是我的显现,通过意识,我显现为一个可交流可了解的“我”,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我”。只是在逻辑中,我与意识中的“我”才被视为是同一的,但我并不仅仅生活于逻辑中,因为我并不仅仅生活于概念里。因此,我同样不是可以被我自己的意识所完全穿透、把握或看见。所以,真正的爱自己同样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担当起自己的自由之上,也即建立在对自己自由的确认-相信之上。对自己的真爱必定包含着担当起自己的自由,也即确认与维护自己的自由。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确认与维护自己存在的神圣性。因为确认自己的自由,也就等于确认我自己的存在“大于”“多于”我自己的意识,是我自己的意识-意愿所不能左右的,相反,我的存在总是在意识的边缘而构成了意识-意愿的源头。因此,对于我自己的存在,“我(意识)”必须敬而存之:对于我的存在,“我”(意识)不能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想怎么处理(如自杀)就怎么处理,而必须确认与尊重它的神秘性(不可被意识穿透)与神圣性(“多于”、“大于”意识)。所以,真爱自己,必须确认并尊重自己为一个他者。

不管是对他者之爱,还是对自己的爱,都必定包含着相信-信任-信仰这个意识向度。没有相信-信赖-信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真爱必定在相信-信赖这种意识向度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上面的引文中会说,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就是相信上帝,相信人人。不管他人做过何事,不管他曾经多么奸诈权变,都只相信他:确认并尊重他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不因他曾做过种种坏事就把他定格在某个道德等级中。相信他人,在根本上就是相信他的自由这种位格存在。如果我们连他人的自由都不相信-信赖,那么,我们如何让他人在自己位置上自由-自在呢?从而又如何爱他人呢?

实际上,就我们人类来说,爱的相信-信仰向度在根本上表明,真正的爱必定是向任何他者敞开的爱。因此,对他者的爱,并不是只爱某些他人(如亲朋或利益相关者),而是以“让他者自由-自在”的方式给一切他人以同样的爱。即便是自爱,它对自己的真爱也并不是排他性的自私自利的爱,相反,是能够给任何他者以同样对待的爱:守于自己的自由-自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在这里,自爱在肯定自己(让自己自由-自在)的同时,也给予他者以同样的肯定——也让他者自由-自在。只是这样的自爱,才能爱人如爱己,因而,才是没有危险的。

单从哲学的角度说,上面的讨论表明,不管是自爱,还是爱他者,只要是真爱,那么,这爱就必是守于自由而让自在-自由,因而,是一种可普遍化为爱人人的普世之爱。就真爱是守于自由而让自在-自由而言,真爱也就是让(使)承担起自由而独立自主,就是让自主-自立。在这个意义上,爱这个普世原则,也就是让自由-自立的原则。就爱是每个人对他者所应持的首要原则而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首先要尊重与维护他人的自由存在,也即尊重与维护他人的自主-自立。施予他人的一切对待——照料、关心、扶持、帮助,都必须以尊重和维护他人的自主-自立为准绳,或者说,都必须以他人的自主、自立为目的,否则,就有违爱的原则,就不是真正的爱他人。

就每个人都是赋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而言,守于自身而自由-自立地存在并让他者自由-自立是每个人的神圣使命。简单说,维护和坚守自己的自由-自立并尊重和维护他人的自由-自立是每个人作为人而必须担当起来的一个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爱(爱自己爱他者)是每个人必须承担起来的一个绝对命令。“应当爱人如爱己”,不是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或好的人缘——尽管这样做的确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好处,为自己营建最和谐的关系社会——而仅仅因为自己和他人都天生是自由的存在。拒绝“爱人如爱己”的人,意味着他拒绝尊重与维护他人的自由-自立,而其必然结果就是违背与否定自己的自由-自立,也就是违背与否定他在上天赋定的位置上的本性。因此,如果人要守住自己的天赋本性,他就必须去爱。爱出于我们的天性(自由-自在的存在),又看护我们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爱是我们的天职,也是人人之间首要的关系。

 

                             三

前面的分析表明,除了爱人如爱己的爱以外,没有别的真正之爱。我们可以通过讨论爱与亲情的区别和关联来进一步阐明真爱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总是发挥着各种功能,使得日常生活得以维持下去。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处在各种功能关系当中,首先就处在亲亲相哺这种功能关系之中:父母抚育儿女,儿女则反哺父母。这种以血缘为线索的亲亲相哺,是人类最早的一种功能关系,也曾经是最基本的一种功能关系。在这种相哺中产生和形成的特殊情感就是平常所谓的亲情。同时,人们也首先是在这种相哺中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被关怀、被维护、被尊重,因为相哺是每个人作为个体遇到的第一个生存境遇,因此,人们在相哺中既是作为父子,又是作为赋有自由本性的个体出现的。相哺虽然是一种功能性关系,但是,它与所有功能性关系一样,都是以不可替代的个体间的分立为前提,因而都隐含着个体间的非功能性关系为前提。人的所有功能性关系都要以非功能性关系为基础,因为在任何功能性关系中,解除了功能性关系,仍一定会剩下独立的个体间的关系,这就是个体间的自由关系。

父子关系是自由个体首先进入的一种功能性关系,但是,父子间建立起来的那种相哺关系首先是出于爱,是出于践行爱这个天职。换言之,我们首先是在父子的相哺关系中实践爱这个绝对命令——让自由-自主-自立。“让”并不是消极的放任不管,这里的“让”恰恰就是“使”。让自由-自立-自主,就是通过维护或扶持而使自由-自立-自主。父母哺育孩子,首先就在于为了使其自立-自主——担当起自由这个神圣使命;而孩子反哺父母,则首先也在于使其自由-自在-自主——保持尊严与神圣性生活着。也就是说,正是爱这一天职使长幼相哺在漫长的非福利社会中成为对人类的一种强烈的伦理要求。人们之所以要执行、完成长幼相哺这种功能关系,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爱。

