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恶的计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义利之辨;义;利;行为准则;墨子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089-005

对孟子、墨子稍有了解者，皆知孟子重义利之辨，而墨子重“利”，但孟子义利之辨针对的对象乃墨子与墨家学说，这一点却甚少为人所知。

《孟子》有两章讨论义利之辨的文字为人所熟知，其一为《梁惠王》上篇首章与梁惠王的对话，其二是《告子》下篇与宋镜亩曰啊G迦宄洛⒃谄洹抖塾读书记》中认为孟子“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陈柱深然其说，认为“陈氏此语，可谓深得要领。世人徒知孟子斥墨子无父为辟墨，而不知孟子书开宗明义痛斥言利之祸者，皆受墨子实利主义之反响者也”[1]。陈澧、陈柱认为孟子义利之辨乃针对墨家学说，其主要根据之一是认定宋炯础盾髯印し鞘二子》篇所提到的与墨子并称的墨者宋。其实，唐代的杨注《荀子》，便认为“宋，孟子作宋尽[2]。即使假定宋揪褪撬舞，要断定孟子义利之辨针对的乃是墨家学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调和此说与墨子极为重视“义”之间的I格与抵牾之处。在先秦诸子中，对“义”之看重，墨子可以说并不亚于孟子。仅从“义”概念在《墨子》一书中出现的频次就能看出墨子极为重视“义”，更何况《墨子》还有《贵义》之专篇。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分析墨子“义”概念的内涵。

一、“义”在《墨子》中的涵义

《墨子》一书中，“义”乃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内容是“利天下”。

《墨子》有两处直接训释“义”，一是《天志上》的“义者，政也”[3]193，一是《经上》的“义，利也”[3]310。这两个训释是什么意思？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要弄清楚《墨子》中“义”的内涵，需首先解决这两个问题。

“义者，政也”，孙诒让的解释是：“言义者所以正治人也。”[3]193“正”与“政”通，按照孙的解释，“义”是政治上用于治人、正人之所不正的标准。这一点《天志上》说得更明白：“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3]197把这句话与下文的“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3]198及《天志上》的“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3]193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话表达的意思与《尚同》篇的“尚同一义”是相通的。“义”乃维持秩序者，秩序之维持有赖“义”之统一，也就是齐一行为准则，统一是非标准。

墨子“尚同一义”的意思是齐一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义”指的是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3]75很明显，《尚同上》这段话表明墨子所说的“尚同一义”乃是指齐一是非善恶标准，以“上”之善恶是非为善恶是非。这一点《尚同中》讲得更为清楚：“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3]81乡之万民要上同于乡长，要以乡长之是非为是非，以乡长之善言、善行为善言、善行。同理，里之万民上同于里长，国之万民上同于国君，天下之万民上同于天子，要以里长、国君、天子之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3]81-82很显然，这里的“一同天下之义”即统一天下的是非善恶标准，“义”无疑乃是非善恶标准之意。墨子要求下民、下级要以上级的是非善恶为是非善恶，势必普天之下最终只能有唯一的是非善恶标准，就是天子的是非善恶标准，而天子的是非善恶标准则来自天。“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3]95

墨子的“义”是是非善恶标准，具体内容则是“利”。“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曰：‘若见爱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天下者亦以告。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众闻则誉之。’……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3]94-95显然天子乃是以“爱利天下”作为“义”或是非善恶的标准。家君、国君亦如此。然而，所谓“爱利”实际就是“利”，因为在墨子那里“爱”的表现就是“利”，爱人的表现是利人，爱己的表现就是利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3]99-100“亏”与“利”相反，不爱的表现是“亏”，自爱的表现是“自利”，显然，在墨子那里“爱”表现为“利”。天子的是非善恶标准是“爱利天下”，因此“利天下”乃是天下唯一的是非善恶标准、天下唯一的“义”。

《墨子》对“义”的另一个直接训释是“义，利也”。对这个训释，《墨子・经说上》的解释如下：“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3]334“芬”字孙诒让认为是“爱”字的篆文之误，“能能利之”即“能善利之”。吴毓江认为“芬”读为“分”，“有境界范围之意”。“不必用”曹耀湘解为“不必在上位，随分而能利人”[4]490。按照孙的看法，《墨子》此处的“义”就是志在爱利天下，也善于利天下。按照吴的看法，《墨子》此处的“义”就是志在以天下为范围，并善于利天下。因为“爱”的表现即为“利”，因此无论从孙说还是从吴说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义”都解为“利天下”。按照曹说，“义”虽志在利天下，但能否尽利天下之人、能利的范围有多广，则要随“我”所处的地位而定。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墨子》两处对“义”的直接训释，虽然从文字上看差别很大，但意思却相通――“义”乃是非善恶标准之意，其内容是“利天下”。

作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义”，在墨子那里同时也是人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3]251显然，墨子是以利天下之人作为行为的准则、准绳。“利天下”即为“义”，因此，“义”在墨子那里具有行为准则之意，或者说墨子以“义”作为行为准则。

二、墨子之“义”的根源

与孟子的“义”不同，墨子的“义”根源于外在的“天”，乃是外在强加给人的是非善恶标准、行为准则。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3]197“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3]199“义”自天出，显然“义”的根源在天。“本”即“根”之意，“天之意”就是“天志”，“义”以“天之意”为根，也就说“义”以“天志”为根，“义”根源于“天志”。“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之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4]307“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3]208“天之”即“天志”。“义之法”的“法”，是法仪之法，标准意。天志、天之意是“义”之“法”，就是说天志是“义”之标准，这和把天志比喻成规矩意思是一样的。

墨子以天志、天之意为“义”之根源、“义”之标准，而天志、天之意的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3]195前面已经论及“爱”的表现是“利”，如果抛去“爱”所包含的感情成分，“兼相爱，交相利”实际就是兼相利、交相利。墨子“义”的内容指的就是这天所要求于人的兼利、交利。

墨家虽然也有“义内”之说，但其“义内”与孟子“义”根于心、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义内”之说完全不同。《墨子・经下》中有“仁义之为内外也，孛”，《墨子・经说下》解释此句如下：“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4]543梁启超先生《墨经校释》对这段话的解释如下：“能爱能利者，我也;所爱所利者，彼也。能爱能利，俱内;不能谓能爱为内能利为外;所爱所利，俱外，亦不能谓所爱为内所利为外。”[5]显然，墨家是从行为主体与对象的意义上区分内外的。“义”作为一种行动，既有施动者又有承受的对象。“义”行为从作为施动者的主体发出，因此对施动者来说是“内”，相反，义行为的承受者（“所利”）在施动者之外，因此对施动者来说是“外”。可见，《墨子》所谓的“义内”，只是从“义”行为乃主体发出的意义上来说的，其含义显然与孟子“义”根于心的“义内”说不同。

三、赏罚――墨子使人“为义”的手段

墨子的“义”是一种外在强加给人的是非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其使人成为“义人”，或者说使人“为义”、“行义”，靠的是赏罚，诉诸人的自利之心。这与孟子以教化的方式启发人体认“四端之心”，使人“由仁义行”而成为“义人”极为不同。

孟子认为“义”根于心，是人内在的善性，这是人都能成为“义人”的先天根据。墨子的“义”来自“天”，乃天的意志。因此，对于墨子来说，“义”作为行为规范是从外面强加给人的，是外在约束，而孟子的“义”是人自觉的内在约束。

因为墨子的“义”是外在约束，因此人成为“义人”就没有先天内在的保证，只能靠外在的天、鬼神以及上级的赏罚来保证，这一点《天志》、《明鬼》与《尚同》等篇展现得十分清楚。利用赏罚使人“行义”，实际上是利用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来达至使人“行义”的目的，而这就预设了人性乃是趋利避害的、自利的。

顺从天的意志（天志）的行为就是“义行”，违背天的意志的就是不义。人顺从天的意志，天就会给人以奖赏;人违背天的意志，天就会给人施以惩罚。这些是《墨子》一书反复申说的思想观念。“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3]22“然则天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然则我何欲何恶？我欲福禄而恶祸祟。”[3]193“动作有为必度于天”是说一切行动事先都要考虑（“度”）天的意欲，也就是天志，要顺从天的意志，不能违背天的意志。之所以要顺从天的意志，则是因为考虑（“度”）到天会赏罚。因此人顺从天的意志，做出“义行”（为义），完全是出于求天之赏，而畏天之罚，其动机是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这种“义行”在孟子看来充其量只是“行仁义”，而不是“由仁义行”，从康德主义的道德观看来也是无道德意义的非道德行为。“天欲义而恶不义”，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我”）为什么要“行义”呢？是因为“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因此“我”为义完全是为了得到“福禄”避免“祸祟”，“行义”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私利。显然，墨子为了使人“行义”而诉诸人的自利之心。

不仅天以赏罚使人“行义”，人间的君上也是以赏罚使人“行义”。“‘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3]80墨家强调赏罚、告奸这一点，使其与法家存在合流的可能，而与儒家却大相径庭。墨子所主张与法家相似的“告奸”对社会风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何种恶劣影响，此处暂且不论。墨子假定人赏畏罚，趋利避害，从这种人情设定出发，墨子认为君上可以利用赏罚使人“行义”，成为“义人”。“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3]44-45显然“退而谋”，谋的乃是计算自己的利益，而“我不可不为义”则是出于利害的考量，“为义”是为了博得君上的好感和赏赐，完全是出于私利的计算。墨子之学导民“行义”，不免有威逼利诱的嫌疑。

与墨家相反，儒家义利之辨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谋”利之心。董仲舒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董仲舒的“不谋”与“不计”与墨子的“退而谋”是两种刚好相对的行为准则。宋儒二程、朱熹的义利之辨反对的也正是计利之心。“计利则害义……皆夫子所罕言也。”[7]109“夫所谓枉小而所伸者大则为之者，计其利耳。一有计利之心，则虽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将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7]264“较计之心一萌，斯为利矣。”[8]