虽然长幼相哺这种功能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爱并实现爱,但是,在这种功能关系中并不仅仅实现爱,也并非只有爱,它还会产生亲情。由于亲情总是在爱的第一场所(父-子关系)中生发起来的,所以,亲情与爱似乎总是密切相关,以至于亲情常常就被当作爱,而爱也常被当作亲情,甚至是出于亲情,从而使爱成为有差等或等差的爱。然而,正如爱是长幼相哺这种功能关系的根基一样,爱是亲情的根基,但爱并非就是亲情,更非出于亲情;而亲情包含着爱,但并不一定就是爱,倒很可能违背了爱,而成了“偏-爱”。

那么,何为亲情?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会到亲情。不过,再没有比面对亲人之死更能体会到亲情之深切与珍贵的了。对于陌生人之死,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瞬间涌起同情不幸者的一点感慨;对熟人、同事、一般朋友之死,人们则总会有所触动:明理人甚至会从死者的完结中了悟到自己与世界的真相而唏唏不已,而一般常人在庆幸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时,也会泛起些许同情、惋惜与哀伤——毕竟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再也碰不上这个逝去的人了;而对于亲人至友之死,人们则反应激烈,会有透彻心肺的悲痛哀伤,会有天崩地裂的茫然无助,还会有天昏地暗的恐惧与孤独。正是在面对亲人之死的这种反应中,突现出了亲情之实质。

亲人之死之所以会让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好像突然瓦解了或塌陷了,就在于亲人之死对于人们来说,意味着人们与他共在的世界消逝了。每个人都展开出一个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与他人共在的。因为每个人总是自由地与他人共在着。但是,与亲人的共在不同于与其他人的共在。与其他人的共在通常只是在社会分工体系里的共在,而与亲人的共在则主要是在相哺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扶持这类基本的功能性关系中建立起来的。长幼相哺以及子女间在此基础上的相互扶持是使每个人得以维持、展开其个体生存的最基本的功能性关系,它实质上就是一种生存上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践行这类关系的过程中,人们在意识里对自己与亲人在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的确认、担当、怀念、感恩、期待,就是亲情。更具体说,亲情在实质上就是人们在意识里对自己在亲人的生存中被需要的功能性作用的确认、承担、期待,以及对亲人在自己生存在中发挥的功能性作用的期待、感恩、怀念。我们在确认、担当与期待中履行着晚辈所需要的功能作用,由此感受到自己的被需要以及与自己晚辈特有的亲密共在,这是我们对晚辈的亲情;我们在期待、感恩、怀念中获得或追忆长辈对我们在生存上的需要的满足,由此感受到自己现在或曾经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对所依赖的长辈的感恩和回馈的渴望,则是我们对长辈的亲情。我们每个人都首先是在与亲人的关系中展开自己的日常世界。我在期待与怀念、确认与承当中展开与亲人的共在,是我日常世界中最坚实最可靠最持久的共在。亲人的死,则意味着这种坚实共在的解体。所以,亲人的死会让人们感到世界的坍塌,会造成天崩地裂般的冲击。

如果说,亲情就是对作为个体的亲人间在生存上相互需要的确认、担当、期待与怀念,那么,这里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指出:首先是,亲情与血缘并无必然的关系,而只与个体之间相互担当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相关。血缘之所以显得与亲情好像有很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是因为人们通常首先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确定和履行个体间在生存上的相互需要。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只要进入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的共在关系,就会有亲情。亲情之“亲”不在于血缘,而在于生存上的深度共在。那种以为亲情之亲就是血缘之亲的观念,是对亲情的根本误解。其次,亲情是有远近亲疏之别的,亲情的浓淡厚薄取决于人们之间在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的程度以及对这种相互需要的承担程度。所以,亲情之爱是有深浅等级的,也就是说是有差等的,它将随着生存上直接的相互需要的弱化而弱化,因而将随着地域、种族的疏远而淡化直至完全消失。因此,亲情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情感,但却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化为亲爱人人的普世情怀。它实际上永远只是限于小群体之内的一种私人情感,通常就以家庭、家族为界限。

显而易见,亲情一方面以爱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为了让(使)自由-自立-自主-自在,那么,人们也就不会确认、担当和期待他人在生存上对自己的需要,从而也就不会有亲情的产生;另一面,亲情要“多于”、“厚于”爱。多在何得处,厚在哪里?如果说爱要求人们承担起来的被需要,仅限于使(让)亲人(首先是父或子)能够自立-自主-自在所需要的程度,那么,亲情所期待、确认、担当的被需要则超过了使能够自立-自主-自在所需要的程度。人类在生存中有各种需要,其中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成为或维持为自立-自主-自在的存在的需要。承担起他人的这种需要就是对他人的爱。但是,人们并不仅仅只有这样的需要,也不会仅仅满足于这样的需要。如果把这样的需要称为“基本的需要”,那么,超出这种需要的其他需要则可以被称为“优越的需要”。因为超出基本需要,也就意味着追求自立-自主-自在的存在之外的东西,而追求这种之外的东西在根本上意味着追求优越于作为自立-自主-自由的他人:比他人更容易或更轻松就能自立-自主-自在地存在,或者比别人更富有或更荣耀地存在。亲情比爱更多就多在它对所确认的亲人不仅承担起“基本的需要”,而且承担起了“优越的需要”。换言之,对于亲人,我不仅可以期待他承担起我的基本需要,而且可以期待他承担起我的优越需要。