四、利己与利人之间

墨子以极具牺牲之精神倡导兼爱交利，然其理论终不免导人以计较私利为行动出发点和行为准则。不仅“兼相爱，交相利”不能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而且，按照墨子的教导，个人的“义行”反而会变成为了让别人爱自己而爱别人，为了让别人利自己而利别人，爱别人、利别人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实际是将私利变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走向了墨子本意以“利天下”为“义”、为行为准则的反面。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要力辟墨学，倡言义利之辨的原因。

“兼爱”是爱人如己，普遍地爱天下所有人、利天下所有人。“相”表示相互之意，“交”也表示交互之意。“兼相爱，交相利”就是普遍地互爱互利。因此，严格来说，“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义”、作为行为准则，只适合社会整体，只能作为社会整体的行为准则，而不能作为个体的行为准则。因为在社会整体才可能普遍地相爱相利，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个人则只可能爱别人、利别人，不存在“相”和“交”的问题。因此，墨子给出的行为准则，对个人来说实际上是无效的，无法依之践行。既然个人无法依之践行，社会整体的互爱互利也就成为了一种想象中的存在。

墨子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负面的。“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3]21-22“仁者寡”的判断，表明墨子认为真心爱人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兼相爱”又如何可能？其可能性恰恰建基于人的自爱、自利之上。“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3]125此处“度”、“恶先从事即得此”、“报”、“果不得已”等用语，清楚地展现出墨子爱人、利人是为了别人爱己、利己，其动机是自利。“度”是计度、计量、考虑之意;“恶先从事即得此”则是计度、考虑我怎样做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我所想要的;“报”则表明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回报;“果不得已”则表明我爱人、利人的行为不是真心爱人、利人，而是为了别人爱己、利己不得不这样做。墨子虽主张“兼相爱”，但从墨子此语观之，人与人之间实际是没有爱的，有的只是投桃报李的交易。“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3]104，墨子劝人兼爱，乃是以此为劝诱。爱人、利人是为了别人爱己、利己，诉诸人的自爱自利之心，“交相利”的出发点是自利。

墨子个人虽极具牺牲精神，然其劝人兼爱交利，却把爱人利人之出发点置于欲别人爱己利己之上，可见，其对人情的基本判断是人大多都自私自利。“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3]5儒家认为父慈子孝乃出于人的天性，墨子则认为子女对自己无益，便不爱，可见墨家是从对自己有益无益出发，考虑与他人的关系，考虑怎样对待他人。

墨子本人的牺牲精神自无可疑，其行义绝非出于自利，但其为了驱使人行义，却不得不诉诸人的自利之心，爱人有望于别人爱己，利人有望于别人利己。因此墨子的“义”终不免归于“自利”，其行为准则也终不免以私利为依归。

五、结 语

作为并世显学，先秦儒、墨之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观《墨子》中《非儒》、《节葬》、《非乐》等篇和孟子、荀子斥责墨子、墨家不遗余力可知，但两家争辩的焦点和核心是行为之准则的选择问题――义利之辨。《孟子》的义利之辨虽不仅仅针对墨子、墨家学说而发，还针对世人的好利、趋利之情而发，但我们仍可从百家争鸣、学术争辩的角度上来说孟子的义利之辨乃是针对墨子、墨家学说。

行为失范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极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传统伦理思想能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建设提供怎样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进行伦理建设、规范国人行为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是“经济人”或“理性人”。亚当・斯密赋予了“经济人”两个特质：一是自利，二是理性。“自利”是说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理性”是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自利而又精于算计的“理性人”的行为却能在客观上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产生并非其主观心理上意愿的有益结果。正是因为“理性人”的自私自利行为会产生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结果，从功利主义伦理观来看这种行为就是善的和正当的。因此，市场经济伦理不仅允许人自私自利，而且可以说没有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就没有市场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伦理了。

儒家义利之辨反对行为主体的计利之心，反对计较利害得失，这就使得其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相反，墨家以私利为出发点，以兼利、交利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伦理学，虽不完全同于现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但其显然比儒家伦理更为相契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7]353显然，今天看来“亲亲”、“敬长”是不是来自先天，是不是孟子所谓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当然是大有疑问的，他的“仁义礼智根于心” [7]355的“义内”之说能不能成立自然也是大有疑问的。不仅如此，孟子“义”的具体内容由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限定，在现代社会它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简易直接、明白易晓的行为准则和是非善恶标准，也是一个疑问。墨子的“爱利天下”、“交相利”（互利），如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样，反而是一个简易直接、明白易晓的行为准则和是非善恶标准。当然，如同彼此对立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伦理学都是现代西方人伦理思考的重要思想资源一样，无疑孟子代表的儒家伦理学和墨子代表的墨家伦理学，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当今伦理思考的宝贵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陈柱.墨子十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53.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93.

[3]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25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42.

爱与恶的计谋范文第2篇

出自：《血色星期一》

高木藤丸，精通黑客技术的电脑天才，小学四年级时便已经可以非法入侵收费。高木与妹妹以及身为警察的父亲相依为命，他曾因入侵父亲所供职的公安调查厅的计算机系统而被给予了严重的警告处罚，从此他几乎退出了黑客界，也对介入警察工作这一件事充满了抗拒。但有一天，高木不得不再次插手协助公安调查厅的工作。原来四年前他曾以猎鹰的名义入侵了一个组织网站，一举破获了恐怖集团的犯罪计划。如今这个组织卷土重来，并且将恐怖计划上升到了事关东京全市生死存亡的高度。高木的家人和朋友们都被卷入其中，他只好重拾猎鹰的身份。

神崎润，代号J，如同谜团一般充满着神秘感的存在。J不仅与高木藤丸年纪相近，还拥有和他一样聪明的头脑。J是一个天才数学家，也是策划恐怖事件的BLOODY　X集团的总参谋。从小J就在严格苛刻的环境下成长，几乎没有快乐可言，这也使他变得很难信任别人。他有点玩世不恭，将事关别人生死的任务计划当作游戏一般。

虽然J并不是恐怖集团的终极BOSS，但作为策划执行者，他经常与高木藤丸直接对决。作为站在对立面的两个人，他们却不仅仅是简单的敌对关系。J一直希望高木可以加入自己的阵营，他坚信两人的身体里流着同样的血液。两人的目的不同，却都认可着对方。J一直强调着“如果我们一条心，就会天下无敌，就会成为真正的神”，高木虽然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立场，却慢慢地发现“这已经完全是不同的另一场战斗了”……

成濑领（大野智饰）VS芹泽直人（生田斗真饰）

出自：《魔王》

成濑领，成濑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自学通过司法考试的天才人物，不管什么身份的委托人，他都会给予有力的帮助。成濑不在乎名气钱财，因此深得民心。天使的面孔只是他伪装自己的面具，真正的成濑领其实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复仇者。

芹泽直人，有着黑暗的过去，却依旧保持着嫉恶如仇的精神。身为大企业家庭的次子，他不愿按照父母规划的人生走下去，再加上为了弥补自己多年前的错误，芹泽直人在高中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热血刑警。

如同行凶预告一般的塔罗牌逐一出现，芹泽直人最珍视的人接连被杀害。他费尽心思寻找凶手，最后才发现原来凶手就在自己身边，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甚至还当面讨论过案件的发展。当这一切到了最后的对决，出乎意料的真相让成濑领和芹泽直人都几近崩溃，同归于尽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夜神月（藤原龙也饰）VS　龙崎（松山研一饰）

出自：《死亡笔记》

夜神月，这个智商超高的天才少年曾经一直坚信法律和正义可以惩奸除恶，最后却明白自己实在太过天真。有一天，他捡到了死神掉在人间的死亡笔记，意外发现自己竟然可以掌握人的生死。于是他化身为“基拉”，运用死亡笔记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罪犯，打造着自己心目中正义美丽的理想国度，然而却在操控世界的欲望中逐渐走火入魔。

以夜神月的父亲为负责人的警部调查组对一系列案件束手无措，于是国际刑警组织找来了龙崎也就是L来介入调查。L嗜好甜食，举止怪异，却是一个天才侦探，只是通过简单的方法，他便将“基拉”所处的位置缩小到了日本关东地区。

月和L，一正一邪，不断斗智斗勇。看见对方的第一眼，便将彼此锁定为视线里的主角，明明是敌对关系，却互为世界上惟一相信的人，甚至还曾和谐地一起喝咖啡、打网球等。黑与白的界限永远都没有那么绝对，所谓的正义和邪恶也没有那么单纯，月与L，似乎就是彼此宿命般的存在。

龙崎臣司（泷泽秀明饰）VS碧井凉介（锦户亮饰）

出自：《双头犬》

与前面的人物有所不同，龙崎臣司与碧井凉介的关系更微妙，他们是一对亲兄弟。哥哥龙崎臣司被众人视为恶魔般的人物，可他拥有着能够治愈所有疾病和伤痛的神之手。弟弟碧井凉介是如同天使般温柔的老师，却拥有着足以致任何人于死地的恶魔之手。神赐般的力量注定要起波澜，这对兄弟被牵扯进了关乎金融界与政治界的阴谋中，因而站上了对立的两面。

龙崎臣司明明对金钱和权力毫无兴趣，却不断高调地向世人展示自己足以控制人心与生命的力量，并且以此为筹码向商界和政界进军，他的目的让人难以捉摸。碧井凉介憎恨自己的恶魔之手，却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和家人变得身不由己，不得不与哥哥使出的各种招数相斗争。神之手与恶魔之手，是坚决不能相遇的，否则按照宿命的结局便是神之手被恶魔之手消灭，上演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悲剧。

两人一直都是看似敌对的关系，但血缘之亲不容隔断，在不断的对决中，碧井凉介慢慢意识到其实哥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事情发展到最后已经不受兄弟俩的控制，只要有神之手和恶魔之手的存在，一切都不会停止。最后关头，弟弟向哥哥伸出了恶魔之手……但出人意料的是，两种力量相遇并不会取走对方的生命，只是消解了彼此的超能力，两人都活了下来。只是，两人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也再也没有碰见过……