亲情虽然以爱为基础而包含着爱,但是,亲情也可能甚至常常就遗忘爱而违背爱。这通常体现为两种亲爱之情:溺爱与宠爱。在存在论层面上说,所谓溺爱,就是对他人进行这样一种操劳-忧心(besorgen):为了使他人生存得(比自己或比他人)更优越,不仅满足其“基本的需要”,而且尽可能满足其“优越的需要”,直至越俎代庖地操劳起本应由他自己操劳的事务,以疼爱的名义卸下了他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本应担当的责任。其结果不是使(让)其成为(或维持为)自立-自主-自在的独立存在,而恰恰是使其丧失了这种独立。而所谓宠爱,则是给予他人这样一种过份的对待:为了满足其优越的需要,甚至以损害其他人的“基本需要”为代价,也即以损害、挤压其他人的自立-自主-自在的存在为代价。显然,在亲情中最易出现也最常出现的这两种亲爱之情都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正的爱,最后都违背了爱本身。

违背了爱本身,也就是违背了人之间的首要法则,这就是爱的法则——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对爱的法则的违背,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对社会的公共法则与普遍正义的破坏和瓦解,最终使人类要么陷于无止境的血腥争斗,要么坠入腐败横行、公义退席、强权暴虐的黑暗之中。因此,亲情不能没有尺度、没有限制,否则,亲亲之情就可能走向爱的反面。如果说亲亲之情是一种私情——因为它只能局限于少数群体之内而不可能普遍化,那么,违背了爱本身的那种亲情则是一种滥情,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忘记了人本身之目的的一种盲目之情。

那么,什么是亲情的尺度呢?这个尺度即就是爱本身。爱是亲情的限制性原则。亲情多于爱,但是,不能多到违背、损害或突破爱的法则。亲情是有差等的,但这种差等不能没有制约地无限扩大下去,以至于无视亲亲之外的他人的自由存在以及因这种自由存在而拥有的各种权利。作为亲情的限制性尺度,爱的法则就是自由法则: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它在根本上就是承认并尊重自己和每个他人的自由存在。而从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我们可以合理地引申出这样一个绝对而普遍的原则:由于你的任何一个行动,也是每个他人都能够自由地去做的,所以,你应当这样去行动,即当你的行动普遍化为所有人的行动时,不会导致否定你的行动。换言之,你应当这样行动,当你的行动普遍化之后不会陷入自相矛盾;否则,你的行动就是违背与损害自己(和他人)的自由。

这个自由法则用耶稣的劝令式话说,就是“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而用孔子的禁令式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劝令与孔子的这个禁令实际上表达的都是一条自由法则,也就是爱的法则。这意味着,不管是孔子的禁令还是耶稣的劝令在根本上都是要求“爱人如爱己”:守于自由而让(承认并尊重)他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既说一切律法都以爱为目的,又说“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是一切律法的真义。

因此,更具体地说,亲情的尺度或限制性法则就是耶稣的那个劝令或孔子的那个禁令。一切亲情都不能违背这样的禁令-劝令,否则就是一种无法无天、没有节制的滥情。只有在这个禁令-劝令的前提,亲情才符合爱的法则而包含真正的爱,因此才真正是有意义的——对被爱者才真正是有益的。

                             四

由于亲情是基于爱,因此,亲情通常就被当作爱本身,甚至种种违背爱的法则的亲情也仍被作爱,以至人们常常沉溺于种种违背、损害真正之爱的亲情之中而不自觉,使得各种不健康的亲情以爱的名义泛滥人间。溺于亲情而昧于公义,是人类自陷其中的最严重的蒙昧。所以,人类要回到自身而相爱,首先必须从过度的亲情中解放出来。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

“我来是要引起不和:叫儿子与父亲不和,女儿与母亲不和,媳妇与婆婆不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对父母的感情比对我的感情更深,谁就不配做我门徒;谁对儿女的感情比对我的感情更深,谁就不配做我门徒。”1

这里,耶稣基督要引起的不和,并不是要亲人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要把人从肓目与过度的亲情中解放出来,让亲情回归到以爱为尺度和目的,以便人类不再因为沉溺于肓目的亲情而忘却乃至丧失公义之心与普遍之爱。所以,耶稣要引起的不和,与其说是亲人之间的不和,不如说是普遍之爱与肓目亲情之间的不和,是真爱与假爱之间的不和。这里,并不是要人类摈弃亲情,而是要节制亲情,要维护真爱于亲情之中,也就是要以绝对原则-普遍正义贯穿于亲情。作为爱本身,或者说作为绝对原则的化身,耶稣在人人之间,当然也在亲人之间。爱是人人之间相互理解、团结的桥梁,也是人人之间不可逾越、不可掩盖的界限:不管人们之间相隔如何遥远,甚至互相敌视,只要回到爱本身,回到普遍正义的怀抱,人们就能够消除隔阂,理解对方,接纳对方;同时,不管亲人之间多么亲密,也不可能“无间”,因为他们之间实际上永远横亘着绝对原则这一不可突破、不可泯灭的界限,因此,不管人们的关系多么密切,相互之间多么生死与共,也必须坚守爱的绝对原则与普遍正义。谁对亲人的感情深于对耶稣的感情,也就意味着,他让亲情牺牲了普遍之爱,让亲人凌驾于绝对原则-普遍正义之上;进一步说,则意味着他在自己的私情中无知地泯灭了人人之间的绝对界限,而试图他人的自由。