田中梦人（横山裕饰）VS田中爱之助（山田凉介饰）

出自：《左目侦探EYE》

与《双头犬》的设定有点相似，《左目侦探EYE》也是两兄弟的对决。田中爱之助的左眼天生弱视，与哥哥田中梦人相依为命。在哥哥的坚持下，他接受了哥哥的眼角膜移植。手术成功后，爱之助得知了哥哥在实验室爆炸中死亡的消息，大受打击的他坚信哥哥是被谋杀的。顺着左眼会看到的奇怪影像，爱之助走上了为哥哥报仇的道路。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犯罪组织，而组织的幕后指使者就是原本已经宣告去世的哥哥，他的左眼所出现的奇怪影像正是哥哥所设计的犯罪计划。自己深爱的哥哥，竟然变成如此邪恶的人，爱之助在痛苦挣扎后决心要摧毁哥哥的计划。

爱与恶的计谋范文第3篇

如果说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是“老谋子”从影以来的最佳作品，许多人一定会气炸了肺――阴阳怪气、荒谬胡闹，有人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扭曲抹黑版，谴责张艺谋之“堕落”，早已成为网络新一代知识界的热门话题。

然而，《三枪拍案惊奇》真的见证了这位中国电影大师影艺创意的堕落吗?电影虽然改编自好莱坞怪杰科恩兄弟的《血迷宫》，但张艺谋把一出美国荒诞剧加上中国特色：在大西北的荒野，面馆老板王五为人阴险吝啬，老婆受不了，与面馆伙计李四勾搭成奸，王五请来武士张三，要把这对奸夫干掉，但张三毫无职业道德，见王五有钱，谋财害命，把这个雇主杀了，更连面馆其余两个伙计小六和七妹也杀死，最后追杀老板娘和李四，过程阴错阳差。

《三枪拍案惊奇》叫一般小资观众受不了：片中的一伙男女，形象丑陋猥琐，身穿的衣服喧红闹绿，恶紫俗橘。片中没有俊男美女不消说，请来的演员都像先天畸形，不是有点兔唇，就是像唐氏综合症。两个傻大姐遇上一伙牛B，再加一两个，连滚带爬，在一片穷山恶水之间，不是谋财就是急色，张艺谋的镜头，呈现的是一个反智的北方农村世界。

要看懂《三枪》就要明白张艺谋在这出戏之前炮制了什么作品，正如读金庸的《鹿鼎记》，要记得在此之前，上一部作品是《笑傲江湖》。《鹿鼎记》的韦小宝虽然是泼皮无赖，形象下流，却性好自由，无拘无束，刚好与《笑傲江湖》的令狐冲同一系统，只是阴暗表述。韦小宝是对令狐冲的颠覆，《鹿鼎记》也是对自金庸《射雕英雄传》以来，整个武侠道统世界的否定。

同理，《三枪》之前，张艺谋阔别影坛，忙于组织他的北京奥运开幕式。“老谋子”在奥运开幕式呈现的是什么?据说，是中国3000年灿烂文化。奥运开幕式的国民形象，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有人批评有点千面如一的秦俑之嫌，但到底也昂藏七尺，八面威风。张艺谋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光明面，感谢大导演为国家民族呈献了巨大的精力。

然而，在《三枪拍案惊奇》银幕上的一伙中国人，同样源自黄河流域，形象猥琐渺小。《三枪》的戏剧背景是一片贫瘠的黄土，几乎寸草不生，连绵的山脊，黑暗的树影，像一个无始无终的噩梦。在这个噩梦的大背景里，有一伙智商残障的男女，为了钱财和，勾心斗角，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影片中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大家闺秀，影片中的男人不是目露凶光、目无表情的杀人机器，就是软弱无能、看见敌人就吓得屁滚尿流的小男人。

张艺谋先生已经是中国大导演的代表人物。在电影世界中，英国导演大卫・里恩(DavidLean)是英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里恩的《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印度之路》向世界呈现了英国绅士的正面形象。黑泽明是日本电影的象征，其《用心棒》、《七侠四义》、《流芳颂》等，也向人类献上日本武士和大和民族侠义忠勇的国魂。一个导演荣升殿堂级，一旦成为国家品牌，在他的镜头下，本国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就成为外销产品：张大导在奥运开幕式上向世界推出的是雄奇浪漫，却被指为虚幻；《三枪》里的是一伙男盗女娼的痞男贱女，也反映了一个小农中国社会的众生相――自私、愚昧、怯懦，缺乏文化修养，戏中的时代背景暧昧得很巧妙，看上去像古代人物角色，急口令般的网络语言，电视节目的潮语，却又紧扣现代社会脉搏，混乱恶俗色彩也与今天大都市的商场、酒店、夜总会的装饰很相似。逆来顺受、鸡飞狗跳，一众小农角色，最后还是擀面戏耍、歌舞升平，民族的形象，如果随着张大导这出最新作品登陆欧美，《三枪》之奇妙处，恐怕在银幕之外。

爱与恶的计谋范文第4篇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复仇文学中的佼佼者，那么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则是一座不可比拟的高峰。《哈姆雷特》全剧是以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为线索展开的，他的父王为恶叔克劳狄斯所弑，王位被夺，母后被叔父霸占，王储哈姆雷特试图复仇而装疯卖傻。剧中交织着主人公的爱恨情仇，以及他对人生。世界乃至宇宙的思索：“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等等。《基督山伯爵》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一个名叫爱德蒙・唐泰斯的轮船大副受到陷害后的悲惨遭遇，他被投入暗无天日的巴士底狱，因偶然的机遇逃脱并得到一笔财富，日后他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进行复仇的的故事，这部小说前1/4写主人公被害的经过，后3/4写如何复仇，三条线索交叉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之后汇合在一起。这两部作品都以复仇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在与命运抗争过程中渗透着的复杂的人性情感，和在遭遇不幸后人格成长过程，同为复仇的哈姆雷特和基督山伯爵，在复仇过程中也显现出了不少观念以及情感上的共性，

欲望是一种丑陋的罪恶，哈姆雷特与基督山伯爵的仇恨都来源于此。在丹麦王被谋害之前，作为王储的哈姆雷特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抱有纯真的情感，追求平等友善的关系，他有高贵庄严的父亲，贤淑的母亲，貌美的女友以及一群忠诚效力的朋友，当哈姆雷特觉得世界如此美好时，贪婪的叔父不仅谋杀了他的父亲抢夺了王位，霸占了他的母亲，并在哈姆雷特回国时试图谋害他，从此哈姆雷特的美好生活坠入无尽的黑暗，他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世界，残忍的叔父，被谋害而死的父亲，的母亲，反叛的朋友，背离的情人，这一切使得哈姆雷特的世界完全被颠覆了。正如被叔父的罪恶颠覆的哈姆雷特的世界一样，爱德蒙，唐泰斯的世界也经历了同样的颠覆。被谋害前，爱德蒙是莫雷尔法老号的船员并马上要成为船长，将要娶美丽的美塞苔丝为妻，他曾对着父亲欢呼“我回来啦，带着幸福远大的前程和几个钱回来了”，但是情敌弗南对他又嫉又恨，并把拿破仑托付唐泰斯带的一封密信送到了当局手中，审理这个案子的检察官维尔弗发现密信的收信人正是自己的父亲，为了确保自己的前途，他宣判唐泰斯是极度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投入孤岛上的死牢，致使他父亲最终被饿死，未婚妻嫁给了仇人……爱德蒙与哈姆雷特同样拥有高尚纯洁的灵魂，曾经令人羡慕的幸福，同样在恶人的欲望下遭受陷害，在阴谋面前失去了美好的一切，由此种下了仇恨。不得不又踏上了复仇之路。

在这两篇文学作品中，冥冥之中他们都受到了“神”的点播和指引，前丹麦王的游魂为哈姆雷特指明了复仇的目标和方向，而在《基督山伯爵》中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正是法利亚神甫――在最关键的时刻，上帝通过一个凡人显圣，一步步揭示唐泰斯被害的真相。在真相大白之后的复仇之路上，哈姆雷特与基督山伯爵采取的行动有很大的差异，背负着无尽仇恨的唐泰斯在逃离出监狱之后，用八年的时间制定了精密的复仇计划，并不断地训练自己，用从法利亚神甫身上继承下来的智慧、财富向他的仇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没有丝毫犹豫，俨然一个行动的天神。而哈姆雷特在确定复仇之后陷入了无尽的思索与忧愁之中，从未主动出击过，他显得十分被动。相比之下大家都觉得他更像是一个思考的王子。其实不然，哈姆雷特之所以没有像基督山伯爵那样展开迅猛的攻击，是因为他没有基督山伯爵那么多的财富作为复仇的资本和值得信任的人，他一直是孤军奋战，他所依靠的基本上只有自己的思维，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向仇人，重要的是哈姆雷特明白复仇不仅是自己的义务，父亲的命令，更包含了一个王子对整个国家的责任，所以他在行动的过程中显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在复仇之路上，爱情曾给两位英雄带来过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是加深仇恨的催化剂。奥菲利亚在拒绝哈姆雷特的求爱之后，又成为新国王克劳狄斯试探哈姆雷特是否疯狂的工具，而唐泰斯的未婚妻美塞苔丝在等待的期望破灭之后嫁给了唐泰斯的仇人，作品表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男女之爱，爱情使得早已遍体鳞伤的英雄们的仇恨愈加深重，又使英雄们的灵魂得到清醒。

爱与恶的计谋范文第5篇

近年来，官二代或富二代违法乱纪的坑爹事儿不断被媒体曝光，引起民众和司法、教育界人士的关注。其实这类恶少或衙内历代皆有，我们不妨为现代版的“衙内”们寻寻根，看看古代衙内们干的那些事儿与如今有何异同。

“恶少”与“衙内”