以亲情牺牲普遍之爱,让亲人凌驾于绝对正义之上,因私情泯灭人人界限而取代他人自由,在根本上说的是一回事,它也是人的一切非正义事物的源头。而一切非正义事物正是人类必须加以克服、消灭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家”是人们遇到的第一个关系场所,“家人”则是人们建构的第一个人际关系。一切正义与非正义也开始于家与家人。正因为如此,家庭中的亲亲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曾经具有基础性意义。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溺爱、宠爱等肓目亲情泛滥的家庭会是一个坚守绝对原则而富有爱心与正义的家庭;而一个在家里以亲情牺牲原则与正义的人,他又如何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坚守原则与正义?一个被过度的亲情所俘虏而模糊了绝对原则与普遍正义的人,他又何以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不徇私情而枉公法?一个心灵世界弥漫着肓目亲情的人,他又如何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均公义于大众、泛真爱于人人?相反,我们可以相信,一个以普遍真爱节制亲亲之情、以绝对公义贯穿亲亲之间的家庭,一定是一个亲情澄明、爱心流荡、正义朗然的家庭;而一个以真爱正亲情的人,也最有可能在社会共同体里泛真爱于人人;一个持公义于亲亲之间的人,也一定最有可能在社会共同体里守原则于大众。由这样的家庭与这样的家人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也才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公义流行的太平世界。1

所以,耶稣要在亲亲之间引起的不和、争执,实际上是一场澄清亲亲之情的革命:以普遍之爱涤荡亲亲之情,以普遍之义贯穿亲亲之间,使亲亲之情循公义(而不是私情)流行,亲亲之间以真爱(而不是溺爱或宠爱)相亲,从而得以亲亲而亲人,亦如孟子所言“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由此,耶稣所说的“爱人如爱己”这种大爱得以流行世间。大爱流行,则私(亲)情得以节制,公义得以伸张。人世间不仅有亲情,更有真爱,因而更有普遍的正义。人人之间的首要关系不再是亲亲之间的关系,而是会爱者之间的关系。

会爱者,就是自由者。因为所谓会爱者,就是能够真正爱自己,从而能够真正爱他人的人。而正如前面的讨论表明,真正爱自己的人,也就是守于自己的天位即自由的人。所以,会爱者间的关系,就是自由体间的关系。人人爱人如爱己,也就是人人相互以自由身相对待。就此而言,澄清亲情而使大爱流行,在根本上意味着把人们从盲目而封闭的亲亲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种敞开的自由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澄清亲情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人类解放运动:它既召唤人们在心灵上从无度的亲亲之情中解放出来,从而摆脱亲亲之间过度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将进而持续地促进和推动人们在法律与习俗层面上从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因为一个人一旦在心灵世界确立起了大爱,那么他不仅要求维护自己的自主-自立的自由存在,而且要求尊重、维护他人同样的自由存在。所以,爱的法则也就是自由的法则,因而也就是自尊-自立-自主的法则。爱他人,在根本上就是要协助、尊重、维护他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

因此,当基督教认为“爱是一切律法的目的”时,也就意味着自立-自主-自尊这一自由法则是每个人理应遵循与维护的绝对法则。基督教关于爱的信条,从一个角度促使了人们对自主-自立-自尊的自由存在的觉悟与承担。这使哲学在面对来自希腊传统的真理、正义等问题的同时,也把爱、解放与希望摆到哲学面前,从而促使了哲学对自立-自主-自由原则的觉悟与确立。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3:4-7。

爱与自由范文第2篇

爱尔兰共和军的战斗

爱尔兰岛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与英格兰相望。1169年,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岛。两年后,英王亨利二世确立了对爱尔兰的统治权。1541年起英王成为爱尔兰国王。1801年英格兰、爱尔兰签订同盟条约,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被英国完全吞并。

英国统治爱尔兰期间,当地人的反抗从未间断。1905年,信奉社会主义、以谋求爱尔兰独立为目标的新芬党(Sinn Fin Party)建立,“新芬”意为“我们”。1916年,大规模的“复活节起义”爆发,起义被英军镇压,十五名新芬党领导人遇难。1919年,新芬党在都柏林组成爱尔兰国民议会,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组建“爱尔兰共和军”,代表了岛内民族主义者势力。

共和军的领袖柯林斯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乡村地区,十八岁时就前往伦敦打工。1916年,他回爱尔兰参加了“复活节起义”,负责守卫邮政总局,事后被当做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关押在了拘留营。在那里,他通过其他难友,建立起一个爱尔兰兄弟会的网络,为日后执掌共和军打下了基础。

共和军与英国当局冲突升级是因为1920年3月15日,皇家爱尔兰警察暗杀了一名新芬党领袖。面对以英格兰人为主的警察部队的凶残报复,爱尔兰共和军开始有针对性地攻击警察和告密者,同时他们在道路上挖掘陷坑,阻拦警车,破坏英方的通讯设施。爱尔兰警察则贴出告示,宣称每有一个警察或辅警士兵被打死,那么就要枪决两名新芬党人。

有着正义目标的爱尔兰共和军采用的方式与对手是相同的。1920年11月,柯林斯以一些新芬党党员组成行刑队,枪决了十四名英国的情报人员。在诸如此类的事件后,皇家爱尔兰警察往往会焚烧村庄,虐待和处决共和军战俘,以作为报复。这无疑大大激怒了普通的爱尔兰人,他们逐渐将警察与共和军间的战斗视为一场英爱战争。

1921年5月末,爱尔兰共和军展开了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放火焚烧了都柏林的海关大楼,那里是英国人在爱尔兰统治的中枢所在地。一百二十多名爱尔兰共和军的战士包围了这里,将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驱逐了出去。

当爱尔兰共和军行动的时候,有一男一女两个公务员正在办公室中喝咖啡,他们突然看见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并且要求他们离开。女公务员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她当然不知道,此时面对的正是之前杀害英国军官的行刑者。闯入者随即掏出了枪。直到此时,女公务员才知道来者不善:“我可以取我的帽子和外衣吗?”“你能拿走你的性命就已经是很走运的事情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战士一面回答她,一面将办公室的文件倒在地上,准备用汽油焚烧。

就在爱尔兰共和军占领海关大楼的时候,皇家警察部队和辅警部队早已闻讯赶来,随即攻守易势,爱尔兰共和军成为被包围的瓮中之鳖。在短暂的交火中,有一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被击毙,其余人全部缴械投降。这次行动的失败,严重打击了爱尔兰共和军在都柏林地区的势力,从而与英国政府陷入对峙僵局。

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在一年多的冲突后,以柯林斯为首的代表团终于与英国内阁坐在一起,商讨和平独立事宜。1921年12月6日,英国与爱尔兰在唐宁街签署了《英爱条约》。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爱尔兰南部二十六个郡将使用“爱尔兰自由邦”,而非共和军为之奋斗的“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自由邦的地位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在英联邦内的地位相同,拥有属于自己的海陆军,以及一切内外大权,但议员需宣誓“忠于国王乔治五世陛下和他的法定继位者。”

爱尔兰国会在1922年1月7日以六十四票对五十七票,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英爱条约》。条约被批准之后,一个以柯林斯与格里菲斯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用以将权力从英国政府移交到爱尔兰自由邦。

对于这种要求效忠一位“外国君主”的行为,有一半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将之视为一种背叛行为,于是共和军走向了分裂。反对条约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军队执行会”,自视为爱尔兰的真正政府。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内战已经一触即发。但是双方还在为弥补裂痕而努力,因此柯林斯建立了一个“军队再统一委员会”,试图重新统一爱尔兰共和军。柯林斯想与以德瓦莱拉为首的反对条约者订立协定,约定在1922年自由邦的第一次大选后成立联合政府。此外,他还想以共和式宪法(对英国君主一字不提)来换取反条约共和军领袖们的妥协。

柯林斯的努力没有白费,一些共和军领袖准备同意妥协。但是,英国对他们计划中的共和式宪法不能同意,甚至威胁说,如果爱尔兰敢于在《英爱条约》框架外制定新宪法,那他们就封锁自由邦的贸易。双方谈判破产,各自以新芬党的名义参加爱尔兰大选,结果赞成条约的新芬党以239193票对133864票战胜了反条约的新芬党。除此以外,投给其他党派的247226票,也都是赞成条约的。大选后,柯林斯领导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临时政府,同时以爱尔兰国民军代替爱尔兰共和军。

爱与自由范文第3篇

这个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兴市场论坛上,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引用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La Paz)的话说,法国大革命之后,19世纪是在寻找自由,20世纪是平等,而21世纪则应是博爱。

自由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但却在美国宪法中体现得最为极致,个人自由几乎成为一种绝对权力。在此之前,权力是公有的,由国家或者至少是一批精英决定。

随着美国的崛起,个人权利的至高地位被广为接受,因为它迎合了个人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权。但人类无法孤立存在,人类生活在社会中,权力伴随着责任,自我尊重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

资本主义精神,即“个人的欲望会带来公共福祉”,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这也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却并不平等。富国和发展中国家收入与财富的差别虽然在缩小,但几乎所有国家内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大。

这导致观点的分化,性别、世代和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理解出现巨大分歧。甘地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足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但却无法满足我们的贪婪。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一种主流观念的所有缺陷,这种观念即美国梦是可以持续的。少数人的美国梦是否可以持续已经存疑。如果到2050年全球人口达到100亿,世界将变得无比拥挤,如何实现博爱,避免战争,将是本世纪的首要问题。

巴黎举行的新兴市场论坛上了新书《2050年的世界》,参与该研究的包括各领域的领袖,如德国前总统科勒、IMF前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的前首脑和部长。

这本由世行前理事科利(Harinder Kohli)编辑的书尝试思考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本书认为,21世纪主要议题是人口和地理。

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而第三名将是尼日利亚,非洲的人口数量和发展速度将居各大洲的第三名。该研究非常及时,因为已经有迹象显示,治理不善、人炸和气候变化的压力导致了内乱、战争、大规模迁徙和国家的失败,前殖民国家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划定的边境线已经开始崩塌。

全球迁徙的大趋势将颠覆现有秩序,特别是欧洲,这种迁徙包括合法的移民工人以及非法的经济和政治难民。欧洲国家能否在每年吸收100多万移民而同时避免造成文化、生活标准、法律与秩序的重大变化?

在失业率已经很高、住房已经短缺的欧洲城市,如何安置这些新移民,包括随之而来的家人?如果没有适当的安置和社会接纳,是否会引发更多的恐怖袭击和内乱,打破欧洲今天的舒适生活?

虽然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的风波逐渐平息,但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又成为一场噩梦。英国是去是留反映的是英国人对欧洲的情感。所有的经济逻辑似乎都表明英国应当留下。德国需要英国来保持欧洲势力的平衡,英国的冷静外交能够有效地制衡欧洲南部一些成员国的浪漫主义(缺乏财政自律)。人们担心难民危机将自制克己的英国更加推向孤立主义,宁愿在不列颠群岛内相亲相爱。

从亚洲来看,欧洲的稳定和繁荣曾经是全球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础。欧洲不仅是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其温和中庸和常识理智往往能够有效地平衡美国的“例外主义”,正是这种例外论让美国错误入侵伊拉克,引发中东秩序的崩溃。或许中东的现状本来就脆弱,而人口增长、低油价和气候变化的压力让其更为严重。

中亚和非洲的边境线是19世纪殖民游戏的产物,前殖民国家无视部落或地理现状,划分各自势力地盘。而今天,这些界线正被非国家的玩家无视。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为日渐武装起来并且愿意为权利而战的年轻人创造适合的工作,否则就无法重建和平和秩序。纵观历史,领导革命或战争的始终是失业的、失望的年轻人。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简单来说就是修公路、铁路和港口从而连接欧亚大陆,在历史贸易通道之上打造新的贸易途径。