《荀子·修身》曰：“端悫顺悌，则可谓善少矣；偷儒惮事（怠惰畏劳苦），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矣。”颜师古注《汉书》，将恶少解释为无赖子弟、无行义者。“衙内”一词本为唐朝的一种警卫武官之名，到五代宋初，藩镇亲卫之官多以子弟任之，世俗相沿，便称呼长官子弟为衙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官二代”。在我国史籍中，衙内一般多指官职，并无贬义。但到了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衙内演变成为权豪势要的代名词。如《水浒传》中那个企图霸占林冲妻子的高衙内，元杂剧中的刘衙内、杨衙内等，他们几乎都是有权有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官二代。

在历史上，衙内大多为恶少，恶少不尽是衙内，而他们活动的地点多集中于京城或大都会，所作所为常激起民愤，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威胁。打击惩处恶少，相对难度不大，如西汉和唐代的京兆尹赵广汉、薛元赏、李绅都曾对长安、汴州等地的恶少严厉打击，成效显著。衙内则不同，他们后台硬，权势大，对其惩处较难，除非是其靠山，或者寄希望于少数清官的智慧与魄力。本文就史书记载和文学作品，给古代衙内的种种劣迹来个二次曝光。

史籍中的衙内

古代史籍中记载的恶少（多为群体代称）较多，衙内也代不乏人，而出身皇室的尤多，下面略举两例。《南史》卷六十五记载，陈叔陵是陈宣帝第二子，后主陈叔宝的异母弟。为人少有机辩，追逐声名，性格强硬。其父陈顼即位后，他封为始兴王，出任江州刺史，年方16岁。后又历任湘州、扬州刺史，前后为政严苛，敲剥百姓，部下畏惮。陈叔陵则日益骄横，起居无常，往往通宵达旦与宾客戏谑，不理政事，滥杀无辜。回京城任职后又修饰虚名，暗蓄异志。还经常干些盗掘古墓，强娶民女的勾当。太建十一年（579年），其生母彭贵人去世，陈叔陵竟然发掘东晋名相谢安的陵墓，将彭氏之柩安葬其中，而且在服丧期内召属下妻女与之奸淫。其种种不轨行径渐被宣帝所闻，但宣帝向来宠爱叔陵，仅仅口头责让而不加惩治。姑息必有后患，等到宣帝驾崩后，陈叔陵在父亲灵前就横刀刺杀兄长陈叔宝和柳太后，接着又占据京城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落得兵败被杀，抛尸大江的结局。儿子们都被赐死，生母彭氏的坟墓祠庙也旋即被毁。

明代大封皇族，奢靡骄横加特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昏庸无赖子孙，仁宗朱高炽的玄孙朱见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朱见潚是靖王朱祁镐的长子，承袭王爵，封地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他兄弟三人，二弟朱见溥与其一母同胞，另有个异母弟朱见澋。朱见潚埋怨母亲疼爱二弟见溥，就囚禁母亲，将其活活饿死。旋又打死朱见溥，骗弟媳何氏入宫而逼淫之。又贪恋堂弟朱见潭的妻子茆氏貌美，便将婶母马氏剃发而鞭之，用土囊（一种杀人刑具，用装满沙土的袋子压死或闷死囚犯）压死朱见潭，强行把茆氏带入自己宫内。还常常纠集一帮恶少年，轻骑微服，渡过汉江去抢夺民女。老三朱见澋怕遭大哥的毒手，遂将其劣迹呈报弘治皇帝，弘治帝召其入京，命廷臣会审，把朱见潚废为庶民，禁锢西内。到弘治七年（1494年），又发现朱见潚与其子有异谋，最终将其赐死。

历代大臣子弟也有不少坑爹的事儿。且不说蔡京、秦桧和严嵩等三对父子，他们既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坑害了国家与百姓；即便是名臣良将之门也难免出不肖子弟。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唐初两位著名贤相，他们同心辅佐唐太宗，促成了贞观之治。然而在他们把精力投入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却忽略了教子、“齐家”的重要性。房玄龄的夫人是出了名的妒妇，连唐太宗都畏惧她几分，这是祸是福不好评论，但被不肖子弟所坑总归是令人惋惜的事。

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官拜驸马都尉、散骑常侍。由于高阳公主极受太宗宠爱，房遗爱也比其他驸马更骄横恣肆，与公主成天游猎无度，纵酒，还大肆收受贿赂。房玄龄死后，房遗爱又图谋夺取哥哥房遗直的封爵，诬告房遗直对公主无礼。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事，却查出了公主与房遗爱的谋反罪状，结果房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诸子流放岭南，连带他老子房玄龄也被取消了配享太宗祠庙的资格。

杜如晦的次子杜荷也娶了唐太宗第十六女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尚乘奉御（掌管皇帝御马的官），封襄阳郡公。史载其性格暴躁诡异，不遵法度。贞观十七年（643年），杜荷与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建议太子李承乾兵变。杜荷说：“天文有变，宜建大事，陛下（指唐太宗）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纥干承基告发太子谋反，杜荷、侯君集等人皆被斩首，其兄杜构受牵连被贬死岭表。