爱与自由范文第4篇

如今,柯蓝已与著名影星耿乐相恋并同居。2007年5月10日,笔者致电耿乐求证,他和柯蓝一起拍摄过《开往春天的地铁》、《情惊神农架》、《靠近你温暖我》等多部戏,二人的感情是自然发展而成的,以后他们会携手共度人生……

两颗有归属的心,第一次亲密接触

生于北京,长于上海、温哥华、香港的柯蓝,是个集东西方文化干一身的时尚女子,她的作风一向大胆前卫,却又不乏知性与智慧。目前,柯蓝担纲凤凰卫视《音乐无限》的节目主持。

耿乐,199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就职于中央实验话剧院,签约于北京天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擅长饰演边缘人物的一位演技派演员。

柯蓝和耿乐很早就认识了,二人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01年拍摄《开往春天的地铁》时,耿乐是男主角,柯蓝客串一个角色,他们经常在一起玩乐和吃饭。

柯蓝的男友、著名音乐人李泉到剧组看望柯蓝,柯蓝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剧组很辛苦,饭也吃不好,你看我的胳膊还碰紫了一大块。”柯蓝伸出胳膊很想让男友安慰一下,没想到李泉说:“我早就说了,你不要这样累,和我结婚,辞职回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可你偏偏愿意东奔西跑,都是自找的。”

没有半点安慰,还被抢白了一顿,柯蓝气得把李泉带来的她最爱吃的鲜花玫瑰饼扔到了他身上。李泉也很生气,他远道而来,柯蓝没有半点温存,还报怨他。二人大吵一架,李泉负气走了。两个人谁也不向谁低头,关系一直僵持着。柯蓝情绪低落,有时候还会在拍片时表现出来。

一次拍完戏,耿乐邀请柯蓝到他房间去,柯蓝很犹豫,耿乐拉着她说走吧,肯定会让她开心的。

到了耿乐的房间,耿乐从一个小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和几个水果。他把水果切成片,打开一瓶啤酒,把一个杨桃塞到瓶子里,用塞子塞住,再用一块白色的餐巾包上瓶子,迅速地摇晃几下,然后打开瓶塞,一股泡沫冲天而出射到半空,很是壮观。

“这叫爱的波澜。”耿乐说。之后,他又加入了不同的水果,泡沫喷射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他分别为它们取了好听的名字。柯蓝的眼睛都看直了,她不知道耿乐还有这种本事。耿乐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调酒,看着这些酒,他会有一些领悟:生命就像一瓶酒,你在里边加入什么样的果片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人要学会调节丰富而愉悦的生活。

柯蓝没想到耿乐会说出这样有深度的话,一直以来她都把整天乐哈哈的耿乐当成个大男孩,没成想他竟有这样成熟的内心。

回到房间,柯蓝躺在床上老是想着耿乐的话,生活的美好是自己创造的,她为什么非要让自己不愉快呢。柯蓝给李泉打了个电话:“我们和好吧,不要再为一些小矛盾影响感情了?”李泉很感动柯蓝主动给自己打电话,并向她道歉说自己太过大男子主义,对生活问题想得很简单,其实他是无心的,请柯蓝原谅他。二人和好如初了。

自从那天以后,柯蓝对耿乐有些刮目相看了。不久,她的戏结束要提前离开剧组,临走的前一天,耿乐拍完戏后请柯蓝吃饭,为她饯行。

二人来到华泰酒店,这是耿乐预订的包间,房间很幽静,摆着很多康乃馨。耿乐打开电视,里面播放的是柯蓝最喜欢的歌――《干杯,朋友》。耿乐用充满磁性的声音悠悠地唱着:“朋友,你明天就要远行,干了这杯酒,忘记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

门开了,徐静蕾、高圆圆、张扬等一帮剧组的年轻人全都涌了进来,他们和着耿乐的歌声齐声合唱:“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耿乐变戏法似地拿出了一堆蜡烛,迅速在桌子上摆开点燃,桔红的烛光微微摇曳着,居然是“一路顺风”几个字。柯蓝感动得眼泪流了下来。大家说,这一切都是耿乐的创意。柯蓝看着耿乐,他像个孩子似的天真地微笑着,那张灿烂的笑脸驻入了柯蓝的心里。

演完这部戏,柯蓝的主要工作是在凤凰卫视,平时和耿乐只是打电话问候。2002年,柯蓝和李泉在上海发生了口角,李泉回了北京。郁闷的柯蓝来到外滩一家酒吧,在那里闷闷地喝酒。一个男子忽然坐到了她身边,柯蓝回头一看是耿乐。

耿乐的神情也很落寞,他不说话,大口大口喝酒。“和女朋友吵架了?”柯蓝有几分醉意地问。耿乐苦笑:“同是天涯沦落人。”柯蓝握了一下耿乐的手。

二人好像遇到了知音,你劝我,我劝你,一直喝到了凌晨时分,他们相携着走出酒吧,一路沿着江边走,不知不觉到了外滩码头。

“柯蓝,我们坐上轮渡过江去。”耿乐拉着柯蓝的手就去买票。柯蓝问过江干什么,耿乐说不干什么,就想在船上看看初升的太阳。柯蓝拍了拍耿乐的肩说他有个性,她喜欢有豪情且率性的男子。

头班轮渡上乘客寥寥,二人站在船头,迎着东方初升的旭日。耿乐问柯蓝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喷薄而升的太阳,愈上升愈热烈。”柯蓝大声地说。耿乐握着柯蓝的手问:“如果天天吵架还是爱情吗?”柯蓝使劲摇头。“我没有爱情了,柯蓝。”耿乐蹲到甲板上。柯蓝突然搂住耿乐说,她也没有了爱情,不如他们在一起营造爱情吧。

有你呵护,第一次感到做女人的娇贵

清醒之后,耿乐打电话向柯蓝道歉说自己喝多了,不好意思。柯蓝很大方地说彼此彼此。后来二人再见面时,谁也没提起那天瞬间进发的激情,但他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遇到什么事总是打电话互相通气,给对方出主意,俨然兄妹一般亲密。

2003年末,柯蓝当选“内地10大当红主持人”,她和李泉的爱情长跑持续了3年,她想要一个安定的家庭,然后好好发展二人的事业。李泉也有结婚的打算,二人很开心地一起准备起来。

等到结婚的日子要定下来时,李泉却给柯蓝提出了一个结婚条件,那就是她必须辞职在家做专职太太。柯蓝是个事业高于爱情、时尚而独立的女性,她当然不会为爱情牺牲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片天空,她断然拒绝,二人的矛盾从此激化。此时,媒体对二人的婚事炒得沸沸扬扬,亲朋好友们都知道他们要结婚了,柯蓝却不知该如何收场,她感到很苦恼。

郁郁寡欢的柯蓝拨通了耿乐的电话,耿乐正好在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本来等着吃柯蓝的喜酒,没想到电话里却传来了柯蓝的哭声。柯蓝问耿乐有没有时间陪她一会儿,耿乐立即去找柯蓝。

见到耿乐,柯蓝一股脑地将李泉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对他的不满全告诉了耿乐。耿乐说,爱情看起来美好浪漫,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往往痛苦多于欢笑,他和女友也常常闹矛盾,相恋几年了,他们一直无法长期共处,更不用说走向婚姻了。

“可是,人人都知道我要结婚了,我要结婚就得牺牲事业,我不能放弃工作,我

有工作他都这样大男子主义,我没工作了,还不成了他的奴隶?”柯蓝苦兮兮地说。耿乐说,结婚又不是一个人的事,这些难题她一个弱女子就别想了,既然解决不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他要带她去一个地方。

耿乐带着柯蓝来到大时代广场,他让柯蓝在喷泉旁边等着。过了一会儿,耿乐拿着一个风筝,慢慢地向柯蓝这里跑过来。风筝飘飘地飞上了天,柯蓝仰首看着那个美丽的“蝴蝶”,“蝴蝶”的翅膀上竟然写着:美丽的姑娘,请不要忧伤,你的新郎会带你走入婚姻的殿堂……耿乐的良苦用心让柯蓝的眼圈红了,这是个很体贴的男人!

2004年,柯蓝再次与耿乐合作拍摄《惊情神农架》。耿乐和柯蓝饰演一对恋人,柯蓝的戏份靠后,她到剧组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对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自我保护意识很差。

在神农架实地拍摄,条件十分艰苦,原始丛林里常常有毒蛇出没。一次拍戏时,柯蓝拍完一组镜头后被周围的美景吸引,一个人跑到林子里去采野花。耿乐正准备拍戏,看见柯蓝无拘无束地在草地里乱走,他赶紧跑到柯蓝身边,把自己裤腿上绑着的绳子解下来,蹲下身绑到了柯蓝的裤腿上。柯蓝不知道耿乐要干什么,她大叫着一边躲一边说耿乐把她的裤子弄坏了,她那条裤子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耿乐说,毒蛇可不会因为是好裤子就不往裤腿里钻。一听说有毒蛇,柯蓝吓得就往人多的地方跑,地上灌木丛生,她一不小心绊倒在地,胳膊上擦破了很大一块皮,血慢慢地渗了出来,她疼得大叫,说耿乐是害人精。耿乐哭笑不得,他小心地扶起柯蓝,搀着她慢慢走。可是柯蓝的脚也扭了,她疼得眼泪都出来了。耿乐一边哄她,一边背起她走出灌木丛。

在耿乐的背上,柯蓝感到一股温暖,她紧紧地搂住耿乐的脖子,把头埋在他的背上,她闭上眼,静静地享受着幸福的感觉

柯蓝受伤后,耿乐不仅照顾她,还充当她的司机兼保姆,每天从住地到外景地都开着他的越野车。山路难行且危险,耿乐怕颠到柯蓝,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缓缓前进。柯蓝很欣慰地说,受伤之后,她第一次享受到做女人的娇贵。

柯蓝听当地一个山民讲,山顶的雪很好看,她问耿乐看过没有。耿乐摇摇头。柯蓝很神往地说,什么时候可以去一次?耿乐笑了笑,没说什么。

没过几天,山顶上果然下了雪。有一天,拍完柯蓝的戏,耿乐突然背起柯蓝,用皮带把她绑到自己身上,说带她去一个地方。耿乐背着柯蓝在荆棘丛里艰难地爬行,柯蓝问耿乐带她去哪里,为什么不等她的伤好了再去。耿乐直起腰,擦了一把汗,他说等她伤好了就没机会了。

“到底去哪儿啊,你不说我不去。”柯蓝在耿乐背上大叫,并在耿乐身上扭动。耿乐说:“姑奶奶,你别动了,越动越难走,我要带你去看雪。”

戏里的爱情,在生活里修成正果

这次拍戏,加深了柯蓝和耿乐的感情,在不断的接触中,他们已经超越了友谊,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次,剧中有一场激情戏,在深山老林里经历过一次艰险之后,二人要情不自禁地相拥激吻。柯蓝和耿乐在开拍前互相告诫千万不要笑场,“如果我一遍拍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站在镜头前,柯蓝瞪着耿乐示意他不要逗自己笑。

开机之后,二人情不自禁地入了戏,柯蓝紧紧地搂着耿乐,喃喃叫道:“耿乐――”耿乐捧起柯蓝的脸,深情地看了一会儿,深深地吻住了她。一直到导演叫停,他们还沉浸在那种缠绵里,柯蓝看了一眼耿乐,低下头默默地走了。