明前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前后仕宦永乐至正统四朝，也是当时的名相，史官将他们与唐代的房、杜、姚、宋相媲美。然而这三家也都出了不肖子弟。《万历野获编》卷十八“三杨子孙”条说：“杨士奇之子稷，淫恶杀人，坐斩瘐死锦衣卫。杨荣之子恭，以尚宝司丞居家，与人争产，法司论杖为民。遇赦求复职，而英宗不许。其孙泰为建宁卫指挥，与子华（一作“晔”）杀人，为西厂汪直所发，坐斩籍没。杨溥之孙尚宝丞寿，殴死家奴，事觉，刑部尚书俞士悦言寿罪虽律当徒（古代五刑之一，强制劳役的刑罚），然奴由恩赐，又祖所爱，今寿杀之，有亏忠孝，请勿以常律论。赖大理卿萧维桢争之得免。然则三杨后人，俱不能承堂构矣。宁特杜荷、房遗爱为千古所慨耶！”

《明史·杨士奇传》也记载：“士奇既髦，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交由司法机构审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因病休假），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月三日卒……有司乃论杀稷。”如此看来，杨士奇简直就是让不肖子给气死的。

嘉靖朝的抗倭名臣胡宗宪，也曾被其子坑得有苦难言。据《明史·海瑞传》，海瑞当年到浙江淳安任知县，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又位于南北交通要道，过往官员较多，地方应酬不暇，百姓不堪其扰。海瑞上任后，严格按标准接待，对吃拿卡要的官员绝不买账，淳安的吏治为之改观。一天，总督胡宗宪之子率一群随从路过淳安，驿站官员不知来者是谁，接待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海瑞听说后，立即赶到驿站，见胡衙内竟然如此胡作非为，上前喝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对海瑞恐吓说：“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的公子！”海瑞冷冷一笑，说道：“胡总督以前巡察路过本县，曾交待一律不得铺张接待。看你们行囊如此充盛，一定是假冒的胡公子。”于是命人将胡衙内拿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收缴充公。事后，海瑞还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胡宗宪教子不严，自知理亏。海瑞就这样巧妙地制服了胡衙内的巧取豪夺，对其他过往官员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元杂剧中的衙内

元杂剧是反映宋元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作品中的衙内形象乃是现实中衙内的艺术概括。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是一出深刻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剧目，其剧情是：北宋时陈州（今河南淮阳）大旱，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朝廷派出权豪势要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去陈州赈灾，临行前刘衙内却让儿子女婿借机搜刮百姓。小衙内等人到陈州以后，勾结当地的斗子（掌管粮仓的差役），小斗出，大秤进，陈州百姓怨声载道。平民张撇古当众揭露其罪行，又被小衙内用御赐紫金锤打死，张撇古遗言让儿子找包公伸冤，最终包青天利用智慧，让小撇古也用紫金锤打死了小衙内，为父报了仇。

剧中的刘衙内父子可谓典型的恶少无赖，刘衙内上场时自报家门道：“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小衙内的定场白更为直露：“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哪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器玩、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跤别翻倒，跺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哪个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蛤蟆养的。”一番自白将其拼爹心理和无赖嘴脸活脱脱呈现出来。

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中有一个杨衙内，他三妻四妾还不满足，又觊觎寡妇谭记儿的美艳，欲强娶为妾。后谭记儿嫁给了潭州官员白士中，杨衙内怀恨在心，必欲置白士中于死地，遂诬告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并动用权势关系从皇帝那里讨来了势剑（尚方宝剑）金牌，亲率几名家丁到潭州来取白士中的首级。但没料到谭记儿非等闲女流，于中秋之夜巧扮渔妇踏上杨衙内的官船，杨衙内见渔妇美貌，又动了邪念，谭记儿将计就计，用酒灌醉了杨衙内及其帮凶，骗得了势剑金牌和文书，使杨衙内的阴谋最终破产。接着杨衙内又被朝廷派来的都御史治了罪，杖八十而削职归田。

武汉臣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同样写包公断案故事，剧中的庞衙内也是个“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的权豪势要，而且专门与穷秀才作对。他夺走了潦倒秀才郭成祖传的宝物生金阁，强占了郭成的妻子，还要了郭成的性命。包公在审理此案时难以走正常程序，于是采取先与庞衙内套近乎，再赚出宝物，诱出口供的方法将其法办。可见庞衙内在官场的势力之大。

刘衙内与杨衙内、庞衙内的上场诗几乎相同，这说明元杂剧中的人物存在脸谱化现象，但其中所揭露的衙内危害社会现象无疑具有典型性，而且是真实可信的。这在元代的散曲中也有反映，如王和卿的《咏大蝴蝶》写道：“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有研究者认为大蝴蝶就是为当时任意强占民女的权豪势要画的像。

古代的衙内们是特权阶层，封建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其罪行难以受到应有的制裁。《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打死了平民张撇古，要不是包拯的智慧，小撇古绝不可能为父报仇。《望江亭》中的杨衙内受到惩处，更是借助了谭记儿的智慧与胆量，一个弱女子能战胜恶势力，其中明显带有理想成分。明代杨士奇的公子罪恶昭彰，也是在杨士奇死后才被绳之以法的。