从那天起,他们开始躲着对方。耿乐不再照顾柯蓝的生活,柯蓝也尽量不见耿乐。一直到剧组杀青,除了工作,他们再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不久,柯蓝在报纸上看到耿乐和女友分手的消息,她想打个电话安慰一下耿乐,电话拨通了,她又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就挂了。此后的很长时间,他们没通过电话,关于对方的情况也只是从报纸上了解一些。

在北京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柯蓝和耿乐不期而遇。二人相视笑了笑,坐在一起。耿乐问柯蓝怎么样了,柯蓝很幸福地说她打算2005年结婚,耿乐笑着恭喜她。

柯蓝提到她新近准备买房子,看好了阳光上东公寓,她问任泉和耿乐觉得怎样。任泉说很多艺人都在那里住,很不错的一个小区。耿乐说如果好,他也在那里买一套。不久,柯蓝和耿乐都买了那里的房子,柯蓝在6号楼,耿乐在3号楼,二人成了邻居。

2004年末的一天,柯蓝突然哭着来到耿乐家,她和李泉实在发展不下去了,他太大男子主义了,总想让她退出娱乐圈回家当专职太太,他们已经谈过了,彻底分手了。耿乐叹息了一会儿,又安慰了半天,柯蓝这才平静下来,她说这几年的感情就这样没了,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那段时间,耿乐一有时间就陪着柯蓝,讲一些笑话趣事为她解闷。一次柯蓝主持一个活动,突然下起大雨,柯蓝身上湿淋淋的。柯蓝回到家,正好遇到耿乐,看到她狼狈的样子,耿乐赶紧到厨房给她做了一碗红糖生姜水让她喝了去寒,又烧了一壶热水让她烫脚。

耿乐把柯蓝的脚放到水盆里帮她洗,柯蓝呆呆地看着耿乐,眼泪流了出来,她低头抱住耿乐,在他的头发上轻轻亲吻着。耿乐抬起头吻住了柯蓝:“我爱你。”柯蓝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2005年2月初,李泉做了一首歌曲《爱的家园》,是献给女友柯蓝情人节的礼物,柯蓝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久,在李泉新专辑《划火柴的女孩》的会上,李妈妈意外现身,对“准儿媳”柯蓝表示了首肯。更有媒体说,二人已经秘密注册结婚。柯蓝对耿乐说,她和李泉依然是好朋友,但已不是男女意义上的朋友了,至于李妈妈说的话她无意更正,毕竟对方是长辈,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她不想让老人家失望。耿乐很不高兴,但是没有说什么。

2005年,柯蓝接了一部电视剧《靠近你温暖我》,在剧中和耿乐扮演一对欢喜冤家。二人朝夕相处,感情日渐加深。10月,柯蓝与李泉携手出现在上海某商场的开幕剪彩仪式上,耿乐大怒,断绝了和柯蓝所有的联系。

2006年初,柯蓝听说耿乐要出演《戈壁母亲》,她也努力争取到了一个角色,进入剧组的那天正好遇到耿乐,可是耿乐不理她。

晚上,柯蓝把一个很漂亮的饼干桶放到耿乐房间门外,敲门后一溜烟跑回了自己的房间。耿乐出了房间,看看四下无人,只有一个小桶在门外,他提起来进了房间。小桶里面放着一堆五颜六色的千纸鹤,鹤身上还写了字:耿乐,这些都是我来不及对你说的话,我爱你,心无二志地爱你。柯蓝还解释了那次她和李泉出席活动的原委,他们分手以后还是朋友,必要的见面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在娱乐圈。

耿乐抱着纸鹤冲向柯蓝的房间:“柯蓝,我爱你。”柯蓝打开门,耿乐不由分说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

爱与自由范文第5篇

“互利”是双方都能从婚姻里得到所需,并更能自由、快乐地实现自我生命的意义并完成对价值的追求,而不是削弱或限制人的追求。

“分享”包含快乐与幸福,也包含不愉快与分歧。同时,分享还意味着互助和互相给予的一种归属感。

“并存”是一种高度尊重,愿意保持一种边界,尊重双方的差异,其中包含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习惯、社会兴趣、朋友等方面的差异。

婚姻中的爱也有三种:一是单方的依赖。丈夫依赖太太,或者太太依赖丈夫,他们相互利用,相互控制,相互占有对方,将对方视为日常生活用品。一旦不能依赖了,自己就缺乏了安全感,心中就会恐慌。二是彼此独立的爱。两人都很独立,没人准备妥协,没人愿意为对方做调整,一旦冲突起来,没有协调的空间。三是互相依靠。两个人既不独立也不依赖,而是一种高度的同步,是心灵层面的互通。

心理学家路易斯将爱划分为两种:“出于需要的爱”和“赠与的爱”。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也将爱划分为“出于匮乏的爱”和“存在的爱”。

“出于需要的爱”与“出于匮乏的爱”是以依赖别人为手段,寻求自己需要的满足。这种爱看起来像爱,实际上是控制和强迫别人就范;家长强迫孩子,一定按自己要求行为,就是如此。显然,前者是怎么得到,后者是如何给予,能给得更多,这正是长大和成熟的标志。

小孩出生之后对母亲的依赖,就是一种“出于匮乏的爱”,婴儿需要母亲,没有母亲他无法活下去,他爱母亲,因这关系到他性命维系。婴儿也可以爱任何呵护他的女性,只要她帮助他生存下去,满足他的需要。这种爱,更多也是一种需要。有些人之所以永远长不大,是因为他们的心智还停留在幼儿状态----永远像孩子一样,习惯于索求爱。

当爱不是出于自己需求时,他就是成熟的人,爱就开始流动、分享和给予。只有成熟的人才能付出,当爱不是出于依赖别人时,人就具备了“赠与的爱”和“存在的爱”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